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法律法规

㈠ 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是否有规范记者行为的

没有专门对记者的立法 新闻法尚在制定过程中

报道失实可以提起侵权诉讼

㈡ 我国关于大众传媒的法律有哪些

不知你讲的“大众传媒”具体含义是什么，也不知你要哪方面的管理规定，给你一堆先看看：

【著作权（版权）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年10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
音像制品复制管理办法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06)
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2005)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2002)
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1999)
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办法(1996)
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1994)
录音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1993)
演出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1993)
报刊转载、摘编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1993)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收费项目和标准(1992)
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出版管理类】
出版管理条例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
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
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音像制品出版管理规定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新闻出版统计管理办法

【印刷管理类】
印刷业管理条例
印刷品承印管理规定
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行规定
《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

【记者管理】
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
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
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
新闻记者业务职称暂行规定

【广告管理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印刷品广告管理办法
广播电视广告播放管理暂行办法

【市场管理类】
订户订购进口出版物管理办法
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
图书质量保障体系
图书质量管理规定
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
关于印发《标准出版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修改《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的决定

【广播电视电影管理类】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电视剧管理规定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2000)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
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管理规定
电视剧审查管理规定
音像制品内容审查办法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
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
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
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办法
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管理暂行办法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
广播电视站审批管理暂行规定
境外机构设立驻华广播电视办事机构管理规定
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管理办法
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管理暂行规定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理办法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缆线安全防范管理办法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安全管理办法
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管理暂行规定
广播电视节目出品人持证上岗暂行规定
电影管理条例
电影审查规定
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
电影片进出境洗印、后期制作审批管理办法
《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
《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补充规定二
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
广播电影电视立法程序规定
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
《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
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统计管理办法
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

【执法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证管理办法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行政许可实施检查监督暂行办法
广播电影电视行政复议办法

㈢ 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的条约细则

一、作为公约单位，无论是一个媒体单位，还是其相关从业人员，都应遵守新闻媒体所应有的职业道德，服从国家制订的有关新闻媒体的政策法律法规，遵循新闻媒体所具有的基本准则和基本规律。
二、各公约单位，都应充分发挥新媒体速度快、容量大、多媒体、可交互、可检索等特点，牢牢确立“媒体”意识，牢牢树立“为网友服务”的观念，争取在全社会的新闻信息传播中，同报刊、广播、电视一样，发挥应有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各公约单位应充分运用好以因特网为标志的一系列高技术成果，结合自己实际，面向市场，走专业化道路，加强信息内容建设，搞好信息服务，努力成为新世纪因特网上中文信息建设的主力军，为通过因特网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为促进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各公约单位应充分发扬新闻媒体之间的长期友好合作传统，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五、各公约单位应充分尊重相互之间的信息产权和知识产权，呼吁全社会尊重网上的信息产权和知识产权，坚决反对和抵制任何相关侵权行为；
六、各公约单位郑重约定，凡在此公约上签字的新媒体，可以用自己独家发布的拥有产权的信息，同其他新媒体拥有的同样的信息交换，各新媒体无论规格高低，实力大小，实行信息产权面前人人平等。
七、各公约单位根据第五条和第六条，可以在自己的网站页面上摘用其他公约单位网站上的新闻和信息，但是必须注明出处，并为对方报纸做链接：
八、若某公约单位对其网站上的某些信息有特殊规定，则其他公约单位应遵守其规定，包括按照该公约单位的要求，给予经济补偿；
九、各公约单位约定，凡不属于此公约的其他网站，如须引用公约单位的信息，应经过授权，并支付相应的费用。使用时，或注明出处，或建立链接；
十、此公约从签约之日起生效。如情况变化，可酌情修改；
十一、各公约单位签约自由，退约自由。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五日

㈣ 中国有什么法律是管媒体的

中国现在没有新闻法，靠政府直接管制媒体言论。

㈤ 有哪些与限制媒体有关的法律条文

中国没有新闻法，正因为没有明文，所以媒体的限制是无形的，很强大很隐蔽。
同时，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也是缺乏的明确规定的。但是对于个人名誉权等具体人格权，民法通则和最高院解释还是有一些规定的。

