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法规回顾与展望

『壹』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缺失体现在哪

1、政策构建缺乏系统性。我国既有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台不乏应急而生者，往往是在实践中遇到问题后，未能通过深入的理论论证、只是进行简单的经验总结而制定出相应的对策，以至于不能形成较为完整、协调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

尽管《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两部系统阐释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纲领性的政策法规，但仍然有不少地方并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基本理论，在严谨性和系统性方面有所欠缺。这种弊端在很多文化产业政策文本中都较为常见。

2、产业政策不完备，政策缺失现象依然存在。具体表现为：一是缺少一部全国性的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当前，我国文化产业迫切需要一部权威的《文化产业促进法》来引领文化产业的发展。

但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出台这样的法律。而反观其他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国家，如韩国出台了《文化产业促进法》和《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日本则发布了《振兴文化艺术基本法》等。

二是文化产业法律文本严重缺失。我国的大部分文化产业政策文本还停留在规范性文件的层面上，上升到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层面的政策都比较少，除《著作权法》、《专利法》、《广告法》等少数几部法律外，其它上升到法律层面的行业政策几乎没有。

三是在具体的文化产业行业管理中存在着政策缺失的现象，这一点在新兴业态中表现的比较突出，尤其在电影分级制、电影后续产品的开发和保护、数字出版行业等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

3、对文化产业的扶持、保护力度较弱。毋庸置疑，文化产业极具发展潜力，其在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只占到GDP的3.5%左右，尚属于“幼稚产业”，仍处在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需要加大扶持和保护力度。

但是，目前党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和保护力度还比较弱，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偏弱。世界上如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很多国家大都通过政府直接拨款资助，设立专项资金、组建发展基金等方式，来扶持与鼓励文化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政府对一些文化产业也实行了各种扶持补贴政策。但补贴金额、补贴方式和补贴结构等方面，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还很大差距；此外，我国政府的信贷、税收等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扶持力度不够。

二是产业政策对国内文化产业的保护力度不够。一般来讲，一国产业政策对相关产业的保护可分为对进口的限制和对外资投资的限制两个方面。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无论是对国外文化产品的限制方面，还是对外资投资的限制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对外资进入我国文化产业的各种事项都作了具体明文规定，但有些内容仍值得商榷，这对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是很不利的。可以说，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还不能筑起有效保护民族文化产业的屏障。

4、政策主体政出多头，产业政策缺乏协调性。我国文化产业的主管部门有中宣部、文化部、工信部、广电总局、旅游局、体育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诸多部门组成，容易导致有利互争、互相推诿、政出多头等不良现象，严重制约相关产业发展。

这一点在网络游戏产业体现的尤为明显，网络游戏的主管部门涉及中宣部、文化部、工信部、体育总局、广电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工信部主管着网络游戏行业的技术开发，文化部拥有网络游戏的文化经营的审批权，广电新闻出版总署负责网络游戏的出版，国家体育总局又主管着网络游戏中的电子竞技部分。广电新闻出版总署认为他们才是网络游戏审批的主管部门，而文化部则强调，网络游戏不经文化部审查，就不能正式进入市场，而工信部也不甘大权旁落，将网络游戏列入电子信息产业进行管理。这种恶劣的政策环境往往会导致文化产业政策难以统一，甚至互相冲突，使得文化产业未得其利，反遭其累。

5、政策变动太过频繁，产业政策缺乏稳定性。所有产业政策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相关政策就必须也随之而变，文化产业政策也不能例外。但是，如若文化产业政策变动频繁，甚至朝令夕改的话，就会让文化产业管理者和从业者无所适从。因此，文化产业政策必须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已有上千个之多。其中，有一些政策保持了比较好的稳定性。但也有很多政策变化过于频繁，让文化产业管理者和从业者无所适从，这一弊端在网络、动漫等新兴文化业态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同时，很多文化产业政策目前还停留在口号上，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贰』 数字出版产业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目前数字出版产品形态主要包括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教育出版物、网络地图、数字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数据库出版物、手机出版物（彩信、彩铃、手机报纸、手机期刊、手机小说、手机游戏）等。数字出版产品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有线互联网、无线通讯网和卫星网络等。数字出版产品的使用终端主要是电脑端：PC，Mac；移动端主要是：Android手机/平板，ipone，Ipad等。

中天新云是一个数字图书出版平台，提供完整的数字出版解决方案，包含了数字图书制作、发布、销售和应用等流程，帮助出版社、学校、教育及培训机构、企事业单位等，用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最简单的流程，开发、制作和发布互动多媒体图书、教材、培训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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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数字出版的完善法律制度

