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豁免条例

A. 集体豁免的概念

属于集体豁免范围的限制竞争协议自动被免除限制竞争的责任。

B. 英国留学精算硕士是肯特好还是赫瑞瓦特

一、肯特大学的精算硕士专业：

肯特大学的精算科学硕士研究生项目(Applied Actuarial Science - MSc)是肯特大学最具特色、最有吸引力的学位课程。

肯特大学拥有极高的教学质量(大部分课程由著名精算师主讲)与丰富的实践环节，英国精算师协会承认肯特大学研究生的学分，肯特大学的精算科学硕士毕业生可以免试部分科目取得精算师职业资格。

肯特大学精算专业的课程设置与英国精算师协会(the Institute and Faculty of
Actuaries)的精算师国际职业资格考试的科目完全一致。同时，根据肯特大学与SunGard公司的独家协议，肯特大学可以开始专门的课程让学生学习PROPHET精算软件，让学生们在正式入行之前就已经掌握了职业所需，也让肯特大学的精算毕业生有很大的优势。

下面来总结介绍一下肯特大学精算专业的优势：

1.雄厚的师资实力

现有十六位资深精算师担任本科或硕士教学，涵盖寿险，财险，养老金和投资等领域，超过其他任何一所英国大学。

2.获得英国精算考试科目豁免权

肯特大学是三所被英国精算协会完全认证( fully accredited)的大学之一，毕业生可以获得多门精算考试科目的集体豁免权或单科豁免权。

3.非凡的职业前景

在2013年毕业的精算学硕士研究生中，94%在半年内找到了工作，而且工作不完全局限于保险精算领域，还包括了会计，银行和运筹管理。

4.理论结合实际的软件学习

提供业界领先的精算软件PROPHET的学习，为以后的实习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5.活跃的精算社团

当地的Invicta精算社团给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精算学习研究和寻找工作的平台，应用精算学国际硕士课程为学生提供了成为精算师的最佳途径。

二、赫瑞瓦特大学的精算硕士专业：

院系优势：赫瑞瓦特大学统计学与金融数学系是国际认证的精算教学与研究的领先机构，在全英同领域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其精算数学、金融数学、概率和统计学方面的研究评5分(英国5分制测评最高分)。

专业课程：

赫瑞瓦特大学的精算学硕士课程，是被英国精算学院和精算协会联合指定的行业资格考试同步课程，此专业的学生在成功通过硕士学习之后，将有机会获得免去多达9门的精算师资格考试。主要课程有Statistical
Methods、Financial Mathematics、Stochastic Modelling、Time Series Analysis、Survival
Models、Life Insurance Mathematics、Risk Theory、Economics、Finance and Financial
Reporting、PFinancial Economics等。

赫瑞瓦特大学精算专业硕士申请要求：

学历与专业要求：数学和统计学等相关专业等同于英国2：2荣誉学士学位的国内大学学士学位。

语言成绩要求：雅思6.5分或托福网考90或托福机考233或托福笔考577。

学费：10225英镑/年(人民币约11万元)。

奖学金：对申请精算数学与统计学本科学位课程的优秀学生，提供少量名额的奖学金。

C. 知识产权中为什么会产生反垄断法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在于通过赋予专有权利使得研究、开发的利益获得内部化，从而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但对权利的滥用也可能妨碍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并最终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再调整有助于弥补知识产权法价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识产权行使的适当边界。该制度的引入对塑造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为我国民族工业赢得生存、发展空间有着特别的意义。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近年来得到学术界比较热烈的关注和讨论。但现有研究结论中也存在着含糊或舛误之处。其一是将知识产权界定为“合法的垄断（权）”。立论者并没有明确这是何种意义上的“垄断权”。从文义上看，如果是财产权意义上的垄断权，为什么不将其他的财产权形式统统称为垄断权？如果是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权，为什么会有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的再调整？其二是认为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仅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这种观点多来自于对日本等国的反垄断法认为该法不适用于行使知识产权法规定的权利的行为的法律条文的片面理解。这种理解与美、欧、日本的反垄断立法、执法现实并不一致。其三是没有从理论上梳理反垄断法对行使知识产权行为调整的界限。大凡探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关系的学者，都会提到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5年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欧共体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为什么国外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立法等会集中在知识产权许可领域？从上述三点疑问看，知识产权的性质，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都有着进一步澄清和解释的必要。笔者在本文中试图从知识产权许可角度对知识产权的性质、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理论基础加以梳理，对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反垄断法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适用边界等问题加以分析、论证，希望在此基础上对反垄断法律制度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适评价，进而对我国相关制度建设产生借鉴意义。

