弘治问刑条例下载

⑴ 哪里有法学论文

明代十二种法律文献版本述略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所辑文献研究之一

摘要：本文是对《诸司职掌》、《洪武礼制》、《孝慈录》、《礼仪定式》、《稽古定制》、《节行事例》、《学校格式》、《皇明祖训》、《洪武永乐榜文》、《律解辩疑》、《军政条例》、《嘉靖事例》等12种明代稀见法律典籍版本的研究。对各文献的作者、制定或颁行时间，内容概要、版本、史料价值及收入《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时使用的底本做了简要的考述。
关键词：明代 法律文献 版本 研究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三、四册收入明代法律典籍十二种。除《军政条例类考》、《嘉靖事例》、洪武永乐榜文中的永乐榜文、《节行事例》中有关永乐、宣德、弘治、正德年间颁行的事例外，其他均系洪武朝的法律和律注文献。
就这些文献的法律形式和内容而言，《诸司职掌》系职制类立法，具有法典性质；《洪武礼制》、《孝慈录》、《礼仪定式》、《稽古定制》、《节行事例》系礼制、礼仪类立法；《学校格式》系学规类立法；《洪武永乐榜文》是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颁行的榜例，《皇明祖训》系明太祖“家法”；《律解辩疑》是对洪武十八九年行用的《大明律》的笺释，系律注文献；《军政条例类考》是明初至嘉靖年间军政、军事条例的汇纂，嘉靖事例是明嘉靖朝颁行的经济类事例的汇编。
现把各法律文献的作者、制定或颁行时间，内容概要、版本、史料价值以及整理时使用的底本分述于后：
一、《诸司职掌》
明太祖朱元璋敕定，洪武二十六年（1393）三月内府刊印。该典籍以官职为纲，下分十门，分别详细地规定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的官制及其职掌。吏部尚书侍郎职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其属有选、司封、司勋、考功四司；户部尚书侍郎职掌天下户口、田粮之政令，其属有民、度支、金、仓四司；礼部尚书侍郎职掌天下礼仪、祭祀、宴享、贡举之政令，其属有仪、祠、膳、主客四司；兵部尚书侍郎职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其属有司马、职方、驾、库四司；刑部尚书侍郎职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其属有宪、比、司门、都官四司；工部尚书侍郎职掌天下百工、山泽之政令，其属有营、虞、水、屯四司；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职掌纠劾百司、辩明冤枉，其属有十二道监察御史；通政司职掌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奏报、臣民实封建言、陈情申诉及军情等事，无属部；大理寺官职掌审录天下刑名，其属有左右寺官；五军都督府断事官掌问断五军所辖都司卫所军官兵丁刑名，其属有左、右、中、前、后五司官。《诸司职掌》是明初最重要的行政方面的立法，为明一代的职官制度奠定了基础。
现见的诸司职掌较好的版本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日本名古屋的蓬左文库和京都的阳明文库藏南直隶镇江府丹徒县官刊皇明制书十四卷明嘉靖刻本；日本日比谷图书馆市村文库藏丹徒县官刊皇明制书十四卷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补刻本；大连市旅顺口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和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七年（1579）保定巡抚张卤校刊《皇明制书》二十卷本。另外，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有《诸司职掌》十卷本，该书前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沈家本序。一九四二年上海中央图书馆据明太祖洪武年间刊本影印，集在该馆所刊《玄览堂丛书》第四十三至五十册。收入《续编》时，以国家图书馆藏南直隶镇江府丹徒县官刊《皇明制书》十四卷明嘉靖刻本为底本，以日本东洋文库藏明万历七年保定巡抚张卤校刊《皇明制书》二十卷本（简称东洋文库本）为主校本。
二、《洪武礼制》、《孝慈录》、《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和
《节行事例》
明廷效法前代各朝，以儒家礼教为治国之本，特别重视礼制、礼仪方面的立法。收入《续编》的这五种文献，均是礼制、礼仪类立法。除《节行事例》成书较晚、被收入万历七年张卤校刊的《皇明制书》外，其他均是洪武年间由朝廷明令颁布。《洪武礼制》颁行年代不详，但据《明史》记载，系洪武间颁行无疑。 该书是关于文武百官每逢天寿圣节、正旦、冬至的行朝进贺礼仪，朝臣奉诏出使礼仪、祭祠礼仪，百官的服色、勋阶和吏员资格，奏启本格式、行移体式、署押体式以及官吏俸禄方面的法律规定。《孝慈录》颁行于洪武七年（1374）冬十一月一日。据《明史》卷九七《艺文二》：“宋濂等考定丧服古制为是书”，书前有明太祖御制《序》。该书是关于丧服制度的法律规定。《礼仪定式》颁行于洪武二十年（1387）十一月，系礼部尚书李原名等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翰林院、大理寺等官奉敕详定，内容是关于百官朝参、筵宴礼仪、出使礼仪、官员拜礼、官员公坐、司属见上司官、公聚序座、官员相遇回避等第、在京官员常行仪从以及官员伞盖、冠带、服色、房舍等的规定。正德二年（1507）二月，明武宗朱厚照敕礼部将包括《礼仪定式》在内的累朝榜例申明晓谕，令臣民一体遵守。 由此可见，此法律曾在明代被奉为定法长期实行。《稽古定制》颁行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十一月，翰林院奉敕编纂，是参照唐、宋旧制对官民房舍、坟莹碑碣等的法律规定。《节行事例》辑录了洪武年间颁行的开读遣使、奉使王国、奉使诸司、奉使蕃国等出使礼仪，以及在京在外官员资格俸给、吏员资格、官吏更姓给由丁忧起复等项事例、释奠礼仪、乡钦酒礼等事例规定。其中也包含了宣德、永乐、弘治、正德等朝的有关礼仪方面规定。该书刊行于何时，有待详考。然详阅此书，内记有正德十六年（1521）二月户部题奏《优免则例》，而《皇明制书》镇江府丹徒县嘉靖刻本中收录有《节行事例》，由此可以推知它成书于正德或嘉靖年间。
现见的《洪武礼制》、《孝慈录》、《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四种文献较好的版本有：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日本名古屋的蓬左文库和京都的阳明文库藏南直隶镇江府丹徒县官刊《皇明制书》十四卷明嘉靖刻本；日本日比谷图书馆市村文库藏丹徒县官刊《皇明制书》十四卷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补刻本；大连市旅顺口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和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七年（1579）保定巡抚张卤校刊《皇明制书》二十卷本。日本内阁文库藏《皇明制书》不分卷明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皇明制书》七卷明刻本，此外，天一阁文物管理所藏有《洪武礼制》明刻本、《礼仪定式》明嘉靖二十年徽藩刻本。收入《续编》时，以国家图书馆藏南直隶镇江府丹徒县官刊《皇明制书》十四卷明嘉靖刻本为底本，以日本东洋文库藏明万历七年保定巡抚张卤校刊《皇明制书》二十卷本为主校本。