（一）完善数字出版基本法律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数字出版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著作权法》中也未对数字出版行为进行规制，实践中需要借助《出版管理条例》、《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出版领域基础性的法律法规对数字出版行为予以规制。因此，在数字出版日新月异的当下，有必要在法律制度构建层面完善对数字出版行为的规制。一方面，以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契机，在法律条文中明确数字出版物的作品属性、明确数字出版保护的方式；另一方面推动数字出版专门性法律的出台，对数字出版行为的含义、数字出版权利人的权利范围、数字出版涉及的特殊问题等作出更为细致、妥善的安排。
1．明确“数字出版”的含义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差异最终体现在价值增值方式的变革。传统出版价值的实现需借助于传统物质生产方式；而数字出版价值的实现则直接体现在数字化、网络化流程中。
这种逐步摆脱了物质载体和物理空间的数字出版方式，引发了出版行为在获取、制作、发行方式上的变革，这种改变也直接突破了传统出版的概念。在法律上界定“数字出版”的概念，应当关注如下几个要素：首先，数字出版应当是一种合法的出版行为，即数字出版的本质还应当是出版，应当遵守我国出版领域的法律规制，包括出版主体的资质要求、出版物的审查要求和出版内容的限制性规定；其次，数字出版形成的数字出版物应当是经过编辑的、具有特定形态的作品，即数字出版行为区别于一般的互联网服务行为，必须产生为著作权法肯认和保护的作品；最后，数字出版的概念必须突出数字技术和数字化传播手段的特点，尤其是需要强调内容形式、内容制作和内容传播的数字化特点。因此，笔者认为，参考新闻出版总署在《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所给出的概念，我们可以将“数字出版”界定为“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形成数字化作品，并通过数字化手段传播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
2．明确“数字出版物”的属性
当前数字出版的发展方向是由单纯的作品数字化向数字化复合出版发展，多媒体的表现手段成为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然而，多媒体的法律属性一直没有明确，著作权保护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所谓多媒体，“是指以计算机系统为核心，融合了数据、文字和图形处理以及音频、通信等技术，从而具有将文字、数据、图形、图像、声音等多种信息同时或交替表达、交流以及分析处理能力的结合体。”
简而言之，多媒体应当具备多元素结合、信息技术辅助和交互式使用的特点，其包含的文本、图片、声音等元素本身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类型，但是对于这些元素的结合所形成的综合体，著作权法没有明确其应属的范畴，对于一部分运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数字出版的出版物，一时在著作权法上难以找到恰当的所属类型。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认为应当将多媒体作为一项新的作品类型加以规定和保护。这已经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中得到了体现，诸如日本的《量子媒介法》、德国的《信息和通信服务法》等。
在我国著作权法修改推进过程中，宜增设“多媒体作品”为一项全新的作品形式。在法律修改之前，可通过发布行政法规的方式，明确多媒体作品的定义和保护方式，并将符合多媒体性质的数字出版物纳入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的范围。在法律尚未修改、行政法规尚未出台之前，对于多媒体类数字出版物可以参照著作权法中有关“汇编作品”的规定进行初步保护。
3．明晰“数字出版者”的权利
数字出版者是数字内容的传播者，其主体包括传统的出版商、技术提供商和平台提供商等，其对数字内容的形成和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数字时代的到来，传播者从来没有在著作权价值和功能实现过程中介入如此之深，发挥作用如此之大。正如上文提到，作为资金、渠道和技术的投入方，数字出版者作为数字出版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一方介入到数字出版物的产生、数字出版物的传播以及数字出版物的价值实现过程中。但是，与数字出版者在数字作品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不相符的是，我国在专门保护传播者的邻接权制度中，并没有提出对于数字出版者的保护，甚至对于传统出版者的保护也较为有限——仅规定了出版者的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而且在我国的立法实践和大多数学者的观念中，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应该限于保护印刷版本整体，而不涉及原版的图形标识。
在数字出版条件下，对于数字出版物中特定元素的使用相对较为便捷，数字流媒体成为出版的主流，数字出版物往往加入了互动性，在数字出版物进入使用者的终端时，会自动根据终端的情况（如，终端屏幕的大小、分辨率、形状）调整数字出版物的版式，使用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调整数字出版物的布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对数字出版者提供“整体版式设计”的专有使用权，将不能有效反映对邻接权人经济投入的回报。因此，在著作权法进行修改过程中，我们应当将数字出版者的权利范围予以扩大，在整体的“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之外，赋予数字出版者以下一些权利：一是复合出版权，即数字出版者有权禁止他人以其数字出版物为蓝本制作生成其他数字格式下的出版物的权利；二是内容再提取权，即数字出版者有权禁止他人以任何方式将数字出版物中的素材内容全部或核心部分实质性地、再现性运用于其他出版物中；三是反复利用权，即数字出版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复制、传播数字出版物的全部或核心部分内容。