一、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调整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知识产权法是调整因知识产品而发生的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和，知识产权是知识财产法律化、权利化的表观，在性质上属于无形财产权。 [1] 作为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人对其权利的客体享有的权利并不多于其他形式财产权人相应的权利，相反，知识产权的行使还有合理使用、临时过境使用、强制许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从权利人对其权利客体的专有性角度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知识产权人对其知识产品的垄断权，同样可以将其他形式的财产权界定为垄断权，从这种意义上对知识产权的性质加以界定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认为：知识产权与任何有形和无形财产一样适用相同的原则，既不特别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审查，也不特别受到怀疑，而是适用统一的标准和法律原则。这种观点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执法部门对知识产权性质认识上的深化，避免了将拥有知识产权直接视为垄断或直接判定为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财产性质和权利的排他性特征使得其行使过程中必然与反垄断法发生关联。从权利客体上看，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财产具有不可损耗性、可复制性等特点，对同一项知识产品的利用并不妨碍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为了保证知识产品利用的效率，国家通过知识产权法要求权利人公开知识产品内容但赋予了权利人排他性实施、许可、转让等专有权利。权利客体无形财产的性质和权利的排他性特点决定了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可能进入到反垄断法的审查范围。因为，在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权利人可以通过签定不同类型的许可证协议，来限制不同的被许可人实施专利的范围和区域，进而会产生分割市场的实际效果。而促进商品、服务、资本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保证反垄断法所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基本需要。在实施许可协议的签定时，权利人还可能基于权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费收取上采取差别取价、概括或整批授权并回收使用费等做法，或者对被许可方的生产数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许可方的销售价格、在技术改进方面订立对技术改进的限制条款或回授条款以及在授予权利的同时附加搭售条款等等。这些行为都可能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的不良后果，从而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另外，权利人还可能通过一些与知识产权许可协议内容相关的策略性行为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如针对竞争对手提起不必要的专利诉讼等。所以，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主要是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由于进入到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领域，其权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响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往往会进入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市场是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的交汇点，知识产权行使中的限制市场竞争效应是反垄断法对相应行为进行调整的理论基础。

二、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协调与冲突

在20世纪初期以前，知识产权人在行使权利时几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这种状况随着知识产权立法的发展、完善（如在知识产权司法中确立了权利滥用的原则）和反垄断法的出现而有所改观。 [2] 专利权人权利行使的范围受到专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双重界定。如从美国立法情况看，美国联邦法院分别在1917年和1948年发展出“专利权滥用”和“著作权滥用”的原则。1988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调整知识产权滥用的专门立法《专利权滥用修正法》。同时，美国国会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都可以对专利许可行为进行调整，其中克莱顿法更明确规定在从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为进行反托拉斯法调整过程中不论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专利。1977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1988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1995年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还对专利许可行为的反托拉斯法规制作了特别规定。

在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调整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之间相互协调和补漏，体现了法律调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有着共同的精神、价值追求和进行协调立法的共同理论基础。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都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增进消费者福利为目标，都必须保证商品、技术和研究开发市场相互之间的平衡和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持。而且，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进行协调，因为从知识产权法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知识产权滥用原则本身就体现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创新政策、竞争政策、表达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垄断法作为公法，是竞争政策的重要载体。其次，从具体法律制度看，无论是知识产权法，还是反垄断法，在立法中都没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适用，相反采取了“积极礼让”或者容纳对方的法律规范等做法。如在反垄断立法中，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反垄断法等都明确规定了反垄断法不适用于依据知识产权法行使权利的行为。在知识产权法中，许多国家在许可证贸易协议的禁止条款中都规定了对搭售等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的禁止。再次，从对具体行为的调整看，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相互补漏，共同界定知识产权行使的合适范围。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订前，无论是否涉及专利，维持转售价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视为是有效的约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订后，此项行为被视为当然违法，按照《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规定，利用专利维持转售价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执法部门的严格审查。

但是，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过程中，也存在着冲突之处。如尽管就精神和价值追求而言，两法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着私法与公法性质上的不同，存在着对执法机关而言的保护私权、私益，还是保护公权、公益的两难选择。在美国专利法院成立前，审理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区域性上诉法院之间对专利有效性的观点就分立为两派：一派认为专利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另一派则主要把专利看作是抑制竞争的工具；在专利法院成立后，人们又倾向于认为专业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认同其所负责实施的那个法律制度从而对一方当事人进行偏袒。 [4]

三、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的特殊调整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有着精神和价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与紧张。考虑到知识产权制度的积极社会功能，反垄断法在调整影响到市场竞争机制运作的知识产权行为时，既原则上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现出对行使知识产权行为的特殊规制。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垄断法仅调整会产生限制市场竞争效果的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产生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如发明人在获得一项专利后，可以对其专利产品或专利方法行使制造、使用、销售等专有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专利权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都不会产生反垄断法上的问题。反垄断法主要调整知识产权许可中可能限制竞争的行为。
第二，反垄断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时，对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属于知识产权人的权利范围的行为，不再进行调整。如根据美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权人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内，分别授权给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专利，由于专利法已经明文规定这一项权利，因此美国法院一般均视本项规定属于反托拉斯法适用例外的规定，允许专利权人在授权契约中规定被授权人所可以使用的专利的区域。 [5] 显然，如果仅按照反垄断法的一般理念，这种做法属于反垄断法所调整的划分地区市场的限制竞争协议范畴。

