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条例

㈠ 什么是官员问责制

所谓官员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
实施官员问责制的重要意义：
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责任心
第一，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责任心
政府官员的权力和责任始终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在接受人民赋予权力的同时，就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但正像孟德斯鸠说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见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官员是行政权力的把持者，也是行政资源的分配者，如果官员能够不受严厉处罚地获取较多的利益，低成本低风险地违法犯罪，那么他们利用权力换取私利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大，不法行为也将日益频繁，这势必给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造成损失。因此，要规范官员行为、防止违法乱纪，必须增强官员的责任心，建立系统完善的问责体系。在“官员问责”制下，不是只有贪污受贿的干部才会受处罚，如果官员没有懂得权力的真正含义，其权力没有为民所用、所谋、所系，那就会因失责而受到责任追究。官员问责制“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的基本原则则很好地彰显了对官员责任心的这一要求，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责任心。
有利于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选拔机制
第二，有利于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选拔机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突出的是在领导干部“能上”方面进行了不少大胆的尝试，推出了许多积极的举措。但是，在“能下”方面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人事制度中“能上”与“能下”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能下”的渠道不畅顺，势必影响“能上”工作的顺利进行。建立健全官员问责制度，通过对领导干部失职失误行为做出硬性的制度约束，疏通“能下”的渠道，让那些无所作为者下台，才能使那些有所作为、大有作为者上台，最终达到“能者上，庸者下”的目的，形成良好的能上能下、新陈代谢的用人机制。
有利于整肃吏治
第三，有利于整肃吏治
领导干部是一种特殊职业，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承担着重要使命，要具备高度的敬业精神。已开始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的官员问责，正在冲击太平“官念”。这种官员问责制给中国4000多万名各级干部的仕途平添了风险，使为官变成了一种高风险职业。只有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要有两个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时刻具备三个能力：学习能力、观察能力、协调能力，做好各项本职工作，才能适应新的要求。而且在官员问责制的理念下，实现了用干部、管干部的部门从“权力主体”向“责任主体”转变，谁用的干部谁管理，干部工作失误、失职，用干部和管干部的部门负有连带责任。这就促使干部主管部门使用干部必须坚持德才标准，选拔任用那些“靠得住、有本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而且还要加强对干部的日常管理，督促他们掌权为民，从而整肃了吏治，优化了官员队伍。
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
第四，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塑造为民责任政府。
在一个强调法治、民主的现代国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尽其自己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督、宏观调控的职能，同时又要求所有参与政府管理的行政官员必须具有负责精神行使权力，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问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助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中明确政府及其行政官员应承担的责任，从而提高其依法行政水平，实现政府及其行政官员职能职责的归位、定位和正位，塑造一个守法、守责、守信、守时的当代责任政府。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从源头上对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权力、职责进行必要的约束和规定，防止和阻止其滥用、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同时，行政问责制还弥补了国家法律上的空白，不仅对行政官员的“乱作为”要问责，对“不作为”和“无作为”的也要问责，这样，势必能够促进行政官员工作作风的转变，提高责任政府的效率。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责任制度
第五，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责任制度，加速行政国际化的进程。
实施行政问责制，是国际目前比较通用的做法。虽然，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其问责的具体规定和操作方法也都有所不同。但是，在掌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中有权必有责、违规违法必追究的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加速行政国际化的进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责任制度。行政问责制比责任追究制的含义在外延上更为宽泛。责任追究，是一种过错追究；而行政问责，则不仅仅是过错追究，而且还包括非过错追究。因此，行政问责的指向是：乱作为、作为不力、不作为、无作为。也就是说，行政问责它不仅是指有错、犯法要追究，同时也包括能力低下、推诿扯皮等也要追究。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重大意义，既在于防患于未然，也在于惩前毖后。惩罚、处分只是行政问责的手段，而防患、预防才是行政问责的目的。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是我们在当今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最好的制度载体。