（二）完善数字版权许可制度
1．完善准法定许可制度
法定许可制度是一种非自愿的许可制度，是著作权取得过程中对授权许可制度的重要补充，其更多地体现为经济上、效率上的考量。正如波斯纳所言，在一般情况下，市场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为有效地手段，但是在市场决策成本高于法律决策成本的情况下，资源配置问题应由法律制度来解决。
法定许可制度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版权保护和版权价值实现之间的不匹配，通过国家法律强制性的介入来实现利益最大化。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在著作权法中有明确的规定。
著作权法第23条、第33条第2款、第40条第3款、第43条第2款、第44条对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出版者权的法定许可、表演者权的法定许可、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的法定许可和播放者权的法定许可等情形进行了规范，授予了相关的传播者无需经权利人授权而享有使用作品的权利，但需要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在这五种法定许可中，有一种显得比较特殊，即对于出版权的法定许可，在作者通过事先声明保留的情况下，法定许可制度将不可适用，对于这种不是很彻底的法定许可制度，有学者称之为“准法定许可制度”，也有学者认为应当被认作“默示许可制度”，在本文中笔者将其称为“准法定许可制度”以便于论述。
根据数字出版海量授权需求以及价值实现特性，应当拓宽数字出版权的“准法定许可制度”适用的情形、适用作品的类型，同时改良授权条件的形成方式和适用条件。首先，应当拓宽“准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范围，其不应仅仅限于纸质这种有类型，应当实现纸质与数字化样态之间的双向互通，实现纸质媒介与数字化媒介的相互转载、摘编许可。即数字出版条件下的“准法定许可制度”应当适用于纸质媒介之间、数字化媒介之间和纸质媒介于数字化媒介之间相互转化的各种情形。其次，应当扩大“准法定许可制度”适用作品的类型，现有制度仅仅适用于文字作品等平面作品表现形式，对于多媒体集合形式的数字出版物而言，将这种转载、摘编行为拓宽到录音制品、录像制品、摄影作品、计算机软件等作品形式将是真正发挥“准法定许可制度”价值的必然要求。再次，应当借鉴“出版公告制度”，将授权条件的确定更加公开化、公平化，即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数字出版商“应当在提供前公告拟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拟支付报酬的标准。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数字出版商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著作权人没有异议的，数字出版商可以提供其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数字出版商提供著作权人的作品后，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数字出版商应当立即删除著作权人的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间的报酬。如果无法找到作品的著作权人的，可以将报酬支付给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最后，限制“准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条件，尤其是应当明确所使用作品应在超过第一次出版的盈利周期之后才能适用法定许可制度，这样才能保证前一次出版行为的经济利益得到充分保障，也能确保法定许可制度这种非自愿许可行为不会过度侵犯授权许可这种自愿许可行为的利益边界。但是，具体时间限制性条件的确定，应当经过充分的论证，有学者认为这个时间规定为半年为宜，但笔者认为可以更短。
2．倡导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权利人取得权利的途径往往有两条，一条是通过授权许可这种自愿许可方式获得，另一条是通过法定许可、强制许可等非自愿许可方式获得。目前，我国数字出版非自愿许可制度较为滞后、适用条件较为严苛，如何拓宽授权许可的通道和途径、创新授权许可的方式将成为现阶段解决数字出版商内容需求旺盛和授权效率低下的矛盾的必由之路。考察现有的权利授权模式，主要有直接授权、间接授权和默示许可这三种类型，这些授权形式大多是封闭式的授权模式，造成权利拥有者长期处于待价而沽的状态，而权利需求者则面临着无米下锅的信息不对称状态。权利拥有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上述关系不利于授权许可活动的开展和版权交易的繁荣。
为解决上述难题，一种被称为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协议，简称“CC协议”）出现在人们视野中，这为数字时代知识共享和传播带来了福音，同时也为数字出版的授权模式探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广义上讲，CC协议是授权要约模式的一种，是由知识共享组织于2002年12月发布的一系列著作权许可协议构成，供广大社会公众免费自由使用。该协议目的在于帮助文学创作者、艺术家、曲作者等创作者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上标识自己作品的权利状态，并向其他使用者提示自有使用的范围。该协议由“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和“相同方式共享”等元素构成，根据特定的规则组合后CC协议主要有六类核心许可协议，分别是：“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by-nc-nd）、署名—非商业使用—相同方式共享（by-nc-sa）、署名—非商业使用（by-nc）、署名—禁止演绎（by-nd）、署名—相同方式共享（by-sa）和署名（by）。”