第三，许可方在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出于维护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为了确保最低回报等目的对被许可方所作的产品质量、价格、生产数量等限制并不当然违反反垄断法，如欧共体委员会通过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中的白色条款部分中规定的要求被许可人就被许可的产品生产必须符合最低要求的质量规范、被许可人有义务生产最低数量的产品或对被转让技术进行最低次数的使用活动、被许可人有义务尽最大努力使用被转让的技术等条款均被视为不产生限制竞争影响的条款。这也是美国、日本等国的通行做法。此种限制的目的在于保证知识产权人获得足够的利益回报。
第四，反垄断法在评价已经构成典型的限制竞争行为的知识产权许可协议条款时，仍然会进一步考虑到该行为对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促进技术创新等正面价值，而不是仅仅套用反垄断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列入黑色条款的内容的行为数量较1984年的专利集体豁免条例和1988年的技术秘密转让集体豁免条例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并且涉及到技术转让的传统上属于当然违法的限制竞争协议如价格约束、禁止竞争、禁止出口、限制客户等行为虽然被列入了黑名单，但仍然可能通过个别申请获得个别豁免。 [6]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执行中，司法部在20世纪80年代前，对知识产权许可协议采取较为严格的执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则为代表，将搭售、转售对象限制、转售价格维持、强制性整批授权等行为一律视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后，司法部开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则” 评判这些限制，考虑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及其正面价值。维持转售价格等行为在反托拉斯法执法中一直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但在涉及知识产权的场合，法院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并且为零售商拥有所有权后，才不得继续维持转售价格。

第五，反垄断法适用时会考虑到许可人的市场地位以及是否同时是被许可一方的竞争者。如在搭售协议中，销售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力，是考量协议是否违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条款中，如果许可方同时参与竞争，则协议性质可能由纵向限制竞争协议转化为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将适用更为严格的反托拉斯法审查。

四、反垄断法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制度对塑造公平竞争法制环境的正面价值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尽管有保障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以达到鼓励技术创新进而实现消费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也可能诱使权利人滥用权利从而阻碍后续的技术创新活动或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因而知识产权法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竞争政策等多项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对于抑制知识产权滥用，平衡先发和后法的技术创新者、技术创新方和技术使用方、经营者与消费者等多方的利益，促进社会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益的实现等都有积极作用。此外，国外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对塑造我国公平竞争法制环境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完善我国国内立法角度看，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我国在短短二十年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保护水平。造成这种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既有内在的动因，也有外在的压力。如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引进知识产权法的根本动机是来自对外开放政策的驱使，中国需要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以及从西方获取迫切需要的技术和设备。” [7] 国内学者则认为，“与其说是来自知识产权保护自身的需要，毋宁说是由于外来经济和政治压力的结果。” [8] 中、外技术力量对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吁。 [9] 相反，在反垄断立法方面，虽然反垄断法被相继列入八、九、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垄断法作为知识产权正当行使的监护者，这样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于引导知识产权人正当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形成对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合理预期，也不利于知识产权许可法与被许可方缔结权利义务较为平衡的的契约，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知识产权权人滥用享有专利权所形成的优势地位，还可能妨碍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初衷。

从应对国际竞争角度看，由于我国目前主要是技术输入国，许多民族工业处在成长阶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匮乏，在比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就可能面临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追索和知识产权诉讼（如我国DVD产品在国外打开市场后所面临的巨额知识专利使用费追索和2003年我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面临的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系统公司和思科技术公司的起诉）。在华跨国公司还可能在知识产权许可中通过拒绝许可、搭售、价格歧视、掠夺定价、过高定价等方式达到打击竞争对手、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目的。怎样规制滥用知识产权进行限制或不正当竞争的相关企业，达到平衡保护知识产权许可方和被许可方的利益，为民族企业赢得一个公平的发展空间，都是我国将来的反垄断法典的重要使命。

