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道德与法规案例
⑴ 有谁能向我提供一些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的案例。
1994年3月,南非记者凯文·卡特拍摄的《饥饿的小女孩》,获得年度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7月27日夜,卡特服一氧化碳自杀身亡。
记者抓拍骑车人雨中摔倒事件
2005年5月9日下午,《东南晚报》摄影记者柳涛背着相机“搜街”。当时下着小雨,天色灰暗,柳意识到要下大雨,而大雨天常容易出新闻。他计划拍一些照片,反映大雨给民众带来的影响。他沿着凤屿路向人集中的火车站走。
将到凤屿路口,狂风骤雨大作。他到路旁一家酒点门口躲避。同在避雨的一名市民见柳挎着照相机包,就说:“你是记者吧?这路口有一个坑,经常害人摔倒,你们可以报道一下。”这话提醒了柳涛。
他选了一个位置,给相机换上80-200的长焦镜头,镜头上光后,发现角度很小,电话亭、树和过往的车经常会挡住视线。他不知道坑到底在什么位置,小镜头可能捕捉不到。
柳又换了一个离路口更近的位置,同时把长焦镜头换成12-24的镜头,这样角度比较大,容易捕捉需要的信息。然后又把相机设置成连拍。
行人一个一个从眼前经过,我都用镜头留住,但是没有一个人摔倒。约1个小时过去了,柳有些灰心。他把相机挂在脖子上,一手扶着相机,一手按在快门键上。
一个戴白色帽子、打着伞的人骑自行车从眼前经过,突然听到“哗”的一声,他下意识把镜头对准那人,右手按下了快门。
随后他查看自己刚拍的照片,连自己都被镇住了,那个人不是预料中的从侧面倒下,而是向前倾,这种冲击力效果是可遇不可求的。
柳说没看清他是怎么摔倒的,更别说盯着取景镜头抢拍。等回过神来,那个人已经慢慢爬起,他的车没坏,人也没受伤,朝我望了一眼,就走了。
兴奋之余,他突然回过神来,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柳在附近找了一根约2米长、10厘米粗的棍子,想立在坑内警醒路人,结果木棍无法立稳。经路人提醒,他在附近工地上找了一个修路的提示牌放在路口,这才挎着相机回到报社。
因柳是新华社签约摄影记者,当晚选择了一组照片发给新华社。第二天新华社发了通稿。
第二天,雨停了。他觉得有必要做跟踪报道,于是又来到路口,发现那样的小坑还有三四个,幸好已经被人填平了。(柳涛接受记者采访之叙述)
第二天,《东南晚报》刊登了这组照片。编辑在编发这组照片时,“我们考虑到可能会引起争论,但媒体的责任告诉我们,披露事实以引起社会更多层面及部门的关注,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同时还有警示作用,防止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它比让记者站在“问题水坑”前面一个个地提醒人们有效得多。考虑到刊发这组图片利大于弊,于是在编发时,我们作了编后,提醒人们,小问题不解决,往往会酿出大悲剧。告诉人们应该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重要性。”(编辑自述)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北京青年报、东方卫视、新浪网等纷纷就这组照片展开一场关于“职业道德”和“记者良心”的讨论。
王某诉张某等侵害名誉权案
1998年7月,王某在上海长征医院做了变性手术,被原单位解除用工合同,后无奈到甘肃某县打工。1999年5月,王某约请某市报社记者张某采访,向其详细讲述了自己做变性手术的前因后果,并提供3000字书面身世材料。张某拍摄了王某照片。张某要求在报道中不使用真实姓名及照片。
张某将采访材料形成文章,连同照片一起登在市报上。文章中使用了王某的真实姓名,并有张某做变性手术前后心理过程的较详细叙述、描写与渲染。此后,张某又将文章投至《现代妇女》。《现代妇女》以《变性人王某》为题于当年第8期发表。
文章发表后,在王某所在县城引起轰动。王某自称因承受不了舆论压力,遂再次失业。
1999年9月,王某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名誉权被侵诉讼,要求三原告(记者张某、市报社、《现代妇女》杂志社)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王某诉称:“当时我同意发表此文,不料记者张某在文章中用了我的真名,还将照片也登了出来,个人隐私被暴露得淋漓尽致,使我无法工作生活。”)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撰写涉及原告王某隐私的文章公开发表在报刊上,虽经王某同意,但王某对被告张某具体写什么、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并不知情。被告在没有将写成的文章交由原告认可的情况下,公开在报纸及杂志上发表,给原告王某工作生活造成不便,构成名誉侵权。后原告与三被告接受法庭调解,自愿达成协议:张某赔偿4000元,某市报社赔偿6000元,《现代妇女》杂志社赔偿5000元。
