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技术协议集体豁免条例

⑴ 欧共体商标条例中代理人抢注商标条款的使用条件是什么

欧共体法院在判决中阐释欧共体商标条例中代理人抢注商标条款的适用条件 2011年4月13日，欧共体普通法院对Safariland公司与欧共体内部市场协调局等商标纠纷案作出T‑262/09判决，判决中特别阐释了欧共体商标条例中代理人抢注商标条款的适用问题。

《欧共体商标条例》第8条就驳回注册的相对理由作出了规定，其第三款规定：“商标所有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未经该所有人的同意而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商标注册的，在商标所有人的异议下，该商标不应予以注册，除非该代理人或代表人证明其行为是合法的。”此款的立法目的在于制止代理人或代表人恶意抢注的行为，保护被代理人或被代表人的商标权利。我国商标法在2001年10月27日修改之后，在第15条中也规定了对代理人恶意抢注行为应予以制止。本文将对欧共体商标局异议部门对两起典型案件所作的裁定进行分析，以探讨其法律适用标准。由于我国《商标法》第15条与《欧共体商标条例》第8条第三款均来源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6条之七的规定，且内容大体一致，因此分析欧共体的相关案例对于正确理解我国商标法的相关条款也有重要意义。

“GORDON AND SMITH”商标异议案

该案中，“GORDON AND SMITH”商标(以下称被异议商标)于1996年10月10日被申请注册于第25类、第28类商品上。异议人称其与被异议商标注册申请人具有代理关系，被异议商标注册申请人未经其同意抢注了异议人所有的“GORDONANDSMIT一”商标。被异议商标注册申请人答辩称其注册“GORDON AND SMITH”商标(以下称被异议商标)的行为是经异议人同意的。

欧共体商标局的裁定要点为：

(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代理关系

欧共体商标局认为，为了适用《欧共体商标条例》第8条第三款，以下四个要件应得到满足：(1)是由商标所有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提出商标申请;(2)代理人、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提出申请;(3)未得到商标所有人的同意：(4)代理人或代表人没有使其申请注册行为合法化的理由。因此，首先应予确定的是商标申请人是否是异议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考虑到本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商标所有人的利益，使其免受商业伙伴对该商标的任意侵害纂夺。因此对“代理人或代表人”应作扩大的解释而不用考虑商标所有人与商标申请人之间的合同的第二含义。因此，本条款应可以扩大适用于本地的分销商、总经销商、被许可经营者。根据案情，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异议人与被异议商标的原注册申请人、现注册申请人均存在商业关系。这些证据以双方当事人信函的形式表明被异议商标的注册申请人在欧洲销售过异议人的产品，而且在这些信函中提到了许可使用费及异议人的产品，这更表明了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商业关系。被异议商标注册申请人亦不否认其具有代理人或代表人的身份。考虑到“代理”一词应作扩大解释，欧共体商标局认为被异议商标的注册申请属于商标所有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所提出的申请。(二)关于被异议商标的注册申请是否经异议人的同意

本案异议人与被异议商标的注册申请人均提交了数封信函，用以证明各自的主张。欧共体商标局异议处经过分析双方证据后认为，这些证据虽然表明商标所有人知晓被异议商标“GORDON AND SMITH”被代理人以其自己的名义在数个欧洲国家内进行了注册。然而这些证据并未表明这些注册是否得到了商标所有人的同意，而且代理人在欧共体数个国家进行国家注册时并未告知商标所有人。因此，代理人在欧洲国家取得国家注册的事实并不能被认为是代理人注册行为得到了商标所有人的授权。事实上，直到代理人在1995年2月9日的信函中才告知商标所有人其将继续在欧共体商标局注册被异议商标，在此之前商标所有人并不知晓代理人的行为。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1996年12月4日的信函，该证据不能证明代理人的注册行为得到了异议人的同意，恰恰相反，此信表明异议人认为在欧共体商标注册人的名义将是异议人而不是代理人。综上，欧共体商标局认为代理人的申请注册行为并未得到商标所有人，也即本案异议人的同意。

但是被异议商标的注册申请人称，即使其注册行为属于代理人未经商标所有人同意的注册行为，其也具有使该行为合法化的理由。注册申请人认为其注册被异议商标是为了保护自己在该商标上的投入，且该商标所有人不愿为了在欧共体注册该商标投入成本。欧共体商标局认为代理人的该观点亦不能成立。商标所有人即使不愿为了在欧共体注册该商标投入成本也不能成为代理人注册行为的合法理由。商标所有人虽然未注册该商标，但商标所有人或许仍有在此地域使用这个商标的意图。无论代理人是否自己认为为了销售该商标的商品而进行注册是有必要的，代理人都无权以其自己的名义注册被异议商标。