㈡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学习问答的图书目录

第一章 总则
1.什么是问责?
2.什么是问责制?
3.什么是官员问责制?
4.实行党政官员问责制的意义是什么?
5.什么是行政问责制?
6.行政问责制与责任追究制度有什么区别?
7.行政问责制与引咎辞职有什么区别?，
8.行政问责制与上问下责有什么区别?
9.行政问责制与高官问责制有什么区别?
10.实行行政问责制的意义是什么?
11.制定颁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目的和依据是什么?
12.什么是党章?
13.《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4.什么是党内法规?
15.党内法规与党内制度有什么区别?
1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9.《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适用对象是什么?
20.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21.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的，是否就可以免受纪律追究或者刑事追究?
22.党员在受到问责的同时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的，依照什么规定处理?
23.行政机关公务员在受到问责的同时应当给予政纪处分的，依照什么规定处理?
第二章 问责的情形、方式及适用
24.党政领导干部有哪些情形的，应当实行问责?
25.什么是特别重大事故?
26.重大责任事故罪与自然事故有什么区别?
27.重大责任事故罪与技术事故有什么区别?
28.开展特别重大事故调查时应当遵循什么程序?
29.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察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是什么?
30.对于特大安全事故应当怎样进行责任追究?
31.对于特大、重大责任事故责任人员行政处分应当怎样进行分级审批?
32.对于在安全生产领域的违规违纪行为，应当怎样给予处分?
33.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守什么规定?
34.什么是行政强制措施?
35.什么是行政强制执行?
36.什么是群体性事件?
37.当前频频出现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38.应对突发事件应当遵循什么规定?
39.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遵循什么规定?
40.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41.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应当遵循什么原则?
42.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机关应当怎样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43.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的对象是什么?
44.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45.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的方式是什么?
46.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日常监督检查应当遵循什么规定?
47.怎样强化领导班子内部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
48.怎样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制度?
49.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应当怎样坚持和完善组织(人事)部门与纪检机关(监察部门)等有关单位的联席会议制度?
50.怎样加强组织(人事)部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内部监督?
51.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应当怎样加强群众监督和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52.对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问题应当怎样进行调查核实?
53.对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的，应当怎样追究纪律责任?
54.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出现问题的，应当依照什么规定实行问责?
55.党委(党组)、政府以及党委和政府的职能部门的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应当怎样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承担相应责任?
56.党委(党组)、政府以及党委和政府的职能部门的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应当承担哪些领导责任?
57.哪些单位应当负责领导、组织对下一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的考核工作?
58.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应当怎样进行追究?
59.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应当遵循什么规定?
60.什么是失职、渎职行为?
61.什么是直接责任?
62.什么是间接责任?
63.什么是领导责任?
64.什么是主要领导责任者?
65.什么是重要领导责任者?
66.什么是一般责任?
67.怎样正确认定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
68.怎样正确区分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
69.什么是法定职责?
70.渎职罪的主体包括哪些人?
71.什么是党组织负责人的失职、渎职行为?
……
第三章 实行问责的程序
第四章 附则
……

㈢ 重庆市政府通过的暂行办法实行官员问责制度的内容,主要体现了行政领导的哪些责任,

《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这是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高官问责制”，标志着中国开始为官员问责建立法制保障。

《办法》的问责对象包括重庆市政府各部门的行政首长，以及参照执行的部门副职、派出和直属机构的“一把手”。被问责的7类18种情形包括：第一类，效能低下、执行不力，致使政令不畅或影响市政府整体工作部署的，包括未完成政府交付的工作任务等；第二类，责任意识单薄，致使公共利益或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失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包括瞒报、虚报、迟报重大突发事件，以及组织群众大型活动，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导致重大事故发生等；第三类，违反法定程序，盲目决策，造成严重不良政治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的，包括随意安排使用财政资金或国有资产造成浪费或资产流失，以及重大建设项目发生严重质量问题；第四类，不依法行政或政治不严、监督不力，造成严重不良政治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包括机关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工作态度生硬，以及指使、授意工作人员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进行违法违纪活动；第五类，在商务活动中损害政府形象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包括在招商引资活动中不讲诚信、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进行招投标的；第六类，行政首长本人在公开场合发表有损党和政府形象的言论，或行为不检、举止不端，有损公务员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第七类，市人民政府认为应当问责的其他情形。根据不同的情形，被问责人将被分别追究取消当年先进评选资格、诫勉、通报批评、书面检查、通过媒体公开道歉、停职反省和劝其辞职7种责任。