在我所见的几种《皇明制书》明刊本中，丹徒县官刊《皇明制书》十四卷明嘉靖刻本，张卤校刊《皇明制书》二十卷明万历七年刻本中辑有《节行事例》。收入《续编》时，以国家图书馆藏《皇明制书》十四卷丹徒县嘉靖刻本为底本，以日本东洋文库藏明万历张卤校刊《皇明制书》二十卷本为主校本。
三、《学校格式》
编纂了洪武初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年颁行的关于国子监和府州县学学规。这些学规曾于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九年（1444）三月、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元年（1465）三月、明孝宗朱佑樘弘治元年（1488）三月、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元年（1506）三月、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元年（1522）三月和十二年（1533）三月、明穆宗朱载 隆庆元年（1567）八月重申颁行。在我所见的几种《皇明制书》明刊本中，保定巡抚张卤校刊《皇明制书》二十卷本中辑有《学校格式》。这次整理时，以日本东洋文库藏该书万历七年刻本为底本，
四、《皇明祖训》
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朱氏天下长治久安、传子万世，给子孙制定的“家法”。《皇明祖训》是在《祖训录》的多次修订的基础上形成的。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四月“诏中书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国及官属之制。” 洪武六年（1373）五月书成，名《祖训录》。 此后二十余年中，朱元璋曾多次修订《祖训录》，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庚寅“重定《祖训录》，名为《皇明祖训》，其目仍旧，而更其《箴戒章》为《祖训首章》” 。其目为十三篇，曰《祖训首章》、《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在《祖训》中，明太祖总结了自己的治国经验，提出了子孙、宗室和后代必须严守的各种制度及其他行为规范。《祖训》被后嗣君主奉为“祖宗成法”，在明代通行。
现见的《皇明祖训》较好的版本有：国家图书馆藏有明洪武礼部刻本，故宫博物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该书明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皇明制书》不分卷明刊本。国家图书馆藏本是刊刻时间较早的版本。这次整理时，以国家图书馆藏《皇明祖训》洪武刻本为底本，以故宫博院藏本为主校本。
五、洪武永乐榜文
原载明人曹栋撰《南京刑部志》嘉靖刊本。其卷三为“揭榜示以昭大法”，共收入榜文六十九榜，均系嘉靖朝南京刑部仍悬挂、使用的洪武、永乐两朝榜文。《续编》中的《洪武永乐榜文》题名，是整理者所加。在这些榜文中，有五十榜是建文四年（1402）十一月二日刑部根据明成祖朱棣圣旨申明的，内有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发布的四十五榜，朱棣执政后发布的五榜，另十九榜是在此之后由南京刑部陆续悬挂的永乐榜文。在这六十九榜中，最早的一榜发布于洪武十九年（1386）四月，最晚的一榜发布于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以申明这些榜文的官署分类：刑部二十五部，都察院十四榜，前军督都府一榜，吏部一榜，户部四榜，礼部八榜，兵部八榜，工部八榜。从有无明确的刑罚规定分类：有具体量刑标准者五十九榜，无具体量刑标准者十榜。从法律适用的对象分类：用于治官、治民者各一半左右。如把这些榜文中的洪武榜文与当时行用的《大明律》比较，可知许多规定属于新的刑事立法，且刑罚大多较《大明律》相近条款量刑为重。这是朱元璋于洪武后期仍未彻底放弃“以威为治”的又一例证。收入《续编》时，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南京刑部志》四卷明嘉靖刊本为底本，并参阅了黄彰健先生撰《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令》 一文后附录的洪武永乐榜文及研究成果。
六、《律解辩疑》
明初人何广撰。何广字公远，华亭人，后徙上海。洪武间以明经为江西令，永乐二年（1404）三月擢御史，五月由浙江道监察御史升为陕西按察副使。此书前有洪武丙寅（十九年）春正月望日松江何广自序，书末有洪武丙寅春二月四明郤敬《后序》。《后序》云：“松江何公名儒，书通律意，由近臣任江西新囗囗囗。未仕之暇，于我圣朝律内，潜心玩味，深究其理，参之于《疏议》，疑者而解之，惑者而囗释之，为别集，名曰《律解辩疑》。”从两序所记成书时间看，书中辑录的《大明律》当系洪武十九年前所颁。黄彰健在《〈律解辩疑〉、〈大明律直解〉及〈明律集解附例〉三书所载明律之比较研究》 一文中，曾对这三律的异同做过对比和考证，指出了该书与洪武二十二年律（即《大明律直解》所载明律）、三十年律的差异，认为《律解辩疑》所载《大明律》系洪武十八九年行用的明律。我也曾对洪武年间所颁的明律进行过考证，认为黄氏的这一推断是有道理的。 《律解辩疑》是现见的明代较早的律注文献，著者对洪武年间颁行的《大明律》进行了讲解和笺释，是一部研究洪武明律及明代律学的宝贵文献。
关于《律解辩疑》的刻本，据我多年寻访，只见到此书一种明刻本。此刻本原藏于北平图书馆，后曾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再之后又迁至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张伟仁主编的《中国法制史书目》 一书在介绍该书版本时说：“洪武年间刊印，刊印者及刊印年分不详”。黄彰健认为今见该书版本系“明永乐以后印本”。 国家图书馆所藏《律解辩疑》缩微胶卷，系北京图书馆据该刻本拍摄。缩徽胶卷中该书封面上写：“《律解辩疑》不分卷，何广（明）撰，明洪武间刻印”。据国家图书馆善本室专家介绍，封面所书文字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拍摄该书时有关人员写的，至于是出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人员之手，还是出于北京图书馆人员之手，尚难确定。现见该书刻本的文字有多处残缺，还有相当多的文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我和吴艳红副教授曾把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明刻本与国家图书馆微缩胶卷逐字、逐句进行了对校，其内容、字体、排印格式及残缺文字等毫无二致。另外，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律解辩疑》抄本，此抄本是据刻本抄录而来，抄录的格式、每页的行数、每行的字数和上下两字均一致，脱漏文字处与刻本也几乎一样，只是抄本脱漏的文字稍多一些，这很可能是抄者因对刻本的有些字辨认不清，故未冒然照抄而致。对于这部书的作者、版本及现见《律解辩疑》是否洪武年间所刻，因史籍有不同记载，学界尚有不同看法 ，应继续予以探讨。关于现见《律解辩疑》刊本刻于何时，检该书卷首“照刷文卷罚俸例”后有一篇类似“序”的文字，内有“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肇造区夏”十三字，可知该书非洪武时所刻。至于何广撰《律解辩疑》事，不仅该书前有何广《自序》和郤敬《后序》可证，且明代其他史书也有记载。《明史》卷九七《艺文二》：“何广《律解辨疑》三十卷”；明刻《本朝京省人物考》：“何广，上海人……尝著《律解辩疑》”。《律解辩疑》作者当系何广无疑。