基于以上理由，欧共体商标局认为异议人理由成立。

“Daawat”商标异议案

Daawat

“Daawat”商标(以下称被异议商标)于1997年10月21日被申请注册于第29类、第30类、第 42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异议人称，其已就“Daawat”商标分别于1989年和?994在印度和美国取得了商标注册，指定使用商品为大米。另外，在1994年和?995年异议人参加了在法国和德国举行的商业展览。因此，“Daawat”商标的良好品质和信誉已扩展到欧盟地区。异议人进一步主张在1993年到1994年期间，被异议人的代表人Mann先生为购买大米曾四五次到异议人在印度的营业场所拜访。拜访期间，Mann先生知悉了“Daawat”商标，并获知异议人在近期有在欧洲销售大米的计划。1995年9月5日，被异议人在英国填写了注册申请，1997年10月 21日又向欧共体商标局递交本案被异议商标的注册申请。此后， Mann先生再次拜访异议人，要求异议人指定被异议人公司为异议人在英国和欧洲的独家分销商，并试图通过对以上商标注册申请的转让从异议人处获益。综上，异议人认为被异议人与异议人有贸易往来联系，并明知“Daawat”是异议人自创使用的商标、异议人欲使用该商标开拓欧盟市场、异议人意欲在英国及欧盟其他国家申请注册该商标，因而，异议人认为被异议人是怀有恶意提出被异议商标注册申请的，其目的很明确：从异议人处榨取钱财，要不然就指定其作为它们在欧洲的独占分销商。这些都是有违诚实信用的贸易规则的。欧共体商标局裁定认为：异议人以《欧共体商标条例》第8条第三款为依据，据此，本案中首先就要界定被异议商标注册申请人是否应被认为是异议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考虑到本款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商标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其商业伙伴的任意侵夺，因此“代理人或代表人”的概念应作扩大解释而不论商标所有人与系争商标申请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的具体种类。因此，此款亦包括例如地区经销商、总经销商或许可经营者。然而，在这点上，异议人仅能证实的是被异议人于1993年到1994年期间曾出于购买大米的需要，作为购买者四五次拜访过它在印度的经营场所。这是双方的首次接触。被异议人此时还不是异议人的代理人。异议人没有提及任何代理协议或具有相应效力的明示或默示行为，事实上，本案案情模糊，甚至不能确定其于被异议人之间是否真正有过交易以及何种交易。在此种情况下，因为没有更具体的细节予以证实，欧共体商标局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仅为偶然的、孤立的大米交易。然而此种关系并不能认定为符合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仅仅作为普通购买者或者偶然的客户并不符合本条所指的“代理人或代表人”的条件。因为此类人对商标所有人并不承担特殊的忠诚义务。因而，即便有这样的人出于恶意将他人的商标申请注册，商标所有人也不以能依据第8条第三款为依据得出异议，因为此款适用的条件是系争商标的注册申请人应具有代理人或代表人的身份。在这方面需要提及的是，第8条第三款本质上反映了《巴黎公约》第六条，这一条曾被里斯本会议在1958年引入公约。有趣的是在最初的草案中依然包含“客户”这个词，最终因为其概念过于模糊而被从公约中删除。因此，这更加说明此款不打算适用于商标所有人商品的偶然客户或单纯的购买者。最后，被异议人意欲利用被异议商标达到被指定作为异议人在欧盟市场做代表人的目的这一事实并不能影响上述结论，因为代理或代表关系必须成立于申请日之前。因此，被异议人在此后与异议人的协商对本案事实没有影响。

欧共体商标局最后认为，由于异议人缺少事实基础和法律基础，其异议按照第8条第三款不能予以支持。

案件评析

我国《商标法》第15条：“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因此，我国《商标法》第 15条的具体适用条件与欧共体商标条例第8条第三款无明显区别，只不过我国《商标法》将代理人或代表人使其行为合法化的理由规定的更力口明确了，即只有经过被代理人、被代表人的授权才能使代理人、代表人的注册行为排除违法性。对于代理、代表关系的判定，在以上两个案件中，欧共体商标局都认为《欧共体商标条例》第8条第三款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商标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其商业伙伴的任意侵夺，因此“代理人或代表人”的概念应作扩大解释而不论商标所有人与系争商标申请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的具体种类，据此，此款亦适用于例如地区经销商、总经销商或许可经营者。考虑到我国《商标法》第15条的渊源也为《巴黎公约》的第6条之七，而《巴黎公约》的第6条之七中所称的“代理人、代表人”是“不会从狭隘的法律意义来解释，所以也同样适用于那些作为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批发商而且以其自己的名义申请该商标注册的人”，因此欧共体商标局的观点值得我们参考借鉴。我国《商标法》第15条中所指的代理人不应局限于中国民法中的一般民事代理关系，还应包括商事活动中的经销商。此处的经销商应既包括独家经销商，也应包括普通的分销商。 此外，应注意的是欧共体商标局在“Daawat”商标案中提出如果仅仅作为普通购买者(a mere purchaser)或者偶然的客户(an occasional client)，这种孤立、偶然的交易关系并不符合第8条所指的“代理人或代表人”的条件。因为此类人对商标所有人并不承担特殊的忠诚义务。因而，即便有这样的人出于恶意将他人的商标申请注册，商标所有人也不以能依据第八条第三款为依据提出异议。不过，笔者认为此时商标所有人虽然不能依据欧共体商标条例第8条第三款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据《欧共体商标条例》第51条第一款(b)项的规定“申请人在申请注册时具有恶意 (acting in bad faith)”属于认定商标无效的理由，因此商标所有人仍可以利用《欧共体商标条例》第51条第一款(b)项保护自己。