重庆市法制办有关人士认为，问责办法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关键在于抓住了当前人们十分反感的“官场恶习”，这些“不作为”或“作为不当”的恶习除非酿成大祸，否则很难上升到法律、纪律监督的层面，但这些问题恰恰损害了政府形象、干群关系和决策效率。因此重庆市出台的问责制度规范办法，从过问的角度，是在我国现有的法律监督和法律监督之外开辟的第三条监督通道；从追责的角度，是在现有的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之外的第三种政治责任。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重庆市政府法律顾问杨明成认为，从张文康、孟学农的悄然引退到马富才、刚占标的引咎辞职，表明了责任政府的理念已付诸实践、深入人心。但“官员问责”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问责之事，无问责之法。重庆市出台的官员问责制度实际上第一次将问责制上升为制度层面上的强制规定，是在问责制度方面一次突破性的探索，因此有着广泛的借鉴意义。

从舆论情况看，重庆市制定政府规章强化行政首长问责制受到群众的欢迎。重庆市一家咨询类外资企业员工曾小姐将之称为“百姓制约行政官员”的办法。她说：“启动问责程序简单易行，公民举报、新闻曝光、工作考核结果等以及司法机关、相关行政单位提出问责建议都可以。以前我在一些政府部门办事经常被踢皮球，今后我可以对部门工作态度差服务差进行问责。”私营企业主程远说，有的政府部门找理由对企业进行重复收费，希望问责制的实施够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也有部分人认为责问制很好，但不知能否真正达到效果。新华网的一位网友说，重庆市日前又陆续出台了11类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20类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相信在这样的配套制度保证下，问责制度不会是“一纸空文”。

一些接受采访的重庆市行政部门的干部认为，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纪律制度还不尽完善，导致对政府官员的履职情况和施政效果很难量化，而这一问责制度有较强的震慑力，例如严重失职的行政官员将被劝辞职。因此势必促使政府的工作责任制得到切实落实，促进政府执政水平的不断提高。

重庆市政府法制办的调查表明，重庆市部门“一把手”普遍认为，问责制的实施可能会在如何处理大胆创新和依法行政的关系上增加了一定难度，但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下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也是大势所趋。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院长王学辉教授说，建立责任政府正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从不问责到问责，再到以法制保障问责，靠法律和制度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体现了中国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心。

㈣ 问责条例的问责对象及责任追究范围有那些

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四条 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第六条 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问责：
(一)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
(二)党的建设缺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生活不健全，党组织软弱涣散，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问题突出，党内和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
(三)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管辖范围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突出的;
(六)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㈤ 如何完善政府官员的问责制

