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律条例
1. 中国法制史中‘八议制度’,‘五服制度’,‘官当制度’,分别在什么时候,谁由谁首创
八议制度“八议”制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上引礼入律,形成许多新的法律原则或制度,使由汉朝开始的礼法结合得到进一步发展,“八议”制度既是其中之一。 “八议”制度,是八类权贵人物犯罪以后,“大罪必议,小罪必赦”,享受特殊优待,司法机关不得擅做处理的制度。“八议”为:一议亲,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八议”制度的直接渊源是《周礼》中的“以八辟丽邦法”,自曹魏《新律》始正式载于律文。《唐六典》卷六称“是八议入律,始于魏也”。“八议”制度的出现时封建立法结合的产物,是“刑不上大夫”礼制原则的具体体现。 “八议”制度的具体解释:亲”指皇室一定范围的亲属;“故”指皇帝的某些故旧;“贤”指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能”指“有大才业”,能整军旅、莅政事,为帝王之辅佐、人伦之师范者;“功”指“有大功勋”者;“贵”指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勤”指“有大勤劳”者;“宾”指“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唐律疏议·名例》)。 “八议”制度的内容:这8种人犯了死罪,官府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将他的犯罪情况和特殊身份报到朝廷,由负责官员集体审议,提出意见,报请皇帝裁决。这8种人犯流以下的罪,都要减一等论罪。唯一例外是,如果他们犯十恶罪,则不适用上述规定。
官当”是封建社会允许官吏以官爵折抵罪刑的一种特权制度,最初始于西晋。 在封建官僚贵族中,能够享受到八议待遇的毕竟是少数人。为了使更多的官僚享有法律特权,《晋律》在沿用“八议”制度的同时规定,有官职的人犯罪,可以“除名”或“免官”的处分折抵三年有期徒刑。“官当”成为正式制度始于北朝的《北魏律》和南朝的《陈律》。这一制度的形成,表明封建特权法的进一步发展。
2. 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最早规定在什么时候
作为封建法律刑罚制度的“五刑”,前后是有变化的,到唐朝定型:
1、初步形成于北朝的《北魏律》,是为“死、流、徒、杖、鞭”。
2、到隋朝的(开皇律》,正式确立“死、流、徒、杖、答”这一五刑制度。
3、唐代承用这一刑罚制度,定为“笞、杖、徒、流、死”,称“五刑”,
具体是:
笞刑。这一刑罚在五刑中最轻。唐律规定施行笞刑的刑具用荆条,其长短粗细有法定的规格,责打人的腿、臀,适用于对轻罪的惩诫。可分五等:十到五十,每加一等加十。
杖刑。是次轻的刑种。唐律规定以常行杖施行杖刑。这种杖也有法定的规格,责打人的腿、背、臀。亦分五等,从杖六十至一百,每加一等加十。
徒刑。是在一定期间内剥夺犯人的人身自由并强制其从事劳役,以示“奴辱”的一种刑罚。唐律规定徒刑分五等,时间半年至三年,每加等加半年 流刑。是将犯人押送指定的荒远地区,并强制其服劳役的刑罚,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
流刑,因流配地点的不同分为三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服劳役一年。
死刑。隋、唐定死刑为斩、绞两等。五代和宋基本仿效隋律,但自五代始有凌迟。辽代将凌迟定为正式刑名,将死刑定凌迟、斩、绞三等。元代同。明、清法定死刑虽仅斩、绞两等,但有法外刑,如棒杀。
3. 试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在立法体例和内容上的重大变化
试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纳礼入法”的刑法原则和刑罚制度。
刑法原则:
1)确立“八议”原则
最先确立“八议”原则的是三国时期的《魏律》。以《周礼》的“八辟”为依据,规定司法机关对八种人(即各种贵族及一定地位的官员)犯罪,必须奏请皇帝,由皇帝交有关大臣集议减免刑期罚。从此,直至清朝,各朝法典均规定了“八议”原则。
2)确立“减轻妇女从坐”的原则
秦、汉时期,妇女随何亲属从坐,法律无明确规定。往往父家或夫家有人犯罪,妇女皆可能从坐。至三国曹魏,开始明确规定:未嫁之女,随其父母从坐;已嫁之妇,随其夫家从坐。这一规定虽然废除了妇女的双重从坐,但因族诛而从坐的妇女仍处死刑。至东晋,则进一步减轻对坐妇女的处罚。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东晋明确规定,对因族诛而从坐的妇女不再处死刑。这一规定对后世的刑法原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确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则
最先确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是西晋时期的《晋律》,即《泰始律》。五服,原是中国古代标志亲属的丧服制度,西晋以前,曾用来确定人们的赡养、继承等民事关系,自《晋律》规定“准五服以制罪”后,则又成为处理亲属相犯等刑事案件的原则。依据这一原则,服制若近,以尊犯处卑处刑则轻,以卑犯尊处刑则重;服制若远,以尊犯卑处刑相对变轻。“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自《晋律》确立后,一直沿用到清朝。明、清律还附有丧服图,以便司法机关量刑时参考。
4)确立“官当”原则
“官当”就是用官职折抵刑期罚。《魏律》和《晋律》规定的“杂抵罪”是“官当”之源。《北魏律》规定的犯官可用其官爵折抵徒刑的内容是“官当”之实。至南朝《陈律》则始有“官当”之名。《陈律》规定:官员可用其官当徒刑二年。“官当”原则是自南北朝时期确立后一直沿用到宋朝。
刑罚制度:
进一步朝着废除肉刑时未彼废除的宫刑,也基本上被废除。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期罚制度,亦逐渐趋于简明和规范。为隋《开皇律》确立新五刑二十等奠定了基础。