以“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by-nc-nd）”协议为例，其是指他人只要注明作者的姓名并与作者建立链接，就能合法使用并与他人共享该作品，但是使用者不能对作品做出任何形式的修改或者商业性质的使用。在作者创作完作品后，可以选择 CC 协议所提供的任何一种范本，在完成选择之后系统将会生成三种表述方式的许可协议，分别是普通文本、法律文本和元数据，提供给作者在不同情况下进行使用。
自2002年以来发布，CC许可协议以来，知识共享组织已对其进行了三次版本修订，目前最新的版本（CC协议3.0版本）更新于2007年初，4.0版本的公开讨论正式在进行中。
与此同时，CC协议的本地化工作也在不断的推进，2006年3月29日，中国大陆版2.5版CC系列许可协议在北京发布，CC中国大陆项目官方网站也开通运营。
如今，网易、搜狐、腾讯等门户网站以及专业视频网站在网页终端或者手机终端上陆续开辟了“公开课”平台，这些公开课平台提供了大量包括耶鲁、牛津、斯坦福在内的多所著名高校提供的免费教育资源，极大地便利了公众对于高质量、低成本学习资源的获取。这些公开课平台所使用的资源就是国外采取CC协议发布的开放教育资源（Open Ecational Resources, OER）。可以说，CC协议引入中国后已经影响着中国人文化消费生活，并将有助于繁荣我国的文化产业。实践证明，在数字出版过程中倡导开放式的版权自助服务协议，采用CC协议这种知识共享型的许可协议，将能够有效保障作者版权的保护和价值的实现。
3．赋予集体管理组织延伸管理权
数字出版带来大量频繁的版权贸易需求，这种高频率的海量版权授权需求催热了人们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追捧，寻求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突破成为了人们解决数字出版授权困境的主要途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一定的社会组织对著作权人不便自己行使或难于事先的权利进行的统一管理。它是通过代表著作权人的集体管理组织，授权作品的使用者使用该组织成员的作品，并收取著作权使用费分配给著作权人的一种社会行为。”
各国著作权法中对集体管理的权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权利人将权利授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二是著作权法规定某些权利强制由集体管理组织行使；三是延伸性集体管理。
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赋予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代为签订许可使用合同、收取并转付使用费以及代为进行诉讼的权利，这些以授权为基础而衍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职能在数字出版条件下将很难适应现实需要，引入延伸性集体管理已经成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一步完善自身职能、权利人更加充分地实现作品价值、出版商更加高效地实现获权的必由之路。
“延伸集体管理，即集体管理组织在向使用者授权许可使用时，不仅有权许可会员的权利，还可以许可非会员的、但法律规定适于集体管理的权利。非会员可以事后不同意集体管理组织的授权，从而禁止使用者进行相关的利用。”
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建立能够赋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未得到非会员的授权的情况下，有权与使用者签订的一揽子有效的许可合同，但是应当向非会员分配报酬，同时在非会员事后明确拒绝该种延伸管理的情况下这种管理将无效。这种延伸管理制度是一种受到严格约束的制度，权利人具有较为通畅的“退出机制”，不必担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权利人权利造成损害或者使集体管理组织形成不合理的垄断地位。在数字出版条件下，面对海量的信息传播、瞬息的传播速度、广域的传播空间，内容授权工作开展若仍然依赖一对一事先授权模式，集体管理制度的优势将荡然无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面对井喷式的作品创作环境，要做到全面的事先获权自然不可能，但是使用者在数字出版条件下仍需要拥有一条无风险、能够签订一揽子协议的授权通道，退一步讲能够找到一个通过向特定主体缴付许可使用费从而得以合法使用作品的渠道，以降低出版的侵权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赋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于非会员权利的延伸管理权显得格外重要。而且作为全国性的、特定领域内唯一的非营利性著作权管理组织，理应承担起非会员报酬的收取和转付这项工作。当然，延伸管理制度的建立是有条件的，必须建立在较为完善的集体管理制度基础上，一方面集体管理组织必须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且运作成熟良好，另一方面集体管理机制较为完善，如建立了成熟的许可费收集分配机制、完善的数字处理技术、高水平的国际协调能力等。
因此，在酝酿建立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之初，我国必须出台更为详细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版权的授权、版税的收取以及版税的分配等内容予以更为具体的规定，以建立起更为完善的集体管理制度。
（三）完善数字版权转让制度
数字出版的出现，完美地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也为两者的聚变提供了能量释放的平台，使得传统出版内容获得了价值增值的全新通道。“著作财产权的财富性和商品性意味着利益分配和交易的必然性；而著作财产权的传播性和实用性则体现了交易的可行性。”
数字出版本身借助了数字技术、利用数字平台，从而繁荣了数字版权转让市场。在实现数字版权价值增值的过程中，数字版权转让是一种重要的实现方式，完善出版物版权转让，促进版权转让市场的繁荣，将成为构建新时期数字出版法律制度必须关注的问题。
1．推进版权转让公共服务市场化、信息化