七、《军政条例类考》
明嘉靖侍御史霍□辑。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据该书序云：霍公“奉命清理两浙军政，深惟宪度，究观典章，博采羣情时事，凡所施为建白，悉中机宜，参酌成书，厘为六卷，名曰《军政事例》云。于是方伯西潭汪君，副宪罗江陈君，请刻以布，用式有政。”“嘉靖壬子（三十一年）秋七月既望，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学校武进薛应旗谨序。”《军政条例类考》辑录了明代自宣德四年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一百余年间，累朝颁布的军政条例一六七条，其中《军卫条例》五十三条，《逃军条例》二十六条，《清审条例》六十三条，《解发条例》二十五条，并辑录了朝臣有关清理军务的题本、奏本二十四件。这些题本、奏本均是经皇帝圣旨“准拟”了的，在当时被奉为“例”，具有法律效力。该书对明代的军卫制度、逃军的解补、军伍的清理、军丁的解发等各类军政事宜进行了详尽的规定。
八、《嘉靖事例》
明人范钦等编。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明抄本。范钦，一字安卿，号东明，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嘉靖时进士，累官兵部右侍郎。范钦为明代著名藏书家，喜购书，筑天一阁藏之。有《天一阁集》十九卷，《嘉靖事例》是其所编书之一。该书辑录明嘉靖朝经济方面的事例八十余件，包括屯田、征田、国公田土、寺田、屯种、田粮、田租、赈田、盐法、茶法、钱法、酒醋、马羊、鱼课、草料、瓜果蔬菜、菜户、积谷造册、桑园、采矿、边储、边饷、禄米、香钱、军粮内府收纳、米俸、仓粮除耗、赈济流民、议处荒政、商税门摊、内府丝料、织染所填缴、官引、违例支俸等。现见的明代经济法规中，有关田粮征解、赋役、盐法、漕运、厂库、屯垦等分类编纂的单行法较多，但把同一朝的各类经济立法汇编在一起的法律文献相对较少。《嘉靖事例》是现存的不多见的同一朝经济类法律的汇编。
现见的明代法律及法律汇编性文献达上百种之多，在刘海年和我主编的《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14卷） 中，收入了明代法律典籍二十五种，主要有：《大明令》、《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大明律直解》所载明律、《教民榜文》、《刑名启蒙例》、《律条直引》、《军政条例》、《宪纲事类》、《皇明成化二十三年条例》、《皇明弘治六年条例》、《吏部条例》、弘治《问刑条例》、《大明律直引》所附《问刑条例》和《比附律条》、《大明律疏附例》所载《续例附考》及《新例》、《嘉靖新例》、嘉靖《重修问刑条例》、《宗藩条例》、《嘉隆新例》、《真犯死罪充军为民例》、《皇明诏令》、《皇明条法事类纂》等。《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是《集成》姊妹篇。按照教学、研究急需和所收录的文献应是代表性的法律等编选宗旨，我们在《续集》中收录了十二种明代法律文献。这些法律文献对于研究明代法制史及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一，洪武朝是明一代立法的奠基时期，对明代法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见的洪武朝的主要法律，在《集成》中收入十种，除《大明令》和《教民榜文》外，基本上是刑事方面的立法。《续编》收入《洪武礼制》等五种礼制、礼仪类法律，《诸司职掌》等行政类立法。这样，现见的洪武朝的代表性法律经整理后，基本上被两书收录，也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洪武朝立法的全貌。
其二，《诸司职掌》是明代最有代表性的行政立法。《大明会典》所依据的材料就是以《诸司职掌》为主，参照《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宪纲》等十二种法律、法规和百司之法律籍册编成，并附以历年有关事例。然《大明会典》除将《大明律》全文照收外，其他法律均是述其概要，并非都是法律原文照录。编纂《大明会典》的目的是为了记载明代的典章制度，方便官吏检阅。许多著述把《大明会典》说成是行政法典，似欠妥当。研究法律制度应特别重视第一手资料，引用法律条文应依当时颁行的法律为据，《大明会典》是第二手的参阅资料。从研究法史的角度看，《诸司职掌》是研究明代行政立法和典章制度首先应研读的重要文献。
其三，《军政条例类考》、《嘉靖事例》是研究明代军事、经济法律制度的珍贵文献。明代较之前代法制的一个重大发展，是经济、军事方面的立法更加完备。现见的明代经济、军事类法律甚多，但大多是某一领域的单行法。军政条例汇纂了明初至嘉靖一百多年中重要的军政制度方面的立法，其内容涉及到了军事立法的方方面面。嘉靖事例虽为一朝的经济类法律汇编，但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因而这两部文献在明代的军政、经济立法中，颇有代表性。
其四，明代律学比较发达，仅现见的私家释律文献就有数十部。明代律学及律例关系理论，是中国法律文化特别是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亟待加强。《律解辩疑》是现存的明代较早的律注文献，它不仅保存了洪武十八九年行用的明律，而且对于研究明律的修订、变化以及明代律学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其五，《集成》和《续编》收录的三十余种明代法律文献，为我们全面了解明代的法律体系提供了丰富资料。在以往的法史研究中，存在着注重刑事法律，忽视行政、经济、军事、民事等法律的缺陷，有些著述甚至以刑事立法史替代立法史，未能全面地反映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全貌。在明代法律史研究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这三十余种法律文献的整理、出版，将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明代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也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注重对各种形式的法律研究，推动法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科学。