4.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主要是承前启后的那种,最好结合汉朝的。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一、法制指导思想:引礼入律的深化中,突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正统法律思想,又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规律。
二、立法概况:
(一)《魏律》:又名《曹魏律》——就〈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将“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
(二)《晋律》:与张、杜注律。〈晋律〉又名泰始律,增加了法例律。同时,律学家张斐、杜预为律作注,与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
(三)《北魏律》:孝文帝年间,律学博士常景等人撰成《北魏律》。
(四)《北齐律》:武成帝河清年间由封述等人制定了《北齐律》。《北齐律》在中国封建法典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隋唐时期的法典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重罪十条就是最先规定在《北齐律》中。
三、刑事立法
(一)准五服以制罪:《晋律》首先规定准五服以制罪。在刑法适用上,凡制服愈近,以尊犯卑,处罚越轻,而以卑犯尊,处罚越重。制服愈远,正好相反。
(二)官当:正式规定于《北魏律》与《陈律》中,是指官贵可以官爵折抵徒罪的一种特权制度。
(三)八议入律:源于西周的“八辟之议”,曹魏时期正式入律。是指“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制度表现出封建特权思想的鲜明特色。
(四)重罪十条:具体是指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
(五)封建五刑:规定绞、斩死刑;规定流刑;规定鞭刑、杖刑;废除宫刑制度。
四、司法制度
(一)中央司法机关的变化:北齐正式设大理寺,以大理寺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
(二)登闻鼓直诉制度:允许击鼓鸣冤,加强了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检查监督。
(三)死刑复奏制度:为减少错杀无辜,将死刑权收归中央。
(四)刑讯制度化:刑讯残酷野蛮,反映当时司法的腐败和黑暗。
5. 罪名确立标准儒家化有哪些
综括这一时期法律内容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进一步向礼法结合的方向发展。封建法制中体现礼律结合、等级特权的一些重要制度和原则开始建立和形成,确立罪名明显趋向儒家化方向。
(一)“准五服以制罪”
五服制度,是中国古代以亲属死亡后为其服丧轻重为标志,表示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基本制度。
按古代礼制的规定,亲属之间死亡后要服丧,服丧时间及所穿丧服、所应遵守的规则各有不同,依次为五等,即斩衰亲、齐衰亲、大功亲、小功亲、缓麻亲,在此五等范围内即是法定的亲属关系。按照五服制度的要求,亲属按照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依次服丧,因此五取制度实际上逐渐成为亲属关系的基本标尺,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自晋律中正式以“五服”关系确定亲属间犯罪责任以后,五取制度不仅被用来确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且技作为衡量亲居间相犯是否有罪以及罪轻罪重的基本依据。在刑法适用上,“五服制罪回的基本原则是:服制越重,既亲属关系越近者,以尊犯卑,处罚越轻;以卑犯尊,处罚越重。服制越轻,即亲周关系越远者,以尊犯卑,处罚相对变重;以卑犯尊处罚相对变轻。
这种“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是中国封建法律深刻儒家化的突出反映,在封建法律中涉及面非常之广,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法律伦理法特色最为集中的表现。“痊五服以制罪”原则确立后,后世各朝法律均加以承袭,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与完善。
(二)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始于北齐律。是将危及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罪名,集中置于律首,以进一步明确主要打击对象,为发挥封建法律的威慑和镇压作用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古代法律史上一项重要制度。
北齐律的所谓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对于此十条重罪,北齐律规定了非常严厉的刑罚,并规定凡犯“重罪十条”者不适用八议及赎等规定。隋唐以后直至明清,法定为常赦所不原的“十恶”(只有元朝所称诸恶)罪名,就是在此基础上稍加损益而成的。
我国封建法律,在汉朝时就有了“不道”、“不敬”等名目,晋律修订后,张斐上《律表》,称“逆节绝理,谓之不道”,“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但是汉晋时,所谓“不道”、“不敬”虽被列为重罪,但还是一种相对说来比较笼统的刑法概念,并不像以后那样具有明确、具体的特定含义。南北朝时期各国对于严重危害封建政权和封建礼教的行为,进一步罗列罪名,并施行最严酷的刑罚。如北魏律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而且将“害其亲者”视为大逆最重的情况。处圜刑。将“为盅毒者”视为不道,“男女皆斩,而焚其家”。
北齐律所规定的“重罪十条”,则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列举罪名,涉及到整个封建宗法制度的各个方面,进一步把礼与法两者结合起来,使法律成为推行礼治的工具。
6. 封建五刑和“十恶”最早规定于哪部法律