给你个论文（节选）

中国行政问责制完善的对策

1.明确行政责任

具体来说,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责任,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具体权限和责任。因为,“当任何人都不知道谁应负责任的时候责任就等于零”[5]。各级政府机关要以列宁所说的“一定的人对所管的一定工作完全负责”[6],以及邓小平所说的“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各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7]为指南,将本单位的责任细化、量化到单位内部的每个岗位和每个人。“权力和责任必须一目了然。官员的‘明显责任’原则必须发挥作用。”[8]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各负其责、各司其职。
2.强化异体问责机制
其一,加强权力机关问责。在中国加强人大的问责功能是异体问责一个最为关键的突破口,当务之急是要把各级人大对于政府和政府工作的监督问责权力细化、具体化和强化。细化和具体化是指要通过法规制度的形式使这样的监督问责范围明确、渠道清晰并具有可操作性。比如,人大机构对政府行为监督问责的直接作用——审查权、建议权和否决权,必须明确规定应用的方式和运作机制。强化则是指这样的监督问责必须通过增强人大在行使其权力时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来予以大力加强。比如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要自觉地尊重和维护人大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各级人大为实施监督问责功能所需的资源必须得到保障,例如专职人大代表的比例应予增加,常任人大代表应配置相应的工作人员、办公场所和设备,等等。人大在启动问责制过程中,除了行使上述质询权、调查权、罢免权和撤职权之外,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主要责任人引咎辞职制等,以切实增强人大监督问责的手段和力度。
其二,加强司法机关问责。司法机关是一种重要的问责主体,它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问责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刚性问责。当行政权力侵犯公民的合法利益时,司法问责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追究官员的法律责任,才能从根本上震慑那些不负责任和触犯法律的官员。司法问责既是最有力度的问责手段,也是其他问责主体的最后屏障。加强司法问责,就要建立检察机关与党政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协调机制,加大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力度,将其他规范性文件这类抽象行政行为也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并且追究行政人员在行政诉讼败诉案件中的责任。
其三,加强新闻媒体问责。新闻媒体监督问责的作用是巨大的,“只有在公共舆论面前,所有的权力才会变得沉默,所有的偏见才会消失,所有的特权利益才会被取消”[9]。可是,在中国的新闻媒体监督尚未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想方设法阻止新闻媒体对有关政府工作进行采访、报道,从而影响了新闻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为此,要通过加强新闻立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审稿权、批评权、报道权和调查权以及侵权责任等,为新闻媒体问责提供可操作性的程序和法律保障,使新闻工作者能更好地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同时,作为新闻媒体本身也要及时报道,不能报喜不报忧,不能扭曲事实。
其四,加强社会公众问责。随着公众民主意识的增强,社会公众成为异体问责的另一重要主体。要加强社会公众的问责,保证其监督的有效性。具体而论,必须确立公民的行政问责主体地位,以法的形式加以确定和保护;必须健全公民行政问责的程序,解决公民如何问责的问题,根据公民具体问责事项,明确规定问谁、谁处理、答复时限、处理过程、赔偿标准等问题,确保公众行政问责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制度,为社会公众问责提供有利条件;必须健全人民举报制度,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采取措施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监督的积极性。还可以通过建立让老百姓反映社情民意的政府网站,监督各级政府行政部门是否“有作为”。

3.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

首先是制定《行政问责法》。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比较多,散见于各种政策文件中。这其中既有党的条例,又有政府的规定;既有由中央部门出台的,也有不少是由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但都没有达到法的高度。因此,要在认真总结全国各地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启动制定《行政问责法》的工作,以法律的形式对行政机关公务人员的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各种方式予以明确。尤其是要严格区分:哪些属于政治责任、哪些属于经济责任、哪些属于道义责任;哪些属于纪律责任、哪些属于法律责任;哪些属于直接的主要的领导责任、哪些属于间接的次要的领导责任。根据责任性质、情节轻重、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承担责任的方式也不同。有些只要作一般的处理就行了;有些需要进行党纪、政纪处分;还有一些需要进行刑事处罚。对此,都需要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
其次是修改完善某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现行的某些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由于制定得比较早,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利于行政问责制的顺利推行。如《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一些相关规定就与《公务员法》的一些规定不一致,对此,必须进行修改,使之相互吻合一致。各地也要根据《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精神,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制定具有操作性的有关行政问责的实施办法或实施细则,对行政问责的适用对象、范围、标准、程序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使行政问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再次是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如果法律不能被执行,那就等于没有法律。”[10]对于行政问责制而言,同样如此。我们不但要制定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使行政问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且要不折不扣地狠抓落实,使行政问责制的有关规定真正落到实处,防止出现不应有的偏差。尤其是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过程中,要将通报批评、书面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一般的问责方式,与纪律处分、刑事处罚等问责方式严格区分开来。这三个不同层次的问责方式,适用于不同的情形,在实践过程中既不能相互混淆,也不能相互代替,尤其是不能用引咎辞职等一般的问责方式代替党纪、政纪处分,甚至代替应当受到的刑事处罚。同时,要做好三者之间的相互衔接工作。