⑵ 关于"道德"与"法律"的案例
道德与法律的辩论是法理学一直以来的主要命题,主讨论的是“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起源故事是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写了一个十分有名的叫做《安提戈涅》的悲剧。
安提戈涅是一名妇女。她的兄弟普雷尼克因为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而被国王克里奥判处死刑并已执行。后来,国王还宣布一项法律,规定不许任何人为普雷尼克举行丧礼。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安提戈涅仍然勇敢地向国王的法令挑战,按照希腊宗教所规定的仪式,埋葬了她的兄弟。
国王将安提戈涅抓起来,问她为什么违反国家的法律。安提戈涅说:“我应该服从国家的法律,但是,更应该服从高于国家法律的宗教法律。”按照希腊宗教,兄弟姐妹之间的爱是永恒不变的,在其中一个离开人世时,其他人要以宗教仪式举行庄严的丧礼。安提戈涅称,宁愿受国法的处置,也要将兄弟完好埋葬,这是她自己良心上的要求。
希望对你有用
⑶ 网络与道德犯罪的案例
案例一 福建五少年杀死同学勒索20万 警方缴获军用手枪
2002年10月9日,福建省福清市警方破获一起在校中学生杀害在校生案,抓获陈某等五名犯罪嫌疑人,缴获作案工具两轮摩托车1部、六四式军用手枪子弹3发等物品。
7日下午2时30分许,福清市警方接到受害者家属报案:当日下午2时23分,他家突然接到歹徒打来电话称:“陈某(男,13岁,某中学初一学生)被其绑架要求家属准备20万元人民币赎金,并称不准报案,否则后果自负。”
接到报警后,福清市公安局马上组织警力开展侦破工作。根据现场调查,走访群众,获悉受害者陈某于2002年9月29日晚9时许,从福清市新厝镇某中学晚自习回家途中失踪。其家属经过几天几夜寻找未果,直至10月7日下午突然接到绑匪勒索电话。
警方在大量调查取证的基础上,获悉某中学初三年级学生陈某母亲与受害者家积怨较深,且陈某近期表现十分反常,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时查明陈某近期来经常与同学郭某、黄某等人在一起打电脑、玩游戏,行动诡秘。10月8日下午警方决定对陈某等5位涉嫌人员采取收捕审查。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陈某(男,1987年12月出生,某中学初三学生),郭某(男,1987年5月出生,系陈某的同班同学),黄某(男,1988年1月出生,系陈某的同班同学),李某(男,1987年6月出生,系某中学初三学生),杨某(男,1988年2月出生,系某中学初三学生)供认,他们因长期在一起玩电子游戏机而结为朋友,因陈某母亲与受害者陈某母亲有积怨经常吵架陈某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于是犯罪嫌疑人陈某便召集郭某、黄某、杨某进行密谋寻求报复。
9月29日晚9时许,陈某、郭某、黄某三人在受害者回家的途中等候,将受害者陈某殴打杀害后,用两轮摩托车将其尸体载到某水库,用石头绳子捆绑投入水库,然后潜回家中,并于10月7日通过李某打勒索电话到受害者家中索要20万元人民币。
案例二 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
2003年4月25日,永嘉黄田某中学学生柳某因与同校的黄某有矛盾,便叫来徐某等将对方殴打了一顿。柳也因受到学校的严厉批评处理。第二天晚上,当徐某等四人再次来到柳某的寝室里时,被闻讯赶到的值班教师发现,之后徐某等被带到黄田派出所。调查中,这伙人供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们中间曾相互间传送着一支枪!全体参战干警为此大惑不解,一伙初中人何来枪支呢?他们决心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原来,就读该县某中学的徐某、厉某等人在校期间经常与当地社会上青少年组成的“十八党”团伙发生冲突。为能何他们对抗,徐某等也组建了一个名为“十三鹰”的学生团伙。去年下半年,柳某想买支枪来去打猎,就通过朋友介绍在其叔叔张某那里,以250元购买了一支单管火药枪,后一直藏在家中。今年2月份,徐某所在“十三鹰”在与“十八党”的对抗中败北,他们觉得如果有一支枪在手便可扭转败势。第二周,徐某等10人便筹资到黄田镇,以同学关系将柳某的那支枪购买过来,并将枪藏到家中,直到26日被公安机关查获。案情至此已初步明了,警方便立即成立专案组,连夜出战,于 4月26日深夜包围制枪犯罪嫌疑人张某并将其逮捕归案。