一般认为，“版权公共服务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依据法律规定由版权行政管理机构或政府授权的其他组织在公共领域内围绕版权在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提供上述服务的机构就是版权公共服务机构，一般包括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版权协会、作品登记机构、版权代理机构、版权保护中心、版权交易中心等。版权公共服务可以包括贸易辅助、纠纷解决、信息支持、教育宣传等内容。我国版权公共服务起步较晚，专门针对数字出版版权转让的公共服务更是寥寥无几。完善的版权公共服务能够极大地提高版权转让的效率、降低版权转让的风险，进而大大促进版权交易市场的繁荣。
因此，高质量的版权公共服务、健全的版权中介服务机构、完善的版权公共服务体系将能有效实现版权交易环境的优化。完善版权公共服务，我们需要根据数字出版的特性作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完善市场化运营机制。“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在宏观上，通过将一部分竞争性、经营性强的数字版权公共服务项目推向社会，节约资金投入到其他基础性数字版权公共服务中去，在坚持非营利性的基础上，引入多主体的竞争机制和多元化的激励机制，以提高服务的质量、创新服务的内容、扩大服务对象。在微观上，在版权公共服务机构内部引入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市场化管理模式，“将董事会制度引入其治理机制。董事会的成立，改变了传统由政府全盘管理和运作公共服务机构的做法，使政府从繁忙的日常工作中解脱，也使公共服务机构的管理向更加专业化、更具效率的方向发展，大大改善了公共服务机构的组织治理机制和管理效率。”
另一方面，完善信息化运作机制。数字出版条件下，版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版权服务也面临着巨大的变革。首先，版权服务需求产生变革。面对数字出版需求的海量信息和快速传播，版权的权利类型复杂化、权利主体扩大、侵权几率增大、网络取证困难。版权公共服务机构承担的基础性版权服务将极大延伸，全新的版权服务内容将大量涌现，只有利用版权信息化运作机制才能有效面对信息化对版权服务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版权服务提供方式产生变革。依靠网络进行版权宣传教育、交易平台建设、信息披露传递，不仅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而且方便了权利人的参与和社会的监督。所以，在具体建立版权公共服务机构的过程中，要以国家推动电子政务发展为契机，积极将信息上网，推动无纸化、电子化、信息化运作，以便于数字版权贸易的开展。
2．搭建转让平台，延伸服务的环节和层次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巨大交易风险已经极大地限制了版权转让市场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于数字版权转让而言，我们需要为其搭建一个更为透明、更为可靠的版权转让平台，为转让双方提供更加全面的版权信息、更加安全的交易环境，从而降低交易风险、提升交易效率。版权转让平台应当能提供“四个环节两个层次”的服务来满足社会的需求。
版权转让平台提供的服务贯穿版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四个环节，在创造环节，服务内容主要集中于鼓励创作，通过营造全社会崇尚知识、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来激发作者创作的热情；在运用环节，主要通过交易平台运作、版权评估等方式为版权运用提供便利，通过集体管理组织实现权利的全面保护；在保护环节，主要通过集体维权、纠纷解决等方式提供支持；在管理环节，指导企业进行版权经营管理，制定企业版权战略，提供版权知识培训等服务。上述“四个环节”的服务应相互衔接相互配合。总的来说，以版权交易中心为主体构建起版权转让平台，并提供相应的版权转让服务，将进一步满足数字出版对于版权授权的需求。版权转让平台在数字出版过程中提供的服务可分为基础性版权服务和其他版权服务两个层面，基础性版权服务主要属于保障性的基本服务，市场化能力较弱，不宜推向市场，基本上靠政府财政支持，如版权交易平台搭建、版权纠纷调解；其他版权服务，如版权诉讼代理，可以引入市场化机制减少政府财政在此领域的支出。这种不同层次的划分，有助于我们在优化交易环境过程中，更加有效地利用国家资金，并引导社会对数字版权转让的投资热情。同时，版权转让平台的服务功能应当加强，建立以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使用全过程的版权转让平台，并且提供多功能、多范围的版权综合服务技术支持将能够极大推进版权转让的实现，有助于版权转让市场的健全。
近年来，我国版权交易中心发展迅猛，版权转让平台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在数量增加的基础上，应当更加注重质的提升，尤其是自身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优势的培养。目前，仅北京一个地区就已经出现三家版权交易中心：北京国家版权交易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版权交易中心和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
因此，当前亟需对于同质性、业务相近的版权交易中心进行整合，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建成若干个区域性、行业集聚、实力雄厚的版权交易中心。“一个权威的、在线的版权交易平台，将会极大地方便数字版权交易。到时候作为版权买卖双方只需要在这个平台上选取版权然后付费就可以了，让这个平台承担版权审查和信息明确的工作，这样就会使得版权交易规范化。”
由行业内较有影响力的组织牵头搭建数字版权交易平台成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如为了帮助报纸和广播公司等媒体从手机及其他无线设备的新闻服务中获得更多利润，美联社决定成立一家数字版权交易中心。该版权交易中心将代理会员媒体的报道、照片及视频的许可谈判事宜。除抽取大约20%的管理费外，其他一切版权收益均归会员媒体所有。