对于被代理人、被代表人授权代理人、代表人申请注册的行为，欧共体商标局认为这种授权行为应是清楚明确的，在“GORDON AND SMITH”商标异议案中更指出即使商标所有人知晓代理人的这种申请注册行为，也不能认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进行了授权。此观点值得我国参考借鉴。依据中国民法通说，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可认定沉默行为的效力，因此被代理人的沉默行为不应认定为存在授权的意思表示。当被代理人明知代理人的申请注册行为，却对该行为长期保持沉默时，这种沉默行为不应视为一种默示的授权。

⑵ 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积极作用

在1964年的考恩斯腾公司和格鲁恩迪克公司诉欧共体委员会一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说明纵向限制协议有利于企业进入外国市场。特别在经济上还没有达到完全融合的欧共体内，一个成员国的商品或者服务要进入另一个成员国，生产商一般得花费比进入国内市场更大的投资。因为他们不仅需要投入市场调研费、广告费、基础设施费等各种费用，而且还得克服国际贸易中许多不可见预见的风险，如汇率风险。德国格鲁恩迪克公司和法国考恩斯腾公司在1957年订立独家销售协议的时候，德国和法国之间当时还存在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因此，为了能够进口格鲁恩迪克的产品和取得进口许可证，考恩斯腾公司甚至不得不贿赂法国的政府官员。这说明，考恩斯腾公司在法国经营德国格鲁恩迪克公司的产品存在很大的风险。如果这些产品在法国市场上销售不利，或者不能取得进口许可证，考恩斯腾公司在推销格鲁恩迪克产品方面的广告费以及其它投资就得不到回报。因为这种投资存在着风险，它们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沉没成本，即可能得不到偿还的成本。
然而，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则可以为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提供一定的保障。在考恩斯腾公司和格鲁恩迪克公司诉欧共体委员会一案中，格鲁恩迪克作为德国的一家电器生产企业，如果不是因为它在1957年和法国的考恩斯腾公司订立了独家销售协议，它当时就不可能进入法国市场。二战期间，德国占领法国四年，法国人憎恨德国人，从而不愿购买德国产品。而考恩斯腾公司作为格鲁恩迪克公司的独家销售商，因为其经济收益与格鲁恩迪克的产品在法国的销售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自然会大力推销格鲁恩迪克公司的产品。另一方面，考恩斯腾公司也只有在和格鲁恩迪克公司订立独家销售协议的情况下，即在格鲁恩迪克公司保证不向法国其它企业授予销售权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它在销售格鲁恩迪克的产品中得到一个可观的利润。如果没有这个独家销售权的保证，考恩斯腾公司就不可能经营格鲁恩迪克公司的产品，格鲁恩迪克的产品从而也不会进入法国市场。 考恩斯腾和格鲁恩迪克一案中的纵向限制主要表现为纵向的地域限制，即格鲁恩迪克承诺，除了考恩斯腾公司之外，它不会向任何其它法国企业提供商品。考恩斯腾则承诺，不得经营与格鲁恩迪克产品相竞争的其它商品。此外，格鲁恩迪克还承诺，不允许它在德国的销售商向法国转售商品。这个地域限制被称为是绝对的地域限制。这种限制虽然被欧共体委员会和欧共体法院视为是违法行为，但是它在经济学上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可以想见，如果格鲁恩迪克允许多家法国企业经营自己的产品，考恩斯腾公司为推销格鲁恩迪克公司的产品而进行的广告宣传或者建立的消费者咨询处就会同时使其它的销售企业的受惠。因为所有的销售商都希望能够搭别人的便车，在这种情况下，考恩斯腾就不会为格鲁恩迪克的产品开展推销活动，更不会花费很多的投资开展这种活动。然而，要避免这种搭便车行为，生产商必须在一定地域内给个别销售商独家销售产品的权利。随着被授予了独家销售权的企业得到了地域保护，成为这个地域内独家销售这种产品的企业，这个企业就不仅会努力推销这种商品，而且也会尽量减少商品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其结果就不仅有利于扩大商品的销售，而且也有利于扩大这种商品的生产，此外还有利于消费者。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中，关于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成文法主要是《谢尔曼法》第1条和第2条。美国最高法院在其1911年关于迈尔博士医药公司诉约翰. D. 帕克父子公司一案的判决中，依据谢尔曼法第1条认定纵向价格约束是违法行为。法院指出，生产商与销售商之间如果订立固定转售价格的协议，这个协议会妨碍销售商之间的价格竞争，其结果就是如同这些销售商之间订立了固定价格的卡特尔。 禁止纵向约束的成文法规还见于《克莱顿法》的第3条。它指出，在商业交易中，不管一种商品是否被授予专利，如果这个商品是在美国司法管辖的地域内所使用、消费、零售、出租、销售或者订立销售合同，只要该合同是以买方不与卖方的竞争对手进行交易为条件而固定价格或者给与折扣或者回扣，如果该行为实质上会减少竞争或者旨在形成商业垄断，这个交易是非法的。