案例三 北京一少年为偷钱上网 将奶奶砍死爷爷砍成重伤
17岁少年小新(化名)为了偷钱上网,竟然将奶奶当场砍死,将爷爷砍成重伤。事后,小新投案自首。
两年前,小新开始沉浸在网络里,学习成绩陡然下降。初中还没有毕业便辍学。
因担心儿子整天沉迷于网吧,小新的妈妈让他照看家里的台球桌。小新把看台球桌挣的钱拿去上网。后来家里不再提供上网的钱,小新就想到了偷。今年6月上旬,小新偷了爸爸2000多元在网吧呆了一个星期。父亲的一顿打骂对小新来说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仅仅几天后,上网的欲望又像虫子一样噬咬着他的心。此时,爸爸月初给奶奶生活费时说的一番话浮现出来。“爸爸说爷爷那儿有4000多块钱,当时听了也没太注意,后来就想去偷爷爷的钱。6月15日中午我就去爷爷家,晚上,看爷爷奶奶都已经睡了,就去翻,可一想怕把奶奶吵醒了,就想用菜刀把奶奶砍伤了再翻。”
睡梦中的奶奶倒在了血泊中,响声惊动了爷爷。不顾一切的小新又将菜刀砍向了他。爷爷受伤后逃出家门。小新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那4000元钱,只在奶奶兜里找到了两元钱。事后,小新的爷爷说,那是奶奶为孙子准备的早点钱。小新捏着两元钱在村口的一个洞里躲了起来。思来想去,还是投案自首了。
小新告诉记者,奶奶从小最疼爱他,有什么好吃的都惦记着他。他在看守所里最想念的就是九泉之下的奶奶。“我当时只想着拿到钱后就去网吧,根本没想后果。如果让我在上网和奶奶之间重新选择,我肯定选择奶奶。”说到这里,他痛哭流涕起来
案例四:
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男,汉族,17岁,初中文化,四川省人;犯罪嫌疑人张某,男,汉族,18岁,初中文化,四川省人,犯罪嫌疑人伍某某,男,汉族,16岁,初中文化,四川省人。
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因丢失一部手机,其怀疑与其曾同住的于某和覃某偷了其手机,于是在2004年12月31日晚上,纠集了犯罪嫌疑人张某、伍某某,对来其宿舍拿行李的被害人于某和覃某进行殴打,不让该二人离开,其间,余某某将于某的头打破,还用烟头烫伤覃某,以此来逼两被害人承认有偷其手机,犯罪嫌疑人张某和伍某某帮助余某某对被害人于某和覃某进行看管,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将该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为止,检察机关对该案审查后以非法拘禁罪对该三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案例五:
犯罪嫌疑人杨某某,男,汉族,17岁,初中文化,江西省人。
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在湖里后埔某网吧上网,因其盗用他人帐号上网被管理员发现而被赶出网吧,2005年1月4日,犯罪嫌疑人杨某某纠集了两名身份不明的男青年到该网吧为其被赶出的网吧的事出气,到网吧后该三人将网吧管理员李某打成轻伤,将另一管理员黄某的手划伤,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某,检察机关经审查以寻衅滋事罪对犯罪嫌疑人杨某某批准逮捕。
案例六:
犯罪嫌疑人吴某某,男,汉族,17岁,初中文化,湖北省人;犯罪嫌疑人宋某某,男,汉族,15岁,初中文化,福建省人;董某某,男,汉族,15岁,初中文化,江西省人。
犯罪嫌疑人吴某某、宋某某、董某某,因来厦后,手里没钱,便萌生抢劫出租车司机的念头,2005年1月19日凌晨,三人经过预谋,在仙岳路雇了一部出租车,让司机开到林后一偏僻的地方,用勒脖子、塑料袋封嘴等手段强行抢走了被害人周某的一部小灵通和现金500多元。检察机关对该案审查后以抢劫罪对该三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案例七:
犯罪嫌疑人何某某,男,汉族,17岁,初中文化,江西省人;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男,汉族,17岁,初中文化,江西省人;犯罪嫌疑人谌某,男,汉族,19岁,初中文化,江西省人;犯罪嫌疑黄某某,男,汉族,18岁,初中文化,江西省人;犯罪嫌疑人童某某,男,汉族,18岁,初中文化,江西省人;犯罪嫌疑人张某,男,汉族,19岁,初中文化,江西省人。
案例八:
