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
1. 如何抓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城乡养老并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人们的一种普遍追求。不过，在这样的过程中，到底应该如何实现，到底应该如何消除人们，尤其是城镇居民对于养老制度的忧虑才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因为从现实看，农村的基本养老保险不过就是每个月55元的基准，而无论如何并轨，至少不会比这样的基准会高。而具体环节上，个人缴纳到底如何推进下去，如何避免政策成为少数人的利益，这才是城乡养老并轨的解读方式，不仅关系到宏观，更是注重微观。如此以来，才能不让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变味。
城乡养老并轨将有力破解老年贫困问题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14年02月27日 08:25
老年人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贫困性、生活质量低层次性以及贫困发生率较高的社会群体，亦是贫困人口中的“脆弱群体”。关注老年人，使老人获得有尊严的老年生活是彰显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马年伊始，一项关乎民生的改革便引发了公众的极大关注。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两项制度的合并，意在解决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此举亦被看作是最大规模的一次福利制度并轨。
此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不仅在制度上体现了城乡居民的公平性，亦打破了城乡制度的二元差异。
“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已经统合了新农保、城居保两项制度，下一步应当开始‘啃’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双轨制这个硬骨头，为最终建立健全‘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基础。”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胡继晔对《法制日报》记者表示。
为什么选择城居保和新农保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实行的是多轨制：在城镇，主要有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企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等；在农村，主要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
这其中，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并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而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保障模式，即国家财政全包，这亦是最为诟病之处。
此前引发舆论热议的所谓“双轨制”，主要就是城镇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不同：前者需要缴费，后者不需要缴费，完全由财政负担，这导致两个群体退休人员享受的待遇差距在日益加大。
胡继晔认为，此次之所以选择城居保和新农保进行合并，是因为这两种制度都比较新，制度性障碍不大。
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按照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逐步解决农村居民老有所养问题。
新农保试点的基本原则是“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在实践中以“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完全积累”的制度模式为基础，采取分档次定额缴费的方式，即每年100元至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辅之以地方政府每年每人30元的缴费补贴；同时，中央政府对东中西部地区给予差额财政补贴，用于年满60周岁参保居民待遇的发放，为每人每月55元。
2011年，胡继晔曾到河南、重庆等地进行养老金监管立法的调研。他告诉记者，当地农民都对新农保试点政策赞誉有加，认为中央政府在取消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之后，又破天荒地由政府发放养老金，虽然只有每月55元，但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第一次直接发放到老年农民手中，其现实意义重大，是公共政策领域深得民心的标志性事件。
在新农保的基础上，2011年6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18号)》，旨在将新农保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外的城镇无保障居民纳入制度范围。
城居保的制度模式与新农保类似，但参加的城镇居民应缴纳养老保险的标准与新农保不同，主要是增加了600元至1000元5个档次。
按照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截至2012年年末，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全面开展国家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4837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5187万人。
“应当说，新农保和城居保这几年的发展速度空前，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扩大最迅速的时期。”胡继晔说。
在此情况下，国务院决定在已基本实现新农保、城居保全覆盖的基础上，依法将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在制度模式、筹资方式、待遇支付等方面与合并前的新农保和城居保保持基本一致，应当说是水到渠成。
统一城乡养老保险水到渠成
2011年国务院的城居保指导意见，已经预留了与新农保制度的衔接，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应与新农保合并实施，其他地方应积极创造条件将两项制度合并实施”的要求，为今天两个制度的“并轨”奠定了基础。
“城居保和新农保的合并，应该说给这两个群体带来的变化不大。”胡继晔说，如果说变化的话，可能最主要的就是对新农保的缴费者和受益人产生一些变化，城居保基本上没有变化。
原先二者缴费的数额不同：新农保最高500元，城居保最高1000元，因此，统一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缴费水平如何统一。
胡继晔认为，从“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出发，同时为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可以将原先新农保的缴费标准调整到城居保的标准，即100元至1000元，相信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完全能够承担这样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未来这一标准还应当适时地进行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国祥担心的是，两项制度合并之后，钱从哪里出。
统一意味着保障的均等化，这涉及大中城市、东部城市和中小城市、西部地区互相统一的问题。
“地方政府显然不会很积极，而如果单纯靠中央政府的话，能不能承担得起仍然是个问题。”李国祥说。
对此，胡继晔的看法是，新农保和城居保的支出主要来自于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其次才是地方财政拿一部分，而集体组织配套的资金是微乎其微。这样一个融资条件和来源结构，对于地方财政来说造成不了太大的压力，合并操作上没有太大的难度。
事实上，在2011年城居保设立之时，一些省份就将其与新农保合二为一，作为一个制度来运行，已经提前合并操作。
来自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15个省份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实现城乡公平、人群公平。
“除了前边说的筹资、缴费统一之外，为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未来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形成的基金应当由财政部发行特种国债或者部分投资资本市场，以保证基金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的统一。”胡继晔说。
在待遇支付方面，目前新农保、城居保的基本待遇标准只有每月55元，全年只有660元，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从逻辑上来说，年轻时可以领取低保，年老之后在更需要国家扶助的时候却只能领取更少的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无法体现社会进步的。”胡继晔说，因此，未来应当参照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放，以保障贫困老年人的最基本生活。
一项典型的普惠制公共政策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水平已达2.09万元，新农保为859.15元，两者相差24倍之多。
“此次国务院决定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普惠制公共政策，将对解决我国老年贫困问题起到重要作用。”胡继晔说。
所谓普惠，即普遍惠及，它既可以指惠及对象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也可以指施惠内容的丰富性和完整性。
老年人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贫困性、生活质量低层次性以及贫困发生率较高的社会群体，亦是贫困人口中的“脆弱群体”。