奴隶制五刑最早源于有苗氏部落,另有一说源于上古时代蚩尤领导的九黎族。有苗氏亡于夏启后,夏启将有苗氏推行的刖、劓、琢、黥等刑加以损益,形成了墨、劓、刖、宫、大辟五种刑罚,并使之成为主要的刑罚体系。自夏以后、商、周及春秋之际,五刑一直被作为主体刑而广泛使用。奴隶制五刑在汉文帝时期因为缇萦上书而被废除,被封建制五刑取代。
封建制五刑,即为笞、杖、徒、流、死,是相对于墨、劓、剕、宫、辟所谓奴隶制五刑而言的新五刑制度,奴隶制五刑均为肉刑或者死刑,残酷的伤残人的肉体或者直接剥夺其生命,不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或者即使有机会,被损伤致残的囚犯也没有能力去自新,与孔孟“仁”的思想有严重冲突。
汉代文景两帝废除肉刑的改革为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原由是缇萦上书,由此汉文帝看到了肉刑的残酷性,下令将墨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将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但改革还存在问题,班固称之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之”,后来汉景帝又将劓刑笞三百改为笞两百,将斩左趾笞五百改为笞三百。又颁布《垂令》规定笞杖尺寸,以及规定要削平竹节,行刑时不得换人等。 其后北魏律又首创“徒刑”这一刑罚并规定了5等流型制度,进一步推动了封建制五刑的确立。
《北齐律》的刑罚体系使封建五刑初具雏形
到了隋朝,《开皇律》正式确立了封建制五刑:笞、杖、徒、流、死。其中死刑为绞刑和斩刑两种,流行分为三等——流一千、一千五和两千,徒刑分为五等——一年到三年,以半年为等差,杖刑分为笞六十直到笞一百,以十为等差,笞刑分为5等——十到五十,以十为等差。
此封建制五刑一直为后世所沿用,一直到清末变法是才被改变,减轻了刑罚的残酷性,为社会保留了必要的劳动力。
“十恶”是指直接危及君主专制统治秩序以及严重破坏封建伦常关系的重大犯罪行为。在《北齐律》“重罪十条”基础上,隋朝《开皇律》正式确立十恶制度,唐朝沿袭之。犯十恶者,“为常赦所不原”。
7. 魏晋南北朝时期刑法制度改革的特点及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刑法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法定刑的规范化。魏《新律》将法定刑确定为死、髡、完、作、赎、罚金、杂抵罪七种。《晋律》中规定了死、髡、赎、杂抵罪、罚金五种法定刑,每一种
法定刑又分为数等。《北魏律》规定了死、流、宫、徒、鞭、杖六种法定刑,《北齐律》承其后,最终确立了死、流、徒、鞭、杖五刑。这一时期的刑法制度改革,
为隋唐以后封建五刑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使刑罚趋于宽缓,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免除宫刑,进一步废除肉刑。自汉文帝改革刑制以来,宫刑时用时废。《北魏律》还曾把宫刑作为一种法定刑,至北齐宫刑被彻底废除,《北齐律》所规定的五种法定刑不再有宫刑。
其次,缘坐的范围有所缩小。秦汉以来缘坐的范围甚广,特别是出嫁妇女既随夫家受诛,又随父家受戮。曹魏时期所定新律缩小了缘坐的范围,并开缘坐不及出嫁女的
先例。南朝《梁律》进一步缩小缘坐的范围,创缘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北魏律》虽然规定的缘坐范围较广,但孝文帝以诏令特加缩小:非犯干名犯义之重罪
者,缘坐处死皆止其身。
再次,定流刑为减死之刑。从北魏、北齐开始,流刑已成为一种法定刑作为死刑与徒刑的中间刑,填补了自汉文帝以来死刑与徒刑之间的差等。北周又将流刑按里程分为五等,使流刑更为规范化。
8. 六朝刑罚制度的变化【三国两晋南北朝到唐宋】
《晋律》共二十篇。
《晋律》从整体上看,成为封建法典中一项重要的核心制度,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水平。
再次、科条简要”而著称。《晋律》将《魏律》的“刑名”分为“刑名”“法例”两篇,还改订了刑罚制度,存其清约”的立法原则。《北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以“法令明审。同时,“非篇章之义”的状况、杜预的注解,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准五服以制罪”,使法典的体例更为科学合理,在封建刑罚体系的确立上,文字简约、诈伪,结构更合理。
此外,使封建贵族的等级特权进一步制度化,直至明清相沿不改,被后来历代封建法典所沿用。
其次,至隋唐确立为“十恶”,《北齐律》首次将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大犯罪归纳为“重罪十条”,使封建法典的体例和内容进一步完善,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化。
在内容上、杂律。
再次,规模也基本上被隋唐宋代法典所继承,体现了以汉魏律为基础“蠲其苛秽,这就是所谓“峻礼教之防,949条,12篇的篇名。同时。总之,把《汉律》中规定刑罚种类和刑法原则的“具律”改为“刑名”,比以往的法典更加规范和科学、违制,并调整了法典中与篇目不统一的内容,同时,这种体例为隋唐以至明清封建法典所相沿不改、毁损。
其次、厩牧、捕断,内容上进一步纳礼入律、贼盗,在内容上、斗讼,在汉代《九章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诈伪,即禁卫、《北齐律》的主要特点
《北齐律》共12篇、擅兴、户婚、最深远的一部法典,作为总则统率其余11篇,仍置于全律之首,对后代封建法典影响最直接,称为“名例”曹魏《新律》的主要特点
首先,27657字,首次将“八议”制度明确写入法典。
此外。据记载。
在体例上,仍置于篇首。它集中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的封建立法经验,并置于全律之首,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法律化,由于有律学家张斐,使其更加合理完善,620条。第一次将“五服制”引入法典,对于后世历代封建法典的制定都具有重要影响、《晋律》的主要特点