2004年11月26日晚上,犯罪嫌疑人何某某、王某某、谌某、黄某某、童某某在一起喝酒时,王某某提出说去抢点钱来花,于是当天晚上将近凌晨时,上述五人外出寻找目标,无人来到湖里兴隆路正遇上骑自行车下班回家的被害人林某,上述犯罪嫌疑人上前将林某的自行车踢倒,并将林某推倒,犯罪嫌疑人何某某还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林某的大腿捅伤,五人抢了林某身上的一部手机和200多元现金,逃离了现场,被害人林某因被捅伤后失血过多而不治身亡。事后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明知上述犯罪嫌疑人抢劫犯罪的情况下,还让上述犯罪嫌疑人在其住处留宿。检察机关对该案审查后,对犯罪嫌疑人何某某、王某某、谌某、黄某某、童某某以抢劫罪批准逮捕,对犯罪嫌疑人张某以窝藏罪批准逮捕
⑷ 找5个关于道德或法律的案例小故事!急急急!
1、解救奴隶
鲁国曾经制定一条规则,如本国人在外国能赎回一名鲁国奴隶,鲁国将报销费用且有奖励。这个制度解救了许多在外的鲁国奴隶。
一名道德高尚者解救回一名鲁国奴隶后,向鲁国国君提出不要报销费用且不要奖金。国君向孔子提出在全国学习此人,孔子说绝对不可。
国君急问为何?孔子说:如果将此人树为榜样,以后有国人在外国遇到鲁国奴隶该如何办呢?花钱赎回奴隶回国后,如向国君报销费用领取奖金,则道德不够高尚可能受人鄙视。
大部分人也不会自己负担全部费用去做此事,最后的结果是可能导致无人再在国外救赎奴隶。
因此不可能要求人人道德高尚,只有人人能遵守规则将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
5、许武教弟
汉朝时候,有个姓许名武的,他父亲是早已死了,剩下两个弟弟,一个叫许晏,一个叫许普的,年纪都还很小。
许武每每在耕田的时候,叫他两个弟弟立在旁边看着,晚上许武自己教他两个弟弟读书。如若弟弟不听他的教训,他就自己去跪在家庙里告罪。
后来许武举了孝廉,但是他因为两个弟弟都还没有名望,就把家产分了三份,自己取了最肥美的田地,和广大的房屋,所有坏的统统给了弟弟。所以当时社会上的人,都称许他的两个弟弟,反而看轻许武了。
等到两个弟弟都得了选举,他就会合了宗族和亲戚们,哭着说明当时要给他弟弟显扬名声的缘故,并且把所有的家产,都让给了两个弟弟。
⑸ 近期道德方面的热点案例,比较有代表性的
路遇老人摔倒在地,扶还是不扶——这是近期中国最大的道德热点,已经引起全世界媒体的关注。
你可以通过网络等“搜索引擎”查阅。
⑹ 法律与道德碰撞的案例有哪些
法律与道德碰撞的案例: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车。人来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医药费花了不少。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 彭宇表示无辜。他说,当天早晨3辆公交车同时靠站,老太要去赶第3辆车,而自己从第2辆车的后门下来。“一下车,我就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赶忙去扶她了,不一会儿,另一位中年男子也看到了,也主动过来扶老太。老太不停地说谢谢,后来大家一起将她送到医院。”彭宇继续说,接下来,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老太及其家属一口就咬定自己是“肇事者”。 2007年9月4日下午4点半,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
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两个争议焦点。
一、是否相撞;
二、损失数额问题。 法院认为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876.6元。 当天,老太的代理律师表示:对判决事实感到满意,但40%的赔偿比预期要少。而彭宇则表示不服此判决。
然而这件轰动一时的案子居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悄无声息的和解了。
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在两会新闻中心就“司法公正”问题接受中外记者的集体采访时透露,南京彭宇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且申请撤回上诉,最后案件以和解撤诉结案,且双方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都表示满意。
我们暂且不管该案为何会达成和解,而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来分析此案。
此案中,我们必须确定老太太是自己摔倒的还是被彭宇撞倒的。这是本案重中之重,同时也是本案定案的前提。是必须证实的,而不能靠推测。