“他们因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很难甚至无法改变在收入上的弱势地位，极易陷入贫困状态，加之社会的快速变迁，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我积累和可依靠的养老保障，贫困将不可避免地与老人相伴。”胡继晔说，关注老年人，使老人获得有尊严的老年生活是彰显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据“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显示，中国有大约4600万左右的老年人口处于相对贫困化状态。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贫困问题都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功能不健全有很大关系。
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家庭的养老功能的总趋势是在削弱家庭在照顾老年人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传统的养子防老越来越不可靠，子女与父母“两城分居”的情况不断增加，使得传统“孝道”观念慢慢消退，厌弃老人、歧视老人、虐待老人的现象增多，因此，防止老年贫困的普惠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亟待建立、健全。
针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有限的问题，普惠制的养老金将弥补其缺憾。
此外，从推进城镇化的角度来看，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减少农村人口流动的障碍。
“城镇化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如果能建立统一的保障制度，将有效减少农民工进城的障碍，更快更好地推进城镇化。”李国祥说。
正如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这既有利于促进人口纵向流动、增强社会安全感，也有利于使群众对民生改善有稳定的预期，对于拉动消费、鼓励创新创业，具有重要意义。
制图/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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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突破2亿
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预计在2013年底突破2亿。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决定，在已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基础上，将两项制度合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居保和新农保合并后，将直接使1亿多的老年人受惠，其中90%以上都是新农保人员。在现行社会管理结构中，所有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制度，都是按照城乡身份分类管理的体制来设置。
目前，我国已有15个省份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统一，建立了统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这十五个省份分别是：广东省、福建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北京市、重庆市、湖北省、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法制日报)
2. 浙江省社会保障体制研究
“十五”改革的新进展：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覆盖城乡的大社保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以全覆盖为目标，统筹推进以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多层次、低保障、广覆盖”的新型大社保体系基本形成。
——深化就业体制改革。在统筹城乡就业的同时，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若干意见》，建立就业困难群体帮扶援助机制，“十五”期间帮助175万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2%以内。稳步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建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积极改善劳资关系，全省企业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85%。
——完善社会保险体系。进一步完善养老、失业保险等政策法规体系，率先实行社会保险费地税代理征缴制度，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从2000年的561.8万人上升到2005年的876.8万人，医疗保险人数从2000年的228.1万人上升到2005年的639.5万人，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较大幅度增加。2003年率先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到2005年共有188万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保障。
——健全社会救助制度。进一步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5年全省共有61.0万名低保对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城镇8.8万人，农村52.2万人，分别比2000年增加了6.9万人和32.6万人，基本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全面建立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制度，到2005年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率分别达到92.0%和97.9%。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05年已有86个市、县（市、区）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共有参保农民2460万，占全省农业人口的71%。此外，教育、医疗、住房等专项救助制度不断完善，加快发展。
3.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文件影响
今年5月1日,我国第一部统筹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的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开始施行｡记者24日从民政部了解到,一段时期以来,各地按照部署,加大各项工作推进力度,让社会救助安全网编得更密,织得更牢｡
27省份建立省级协调机制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社会救助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参与的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已有27个省份建立社会救助部门联席会议或领导小组机制,259个市､1598个县建立了社会救助部门协调机制｡
以吉林为例,全省所有市(州)､县(市､区)已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在长春市绿园区,联席会议制度使社会救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了分级解决:对资金安排､项目整合等重大问题,由主管副区长召集协调;对责任分工､任务落实等比较重大的问题,由民政局局长召集协调;对事务安排､具体事宜等一般性问题,由民政局副局长召集协调｡
各地还加快了配套法规政策的制订步伐｡浙江在全国率先出台《社会救助条例》,山东､湖北以省政府令的形式出台《社会救助办法》《社会救助实施办法》,内蒙古､广西､甘肃等地以省(区)政府名义印发了《办法》贯彻实施意见,山西､黑龙江､四川等地制定了细化《办法》重点任务分解方案,上海､陕西､宁夏等11个省份印发了加强低保规范管理的政策文件,北京､海南等地制定了加强特困人员供养(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政策措施｡
3万余个街道(乡镇)设立救助申请窗口
求助有门,受助及时,破题之要在于敞开求助之门｡
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已有36076个街道(乡镇)设立了社会救助申请窗口,24391个街道(乡镇)制定了社会救助申请分办､转办流程,26310个街道(乡镇)明确了办理时限,分别占全国总数的88.3%､59.7%､64.4%｡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居民李文翠离婚后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由于居无定所,母子三人住过窝棚,也住过工地｡正是通过向当地社会救助服务中心求助,她和孩子申请到一套43平方米的廉租房,有了属于自己的新家｡
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一些群众因为突发变故陷入困境,乃至面临生存或心理危机的现象｡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首次将救急难作为社会救助的基本方针予以明确｡民政部门也积极部署救急难工作,研究制订试点方案｡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为困难群众兜底线救急难｡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制定了救急难工作试点方案,确定了试点单位,主动发现后实施救助20.6万人次｡内蒙古､辽宁等地则正在研究建立救急难公益基金(专项基金)｡
低保对象复核覆盖4718.1万人
