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条例

『壹』 什么是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嫌犯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美国法律规定，每个成年美国公民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但是不满18岁 、不在本土居住、不通晓英语及听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没有资格充当陪审员。

对于需要陪审团审理的案件，第一步就是挑选陪审员，组成陪审团。陪审员的产生往往十分复杂，陪审员的挑选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陪审员的挑选是在审理法官的主持下进行的。法官的助手从当地的选民登记手册中随机抽出候选人名单。法官根据案件的情况确定最初陪审员候选人数，有时候选人数可多达二三百人。

陪审员的挑选是公开进行的。挑选时，法官和双方的律师都应在法庭现场。法官在开始筛选候选人时，要向候选人简单介绍案情。经法官同意，其他人可以在法庭内旁听。陪审的候选人通过抽签确定在法庭中的座位编号。

『贰』 什么是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嫌犯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美国法律规定，每个成年美国公民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但是不满18岁 、不在本土居住、不通晓英语及听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没有资格充当陪审员。
19 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在民事诉讼中逐渐淘汰陪审团，至1993 年根据新的法律民事陪涉及公民名誉的案件。另外，适应控制犯罪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英国的近代警察制度和检察制度相继得以发展。终于除了起诉陪审团 —— 即大陪审团（1948 年正式废除），而代之以检察官制度。并于1948 年，法律准许以简易程序对轻罪进加，这使审判陪审团的适用范围锐减。

『叁』 陪审团制度

在外国，这个是没有要求的，随机性很大，当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出现事实很难搞清楚时，他们只是根据法庭上被告人的供述作出事实上的认定和判断，法官以此来断案。

13年前美国的橄榄球明星辛普森（黑人）杀他老婆一案中，当时法庭陪审团的陪审员是十名黑人、一名白人、一名西班牙人后裔，陪审团在讨论不足四小时后裁决辛普森两项杀人罪名均不成立。（其实就是辛普森杀的，据说是请人去杀的).辛普森重金请的律师团队也功不可没。
前不久（还是2008年），辛普森又因为一桩抢劫案被审判，这次陪审团来的没有一个是黑人，其中有同性恋，流浪汉，妓女等等人士

『肆』 人民陪审团制度的人民陪审团制度-意义

陪审团不是裁判而是还民表达权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人民陪审团”出处不明，既不像英美的陪审制，也不像日法的参审制，既不决定定罪问题，也不决定量刑问题，是个四不像的东西。
据介绍，在日法等实行参审制度的国家，陪审员有权与职业法官共同主持庭审活动的进行，共同解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问题，享有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目前，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类似于这种“参审制”。而陪审团制度早已在英美国家开展多年，特别是英国，陪审团的权力甚至大于法官，他们行使事实认定权，即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而法官行使法律适用权，对嫌疑人适用法律量刑等进行判决。陪审团作出的事实认定，法官不得轻易推翻。
对此，张立勇说，推行人民陪审团确实没有给予陪审团实质性的裁判权，但是推行这项工作最重要的意义是让更多公民零距离地接触司法审判。不仅仅是道听途说、无障碍旁听、浏览网上文书、看视频直播，而是真正参与进来，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他表示，下一步，要在案件类型上有新的突破，扩大“人民陪审团”制度在社会关注度高、双方矛盾激化、涉及群众利益和可能判处无罪案件审理中的适用比例，把工作推向深入。“我们正在酝酿，在刑事审判领域取得一定的经验后，将在行政、民事及执行等案件推行‘人民陪审团’制度。”

