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弱化法规
『壹』 资本弱化的弱化规定
新税法的实行将对这种现象产生很好的遏制作用。
为规范企业利息支出税前扣除，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税法）第四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12号，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8]121号) 将企业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利息支出税前扣除的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不超过以下规定比例和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
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除符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外，其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为：
（一）金融企业，为5∶1；
（二）其他企业，为2∶1。
二、企业如果能够按照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并证明相关交易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或者该企业的实际税负不高于境内关联方的，其实际支付给境内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三、企业同时从事金融业务和非金融业务，其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应按照合理方法分开计算；没有按照合理方法分开计算的，一律按本通知第一条有关其他企业的比例计算准予税前扣除的利息支出。
四、企业自关联方取得的不符合规定的利息收入应按照有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但是同时也会对一些有真实业务背景项下的债权性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企业现金池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现金池就是以公司总部的名义设立现金池，通过子公司向总部委托贷款的方式，每日定时将子公司资金上划现金池账户。日间若子公司对外付款时帐户不足，银行就可以提供以其上存总部的资金头寸额度为限的透支支付。这样一个债权债务的关系就将受到“安全港”的影响。如果子公司对母公司没有一定的权益性投资，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子公司将不能获得足额的资金划拨，同时不足的部分就需要向银行进行贷款呢？那么企业设立现金池获得外源融资变内源融资的收益将大打折扣了。 同时，这个“安全港”的设定难度比较大，既要确保所有的企业在任何时期都可以使用的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的固定比率，且这个标准也不会妨碍到企业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其次，在运用正常交易法时，税务机关必须以非关联企业之间不会依此借款条件相互之间提供信贷为由，将企业间债权关系重新定性为股权关系，或认定该债务的利息支出不得税前列支。若遇到第三方贷款，税务机关必须以如果贷款人和借款人不是跨国公司的关联企业的话，贷款人不会在相似的贷款条件基础上向独立企业提供贷款为由，对第三方贷款进行重新定性。这在实际操作中可行性是比较差的。再次，若资本弱化税制过严，会限制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不符合国际经济大趋势，对宏观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会超过增加税收的好处。
『贰』 简述各国防范资本弱化的基本方法
反资本弱化的主要方法 利用资本弱化避税问题，已经引起各国税务当局的密切关注，那采取何种方法来控制资本弱化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倡采用两种方法对付资本弱化： 1.正常交易法 在决定贷款或募股资金的特征时，要看关联方的贷款条件是否与非关联方的贷款相同，如果不同，则关联方的贷款可能被视为隐蔽的募股，要按资本弱化法规处理对利息的征税。 2.固定比率法 如果公司资本结构超过特定的债务一股份率，则超过的利息不允许税前扣除，可以将超过的利息视同股息征税。 目前发达国家税务当局主要采取此两种方法来对付资本弱化。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大多数国家采用固定比率法，英国等少数国家采用正常交易法。 我国反资本弱化的现有措施及其评价 我国是吸引外资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动力。然而，由于资本的趋利性特征，国外跨国公司同样在中国会运用其资本弱化手段来减少在中国的纳税义务，以貌似合法的手段争夺中国的税收利益。我国目前没有非常系统的手段来对付这种资本弱化，甚至在官方文件中并没有提及“资本弱化”的概念。但是在很多方面，我国已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资本弱化对我国税基的侵蚀。虽然没有像国外“资本弱化规则”那样的专门名称，但这些规定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资本弱化的效果。这些规定和措施包括： 1．