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法规定

① 想知道日本的法律及婚姻法

日本没有专门的婚姻法，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法规在其民法《亲属篇》和《继承篇内》中，在这些法律中可以看见容日本传统观念的深远影响。
2003年，联合国消除妇女歧视委员会指出，日本民法中有很多条目歧视女性，其中特别举了女性待婚期和结婚后夫妇必须同姓的例子。
在该国民法典第四篇——亲属中，专门就婚姻的缔结、婚姻双方权利义务以及离婚等方面做了规定调整。
日本婚姻法婚姻缔结条件：
1、男方必须年满18周岁，女方年满16周岁才可以结婚，而在日本年满20岁才是成年人。因此，对于未成年子女结婚，还必须征得父母任何一方的同意。
2、形式要件在日本的婚姻必须进行相关申报才能发生法律效力，该申报应当由夫妻双方及2人以上的成年证人，以言词或署名的书面形式进行。申报的地点可以在任意一方的原籍或所在地。
可见日本婚姻缔结条件，日本是一个允许童婚，允许未成年少女结婚的法律特别落后的国家。
根据日本民法第733条规定，女性离婚后6个月内不得再婚，原因是如果女性早于这个期限再婚，很难判断之后出生的孩子的父亲。但对于男性，民法却并不规定待婚期。

② 日本法律细则有哪些

我想你说的应该是追诉时效。我国就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①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 ②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 ③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 ④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如果20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③ 有关日本法律

日本刑法典第238条规定“盗窃犯在窃取财物后为防止财物返还，或者为逃避逮捕或者隐灭罪迹，而实施暴行或者胁迫的，以强盗论。”
日本刑法典第205条规定“故意伤害致死处2年以上有期惩役。”
日本刑法典中并没有盗窃杀人的结合罪。只有强盗强奸罪，强盗杀人罪之类……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分开定的。

