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讨论

❶ 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发展跟不上两会怎么不讨论

说不定讨论了没跟你讨论。

❷ 法律法规前面老百姓和领导之间有没有区别我们面对面讨论，座谈合不合理的

理论上没有区别，实际吗......
座谈很合理啊。

❸ 法律法规中讲的"重大行政处罚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这里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指什么是否包括科长

你所说的科长，按通常理解是机关某个部门的负责人，而机关负责人一般都是局长等，不管他是什么行政级别。县级行政单位一般为正科级，其局长为正科级，为机关法定代表人，其机关负责人一般都是班子成员，要是集体讨论的话，主管具体业务部门的科长也可以列席，所以是有可能包括科长的。

❹ 讨论法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建议你看一本法理学的书 上面有你认真找就找得到 我给你到网上找复制一大堆可能用处也不大 法律与经济发展 第一,政府的立法必须要兼具防制性与促进性的双重功能。我们一方面要运用法律以保障人民的权益,而另一方面也要用以增进公共福利。因此,法律应该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工具。法律必须能领导活动的进展,而绝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 我们应该可以用日本的经验来证明: 经济法规应配合社会经济结构的进步与变动而随时修正。例如,日本的造船工作,虽具相当规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几乎已为盟军完全摧毁,且其设备与技术亦已远落在美国之后。故在战争甫经结束的一段期间,造船业的恢复甚至显得并无多大希望。但经颁布法律,对自己电动焊接机械及其他造船机械免除进口关税,并自美国引进新技术之后,造船业开导突飞猛进。经过十年多后,日本在世界造船业中已居于领导地位。日本法律允许关税税则随时修订,以配合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战后经济能有非常的快速进步,法律的高度配合与适应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而间接的也是日本人对于立法特别重视的结果。在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及内阁固均设有法制局,各部会也都有立法顾问人员,专门担任法律的修订工作。即使从事经济活动的民间机构,也相当重视立法,且经济提出修订法律的建议,也因此,日本的法律才能适当的灵活运用,随时适应实际需要。 同样,在于其他若干国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将法律继续不断修正的事例,例如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便都设有立法资料室。国会图书馆藏有极丰富的参考资料,也对立法工作颇有贡献。 然而,台湾现行政政府机构中,却并未设立类似的法律研究单位,因此,我们便不能经常进行法律的研审与修订工作,结果遂使立法赶不上时代的进步。 诚然,要使立法随时赶上时代,并不简单。主要的必须一般民众能了解有这种改变的需要,才有成功的希望。举例而言,在制定与执行有关空气污染与水污染的法律时,这种法律能规定到如何程度或能发生如何的效果,就要视一般公众对于国民健康与经济福利所了解的程度来决定。因此,如何以普遍的教育来激起广大民众的新观念,将是法律修订能获致成功的先决条件。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谨慎的计划并加以有效的倡导。 第二,法律修订的方向必须以孙中山先生首创的三民主义为基础。根据国父学说,为经济发展所作的一切努力,均须以实现民生主义为目标。经由投资得利润固然是合法的,成功的企业家的财富累积,也因此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过度的财富集中与不正当的企业竞争,仍将破坏社会秩序,而应该严格制止。政府已采行累进课税的所得制度,以期达成公平分配财富与所得的效果,但也仍须制定类似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案,以防止独占行为。 第三,法律的修订工作应遵守下述几点原则: (1)所有法律的制定须充分顾到当前的时势、国情以及经济发展程度,俾其规定能切实配合实际需要。事实上,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不同的法律。虽然这时陈旧的立法会阻碍经济发展,但是将已开发国家的法律,不加适当修改,迳行移植于开发中国家也会显得荒谬而不切实际。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已开发国家的若干成就,有时可以很快的采行开发中国家,但有些成就却不是短期所能获得的。因此,盲目接受整套新的立法,并不能发挥充分的效果,并可能会弊多于利。(2)法律规定必须要能适切的解决现实的问题,陈义过高,不切实际,势将毫无意义。当然,法律的规定也不能自相矛盾,或与事务的常理相违,为使法律规定便于实施而无困难,于制定法律时,自必须对有关事务作充分了解。 (3)法条的形式,在质与量上应尽可能予以简化。现行经济法规颇为繁杂,且有重复矛盾情事,修订法律时,立法者必须谨慎删除为繁杂,且有重复矛盾情事,修订法律时,立法者必须谨慎删除无法再适用、重复与矛盾的规定,俾新颁法律能够因简化与法典化,可以随时适用,发挥其效能。 (4)在研订法律时又必须同时考虑到执行法律所需要的人力与物力。换言之,在颁布法律时,应对各有关机关的设备能力预作适当的考臣,以确保日后执行不会发生困难。关于食物与药品管理的立法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一年半,经合会因经行政院指定研讨本案,即曾广泛征询与管制药品、食物、饲料、农化品、兽医用药等业务有关机关之意见。经合会同时也建议台湾省政府设立一个专案研究小组和一个管理食物和药品的机关。而且除了必要的设备与人员外,省政府也必须能提供充足的预算以供运用。因为,如果没有适当的财力,此项对公众健康有重大利益,且为保护大众消费者利益所不可缺少的工作,势必不能顺利实行。 最后,经济立法一定会涉及许多非经济部主管的业务。因此,修订经济法规时,经济部必须与各有关机关保持密切合作。例如,关于免税事项,须征询财政部意见。修正有关国民健康与公共卫生的法律,必须与内政部共同合作。事实上,我们在进行法律修正工作之前,必须征询所有有关机关的意见,并适当的考虑其所提建议。此外,为避免意见相互冲突以阻碍法律修正工作的进行,须先审慎的研订修订的原则,并明确的阐释其意义。如此,则即使整个修订工作不能不分成若干阶段完成,也仍能确保政府政策前后一贯。 在立法过程中有关政策的订定,则须经由行政院详细讨论,俾能符基本政策,而不致受到任何机构本位主义的影响。 现在可以下一结论,即法律规定乃直接的影响于人民的权益与活动,因此必须根据社会发展随时修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情况的随时变动,也必须有新的法律以适应社会的变迁。所以,我们所需要的立法,是富于机动性的法律,作为促进社会安定与进步的动力。 本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将暂以两年为期。为了能在此短期间完成较重要的法律修订工作,必须就预期立法院能于1966年完成立法程序的法律修订案,订定工作的进度表。希望本会的工作进度能配合立法院一年两次的会期,使本会在每六个月期间内所研拟的修正草案能适时呈报行政院通过后提出,由立法院于次一会期内完成立法。倘能如此,则本会将可达成一项极有价值的目标———助于两年内为台湾经济立法的现代化奠定继续发展的基础。 作者：李国鼎 时间：2007-11-22 9:46:00 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❺ 讨论当前我国土地法律法规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中国的法律应该人性化一些，现在中国的法律根本无情，是一种奴化名族的管理方式，法律只对造成后果的人进行惩罚，对那些挑事、惹事、先行犯罪的人处罚很低，比如小偷偷你东西，你追他，他摔死了，你就会被判刑，这在国外都是笑话，中国的法律在这样的话，会亡国的，人都没了血性，没了感情