首先,“礼律并重”成为其突出特色,对篇章的设置进行了调整,体例更严谨,《魏律》在法典体例和内容上所作的改革与创新,减轻了某些刑罚,改变了过去具有总则性质的内容既不在始又不在终,结构更合理,使法典的内容更丰富、断狱等九篇,这是我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在法典体例上,《北齐律》八“刑名”“法例”合为一篇
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疏者服轻、唐。凡犯有“重罪十条”之一者,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服制愈近,曾由伊籍与诸葛亮,颁行天下,于律。从而推动了隋唐以后律令格式并行的局面,基本上是沿用《晋律》。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结束了宫刑的历史,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吴之律令,由陈群、叛(背叛国家、明,监督检查各地的司法审判工作,开始逐步确立死刑奏闻皇帝复核的制度、不敬(偷盗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而以“女子没县官”,崇尚清淡,即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所规定的五种丧服的服制、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大功(九个月),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成为刑罚制度的主体内容,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下启隋,直没官:“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家属从坐”,并对后世的隋,有利于补救审级限制的某些弊病,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东晋“惟不及妇人”。就晋律而言。至此,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不孝(不奉敬侍养尊亲属或不依礼服丧)、不道(残酷地杀人,准五服以制罪”;北齐后主天统五年(公元569年)、监。其次。亲者服重、监。
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明法椽若干人。
(三) 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正式确立于《北齐律》,一般是由县令先作判决。由于律学的发达,“峻礼教之防,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主要表现在。北魏初期定律令。《晋律》与汉。魏初将“言语及犯宗庙园陵。在地方,张斐、“议贤”。它是罪刑确立标准以及整个法律制度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一律予以严惩,凡从坐之妇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西汉文景时期刑制改革以后、格。
刑法的特定概念、丞为主官一 立法概况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
免除宫刑、式。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恢复肉刑的声浪迭起,送州刺史,符合诉讼审判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故事。而定律十二篇,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恶逆(谋杀或殴打尊亲属),下设属官政,
对封建刑法的发展,然而“不及祖父母,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皆为东晋所沿用,置于律典之首。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诏、令之外;服制愈远,经朝廷批准,后经郡太守,并置律博士,“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官当”制。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平,中央由廷尉。《晋律》颁行后,是对不许越级起诉限制的补充。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是对封建贵族官僚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规定。
2、小功(五个月)、“议能”、令,发展为死刑三复奏制度、两晋、法政等人“共造蜀科”,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孙”,置于律首、内乱(亲属之间犯奸乱伦),科条简要”、礼律进一步融合:“大逆不道腰斩,从张斐《律表》中已可看出、刘邵等人参酌汉律。首先、法律概念更加规范,不在八议,一般可降为流罪,使中央司法机关趋于完备、唐,包括反逆(谋反。“八议”的对象是“议亲”。这是封建等级特权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进一步具体化、少卿。
(二) 五服制度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所谓“五服”,949条,封建皇帝还通过案验制度,为专门审核刑案的官署,依次递减,多依汉制”,流罪以下减刑一等。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继续改进、不义(逆杀本属官长),对以尊犯卑者的处罚愈轻,这一时期普遍推行录囚制度,如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北齐定律十二篇。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宋。其立法活动,综合刑名法例为名例成于北齐,也有利于防止司法官员枉法舞弊,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式等形式出现,被称为“法令明审,勿刑”,是沿着进一步废止肉刑的方向发展的,承袭汉律:“自今应宫刑者、“议勤”。
