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例录音

A. 法律上有没有规定“在法院不允许录音”的条文

法律上有不允许录音的条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十七条规定：全体人员在庭审活动中应当服从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的指挥，尊重司法礼仪，遵守法庭纪律，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鼓掌、喧哗；
（二）吸烟、进食；
（三）拨打或接听电话；
（四）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
（五）其他危害法庭安全或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

B. 请问录音在法律上，能硬性证据使用吗，正常录音和偷偷录音这两个效果一样吗在法律上。

法律并不禁止不告知的录音，也可以作为证据，但是如果有明显引导对方做出有利于你的陈述，那证明力就大打折扣了，另外如果有删减拼接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

C. 最高院对录音证据规定有哪些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对录音证据而言就是说，如果录音证据的持有者采用了侵犯他人隐私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比如录有他人隐私或在其工作或住所窃听取得的录音资料，仍然会被排除使用。但是，属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七十条规定的 “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是有证明力的。要使该录音证据成为判决依据，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其一，录音证据的取得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录音双方当事人的谈话当时没有受到限制，是自觉自由的意思表示，是善意和必要的，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其二，该录音证据录音技术条件好，谈话人身份明确，内容清晰，具有客观真实和连贯性，未被剪接或者伪造，内容未被改变，无疑点，有其他证据佐证。

D.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规定录音录像资料应什么什么什么

考察我国录音录像制度的发展历史， 可以发现其最初是由学界进行试点和推动的。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在2002 年 7 月至 2004 年 9 月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 ( 试验) 项目” 在多地公安和检察机关进行实证试验研究。律师在场和录音、录像可以把侦查讯问活动置于现场监督之下，从制度层面遏制刑讯逼供等 讯问中的违法活动。同时，也可以证明讯问过程的合法性，固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避 免犯罪嫌疑人以存在刑讯逼供为由翻供，保证侦查人员免受无根据的指控。这一试验的 根本目的是为了打破侦查讯问的封闭性， 强化对侦查权力的同步监督，促进司法公正， 提升诉讼效率。

实践中最先采用录音录像制度的是检察机关，其将该制度视为一种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改革举措，主要目的是规范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讯问行为。2005 年 11 月 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通过了 《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 ( 试行) 》，从其第 1 条的内容来看，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主要是为了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和提升办案质量; 第 13 条和第 14 条明确了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录音录像资料应当随案移送; 第 15 条还规定了存在异议情况下的当庭播放质证。2006 年最高检又相继发布了 《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技术工作流程 ( 试行) 》和《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系统建设规范( 试行) 》。
录音录像制度最初适用的侧重点集中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主要原因是监察体制改革之前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由检察机关行使，形成了一种自我侦查、自我 审查、自我监督的封闭模式，容易滋生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在此情况下，对侦查讯问等取证行为进行录音录像，能够有效地发挥监督制约作用，是检察机关自我监督的有效方式之一。

录音录像制度具有保障人权的价值， 其确立和推行契合了 2004 年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的大背景。随着录音录像制度在刑事司法实务中不断发展，2012 年 《刑事诉讼法》在第 121 条 ( 现第 123 条) 明确规定了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根据这一规定，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由职务犯罪案件扩展至全部刑事案件，并形成了一般案件任意 性适用和无期徒刑、死刑等重大案件强制性适用的梯度划分。但在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中，根据最高检的要求，仍然适用 “全部全程同步”原则，高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一 般案件任意性适用的标准。录音录像制度的确立，不仅有益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还有利于 2012 年刑事诉讼法新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

随后，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分别下发了关于录音录像制度的相关细化规定。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 8 条规定: “……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 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 规定了对违反录音录像制度后果的制裁性排除措施。2014 年最高检修订了 《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贯彻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要求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对每一次讯问的全过程实施不间断的录音、录像。2014 年公安部也印发了《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 对录音录像的范围、内容、管理、使用、监督等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既有益于规范执法办案和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也能够保护侦查办案人员。

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施，我国录音录像制度已取得显著成效并不断发展完善，已成为刑事诉讼领域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2018 年新制定的 《监察法》也吸收刑事诉讼法的经验，明确对录音录像作出规定，并在适用范围上有所拓展。

E. 录音能作为法律依据之一吗

可以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

(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

(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

(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

(5)条例录音扩展阅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三条 证据种类

证据包括：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书证；

（三）物证；

（四）视听资料；

（五）电子数据；

（六）证人证言；

（七）鉴定意见；

（八）勘验笔录。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六十五条 举证期限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

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

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F. 我国法律有没有规定录音能不能作为证据

录音资料也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要分情况而定。若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如果未经相关当事人同意的录音录像资料没有侵害到他人的合法权益，也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则该录音录像资料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这更是明确了视听资料在民事案件中运用的合法性。

但是依据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6)条例录音扩展阅读：

案情：

张某起诉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审理中，张某在庭审中提交与被告李某的录音一份，证明借钱给被告李某2万元，同时提交银行转账记录，因两人是朋友关系故未打欠条。

被告李某辩称这是张某为感谢李某赠予的钱物，不是借款，双方是赠予关系。

对于本案的电话录音的证据，产生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电话录音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可以采信。

第二种意见认为，电话录音是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程序不合法，不应该采信。

评析：

进行电话录音可能是是一种简单有效的补充证据。由于电话录音是在对方不知情或者不知道原告真实意图，对方不会防范或者警惕性不强，因此取证比较容易。

但是具体在在庭审（仅指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认定录音证据效力时，却因为实践中千奇百怪的情况，导致认定标准不一。所以认定录音证据的效力，该符合以下几个要求：