『肆』 上海张江数字出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上海张江数字出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06月01日，主要经营范围为从事数字出版、文化领域的投资管理，数字出版技术的研发、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的制作、销售，会务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停车场（库）经营等。
法定代表人：杨辉
成立时间：2005-06-01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31011500089454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丹桂路835、937号辅楼（2幢）102室

『伍』 数字出版行业有前景吗

你好，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分析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1935.5亿元，较2011年增加557.6亿元，增长40.5%，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11.6%，较2011年提高2.1个百分点。电子书、数字期刊、数字报纸的营业收入增长52.6%，超过数字出版整体增长速度。以网络动漫和在线音乐为代表的新型数字内容服务形态发展迅猛，营业收入增速高达291.2%。 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通过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体系、拓展新闻出版公共服务数字化体系建设、布局园区建设、构建多样化内容投送平台、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完善标准体系建设和版权保护等工作，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正在朝着持续、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而且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业相比，具有高效环保、海量储存、快捷搜索以及服务便捷等特点，在过去的几年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另外，我国《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到“十二五”期末，我国数字出版总产出力争达到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出的25%。而目前这个数值仅为11.6%，这其中仍蕴含着较大的市场空间。因此整个行业发展前景不错，个人只要跟上步伐快速成长就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望采纳~~

『陆』 数字出版环境下，出版产业将如何发展

2019年中国数字出版行业规模突破9900亿元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数字出版用户规模不断上升，数字出版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15-2019年，中国数字出版业稳步上升。根据《2018-2019年中国数字出版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8330.78亿元，比2017年增长17.8%，前瞻估计2019年中国数字出版行业营业收入突破9900亿元。

数字出版产业新趋势

——数字内容精品化趋势日益明显

数字内容产业正在加快向精品化发展。无论是网络文学、网络游戏，还是知识付费、短视频等领域，都逐渐认识到深耕内容才是提升价值的根本关键。

数字内容产品在娱乐属性之外，融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更加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受众对数字内容的关注点逐渐回归到内容质量本身，一批优秀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成为年度现象级IP;《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一批包含人文情怀的节目走红于网络，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书画、传统工艺、戏曲等传统文化成为播放热点。

主管部门把关趋于严格和人们的审美趣味提高，推动数字内容平台增强导向把关意识和精品生产意识，逐步完善内容审核机制，调整内容建设重点，网生内容正在逐渐摆脱唯点击率、唯播放量的不良风气。

2)媒体融合迈向纵深发展

政务媒体、主流媒体遵循移动优先原则，采用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兴媒体形态日益普遍;今日头条为代表的基于算法的新媒体平台和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加大了对政务媒体、主流媒体的引入。

截至2018年底，抖音短视频平台入驻5724个政务号和1334个媒体号，逐渐成为政务媒体和主流媒体官方信息发布的重要环节。

“两微一抖”
已成为媒体布局的新标配。主流媒体采用短视频、网络直播、H5、VR全景等新形式，丰富信息呈现方式，拓展传播渠道，进一步提升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正在从过去的产品融合、渠道融合，逐渐演变为平台融合、生态融合，迈向合二为一的一体化发展新阶段。我国全面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为媒体融合发展，特别是地方县级媒体融合带来新机遇和新契机。

3)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日益深化

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内容的创作、审核、流量预测、运营、推荐、交互等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在优化出版流程方面正在发挥更大作用，将大大提升出版效率，实现出版流程的智能化。人工智能技术在人机交互层面的应用不断深化。如人工智能可应用于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角色赋予虚拟形象和情感表达，丰富阅读体验。

未来，人工智能在提升IP价值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目前已有视频平台将AI技术应用于IP运营过程中，包括运用AI技术进行影视剧作品的选角、流量预测、宣传推广等，大大提高了IP运营效率。在剧本改编环节，运用AI技术对内容价值点进行深挖，从而进行剧本的完善。网络文学企业开始尝试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作品的IP价值评估。

4)5G将为出版融合创新提供广阔空间

2019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放5G牌照，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中国广电四家企业，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5G商用元年。

5G将极大提升信息的共享效率和传递能力，对出版业选题策划、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带来深远影响，为出版业融合创新开拓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与实践路径。

5G将为新技术、新媒体、新业态在出版领域的应用提供更加便利、顺畅的条件。大数据、云计算将成为出版传媒业的标配技术。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在出版传媒领域的真正落地，真正实现沉浸式体验，“3R”技术(VR、AR、MR)将成为游戏、新闻媒体、数字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和投入的重点。

5G环境下富媒体特别是视频内容占比将大幅提升。5G将激发更加多元的数字内容消费需求，也将催生更丰富多元的数字内容呈现、产品形态和服务模式。如何借助5G东风，把握5G时代下的新需求提升资源整合能力，进行产品创新开发、业务布局和商业模式探索，成为出版单位推进融合发展、打造竞争力的重中之重。

——更多数据及分析请参考于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数字出版行业商业模式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柒』 数字出版的概念，内容，发展模式，理念。前景

2007年的数字出版行业可谓风生水起，出版行业推进数字出版的积极性高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的“2008年文化蓝皮书”指出，我国数字出版潜在市场巨大。未来五年，将有超过30%的手机用户通过手机阅读电子书和数字报，由图书馆等机构用户采购的电子书、数字报的销售规模将达到10亿元，由网民和手机用户带动的电子书、数字报内容销售及广告收入将达到50亿元。