㈥ 中国媒体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有《版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世界版权公约》《 民法通则专》
新媒体采编属相关法律法规 ，在国内新媒体发展的过程中，政策法规的出台以及管理体系的调整可以说是在匆忙之中启动的。特别是互联网的跨媒体特征，给原来按照行业界限划分的管理体制带来了挑战。新媒体面临的法律环境是比较复杂的，仅仅针对互联网的相关法律法规就有数十个，其中有宪法与法律，有司法解释，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部门通知，还有地方法规和行业规范。而面对新媒体不断涌现的新应用，已有政策法规还将继续调整、修改，新的法规还会不断颁布。作为新媒体从业人员，需要对这些政策法规有面上的了解，树立相应的法律意识，这也是避免触碰管理和法规红线，保障媒体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

㈦ 有没有什么法律条文约束新闻媒体

那肯定不行。
其实限制应该是挺多的。至少下面这些是被禁止的：
1、不道德的、不健康的；
2、侵权的——包括但是不限于侵犯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著作权的；

㈧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媒体自身活力的增强，审判公开原则的逐步落实以及司法腐败现象的较为严重，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力度不断加大，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也日益显得复杂化。在当代中国，新闻媒体对有些涉及权力部门或地方豪强的个案的监督有助于司法权的公正行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的不公,但同时因我国的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尚处在一个较为无序的情况下，更引人注目的却是这两者关系上的紧张与不和谐。回过头来我们也必须看到，媒体与司法的终极关怀近乎于一致，都是围绕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归复与实现，都致力与我国的法治建设。那么如何让这两大社会力量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对中国这样一个法治建设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上面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显得相当重要。为此，当前媒体与司法界之间积极的关系要继续保持，不合理的方面要努力克服，同时无论是媒体界还是司法界都有必要借鉴国外有关这方面的宝贵经验，从而为我所用，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媒体与司法的相互关系涉及到社会生活中两种基本价值：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实践多称之为媒体监督与独立审判。两者之间既有内在统一的一面，又有对立冲突和过分亲合的一面，笔者讨论的主要是对立冲突和过分亲合的一面，论述其产生的原因及一些具体的表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以及两者达到和谐统一对现实社会的意义。