为了避免和减少法律的不稳定性，提高当事人对案件后果的可预见性，美国司法部在1985年1月23日还发布了一个《纵向限制指南》。 这个指南是依据美国最高法院适用合理原则对一些纵向限制竞争协议所做的判决而制定的，特别是依据了美国最高法院1977年关于大陆电视公司诉西尔维尼亚公司一案的判决。 指南分析了纵向销售地域约束、客户约束、排他性约束以及搭售协议，分析了它们的经济效益以及对市场竞争的影响。但是这个指南没有涉及纵向价格约束。指南指出，所有的纵向约束，包括具有推动竞争的纵向约束，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对价格发生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它们都得适用本身违法的原则。指南明确指出，它的法律依据是谢尔曼法的第1条、第2条以及克莱顿法的第3条。 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明确地对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做出了规定。但是，与该法中关于横向协议的第1章不同，关于纵向限制竞争的第2章没有总则性的规定，也没有普遍禁止的原则。它除了在第14条中对纵向的价格约束以及其它交易条件的约束做出禁止性规定外，其它的排他性约束包括限制使用商品、独家销售、独家购买以及搭售，都是通过第16条采取了滥用监督的法律措施。仅当这些排他性约束使相关市场的竞争受到实质性的损害，联邦卡特尔局才会宣布此类协议在法律上无效。由于纵向的价格约束和纵向的其它交易条件约束在德国并不多见，德国学者指出，对排他性约束的滥用监督是反对限制竞争法中关于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核心内容。
此外，《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5条规定了出版物的价格约束可以从第14条的禁止性规定中得到豁免。第17条和第18条对知识产权转让协议中的限制竞争性约束做出了规定。 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1款不区分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和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因此，如果生产商和销售商之间的买卖协议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并且以妨碍、限制或者扭曲共同市场上的竞争为目的，或者具有这样的后果，这个协议是违法的。如果一个纵向协议涉及下列内容：（a）直接或间接地固定购买或者销售价格或者其它任何交易条件；（b）限制或者控制生产、市场、技术发展或者投资；（c）分割市场或者货源；（d）对相同情况下的交易对象适用不同的交易条件，由此置其于不利的竞争地位；（e）要求交易对方接受在本质上或者在商业惯例上均与合同标的无关的附加条件，并将此作为订立合同的前提条件，便可以认定这个协议是违法的。除了上述禁止性规定，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3款的豁免规定同样也适用于纵向限制竞争协议 。
因为纵向协议与横向协议相比对经济发展有着更积极意义，欧共体委员会依据欧共体理事会1962年第17号条例所发布的集体豁免条例中，大多数是涉及纵向的限制竞争协议，如1983年的《独家销售协议集体适用条约第81条第3款的第1983/83号条例》， 1983年的《独家购买协议集体适用条约第81条第3款的第1984/83号条例》，1988年的《特许专营协议集体适用条约第81条第3款的第4087/88号条例》。欧共体委员会1999年发布的《纵向协议和纵向协调行为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3款的第2790/99号条例》，是关于纵向协议集体豁免的一个综合性条例，而且也是这方面最重要的规定。该条例于2000年1月1日生效，2000年6月1日开始适用。它不仅适用于独家销售、独家购买和特许经营，在没有例外规定的情况下还适用于其它类型的纵向协议。根据该条例的第3条，一个纵向限制竞争协议涉及的市场份额如果不超过相关市场的30%，协议可以得到豁免，这反映了欧共体委员会对限制竞争协议的豁免中注重经济分析。
为了协助欧共体及其成员国的机构、各种团体以及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个关于纵向协议的集体豁免条例，欧共体委员会于2000年5月24日还通过了一个《纵向协议集体豁免条例适用指南》。这个指南虽然对欧共体法院和成员国法院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实践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解释了欧共体委员会的纵向协议集体豁免条例，而且在许多方面发展了这个条例。在纵向限制竞争协议方面，比较重要的还有欧共体委员会1996年1月31日发布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