『伍』 关于陪审团制度

一般认为英国是现代陪审制的母国。但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在民事诉讼中逐渐淘汰陪审团，至1993年根据新的法律民事陪审团的适用仅涉及公民名誉的案件。另外，适应控制犯罪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英国的近代警察制度和检察制度相继得以发展。终于，英国于1933年基本废除了起诉陪审团——即大陪审团（1948年正式废除），而代之以检察官制度。并于1948年，法律准许以简易程序对轻罪进行审判，无须陪审团参加，这使审判陪审团的适用范围锐减。据80年代中期的一个统计，如今英格兰和威尔士，有陪审团参加审判的案件只占全部案件的5%，其中刑事案件占4%，民事案件占1%。[1]如此，陪审制在英国,看来确是衰落了。不仅如此，自19世纪后期以来，陪审制事实上是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地趋于衰落。然而，陪审制在英国历史上（乃至一度在世界范围内）曾长时间的兴盛却亦是历史事实；并且即使陪审制在英国业已衰微，但仍被认为是普通法的一大传统性特征,它使得英美的司法程序迥异于以大陆法系国家为典型的司法程序,并由此发展出了英美法独特的证据规则。而对于大陆法系，虽然在19世纪初期也曾尝试着引进英国式的陪审团制度，但是不多久即“蜕变”成了参审制度或者其他样式；有的甚至根本无法正常运作，以至于不得不忍痛废弃。可见陪审制度对于英美国家具有独特的适应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独特的制度功能与特征。出于陪审制度之于英美法系具有如此特征性的意义，以及其历史命运之今昔巨大反差，笔者一直对这样的问题深感好奇：“作为英美法一大特色的陪审制度到底是如何在英国历史上形成的？ ”虽然，现在国内已有诸多学者对陪审制度大致的来龙去脉进行过概略探讨，但是，至今为止尚未见学者对“陪审制度如何在英国历史上形成”这样的基本问题进行过较为清晰的研究与叙述。笔者认为对这样的问题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它或许可以告诉我们陪审制度为何在两大法系命运截然不同，以及为何昔盛今衰。法国哲学家 德日进说：“过去已经向我们显示如何建设未来。”[2]历史对于我们永远是一种可敬畏的并因此值得我们去挖掘与反思的存在。

是为本文写作的初衷。

英国陪审团的原初——团体证人

近现代陪审制度成型于英国，并且自英国遍传世界各地，这为时人所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英国是近现代陪审制的母国。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历史判断决不意含着英国的陪审制是源于其本土的。当然，许多学者谈到陪审制起源一般总是从古希腊雅典与古罗马的民众陪审法庭说起，笔者对这样的方法也心存疑虑，因为它们不久即从历史上消失，与现今世界各国的陪审制实无历史联系[3]。因此，我们理应直接从英国的陪审团着手去寻找其起源与传承。

英国陪审制度的起源问题似乎相当模糊，研究者的意见分歧较大，有的追溯其源于盎格鲁——撒克森时期的类似做法，有的倾向于认为它是由诺曼输入。我们确实可以在盎格鲁——撒克森国王埃塞尔雷德(Ethelred)的法律中找到这样的规定：“在每个百家村(wapentake)的集会上，得由十二个年长的乡绅及邑长(reeve)一起手持圣物宣誓，不起诉无辜者，不隐匿罪恶者。”[4]这的确很象后来的起诉陪审团。另外，十世纪早期，法兰克王国的教会法院偶尔也有过将某人有罪或无罪的问题交给十二人组成的民众团体裁决的作法，而英国的教会于Dunstan和Oswald时期也曾借用过法兰克教会的这种作法。[5]尽管如此，由于它们都不具有固定性，而更多地带有偶然作法的性质，因而大部分研究学者（包括权威学者）仍倾向于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陪审团是诺曼征服后由威廉一世从法兰克的诺曼底公国引进来的,而上述类似作法充其量不过是为陪审团制度的引入准备了一些有利条件而已。[6]

据记载，至少从公元8世纪起，法兰克皇帝和国王就曾经传唤邻居调查陪审团（Inquest或 Inquisitio），让他们回答一位巡回王室官员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地习惯所确认的王室权利和违反王室命令的问题。史料表明，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在当时主要是为恢复王室土地之权利而采用的。由于当时王室土地时常为私人所占据，国王为清查土地占有状况，而命王室官员赴各地探求事实，以恢复王室土地之权利。为了有效地获取证据和事实，王室采用了邻居调查团作为推问方式。后来国王将这种推问方式（邻居调查团）扩及于有关民人身份租税调查等方面。[7]法兰克国王的这种邻居调查团之推问方式初独为国王特权，国王凭借这种推问方式有效地维护和伸张王室的权利，[8]地方封建权威（如封建领主）[9]断不能使用。因而，这种调查陪审团实际上是当时国王面对众多封建地方割据势力而采用的用以伸张王室权利的手段。同时显然，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仅是提供证据实情的证人，而非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10]