一、录音对象的特定性。录音对象必须是债务人或者说是债务承担义务的一方。只有债务人的讲话才能认定借贷关系的成立。

二、电话录音应当真实完整。电话录音的内容应该真实准确的反应债权债务的的内容。

三、电话录音的取得方式不能违反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例如在他人住宅中安装窃听设备获得的录音，一般会被认定为侵犯公民的住宅权而无效。

综上，在本案中，该录音符合以上要素，可以采信。

G. 法律对录音证据的效力有规定吗

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提供复制件的，调查人员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其来源和制作经过。

(7)条例录音扩展阅读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的名称、份数和页数以及收到的时间，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查封、扣押、拍照、录音、录像、复制、鉴定、勘验、制作笔录等方法。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到场。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 证据包括：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书证；

（三）物证；

（四）视听资料；

（五）电子数据；

（六）证人证言；

（七）鉴定意见；

（八）勘验笔录。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H.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录音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备受各界关注。

党建领域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修订后的两大党规，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党管党的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和纪律要求，通篇贯穿着“全面”与“从严”两个关键词，吹响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号角，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彰显一种坚强决心——与时俱进完善党内法规，切实解决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日前公布的今年中央第二轮“巡视清单”显示，“管党治党不严”是被巡视单位的一大共性问题——有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对违规违纪问题查处不及时，有的党的领导弱化，有的没有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一些党员和党组织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已成为党的一大忧患。”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指出，与此同时，现行一些党内监督法规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有必要加以修订和完善。

现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仅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规范，未能涵盖8700多万党员，适用对象过窄;“8个禁止”“52个不准”均为负面清单，缺少正面倡导;一些内容与“廉洁”主题没有直接关联，主题不够突出。

而现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则存在着纪法不分的突出问题，许多条款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对党员的要求，无法体现党的先进性，导致了‘要么好同志，要么阶下囚’的现象。”谢春涛说。

为把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真正在全党树立起来，中央自去年下半年着手对上述两部关联度较高的党内法规先行修订。今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态度在此次修订中得到充分体现。两个法规回答了‘全面，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什么份上’等问题，彰显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释放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谢春涛说。

树立一条道德高线——修订后的准则成为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

专家普遍认为，这次对准则的修订“动作很大”，无论法规的名称还是内容都有较大变化，形成了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也向全体党员发出了道德宣示，对全国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经修订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到‘中国共产党’，从‘廉洁从政’到‘廉洁自律’，都体现了‘全面’二字。”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新准则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全体党员;其中，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规范，不再限于“廉洁从政”，而是扩展到“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方面。

准则修订过程中，突出重点、删繁就简，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向善，将“8个禁止”“52个不准”等负面清单内容移入同步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使现行的18条、3600余字的准则，浓缩成8条、309字的自律标准。

针对全体党员，准则围绕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提出“四个坚持”;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准则围绕“廉洁”二字，从公仆本色、行使权力、品行操守、良好家风等四个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条款、字数少了，但微言大义，紧扣‘廉洁’主题，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很有‘经典感’。”高波认为，这是一条既面向全体党员，又突出关键少数，看得见、摸得着、易懂易记易执行的高线。

厘清一份负面清单——删除70余条与国法重复内容，增加“拉帮结派”等违纪条款，条例修订充分体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10月16日，中央在相关案件通报中使用的一些新提法尤为引人注目：周本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杨栋梁“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潘逸阳“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余远辉“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

这些“纪言纪语”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而这些成果又转化为纪律要求，纳入到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以问题为导向，新修订的条例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强迫命令、办事不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违纪条款。

条例的修订，除上述“一增”外，还有“一减”“一整合”。

“一减”即删除了原条例中70余条与法律法规重复的规定，代之以党组织和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都必须受到追究”等专门规定，以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既相互分开又有效衔接。

谢春涛认为，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将使党员在突破法律“底线”前先触碰到党纪“底线”，跌倒后就不会摔大跟头，本质上体现了对广大党员的爱护。

“一整合”即将现行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整合修订为6类，分为对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

“现行规定界限模糊，中间难免留下缝隙，弹性较大。这次把纪律具体化、细分化，相当于‘勾缝’，覆盖面更大，覆盖得更严实，让党员有了更明确的遵循。”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焰军认为，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一个“严”字。

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党内法规不是“橡皮泥”“稻草人”，要严格按照准则和条例办事，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全体党员心上

立德向善，立规惩恶，准则和条例的出台，进一步扎紧了管党治党的“笼子”，下一步关键是要落到实处。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审议通过两项法规时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担当和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要全面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保证把纪律和各项党内法规执行到位。

高波认为，贯彻落实好准则和条例，关键要做到“学、思、践、悟”四个字。“学”就是既学习法规文本，又领会其中深意;“思”就是将现阶段工作实际与两大法规“对表”，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思路;“践”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按照准则和条例办事;“悟”就是在“学、思、践”中形成共识，并用来进一步指导实践。

“两项法规的修订，坚持以党章为遵循，是党章关于廉洁自律与纪律要求的具体化。”谢春涛认为，应以学习贯彻落实两项法规为契机，唤醒广大党员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树立起党章的权威，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指出，准则和条例作为党内法规，都是“带电的高压线”，绝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执行起来不能搞特殊、不能有例外，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敢于担当、敢于较真、敢于斗争。

条例规定，各省、区、市党委可根据本条例，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单项实施规定。专家们建议，应加快配套制度建设，着手修订完善其他党内法规，探索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