⑶ 欧盟烟花爆竹条例,可以使用氯酸钾吗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使用一些氯化钾的，但是氯化钾的用量一定要严格控制在比例范围之内，这样的话才可以。

⑷ 欧盟实施“最严数据信息保护条例”对中企有何影响

6至7日，60余家中国企业负责人聚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参加“个人信息保护：中欧进展与企业合规”公益培训。

培训中，何延哲就企业如何对个人信息进行规范收集、保存和存储作出梳理，并阐释了企业提升数据安全能力的方法。

数据安全资深从业者方兴表示，数据时代来临后，许多中国企业存在把数据安全理解为信息载体安全，重视数据访问安全而忽视使用安全，重视事前保护而忽略溯源追责体系等通病。

他强调，全知的数据时代需要整体的安全视角，只有从授权、用途、量级、法律规范等多种角度动态追踪和分析风险，才可剔除数据在流动过程中埋下的隐患。

此外，多位嘉宾还就“GDPR与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异同”“数据安全与企业内控”“中外合规产品设计实例与舆情”等主题进行分享。

主办方介绍，培训获得了相关企业的一致好评，未来将每月举办一次。

⑸ 欧盟的Directive和Regulation有什么区别

在执行与落实欧盟法律法规的实践中，无论是欧盟（比如德国和瑞士）还是国内的认证同行中间时常因为越来越名目繁多的欧盟法规表现形式和其内在的法律区别而困惑不堪。通过下面的比照分析，希望能够为认证界的同行提供一点有益的信息来准确识别欧盟指令与欧盟条例的异同，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书不同的编码差异。

1英文 中文 德文

EC Directive 欧盟指令 EG Richtlinie

EC Regulation 欧盟条例（规程） EG Verordnung

2针对对象

欧盟指令 首先针对每个成员国而不是当事人（组织或者机构）

欧盟条例 广泛效应，无论成员国还是当事人（组织或者机构）

3法规有效性

欧盟指令 发布后通常给与成员国一定的时限，成员国有权选择并决定适合自己意图的形式和手段，并以国家法律法规形式的将欧盟指令落实到本国法规系统后方对具体的当事人（组织或者机构）发生法律效应

欧盟条例 已经发布立即生效，无须经过欧盟成员国内以国家法律法规形式的落实措施，即条例无论对于成员国还是当事人（组织或者机构）具备同等法律效应

4欧盟指令和条例的代码表述格式

A过去

例如: 旧版欧盟机器指令 98/37/EEC

例如: 1971年第1408号欧盟条例: EEC/1408/71

B当前（共存）

例如:新版欧盟机器指令MD 2006/42/EC

新版欧盟旧电器指令 WEEE
2012/19/EU

例如:

2004年第1935号针对与食品接触材料的框架性欧盟条例: EC/1935/2004

2011年第11号塑料欧盟条例（FCM/1935/2004框架条例下的具体执行条例）: EU/11/2011

C未来趋势

例如: 欧盟有害物质禁用指令 ROHS 2011/65/EU

2011年第11号塑料欧盟条例（FCM/1935/2004框架条例下的具体执行条例）: EU/11/2011

⑹ 欧盟启动反倾销程序的条件是什么

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议》规定，一成员要实施反倾销措施，必须遵守三个条件： 首先，确定存在倾销的事实； 第二，确定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的威胁，或对建立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 第三，确定倾销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按照倾销的定义，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就会被认为存在倾销。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的差额被称为倾销幅度。所以，确定倾销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确定出口价格；确定正常价格；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进行比较。 正常价格通常是指在一般贸易条件下出口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可比销售价格。如该产品的国内价格受到控制，往往以第三国同类产品出口价格来确认正常价格。 反倾销作为一种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可和广泛接受的限制进口的手段，是1948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所确立的原则。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该手段逐步演化成各国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据统计，自1990年至2000年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反倾销案件达2483件，全球遭致反倾销的产品种类已经超过3000种，因此而影响的贸易量达千亿美元以上。采用反倾销手段的国家也以经济发达国家为主。其中欧盟372起，澳大利亚360起，美国351起，墨西哥176起，阿根廷156起，加拿大155起。近两年来发展中国家有扩大使用反倾销手段之势，据统计，南非、印度、巴西、阿根廷、韩国都较多地启动了反倾销调查程序。发展中国家是反倾销措施的主要目标，有超过60％的反倾销案件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1990～1999年，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308）、美国（104）、韩国（171）、日本（121）、中国台湾省（112）等。 反倾销属于一种保护本国企业的条款。关贸总协定说如果倾销对进口国造成了实质的损伤和威胁，那就不允许了。所以反倾销就有了保护本国企业的色彩。或者说很多国家是打着“反倾销的旗，行保护之实”。 WTO反倾销协议规定，进口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正常价值，有三种方式参照、判断价格是否低于正常价值：①该产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②向其他国出口价格；③成本核算。一般优先①②作为判断依据。倾销的目的是抢占份额，打败竞争对手，从而再获垄断利润。产品在进口国家的价格低于本国价格的差数，称为倾销幅度。WTO规定，当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不足2％，或某国产品的进口量不到全部进口量的3％时，不得提起反倾销要求。只有当外国产品进口对本国企业造成实质损害时，才能提起反倾销要求。 反倾销有两种，一是本国产品出口到国外，国外政府采取的反倾销措施；二是国外产品进入本国，本国政府采取的反倾销措施