后来从北方来的诺曼人从法兰克人手中接过了这种办法，也使用邻居调查陪审团。[11]但是，诺曼人具有非常强的行政管理能力，他们将调查陪审团的使用范围加以扩大，把它作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来运用，中央政府派往地方的王室官吏向当地人调查时，可召集调查陪审团，后者要发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不管是行政官吏或司法官吏都可以采用这种调查陪审团来获取有关信息资料，[12]比如行政官吏向其询问土地占有以及财产等经济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司法官吏责令其提出犯罪嫌疑人或就犯罪指控是否真实发表意见等。通过这样的作法加强了中央王权对全国的控制与管理，不久，诺曼底公国便确立起了一套中央机构体系。[13]可以说，这种调查陪审团事实上也是诺曼王室面对封建状况而努力确立其体系化的官僚管理机构的一种手段，是中央王权向地方封建势力进行权力盘剥（中性）的一种有效方式，如同法兰克王室所作的那样。

诺曼统治者将调查陪审团作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的这样一种作法，在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后不久，便被引入英格兰的实践，最著名的就是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对征税人口的调查统计。[14]在这次全国性的”摸底”调查中,王室官吏广泛地采用了十二人邻居调查陪审团，调查陪审团必须如实回答王室官吏提出的问题，否则要受罚。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能够快速有效地给王室官吏提供其所需要的详实信息,因而邻居调查陪审团对威廉如期完成他的调查计划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末日审判书》肯定了威廉征服英格兰后对土地的占有，剥夺了广大农民的权利，对英格兰的集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5]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次由从地方民众中召集的十二人调查陪审团又在王室为自己攫取权力的艰难路途中扮演了”开路先锋”的尴尬角色。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调查陪审团在性质上仍是团体证人。当然，如前文所交代，威廉及其后来者在王室的各项行政事务中广泛地采用了这种团体证人，因为凭借它来获取王室行政所需的各种信息是如此地有效，王室行政因此富有效率。并且王室通过派遣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在地方上召集这种调查陪审团来查问有关地方官员有无违犯王室的不轨行为，借以控制、监管地方的行政与司法活动。陪审团对英王室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直至14世纪，由于有地方各郡代表参加的议会的出现，使得国王无需派官员四处奔跑，即能在议会上获取其所需的全国各地之信息；加之兼负行政职责的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越来越不受民众欢迎，应公众的强烈要求很快被司专职审判的巡回法官（justices of assize）所取代；[16]并且王室的专业化、规范化运作的官僚机构体系在全国也已基本建立，原来的取证方式（调查陪审团）也多少有些难以适应这种专业化及规范化运作的需要，故而，在14世纪王室行政事务中的调查陪审团逐渐地衰微，调查陪审团演变为主要与司法审判相关了。

当然，调查陪审团并非直到14世纪才被引入司法审判。如前所述，诺曼征服后的英王室一开始从诺曼底引进十二人调查陪审团就是为了在政府管理中广泛地加以运用的。但是史料表明，直到亨利二世，调查陪审团才被固定地应用于英格兰的司法审判中。[17]之前，司法审判中运用陪审团（jury）的事例较少，据记载亨利二世之父安茹公爵杰佛里曾在重要的民事案件中采用过陪审团。可以肯定的是亨利二世对于十二人陪审团绝对不会陌生，无论是在行政事务中，还是在司法审判中。但是，在亨利二世之前，王室的司法权一直是非正式的，司法权几全操于地方封建势力手中，王室干预地方司法被认为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不可容忍的。[18]这严重阻碍了王室集权。并且“司法中有大钱”（英格兰格言），司法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因此，无论从政治上谋略，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司法权对于英王室无疑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亨利二世在英国历史上是个了不起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国王，为了盘剥地方封建司法权，伸张王室司法权 ，他对传统的“令状”进行了微妙而又是根本性的变革——即将令状“司法化”。

