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规律机能

『壹』 刑法两大机能平衡的理由

我觉得目前我国刑法的两大机能即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是不平衡的！保护机能远远强于保障机能！虽然近年来保障机能有所加强，但是还是远远不够的！

『贰』 请教各位大虾，刑法的三种机能

保障机能、保护机能、规范机能
障机能是指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任意行使，来保障国民版的自由的机权能（即“作为犯罪人的大宪章”的刑法的机能）；保护机能，是指保护法益即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机能；规范机能是指通过明确规定犯罪和刑罚，给公民以明确的行为准则，控制国民的行为的机能。

『叁』 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

保障机能自从和罪刑法定原则共生以来，毕竟只有不足二百年的生命历程，与具有长达数千年历史的保护机能不可同日而语，仍需要精心呵护和照料。由于 “刑罚实际上是双刃器。它通过损害法益来保护法益” ，公民个人自由权利与国家刑罚权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国家刑罚权所保护的社会秩序既然往往被视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自由权利的象征，那么，国家在保护大多数社会成员自由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名义下，将刑罚的利刃很容易地指向公民个人自由权利。因此，罪刑法定原则所倡导的保障机能，在现代社会里不仅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而且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强调，而这恰恰是罪刑法定原则历史价值之所在。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不容否定，在我们今天中国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尤为显得紧迫和必要。

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尽管其立法精神是倾向于罪刑法定原则的，但在第79条明确规定了类推制度。 1997年修订后的现行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和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同时废止了类推制度，成为我国刑法修订和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量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在法律上确认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刑法近代化作出了再次努力，其意义非常重大和深远。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 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因此，刑法在通过惩罚违犯社会生存条件的行为来保护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时候，它是以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将一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法典（尤其是刑法典）应该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贯穿1997年刑法修改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并且全面贯彻落实其各项具体要求，表现在：

1、废除了原刑法第79条规定的类推制度。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只能用刑罚惩罚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处罚。而类推制度恰恰是惩罚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的，尽管我国曾经对类推制度的适用作了严格的控制，但从其本质上讲，是与罪刑法定原则完全对立的。要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第一件工作必然是废除类推制度。1997年刑法修改引起世界瞩目，不仅是因为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更是因为再次废除类推制度。

2、再次明确刑法在溯及力问题上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也就是确认刑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在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况下，才允许刑法有溯及力。原刑法也曾经明文确认这一原则，但在随后颁行的一系列单行刑事法律中，却出现了容许刑法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有条件从新原则”、甚至“从新原则”。我国现行刑法再次明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依照罪刑法定原则所体现的法治精神要求，也就意味着今后颁行的单行刑事法律在溯及力问题上不能再采取允许刑法溯及既往的从新原则。

3、在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确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与1979年刑法相比，现行刑法条文由原来的192条增加为452条，净增加260条，其中分则部分的条文增加了247条。分则条文增加主要是对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详细规定，分解了投机倒把罪、流氓罪和玩忽职守罪三个“口袋罪”，具体罪名从一百多个增加到四百多个，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犯罪构成要件明确化的具体要求。另外，所规定的每个具体罪名之后都有明确的法定刑，至少有一个包含多个刑种或刑期的量刑幅度等等。

但是，如果考虑到1997年刑法修改工作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刑法理论界在有关类推制度保留或者废除争论的深度和广度，竟然都远不及上个世纪初沈家本与张之洞论战水平，考虑到在上个世纪初在沈家本主持下我国曾经谋求过刑法近代化的历史事实，对照现行刑法，不难看出：中国刑法近代化的再次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对中国刑法来说，近代化仍然任重道远。集中体现在，作为近代刑法实质性标志的罪刑法定原则，是中国刑法近代化的起点，其法律地位的确立仍然存在着种种不足和遗憾。