⑺ 集体豁免的概念

属于集体豁免范围的限制竞争协议自动被免除限制竞争的责任。

⑻ 知识产权中为什么会产生反垄断法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在于通过赋予专有权利使得研究、开发的利益获得内部化，从而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但对权利的滥用也可能妨碍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并最终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再调整有助于弥补知识产权法价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识产权行使的适当边界。该制度的引入对塑造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为我国民族工业赢得生存、发展空间有着特别的意义。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近年来得到学术界比较热烈的关注和讨论。但现有研究结论中也存在着含糊或舛误之处。其一是将知识产权界定为“合法的垄断（权）”。立论者并没有明确这是何种意义上的“垄断权”。从文义上看，如果是财产权意义上的垄断权，为什么不将其他的财产权形式统统称为垄断权？如果是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权，为什么会有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的再调整？其二是认为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仅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这种观点多来自于对日本等国的反垄断法认为该法不适用于行使知识产权法规定的权利的行为的法律条文的片面理解。这种理解与美、欧、日本的反垄断立法、执法现实并不一致。其三是没有从理论上梳理反垄断法对行使知识产权行为调整的界限。大凡探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关系的学者，都会提到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5年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欧共体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为什么国外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立法等会集中在知识产权许可领域？从上述三点疑问看，知识产权的性质，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都有着进一步澄清和解释的必要。笔者在本文中试图从知识产权许可角度对知识产权的性质、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理论基础加以梳理，对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反垄断法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适用边界等问题加以分析、论证，希望在此基础上对反垄断法律制度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适评价，进而对我国相关制度建设产生借鉴意义。

一、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调整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知识产权法是调整因知识产品而发生的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和，知识产权是知识财产法律化、权利化的表观，在性质上属于无形财产权。 [1] 作为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人对其权利的客体享有的权利并不多于其他形式财产权人相应的权利，相反，知识产权的行使还有合理使用、临时过境使用、强制许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从权利人对其权利客体的专有性角度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知识产权人对其知识产品的垄断权，同样可以将其他形式的财产权界定为垄断权，从这种意义上对知识产权的性质加以界定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认为：知识产权与任何有形和无形财产一样适用相同的原则，既不特别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审查，也不特别受到怀疑，而是适用统一的标准和法律原则。这种观点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执法部门对知识产权性质认识上的深化，避免了将拥有知识产权直接视为垄断或直接判定为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财产性质和权利的排他性特征使得其行使过程中必然与反垄断法发生关联。从权利客体上看，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财产具有不可损耗性、可复制性等特点，对同一项知识产品的利用并不妨碍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为了保证知识产品利用的效率，国家通过知识产权法要求权利人公开知识产品内容但赋予了权利人排他性实施、许可、转让等专有权利。权利客体无形财产的性质和权利的排他性特点决定了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可能进入到反垄断法的审查范围。因为，在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权利人可以通过签定不同类型的许可证协议，来限制不同的被许可人实施专利的范围和区域，进而会产生分割市场的实际效果。而促进商品、服务、资本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保证反垄断法所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基本需要。在实施许可协议的签定时，权利人还可能基于权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费收取上采取差别取价、概括或整批授权并回收使用费等做法，或者对被许可方的生产数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许可方的销售价格、在技术改进方面订立对技术改进的限制条款或回授条款以及在授予权利的同时附加搭售条款等等。这些行为都可能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的不良后果，从而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另外，权利人还可能通过一些与知识产权许可协议内容相关的策略性行为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如针对竞争对手提起不必要的专利诉讼等。所以，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主要是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由于进入到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领域，其权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响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往往会进入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市场是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的交汇点，知识产权行使中的限制市场竞争效应是反垄断法对相应行为进行调整的理论基础。

二、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协调与冲突

在20世纪初期以前，知识产权人在行使权利时几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这种状况随着知识产权立法的发展、完善（如在知识产权司法中确立了权利滥用的原则）和反垄断法的出现而有所改观。 [2] 专利权人权利行使的范围受到专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双重界定。如从美国立法情况看，美国联邦法院分别在1917年和1948年发展出“专利权滥用”和“著作权滥用”的原则。1988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调整知识产权滥用的专门立法《专利权滥用修正法》。同时，美国国会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都可以对专利许可行为进行调整，其中克莱顿法更明确规定在从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为进行反托拉斯法调整过程中不论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专利。1977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1988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1995年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还对专利许可行为的反托拉斯法规制作了特别规定。

在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调整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之间相互协调和补漏，体现了法律调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有着共同的精神、价值追求和进行协调立法的共同理论基础。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都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增进消费者福利为目标，都必须保证商品、技术和研究开发市场相互之间的平衡和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持。而且，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进行协调，因为从知识产权法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知识产权滥用原则本身就体现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创新政策、竞争政策、表达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垄断法作为公法，是竞争政策的重要载体。其次，从具体法律制度看，无论是知识产权法，还是反垄断法，在立法中都没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适用，相反采取了“积极礼让”或者容纳对方的法律规范等做法。如在反垄断立法中，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反垄断法等都明确规定了反垄断法不适用于依据知识产权法行使权利的行为。在知识产权法中，许多国家在许可证贸易协议的禁止条款中都规定了对搭售等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的禁止。再次，从对具体行为的调整看，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相互补漏，共同界定知识产权行使的合适范围。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订前，无论是否涉及专利，维持转售价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视为是有效的约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订后，此项行为被视为当然违法，按照《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规定，利用专利维持转售价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执法部门的严格审查。