⑵ 有人有 大明律法条例 吗

明代综合性法典。

制定过程

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命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刘基等议定律令。十二月，编成《律令》四百三十条，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同时又颁《律令直解》，以训释《律令》文意。洪武六年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以《律令》为基础，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修成，颁行天下。其篇目仿《唐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二十二年又对此作较大的修改，以《名例律》冠于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传统的法律体例结构至此面目为之大变。三十年五月重新颁布，同时规定废除其它榜文和禁例，决狱以此为准。由于朱元璋严禁嗣君“变乱成法”，此次重颁《大明律》后，终明之世未再修订。有变通之处，则发布诏令或制定条例，辅律而行。弘治十三年(1500)制定《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增内三百七十六条；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增内三百八十二条。此后律、例并行。

基本内容

包括：《名例律》一卷，四十七条，是全律的纲领。名例是刑名和法例的简称。它规定了对不同等级、不同犯罪行为论罪判刑的基本原则。其中“五刑”条规定刑有五种，即笞，杖、徒、流、死；在“六律”的具体条款中又有凌迟处死、边远充军、迁徙、刺字等刑罚；“十恶”条规定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种所谓“常赦所不原”的重罪，集中地表明了明律维护封建统治和纲常名教的阶级实质。“八议”即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爵一品及文武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议宾(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确定了皇族、贵戚、官绅的法律特权。这八种人犯罪，法司皆不许擅自鞫问，须实封奏闻，取自上裁。但《明律》“八议”中文武官员的特权与前代比较有所下降。

《吏律》包括《职制》、《公式》二卷，三十三条。主要规定文武官吏应该遵循的职司法规及公务职责。其中“大臣专擅选官”、“文官封公侯”、“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交结近侍官员”、“擅为更改变乱成法”等死罪条款为明律所特有，反映出明代君权及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日趋强化的历史特点。

《户律》分为《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七卷，共九十五条。此律是人口、户籍、宗族、田土、赋税、徭役、婚姻、钞法、库藏、盐法、茶法、矾法、商税、外贸、借贷、市场等有关社会经济、人身关系及婚姻民事内容的立法。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大为增加，《课程》、《钱债》、《市廛》专篇，反映出明代封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宗法关系等方面也有时代特点。不限制私人土地拥有量，但严禁“欺隐田粮”；允许土地买卖，但规定典卖田宅必须税契、过割，并严禁正常土地买卖之外的土地兼并。有关钱粮等事明律科罪较唐律重，但“脱漏户口”、“商嫡子违法”、“别籍异财”、“居丧嫁娶”、“良贱为婚”等科罪却较轻。另外，还规定庶民不准蓄奴，田主不得随意役使佃客抬轿、佃户对田主只行“以少事长”(即以弟事兄)之礼。

《礼律》分《祭祀》、《仪制》二卷，二十六条。此律是对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各种礼仪的法律规定。律中除“留难朝见官员”、“阻挡上书陈言”、“假降邪神惑众”等直接侵犯皇权的行为外，对其馀“亏礼废节”行为(有的尚属“十恶”)的科罪大都较轻，“合和御药误不依本方”、“造御膳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坚固”等，尽管属“十恶”范围，但仅定杖罪。“闻父母及夫之丧匿不举哀”，亦属“十恶”，仅为徒罪。

《兵律》分《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五卷，共七十五条，此律是有关军戎兵事的立法。对军人犯法科罪较重，除在《名例律》中增立“军官有犯”、“军官军人犯罪免徒流”等律条外，复设此专篇。

《刑律》分为《贼盗》、《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十一卷，共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了对刑事犯罪的论罪定刑及诉讼、追捕、审判的原则，是全律的重点。其中对“谋\反”、“大逆”、“造妖书妖言”、“强盗”、“官吏受赃”以及“强奸”等论罪均较重。如“谋反大逆”罪，唐律规定本人处斩，父子年十六以上者绞；明律规定本人“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皆斩；“强盗”罪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官吏受赃”罪，明之死罪起点比唐低得多，此举意在加重制裁直接触犯封建统治的犯罪，与此同时，对“子孙违犯教令”、“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和奸”以及雇工人殴、骂、奸、告家主等间接危害封建名教的罪罚则有所减轻。

《工律》分《营造》、《河防》二卷，十三条，是关于工程营建、官局造作以及河防、道路、桥梁方面的立法。工律设置专篇为明代所独有。

此外，又有丧服图和五刑图。

主要特点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

朱元璋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大明律》是其一生中“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的经验总结，是他经过反复修改，“凡七誊稿”，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他视其为维护朱明皇朝长治久安的法宝。为把《大明律》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朱元璋还汇集官民“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洪武十八年颁行《大诰》，次年又颁《大诰续编》、《三编》，二十一年又颁赐《大诰武臣》，令全国官吏军民诵习。其目的是通过律令的教育和宣传，使广大人民服从封建统治。

《大明律》，是中国明朝明代法令条例，由开国皇帝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而详细制定而成。

制定伊始

按《明史‧刑法志》，元至正25年（1365年），朱元璋占领武昌后，开始着手议订律令。1367年，朱自称吴王，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编修法律。同年年底，律令修成，计令145条，律285条。（明朝中叶以后又有条例，万历时，刑部尚书舒化定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律例相合，令就不再通行了）除此之外，又修了《律令直解》把适用于民间的律令条文及违犯法令的案例，分类编辑成册，颁发到州县。洪武六年（1373年）冬，朱元璋令刑部尚书刘惟谦再次修订律令，第二年书成。经过实践考察之后，又经过三次修改和增删，洪武30年（1397年）才将大明律正式颁发，作为各级司法部门决狱量刑的依据。

内容

《大明律》共分30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贵、议宾），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460条。这种以六部分作六律总目的编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来的，与《唐律》面目已不尽相同，在内容上也较《唐律》有许多变更。又增加了「奸党」一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轻者更为减轻，罪重者更为加重。前者主要指地主阶级内部的诉讼，后者主要指对谋反、大逆等民变的严厉措施。不准「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等，反映了明朝初年朱元璋防止臣下揽权、交结党援的集权思想。

在刑法上，《大明律》渊源于《唐律》，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即所谓正刑，其它如律例内的杂犯、斩、绞、迁徙、充军、枷号、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有的承自前代，有的为明代所创。所谓廷杖就是朱元璋开始实行的，其它大明律未规定的酷法漤刑也层出不穷。至于锦衣卫的「诏狱」杀人最惨，为害最甚。其后又有东厂、西厂、内厂相继设立，酷刑峻法，愈演愈烈，直到明亡。

⑶ 《皇明制书》镇江丹徒县刊本收录了哪些内容

《皇明制书》镇江丹徒县刊本，原有嘉靖旧刊本。万历四十一年，知府康应乾补刻。凡十四卷。第一至第十卷，收录《大明令》《洪武礼制》《诸司职掌》《孝慈录》《礼仪定式》《教民榜文》《节行事例》《稽古定制》《宪纲》等九种，内容与大名府刊本同。第十一卷为弘治吏部条例，计六项九十八条。第十二卷为军政条例，包括宣德四年条例三十三条，正统元年条例十四条，以及正统二年和三年条例。第十三卷为弘治问刑条例，计二百八十条。