一直以来,人情保关系保错保等现象广受诟病｡低保对象信息的真实准确､公开透明,是防止各类问题保的重要手段｡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人口状况､收入状况､财产状况定期核查｡
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已全面开展低保对象复核工作,共完成复核4718.1万人,通过动态管理退出256.6万人,新增184.8万人｡全国2805个县(市､区)设立了社会救助投诉举报热线;2778个县(市､区)建立了低保经办人员和近亲属享受低保备案制度;所有的县(市､区)初步建立了低保对象长期公示制度｡
此外,各地也加快建立社会救助信息的核对机制和核对机构,推动部门间救助信息共享｡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份成立了省级核对机构,地市一级的核对机构有176个,县级核对机构1121个｡
4. 社会救助的例子
程某，女，44岁，丧偶。2006年生育儿子夏某后，突发疾病瘫痪在床，2007年经诊断为肢体一级残疾，随后该家庭被纳入低保。2014年初，其丈夫突发脑溢血去世，家中留下瘫痪在床的程某和刚读小学的儿子，仅靠每月的低保金维持生活，一残一幼，两人都无自理能力。
根据程某的家庭情况，单纯地给予低保救助，远远不够。一方面，当事人瘫痪在床，无生活自理能力，公公、婆婆都已70多岁，无力照顾程某及其儿子；另一方面，当事人已无行为能力，起居饮食均需请人代为打理，劳务费用同样无从落实。现住在福利中心，每个月护理费、伙食费需2800余元，每月低保全额才490元，远远不够每月支出的费用。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以及《桐庐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桐庐县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办法》的有关内容，为当事人办理低保，给予其享受临时救助等。
救助该户困难家庭的难点在于如何开展生活照料、维持基本生活。县民政局针对这一情况，主动与县福利中心沟通协商，最终达成托管协议。当事人在病情康复前，实行住院治疗，日常护理、生活照料等均由院方负责。目前，程某入住桐庐县福利中心需承担护理及伙食费每月2800元左右，这笔费用通过以下途径筹措：1、横村镇计生办在其丈夫意外死亡后，积极为该家庭争取独生子女父母意外伤害险，获得了保险公司5万元理赔金。2、将当事人纳入重度残疾人托安养集中供养工程，政府每年补助1.5万元/年（扣除按月发放的低、残保金补助），补助资金直接打入到县福利中心账户。3、生活费除低保金外，不足部分以临时救助方式补齐。4、对于程某的儿子夏某的救助主要有：首先，纳入困境儿童救助范围，每月发放救助金612元，委托其爷爷奶奶照顾其日常生活；其次，通过万向集团、县妇联等帮扶平台进行结对，为其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综合来看，涉及程某家庭的救助难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在加大救助力度、加强制度衔接、统筹城乡一体化救助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必要时应当多管齐下、多措并举、资源共享，真正使困难群众最大化、全方位地获得社会救助。
5. 低收入农户家庭认定标准
法律分析：每个地方的认定标准都不一样。低收入家庭，是指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和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低收入标准的居民家庭。例如，上海地区主要以家庭成员总收入达不到上海地区政府所规定标准的叫低收入家庭。一般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按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5倍确定，认定标准包括家庭人均收入指标和家庭财产指标。
法律依据：《浙江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管理办法》第四条 核对内容包括：
（一）核对对象的家庭人口及户籍情况；
（二）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状况；
（三）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婚姻状况；
（四）其他依法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需要核对的内容。
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一定期限内拥有的全部可支配收入。主要包括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缴纳的社会保障性支出后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家庭财产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拥有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主要包括：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商业保险、期货、债权、公积金、房产、土地、车辆、船舶及其他财产。
6. 应当鼓励和推动什么样的政府创新
政府创新是公共权力机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政府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对政府公共部门进行改革和完善的过程。政府创新一般不涉及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改革,而是一种国家治理机制的改革。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政府都希望自己的执政能够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使公民能够更加满意,得到公众的更多支持。因此,政府创新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和世界性趋势。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进步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改革,而主要是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集中体现为政府体制的改革创新。
从2000年开始,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活动,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共有1500多个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申报该奖项,经过课题组初选和全国专家委员会复选,共有114个项目获得入围奖。这些入围的政府创新项目,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部门、课题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典型地反映了过去十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重点,也体现了专家学者和社会舆论对政治改革的价值导向。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入围奖项进行简单的分类,并按照各类项目入围数量的多少来分析和论述,我们应当鼓励和推动什么样的政府创新。
一、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体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建设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类入围项目数量最多,共计12项,占总数的10. 5%多) 。
政府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兼有政治统治和公共管理的职能,前者主要体现为强调性管制,后者则为公共服务。从某种意义上,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管制政府不断走向服务政府的过程。服务政府的基本意义在于,增进和维护公民的公共利益成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职能,政府主要通过对公民的服务而不是管制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政府的管制性职能将逐渐减少,服务职能将日益增加。进入21世纪后,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府改革目标,这既反映了执政党执政为民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体现了政府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各级政府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公共服务的制度供给相当缺乏,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偏低,官僚主义作风在一些部门依然比较严重(公共服务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中共石泉县委、县人民政府“关爱留守儿童长效机制建设”; 2. 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政府“为民服务代理制”; 3.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改进基层政府公共服务”; 4. 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人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 5. 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委会“服务承诺制”; 6. 广西南宁市“社会应急联动系统”; 7. 河南省焦作市构建“三级服务型政府”; 8. 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平台”; 9. 上海市徐汇区康健街道工委、办事处“康乐工程”; 10. 浙江省衢州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农技110”; 11. 中共南京市下关区委、区人民政府“政务超市”; 12.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财政局“财政支农方式创新”) 。