D. 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积极作用

在1964年的考恩斯腾公司和格鲁恩迪克公司诉欧共体委员会一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说明纵向限制协议有利于企业进入外国市场。特别在经济上还没有达到完全融合的欧共体内，一个成员国的商品或者服务要进入另一个成员国，生产商一般得花费比进入国内市场更大的投资。因为他们不仅需要投入市场调研费、广告费、基础设施费等各种费用，而且还得克服国际贸易中许多不可见预见的风险，如汇率风险。德国格鲁恩迪克公司和法国考恩斯腾公司在1957年订立独家销售协议的时候，德国和法国之间当时还存在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因此，为了能够进口格鲁恩迪克的产品和取得进口许可证，考恩斯腾公司甚至不得不贿赂法国的政府官员。这说明，考恩斯腾公司在法国经营德国格鲁恩迪克公司的产品存在很大的风险。如果这些产品在法国市场上销售不利，或者不能取得进口许可证，考恩斯腾公司在推销格鲁恩迪克产品方面的广告费以及其它投资就得不到回报。因为这种投资存在着风险，它们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沉没成本，即可能得不到偿还的成本。
然而，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则可以为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提供一定的保障。在考恩斯腾公司和格鲁恩迪克公司诉欧共体委员会一案中，格鲁恩迪克作为德国的一家电器生产企业，如果不是因为它在1957年和法国的考恩斯腾公司订立了独家销售协议，它当时就不可能进入法国市场。二战期间，德国占领法国四年，法国人憎恨德国人，从而不愿购买德国产品。而考恩斯腾公司作为格鲁恩迪克公司的独家销售商，因为其经济收益与格鲁恩迪克的产品在法国的销售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自然会大力推销格鲁恩迪克公司的产品。另一方面，考恩斯腾公司也只有在和格鲁恩迪克公司订立独家销售协议的情况下，即在格鲁恩迪克公司保证不向法国其它企业授予销售权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它在销售格鲁恩迪克的产品中得到一个可观的利润。如果没有这个独家销售权的保证，考恩斯腾公司就不可能经营格鲁恩迪克公司的产品，格鲁恩迪克的产品从而也不会进入法国市场。 考恩斯腾和格鲁恩迪克一案中的纵向限制主要表现为纵向的地域限制，即格鲁恩迪克承诺，除了考恩斯腾公司之外，它不会向任何其它法国企业提供商品。考恩斯腾则承诺，不得经营与格鲁恩迪克产品相竞争的其它商品。此外，格鲁恩迪克还承诺，不允许它在德国的销售商向法国转售商品。这个地域限制被称为是绝对的地域限制。这种限制虽然被欧共体委员会和欧共体法院视为是违法行为，但是它在经济学上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可以想见，如果格鲁恩迪克允许多家法国企业经营自己的产品，考恩斯腾公司为推销格鲁恩迪克公司的产品而进行的广告宣传或者建立的消费者咨询处就会同时使其它的销售企业的受惠。因为所有的销售商都希望能够搭别人的便车，在这种情况下，考恩斯腾就不会为格鲁恩迪克的产品开展推销活动，更不会花费很多的投资开展这种活动。然而，要避免这种搭便车行为，生产商必须在一定地域内给个别销售商独家销售产品的权利。随着被授予了独家销售权的企业得到了地域保护，成为这个地域内独家销售这种产品的企业，这个企业就不仅会努力推销这种商品，而且也会尽量减少商品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其结果就不仅有利于扩大商品的销售，而且也有利于扩大这种商品的生产，此外还有利于消费者。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中，关于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成文法主要是《谢尔曼法》第1条和第2条。美国最高法院在其1911年关于迈尔博士医药公司诉约翰. D. 帕克父子公司一案的判决中，依据谢尔曼法第1条认定纵向价格约束是违法行为。法院指出，生产商与销售商之间如果订立固定转售价格的协议，这个协议会妨碍销售商之间的价格竞争，其结果就是如同这些销售商之间订立了固定价格的卡特尔。 禁止纵向约束的成文法规还见于《克莱顿法》的第3条。它指出，在商业交易中，不管一种商品是否被授予专利，如果这个商品是在美国司法管辖的地域内所使用、消费、零售、出租、销售或者订立销售合同，只要该合同是以买方不与卖方的竞争对手进行交易为条件而固定价格或者给与折扣或者回扣，如果该行为实质上会减少竞争或者旨在形成商业垄断，这个交易是非法的。
为了避免和减少法律的不稳定性，提高当事人对案件后果的可预见性，美国司法部在1985年1月23日还发布了一个《纵向限制指南》。 这个指南是依据美国最高法院适用合理原则对一些纵向限制竞争协议所做的判决而制定的，特别是依据了美国最高法院1977年关于大陆电视公司诉西尔维尼亚公司一案的判决。 指南分析了纵向销售地域约束、客户约束、排他性约束以及搭售协议，分析了它们的经济效益以及对市场竞争的影响。但是这个指南没有涉及纵向价格约束。指南指出，所有的纵向约束，包括具有推动竞争的纵向约束，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对价格发生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它们都得适用本身违法的原则。指南明确指出，它的法律依据是谢尔曼法的第1条、第2条以及克莱顿法的第3条。 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明确地对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做出了规定。但是，与该法中关于横向协议的第1章不同，关于纵向限制竞争的第2章没有总则性的规定，也没有普遍禁止的原则。它除了在第14条中对纵向的价格约束以及其它交易条件的约束做出禁止性规定外，其它的排他性约束包括限制使用商品、独家销售、独家购买以及搭售，都是通过第16条采取了滥用监督的法律措施。仅当这些排他性约束使相关市场的竞争受到实质性的损害，联邦卡特尔局才会宣布此类协议在法律上无效。由于纵向的价格约束和纵向的其它交易条件约束在德国并不多见，德国学者指出，对排他性约束的滥用监督是反对限制竞争法中关于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核心内容。
此外，《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5条规定了出版物的价格约束可以从第14条的禁止性规定中得到豁免。第17条和第18条对知识产权转让协议中的限制竞争性约束做出了规定。 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1款不区分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和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因此，如果生产商和销售商之间的买卖协议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并且以妨碍、限制或者扭曲共同市场上的竞争为目的，或者具有这样的后果，这个协议是违法的。如果一个纵向协议涉及下列内容：（a）直接或间接地固定购买或者销售价格或者其它任何交易条件；（b）限制或者控制生产、市场、技术发展或者投资；（c）分割市场或者货源；（d）对相同情况下的交易对象适用不同的交易条件，由此置其于不利的竞争地位；（e）要求交易对方接受在本质上或者在商业惯例上均与合同标的无关的附加条件，并将此作为订立合同的前提条件，便可以认定这个协议是违法的。除了上述禁止性规定，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3款的豁免规定同样也适用于纵向限制竞争协议 。
因为纵向协议与横向协议相比对经济发展有着更积极意义，欧共体委员会依据欧共体理事会1962年第17号条例所发布的集体豁免条例中，大多数是涉及纵向的限制竞争协议，如1983年的《独家销售协议集体适用条约第81条第3款的第1983/83号条例》， 1983年的《独家购买协议集体适用条约第81条第3款的第1984/83号条例》，1988年的《特许专营协议集体适用条约第81条第3款的第4087/88号条例》。欧共体委员会1999年发布的《纵向协议和纵向协调行为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3款的第2790/99号条例》，是关于纵向协议集体豁免的一个综合性条例，而且也是这方面最重要的规定。该条例于2000年1月1日生效，2000年6月1日开始适用。它不仅适用于独家销售、独家购买和特许经营，在没有例外规定的情况下还适用于其它类型的纵向协议。根据该条例的第3条，一个纵向限制竞争协议涉及的市场份额如果不超过相关市场的30%，协议可以得到豁免，这反映了欧共体委员会对限制竞争协议的豁免中注重经济分析。
为了协助欧共体及其成员国的机构、各种团体以及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个关于纵向协议的集体豁免条例，欧共体委员会于2000年5月24日还通过了一个《纵向协议集体豁免条例适用指南》。这个指南虽然对欧共体法院和成员国法院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实践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解释了欧共体委员会的纵向协议集体豁免条例，而且在许多方面发展了这个条例。在纵向限制竞争协议方面，比较重要的还有欧共体委员会1996年1月31日发布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