令状（writ）初为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后继者统治英格兰时，王室对全国进行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令状由王室颁发，命令封建领主和郡长等纠正处理那些引起国王注意的不法行为（有碍国王安宁的行为）。这些令状种类较多，每一种都设计用来解决国王所干预的个案。因此，这些令状实际上是国王向地方渗权的有力工具。由于这些令状负载着国王向地方下达的行政命令，收到令状的封建领主必须着手处理令状所指向的引起国王注意的不法行为。因此，这个时候的令状是行政化的。但是亨利二世为了更深入地插手地方事务，伸张王室司法权，他将原行政令状予以“司法化”——令状不再单纯地命令地方封建领主如何如何做，而是命令其将不法行为所涉之当事人传唤到王室派遣的法官面前进行诉讼，由王室法官着手审理裁决案件。这样就使得对不法行为的最终处理权事实上转移到了王室手中。这是一种王室对地方权力的绝妙篡夺。也正因此，国王的每个令状就引起一起诉讼，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命令，在这个意义上说，国王的令状“司法化”了。这种司法化的令状所带来的明显后果是王室的司法权得以伸张，拿到司法令状的纠纷（是民事纠纷，刑事案件通过重罪上诉或大陪审团提起，不通过司法令状提起）当事人只能到王室的法官面前进行诉讼。

为了改革的有效性，他还把调查陪审团与他的‘司法化’的令状制度结合起来。这样，每一类根据国王的司法令状可由王室法院或法官管辖的民事案件，均得采用十二人陪审团审，以询问陪审团作为取证方法，而不得适用宣誓断讼法或神裁法等原始的取证手段，由此全体公众可以在王室管辖范围内的特定类型的民事案件（主要涉及土地诉讼）中将调查陪审团作为正规的制度予以运用。同时，亨利二世还辅之以王室定期地往地方派遣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制度。这样亨利二世就确定了王室对颁发令状和对陪审诉

讼的专有管辖权，使王室司法权获得正当性。[19]由此，王室法官主持的特定类型的民事案件中，使用十二人陪审团来审理案件[20]成为制度性作法。
专家提供：

『陆』 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

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是由丝毫没有法律背景的普通公民组成陪审团，对案件的事实作出判断，法律的适用则是法官的责任。批评者认为，一方面，陪审团制导致了诉讼的旷日持久，与现代社会对诉讼效率的追求相背离；另一方面，陪审团对案件的认定和判断并非建立在严谨的逻辑推理之上，而是出于那些根本不具有法律知识的人基于所谓“社会正义感”的主观判断。这种出自外行人的裁决是非理性的。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将人的财富、尊严乃至生命置于12个临时召集起来的、毫无法律知识和经验、有着不同动机和背景的人的意志之下，由其作出生杀予夺的决定却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制度是可笑的。支持者则认为，陪审团制度的实行，实际分割了法官的权力，有效防止了法官滥用审判权；陪审团均为临时组建，成员均为随机抽取，参与审判活动后即与外界隔离，可以有效防止司法腐败；陪审团成员虽不具有法律背景，但具有普通人的社会生活经验和道德良知，可以弥补职业法官在生活经验方面的不足，进而保证审判的公正。

『柒』 为什么中国的法律不实行陪审团制度

原因如下：

1、陪审团制度早已在英美国家开展多年，特别是英国，陪审团的权力甚至大于法官，他们行使事实认定权，即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而法官行使法律适用权，对嫌疑人适用法律量刑等进行判决。陪审团作出的事实认定，法官不得轻易推翻。

2、在中国，推行人民陪审团确实没有给予陪审团实质性的裁判权，但是推行这项工作最重要的意义是让更多公民零距离地接触司法审判。不仅仅是道听途说、无障碍旁听、浏览网上文书、看视频直播，而是真正参与进来，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3、人民陪审团制度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内在要求，是人民群众理性表达民意、有序参与司法的有效途径，这样一来能够有效弥补现行人民陪审制度的缺陷与不足。人民陪审团制度具有增强社会法治意识、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权威的重要作用。