二、简化审批,减少管制,提高效益,方便群众(行政审批类入围项目11项,占总数的9. 6% ) 。
管制政府强化行政审批,增大政府寻租的机会,而市场经济和服务型政府则必然要求减少行政审批的环节与程序,提高行政效率,最大限度地方便公民。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政府,应当是一个高效的政府。一方面,政府应当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包括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学,管理活动讲求时效等,效益政府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是格格不入的;另一方面,政府应当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政府不是企业,不应当有获利的动机,但政府应当像企业那样有低成本、高效益的行为准则。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品和为公民提供的服务,必须本着节约的原则,以最少的成本来取得最大的效益。在过去的十年中,从中央到地方,有将近一半的行政审批程序得以减少,由此明显地提高了行政效益。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政府的行政成本畸高,相当一些领域中行政管制过多,但在某些领域则出现了行政管理的真空地带,在行政管制中,政出多门的现象尤其严重
(行政审批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中共海口市委“实行行政审批的‘三制’”; 2. 深圳市人民政府“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3.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政府“对个体工商户实行公开评税”; 4.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政府工作流程再造”; 5. 天津市南开区“超时默许”新机制; 6.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效能革命”; 7. 广东省深圳市监察局“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 8. 中共咸宁市咸安区委“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9.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一窗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10.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化”; 11. 新疆兵团农七师“天北新区管理体制改革”) 。
三、实施扶贫政策,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弱势群体权益类入围项目11项,占总数的9. 6% )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市场经济不仅不会自发地消除困难群体和贫困人口,反而会催生新的弱势群众。实施扶贫和救助政策,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责任。在这方面,各级政府充分利用了现行政治体制的优势和传统的政治资源,在扶贫和救助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方面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建立长久的、持续的扶贫机制,实现从以输血型扶贫为主,转向以造血型扶贫为主;在政府救助之外,尽快建立民间的社会救助体制;除了继续注重对困难群体的物质性救助之外,更加注重教育、司法、环境等方面的制度性救助,除了继续注重对贫困人口的帮助外,更加注重对妇女、儿童、民工、残疾人员和少数民族的帮助,从而全面地维护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的权益(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四川省总工会、成都市总工会“省际工会联动维护农民工权益”; 2. 广东省揭阳市总工“民间社团建工会”; 3. 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 4. 福建省泉州市总工会“构建外来工维权新模式”; 5. 北京市延庆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 6. 河北省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保护教育中心”; 7. 河北省迁西县“妇女维权”;8. 北京大兴区“巾帼维权岗”; 9.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 10. 中共鹤峰县委“扶贫项目民营
企业业主负责制”; 11. 中共金平县委“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 。
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保障类入围项目10项,占总数的8. 8% ) 。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势必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进而造成教育、卫生、安全、参与、养老甚至司法的不公平。对于市场经济的不足,只有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才能得到有效遏制。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逐渐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并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社会保障作为建设和谐社会与促进公平正义的一项基本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相继推出了许多重大举措。但从总的情况看,中国大陆的社会保障程度还相当低,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别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呈现出继续扩大的态势,覆盖全民的福利国家体制亟待建立(社会保障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市民健康信息系统建设”; 2. 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政府“农村宅基地换养老”; 3. 重庆市中共黔江区委、区人民政府“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创新”; 4. 中共青县“农村合作养老制度建设”; 5.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政府“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7. 浙江省长兴县教育局“教育券制度”; 8.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爱心超市”; 9. 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政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五保村”建设) 。
五、广泛推行村民自治,改善乡村治理机制,促进农村城镇化转型(乡村治理类入围项目10项,占总数的8. 8% ) 。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与城镇的人口比例为8 ∶2,在急速城镇化的三十年后,变为4. 5 ∶5. 5。因此,中国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所谓的“三农”问题。不解决农民问题,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就无法实现。无论是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如竞争性的选举,首先都是从农村开始的,这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战略眼光。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遵循中央的改革思路,在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机制方面做了大量的突破性改革。但是,现行的农村治理机制已经难以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需要,曾经对众多农民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家庭承包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正面临着严重困难,对农村治理进行结构性改造,建立新型的农村土地、房屋、行政、自治和公共服务制度,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紧迫任务(乡村治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湖北省秭归县“撤组建社”; 2. 中共青县县委“青县村治模式; 3. 中共广水市委组织部容“两票制”选拔村党支部书记; 4. 吉林省梨树县“海选”; 5. 中共武义县委、县人民政府“村务监督委员会”; 6.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政府“农村合作协会”; 7.江西省民政厅“村落社区建设”; 8. 宁夏盐池县外援项目办公室“推动农村社区公众参与”; 9. 中共湄潭县纪委“村民集中诉求会议制度”; 10. 南京市中共六合区委、区人民政府“自然村中的‘民议会’”) 。
六、逐步扩大竞争性选举,实质性地推进民主政治的进步(竞争性选举类入围项目9 项,占总数的7. 9% ) 。