E. 中国刑法条例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编总则
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第四条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第六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第八条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第九条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第十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一条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F. 未成年人享有的权利 12个

生存权、
发展权、
受保护权、
参与权
受教育权
姓名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
受抚养权
刑事豁免权
不受歧视权

.....

G. 中国足协制度有哪些缺陷

是不懂足球的人，一步步毁了中国足球。足球不是开几个会，搞几次封闭训练就能解决问题的，教练都不知道是谁，排阵容的时候，中方排一个，外教排一个，官员们再排一个，哪个国家的足球是这么搞的。
eg:1.杜伊和本土教练，原来的女足也这样
2.足协的官员原来是搞政治的，用那套来搞足球肯定不行
3.中国人都知道，改年龄存在于各个年龄段的国家队，足联要求队员改了年龄去打U17,U20等，其实我们派出去的都是超龄球员，这个体制还体现在青少年选秀，这样下去，好苗子都没球踢肯定放弃了。
4.联赛太差，英格兰这么点地方有20级联赛，而我们这呢？
5.黑哨，假球，足协假如管的严一点完全可以避免。
6.选洋帅，拿了那么多的拨款，估计都被足协内部人员花完了，舍不得花大钱请洋帅，都是一些3流教练。
7.开展的活动及基础设施太差。试问我们周围有多少地方可以踢球

————————足协七宗罪

H. 投标卡是什么

Cartel - 卡特尔 (企业联合)

卡特尔是一群独立生产者的联合体，目标是固定价格、限制供给和限制竞争。卡特尔是被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法禁止的组织/行为。

（一）卡特尔是竞争者之间的横向联合行为

卡特尔管制是各国反垄断法的支柱之一，而且，从各国反垄断法的实践来看，卡特尔管制是居第一位的，即其实际发生量和执法机关查处量都远远高于其他限制竞争行为。但是，理论界对卡特尔的界定却不尽相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卡特尔既包括横向联合行为（横向协议），也包括纵向联合行为（纵向协议）；二是认为卡特尔仅指横向联合行为。

本文采第二种观点，即卡特尔是处于同一经营阶段的竞争者之间的合同、协议等联合行为，是一种横向联合行为。之所以采这种观点，首先，经济界一般持此观点，在制定法律政策时应予以尊重；其次，立法中用卡特尔一词者（如德国等）一般都采此观点；最后，横向联合行为具有高度的违法嫌疑性，是各国管制的重点，也应是我国着重予以管制的重点。

（二）卡特尔管制中排除纵向联合行为的考虑

纵向联合行为是指处于不同经营阶段的经营者之间的联合。纵向联合行为对于竞争机制利弊兼有，但一般而言是利大于弊。纵向联合行为的主要弊端是限制了品牌内部的竞争，但同时使得生产者能够更好地管理销售渠道，鼓励经销商有效地促销商品，提高销售制度的效率，从而增加了品牌之间的竞争，会产生更大的利益。甚至，不少人认为纵向联合行为都应当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因为它创造和提高了效率。