(7)陪审团条例扩展阅读

陪审团制度的相关情况

1、陪审团的作用是厘清事实，对法官进行监督，预防司法腐败，避免公民权利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犯，更加权衡地对待证据，从而就有可能做出更加公正的判决。

2、至于陪审团需要注意的地方有：

①陪审团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是作为某种隐蔽的社会偏见者的容纳者，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给判决带来偏见；

②但瑕不掩瑜，就社会正义来说，陪审团本身可被看作是一个重要平衡器，就是说陪审团的人民性使陪审团能够通过证人证据以及自己的潜意识来有意识地观察世界所发生的事实，从而站在警察或社会大众所要求的角度上来作出解释。

『捌』 人民陪审团制度的人民陪审团制度-由来

什么是美国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一言以概之：陪审团审判！什么是陪审团审判制度的特点？一言以概之：外行领导内行！陪审团审判是英美法系最具特色的制度之一。它像英国普通法一样历史久远，其起源可以上溯到古代罗马法。
在当代美国司法体制中，陪审团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大陪审团，又称 “起诉陪审团”，其角色大致相当于“人民检察院”。它通常由案发所在地区的23位普通公民组成，其职能并非裁定被告是否有罪，而是在法院正式立案之前，传唤与案件有关的人证和物证，决定对有争议性的重大案件是否应当立案起诉。一旦作出裁定，大陪审团就自动解散，由检察官接手办案。在“拉链门”案中，把克林顿折腾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并裁决立案起诉的陪审团，就是这种大陪审团。
另一种是小陪审团，又称“审判陪审团”，其角色大致相当于“人民法院 ”。它通常由案发所在地区的12位普通公民组成，负责对刑事和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或民事侵权作出裁决。如果裁决无罪或不构成侵权，审判即告结束。如果裁定有罪或侵权成立，则由主持审判的法官依法量刑，作出正式司法判决。在球星辛普森涉嫌杀人案中，以检方呈庭证据漏洞百出为由，将这位橄榄球巨星无罪开释的陪审团，就是这种小陪审团。 陪审团制度在当代法//治社会中的作用和价值，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反对者认为，由一帮外行组成的陪审团，竟然高居于职业法//官之上，对重大法//律问题做出最终裁决，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一种司法审判制度。
提出此类批评的人，正是一个不懂陪审团如何运作的法律外行。在美国司法制度中，陪审团认定事实问题，法官裁定法律问题，两者的分工和职能泾渭分明。这种制度设计之目的，恰恰在于排除陪审员的法律专业化倾向，使司法过程中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有所区分。对于案件中的事实问题，比如在辛普森案中，出庭做证的警官是否撒了弥天大谎，检方呈庭的血迹和手套等证据是否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被告有罪，这类问题并未涉及复杂深奥、令人费解的法律和法理。一个从未受过任何法律训练的外行，凭借普通人的简单逻辑、社会经验和天地良心，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相比之下，对于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如警方违规搜查得到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2000年总统大选中的选票之争，则由职业法官一锤定音。
建立陪审团制度的理论根据，就是“任何权力都需要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基本原则。 陪审团不仅仅是诉讼审判制度，而且是美国分权制衡体制中的一个重要权力机构。想当年，为了杜绝专制腐败，美国制宪先贤在制度设计上费尽心机。按照分权制衡的原则，国家权力被一分为三，即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由三个机构行使，同时又相互制衡。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司法权予以分立，将司法审判权再一分为二：一是事实认定权，二是法律适用权。陪审团行使事实认定权，法官行使法律适用权。陪审团作出的事实认定，法官不得轻易推翻；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职权，只是对上诉案件进行法律审查，而非事实审理，其作用仅在于监督下级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是否正确。在基层法院的诉讼审判中，法官只是“陪审”的裁判、司仪和量刑官。就此而言，将英文Jury译为“陪审团”，似乎有失其准确含义。实际上，陪审团是与检察官和法官分享司法大权的“人民检察院”和“ 人民法院”，并非“陪着法官审判”的陪衬或摆设。