民主离不开选举,尤其是竞争性选举。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没有竞争性选举,选举就可能变成推举。但是,中国没有选举的文化传统,公民一般都缺乏必要的选举知识和经验。中国近代以来的几次大规模选举,或者受制于军阀,或者给国家带来了分裂,基本上都流于失败。因此,竞争性选举给我们造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困境:不推进竞争性选举,民主政治就难有突破性的发展;若推进竞争性选举,则有可能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继广大农村实行竞争性的“海选”后,在乡镇和县两个行政层级,一些改革者大胆而审慎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竞争性选举试验。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进展很少。我们对竞争性选举还存在着极大的恐惧心理,竞争性选举制度也很不完善,试点性的突破改革也不多见,甚至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县以下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也由于缺乏可操作性机制而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竞争性选举类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四川省雅安市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 2. 四川省平昌县“公推直选乡镇党委班子”; 3. 四川省雅安市“直选县级党代表”; 4. 浙江省台州市“乡镇(街道)团委书记直选”; 5.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县(市区)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 6. 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直选乡长”; 7. 中共深圳市大鹏镇委“‘三轮两票’制选举镇长”; 8. 中共遂宁市市中区委“‘公推公选’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 9. 河北省迁西县妇女联合会“村妇女代表大会直接选举”) 。
七、大力推进行政机关自身的改革,确立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目标,提高政府机关的绩效(政府自身建设与绩效评估类入围项目9 项, 占总数的7. 9%) 。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党和国家一直强调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执政能力。政府自身建设的重点,是合理地设置政府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职能,提高政府行为的绩效;强调依法行政,将政府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更多地听取公众对政府机关的意见,在政府绩效评估中日益增大民意的比重,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严重流失,依法行政的程度还不高,离法治政府的目标还有遥远的距离,科学的政府绩效和国家治理评估体系急需建立(政府自身建设与绩效评估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中共江阴市委、市人民政府“‘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 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干部考核机制创新”; 3. 中共青岛市委、市人民政府“多样化民考官机制”; 4.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5.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共部门绩效评估”; 6. 北京市人民政府绩效管理办公室“市级国家行政机关绩效管理体系”; 7. 沈阳市沈河区“诚信体系建设实践创新”; 8. 重庆市“创建法治政府四项制度安排”; 9. 中共庆元县委组织部“技能型乡镇政府建设”) 。
八、发挥现行政治体制的优势,探索协商民主的新形式,扩大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民主决策或协商民主类入围项目7项,占总数的6. 1% ) 。
在党和国家着力推动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种民主形式中,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民主选举可以解决权力产生的问题,民主决策则可以解决权力的运用问题。对于民主政治而言,这是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民主选举方面,中国现行法律的制度授权相对不足,但在民主决策方面,现行的制度空间则相当广阔。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决策民主和协商民主方面作出了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但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决策民主的制度化程度不高,一些好的做法迟迟不能在更大的范围推广,形式主义现象在各种协商民主和决策民主尝试中比较普遍存在(协商民主或民主决策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贵州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常委会开放市民旁听”; 2. 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 3.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开放式决策”; 4. 中共河南省社旗县委“实行领导干部‘下访’制度”; 5. 成都市新都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6. 中共开县麻柳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八步工作法”; 7. 中共乳山市委组织部“全面推进党内民主”) 。
九、化解矛盾,加强治安,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稳定类入围项目7项,占总数的6. 1% ) 。
社会稳定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公民安居乐业的基本前提。稳定压倒一切,是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基本策略。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社会根本性转型的过程。旧的利益格局瓦解了,传统的管理体制打破了,正统的道德价值观沦落了,这一切都引发了众多新的利益冲突和价值观冲突,从而使得社会稳定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各级政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从整体上维护了转型时期的稳定局面,这种努力和成绩必须充分肯定。但以下问题仍需要我们高度警醒:犯罪率居高不下,公众的社会安全感明显不足,恐怖活动成为新的威胁,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机制尚未建立,而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机制正在积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社会稳定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四川省遂宁市政法委“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2. 内蒙古公安边防总队“草原110”;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预防和减少犯罪机制创新”; 4. 中共沈阳市委、市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新机制”; 5. 中共深圳市龙岗区委、区人民政府“‘大综管’信访维稳机制”; 6. 中共尼木县委、县人民政府“寺庙管理服务机制创新”;7. 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社区矛盾调解”) 。
十、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透明政府(政务公开类入围项目6项,占总数的5. 3% ) 。
政务公开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事关公民的正当知情权和信息权,在信息化时代,这已经成为公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其次,它关系到公民对政府政策和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没有足够的公开信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再次,它关系到决策的民主化,决策过程和决策信息的公开是决策民主化的前提;最后,它还关系到政府的廉洁,只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遏制官员的严重腐败。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政府在政务公开方面推出了许多重大的改革举措,例如,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进行重大政策公示和官员任前公示等。但下面这些问题仍然不可忽视:政务公开的相关法律和制度机制很不完善,作为核心权力机关的各级党委的政务公开明显落后于政府机关,不少地方政府没有切实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决策公开性远远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迟迟没有建立起来(政务公开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江苏省公安厅“执法告知服务制度”; 2. 乌鲁木齐市七道湾乡人民政府“少数民族地区村务公开”; 3. 中共沭阳县委“干部任前公示制”; 4.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政务公开”; 5. 江苏省淮安市信访局“阳光信访”; 6. 山东省青岛市“‘阳光救助’工程”) 。