数字出版蕴含巨大潜在市场

虽然以纸质媒介为代表的传统图书仍在当今的出版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全球信息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信息技术向各个领域不断延伸，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迅速发展，数字出版理念逐渐深入，技术不断完善，形态日益丰富，受众迅速增加，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并日益成为我国出版产业变革的“前沿阵地”。

据idpf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全年电子图书渠道销售额达到3180万美元，约合2.2亿人民币，同比2006年增长23.6%。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数字出版行业的产业规模也不断扩大，数字出版整体规模从2000年的15.9亿元人民币发展到2006年的200亿元人民币，到了2007年，其市场整体规模更飙升至300亿元人民币。

2008年，随着网络及手机普及率的持续提升及3g的到来，中国数字出版行业的发展被业内普遍看好。更有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网络出版的销售额将占到出版产业的50%；2030年，90%的图书都将出版网络版本。可以说，数字出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朝阳产业。

信息化冲击传统纸媒出版业

数字出版形态不断创新，在电子书的基础上形成对其他领域的扩张，包括从电子书到数字报纸，从电脑阅读到手机阅读，未来将在手机上形成随身“书报亭”，通过这个随身的书报亭来管理杂志、图书，给读者一个有冲击力的阅读体验。

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数字出版所表现出的强劲发展势头和巨大产业潜力不容忽视。相对的，传统出版业也由此面临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巨大挑战。传统出版业如何依靠数字化信息和数据占领未来市场、谋求新盈利和发展模式，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重大问题。

一方面，图书出版单位总体规模相对较小，而在未来的竞争中，经济实力将决定企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赋予了“内容为王”概念以新的含义，但几乎所有的图书出版社在图书资源数字化整合集成过程中，扮演的只是电子图书出版资源提供者。全国电子图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掌握在少数几家非传统出版单位的电子图书出版商手中。这一点也使得传统图书出版社在未来的市场控制力上的弱势。同时，在数字平台上，传统的出版企业也已经失去占据网络平台品牌的先机。

数字出版发展尚存三大难题

我国数字出版市场虽已取得巨大的进步，但中国整体的数字出版产业还受到现有的技术条件、阅读习惯和版权等问题的制约。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版权问题。数字出版领域的版权纠纷由来已久，且呈愈演愈烈的趋势。2007年“七位知名作家状告书生”和“400位学者状告超星盗版”一度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数字版权问题也成为业界的焦点话题。

『捌』 数字出版的发展方向

“十一五”期间，我国数字出版的产品形态基本显现，主要包括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教育出版物、网络地图、数字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数据库出版物、手机出版物等。
《2013-2017年中国数字出版行业商业模式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数字出版总产出由2006年的213亿元扩张至2010年的1058.4亿元，手机出版、网络游戏和网络广告俨然已经发展成数字出版产业的三大巨头；产业融合逐渐深入，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原本严格区分的行业边界愈发模糊，内容提供商、技术提供商和渠道运营商之间的相互融合越来越深入。
大众传播领域不断发展，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发生改变，新媒体传播方式快速抢占市场份额，互动成为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数字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内容的编辑、制作、印刷复制、发行、传播和消费都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
虽然中国数字出版行业发展较快，但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产业链各环节赢利模式尚不清晰，这主要源于行业缺乏相应标准、技术与内容错位、数字出版内容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数字出版以低价优势将阅读者从图书馆、书店拉到电子设备终端，而低价不仅归功于从纸张到硬盘的成本下降，更源于著作人的收益被变相压榨（著作价值不应随介质改变而改变）。
为了数字出版产业健康发展，中国政府部门加大了对数字出版业的支持与立法的力度，中国数字出版“十二五”规划指出，数字出版已经成为新闻出版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出版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已成为中国实现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的重要战略任务。同时，数字出版产业相关基地纷纷设立和行业协会联盟的成立加强了社会对数字出版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快了数字出版行业标准的建设进程，数字出版业的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出版业界将更多的目光转向数字出版，这一方面来自于数字出版本身所具备的潜力，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国家对数字出版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此外，读者阅读环境、阅读方式和阅读需求的改变都在不断增加着数字出版的市场容量，同时，由于网络与生俱来的特质，网络科技的日益发展使得数字出版相对于传统出版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孕育着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玖』 数字出版行业发展好吗

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信息技术的提高和应用普及，尤其是年轻一代读者的成长，我国国民的阅读习惯和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从2010 年4 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来看，人们的阅读习惯正从“纸质阅读”向“电子阅读”转变，电子阅读以“普及性、经济性、便捷性、互动性、音画性”的特征，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阅读时代。据2010 年统计，我国网民数量已达4.2 亿人，每天上网时间总和超过10 亿个小时，巨大的网民人数和巨大的上网时间孕育着巨大的市场前景。因此，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在短短几年内突飞猛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呈现出产值屡创新高、手机出版异军突起、电子阅读器风生水起、数字出版盈利模式不断创新等发展态势。