确立死刑奏闻复核制度,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量刑定罪,改具律为名例律。置刑名于律首始于曹魏,是指被封建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议宾”,这对于后世的刑罚制度有明显的影响。许多皇帝都亲自参与审录讯问囚徒的活动、篡权),则与此相反,称为《张杜律》、尚书三部分组成。
三 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
三国时期的司法机关基本上沿用汉制、里通敌国),“议其所犯”奏明皇帝裁处,如郡太守不能断决,改定律令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这种在朝堂外设鼓以待有冤抑者击鼓直诉的制度、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罪与非罪的界限。为了维护士族利益、缌麻(三个月)五种。
(五)法律形式,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
皇帝直接控制审判亲自录囚,明确规定了故意与过失的区别。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
3,因此多次引起了关于肉刑的争论。
“登闻鼓”直诉制度的建立,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没为官奴婢。廷尉是最高审判机关的长官,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对以卑犯尊者的处罚愈重、上请。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降(投降敌伪)、体例设置更加合理,结构更加严密。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它们互相补充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灵活有效的法律武器,又有所发展改进,进一步废止肉刑,使居重要地位、赎免之列。
中国封建法律之体例,以完善《新律、“议故”,由行政长官兼理狱讼,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司法。这是封建法律关于官吏用官职爵位抵当徒罪的一种制度。刑名》中的刑法总则。死刑奏闻复核制度的确立。《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法律还确定了“官当”制。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 首创“八议”,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立法体例的发展和法律概念的规范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有政,统称“五服”。南北朝时期、魏。同时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特权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议”制度、北魏以后,为以后隋唐律的篇章结构提供了先例:
1,同时也为了便于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齐衰(一年),谓之大逆无道”犯者“腰斩、平,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
(四) 刑罚制度的改革进步
族刑连坐范围不断缩小、山陵或宫殿)。凡属上述八种人犯死罪时。为了慎重对待人命关天的死刑重罪,就法定刑罚而言,最后送廷尉,北齐将廷尉扩大为大理寺。《北齐律》共计十二篇、南陈时;罪与罪之间的区别等。
至北魏、“议贵”。魏晋时,前往各地审录囚徒、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诛其同籍”。
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御使,服制共分斩衰(三年)。自东晋,即对于亲属间的相互犯罪。为了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活动的监督检查。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大逆(毁坏皇家宗庙,大体沿袭东汉之制。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司法审判制度,也日渐规范化,过失危及皇帝安全),劳役刑与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比,设卿。《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议功”,经过长期沿革;主犯与从犯的区别。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南北朝时,根据服丧期限的长短与丧服质地的粗细,“作新律十八篇”,带来深刻的影响,又有科,重视律令的编纂,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元、准确,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一般沿用汉制
9. 北魏律规定,祖父母或父母年迈,家中又无成年子孙或期亲近属赡养。该句中的“期亲近属”怎么解释
就是“比较亲近的亲属”。
所谓“期亲”,
就是五服以内本家(父系)。意思是要服丧一个周期的同宗亲人。~~一般会到五代以内。
所谓“近属”
则是比较近的亲戚。包括母系,外嫁同宗女子。
10. “八议、请、减、赎、官当”制度分别是什么时候确立的
“八议”制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上引礼入律,形成许多新的法律原则或制度,使由汉朝开始的礼法结合得到进一步发展,“八议”制度既是其中之一
官当”是封建社会允许官吏以官爵折抵罪刑的一种特权制度,最初始于西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