十一、拓宽监督公共权力的渠道,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权力监督类入围项目5 项,占总数的4. 4%) 。
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之一。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导致官员的腐败, 这是政治学的公理。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腐败进入高峰期,至今仍没有实质性下降。为了遏制严重的腐败,党和国家推出了众多的反腐倡廉法规。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些地方政府试图另辟蹊径,以加大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力度,例如,开始进行预算监督的试验,这些新的监督形式意义极为重大。但在权力监督方面的突破性举措不多,预算监督等重要的监督新方式得不到推广,权力监督主要局限于体制内的自身监督,体制外的公民监督严重缺乏(权力监督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参与式预算改革”; 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机制改革”; 3.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在线监督’预算执行”; 4.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政府“公众全程监督政务”; 5. 浙江省金华市审计局“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 。
十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增大国有资产收益(国有资产管理类入围项目5项,占总数的4. 4%)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除了实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之外,所有制形式也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从原先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国家、集体、私人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如何防止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流失,并保持其增值,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成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尝试。但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索,例如,土地制度的改革、林地制度的改革、矿产开采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如何有效防止花样翻新的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等等(国有资产管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民政府“林业产权制度改革”; 2. 广东省深圳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 3. 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小城镇公益事业民营化”;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
十三、改革社区管理体制,促进城市居民自治(社区管理类入围项目4项,占总数的3. 5% ) 。
快速的城镇化、大量农民工进城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催生了当代中国众多的城市社区管理问题。传统的城市管理制度不仅严重损害外来居民的正当权益,而且也不适应户籍居民的正当需求,并开始影响城市社区的和谐稳定。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开展了包括户籍制度和社区管理制度在内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是,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现行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之间的严重不平等、城市居民自治和城市社区管理都面临着严重挑战(社区管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浙江省湖州市“户籍制度改革”; 2. 中共深圳市盐田区委、区人民政府“社区治理体制改革”; 3.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街道管理体制创新”; 4.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政府“淮海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
十四、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推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公民参与类入围项目3 项, 占总数的2. 6%) 。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公民参与是人民民主的实质性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其政治参与的需求也随之急剧增大。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不仅关系到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政治稳定。在公民政治参与需求日益增大的条件下,如果参与渠道不畅通,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压力将不断增大,轻则影响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重则爆发严重冲突,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央屡屡强调要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一些地方政府也为此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但总的看来,这方面的探索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严重短缺,相关的法律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政府对公民参与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状态(公民参与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办事处“参与式社区治理与社区服务项目化管理”; 2. 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区人大“创建人大代表工作室(站) ”;3. 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 。
十五、改革完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发挥公民社会的建设性作用(民间组织管理类入围项目3 项,占总数的2. 6% ) 。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原先高度一体化的社会,逐渐分化为三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部分,即以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国家系统,以企业组织为主体的市场系统和以民间组织(或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系统。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兴起,是改革开放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原先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体制已经严重不适应这一重大变化,为此,一些有远见的地方政府开始探索新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其着眼点不再是阻止和防范民间组织,而是积极培育民间组织,建立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在培育公民社会方面,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是:现行民间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目前社会组织发展的需要,并形成了对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束缚;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制度性和财政性支持不够;民间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从总体上说,现存社会组织的行政化色彩过重(民间组织管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办事处“社区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2. 广东省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 3. 江苏省南京市民政局“社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 。