纵向联合行为即使产生一定的限制竞争问题，由于替代竞争的存在，一般也都可以通过市场竞争予以消除，不需要执法机关进行干预。所以，大部分国家对其管制都较为轻松，并大量予以豁免。如欧共体委员会所发布的集体豁免条例中，大多数是涉及纵向的限制竞争协议。对于反垄断经验不足的我国来说，应该集中执法资源对付更严重的限制竞争问题，而不是纵向联合行为。

只有当纵向联合行为的当事人一方具有相当大的市场势力时，才会造成较严重的限制竞争问题，才需要执法机关进行干预。但这更多应该从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角度进行干预，不宜在讨论卡特尔管制时一并讨论。

（三）卡特尔的主要形式

综合卡特尔的实际表现和各国立法、司法实践，卡特尔的主要形式有以下三类：

1.合同或协议。合同和协议的含义不尽相同，合同当事人的需求是相反相成的，协议当事人的需求是平行相同的，一般而言协议的含义比合同更广泛。但就意思表示的一致性（合意）和对当事人的约束效果而言，协议与合同并无二致。卡特尔不必具备民法上合同的要件，只要一方向另一方承诺限制自己的行为自由就足矣。大量的卡特尔采取的都是不具备合同要件的协议。

2.协同行为与君子协定。协同行为与合同或协议的区别在于，当事人间对卡特尔行为虽有所合意，但各当事人具有完全决定自由，不具备约束力。各国司法实践中一般要求协同行为应具备三个要件：第一，竞争者之间本应相互独立的经营活动被一致的行为或事实上的合作所取代；第二，前期有过各种形式的可能达成合意的接触，如会议、讨论、交换信息等；第三，目的在于排除未来的不确定性，限制市场竞争。君子协定是口头的合同或协议，由于其表现形式和查证方式与协同行为类似，所以一般都将二者一并讨论。学界对于协同行为的规定颇有微词，认为可能导致执法机关对市场的粗暴干预。

3.行业协会等经济社团的决议、建议。除了会员大会的有效决议外，行业协会等经济社团的决议、建议很难说是其会员的合意，如理事会甚至秘书长依章程或会员大会授权所做的行为。但是，考虑到这些决议、建议对其成员和市场的实际影响力，应该纳入卡特尔管制的范围之内。

二、作用与评价：卡特尔一定是坏的吗？

亚当·斯密曾说过：“同行业的经营者们即使为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到一起，一旦他们聚会，结果往往是阴谋抬高价格、损害公众。”这句话一针见血地表明了人们对卡特尔的普遍怀疑态度。但是，卡特尔一定是阴谋，一定应受谴责吗？这是个需要认真对待和分析的问题。

（一）卡特尔的积极作用

卡特尔作为企业参与竞争的一种方式，有时是必要和积极的。为确保在现代市场上进行竞争，竞争者有时需要进行联合，激烈的竞争正在推动走向复杂的联合，因为合作有时比竞争更有助于提高效率、促进社会福利。很多卡特尔是有益的，是促进竞争的，可以提高效率、降低风险、创造新的产品或销售方式，可以为昂贵的创新活动提供资金、降低成本，可以帮助处于困境的行业早日复苏，等等。

具体而言，下列卡特尔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

1.标准化卡特尔。指经营者为降低成本、改良品质或提高效率，统一商品规格或型号的共同行为。统一商品规格或型号有助于企业从事大规模生产和标准化生产，有助于提高原料、质量管理的效率，也将促进企业在产品质量、价格等方面的竞争。

2.开拓型卡特尔。指经营者为提高技术、改良品质、降低成本或提高效率，共同研究开发商品或者共同开拓市场的行为。开拓型卡特尔可以发挥参与企业的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提高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的效率，可以从事任何一方都没有财力单独进行的活动。

3.专业化卡特尔。指经营者为促进生产经营合理化而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行为。专业化卡特尔兼有节约成本和规模效益的好处，有助于提高原料、质量管理的效率。

4.中小企业卡特尔。指中小企业为提高经营效率、增强竞争能力缔结的卡特尔。中小企业卡特尔有利于市场力量之间的平衡，进而促进竞争，防止剥夺中小企业行为的发生。

5.不景气卡特尔。指在经济不景气期间，经营者为制止销售量严重下降或生产明显过剩的共同行为。不景气卡特尔属紧急避难行为，有助于帮助行业早日复苏。但应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必须处在经济不景气期间适用，同时必须是商品市场价格低于平均生产成本，致使该行业的企业难以维持生产或者生产过剩时才能适用。

（二）卡特尔的消极作用

卡特尔会限制正常的市场竞争，使得市场上原本相互竞争的经营者之间的消失或受到严重限制，限制或减少了参与者在价格、质量、产量、服务或者创新等方面独立进行竞争的能力和热情。卡特尔使得参与者不经竞争就获得优越的市场地位，并倾向于对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进行剥夺或排斥。这些都严重损害竞争机制，导致效率低下和消费者福利的损失。