⑷ 明朝的驸马能够封什么爵位啊1

在明朝，皇姑称大长公主，皇姐妹称长公主，公主丈夫封驸马都尉（地位在伯爵之上，侯爵之下），其他宗女丈夫称仪宾。
明王朝的皇家，有一条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规矩，即驸马须从平民或低级官吏家庭中选取，而且子弟被选中的人家，近亲中便不能再出仕为官，即使已经做着官的也得退休回家。《明世宗实录》中便记载着这样一句话：“至弘治十三年三法司遂以入问刑条例中，沿袭至今，遂为定例。以故诗礼世家、衣冠世胄，俱不愿与王家结亲，惟闾井白丁扳援宗戚，转相诱引。……覆议‘累朝以不许王亲除授京职，盖亦防闲之道宜然’……”
原来是为了不让王公贵族及大小臣工，借皇家姻亲的身份为非作歹，危害政权。说得倒也头头是道，可是一个家族若有子弟被选为驸马或仪宾，则举族不能应举做官，而所谓的驸马仪宾也不过是做一个领干俸的虚职。这样一来，民间的世家大族、书香门第都视与皇家结亲为畏途。于是，公主及宗女们的丈夫，往往素质参差。
《明英宗实录》中便这样记着：“……富家子弟投托各主婚官员与议婚阴阳人通同作庇，有钱求嘱或虽人物鄙猥，亦称年命相宜堪与成婚，无钱求嘱者虽人物聪俊，遂称年命相克难以成配，以此多不得人。”“各处王府选择仪宾赴京授职，多有人物鄙偎，礼貌粗陋者。……”
堂堂公主宗女，居然会嫁给丑陋顽劣的市井小人，真是悲剧。

⑸ 弘治中兴的政治

明孝宗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先着手人事安排，后改革政策。他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清除佞臣 成化时期，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以方术、房中术进献皇帝得到宠幸，然后与太监梁芳狼狈为奸祸乱朝政，打击忠臣，扶植朋党。明孝宗即位之后立即逮捕了两人，使文武百官皆感高兴。
接着，明孝宗开始整顿吏制，将成化朝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改革首先从内阁开始，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万安遇事除了喊“万岁”，没有半点主张，明孝宗罢免他不久后，和万安一起混日子的尹直也黯然离职回乡，只留下了刘吉。明孝宗看的出来刘吉除了混事，也会干事，接替内阁首辅的刘吉，在弘治年间一反常态，不但时常建言国事，更是对工作极其负责出力。特别是西北的哈密战事，正是在他的统筹下得以圆满解决的。
明孝宗还罢免了大批的“传奉官”，明宪宗时期的得宠的诸多僧道门，也都被赶走，少数罪大恶极的，依法惩治。比如成化年间的和尚继晓，由于仗着明宪宗的宠信，作恶多端，于弘治元年被斩首示众。
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使明朝有了中兴的希望。后来又去掉佞臣李广。明孝宗对于文臣极其礼敬，也别是对待王恕等老臣以及谢迁、刘健、李东阳几位阁臣，更是体贴备至。 重用贤能 在清洗了诸多混日子的大臣同时，明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象王恕、怀恩、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为于谦建旌功祠，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时称朝序清宁。
明孝宗登基后马上召回了王恕，王恕上任后没有辜负明孝宗的期望，在他的主持下开展了官场考察，考察的标准也极其严格：不但经济有问题的要被追查，就连身体不健康不能胜任工作的，也要一概被罢免。仅弘治元年（1488年）从中央到地方经过吏部考察被罢免的官员就多达一百多人。和王恕一样，马文升在部队里面也开展了整顿。除了罢免大批不合格的武馆外，还清理屯田，整顿地方武备，明军的战斗力，一度焕然振作。
正是在王恕和马文升的强力行动下，基层的一批慵懒官员被清除，诸多的才俊良臣得以提拔。
而治水有功的刘大夏于是成为明孝宗身边最受倚重之臣。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刘大夏是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刘大夏更被认为是“弘治三杰”之一。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刘大夏更能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端，恐不多见。明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 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其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
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明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明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发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明孝宗对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也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此后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 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限制宦官 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明孝宗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因而几任锦衣卫指挥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这是明中后期其他朝代所罕见的现象。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明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明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在弘治中兴时期，还留下了一系列忠臣，直臣。例如李东阳，谢迁等等。对于明武宗时期刘瑾乱政在前期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官员考核 明朝官员考核分两种，一种是京察，考核在京的五品一下各级官吏，六年一次；一种是外察，三年一次，考核各地的地方官吏，也被成为“大计”。“大计”期初是由各省的按察司负责，但后来御史权力大增，在永乐时期就逐步变为巡按御史和按察司一起负责考核。但是巡按御史毕竟是中央官员，按察司是地方官员，一点地方上相互勾结，巡按御史也是捉襟见肘。弘治八年（1945年）这条规矩被改了，变为各省的巡按御史和巡抚一起来主持考核，以往有地方司法大权的按察司，彻底靠边站。
这样一来，加强的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官员勾结徇私舞弊，而“大计”制度也有变革，一是巡按的考察内容经吏部判定后，方可允许科道言官进行弹劾。二是考核中不合格的官员，可以上书自辩陈述。这样确保中央威权，也防止冤假错案，官员管理审查力度大大加强。
明孝宗还出现了类似今天“内退”的规定，凡主动提出退休的官员，没有年龄限制，即使40岁提出退休也会被批准。 提高办公效率 明孝宗在位期间还大大加强了办公效率，明孝宗规定，凡是交给大臣讨论的奏章，普通内容的，复奏处理不能超过两天；如果事关多个部门，不能超过十天；如果是涉及战争等重大事务的，最多不能超过十五天。也就是说十五天里，一件奏章必须处理完毕。
这个规矩定下后，明朝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同时期的几个重要经济决策和改革，也从此快速完成。 明孝宗勤于政事，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他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商议政事。
弘治元年（1488年），他采纳大臣的建议，开设大小经筵， 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这一制度是在正统初年制定的，大经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主要是一种礼仪；小经筵又称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问答，是重要的辅政方式。大小经筵制度，在明宪宗朝时一度废置。明孝宗开始坚持日讲，不仅早朝每天必到，又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面陈国事。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孝宗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
明孝宗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据说他有一首诗，常于病中自诵： 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
由于明孝宗锐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明孝宗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的作用。 明孝宗力求节俭，减少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仅皇宫的太监、宫女等各色人员，比明宪宗时期减少了一大半，宫廷开支最俭约的时候，只有成化年间的六成。还停止各类奢靡活动，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各色的民间采办也都叫停，缓解人民负担。他屡次下诏，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肉百姓；还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都十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正统、成化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几次声势还相当大，而弘治一朝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明孝宗在生活上也注意节俭，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曾对朝鲜的国王说： “先皇帝（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明孝宗）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
明宪宗生前爱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红细布裁制的衣，每年要向那里加派上千匹。而这种织品，用工繁浩，名虽为布，实际却用细绒织成。明孝宗当时还是太子，内侍给他送来新裁制的衣服。他说：“用这种布缝制的衣服，抵得上几件锦锻衣服。穿它，太浪费了。”遂谢而不用。他当了皇帝后，下令停止为皇宫织造此布。
明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清明的。 明孝宗重视司法，他令天下诸司审录重囚，慎重处理刑事案件。弘治十三年（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弘治十五年（1502年），编成《大明会典》。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暴的法令，倡导宽仁治国，减轻刑罚。他命内外慎刑狱，任用的执法官吏比较贤明公正。
《问刑条例》正对《大明律》中与现实不符的状态，增补二百七十多条条例。作为大明法律的重要补充，从此律例并行更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由明至清的一个重要特点。 内阁刘吉、徐溥、刘健、丘濬、李东阳、谢迁文臣吏部尚书王恕、耿裕、屠滽、倪岳、马文升户部尚书周洪谟、韩文、周经、佀钟、叶淇礼部尚书傅瀚、徐琼、张升兵部尚书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白昂、彭韶、何乔新工部尚书徐贯、刘璋、曾鉴两都御史史琳、戴珊、李蕙、王宗彝宦官何鼎、蒋琮、李广