众所周知，实施宪政法治的关键和难点，并不在于立宪修宪和制订颁布法律，而在于能否有一个秉公执法、廉洁独//立的司法机构。否则，再好宪法和法律，也只是金玉其外，徒有其名。而陪审团制度在遏制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促进司法民主和提高公民素质，防止司法部门独断独行和主观片面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陪审团是遏制司法腐败的防护堤坝。陪审团成员一般在附近社区随机选出，而且就某一特定案件而选出，使案件利害关系人来不及引诱和贿赂陪审团成员。即使利害关系人企图贿赂陪审团，但由于陪审系12人组成，往往使当事人在贿赂成本很高的情况下望而却步。在某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法官可以根据情况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离，以避免陪审员受到外界的干扰。被隔离的陪审员通常住在指定的酒店，有警卫看守，未经法官许可，陪审员不得擅自离开住处。在隔离期间，陪审员不能看报、看电视等，以防受媒体影响。另外，行贿陪审团是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联邦重罪，最高刑罚高达15年。违法者一旦露出蛛丝马迹，大名鼎鼎的联邦调查局立刻介入案情，致使利害关系人心存顾忌，知难而退。
陪审团制度是司法公正的制度性保障。陪审团随机成立，随机解散，陪审员对案件判决的结果不负个人责任，没有持续的社会舆论压力。判决一旦做出，陪审员便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陪审团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治，较好地体现民主的精神，最大限度地避免司法部门的“关系学”，减少对法官个人素质的过份依赖，避免法官独专断的负面影响。
时下中国流行的“保证司法独立运作”的呼声，仅仅是在企图限制司法系统外部的权力对司法运作的渗透与干扰，但根本没有从任何角度对司法内部的独//断权力进行制约和限制。在中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司法部门及其司法官员与其他政府部门无论在人事上，还是财政上均存在着高度依存的关系，在缺乏有效的制度性保障的条件下，法官如何独立？法官又凭什么能独立？
陪审团制度是司法部门的避雷针和法官的护身盾。人们常常批评道，陪审团成员往往带有明显的种族、阶层或地域色彩，在一些有争议性的大案中倾向于放纵嫌犯，致使民主的审判偏离公正的方向。实际上，陪审团承担了司法过程中最令人困惑和头疼的责任，即在有争议性的重大案件中裁决被告是否有罪，从而大大减轻了法官的社会压力，维护了法官的权威和声望。在争议性诉讼中，经常会面临摸棱两可、难以确定的案情事实和责任的认定，陪审团集思广益，以“集体智慧”裁//决事实问题，把法官从司法困境中解脱出来，超尘拔俗，扬长避短，集中精力处理自己所擅长的法律争议问题，而不被纷繁复杂的事实问题所纠缠。
像辛普森涉嫌杀妻案或罗德尼·金被殴案这类轰动一时、争议极大的司法案例，如果改由职业法官一锤定音，无论被告是否有罪，法官都将声名狼藉，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由陪审团承担事实任定责任，则使对司法部门心存怨恨者找不到攻击目标。陪审团虽然分割了法官的司法大权，但却使法官的“ 护法神”形像高大完美。
陪审团制度的最令人困惑之处在于，由12个未经法律训练、平均知识水准不高的外行人指手画脚，越俎代庖，对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民事侵权作出独立的判断，这种制度的合理性究竟在哪里？事实上，陪审团制度得以存在的前提，正在于相信普通百姓对案件中事实问题的判断并不依赖法律训练，至关重要的是公//平的司法程序和人们的基本理性及生活经验。陪审员从涉案当事人所在社区选出，他们与当事人属于“同样的人”，更能够代表特定社区的流行价值观，因而对于案件是非曲直的判断和裁决较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
聘请各个学科领域的高级专家、教授学者充任陪审员，能否解决陪审员专业训练不足、平均知识水准不高的问题吗？问题在于，所谓高学历、高智商、高收入的专家知识分子群体，其道德情操和对事实问题的判断未必就一定高于普通百姓。在分工精细的学术环境中，专家学者多为“知识残废”，是查阅专业索引、阅读资料、拼凑论文的行家，离开家门半步就找不到北，稀里糊涂，丢三拉四，夸夸其谈，一问三不知，不食人间烟火。另外，专家学者自身也有其特殊的行业利益，例如，请医学专家担任医疗纠纷案件的陪审员，他们能否保持客观和中立的公正立场就大可令人怀疑。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高级专家、教授学者一般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庭，回答辩诉双方律师的当庭质询，向陪审团和法官解释仅供参考的专业性意见。