十六、推广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电子政务类入围项目2 项, 占总数的1. 8% ) 。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电子政务对于政府管理创新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政府事务的透明度,扩大公民参与的渠道。在过去的十年中,经过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引入了电子政务系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电子政务方面差距很大,许多地方政府缺乏电子政务的长远规划,不少已经建立的电子政务系统实际效率不高,电子政务的普及率与网民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电子政务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政府“政府利用网络实行政府与市民互动”;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人民政府“‘一站式’电子政务新模式”) 。
通过对过年十年中一百多个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决定性地影响过去十年间政府创新的主要变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公民政治需求的增大、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全球化的冲击以及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与善政和善治的理想目标相比,中国地方政府在创新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主要是对政府改革缺乏整体性和战略性的长远规划,政府创新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政府决策机制存在公共利益部门化的明显倾向,形式主义和“政绩工程”在一些地方还严重存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创新举措没有及时地在更高的层面上加以制度化,党委、政府和人大等公共权力之间缺乏明确的边界与合理的分工,分权和监督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未来的十年中,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将是政府创新的重点领域。对于有远见的决策者来说,政府改革的目标应当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7. 杭州市市区特困人员可以散养吗
摘要 一、制定目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有关文件精神，解决当前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中存在的供养标准不高、城乡不统一、相关政策不衔接、工作机制不完善、资金保障不到位、管理服务不规范等问题，建立城乡统筹、政策衔接、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进一步强化特困人员生活保障，提高特困人员照护水平。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2、《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14号） 3、《民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民发〔2016〕178号） 4、《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2014年7月31日经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17]1号）。 （一）明确了救助供养范围 《意见》明确了具有本市户籍的城乡老年人、残疾人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 （二）明确了救助供养内容 《意见》明确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主要内容：1.提供基本生活条件；2.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3.提供疾病治疗；4.办理丧葬事宜；5.提供住房救助；6.提供教育救助。 （三）明确了救助供养标准 《意见》明确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包括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按不低于上年度当地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50%确定。照料护理标准参照省、市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执行，分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基本不能自理、部分不能自理三档。 （四）明确了相关程序 《意见》进一步明确规范了相关程序包括申请、受理、审核、审批、终止五个环节。 （五）明确了救助供养形式 《意见》明确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形式分为在当地的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和在家分散供养。 对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应优先由户籍所在地的供养服务机构提供供养服务；未满16周岁需要集中供养的，应安置到儿童福利机构;对少数因特殊原因未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可以采取“户院挂钩”的办法，落实其供养服务和管理。 （六）规范了供养服务
8. 浙江省残疾人保障条例的第二章 康复
第十二条 省、市、县（市、区）应当建立公益性康复机构。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兴办残专疾人康复机构。属
卫生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在医疗机构设立康复医学科室，组织和指导城乡社区开展康复服务，逐步建立和完善资源共享的康复服务网络。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符合规定的残疾人康复项目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范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免费为孤残和贫困家庭残疾儿童提供抢救性康复治疗；对贫困残疾人购置基本辅助器具、接受康复医疗给予补助。
9. 城乡居民养老并轨如何破解难题
城乡养老并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人们的一种普遍追求。不过，在这样的过程中，到底应该如何实现，到底应该如何消除人们，尤其是城镇居民对于养老制度的忧虑才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因为从现实看，农村的基本养老保险不过就是每个月55元的基准，而无论如何并轨，至少不会比这样的基准会高。而具体环节上，个人缴纳到底如何推进下去，如何避免政策成为少数人的利益，这才是城乡养老并轨的解读方式，不仅关系到宏观，更是注重微观。如此以来，才能不让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变味。
城乡养老并轨将有力破解老年贫困问题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14年02月27日 08:25
老年人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贫困性、生活质量低层次性以及贫困发生率较高的社会群体，亦是贫困人口中的“脆弱群体”。关注老年人，使老人获得有尊严的老年生活是彰显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马年伊始，一项关乎民生的改革便引发了公众的极大关注。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两项制度的合并，意在解决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此举亦被看作是最大规模的一次福利制度并轨。
此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不仅在制度上体现了城乡居民的公平性，亦打破了城乡制度的二元差异。
“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已经统合了新农保、城居保两项制度，下一步应当开始‘啃’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双轨制这个硬骨头，为最终建立健全‘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基础。”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胡继晔对《法制日报》记者表示。
为什么选择城居保和新农保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实行的是多轨制：在城镇，主要有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企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等；在农村，主要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
这其中，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并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而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保障模式，即国家财政全包，这亦是最为诟病之处。
此前引发舆论热议的所谓“双轨制”，主要就是城镇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不同：前者需要缴费，后者不需要缴费，完全由财政负担，这导致两个群体退休人员享受的待遇差距在日益加大。
胡继晔认为，此次之所以选择城居保和新农保进行合并，是因为这两种制度都比较新，制度性障碍不大。
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按照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逐步解决农村居民老有所养问题。