④ 日本民法典的制定经过

（一）急于制定民法的原因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立即着手制定各种法律，甚至直接翻译外国的法律，将之作为日本法律而公布。当然有其不得已的原因。
总的说来，这是维新后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统一分散的封建法制的要求。但是在当时却有特殊的原因。这就是想要通过调整人民间的民事关系，为国家的“富强”打下基础。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对外的原因，即改订不平等条约的需要。当时法国、英国、美国、荷兰等都与日本订有不平等条约，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决定权。前者使日本处于殖民地地位，感到屈辱，后者减少政府的税收，阻碍民族资本与国内产业的发展。明治政府与外国交涉，外国政府均以日本必须整备法制，建立与欧洲各国相同的民刑诉讼审判制度为要挟。明治27年（1894），日本与英国签订条约，以后相继与各国订约，修订以前的不平等条约，还是以重要法典（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等）的施行为条件。
日本政府急于制定与欧洲各国类似的各种法律的急迫心情，可以从制定民法的情形看出来。一方面忙于翻译外国法律，一方面频繁地设置、改设各种机构。早在明治3年（1870年），日本政府在大政官之下设制度调查局，以江藤新平为长官。江藤即命令箕作麟祥翻译法国民法典，甚至指示说：“尽快地翻译，有误译也无妨”，打算就之修改后即作为日本的民法。以后甚至把制定民法的工作一度交给外务省以求速成。以后又聘请外国人来工作。这些说明，“条约改正”是当时（明治初二十年内）最大的政治问题，而其前提则是“近代法典之完备。”
这一点，在刑事法律方面比较容易，所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在1880年制定公布。民法则几经周折，10年之后才得以制定。
（二）“旧民法”
“旧民法”的来源
明治6年（1873年），日本政府在司法省设民法编纂课，于明治9年（1876年）着手起草民法，到明治11年（1878年）完成初稿。明治12年（1879年）又聘请法国专家来日委以民法起草工作。明治13年（1880年）在司法省设民法编纂局，加紧起草工作。民法编纂局一度划归外务省，后来又归司法省，由法国专家负责财产法部分，另由日本人负责亲属法部分，最后在明治21年（1888年）完成草案。明治23年3月与10月，分两次将经过立法程序的民法公布，定于明治26年（1893年）1月1日施行。这次公布的民法，被称为日本的“旧民法”。
“旧民法”组成
旧民法基本上以法国民法为兰本，分为人事编、财产编、财产取得编、债权担保编、证据编，共5编1760条。内容也大体上与法国民法典相同，关于人的能力和亲属关系在人事编，继承、赠与、遗赠、夫妻财产制都在财产取得编。在继承部分规定了家督继承制度。在财产编中规定了公用征收、水利等行政规定。从法国民法典承继而来的这些编制方面的缺点，如物权债权不分、继承与夫妻财产制列入财产取得编，在民法中加入了程序法（如证据编）和有关行政的规定等，在当时（1888年）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已经公布的情况下，当然显得落后，但是这些并没有成为大的问题。这部民法仍预定于1893年施行。可是由于其他的原因，终于发生了法典论争而使这部民法夭折了。
（三）“法典论争”
日本的旧民法是以法国民法典为兰本的。早在制定之初，就把财产法部分委托给从法国聘来的专家（巴黎大学教授布瓦松纳）（这位专家先受聘起草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两个法律很快被日本接受，于1880年公布施行），把亲属法部分交给日本学者，并且要求后者注意日本固有的风俗习惯。可见当时已经注意到这两部分的不同。