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资本金管理 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为例，规定： （1）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不得低于25％； （2）在合营期限内不得任意减少注册资本，股东不得抽回其出资，体现了资本不变原则； （3）明确了合营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的比例： ①投资总额在300万美元（含300万）以下的，注册资本至少占投资总额的7/10； ②投资总额在300万美元以上至1000万（含1000万）美元的，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1/2，其中投资总额在420万美元以下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210万美元； ③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至3000万（含3000万）美元的，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2/5，其中投资总额在1250万美元以下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美元； ④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1/3，其中投资总额在3600万美元以下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200万美元。 （4）公司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应计提三项基金。所有这些规定和措施，都是为了资本保全完整，防止资本金实质减少，以有利于保障所有者权益和债权人权益。保证公司的资本金与其所经营的行业、项目相适应，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这实际也是防止资本弱化的有效规定。 2.对关联方的规定 对关联关系的认定和解释，我国从股权控制、融资控制等八个方面作出了明确，其中包括“相互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中一方的股份总和达到25%或以上的；直接或间接同为第三者拥有或控制股份达到25％或以上的；企业与另一企业之间借贷资金占企业自有资金50％或以上，或企业借贷资金总额的10%是由另一企业担保的等等。企业间存在上述任何一种倩况，均可认定为有控制或被控制关系的关联企业。 3．对负债利息的相关规定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55条规定，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融通资金所支付或者收取的利息，超过或者低于没有关联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或者其利率超过或者低于同类业务的正常利率的，当地税务机关可以参照正常利率进行调整。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有比较严格的资本金管理要求，对关联方也作了严格规定，对关联方的利息支付和收取的利率水平有参照“正常利率”的标准。从某方面看，我国的规定类似于英国的“正常交易原则”。以上的规定适合中国国情，对反资本弱化起到了一定效果，有利于贯彻税负公平原则，维护我国的税收利益。
求采纳
『叁』 目前,各国实行的资本弱化法规有哪些特点
（1）只适用于本国的法人实体，但不适用于外国居民公司在本国的分支机构以及具有本国居民身份的合伙企业；（2）受限制的利息扣除一般为支付给境外的、在本国企业中拥有一定比例（15%以上）股权的非居民贷款人；（3）本国公司支付给非居民贷款人的超限额贷款利息一般要依据股本金额的大小来确定，即所谓的“债务∕股本比例”，也就是说，只有超过该比例的贷款利息才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肆』 国际反避税的借鉴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商来华投资日益增多,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出口创汇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应当看到,我国在吸引外商投资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避税问题较为严重。这不仅严重侵蚀了我国的税收收入;还会扰乱我国的经济秩序,对外汇收支平衡产生了影响,造成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此外,由于转移利润造成外商到中国投资会出现亏损的假象,影响了不明真相的外商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吸收外资。综上所述,我国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切实加强反避税工作。
严格判断纳税人居民身份的标准
一方面,针对人们利用临时移居、压缩拘留时间的办法躲避我国的自然人居民身份,在税法中规定了纳税人中途临时离境不扣减其在我国的居住天数,即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在我国境内居住满365日的,要就其从我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临时离境一次不超过 30日,或多次离境累计不超过90日的不扣减。另一方面,针对法人的移居,我国在判定法人居民身份时有必要采取法律标准和总机构所在地标准相结合的办法, 而且这两个标准必须同时满足,缺一不可。
加快完善我国转让定价法规的步伐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吸引外商投资心切,一般不愿意象发达国家那样制定严厉的转让定价法规。借鉴发达国家制定转让定价法规的经验,首先要制定相关的程序性立法,加快制定预约定价协议的操作规程;其次针对目前的转让定价法规过于粗略的问题,要对有关的业务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尤其是对无形资产和劳务的范围要做出界定;对违反转让定价法规的纳税人要做出具体的处罚规定,以提高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度;从税务部门执法的角度看,要培养一批具有良好业务素质、精通各种业务知识并有丰富经验的专业反避税人员,同时还要加强与国外税务部门在转让定价调整方面的合作。
不需制定对付避税地的法规