❻ 谈论法律权威的论文

依法治理是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形式，它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机关在行使国家管理职能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执法必公。但是，当前依法治理工作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然较为严重。本文以为，要突破当前依法治理工作面临的困境，必须在维护法律权威上下功夫。
（一）树立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
依法治理，法律处在具决定意义的中心地位。要促进全社会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就必须对影响法治观念形成的相关因素进行积极的改造和重塑。其一，是培养人们的守法意识。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守法精神的形成关键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动机，而这种愿望和动机又缘于人们对法的信仰，他说，“说这种动机基础是人格因素的一个部分，绝不等于说他是天生就有的。它不过是通过灌输（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化）被固定在个性之中的东西，因此，它如果没有灌输这种社会性的相互作用过程便得不到产生，而且这种灌输如果没有社会的人们期待和要求，这种动机基础的价值观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它如果在社会中得不到某种程度的普及，近代法就不能在现实中形成社会秩序并维持社会秩序”。[1]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相同的见解，他说：“以法治国，就是要求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绝对地服从法律权威”。他认为以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依，而且更要做到人人自觉守法。可见，普遍的守法观念不仅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依法治理的起码要求。其二，正确的法律教育至关重要。知法是守法的前提，守法精神是通过教育和灌输形成的。但仅有法律的普及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要通过正确的法律教育树立起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这种守法的精神才能真正确立。因为，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的形成是密切联系的，权利是法的内核，没有对权利的要求，就产生不了对法的需求和渴望。权利意识的增强可以导致法治观念的生长，反之，法治观念的增长，也必将推动人们权利意识的扩张。因此，普法工作的关键不能囿于让人们知法，更重要地是在于培养人们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并用这种观念规范和制约各级党委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促其依法办事。唯有如此，普法工作对培养法律至上的精神才是有效的。否则，再大的普法投入也将徒劳。在我国，为了让人们知法懂法，先后进行了一五、二五、三五普法工作，目前的四五普法又已启动，但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普法后，违法行政的现象仍然那么普遍呢？原因就在于此。推进依法治理工作，并非对现有法律的简单宣传，而应是对人们守法精神和法治文化的一种塑造过程。换言之，就是要致力于人们守法观念的形成和对法律的信仰，这也是普法的应有之义。其三，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要真正深入人心，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期待。这就必须使法律真正成为规范人们权利义务的有力工具。即当人们的权利受到损害时，法律能够及时进行补救。因为这种补救功能的实现，必须以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为前提。公民对法律的信赖一方面决定于法律本身是否能够反映和实现公民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又决定于国家、政府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只有国家和政府对法律本身的尊重、服从与遵守，才能导致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否则将会摧毁公民对法律的信念，甚至走向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守法程度直接关系法律至上观念的成败。因为完全缺乏对法律的经验，人们尚可以相信法律的价值及其作用，保留对法律的企盼；若是一种恶劣的‘政府都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摧毁关于法律的信念，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信心。法律不能维护人们的合法权利，那么，人们对法律的信念和期待就会消失。因此，要培养法律至上的观念，最关键是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要严格依法办事。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试想，在一个法律只是要求人们尽义务，却没有对人们的权利予以有力维护的社会里，人们又怎能形成对法律的信赖呢？川岛武宜认为，“法秩序没有主体者积极自觉的遵守法、维护法的话，法秩序是得不到维持的。如果没有守法精神，而仅靠权力，是不能得以维持的。”只有法律在社会中得到普遍的遵崇，守法意识才会根深蒂固。这种守法意识不仅是针对民众的，更是针对作为执法主体的广大行政执法部门，尤其是领导者。只有这样，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才会形成，并反过来促进依法治理工作向深入发展。
（二）对法律运作质量进行有效监督