在公布的旧民法里，财产法部分不用说，基本上是以法国民法典的精神为指导的，其内容也与法国民法典相同。这一方面，没有引起人们的异议。亲属法部分虽然也保留了一些日本固有的制度，如家制、“家督相续”（身份继承制）等，但因当时主持工作的人究竟受到法国民法的影响，旧民法中的人事编就成了被称为体现“西方原则”的法律，其中散见着一些具有“近代性”的规定。如在形式上，采用了先规定婚姻、接着规定亲子关系，最后才规定家长和家制的欧洲式序列（在东方古老的传统里，应该是先有“家”，而后才有夫妻关系和子女)。关于血亲、姻亲和配偶的划分也是西方式的。在内容上，虽然保留了家长权，却不承认家长权（户主权）的核心之一的家属居所的指定权，对家长也没有授与对家属婚姻的否决权（无效诉权），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家长的权力；关于家督相续人（身份继承人）因婚姻和收养而离去家庭，不予禁止。这些规定与以后的新民法（1898年）比起来，显然是具有更强的“近代性”。因而在旧民法公布前，这些已受到指摘了。
对旧民法的评价
旧民法公布后，人事编立即受到批评，许多人认为旧民法无视了日本的“固有的淳风美俗”，特别是破坏了家族制度。这样就形成了对旧民法拥护和反对的两派，而展开了“法典论争”。
早在1889年（公布前一年）就出现了反对意见，公布后，反对意见与拥护意见逐渐增多，论争逐渐激烈。这两方面与日本法学界原已存在的两个学派结合到一起，形成两个严峻的阵营。拥护派的中心是倾向于自然法的法国法学派，当时称为“断行派”（立即施行派）。反对派则以倾向于历史法学的英国法学派为中心，称为“延期派”（延期施行，然后进行改废）。这样，法律意见之争与流派之争、学派之争相结合，再扩大到政治思想和主张不同的派系之争（具有自由民权思想的政见者当然加入拥护派，主张以家长制为基础而建立保守的国家的国家主义者加入反对派），这种论争日益剧烈。延期派提出，这部民法破坏了日本立国的基础——绝对主义的家长至高无上的家族制度，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精神不符。家长权是尊严的、不可动摇的，正如天皇的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样。动摇家族制就动摇了“大日本帝国”的立国之本。这样，法典论争由学术之争发展为政治斗争，由民法范围扩展到宪法与政治文化各方面。1892年，穗积八束在《法学新报》（反对派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论文《民法出而忠孝亡》，论争达到白热化，而且反对派的势焰已不可当。
斗争
论争当然反映到政府和议会里。当时，商法（在德国顾问主持下制定公布的）方面也出现了问题，都引起了议会里的斗争。当时议会里的议员多是具有保守思想的上层人士（特别在贵族院），结果是想得到的。明治25年（1892年），两院（贵族院和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相继通过了民法商法延期施行案，将民法和商法的施行期都延长到1896年年底。法典论争以延期派的彻底胜利而告终。日本的具有“近代化”因素的民法夭折了。
日本的法典论争显然是两种思潮的斗争，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与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的斗争。随着“断行论”的失败，当时日本初露端倪的自由民权思想被压下去了，通过维护家族制度而维护天皇制度的思想站稳了脚跟。
有人指出，日本的旧民法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只此一点，就是对当时日本上层社会的一个冲击。在大多数议员都是多妻者的情形下，议会是当然不会通过的。 这种说法虽然偏激，却道出了事情的实质。
（四）新民法
旧民法施行延期后，日本政府着手重新起草民法。明治26年（1893年），设置法典调查会，以伊藤博文为总裁、西园寺公望为副总裁，以穗积陈重、富井政章、梅谦次郎三人为起草委员，另以数十人为委员。这次起草，在维持日本旧有习俗、特别是家族制度的原则下，特别参照当时的德国民法第一草案进行，于1895年完成总则编、物权编和债权编，次年这三编在议会通过，于当年4月27日公布。亲属编与继承编于1898年通过公布（同时公布的还有《法例》与《民法施行法》）。全部民法于1898年7月16日施行。这是日本的“新民法”，又被称为“明治民法”。这部民法一直施行到现在。其中亲属编与继承编在二次大战后经过了重大修改。 公布新民法的同时，将以前公布的旧民法废除。