发达国家之所以实行对付避税地的法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有“推迟课税”的规定。而我国由于税法中没有推迟课税或对国外所得免税的相关规定,所以不需要制定对付避税地的法规。但并不是说明我们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转移行为听之任之,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利用外汇管制手段达到反避税的目的。
在双边税收协定中加入反滥用条款
为防止第三国居民滥用我国与他国签订的税收协定,我国可以在与他国签订税收协定时加进一些反滥用条款。如具体规定某些不固定的营业地亦可视为常设机构;此外, 凡为了其委托人的利益而从事经营性业务的非独立代理机构可视为常设机构。规定对那些具有消极投资特征的所得将不能按协定享受低税待遇;对外商投资企业滥用我国免税期,如“两免三减半”的行为采取必要的措施;严格限定适用低税率的范围等措施。
明确界定“资本弱化规则”的概念及其措施
我国目前没有非常系统的手段来对付资本弱化,甚至在官方文件中都没有提及“资本弱化”的概念。但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我国已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防止资本弱化对我国税基的侵蚀。基于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界定我国对资本弱化的准确界定及其债务/股本的比例;由于 25%的关联企业的判定标准过于严格,所以要适当降低这一限制比例,以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最后,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整理零散的法规,建立一套系统的限制资本弱化的税收制度。
采取必要措施加强税务行政管理
目前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以加强我国反避税的税务行政管理工作,即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必须定期向主管税务部门报送其与关联企业开展业务往来情况的申报表;企业负有向税务机关就其转让定价等行为进行举证的责任;明确税务机关对企业转让定价行为进行调查审计的程序和内容。也可以借鉴加拿大和美国在进行税务审计时实施的“双向审计计划”,即对同时在我国和其他国家从事经营的跨国纳税人,两国同时进行审计。
『伍』 外商投资企业避税
针对外商投资中避税问题制定出相应的反避税对策，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外商投资企业的主要避税手段
（一）通过转移定价逃避税收。一些外商利用我国沿海的优惠政策将部分生产活动转移到沿海地区，设立“两头在外”的制造加工型企业。这些企业没有独立的购销网络，其购销活动须依赖于境外关联企业，而其与境外关联企业的交易多采用内部定价策略，此办法主要表现为人为提高设备、原材料、零部件、劳务费用、无形资产的价格等，从而压低产（商）品的出口价等。
1．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抬高定价转移收入。实现避税。有些实行高税率增值税的企业。在向其低税负的关联企业购进产品时，有意抬高进货价格，将利润转移给关联企业，降低出口价格，造成虚假亏损以逃避税收。这样，既可增加本企业增值税扣税额，减轻增值税负，又可减轻所得税负。然后，从低税负的关联企业多留的企业留利中多获一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各类避税手法都有表现，其中尤以利用中方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采取“高进低出”的形式最为突出。表现为：通过境外关联企业高价进口原辅材料；压低企业销往境外关联企业产品的价格。
2．提高设备价格，虚增投资成本。我国税法规定，作为投资的进口设备可不纳税。外商常利用我们不了解设备和技术真实价格的情况，从中抬高设备价格，压低技术价格，把技术转让款隐藏在设备价款里。也有些外商利用其掌握国际市场信息的有利条件，将投资设备的报价提高。超出国际市场价格的几倍，甚至把淘汰的设备当作新设备报价。通过提高设备价格，不但使外商增加了在合资企业中占的股份，以较少的投资获得较多的股息和红利，而且通过扩大设备折旧数额，增加生产成本，减少企业利润，从而逃避我国税收。
3．企业通过与境外关联公司间相互服务时多付劳务费及支付巨额的技术指导费和服务费等办法转移利润。外商投资企业的关联企业间劳务采取不计报酬或不合常规计算报酬的方式，转移收入避税。如，外商投资企业在向其境外关联企业提供销售、管理或其他劳务时，不按常规计收报酬，采取要么不收、要么多收、要么少收的策略，相互转移收入进行避税。
（二）通过缩小股份融资，扩大贷款融资来避税。跨国企业内部贷款有较大的灵活性，在一定条件下可获得避税好处。为达到在东道国少缴税的目的，跨国公司可按较高的利率向子公司收取利息，子公司偿还给母公司的贷款利息不仅可作为子公司的费用而在税金中扣除，而且可免缴汇兑税。而如果跨国公司注入的是股本金，则向境外关联企业分配的股息、红利就无法使应纳税所得额得到冲减。从东道国角度看，资本弱化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高比例的借贷资本导致投资公司出资不到位，以贷款方式注入资本金，在今后的还贷付息时，减少在我国的应缴税款，轻而易举地将利润转移出境；二是利益与责任不相称。投资公司在获取高比例债权收益和股权收益的同时，却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担着所有的经济及社会责任；三是税收权益流失。高比例的境外利息扣除，减少了子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而损害了东道国应有的税收权益。从投资国角度看，由于各国对境外投资所得的征税及抵免规定有所不同，监管力度有限，且投资公司通过设在避税港的关联公司进行投资或融资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资本弱化不仅易导致投资国的资金外流，而且会对其税收权益产生较大冲击。