4.培育新型行政问责文化

首先要以正确的理念引导新型行政问责文化。当前的行政问责文化建设首在问责理念建设。要利用“善治”理念引导问责文化建设。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因而,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多元主体对政府工作进行责任追究的作用,充分发挥公民、第三部门和私人部门在治理网络中对政府问责的作用,促进行政问责文化的建设和完善。还要树立法治理念,推动行政问责文化建设。即树立法治观念,形成依法问责的行政问责文化,破除行政问责过程中的“权力崇拜”文化。[11]
其次要以深入的教育塑造新型行政问责文化。行政问责文化教育一方面包括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深入持久的职业道德、职业素质和行政问责教育。通过这种教育提升公务员的公共道德、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水平,深化其对行政问责制的认识;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公众进行行政问责教育,使其正确认识和对待行政问责,提升其参与行政问责的积极性,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健康、向上、民主的行政问责文化氛围。

5.健全政府绩效评估机制

一要拓展政府绩效评估主体范围。要从多元主体的角度对政府官员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健全民主考评机制和公共责任机制。要拓展政府绩效评估主体范围,就得协调各绩效评价子系统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减少主体之间的摩擦,形成和谐统一的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体系,实现政府绩效评估的外部评估与内部评估有机统一,有利于促进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相结合,促进问责主体明确化。政府绩效评估的外部评估包括:政党评估、国家权力机关评估和公民、社会团体、社会舆论机构、中介机构评估;内部评估包括:政府机关内部评估、人事部门和审计机关评估。
二要规范政府绩效评估程序。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对政府官员政绩实现程度进行考量的问责机制与模式,其实质也是一种变相问责的过程。完善绩效评估程序是落实追究政府官员政绩实现程度的根本保障,只有在对政府官员的政绩进行科学、真实、公平、公正的评估基础上才能真正地问责。所以,通过规范绩效评估程序,确保程序设计一环紧扣一环,才能紧扣问责制逻辑主线来确保问责机制的落实,从而促进问责程序无隙化、长效化和制度化。
三要确定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充分发挥绩效评估的导向、推进、激励和监督作用,科学确定政府绩效指标体系,并按照绩效指标的要求和内容进行问责。不仅要评估和问责政府及其部门的经济绩效,还要评估和问责政治绩效、文化绩效和社会绩效。按照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战略目标及一系列战略部署,以“五个建设”为框架构建绩效指标体系,将“五个建设”工作全部细化为可量化的绩效指标,明确“五个建设”的重点目标责任,紧密联系政府组织的职能定位。同时,确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还要注意几个结合:当前指标与战略指标的结合;通用指标与特色指标的结合;业绩指标与成本指标的结合。

㈥ 问责追责区别

【法律分析】
1、问责是追责的前奏，也就是说对于某个错误，先进行调查核实，核实后就是追责，顾名思义也就是追究责任。问责指的是调查核实的那一步，追责是指追究责任那一步。

2、问责，本身是个舶来品。 问责是追究政府官员的责任，意即权责对等，是政治文明的体现，要建立责任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最近的一系列问责事件，反映了高层治理官员队伍的决心。

3、追责，是指通过侦_、起诉、审判活动，查究特定人因实施刑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而依法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消除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

【法律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三十七条 违纪行为有关责任人员的区分：

（一）直接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党员或者党员领导干部。

（二）主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三）重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次要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本条例所称领导责任者，包括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第四条 党委（党组）应当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问责工作的领导，追究在党的建设、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

纪委应当履行监督专责，协助同级党委开展问责工作。纪委派驻（派出）机构按照职责权限开展问责工作。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依据职能履行监督职责，实施本机关本系统本领域的问责工作。