⑤ 日本法律规定16可以结婚是么

日本有一条法律很怪：允许女孩子16岁结婚，但是规定成人年龄必须是20周岁。
日本民法是在距今137年的明治维新时代制定的，1876年公布的民法第731条规定：女16岁，男18岁，准予结婚。民法第4条则规定：“满20岁，为成人”。
16岁女孩既然未成年，为什么又允许其结婚，允许其过性生活生儿育女呢？民法没有解释。日本社会学家的解读是，可能是受了中国古代“二八剖瓜”一说的影响。也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期，平均寿命只有50几岁，因此期望女孩早点结婚生育孩子。不过，现在的日本女孩16岁想结婚，需要父母等监护人的签字同意，不然得不到法律承认。

⑥ 日本公民法的全文内容有哪些

日本民法（不再称“新民法”）的各部分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就民法的全部说，其中的两大部分即财产法和身份法（亲属编和继承编）是矛盾的。财产法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的基础上、以近代民法中的所有权不可侵犯、契约自由、个人责任的三大原则为指导的，符合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近代法律。身份法则是建立在封建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不承认家族成员（包括家属、妻、子女）的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法律。表面上，似乎这两部分互不相关，两部分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不同的原则上，互不影响。实际上，经济关系和身份关系是密切相关的，身份上的支配关系与经济上的平等关系是互不相容的。在中世纪的农奴制之上不可能存在自由平等的身份关系，就是这个道理。
亲属法
日本亲属法的基本在家制。家的核心是户主（家长），户主为进行其对全家族的支配（统治），拥有强大的户主权。在日本旧民法中，稍稍受到削弱的户主权，在新民法中得到加强。户主权的内容主要有：⑴对家属的居所指定权（明治民法第749条）；⑵对家属入家去家的同意权（第735、737、738、743条）；⑶对家属的婚姻、收养的同意权（第750、776、848条）；⑷对不服从统治的家属进行制裁的离籍权与复籍拒绝权（第741、749Ⅲ、750条）；⑸对家属的婚姻、收养的撤销权（第780条）等。明治民法中规定的户主权，较之明治维新前封建社会家族制度中的强大的户主权当然略有不同，但仍足以对家族进行统治，加上旧日习惯力量的影响，户主事实上具有较民法规定的更强大的统治力。户主的这种地位，又因家督继承中的全部财产独占继承而得到加强。
在这种家族制度之下，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都从属于维持“家”这—最终目的。在法律上必然表现为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等等。法国民法典中原来也有许多限制妻的能力的规定，例如要夫经夫的许可不得进行诉讼（第215条），妻未经夫同意，不得为某些法律行为（第217条)，但法律同时规定了补救办法（如审判员得许可妻进行诉讼，法院得经妻的请求许可其实施法律行为，第218、219条）。但日本民法硬性规定妻的能力是受限制的。因而在日本民法里，妻与未成年人、禁治产人并列为无能力人。
日本民法里的家制自始至终是新旧思潮的斗争焦点。这是因为，这不仅仅是民法中的问题，而且联系到宪法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在明治宪法的整体体制之下，家为国之本，家长（户主）制与天皇制是一脉相承的。忠孝一本，否定对家长的孝，也是否定对天皇的忠。“民法出而忠孝亡”，当然是绝对不可以的。
财产法
在财产法的内部，也存在着矛盾。日本民法物构权编里的永佃权就是从封建的地主佃农关系沿袭下来的封建的不平等关系。永佃权（永久耕作权）称为“永”，而民法规定不得超过50年（第278条），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德川时代还允许农民对自己开垦的土地有永久耕作权）。在永佃权里，有许多不利于农民或对农民极其苛酷的规定，如永佃权人只要继续两年怠付佃租或受破产宣告时，地主就可请求消灭永佃权（第276条），又如永佃权人即使因不可抗力而减少收益受到损失，仍不得请求减免佃租（第274条），第275条规定，永佃权人因不可抗力连续3年全无收益，或在5年以上期内收益少于佃租时，可以抛弃其权利。这一条表面上是授与永佃权人一种“权利”（抛弃），实际上是将土地交给地主。第272条又规定，地主可以约定禁止永佃权人将永佃权让与他人或将土地出租。总之，永佃权人完全是—个无权者。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违反近代民法的精神的，只能说它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关系。[3]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封建气息的民法典，仍然不能见容于日本的一些卫道士。原来，在个人主义的财产法之下，承认家属个人享有财产而且准许其积累财产，家属在经济上有了地位和实力就会发生“独立”思想，他们对户主的“恭顺意识”和孝心就减弱了，这当然是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冲击。大正8年（1919年），日本政府根据临时教育会议的建议，设置临时法制审议会，着手对民法的亲属继承两编进行修改，主要是要恢复日本自古以来的“淳风美俗”。法制审议会于大正14年（1925年）和昭和2年（1927年）先后提出对两编的“改正要纲”。日本政府设立民法改正调查委员会对民法进行修改。正在要进行修改时，日本战败，这个工作被搁置了。如果不是这样，真正不知这个“新民法”又会改成什么样。[4]

⑦ 日本法律问题

有部日本老电影叫追捕，结束前矢村对长岗一幕，你可以看一下，什么叫日本的正当防卫。

⑧ 日本法律主要有哪些

1、在公园吐痰

处以1000到10000日元罚款，犯罪前科记录在案。

“日本国轻犯罪法”规定，在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吐痰，将被处以1000日元以上，10000日元以下的罚款，并且会记录在个人的犯罪前科上!

是的，吐口痰被抓现行的话，你就有犯罪前科!更恐怖的是，这竟然还会在你的个人档案“犯罪前科”一栏里写上一个“有”字，而不会去注明你是偷窃杀人，还是仅仅因为在公园吐了一口痰!这也算是很冤了，明明没有杀人放火。

可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惩罚也算是理所当然的。

6、爬电线杆

赔偿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及1年以下监禁

日本民法规定，想要爬电线杆，必须拥有“国家电气主任技术者”资格证，即类似于中国的“电工证”。

在获得资格证之前，擅自攀爬电线杆将会违反日本民法规定的“资格外活动违反罪”，将被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比如造成大范围停电之类，不单要罚款，还会赔偿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1年以下监禁。