2010 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表明，2009 年我国数字出版总产值达到799.4 亿元，比2008 年增长50.6％，数字出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总体经济规模首次超过传统出版物。在数字出版内部，手机出版的营业收入已超过传统的网络游戏，占数字出版全部营业收入的24.2％，位居首位。新闻出版产业的总体格局在技术进步的带动下已发生改变，初步形成了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数字出版产业集聚区。

2010 年5 月，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建立全国第一个数字出版基地———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2008年，上海市数字出版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23 亿元，远远超过传统出版，约占全国的1/5。2009 年增长50％，达到185 亿元，占全国的1/4 左右，而这其中，张江基地贡献了90 亿元的产值。张江模式迄今已结出了累累硕果，在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出版结构转型上凸显成效，更为全国各地数字出版基地的未来摸索出一条道路，成为全国数字出版的领跑者。2010 年8 月，新闻出版总署又批准虹口园区为上海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延伸园区。

人们普遍认为，数字时代“内容为王”，谁掌握了数字资源，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鉴于此，2009 年中国出版集团的“中国数字出版网”工程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信息化试点。人民出版社争取到3.4 亿元的国家财政拔款，打造公益性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传播平台。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打造一个面向全球用户的专业数字出版与运营平台，同时，该集团还与中广传播集团公司开展战略合作，将建立一个融数字广播、互联网、通信网为一体的教学平台。安徽出版集团将开通“时代”网上教育平台，推出全国第一份教育类手机彩信报。陕西出版集团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建立国内最权威、最完整的音视频资源数据库，等等。

为适应出版业发展趋势，推进新闻出版产业升级，推动我国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2010 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十二五”末，我国数字出版总产值力争达到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的25％，形成8——10家各具特色、年产值超百亿元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和产业园区，传统出版单位到2020 年基本完成数字化转型，把数字出版产业打造成新闻出版支柱产业。

然而，在数字出版繁荣的形势下，人们也注意到一些明显的问题。在2009 年我国数字出版799.4 亿元的总产值中，手机出版和网络游戏的营业收入在数字出版营业收入中所占比重为71.3％，数字期刊、电子书和数字报纸（网络版）三者营业收入所占比重不足3％；数字出版收益内部结构不平衡，数字出版在我国传统出版业中的收益微不足道；缘于价格昂贵和版权意识差，正版电子书销售惨淡；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呈现萎缩态势，未来发展前景令人担忧。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数字出版是大势所趋的历史发展潮流，但许多有识之士特别关注数字出版当前面临的六大困局：一是我国数字出版标准至今没有统一，仍然处于全面混战状态。二是数字出版资金投入巨大，但其盈利模式尚在探索。三是数字出版产学研尚未有机融合，致使我国数字出版人才奇缺。四是数字出版产业链各环节联系不紧密，内容提供商和技术提供商各自为阵，尚未找到合理的耦合方式。五是数字出版的版权之争将愈演愈烈，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难以协调作者、出版社和技术提供商三者的利益关系。2011 年3 月，闹得沸沸扬扬的网络文库与作家们的版权之争就是例证。六是数字出版面临严重的盗版和非法下载，侵权问题对作者和出版社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文章来自：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

『拾』 中国数字出版业在发展途中所遭遇的困境有哪些

目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正处于初期的高速发展阶段，转型过程中应该注意：

1. 优质内容乏善可陈，创新不足。数字世界，信息完全开放对等，消费者只会对引起自己兴趣的优质产品产生购买欲望。创新将是数字出版未来一段发展时间的主要核心关键词。
2. 法律保护问题。法律环境和版权保护亟须加强；侵权盗版现象严重；执法和监管方式亟待加强；手机成本监管亟待加强。
3. 技术标准难以统一；缺乏统一平台下的技术与资源交流。
4. 企业层面的问题。发展方向不明；领导不重视、认识不足，企业缺乏信心；
5. 缺乏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产品缺乏竞争力；产业链断裂；产业链利益分配不均衡。
6. 还应该注意政府对行业的支持和要求，监管机制不全。
7. 缺乏全数字化流程的操作，没有一个统一健全的机制。
8. 传统出版社对自己产业链的有效整合，形成一个全新的数字出版产业。
9. 数字出版产业要首先考虑方向。传统出版对风险比较敏感，但数字出版的决策层要学会如何快速想明白：方向对不对、选点准不准，而不是因为算不清楚投资回报率就先袖手旁观了。

与传统出版业产业链相比，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最大特征是设备制造商和技术提供商的地位凸显。它的另一特点是简化了出版流程，缩短了流通环节，使读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从出版社网站、光盘、智能手机、掌上电脑、电子移动终端等许多地方方便、快捷、直接地获取到数字内容资源。
出版从传统的物流转变为信息流，从单向传递转变为双向互动，从以产品为主转变为以产品和服务为主。服务为主，必将是出版社未来必不可忽视的一个发展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