㈦ 结合行政学原理简述我国官员问责制的益处

问责制在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图)
2008-10-06 09:26:41 来源: 北京日报 网友评论 0 条 点击查看 问责制：走向常态、刚性

特邀嘉宾：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刘 春（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陈雄飞（司法部副研究员）

问责制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

主持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被“问责”，有人形象地称2008年为“问责年”。怎样看待问责制在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毛寿龙：自2003年以来，行政问责广泛地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这显示出中央致力于建立“责任政府”的坚定决心。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下，不少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问责制度，强化了官员的责任意识。从近年实施的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

陈雄飞：如果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来看，问责制度可以看做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行政问责在我国自启动以来，无论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还是对重塑政府责任和形象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导致一批官员被追究责任，此举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肯定，民众拍手称快。

另外，从制度设计和目前各地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看，这一制度不仅有利于避免行政权力在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异化，确保政府的政治责任，也有利于避免政府职能的官僚化，优化公务员队伍、密切干群关系、促使行政管理者认真履行职责，有利于约束公务员和其他行使行政职能的主体，促使他们真正对人民负责。

行政问责制的重心不应该仅仅放在责任追究方面，而是要注重预防失责行为发生

主持人：如何全面理解问责制？

陈雄飞：我国当前对行政问责的理解和适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比如将问责简单等同于领导引咎辞职、等同于上级对下级吏治的整顿、等同于出现事故后的惩罚举措。上述举措其实在古代封建社会甚至奴隶社会就已经实行，如果将现代意义上的问责制简单等同于上述举措，显然还没有真正触及问责制度的根本意义。

理解问责的含义，首先要从政治高度理解。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政府机构是责任政府。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立法机关，而且是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对权力机关负有严格的政治责任。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落实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根本保证是责任政府体制，即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的体制和其他国家机关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体制。行政问责制度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必要手段。

全面理解问责制，还要在观念上加深对行政问责制度的深层理解。实际上，行政问责并不仅仅是让政府官员事后为其行为承受相应的责任。行政问责制的重点在于预防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时刻提醒政府官员注意自己的言行，及时化解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就此而言，行政问责制的重心不应该仅仅放在责任追究方面，而是要注重责任预防。要有效地防止相关责任的发生，就需要实行制度性、常态性问责。制度性、常态性问责意味着行政主体必须按照制度规定，依照程序接受问责主体（立法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公众等）经常性的质询、听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询问要做出及时而令人满意的答复等等。

问责制要通过程序保障官员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

毛寿龙：就形态来说，问责制主要有两种，一是行政性问责，一是程序性问责。前者的依据是行政性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比较模糊，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问责往往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志，被问责的官员，往往处于十分消极被动的地位，是免职，还是引咎辞职，还是其他处分，都由上级来确定。与此不同，程序性问责的依据都是法律性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都非常明确，都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是不是被问责不取决于临时性的行政决策。行政性问责往往是责任政府运作的开始，但要使责任政府稳定而有效地运转，就需要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完善责任制度的法律基础，通过程序保障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尽可能减少问责过程中的“丢车保帅”、“替罪羊”问题。

行政问责谨防异化为“丢卒保车”的手段

主持人：在问责制执行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一些人所说的“丢车保帅”的情况？

乔新生：有时我们看到，一些官员刚刚调任某个地方，结果因为发生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而引咎辞职；有的地方官员在没有安全监管义务的情况下，却由于事故重大，不得不辞去现任职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当然很多，但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还缺乏具体的公务员工作细则，党政机关干部职责还不清晰、岗位还不明确。从表面上来看，党政官员职责重要，但仔细深究就会发现，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具体职责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一个地方出现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之后，上级官员往往根据安全生产事故的社会影响，决定罢免官员级别的高低。一些地方党政官员非常重视安全生产责任，但无职无权，在提高安全生产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少数官员虽然具体负责安全生产责任，但由于缺乏必要的人事权和财权，很难改变生产现状，所以，发生安全事故之后，他们只能饮恨成为“替罪羊”。所以，如何做到权责对等，也是今后完善问责制的一个课题。