⑨ 日本民法

你去查六部全书

⑩ 日本民法中关于自然人住所是怎么规定的

在受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起草的民法典最初的草案中，民事主体部分（自然人、法人两章）由我负责起草。这一建议稿的条文在人大法工委提交审议的草案中，有的被采用，有的没有被采用。现将起草思路作一简要报告。其中的某些观点纯属我个人的观点。请大家批评。
一、自然人的制度设计
自然人一章的体系参考了德国、瑞士、日本以及台湾地区民法典，保留了我国《民法通则》其中大部分经实践证明合理的规则，同时，也吸收了我国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部分合理的规定。分为六节：第一节为对自然人权利能力的一般规定；第二节为对自然人行为能力的一般规定；第三节为对宣告失踪的规定；第四节为对宣告死亡的规定；第五节为对自然人人格权法律保护的规定；第六节为对自然人住所的规定。在此，有下列问题需要指出：
1．考虑到有关自然人的机遇亲属关系而产生的身份关系应由亲属编或者单行法规予以规定，所以，本章中对于自然人的亲属关系、身份等级以及监护制度未作规定，这样，在自然人立法体系上似更为合理，法律适用上更为方便。
2．与我国《民法通则》相比，除没有规定监护制度外，也没有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以及个人合伙。理由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都不是准确的法律概念。所谓个体工商户，为从事工商业经营活动的自然人在工商登记时使用的单位名称；农村承包经营户则是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之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承包合同的特殊主体单位。个体工商户如为一人经营，为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个人；二人以上共同经营，其性质应为合伙。农村承包经营户也具有同样性质。所以，其活动或者适用合伙的规定，或者适用非法人团体的规定，或者适用有关私营企业的规定。至于合伙，无论是个人合伙还是法人合伙，如为一般合伙，应适用合伙契约的规则，如为形成团体的合伙，应适用合伙契约以及非法人团体的规则。
3．增加规定了胎儿利益的保护条款，采用了概括保护方法，并采用台湾地区民法典采用的”法定解除条件说”，即规定凡涉及胎儿利益者，视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如胎儿未能或者出生，其权利能力视为自始不存在。对此，没有采用日本理论和判例采用的“法定停止条件说”，即不承认胎儿在出生前可获得权利能力，或者出生后才能溯及地取得，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在继承、受遗赠时权利主体虚位。
4．增加规定了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能够独立实施的行为的具体范围，包括纯获法律上利益的行为、零用钱条款、经许可实施的营业活动、订立劳动合同及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定型化消费行为等。同时，对于精神病人或痴呆症患者被宣告为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宣告规定了严格的司法程序。
5．在宣告失踪制度中，增设了以下落不明的自然人财产有代管之必要的限制条件，在宣告死亡制度中，规定了在危险事故中下落不明的人宣告死亡不受失踪期限的限制。同时，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规定下落不明的自然人无利害关系人或者虽有利害关系人但不提出死亡宣告申请，如果不申请宣告死亡会造成国家或者集体利益损害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死亡宣告申请。
6．将自然人人格权民法保护专设一节，规定了自然人自由、安全和人格尊严的一般保护及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对自然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姓名、肖像、名誉、隐私、遗体以及死者人格保护作出了尽可能详尽的规定。在这一建议草案中，人格权被规定在自然人一章而没有单独成编规定，同时，采用了“人格权法律保护”的节名，其理由是：
（1）自然人人格是自然人由宪法赋予的一般法律地位，人格权为“人成其为人”而由宪法直接赋予的基本权利，与财产权以及身份权不同，人格权性质上不是一种由民法创设的民事权利，民法的任务是以侵权法保护人格权，但不能对之作出正面的赋权性或者授权性规定。
（2）自然人人格权除由民法列举保护的权利类型之外，还包括由宪法或者其他法律规定的各种有关自由、安全和人格尊严的基本权利，这些宪法或者公法上规定的人格权一旦遭受侵犯并产生民事侵权损害，应当得到民法的救济。如果将人格权与物权、债权、身份权并列成编规定，无异于将作为自然人全面社会生活之基本法律地位的“人格”缩减为自然人在私法上的主体资格，将作为自然人人成其为人的基本权利的人格权缩减为自然人在民事活动领域中的权利，这对于人权保护极其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