具体而言，下列卡特尔的作用主要是消极的。

1.价格卡特尔。指经营者共同确定、维持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行为。价格竞争是最基本的竞争方式，因此消除或限制价格竞争的卡特尔是最严重的限制竞争行为，是被各国首当其冲进行管制的卡特尔。

2.数量限制卡特尔。指经营者联合限制市场上商品的产销量的行为。其目的在于通过限制产销量操纵市场价格。

3.分割市场卡特尔。指经营者为限制竞争联合划分彼此销售或采购的区域、客户或产品的行为。分割市场卡特尔使得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取得了类似独占的地位，人为限制甚至消除了相关市场的竞争。

上述三种卡特尔限制竞争的目的和效果如此明显，以至于被称为“赤裸裸的剥削行为”。

4.限制革新卡特尔。指经营者之间限制购买新技术或新设备的行为。限制革新卡特尔限制了企业改进品质、提高产量、提高效率、开拓未来市场的能力和激励。

5.联合抵制卡特尔。指经营者以限制竞争为目的联合起来不与其他竞争对手、供应商或者客户进行交易的行为。

6.串通投标卡特尔。指投标人之间相互串通，损害招标人利益的行为。

（三）如何评价卡特尔的好与坏

我们已经看到，有促进竞争的卡特尔，有限制竞争的卡特尔。但是，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很多卡特尔都同时具有双重作用，既有促进竞争的作用，也有限制竞争的作用。例如，专业化卡特尔一般能促进竞争，但它带来的产业集中化对竞争的威胁也不可忽视。卡特尔的作用还因情境的不同而不同。比如，一般来说对购买设备等投资进行限制是不合理的，但在经济不景气期间这种限制是合理的。同时，社会文化观念的不同，也会影响到对卡特尔的评价。因此，评价一个卡特尔是好是坏，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从总体上进行把握和分析，要将其限制竞争的消极作用与促进竞争积极作用进行比较权衡，根据其对竞争的总体作用进行评价。

三、原理与原则：如何管制卡特尔？

（一）坚持克制态度，以维护市场竞争机制为追求

一般而言，法律是保护权利的，法律系统确定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以及侵害的程度，然后尽力阻止这种侵害或使受害人得到赔偿。而包括卡特尔管制在内的反垄断法却是特殊的，反垄断法以保护市场竞争机制为首要目标，对个别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保护只是其附带功能。保护竞争机制是个相当含糊和不确定的目标，不像权利那样有比较明确的界限，所以卡特尔管制的政策倾向相当强。卡特尔管制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而是防止其滥用。卡特尔管制要维护而不能破坏那些保证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包括稳定货币、开放市场、财产权、合同自由、个人责任和政策的连续性等。

卡特尔管制要保持克制，一般而言，竞争能够比政府干预更好地保护自身。一些卡特尔产生的限制竞争效果，如果在合理的时间内通过市场竞争能够消除掉，就不需要政府介入管制。正如当我们不小心将手划个小伤口时，一般不会去看医生，甚至不进行简单的包扎，因为人体自身具有一定的免疫和自我保护功能，伤口很快会自动愈合。和长期依赖药物会损害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类似，过多的管制也会损害竞争机制。卡特尔管制中应当对市场保持敬畏，更多依靠和相信市场的力量解决卡特尔问题，而不是迷信管制能解决一切问题。只有当卡特尔造成了严重的限制竞争结果，仅靠市场的力量无法予以消除时，对卡特尔进行管制才是必要的。

也有一些人认为，政府在市场竞争中只应当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应干涉自由竞争。因为，正如存在“市场失灵”一样，也存在“政府失灵”，管制机构常常成为被管制者的俘虏。然而，他们没有看到，仅仅保护竞争自由不受政府权力的威胁是不够的，因为威胁不只来自政府。当然，他们的忠告应受到重视。

（二）坚持滥用原则，平衡合同自由和竞争自由

目前各国卡特尔管制立法有禁止原则和滥用原则两种分野。所谓禁止原则是指立法对卡特尔原则上予以禁止，只对特例予以豁免。而滥用原则是指立法对卡特尔原则上准许，只有其合法地位被滥用，严重限制竞争时才予以禁止。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有促进竞争的卡特尔，有限制竞争的卡特尔，卡特尔不一定是坏的。所以，本文认为我国卡特尔管制立法应采取滥用原则，管制的目的不是试图消灭卡特尔，而是控制有害行为。

卡特尔就其本质而言，应归于合同的范畴。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只要是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经营者有权自由进行交易和联合，有权以卡特尔的形式参与竞争。这也是竞争机制的内在要求，资源配置和消费者需求的最终满足都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交易行为达成的，正是无数经营者之间自由的交易构成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内容。因此，交易行为和竞争机制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合同自由和竞争自由是相辅相成的，合同自由是自由竞争机制的基础，自由竞争机制是合同自由的舞台。但同时，合同自由和竞争自由又是对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合同都是限制竞争自由的合同，合同当事人的竞争自由受到了合同义务的限制。一般而言，合同对竞争自由这种附随限制是合理和应当容忍的。但当经营者滥用这种合同自由，对竞争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损害时，就应当对这种滥用行为予以制止。采滥用原则，能够较好地平衡合同自由和竞争自由。而禁止原则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过多，对竞争机制有损，也更容易导致执法机关滥用职权。