但是，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过程中，也存在着冲突之处。如尽管就精神和价值追求而言，两法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着私法与公法性质上的不同，存在着对执法机关而言的保护私权、私益，还是保护公权、公益的两难选择。在美国专利法院成立前，审理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区域性上诉法院之间对专利有效性的观点就分立为两派：一派认为专利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另一派则主要把专利看作是抑制竞争的工具；在专利法院成立后，人们又倾向于认为专业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认同其所负责实施的那个法律制度从而对一方当事人进行偏袒。 [4]

三、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的特殊调整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有着精神和价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与紧张。考虑到知识产权制度的积极社会功能，反垄断法在调整影响到市场竞争机制运作的知识产权行为时，既原则上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现出对行使知识产权行为的特殊规制。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垄断法仅调整会产生限制市场竞争效果的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产生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如发明人在获得一项专利后，可以对其专利产品或专利方法行使制造、使用、销售等专有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专利权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都不会产生反垄断法上的问题。反垄断法主要调整知识产权许可中可能限制竞争的行为。
第二，反垄断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时，对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属于知识产权人的权利范围的行为，不再进行调整。如根据美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权人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内，分别授权给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专利，由于专利法已经明文规定这一项权利，因此美国法院一般均视本项规定属于反托拉斯法适用例外的规定，允许专利权人在授权契约中规定被授权人所可以使用的专利的区域。 [5] 显然，如果仅按照反垄断法的一般理念，这种做法属于反垄断法所调整的划分地区市场的限制竞争协议范畴。

第三，许可方在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出于维护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为了确保最低回报等目的对被许可方所作的产品质量、价格、生产数量等限制并不当然违反反垄断法，如欧共体委员会通过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中的白色条款部分中规定的要求被许可人就被许可的产品生产必须符合最低要求的质量规范、被许可人有义务生产最低数量的产品或对被转让技术进行最低次数的使用活动、被许可人有义务尽最大努力使用被转让的技术等条款均被视为不产生限制竞争影响的条款。这也是美国、日本等国的通行做法。此种限制的目的在于保证知识产权人获得足够的利益回报。
第四，反垄断法在评价已经构成典型的限制竞争行为的知识产权许可协议条款时，仍然会进一步考虑到该行为对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促进技术创新等正面价值，而不是仅仅套用反垄断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列入黑色条款的内容的行为数量较1984年的专利集体豁免条例和1988年的技术秘密转让集体豁免条例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并且涉及到技术转让的传统上属于当然违法的限制竞争协议如价格约束、禁止竞争、禁止出口、限制客户等行为虽然被列入了黑名单，但仍然可能通过个别申请获得个别豁免。 [6]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执行中，司法部在20世纪80年代前，对知识产权许可协议采取较为严格的执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则为代表，将搭售、转售对象限制、转售价格维持、强制性整批授权等行为一律视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后，司法部开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则” 评判这些限制，考虑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及其正面价值。维持转售价格等行为在反托拉斯法执法中一直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但在涉及知识产权的场合，法院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并且为零售商拥有所有权后，才不得继续维持转售价格。

第五，反垄断法适用时会考虑到许可人的市场地位以及是否同时是被许可一方的竞争者。如在搭售协议中，销售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力，是考量协议是否违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条款中，如果许可方同时参与竞争，则协议性质可能由纵向限制竞争协议转化为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将适用更为严格的反托拉斯法审查。

四、反垄断法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制度对塑造公平竞争法制环境的正面价值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尽管有保障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以达到鼓励技术创新进而实现消费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也可能诱使权利人滥用权利从而阻碍后续的技术创新活动或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因而知识产权法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竞争政策等多项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对于抑制知识产权滥用，平衡先发和后法的技术创新者、技术创新方和技术使用方、经营者与消费者等多方的利益，促进社会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益的实现等都有积极作用。此外，国外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对塑造我国公平竞争法制环境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完善我国国内立法角度看，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我国在短短二十年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保护水平。造成这种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既有内在的动因，也有外在的压力。如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引进知识产权法的根本动机是来自对外开放政策的驱使，中国需要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以及从西方获取迫切需要的技术和设备。” [7] 国内学者则认为，“与其说是来自知识产权保护自身的需要，毋宁说是由于外来经济和政治压力的结果。” [8] 中、外技术力量对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吁。 [9] 相反，在反垄断立法方面，虽然反垄断法被相继列入八、九、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垄断法作为知识产权正当行使的监护者，这样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于引导知识产权人正当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形成对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合理预期，也不利于知识产权许可法与被许可方缔结权利义务较为平衡的的契约，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知识产权权人滥用享有专利权所形成的优势地位，还可能妨碍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初衷。

从应对国际竞争角度看，由于我国目前主要是技术输入国，许多民族工业处在成长阶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匮乏，在比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就可能面临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追索和知识产权诉讼（如我国DVD产品在国外打开市场后所面临的巨额知识专利使用费追索和2003年我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面临的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系统公司和思科技术公司的起诉）。在华跨国公司还可能在知识产权许可中通过拒绝许可、搭售、价格歧视、掠夺定价、过高定价等方式达到打击竞争对手、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目的。怎样规制滥用知识产权进行限制或不正当竞争的相关企业，达到平衡保护知识产权许可方和被许可方的利益，为民族企业赢得一个公平的发展空间，都是我国将来的反垄断法典的重要使命。