对陪审团制度的另一指责是耗费巨额金钱和效率低下。挑选陪审员的程序和规则复杂冗长，在个别重大案件中，往往费时数周；律师向一群法律的门外汉解释案情和证据，自然比向法官一人说明证据远为困难；因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造成“悬而不决的陪审团”，拖延了诉讼的进程，增加了诉讼的成本，造成司法案件的严重积压。总之，纳税人的金钱花得像淌海水，但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似乎总是遥遥无期。
那么，“陪审团制度花费过大”的论点是否成立呢？信不信由你，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90%的案件未能进入审判程序；在已正式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中，大约只有10%左右的案件由陪审团审判，绝大多数案件以检辩交易的形式收场。在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中，“悬而未决”、开庭重审的案件仅占总案件的2%左右。据司法部门统计，采取陪审团审判方式的案件，其诉讼成本比普通案件增加了大约40%左右。换言之，陪审团审判制度使美国司法部门的整体诉讼成本增加了大约5%，远非人们想象得那么昂贵不堪。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采用陪审团制度增加了5%左右的诉讼成本。但是，只有将增加诉讼成本与促进司法公//正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效益结合起来，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和总统选举制度，的确耗费甚巨，劳民伤财。比如，在2004年大选中，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至少破费了10亿美元。问题在于，如果破费了10亿美元，使国家最高权力得以程序性交替，避免政//局动//荡和社会动//乱，这笔钱难道花得不值吗？
中国人难道就缺这10亿美元吗？截止至2006年2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8500亿美元，超过日本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一位。据中共中央党校主办《学习时报》第326期文章披露，中国政府官员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花费，触目惊心，骇人听闻，总数高达6000亿人民币，大约相当于政府年度财政收入的20%左右。如今之中国社会，吃喝玩乐时挥金如土，超英赶美，一掷千金，面不改色。可是，稍一谈及民//主政治和司法//公//正的制度成本，立马哭钱喊穷。这不是金钱问题，而是心态问题。
陪审团制度是宪政民//主的常设免费学校，对国民性格影响深远。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认为，陪审制度教导所有人尊重判决的事实，养成权利观念。它教导人们要做事公道，每个人在陪审邻人的时候，总会想到也会轮到邻人陪审自己。它教导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决定别人的命运，而别人也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没有这种气魄，任何政治道德都无从谈起。”“陪审制度以迫使人们去做与己无关的其他事情的办法去克服个人的自私自利，而这种自私自利则是社会的积垢。”
托克维尔还强调：“陪审制度，特别是民事陪审制度，能使法官的一部份思维习惯进入所有公民的头脑。而这种思维习惯，正是人民为使自己自//由而要养成的习惯。”“陪审制度对于判决的形成和人的知识的提高有重大贡献。我认为，这正是它的最大好处。应当把陪审团看成是一所常设的免费学校，每个陪审员在这里运用自己的权利，经常同上层阶级的最有教养和最有知识的人士接触，学习运用法律的技术，并依靠律师的帮助、法官的指点、甚至两造的责问，而使自己精通了法律。我认为，美国人的政治常识和实践知识，主要是在长期运用民事陪审制度当中获得的。” 鲁迅先生曾试图凭借文学改造“国民性”，把文学的社会功能提升到了超群绝伦、令人眩目的高度，影响了全民族整整几代小资文人和愤怒青年。问题在于，文学作品和文学家有那么高明吗？
概而言之，陪审团制度是司法民主的体现，是司法公正的制度性保障，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参考借鉴的良好制度。
“当前，司法权威不彰、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制度创新。”2010年3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安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总结国内相关实践经验，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陪审团制度，如此，有利于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和监督司法的渠道，依靠人民群众监督和支持实现司法公正。”