根据滥用原则，卡特尔原则上都是合法的，只有在执法机关证明它的合法地位受到滥用，产生严重限制竞争的后果时才予以禁止。这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立法中对某些卡特尔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的做法，任何卡特尔的合法地位是否受到滥用，都要经过认真的分析、严谨的证明才能下结论。在立法中，为提高执法效率，对于价格卡特尔等通常会产生严重限制竞争后果的行为可采用“可辩驳的推定主义”，即如果这些卡特尔的参与人不能基于正当的理由进行有效的抗辩，执法机关就可以根据初步调查结果推定其违法。为防止执法机关滥用权力，适用“可辩驳的推定主义”的卡特尔必须在立法中明确、完全列举出来，不能用概述的方式表达，没有明确列举的卡特尔不能适用“可辩驳的推定主义”，而对企业正当抗辩理由并不以明确列举的为限。

采滥用原则，就不应再规定所谓卡特尔豁免制。豁免实质上是一种许可，许可只有被许可事项在法律上受到一般禁止时才有必要，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措施。根据滥用原则，法律原则上允许卡特尔存在，也就不需要执法机关再对卡特尔进行豁免。授予执法机关对卡特尔的豁免权，是对合同自由和竞争自由的粗暴限制。比如，很多立法规定，经营者为降低成本、改良品质或提高效率，统一商品规格或形式、共同研究开发商品或者市场的共同行为要经过执法机关的豁免才可执行，经营者竟然连共同进行产品研发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行为的都要经过执法机关批准，难道不是对自由的粗暴干涉吗？当然，如果卡特尔参与人不能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涉嫌构成滥用，可以申请执法机关予以确认。这种确认申请应当是自愿的而不能是强制的，执法机关的决定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不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合法卡特尔，即使不经过申请确认程序，依然是合法的。

I. 排他性销售的排他性销售的作用

1964年法国Consten公司和德国Gründig公司诉欧共体委员会一案可以说明，排他性销售协议有着明显的经济效益。首先，这种协议可以改善商品流通。因为一旦订立了这种协议，生产商在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的市场销售就交给了一个固定的企业，这不仅使生产商不再需要同众多的销售商就形形色色的交易条件进行谈判，从而可以克服在跨国销售中因语言、法律或者其他差异而引起的困难，而且还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有利于推动商品流通和国际贸易。特别是对中小生产企业来说，订立独家销售协议常常是它们进入某个市场或者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方式，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方式。
排他性销售协议也有利于扩大商品的销售。因为根据这样的协议，协议产品在一个地区内只有一家企业进行销售，该销售商的盈利就完全取决于他对这个产品的销售。在这种情况下，销售商就会努力进行市场调研，为扩大销售采取各种积极措施，例如发布广告、承担售后服务或者采取其他的促销手段，其结果就不仅增加了销售商的收益，而且也可以扩大生产，为生产商增加收益。
排他性销售协议不仅有利于生产商和销售商，而且也利于推动市场竞争。这是因为独家销售有利于改善商品的分配，提高生产商和销售商的经济收益，从而就会刺激更多的生产商和销售商订立这种销售协议，其结果就是推动了不同品牌产品之间的竞争，特别是有利于引入外国的新产品。其结果就是可以扩大消费者的选择，给消费者带来了更大的社会福利。
当然，排他性销售也会出现严重限制竞争的情况。如果供货方在相关市场上占到了30%以上的份额，或者销售商在其销售市场上占到了30%以上的份额，这种排他性销售制度因为会关闭相当大范围的市场竞争，这个纵向限制对竞争的损害程度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纵向限制从而就可能被视为是违法的行为。除了考虑当事人的市场份额，还得考虑纵向限制涉及的交易额以及影响市场竞争的程度等。欧共体《纵向协议和纵向协调行为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3款的1999年第 2790号条例》第4条(b)规定，一个纵向协议如果限制买方的销售地域或者客户，这种协议原则上不能得到豁免。但是，如果这种协议是禁止买方在卖方的或在卖方为其他销售商保留的独占地域或者专有客户进行主动销售，且这种限制不影响买方在自己的独占地域进行销售的情况下，该限制可以得到豁免。
根据欧共体委员会2000年5月24日发布的《纵向协议集体豁免条例适用指南》第50节的解释，主动销售是指销售商在他人的独占地域内建立商店或者开辟销售渠道。如果销售商在他人的独占销售地域仅仅发布广告，或者是通过媒体或者网络推销产品，这种做法被视为被动销售。根据该指南第51节关于电子商务的规定，任何销售商都有使用英特网进行广告宣传和销售商品的权利。因为英特网是接触消费者和客户的合理方式，英特网上的销售不得被视为主动销售。然而，如果销售商向潜在的客户主动发送电子邮件，这种行为得被视为主动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