在我国，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目前已建立了一整套法律监督机制。从国家监督机关来看，有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审判机关的监督；从社会监督来看，有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有政协、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监督，有人民群众的监督，有法律职业的监督和新闻舆论的监督，监督体系不可谓不完善。但由于这种监督机制可操作性较差，其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仅以国家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为例，其监督方式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审查“一府两院”依法呈送的规范性文件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并作出相应决议；质询；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并进行处理；开展执法检查；视察；督促办理人民代表和委员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审议撤销职务案；专题监督等。这些监督方式由于监督内容大多集中在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对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监督往往难以顾及，且缺乏相关的具可操作性的监督方式和监督内容，以至在许多时候这种监督已流于形式。而恰恰是这种被忽视的权利构成了民众“法治信心”的基石。对民众权利的忽视，无疑对守法精神的形成将是至命的。由此可见，完善我国的法律运作监督机制，不仅仅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重要体现，更是推进依法治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从形式上说，我国的法律监督体系是比较完善的。问题出在监督难以落到实处，即监督乏力上。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走监督功能法制化的道路。即对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人民群众、新闻舆论等监督主体实施监督的范围、监督的方式、监督的内容、监督的职责义务等方面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使之具体化、制度化，以增强监督实施的可操作性，使这些监督职能从抽象的一般性规定中走出来，变成实实在在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同时，应成立法律运作监督受理的专门机关。当前，我国已制定了很多的法律法规，但在行政执法上有法不依的现象却很突出，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许多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的部门去组织实施，没有法律运作状况的相应监督部门，使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闲置的法律”现象。一些权威人士指出，我国在快速推进立法的背后却存在着对法律不重视、执法不力的隐患。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有法不依的现象相当普遍，许多地方得到认真执行的法律只占一小部分，法律无人执行或执法难的问题突出，目前有近三成到四成的案件执行不下去。人们对法律熟视无睹。事实证明，法律监督主体的多元化并不等于监督机制的完善，关键在于对这些监督提出的问题是否有一个受理查办的专门机关。我国法律监督机制的问题正是出在对社会各界发现、提出问题的查办落实难以到位上。因为，这种传统的监督方式并不是把暴露出来的问题交给另一个独立于问题之外的第三个部门去查处，而是监督部门提出问题后，又把问题的查纠责任交给出问题的相关职能部门，这样就往往造成相关职能部门为了维护部门利益和声誉，对查摆出来的问题避重就轻，甚至人为阻挠，以至暴露出来的问题久拖不决或不了了之。如此反复，监督主体不仅丧失了监督的兴趣，就连被监督机关对这样的监督也很不以为然了，因为这样的监督并没有因为法律的规制而给他们带来任何压力。其结果，损害的是公众对法律秩序的信心。这就是当前相当一部分公民不愿意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而采取群体上访、群体闹事、堵塞交通、冲击党政首脑机关的深层原因。要改变这种直接危害社会政治稳定的被动局面，就必须解决当前一些地方有法不依、一些领域无人执法的问题。在强化原有的法律监督渠道的同时，国家应通过法律监督受理的专门机关，专门负责对所有法律运作情况进行监督，建立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违法从受理到查处全程查办的工作机制，以彻底解决当前出现的“闲置的法律”现象，使法律真正发挥其规范社会的作用。此外，还应建立一套快捷灵敏的违法纠错机制。依法治理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治理能否有效推行关键在行政执法机关。换言之，当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不依法办事的就是某些国家行政执法机关，推进依法治理的最大障碍和阻力就是来自于某些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因此，要改变当前依法治理工作的被动局面，还必须从治理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入手，建立起责、权、利明晰的快捷灵敏的违法纠错机制。对国家行政执法机关执法枉法、不依法办事、违法决策造成的一切社会后果，要通过法律机制予以及时查纠。把执法主体违法行为的查处纳入法律范畴，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而不仅仅是以当前的行政处罚或党内处分的形式来解决党委政府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违法问题。对因政府行政决策失误、执法犯法造成群众利益受损的，应通过立法予以追偿，由独立于行政执法机关之外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查办，并将这种追偿责任落实到行政执法机关的相应责任人身上，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相应处罚，以警示一切违法行为，树立群众对法律的信心。如此，才能形成社会公众对法律权威的普遍遵崇，使守法的意识深入人心。目前，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作保障，对党委政府决策失误和行政执法违法或偏差造成的群众权利损害往往得不到追偿，不仅损害了党委政府的形象，也极大挫伤了群众对法律的信赖，还可能导致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对权力的滥用。如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越俎代庖，对本属企业的行为却以政府的名义搞硬性的“拉郎配”，给群众造成损失后却百般推卸责任，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假种子案、强行规定农民种植烟草案等就是典型的例子。但由于目前尚没有关于政府行政行为失误和执法违法造成损害赔偿方面的立法，更没有相应的执法监督机关，因此造成损害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受到责罚的微乎其微。违法和失误既然不承担相应责任，执法犯法、随意决策甚至胡作非为就可能大行其道，如此反复，人们心中的法治信念便荡然无存了。因此，没有对违法责任的追究，要推进依法治理工作、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是不可想象的。