应该说传媒和司法、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的关系问题虽然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的一个恒久性问题，但在中国，它只是最近才在尖锐的程度上浮现于社会实践，并为人们所关注。他们既有冲突，又有内在的一致性。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也没有绝对的司法独立，平衡二者的关系是不断调整的过程。只有使之达到良性互动，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
媒体与司法各自的定义与定位
我们在讨论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时，必然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两种基本的价值，从法治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称之为媒体的新闻自由和法官的公平审判，从当今中国实践看，人们更习惯的是媒体监督和独立审判的提法。那么媒体和司法是怎么定义的又是如何定位的呢？
媒体一词是英文medium的中文翻译，它具有媒体、工具等意思，作为专有名词，它最早用于传播学领域，特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工具，又称“传媒”即“传播媒介”。新闻媒体的功能主要有三项，一是宣传功能；二是引导功能；三是监督功能。我们在讨论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时可以看到使两者产生联系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监督功能。
新闻自由在我国虽未见诸于宪法文字，但它以表达自由为根据，并且应该是表达自由的必然延伸。而媒体的舆论监督是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发生作用的客观结果。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媒体对司法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舆论监督来实现的。
公平审判是法律的正当程序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其基本含义是法官在做出裁判（如决定被告有罪或无罪）时，应该处于公正无偏的立场，不应受到法庭外的力量、信息或在审判中未予承认的依据影响。在司法方面，中国宪法规定的是独立审判，即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独立审判最终也是为了达到公平审判的目的，在民主法治的国家，公平审判是法官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审判工作的灵魂和生命所在，是法官必然的价值追求。
两者内在的一致性
（一）两者价值追求的统一性
司法与媒体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司法通过依靠公众同意的公共准则——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媒体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道德来评判是非，批评侵犯者的侵犯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正是由于司法与媒体能统一于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司法独立与传媒自由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
（二）司法需要传媒介入
首先，从制度设计考虑，媒体监督是遏制腐败的有力武器；原因是，由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对权力加以制约。但这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有一致命缺陷：一旦掌权者进行权权交易，就会出现“官官相护”的局面，人民只能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为此，还需要依赖另一种监督模式，即广泛的公开的社会舆论监督，借此寻找一种终极控制权。媒体监督虽然是一种软监督，但由于有它的介入，会促使权力制约机制生动活泼起来，因此，任何社会都不能对舆论监督的作用等闲视之，再跋扈的当权者也要对媒体监督畏忌三分。
其次，作为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审判公开的一项应有之义就是允许媒体进行报道。在审判活动中，法官代表国家对各种纠纷进行判断和裁决，其判断和裁决的运作过程与结果，不仅事关当事人在权利义务方面能否各得其所，更与能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休戚相关。同时，公允的报道必将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从而实现公正。
再次，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在司法程序中被追究责任的人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的。当他们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不公正甚至是非法的待遇时，媒体极有可能成为他们最有力量的同情者和声援者。
由此可见，就对司法活动本身的作用看，媒体介入的价值应当是以外在的力量帮助和促进司法机关实现司法公正为目标，这与司法机关遵循自身的程序规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归。
两者过分亲合的一面
在我国，法院除了具有国家司法机关的一般属性外，还要接受党的领导，它的审判活动不仅要符合国家法律，还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也是我国法院与西方宪政国家法院的本质性区别。作为党的"喉舌"，新闻媒体在接受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方面与法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宣传和报道法院的工作，共同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也就成为新闻媒体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加上法律事件本身又是现今人们关注的热点，而法院无疑可以成为这类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来源，且能够给予司法上的权威说词，使这类新闻报道以及相关栏(节)目更具有专业性。因此，现今一些传媒十分热衷于为法院开辟专栏、专版，也乐意派出编辑、记者登门为法院采写宣传稿件或采编宣传节目。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也愿意作这方面的投资，因为能在新闻媒体上以良好形象频频出现，对摘取各项荣誉桂冠实在是大有好处。这样一种亲合关系，不排除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宣传法律、树立司法形象、营造法制环境。但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双方都不同程度违背了各自"天然的"职业守则而致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实际已不稳。客观真实是新闻媒体的生命，但处在一种亲合关系中，新闻媒体往往失去了自我的判断力，对法院提供的稿件和新闻素材一般都不予置疑，尤其对各种数据，基本都是按法院提供的照登，不加审核，有时为了突出宣传力度，甚至还帮助弄虚作假，刻意拔高。坦率地说，靠做书面文章获得的"美誉度"助长了一些法院的投机意识，也助长了一些法院急功近利的浮夸风。这时的新闻媒体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也变相充当了法院宣传部门的"喉舌"。
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冲突