首先，现行刑法第三条开宗明义地从正反两方面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种貌似全面和辩证的表述方式，与费尔巴哈的否定句表述方式相比，恰恰失却了罪刑法定主义所一再强调的限制、规范和控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法治精神和价值底蕴，没有赋予现行刑法以近代刑法必然蕴含的保障机能，使刑法成为全体公民的自由大宪章。认识水平仍然与刑法学界普遍存在的通行观点相一致，仅仅停留在将罪刑法定原则理解为犯罪与刑法由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近乎望文生义式的表层，没有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

第二，现行刑法第二条仍然沿用原刑法条文表述刑法的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一切就是所有，就是一个不落，这就更加明确地表明现行刑法全然没有贯彻近代刑法理念-刑法调整范围有限性，不仅无法看到近代刑法所要求的保障机能的身影，恰恰相反，能够读出的却是让类推制度万寿无疆的唯恐一个犯罪分子漏网的政治心态。

第三，现行刑法第十三条没有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对犯罪只作形式上的定义，仍然基本沿用原刑法第十条规定关于犯罪的实质性定义，即“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以致不得不继续保留任意性极大的“但书”，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罪刑法定原则在犯罪的概念上就已然被大大打了折扣。这一做法也使得刑法学界对犯罪基本特征的概括描述仍然陷于逻辑矛盾境地不可自拔，依然把处于不同层次的特征并列起来，依然将社会危害性视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将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惩罚性当作法律表现和法律后果方面特征。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是，犯罪取决于刑法的规定性，犯罪特征只在于其刑法性质的特殊性，凡是被刑法分则明文宣布为犯罪的违法行为就已经不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而获得犯罪的性质，这就使得犯罪行为与一般民事或者行政违法行为划清了界限。这个界限完全取决于不同性质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不是由法官对行为的危害程度大小加以认定，从而排除定罪上的任意性

『肆』 刑法的机能和刑法的作用能等同么

不能，机能包含刑法的作用以及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能动表现，属于刑法法律内的要素
刑法的作用更多是社会意义上的，例如遏制犯罪等

『伍』 简述刑法的机能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极为了维护本阶内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容据其阶级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刑法有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指一切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以及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狭义刑法是指刑法典。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陆』 如何理解刑法的机能

刑法的机能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1）刑法保护机能。即刑法为保护一定的社会关系不受犯罪侵害而制定和颁布，刑法通过宣布一定的危害行为是犯罪并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来实现对社会关系的保护。（2）刑法保障机能。刑法保障任何公民只要没有实行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就不受国家刑罚的干预，对于构成犯罪的，也只能依法适用与其犯罪相适应的刑罚。(3）刑法评价机能。刑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犯罪与刑罚的关系，通过适用刑罚，来实现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

『柒』 刑法的机制是什么

在刑法体制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

『捌』 刑法的机能是指

在罪刑法定语境中,刑法的机能具有特定的含义,是指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重视保护个人权专利的现代民属主国家刑法的机能。当代日韩两国的刑法将刑法的机能分为刑法的本质的机能和刑法的具体机能。后者包括预防机能、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在我国,1979年刑法体现和强化了刑法的保护机能