陈雄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问责做秀甚至问责异化。问责的目的不仅仅是追究责任，更是为了预防，为了问题的真正解决。但是目前问责多是局限在引咎辞职、免职阶段，对于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以及如何真正解决问题涉及的往往很少。事情过后，往往是一切照旧。另外，一些地方的问责仅仅为了暂时平息民愤，或者转移公众注意视线，对一些责任人明降暗升、另外委以他任等。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有了问题的人不能复出，但是至少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程序和更加严格的考核机制，而不是这边说免职，那边马上重新任命，将问责作为一次对公众的做秀。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出于淡化事件影响的考虑，将问责之后的免职、辞职作为替代刑事责任的理由，这样，行政问责就异化为“丢卒保车”的手段。

毛寿龙：官员问责在我国尚待形成一整套成熟健全的制度或机制，现在有的地方官员，虽然按照某一问责办法被问责，如给予行政处分，但并不影响其升迁，致使这种问责的效果受到质疑，给群众的印象是处分并不重要，只要他有关系，照样升官；还有的官员，虽然“引咎辞职”或被撤职，但很快又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致使社会上议论纷纷。在这个问题上，既要防止对那些被问责的官员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也要防止过快地让其复出，甚至让其凭不正之风将问责的效果虚化。对于那些确有所长，或者在实践中重新赢得社会尊敬的，应当通过公开的方式，特别是通过群众选举的方式，允许其重新参政。特别是对于主动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可以予以适当安排，并建立跟踪机制，对进步较快、在新的岗位上作出成绩的，可根据工作需要予以提拔使用，努力形成领导干部既能上能下又能下能上的良好局面。

主持人：官员被问责原因多种多样，问责方式也各有不同，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那么请问，问责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乔新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只有“免去职务”的概念，没有“引咎辞职”的概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外，才有“引咎辞职”的问题。换句话说，所谓“引咎辞职”，不是上级党政机关主动要求党政官员辞去职务，而是党政官员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主动承担行政伦理和社会伦理责任。现在一些党政干部虽然“引咎辞职”，但是，职务消费待遇不变，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引咎辞职”随意性的现象，“引咎辞职”的行政伦理和社会伦理功能就会大大削弱。

问责制如何走向更加完善？

陈雄飞：问责制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还不长，总的来看，这一制度是好的，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但在实行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今后完善的方向和重点。

一、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还没有专门的、完善的成文法。问责的主要法理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这三种规范性文件中只有《公务员法》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其它两种规范文件虽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只能算是执政党的内部纪律规范。

二、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以至于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

三、问责程序不健全。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问责启动程序，问责机制如何启动往往取决于行政领导的意志，没有规范可供遵守。目前问责的处理程序也不健全。比如当前我国人大的问责职能虽有法律规定，但是如何在问责程序启动之后，执行听取报告、质询、调查、罢免、撤职、撤销等问责环节，在法律上仍然缺乏可操作的程序。

四、目前的问责主体和问责范围过于狭窄。现有的问责还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同体问责，缺乏人大、政协、民众等异体问责，更缺乏对上级的问责。仅仅是同体，仅仅是上级对下级，这样的问责制度显然难以实现责任政府的目的。在问责的范围上，行政问责一般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且一般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行政问责事由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问责一般只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问责的环节也多局限于执行环节而少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主持人：如何以问责制为突破口，积极稳妥推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乔新生：中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涉及到的问题千头万绪，过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划分不明，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之后，地方政府官员承担更多的责任。前几日国家技术监督检验总局局长的“引咎辞职”，标志着中国行政问责制度正在发生悄悄完善，“刑不上大夫”的现象正在改变。