⑹ 《皇明制书》的嘉靖旧刊本是什么样的

镇江丹徒县刊本，原有嘉靖旧刊本。万历四十一年，知府康应乾补刻。凡十四卷。第一至第十卷，收录《大明令》、《洪武礼制》、《诸司职掌》、《孝慈录》、《礼仪定式》、《教民榜文》、《节行事例》、《稽古定制》、《宪纲》等九种，内容与大名府刊本同。第十一卷为弘治吏部条例，计六项九十八条。第十二卷为军政条例，包括宣德四年条例三十三条，正统元年条例十四条，以及正统二年和三年条例。第十三卷为弘治问刑条例，计二百八十条。不分卷刊本，选刊者不详。其中除《大明令》、《御制大诰》、《洪武礼制》、《礼仪定式》、《教民榜文》、《孝慈录》、《稽古定制》外，还有《御制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御制大诰》三编计四十三条，《大诰武臣》计三十二条，及《皇明祖训》。此外，还有八册明刻本、嘉靖刻本二十一卷、朝鲜版本三十卷等。北京图书馆藏有镇江丹徒县刊本和八册明刻本。日本东洋文库藏有大名府刊本，蓬左文库藏有嘉靖丹徒县刊本，市村文库藏有万历丹徒县补刻本，内阁文库藏有不分卷本。1967年日本古典研究会将东洋文库、蓬左文库、内阁文库所藏三种刊本汇编影印出版，书后并附有山根幸夫《皇明制书解题》。

⑺ 求助能下载大明律全文的地方

一楼给的地址不错

⑻ 知道这位公主是谁吗

(转载)
明万历十年，明神宗决定要为自己的四妹妹永宁公主选一位驸马。

朱明王朝的皇家，有一条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规矩，即驸马须从平民或低级官吏家庭中选取，而且子弟被选中的人家，近亲中便不能再出仕为官，即使已经做着官的也得退休回家。《明世宗实录》中便记载着这样一句话：“至弘治十三年三法司遂以入问刑条例中，沿袭至今，遂为定例。以故诗礼世家、衣冠世胄，俱不愿与王家结亲，惟闾井白丁扳援宗戚，转相诱引。……覆议‘累朝以不许王亲除授京职，盖亦防闲之道宜然’……”
原来是为了不让王公贵族及大小臣工，借皇家姻亲的身份为非作歹，危害政权。说得倒也头头是道，可是一个家族若有子弟被选为驸马或仪宾，则举族不能应举做官，而所谓的驸马仪宾也不过是做一个领干俸的虚职。这样一来，民间的世家大族、书香门第都视与皇家结亲为畏途。于是，公主及宗女们的丈夫，往往素质参差。
《明英宗实录》中便这样记着：“……富家子弟投托各主婚官员与议婚阴阳人通同作庇，有钱求嘱或虽人物鄙猥，亦称年命相宜堪与成婚，无钱求嘱者虽人物聪俊，遂称年命相克难以成配，以此多不得人。”“各处王府选择仪宾赴京授职，多有人物鄙偎，礼貌粗陋者。……”
堂堂公主宗女，居然会嫁给丑陋顽劣的市井小人，真是悲剧。
陈规陋习与至上的政治利益下，她们遂成为贪官污吏和市井小民卑劣计谋的最大受害者。

现在永宁公主要出嫁了，太监头子“掌管司礼监”冯保仿佛又听到了银子的敲击声。
在收受了巨额贿赂之后，他居然为花容月貌、豆寇年华的永宁公主选了一个身患痨病的梁邦瑞为驸马。
在那个年代，痨病是不治不症。梁家知道儿子命不久矣，巨大的财富不如用来买个名声地位。于是舍出家底，买通了冯保等人，硬是将这个病鬼塞给了公主，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亲。
对于年青的皇帝万历来说，他从小就对喜欢打小报告的冯保畏惧万分，冯保利用太后压制小皇帝，为所欲为。现在又将脏手伸向了永宁公主。

在婚礼上，情绪激动又劳累过度的梁邦瑞就当众吐了血。为这桩婚事敲响了丧钟。
但是他没有想到，做驸马，过了选聘的一关，还远远没有完。

明清两朝的内廷，都设有敬事房，对帝王家的私生活予以严密的管理，并为此制定了一套荒诞的管理制度。敬事房里不仅有宦官，也有女官——可以想象，一类是身体残缺的废人，一类是终生幽闭后宫，连正常男人都看不到的老处女，他们的心理变态会到何等程度。这两类人怎么看得惯别人正当的情欲呢？因此他们常串通一气，在后宫作恶。
皇室的家规里还有这么一条：公主下嫁后，必须派一位这类老女官给她，全权管理公主的大小事务。而名义上已经出嫁的公主，实际上只在公主府里度过大婚的一夜，便要搬回后宫专设的殿宇居住，空荡荡的公主府里便只住着驸马一人，如果公主与驸马要见面谈情的话，驸马必须赶进宫去与她见面。
然而，这样的老女官，最看不惯的，当然就是公主与驸马之间卿卿我我的场面。因此，假如驸马想要入宫去与公主相会，享受夫妻之情的话，势必要遭到这个“管家婆”老女官的百般刁难。公主与驸马如果不拿出大堆真金白银出来行贿的话，根本就过不了她们的关，见不到自己的丈夫（妻子）。

现在，梁邦瑞将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管家婆，以及与她勾通一气的太监群。
管家婆早已知道太监头子冯保在这桩婚事上，大捞了一笔银子，自然胃口大开，对梁邦瑞所送的例行金银不看在眼里，满心希望在这位病驸马身上发财致富。
梁邦瑞自认已是皇亲，却被小小的女官如此作弄，终于忍不住辩解起来。