『玖』 刑法的功能

刑法的功能，是指刑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其他法律相同，刑法的终极目的仍然在于规范社会关系，保证社会关系能够在有序的环境中予以发展。具体而言，刑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保护功能刑法的保护功能是指刑法对社会关系的维护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国家、团体、社会、个人均享有各种权利，不同主体根据自己的权利与其他主体发生联系，形成有序的社会关系。这种有序的社会关系又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破坏这种关系的人予以刑法上的制裁，从而保证社会关系的良好运作，便是刑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刑法的保护功能，是通过惩罚犯罪行为予以实现的。犯罪是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国家对此类行为施以刑罚的惩罚，能够对犯罪行为予以打击和压制，使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在被侵犯的社会关系不能得到恢复的情况下，对犯罪人予以非常痛苦的报应性惩罚，使其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应当尊重他人的权利；对于哪些对社会关系有最大威胁的人，采取适用死刑的手段，彻底地予以排害，从而保证社会关系的安定。与此同时，通过对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进行惩罚，也满足并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正义感，向公众昭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和法律秩序的不可破坏性，从而产生警戒、教育作用，维护社会关系的安定。刑法的保护功能，是刑法的原始使命决定的。刑法从产生那天开始，就是以惩罚犯罪为其使命的。刑法完全是因为惩罚犯罪而存在，其内容也完全是围绕犯罪而展开。因此可以说，没有惩罚犯罪的需求，就没有刑法存在的必要，通过惩罚犯罪而维护社会安定，是刑法的首要功能，也是最主要的功能。我国刑法的保护功能，在立法上作出了明确规定。我国刑法典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根据此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刑法是通过惩罚犯罪行为达到保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的。二、保障功能（一）保障功能的含义刑法的保障功能是指刑法所具有的保护没有犯罪的人不受刑法追究以及犯了罪的人不受法外追究，从对国家的刑事追究权力予以适当限制，以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不受国家非法侵犯的作用。如前所述，刑法以惩罚犯罪为己任，在实践中往往会导致国家刑事追诉权的膨胀和滥用，进而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与此同时，鉴于刑法所使用的是非常严厉手段，一旦滥用，就会对公民的权利产生至巨的伤害。因此，如果国家的刑事追诉权不能予以适当限制，每一个公民均会被刑罚惩罚的阴影所笼罩，生活在不安的环境之中，其生活品质一定会大大下降，本来所向往的快意人生，就会变得索然无味。再从刑法的目的上看，惩罚犯罪就是为了使公民获得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如果这种惩罚反而使公民产生新的恐惶与不安，也有违于刑法的本意。所为了避免此种情况出现，社会公众也强烈要求国家在惩罚犯罪时应当有所节制，不得为了惩罚犯罪而惘视公民的合法权利。勿庸置疑，刑法的保障功能自刑法产生之时业已存在，但同样不可否认，刑法保障功能是随着人们对社会、国家、公民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入而逐渐被重视的。在帝王言出法随、官吏擅断罪刑的年代，刑法的保障功能几乎被完全忽略，成为刑法发展史上的黑暗时期。直到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夕，当人们认识到国家必须实行法治的方法进行统治、公民的权利需要特别予以保障之时，刑法的保障功能才被慢慢突显。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刑法的保障功能又随着法治与人权概念的日益成熟而发扬光大，到目前，已经成为现代刑法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价值取向。（二）刑法保障功能的要求既然刑法具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功能，那么如何才能将这一功能在实践中予以实现呢？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应当注意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在刑事立法活动中，应当坚持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原则，凡是没有必要使用刑法手段处理的行为，不要轻易予以犯罪化。这样，就能保障刑法惩罚的是那些真正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刑事领域给予公民尽可能大的自由空间。因此，那种发条繁杂、公民动辄得咎的刑事立法，是刑法保障功能的观念相悖的，也是我们的刑事立法所不倡导的。其二，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国家不得对没有构成犯罪的人进行刑事追究，也不得对构成犯罪的人进行法外追究，即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判刑；对于构成犯罪的行为，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追究，并且在追究的过程中必须保障其人格的尊严和其他合法权利。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刑法既是惩罚犯罪的工具，也是保障非犯罪公民的武器，还是保障犯罪公民合法权利不受国家权力过度干扰的一个屏障，其意义实在非同小可。除了在观念上树立刑法保障的观念之外，在制度上同样需要予以贯彻执行。在现代国家的刑法乃至国际社会的有关人权保障的文件中，均明确规定了一个原则—罪刑法定。就刑法的两个基本功能的关系来看，惩罚与保障相结合已经成为现代刑法的指导原则，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不可偏废。在理解和运用时，不能过分强调任何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过分强调刑法的惩罚功能，就会陷入专制司法的泥潭，过分强调保障功能，则会削弱刑法存在的根基。因此，对于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应当依法进行惩罚，不能借口刑法的保障功能而放纵犯罪；同样，对于没有构成犯罪的行为，也不能动用国家的刑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