在当代中国，媒体的影响力很大。传媒代表着某种较高权威的令受监督者不可忽视的信号。因此，传媒监督也很容易变为一种权力干预，一种破坏司法独立的力量。
（一）中国传媒监督司法的不平衡性
在我国，媒体都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是党和政府的“喉舌”，重要的“宣传工具”，媒体的根本任务是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因此，这种官方与半官方性赋予了媒体以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受政治环境影响大，在必须严格贯彻正面宣传引导为主的同时又依托强大的政治权威为后盾，具有了解决纠纷的能力，影响力大。这样一来，一些即将进入司法程序或正处于司法程序中的未决案件，经其具有倾向性的报道评论后，就已为最终审判结果定下了基调。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成功”大多不是媒体报道而自动实现的，而是因为媒体报道后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并作了批示后才实现的，所以，这种所谓的监督，与其说是媒体监督的结果，不如说是领导干预的结果，从实质上来说是其他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力的侵犯，是人治权威对司法独立的法治原则的践踏。
（二）中国传媒“监督”司法的弊端
任何一种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专制腐败，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司法权力也不例外。运用得当的媒体监督对实现社会公正，推进民主进程，培育法治精神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媒体监督的功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后，就蜕变成了“媒体审判”。即“媒体在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去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从而干扰了司法公正。具体来说，中国传媒监督司法的弊端有如下几个表现：第一，即前面所论述的我国媒体的官方色彩所带来的领导“批示”的介入会直接间接地对司法官员施加某种压力，这就难免造成程序的扭曲以及实际裁决者的不适格，从而导致理性化司法过程的缺失。长期以来的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使得我国司法不独立，法院不得不屈从权势，而法院的这种妥协势必造成民众的不满，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第二，能够引起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案件常常是涉及政治、道德的问题。如果过分的强调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活动的监督，有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的危险。第三，由于新闻是“自由”的和“无限”的，使它的触角伸得的很长，并且由于媒体的影响和渗透无所不在，而法官本应是冷静的，理性的居中裁判者，媒体传播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事实，即使是客观的，比如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其有罪供述等事实都可能对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更何况凡是诉诸法律的案件往往是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而媒体所具有的主观的、激情的和煽动的倾向，极易调动社会和公众的情绪，而当公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实际上就把法庭推向了社会，法官的独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权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第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媒体往往在吸引公众“眼球”上大做文章，而一些法制观念淡薄的媒体人员就“哗众取宠”地进行报道，这就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趁虚而入。
以上这些原因成为司法独立、司法公正道路的挡路石，导致媒体与司法关系的混乱，从而做出了事实上的“媒体审判。”
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合理构建
在中国社会，媒体与司法自身的发育都远未成熟，都处于探索与改革之中。所以，我们应对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构建，从而实现司法独立和传媒自由的平衡，并依法加以保障、引导和监督。对此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健全新闻舆论的监督环境
良好的新闻舆论环境是新闻媒体有序、高效、合法、公正地行使监督职能的前提。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保持新闻舆论的相对独立性，拓展媒体监督司法的行为空间。媒体作为一种舆论的承载工具，它代表的应是大众的观点与意见，是相对独立的，不应成为任何其他的附属。中国媒体既要担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又要担负着舆论监督的使命，目前应逐步放开对后一使命的种种限制，扩大媒体的行为空间。具体来说，就是要使媒体有多元体系。例如：要建立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机关报为主，以社会各集团的报刊为辅，以民报为补充的多元体系的办报格局；大力发展广播电视，网络传媒等多种传媒手段。多元格局能调动广大人民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拓宽信息源，将一切腐败现象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发挥其“第四种权力”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权利的时候可以不负责任的发表言论，而是应该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第二，完善和落实审判公开制度。我国司法过程的封闭性过强，司法专横现象导致了对传媒权益的漠视。这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传媒的信息源，限制了传媒对司法的渗透能力。而且一些司法机构往往还特别排拒传媒的介入，以技术化的理由挡御传媒对司法过程具体状况的了解。所以，应该完善和落实司法公开制度。具体措施如下：（1）凡公开审理的案件均应准予媒体采访报道；（2）司法机构通过新闻发言制度等方式，建立与媒体对活的常规渠道；（3）依法应予公开的司法文件均应允许媒体机构查阅；（4）建立裁判理由说明制度，并在判决书上公开；（5）对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司法机构应给予媒体某些特殊便利，配合媒体适时报道进展情况。
第三，新闻单位应配备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同时还应该提高记者等媒体人员的法律素质，以免对司法活动产生不必要的重大误解。经过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或者说高素质的记者群对即将刊发的文章进行审查，防止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或者侵权的报道流向社会。在美国和法国都设有类似的专门人员或专门制度。