管家婆恼羞成怒，干脆喊来太监，将这位驸马爷一顿好打，然后拖出宫门，扔在大街上。

原以为人逢喜事精神爽，也许与皇家联姻，能疗疾愈病的梁邦瑞万万没有想到，做上了驸马，会是这样的遭遇。本就病体支离的他气得浑身发抖，当街便大口大口地吐起了血。
梁家人将梁邦瑞抬回家中救治，却是药石无灵。
成婚不过一个月的梁邦瑞就此一命归西了。

可怜的永宁公主，在这短暂的一个月婚姻里，根本就没有和自己的驸马有过夫妻之实，当然更谈不上孕育儿女。
而倡导贞节的朱明王朝，后妃都要为帝王殉葬，上好则下效，民间更因此贞女烈妇层出不穷。高贵的公主流着皇帝的血脉，虽然不用为臣子驸马殉节，但是也没有再嫁的可能。

在苦苦地守了二十年寡之后，永宁公主离开了人世。
二十年中，她唯一的安慰，就是一手制造她人生悲剧的“大伴”冯保，在猖狂了十余年之后，被终于成年掌权的神宗皇帝发配到南京，去看守孝陵，不久自尽。

当永宁公主去世的时候，给她装殓的人心酸地发现，她竟然还是一个处女。
可怜她连自己的丈夫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楚过，假如死后真有灵魂，她都找不到自己的驸马梁邦瑞的魂魄。

永宁公主的悲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公主选婿的规矩。

⑼ 永宁公主的简介

万历十年（1582年）3月15日，明神宗封胞妹为永宁长公主，并为之选驸马，由司礼监太监冯保负责。冯保在收受贿赂后选择京城中一位身患痨病的富家子弟梁邦瑞，首辅张居正极力赞同，李太后也被他们蒙在鼓里。婚礼当日，梁邦瑞竟鼻血不止，沾湿礼服，几乎不能完成仪式，而太监们竟还坚称是挂红吉兆。梁邦瑞在结婚后又遭到太监、宫女屡次勒索，且被打骂，不到两个月（5月9日）便告身亡，永宁公主竟终生不识闺房之事 。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永宁公主逝世。 朱明王朝的皇家，有一条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规矩，即驸马须从平民或低级官吏家庭中选取，而且子弟被选中的人家，近亲中便不能再出仕为官，即使已经做着官的也得退休回家。《明世宗实录》中便记载着这样一句话：“至弘治十三年三法司遂以入问刑条例中，沿袭至今，遂为定例。以故诗礼世家、衣冠世胄，俱不愿与王家结亲，惟闾井白丁扳援宗戚，转相诱引。……覆议‘累朝以不许王亲除授京职，盖亦防闲之道宜然’……”
原来是为了不让王公贵族及大小臣工，借皇家姻亲的身份为非作歹，危害政权。说得倒也头头是道，可是一个家族若有子弟被选为驸马或仪宾，则举族不能应举做官，而所谓的驸马仪宾也不过是做一个领干俸的虚职。这样一来，民间的世家大族、书香门第都视与皇家结亲为畏途。于是，公主及宗女们的丈夫，往往素质参差。
《明英宗实录》中便这样记着：“……富家子弟投托各主婚官员与议婚阴阳人通同作庇，有钱求嘱或虽人物鄙猥，亦称年命相宜堪与成婚，无钱求嘱者虽人物聪俊，遂称年命相克难以成配，以此多不得人。”“各处王府选择仪宾赴京授职，多有人物鄙偎，礼貌粗陋者。……” 堂堂公主宗女，居然会嫁给丑陋顽劣的市井小人，真是悲剧。 陈规陋习与至上的政治利益下，她们遂成为贪官污吏和市井小民卑劣计谋的最大受害者。
现在永宁公主要出嫁了，太监头子“掌管司礼监”冯保仿佛又听到了银子的敲击声。 在收受了巨额贿赂之后，他居然为花容月貌、豆蔻年华的永宁公主选了一个身患痨病的梁邦瑞为驸马。 在那个年代，痨病是不治不症。梁家知道儿子命不久矣，巨大的财富不如用来买个名声地位。于是舍出家底，买通了冯保等人，硬是将这个病鬼塞给了公主，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亲。 对于年青的皇帝万历来说，他从小就对喜欢打小报告的冯保畏惧万分，冯保利用太后压制小皇帝，为所欲为。现在又将脏手伸向了永宁公主。
在婚礼上，情绪激动又劳累过度的梁邦瑞就当众吐了血。为这桩婚事敲响了丧钟。 但是他没有想到，做驸马，过了选聘的一关，还远远没有完。
明清两朝的内廷对帝王家的私生活予以严密的管理，并为此制定了一套荒诞的管理制度。内廷不仅有宦官，也有女官——可以想象，一类是身体残缺的废人，一类是终生幽闭后宫，连正常男人都看不到的老处女，他们的心理变态会到何等程度。这两类人怎么看得惯别人正当的情欲呢？因此他们常串通一气，在后宫作恶。
皇室的家规里还有这么一条：公主下嫁后，必须派一位这类老女官给她，全权管理公主的大小事务。而名义上已经出嫁的公主，实际上只在公主府里度过大婚的一夜，便要搬回后宫专设的殿宇居住，空荡荡的公主府里便只住着驸马一人，如果公主与驸马要见面谈情的话，驸马必须赶进宫去与她见面。 然而，这样的老女官，最看不惯的，当然就是公主与驸马之间卿卿我我的场面。因此，假如驸马想要入宫去与公主相会，享受夫妻之情的话，势必要遭到这个“管家婆”老女官的百般刁难。公主与驸马如果不拿出大堆真金白银出来行贿的话，根本就过不了她们的关，见不到自己的丈夫（妻子）。
现在，梁邦瑞将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管家婆，以及与她勾通一气的太监群。
管家婆早已知道太监头子冯保在这桩婚事上，大捞了一笔银子，自然胃口大开，对梁邦瑞所送的例行金银不看在眼里，满心希望在这位病驸马身上发财致富。梁邦瑞自认已是皇亲，却被小小的女官如此作弄，终于忍不住辩解起来。
管家婆恼羞成怒，干脆喊来太监，将这位驸马爷一顿好打，然后拖出宫门，扔在大街上。 原以为人逢喜事精神爽，也许与皇家联姻，能疗疾愈病的梁邦瑞万万没有想到，做上了驸马，会是这样的遭遇。本就病体支离的他气得浑身发抖，当街便大口大口地吐起了血。 梁家人将梁邦瑞抬回家中救治，却是药石无灵。 成婚不过一个月的梁邦瑞就此一命归西了。
可怜的永宁公主，在这短暂的一个月婚姻里，根本就没有和自己的驸马有过夫妻之实，当然更谈不上孕育儿女。
而倡导贞节的朱明王朝，后妃都要为帝王殉葬，上好则下效，民间更因此贞女烈妇层出不穷。高贵的公主流着皇帝的血脉，虽然不用为臣子驸马殉节，但是也没有再嫁的可能。
在苦苦地守了二十年寡之后，永宁公主离开了人世。 二十年中，她唯一的安慰，就是一手制造她人生悲剧的“大伴”冯保，在猖狂了十余年之后，被终于成年掌权的神宗皇帝发配到南京，去看守孝陵，不久自尽。
当永宁公主去世的时候，给她装殓的人心酸地发现，她竟然还是一个处女。 可怜她连自己的丈夫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楚过。
永宁公主的悲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公主选婿的规矩。
在永宁公主辞世后不久，神宗自己的女儿也到了女大当婚的年纪，依宫规都在婚后返回宫城居住。 有一位公主曾经召唤自己的驸马入宫会面。当驸马来到时，“管家婆”正在别处饮酒找乐子，没能及时赶回来收取“过路费”，等到老太婆喝得醉熏熏地闻讯赶来时，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驸马已径自入宫与妻子会面了。管家婆大怒，居然借着酒劲直冲进公主寝宫，向正在浓情蜜意中的公主驸马破口大骂，还召来宦官将驸马赶出了宫。
公主又羞又气，天亮以后便去找母亲诉苦。谁知管家婆早已向皇后告了黑白颠倒的一状，将公主说得十分不堪。 万历长年冷落正宫皇后，这位皇后终生没有生育，而且深陷在宠妃妒忌的漩涡里。这场黑状自然告得很是地方。
结果，公主反而被嫡母训斥了一番。 驸马闻讯，想入宫去为妻子辩解，却被管家婆的太监假夫带人堵住，打得头破血流。
此事是如此处理的：管家女官失职换人（换汤不换药的玩艺，有啥用呢）、打人的太监毫厘无伤，公主驸马倒因违反宫规，被罚三个月不得会面。 明代宦祸，以及公主的凄凉生活，由此可见一斑。 父亲：明穆宗朱载垕
生母：孝定太后李氏
同母姐妹：三姐寿阳公主朱尧娥、五妹瑞安公主朱尧媛
同母兄弟：兄明神宗朱翊钧、弟潞王