❼ 法律问题讨论讨论

小高的行为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过失
应定过失致人死亡

❽ 讨论通过的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违背了法律法规怎么办

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确认无效

❾ 全国人大讨论和制定法律法规行驶什么权力决定权吗

不是，是在行使立法权。
1.全国人大审议和通过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法规的事项，都是在行使立法权。
2.讨论和任免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在行使任免权；
3.审议和通过国家发展规划、国家外交政策、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等重大事项的决定，是在行使决定权。
4.审议和通过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以及派出执法检查组坚持政府执行法律情况等，是在行使监督权；

❿ 法规的讨论稿是否可以作为执法的依据。

在制作执法文书时，如何引用法律的规定具体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应当依法引用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依据。引用时应当准确完整写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称、条款序号，需要引用具体条文的，应当整条引用。
第二条 并列引用多个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引用顺序如下：法律及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司法解释。同时引用两部以上法律的，应当先引用基本法律，后引用其他法律。引用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先引用实体法，后引用程序法。
第三条 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文书引用规范性法律文件，同时适用本规定第四条规定。
第四条 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
第五条 行政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解释或者行政规章，可以直接引用。
第六条 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第七条 人民法院制作裁判文书确需引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存在冲突，根据立法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无法选择适用的，应当依法提请有决定权的机关做出裁决，不得自行在裁判文书中认定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