（三）利用我国税制的差别进行避税。税法不完善是纳税人可避税的先决条件，国家有关部门特别是税务部门对外商管理不力，客观上对外商的避税行为起到一定作用。同时，我国涉外税务人员力量薄弱，征管手段落后，缺乏信息交流，而且涉外税收征、管、查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运行机制尚未形成，征管工作存在漏洞，也是容易被外商避税的原因之一。
1．滥用税收减免优惠。一是利用“两免三减”的税收优惠政策避税。我国税法规定，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从开始获利年度起”实行“两免三减”并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连续五年向后结转亏损的税收优惠。一些外商便人为的调整利润来逃避税收。如，在开业当年获利的企业尽可能的推迟获利年度，将利润的实现安排在“两免”的年度里；从获利第三年开始后的“两免三减”的五年内，尽可能将利润提前在“两免”的年度内实现；从开业之日起两年未获利，后五年享受“两免三减”，从第八年开始停止，又开始新的合资企业生涯，实际上又可以享受“两免三减”的优惠政策。为追求更多的利益，有的外商在享受“两免三减”的优惠政策后，或是更换厂名，或是搬迁厂址，或是将其主要车间划出，把一个旧厂变成几个新厂，而产品品种及销售渠道等均未改变，却要求再次获得“两免三减”的税收优惠。二是利用再投资优惠政策避税。将从企业获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者作为资本投资来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大于五年，经投资者申请和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税款。即便在投资退税后，经税务机关发现再投资不满五年撤出的，缴回40％的退税，对投资者来说仍是一种利益，因为它利用了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三是利用保税区优惠政策避税。我国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外商将企业的经营地点设在保税区，将生产场地设在原材料、人力相对集中的高税区，依法可享受低税区的税收优惠。2．利用国际税收协定的一些条款进行避税。一是利用常设机构避税。由于我国对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常设机构，从我国取得的与上述机构没有联系的收入，不计入常设机构应纳税所得额。这样，一些在我国设立常设机构的外资企业，或绕过常设机构直接采购原材料、销售商品；或虽通过代表处代购原材料，但期间发生的费用不进行分摊，全部由代表处负担，以冲减其营业利润，从而逃避税收。二是机构设在避税地。总机构是否在境内，目前世界各国主要有两种判定准则，看注册地或是看决策地。在中国境内主要是看注册地，因此，很多外商投资企业避免在中国境内注册总机构，进而享有避税的好处。三是中断其他所得与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联系。其他所得指发生在中国境内外与外商投资企业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如果以上各项其他所得与外商投资企业不发生实际联系，那么至少境外部分的其他所得就不必申报纳税。另外，作为预提所得税的税率也比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低13个百分点。
二、外商投资企业避税的危害性
（一）税收流失。关联企业通过转移定价，降低整体税负，将严重侵蚀中国政府应得的税收收入，并直接影响税收调节作用的有效发挥。在现实中，“操纵性”转移定价与关联交易密不可分。利用中方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使得转移定价避税非常容易实现。此外，避税活动所采取的转移定价、资本弱化等手段，对正常的经济秩序也造成影响，而避税中转移出去的利润对我国保持外汇收支平衡也很不利。
（二）滥用税收优惠。我国通过“两免三减”等优惠税率和其它减免税措施，给予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待遇，这本身就减少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外商投资企业为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通过避税手段，将利润转移出中国，又使我国税收收入进一步遭受损失，使同地区、同行业的企业税负不均现象更加严重，不利于公平竞争。
（三）不利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存在许多税收优惠。如，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享有诸多优惠政策，东部企业到中西部投资，利润通过转移定价方式转移到东部纳低税。中西部耗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却没得到应有的纳税补偿，而东部地区没有付出成本却坐享其成，严重破坏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失衡。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国家对西部地区也给予了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样中部地区竞争环境更加恶化，形势更为不利。
（四）不利于鼓励外商积极来华投资。由于避税行为造成外资企业亏损面大，甚至有的地区高达70％以上，从而错误地产生中国投资环境差的负效应，这会影响不明真相的外商来华投资的积极性，客观上给其他潜在的外国投资者造成投资环境不良的印象，打击了这些投资者进入中国投资的决心。
三、我国反避税的对策
（一）完善转移定价法规。目前，我国转移定价法规过于简单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1998年制定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完整、最全面的转移定价税制，但它仅是一个试行规定，其严肃性和权威性都不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又过于简单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此外，由于转移定价调整是一件实践性强的工作，在许多国家的转移定价税制立法中往往还会列举许多转移定价调整的法定范例，而我国转移定价税制立法中缺乏一些转移定价调整的法定范例，也使法规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针对我国在转移定价税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该法规的完善应主要突出以下方面：