⑽ 请教明朝法律制度~~~

一、历史概况
元朝末年，统治腐朽，经济崩溃，黄河决口，灾难连年。农民无法生存，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出生佃农的朱元璋率领的一支红巾军，不久在江南地区迅速崛起。朱元璋是濠州人，家道极为贫寒，从小给地主放牧牛羊，岁时旱蝗大饥，父母兄弟相继饿死，朱元璋无所依照，投奔寺庙当了云游和尚。当元军围剿义军，滥杀无辜，和尚也做不下去的时候，不得已，17岁那年，投奔郭子兴的农民起义军，他作战勇敢，富有才干，足智多谋,受到郭子兴的器重,被召为女婿。后来，这支起义军就由朱元璋领导。他善于用人，1368年，朱元璋以应天为京城，称皇帝，建立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在重新统一封建国家之后，采取了奖励垦荒，减轻赋税，加强封建法制，整顿吏制等政策，使封建经济又呈现出暂时的复兴景象。为巩固明朝天下，明太祖把儿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势力尤其强大.明太祖死后,朱棣为争夺帝位与建文帝发生了“靖难之役”，1402年，朱棣夺取帝位，就是明成祖，1421年，从南京迁都到北京。明朝中期以后，皇帝经常不上朝，大权由宦官掌握。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预示着明王朝的衰败。明朝末年，困苦不堪的百姓又遇到天灾。1628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1644年，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被清军打败。明朝灭亡。

二、立法思想

明代统治阶级的立法指导思想，主要是掌握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权力的皇帝和参与立法的大臣的立法观点。当然主要是朱元璋的思想，他不仅将大权集于一身，还以他个人的思想统一全国，立法思想与他的出身相关。他崇尚法家的君主专制主义、暴力镇压主义，主张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他的法制思想其实是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以严刑酷法为主，德礼教化为辅，法儒结合，刑礼并用。这是中国法制思想史上的一大变化，适应了极端专制统治的需要。

1．立法因时制宜

明代的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到明神宗，都主张法律要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确定刑罚的轻重。朱元璋对皇位继承人太孙朱允炆所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即虽然他本人把刑用重典作为一时的权宜，并要求子孙们适时而变，采用轻刑，但从总体趋势上看，随着专制政治的日趋腐朽、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刑罚不断加重。朱元璋认为元朝的败亡，在于中央昏暗不明,软弱无力,各级官员作威作福，纲纪败坏，法纪无存。宋元以来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刺激，地主豪绅盘剥兼并，贪官污吏巧取豪夺，均达到疯狂局面，只有采用重刑，威慑臣民，才能巩固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2．立法必须礼律结合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颁行《大明律》时明确指出：“朕有天下，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已久。”明礼和定律相结合，从而治理天下，这是朱元璋一贯思想。他的继承者建文帝进一步宣传崇礼赦疑，礼重于刑的思想，其用意也是礼律结合，巧妙使用。这是从历代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的，独刑罚可以压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一时之效，但并非长治久安之策。就是说，刑事镇压和德礼教化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三、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从起草、修改到颁布，共历时三十余年。说明朱元璋十分重视封建法制建设，他不仅把个人的意志上升为全国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孙代代遵守，“群臣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大明律》于是成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条。后世的法律学者评议说《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体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的楷模。后来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袭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极端专制主义统治在立法上的体现。

2．《明大诰》

朱元璋亲自编辑的四篇：《大诰一篇》、《大诰续篇》、《大诰三篇》、《大诰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训斥等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关严惩官民过犯的案例汇编和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由于《大诰》是御制圣书，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还以权力为后盾，采用各种各样的宣传手段对大诰进行强制性的宣传普及。他要求家家户户都要有《大诰》，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则减等处刑；若没有，则加重处刑。并命令各类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试考 《大诰》 ，命乡民集会宣讲大诰。结果全国上下购买大诰，讲读成风。有十九万的宣传队伍。

3．编例

明朝的例又称条例，是皇帝就某一具体案件的判决所下的诏令，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弥补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遗奸。但总体而言，因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随时作出的判决，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随意性的体现，因此汇编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发展。它不仅能补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数量太多，导致“人不知律”。可见，统治者的意志变化，不能不破坏法的统一。

4．明会典

它是行政法规。取材于官藏档案史册，内容广博，记述详备，可称得上明朝行政法规全书。体例上，与《唐六典》有相同之处，它采取官统其事、事归于职的编制方法，即以官职分卷，卷下记载有关的律令、事例。但《明会典》以六部为纲，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标明种种条目，这是与《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说明它更适应了明朝绝对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