如果是老太太自己摔倒的,那么不仅不能对其进行惩罚,当事人及其家属还应该向他道歉致谢,社会也应该支持和鼓励,并加以弘扬,而老太太及其家属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则应该受到谴责,以维护道德和法律的尊严;反之,如果是其将老太太撞倒,则其应该负担全部的医疗费用及相应的康复疗养费用。而法院更不能光凭推测来定案,从这个角度来讲,法院的判决可谓荒唐之极,是一种相当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对社会道德的践踏。
但是法律有它的准则,它是无情的,也不会考虑什么道德因素。此案中,由于没有弄清楚老太太是否是被撞到,因此无论法院做出什么样的判决,都是有悖于道德的。
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该案之所以在网络和新闻媒体上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国民的法律意识提升的表现,更重要的原因却是人们在生活中也会经常碰到类似情况。此事件发生之后,我多次听到有家长如此教育孩子,“以后碰到有人倒在地上一定不能一个人去扶,最好叫别人去,或者跟别人一起,如果附近实在没人的话就最好别管。”由此可见这个案件对人们的影响有多大,可能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危言耸听,可是有这么一个先例在眼前谁能不提防。毕竟人人都需要必要的自我保护,谁都不希望做好事还要承担所谓的法律责任。如果是这样那我宁愿不做好人也罢。但是根据法院做出的判决,我们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将被无情的践踏。
不可否认,当前社会的道德水准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即使不是人人都以助人为乐,很大一部分人可能不会出手帮助别人,不过也不至于违背基本道德去做伤天害理的事,违法犯罪的毕竟是少数,通过撒谎的手段去伤害别人的人也不多。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老太太及其家属即原告误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法官在判决书说理当中阐明的社会情理,并以此为由作出不利于被告的结论,在道德导向上确有不妥之倾向。如果这样来认识情理,那么我们还需要发扬雷锋精神吗?就算不是雷锋,难道我们当今社会已经不能相信存在这样做好事人了?我认为,我们生活当中并不缺乏这样的好人好事,至少我们应该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大多数人也许不会像雷锋那样天天做好事,但偶尔做回好事应该不是不可能的。而该案的判决却几乎把做好事的可能性忽略,事实上就是对当前社会的道德水准评价过低所致,而且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公民做好事的积极性。
因此,在执法机关处理类似的法律与道德有一定抵触的案件时,应当慎重抉择,既要维护司法的公正性,也要兼顾道德的尊严。而且立法部门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也要充分考虑道德的影响,千万不要让法律吧道德的腰给撞折了。
⑺ 近一个月里,发生道德与法律相互冲突的新闻案例
一个城里人和一个农村人互殴,城里人被打成十级伤残,农村人被打成九级伤残,最后,计算赔偿数额,伤的重的农村人还要给伤的轻的城里人赔钱
⑻ 求一些违背新闻道德的事例
近年来,我国新闻界在弘扬新闻职业精神和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容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在新闻传媒领域引进竞争机制后,一些新闻从业人员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一些丧失新闻职业精神的报道时有出现。如《新闻记者》杂志每年公布的“十大假新闻”,2007年度轰动全国的“毒香蕉”事件和“纸馅包子”事件,四家记者站记者向企业索要钱财、涉嫌敲诈案件等。这些只是缺乏新闻职业精神表现的典型事例,其他一些丧失职业精神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还可归结为“有偿新闻”、“受贿新闻”、“策划新闻”、“收受红包礼品”、“偷拍偷录侵犯公民隐私权”、“媒介越轨审判”、“虚假低俗广告”以及“炒作明星绯闻和犯罪新闻”等。这些现象的产生使得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受到严重侵害,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也遭到严重破坏,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