第四，保证媒体正当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受限制或追究，给媒体监督营造宽松的言论环境。我们在处理新闻侵权案件时应借鉴美国的经验，坚持以下几条原则：其一，把能够提起名誉权诉讼的主体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公民，另一类是国家公务员和其他公众人物，对后者的起诉权加以严格限制，除非原告能够证明媒体报道有明显实际的恶意和捏造事实的行为否则将不可能获得法律救济。其二，在处理名誉权纠纷时，无论起诉者是普通人，还是公务员或公众人物，都不能要求媒体新报道的所有细节完全真实，媒体只要做到基本情况真实就属于正当履行职责。
（二）新闻监督司法的合理界限
新闻自由权和其他权力一样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被滥用，超过限度，就会走向其反面。因此对媒体监督这把“双刃剑”应当给其划定一个合理的界限，使之在这个限度内发挥其作用。具体而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任何阶段，新闻媒体都可以对案件进行报道，但传媒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更不得发表具有倾向性的评论，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施加压力。
第二，传媒对报道的案件进行评论，要努力作到了解案件的全貌和问题实质。应坚持客观公正原则，媒体报道应注意给各方当事人同样的机会与条件，同样的信息量，不能有偏颇。对于案件审判中运用法律、法规有不同的理解时，不要轻率发表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性意见，可先在内部提出，待达成共识后于适当的时间予以发表。
第三，不得对司法人员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不得故意捏造事实歪曲报道。否则，依法追究直接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第四，传媒监督应尽量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公民有不愿公开或让他人知悉个人秘密的权利。即使有些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没有侵犯他人权利，传媒没有必要干预公民的私生活。
现阶段，要处理好新闻监督司法的合理界限，除了上述几点注意事项的要求以外，还要强化职业道德要求，加强管理，廉洁自律，杜绝对司法机关提供各种形式的“有偿新闻”，尤其要防止媒体成为司法机关自我宣传的“扩音器”。而法院可以制定新闻媒体合理运作的内部规则，建立新闻发布制度等等，这样一来为法院审判提供了方便，也为媒体的合理介入提供了规范性限制，使之有章可循。
解决媒体与司法冲突的域外经验的借鉴与具体措施
应该说传媒和司法、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的关系问题虽然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的一个恒久性问题，但在中国，它只是最近才在尖锐的程度上浮现于社会实践，并为人们所关注。因此，从制度原理上探求解决冲突的实际可行的标准，有必要借“他山之石”，吸取法治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制度实践的经验。在这方面，美国有长久的制度实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适当地借鉴美国的做法，具体措施如下：
（一）基于固有层面的原因而导致的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之间的冲突，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需要着重考虑和权衡解决的。媒体与司法出现的冲突带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媒体依靠宪法赋予的公民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要求进行报道，而司法背后的力量是落实公民获得公正审判的需要，两者矛盾冲突实质上是两种公民权利之间的冲突。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在制度运作中保持合理的张力，在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度。例如，在美国，为协调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美国司法界鼓励媒体在自愿的基础上，与法庭和律师签署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确定采访和报道刑事案件的准则。通过协议，媒体既可以在获取报道素材方面得到司法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又可以尽量避免因不当报道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基于人为层面的因素而导致的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之间的冲突，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正视并努力加以避免和克服的。尽管任何制度运作都难免受到人为干扰，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之间的潜在冲突，应该说大量地是可以通过媒体、司法等方面的自我约束和一般常识来避免的。具体来说，可通过对媒体进行事先约束以及诉诸司法程序两种方式来解决：其一，诸如美国，为了防止媒体发表可能极大影响诉讼进程和结局的信息，法院可以附条件的签署“司法限制言论令” ；其二，就是通过程序方法来保证媒介和公众不干预审判。这些方法包括：（1）延期审理，直到媒体偏见的危险消除后再行审理。（2）或者通过变更管辖的方法将案件移送到其他地方的法院审理。通过易地审判以消弭传媒的不当影响是美国通行的做法。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被告离开媒体，离开舆论渲染的案发地，以便被告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公正的审判。我国的刑事诉讼亦可以借鉴这样的做法。（3）如果以上各种方法仍不能消除新闻媒体对合议庭成员的影响，法院可以决定对他们实行封闭隔离，直到案件审结为止。比如在美国，对于一些特别重大的案件，法官可以决定隔离陪审员。对一些影响很大且可能被媒体大肆炒作的案件，为保障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我国也可以适当借鉴美国封闭隔离的做法，以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公正审理。
（三）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确有证据证明媒体的审前报道造成了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结果，那么，即应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变更。我国由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生效判决的再审程序，故司法实践中对确有证据证明媒体的审前报道可能对被告人造成了不利判决结果的，可以启动再审程序重新进行审理。

注释：
1、赵中颉 ：《法制新闻与新闻法制》 法律出版社 2004年1月版
2、宋克明 ：《美英新闻法制与管理》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8年3月版
3、俞燕敏等：《无冕之王与金钱——美国媒体与美国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0年版
4、张志铭：《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制度原理分析》，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5、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6、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