新农保试点的基本原则是“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在实践中以“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完全积累”的制度模式为基础，采取分档次定额缴费的方式，即每年100元至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辅之以地方政府每年每人30元的缴费补贴；同时，中央政府对东中西部地区给予差额财政补贴，用于年满60周岁参保居民待遇的发放，为每人每月55元。
2011年，胡继晔曾到河南、重庆等地进行养老金监管立法的调研。他告诉记者，当地农民都对新农保试点政策赞誉有加，认为中央政府在取消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之后，又破天荒地由政府发放养老金，虽然只有每月55元，但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第一次直接发放到老年农民手中，其现实意义重大，是公共政策领域深得民心的标志性事件。
在新农保的基础上，2011年6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18号)》，旨在将新农保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外的城镇无保障居民纳入制度范围。
城居保的制度模式与新农保类似，但参加的城镇居民应缴纳养老保险的标准与新农保不同，主要是增加了600元至1000元5个档次。
按照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截至2012年年末，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全面开展国家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4837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5187万人。
“应当说，新农保和城居保这几年的发展速度空前，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扩大最迅速的时期。”胡继晔说。
在此情况下，国务院决定在已基本实现新农保、城居保全覆盖的基础上，依法将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在制度模式、筹资方式、待遇支付等方面与合并前的新农保和城居保保持基本一致，应当说是水到渠成。
统一城乡养老保险水到渠成
2011年国务院的城居保指导意见，已经预留了与新农保制度的衔接，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应与新农保合并实施，其他地方应积极创造条件将两项制度合并实施”的要求，为今天两个制度的“并轨”奠定了基础。
“城居保和新农保的合并，应该说给这两个群体带来的变化不大。”胡继晔说，如果说变化的话，可能最主要的就是对新农保的缴费者和受益人产生一些变化，城居保基本上没有变化。
原先二者缴费的数额不同：新农保最高500元，城居保最高1000元，因此，统一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缴费水平如何统一。
胡继晔认为，从“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出发，同时为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可以将原先新农保的缴费标准调整到城居保的标准，即100元至1000元，相信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完全能够承担这样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未来这一标准还应当适时地进行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国祥担心的是，两项制度合并之后，钱从哪里出。
统一意味着保障的均等化，这涉及大中城市、东部城市和中小城市、西部地区互相统一的问题。
“地方政府显然不会很积极，而如果单纯靠中央政府的话，能不能承担得起仍然是个问题。”李国祥说。
对此，胡继晔的看法是，新农保和城居保的支出主要来自于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其次才是地方财政拿一部分，而集体组织配套的资金是微乎其微。这样一个融资条件和来源结构，对于地方财政来说造成不了太大的压力，合并操作上没有太大的难度。
事实上，在2011年城居保设立之时，一些省份就将其与新农保合二为一，作为一个制度来运行，已经提前合并操作。
来自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15个省份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实现城乡公平、人群公平。
“除了前边说的筹资、缴费统一之外，为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未来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形成的基金应当由财政部发行特种国债或者部分投资资本市场，以保证基金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的统一。”胡继晔说。
在待遇支付方面，目前新农保、城居保的基本待遇标准只有每月55元，全年只有660元，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从逻辑上来说，年轻时可以领取低保，年老之后在更需要国家扶助的时候却只能领取更少的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无法体现社会进步的。”胡继晔说，因此，未来应当参照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放，以保障贫困老年人的最基本生活。
一项典型的普惠制公共政策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水平已达2.09万元，新农保为859.15元，两者相差24倍之多。
“此次国务院决定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普惠制公共政策，将对解决我国老年贫困问题起到重要作用。”胡继晔说。
所谓普惠，即普遍惠及，它既可以指惠及对象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也可以指施惠内容的丰富性和完整性。
老年人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贫困性、生活质量低层次性以及贫困发生率较高的社会群体，亦是贫困人口中的“脆弱群体”。
“他们因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很难甚至无法改变在收入上的弱势地位，极易陷入贫困状态，加之社会的快速变迁，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我积累和可依靠的养老保障，贫困将不可避免地与老人相伴。”胡继晔说，关注老年人，使老人获得有尊严的老年生活是彰显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据“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显示，中国有大约4600万左右的老年人口处于相对贫困化状态。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贫困问题都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功能不健全有很大关系。
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家庭的养老功能的总趋势是在削弱家庭在照顾老年人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传统的养子防老越来越不可靠，子女与父母“两城分居”的情况不断增加，使得传统“孝道”观念慢慢消退，厌弃老人、歧视老人、虐待老人的现象增多，因此，防止老年贫困的普惠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亟待建立、健全。
针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有限的问题，普惠制的养老金将弥补其缺憾。
此外，从推进城镇化的角度来看，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减少农村人口流动的障碍。
“城镇化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如果能建立统一的保障制度，将有效减少农民工进城的障碍，更快更好地推进城镇化。”李国祥说。
正如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这既有利于促进人口纵向流动、增强社会安全感，也有利于使群众对民生改善有稳定的预期，对于拉动消费、鼓励创新创业，具有重要意义。
制图/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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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突破2亿
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预计在2013年底突破2亿。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决定，在已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基础上，将两项制度合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居保和新农保合并后，将直接使1亿多的老年人受惠，其中90%以上都是新农保人员。在现行社会管理结构中，所有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制度，都是按照城乡身份分类管理的体制来设置。
目前，我国已有15个省份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统一，建立了统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这十五个省份分别是：广东省、福建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北京市、重庆市、湖北省、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