完善问责制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刘春：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职人员的问责机制，既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健全和完善问责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首先，问责的责任主体制度。即由谁来启动和实施官员责任追究的体制和机制。问责制的实施保障，首先是须具备完善的问责责任主体制度。现代问责制的实行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问责制的完善必须体现巩固和完善民主政治的目标，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就需要将问责制的完善与党内民主的健全和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相联系相协调。而不能将问责制简单地等同于上级惩罚下级。固然，在行政问责制下，须强化上级监督下级的责任，但根本上是为实现向人民负责的目的。所以，在强化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问责责任的同时，为建立问责的长效机制，也须运用已有的其他制度资源来健全官员问责制。例如，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宪法和法律对各级政府的各项监督职权，人民政协通过协商问责对各级公权机构的监督，人民团体依法进行政治参与的监督，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其次，问责的对象。问责的对象即向谁追究责任的问题。问责就需要严格划定责任对象范围。也就是哪些人需要承担公共权力不当使用或者未尽职责的责任。在这方面，近年来的问责对象主要是针对行政官员，但考虑到现实的公共权力格局情况，问责对象的范围并不仅限于此。一般来说，问责对象的划定，需要按照权责相一致的原理来进行。授权的范围有多大，就应当在多大的范围内问责。否则，若问责与现实的职责格局不符合，则难以起到问责的真正作用。我国的问责制正在不断建设中，这是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第三，问责的事项。即问责事由范围的确定。这也是需要进一步科学界定的重要问题。现实中看到的较多的是对社会生活造成直接损害的公共事件。对造成社会普遍不满和震动的事件肯定要问责，但也必须看到，其中也有一个科学界定问题，从制度化的角度，可以进一步确定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而采取不同的问责措施，以提高问责的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程度。

第四，问责的方式。问责的方式手段，是问责制中的重要内容。方式手段真正落实了，问责制的意义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近年来，一些公共事件的责任人，由于有关部门的不尽责，风头过后最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和追究，依然逍遥于“问责”之外。这种现象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也挑战了问责制的严肃性。这种现象的出现和问责手段方式的不落实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强化问责手段措施的落实，依然是完善问责制过程中的重要任务。

陈雄飞：完善问责制，一要完善问责的相关实体和程序法律规定，实现问责的制度化。问责的实体性法律规定是要明确规定问责的事项和理由，明确规定公务人员的各自职责，明确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问责的程序性法律规定就是指问责的方式、步骤和证据规则等问题。官员问责的一般程序主要包括立案、调查、官员辩护、公布调查结果、提出处分意见和做出处分决定。官员问责程序的主要制度具体包括回避制度、听证制度、申辩制度、救济制度、公开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

二要按照问责的本意落实问责主体和问责范围。问责是由授权产生的，即人民给政府授权，政府给官员授权，官员对人民及其政府负责，政府则通过官员对人民负责。因此，官员有责任首先向公众报告他们的行为，公民有权利要求制裁那些渎职官员。此外，按照国家制度的设计，人大、民主党派等机构具有领导和监督作用，他们当然也有权问责。问责的本意是为了促进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使政府决策和行为更加科学、合理，因此问责的事项不应仅仅局限在已经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方面，而应进一步拓展，问责的介入时间也不应局限在事件已经发生之后，可以拓展到决策和监督环节，比如对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质询、听证等。

同时，还要坚决避免问责做秀、问责异化，通过外部监督避免问责的副作用。通过政府透明、政务公开，把政府及官员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公众知情，就可以知道谁对公众负责，谁没有对公众负责，就可以质疑和追究失职行为。立法机关、民主党派和司法机关，尤其是我们的执政党更应该承担起各自的责任，通过行政问责制度，净化公务员队伍，保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实现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主持人：王君琦）

近年关于问责制的文献、法规

2002年的《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领导干部引咎辞职作了明确规定。

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办发〔2004〕13号)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2008年2月中央提出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㈧ 重庆市政府通过的《暂行办法》实行官员问责制度的内容，主要体现了行政领导者的哪方面责任其具体内容是什

具体内容没有，中心思想有一个：
面子文章哈，写一个 贴贴金，捞点政绩。各位官友 别当真，大家该怎么请继续，你们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