⑼ 二、比较说明欧盟宪法、条例、指令、决定、建议和意见、欧洲法院的判决这些法律渊源的效力。

欧盟法律渊源 与各成员国的法律类似,，欧盟将其颁布的法令分为三种形式,，即共同体基础法、共同体与非成员国 间签订的条约以及基本原则和从属的法律法规。 1、基础性的共同体法律 成员国在建立欧盟时签订的条约，如《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欧洲原子能 共同体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阿姆斯特丹条约》和《尼斯条约》等构成共同体的法律基础。 从法理上讲这些基础性 条约是一种类似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另外，基础条约的补充性公约和备忘录、及 欧盟与其他非成员国缔结的国际协定都是欧盟法的重要内容。这些基本法律对各成员国具有直接约束力。 2、共同体的一般法律原则 由于共同体的条约规定的比较笼统，在关于共同体的具体运作方面，欧洲法院提出，利用司法实践中的基 本原则对欧盟的实体法进行补充。 这些基本原则主要是：保护人权、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宗教自由、尊 重个人隐私、财产保护、 贸易自由、信赖保护和安全原则、相称原则（即立法、司法中所采取的手段不能 超过达到目的所需的必要限度）、平等无歧视原则（即欧盟成员国消除边境障碍，各成员国的人力资源、 货物、服务贸易和资金平等自由流动，不得有内外有别的歧视）。 与上面讲的共同体基本法律一样，这些 基本原则对各成员国产生直接约束力。 3、 派生性的共同体法律 根据基本法的授权， 欧洲委员会、 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可以颁布一系列派生性的法律。 其中最主要的 有规定、指令、 决定、 建议和意见。 （1）规定 从性质上讲, 共同体的法规相当于成员国国内法律体系中的法律。它在生效后不须成员国立法机关将其转 换成为国内法，即对各成员国具有直接约束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欧盟委员会根据理事会指定的基础规 定颁布相应的实施细则。 （2）指令 指令是一种应用较广的法律形式。指令本身对欧共体的公民并不具有直接的约束力，每个指令都有一个时 间规定，它要求各成员国在此期限内将指令的内容转化为成员国的法律。只有从这时起指令才对公民个人 具有法律效力。 （3）决定 这是一种执行决议，是执行欧盟法令的一项行政措施，目的在于提高欧盟法令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约束有 关成员国、公司或某个人。决定可由理事会或委员会发布，往往涉及有关协议规定的某个领域，对企业或 个人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4）建议和意见 建议和意见不具备任何的法律约束力。它作为欧盟立法趋势和政策导向，仅供成员国参考。 欧洲法院职权： （一） 司法审判权 欧洲法院依据欧共体条约第169、170条的规定，受理由委员会或成员国提起的对违反欧共体法的成员国的诉讼，以明确各成员国的责任，同时就诉讼所涉及的问题向有关成员国发出警告。此类诉讼的根本目的在于纠正成员国违反共同体法的行为，执行共同体法的规定。 在审理此种案件后，欧洲法院将作出判决。与国内法意义上的判决不同的是欧洲法院无权在判决中命令某成员国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执行判决。根据共同体条约，如果法院认为一成员国对于依照本条约由该成员国承担的义务中有一项义务未予履行时，该成员国有义务采取为执行法院判决所应采取的措施。很显然，判决是有约束力的，但执行方式保留给各成员国，这展示了欧共体在维护法律秩序与顾及成员国间寻求平衡的技巧。 （二）对欧共体机构行为的审查权 欧共体法律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其中又以法、德的影响为大，因而在对欧共体机构行为进行审查的法律设计上借鉴了法国行政法院和德国宪法法院的经验，规定了欧洲法院对欧共体机构行为的审查权力和范围。 条约173条规定： “欧洲法院应当审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共同制定的法令的有效性，审查由理事会、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及欧洲议会单独制定的旨在对第三方产生法律效力的法令的合法性，但对它们所作的建议和意见除外。”通过此条，在基础条约中就明确规定了欧洲法院对共同体机构立法的审查权。 根据欧共体条约，允许对共同体机构行为提出四类诉讼：无效、拒绝行为、非法和损害赔偿。 （三）初步裁决管辖权 欧共体司法制度的一个特点是成员国法院与欧洲法院共同行使欧共体的司法权，成员国法院管辖着大量的涉及欧共体法的诉讼。成员国个人之间、公司之间以及个人或公司与成员国之间发生的涉及欧共体法的纠纷只能在成员国法院解决，这就必然引起欧共体法解释和适用的统一性问题，因而欧共体条约建立了特有的初步裁决程序。 欧共体条约第177条规定 ：“欧洲法院有权就以下事项作出初步裁决： （1）本条约的解释； （2）共同体机构与欧洲中央银行法令的有效与解释； （3）根据理事会法令所设机构的章程的解释，如那些章程有此规定。 成员国的任何法院或法庭在受理此类事项时，如认为对该事项的裁决是其作出裁决所必须的，则该法院可请求欧洲法院对此事项作出初步裁决。 参考文献： 法大欧盟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