『玖』 美国陪审团制度

美国的定义 陪审团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嫌犯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美国法律规定，每个成年美国公民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但是不满21岁、不在本土居住、不通晓英语及听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没有资格充当陪审员。 发展 具有现代意义的陪审团制度发源于英国。随着英国殖民地的扩张，陪审团制度传入美国，并成为主要的诉讼制度。1635年，弗吉尼亚建立了大陪审团制度。大陪审团负责指控刑事案件的与调查犯罪，并决定是否给法院移送案件。在1641年，《马萨诸塞自由纲领》规定，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也可以选择法官或陪审团审判。独立战争胜利之后，法官和陪审团的职能开始分离，陪审团负责裁定案件事实，法官负责如何适用法律。随后，陪审团权利载入了宪法第七条修正案。 现代 现代之后，美国对陪审团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是在陪审团组成人员上，逐渐对妇女和黑人开放，对性别和种族的排斥度降低。其次，历史上陪审团的人数是12人，改革之后组成人数可以根据各州的情况在6-12人间组成。再次，陪审团裁决原则上的变化。传统的陪审团裁决是全体一致通过原则，现在开始应用多数主义。通过改革，陪审团制度在美国得到了比英国更好的发展。据统计，美国每年由陪审团参与审理的案件，占世界每年总案件的90％。 问题 尽管如此，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发展还是存在较多问题。20世纪以来有些州已经不再使用大陪审团，到1984年为止，保留大陪审团的只有20个州。而在小陪审团的运用上出现了辩诉交易的现象，陪审制度也常常被诟病影响了司法效率等问题，以致于理论上、实务上开始对陪审团制度的存废展开争论。 利与弊： 1、是遏制司法腐败的防护堤坝。 2、是司法公正的制度性保障，避免法官独裁。 3、是司法部门的避雷针；是法官们的防身盾。--如果出现法律偏移，偏离公正，法官们得以逃脱责任。 4、12个陪审员自身素质、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只是体现该社区的民意，较让人接受其观点。 5、耗费金钱，效率底下。

『拾』 什么是陪审团啊

美国陪审团制度： （一）陪审团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审团被美国看成是捍卫自由的堡垒，陪审团制度通过二种方式捍卫公民自由： 一方面陪审团制度通过人民分享司法审判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因现代国家由于地域辽阔、人囗众多、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等原因，现代民主都是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即人民不直接地、经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是选举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主体与政治权力的行使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分离。这种分离可能失控——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整体意志，而是凭着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绪而运行，以至出现政治异化——政治权力在运行中发生异变，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权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 国家正是权力的行使者，为防止政治权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项制度或机制，以制约权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就是在权力行使者——国家内部，将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三权相互制约。这是权力行使者对权力行使者的制约。这种制约制度要发挥防止政治异化的作用是以各权力行使者都能恪尽职守为前提条件，这显然只是一种理想。在三权中，司法权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确保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普通公民对一个国家还有没有信心的检测标尺，同时还是一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权威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正是基于此，必须确保其公正性。 一旦出现权力失控，后果不堪没想。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参与立法、行政权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参与司法权的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陪审团制度就是作为社会公众代表的陪审员参与诉讼活动，是权力的所有者与职业法官分享了司法权，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参与了权力的行使，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评价说：“实行陪审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把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 权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权力，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实现了统一，相对其他权力行使者来说，他们是最不容易滥用权力和腐败的。他们分享司法权，从而使司法权内部实现了一部分司法权对另一部分即职业法官的权力制约，是权力制约权力。从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独断与专横，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 另一方面美国认为陪审团保障公民自由不仅通过权力制约权力来实现，而且陪审团审理是公民的权利，通过权利制约权力来实现。陪审团制度传入美国后，进一步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每个人都有权由“和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人民代表参加审判”等思想的影响，使得陪审团制度有了更新的意义，陪审团制度不仅仅是对抗王权和势力集团的武器，而且成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为民间法律组织与另一民间法律组织——律师职业团体是民主审判的两根柱石，是产生权利、公正及合理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