1．完善转移定价的调整方法。一是增加国际上新出现的利润分割法、交易净利润率法等作为现有方法的补充。二是借鉴OECD等国家的做法，细化可比性的规定与说明，引入“正常交易值域”的概念，以适应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三是对各种调整方法作进一步细化，详细说明各种方法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及优缺点等，并列举如何使用的实例。
2．推行预约定价税制。从1998年开始，厦门市、深圳市开始尝试与外企签订预约定价协议。引入预约定价协议，以征纳双方事先签订的预约定价协议作为以后征纳税的会计核算依据。这种方式与原来的事后调整方法相比，可给纳税人安排自己的事务以更大的确定性，只要纳税人按协议约定的方式定价就可避免税务部门对其进行调整，也省去复杂的事后审计。
3．综合运用关联关系判定标准，拓宽关联关系适用范围。目前，我国对关联关系的判定标准体现在1998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第四条，从中可看出，我国对关联关系的判定标准采用的是股权测定法和实际控制法。建议考虑国际发展趋势，将与避税地进行交易的企业纳入具有关联关系的关联方范围中，以进行规制。
4．细化劳务费用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劳务费用的纳税扣除条件和非纳税扣除条件，并规定劳务费用的正常收费标准，对集团内部转让劳务成本应包括的因素和正常收费何时可以包括利润因素等一系列操作性问题做出规定。对于劳务费用的非纳税扣除项目，即企业不得列支向关联企业支付的管理费，借鉴OECD准则，应作出规定。
5．完善无形资产转让规定特别条款。无形资产的转让具有与商品交易不同的特点，特别是无形资产具有独占性和专有性的特点，往往很难找到对应的参照标准来确定正常交易价格，调整起来较为困难。因此，对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单独进行税法规制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转移定价的确定方面，首先要将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区分开来。其次，由于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包含的开发成本费用及无形资产的获利能力两方面因素，而后者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估计，无形资产转让时估计的价格与实际价格很可能存在差距。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建立事后调整制度，可以使对无形资产转移定价的调整尽量准确。
（二）制定资本弱化税法。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资本弱化”的避税行为，税法应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债务与资本金的比率。债务股本比率越低，说明资本弱化法规越严格。严格的资本弱化法规虽有利于抑制税前的利息扣除从而增加税收收入，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资本弱化虽然是企业融资自主权的体现，但过分的资本弱化损害了国家税收利益，所以必须加以限制。美国、英国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资本弱化进行法律约束，其中一般规定负债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比率，美国为1.5：1，英国为3：1.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在制定资本弱化法规时应采取从宽政策，债务股本比率应较发达国家略高，定为3：1到4：1之间较为合适，允许跨国公司在一定比率内对债务利息进行税前扣除。超过部分不予抵扣。
（三）修改有关税收优惠的规定。修改减免起始时间，建议修改减免起始时间为“生产之日”或“开业之日”。同时，缩短外商投资企业亏损结转年限。修订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程序，法律应该规定对那些申请新办企业与原企业的股东，经营方式、经营地点没有较大改变的均只能办理变更登记，而不视为新办企业。
（四）推进信息化建设。跨国公司的业务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只有依靠国内各地的税务机构间和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互通情况，才能更好地收到反避税效果。为做好这项工作，应尽早建立国家级的税务信息库，专门负责收集有关的国际商品价格信息、外商个人收入水平及外商、外籍工作人员跨地区经营活动资料和住宅迁移情况，便于有关地区税务部门核实征收。
『陆』 资本弱化的规则建议
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资本弱化规则。
一
选定固定比率法作为我国资本弱化规则的基本方法
OECD推荐使用的方法中有正常交易法和固定比例法。如前介绍，大部分国家（除英国等少数国家外）适用的是固定比率法作为资本弱化规则的基本方法。因为正常交易法对于独立各方的可比性做法，没有明确的指导原则或依据，主观性较强，易给跨国纳税人带来不确定性。固定比率法由于是根据债务/股本比率来确定不允许税前扣除的利息，这种事前确定的方法对于税务当局和打算向外国子公司提供贷款的跨国公司来说都有较强的确定性。英国是一个传统的判例法国家，更崇尚法官根据具体案件的主观判断，而我国有很深厚的制定法传统，因此从这一角度看采用固定比率法更适合我国国情。从国际实践看，这一方法也为多数国家所采用。为了给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一个确定的投资环境，同时也为了遵循WTO的透明度原则，我国应选择固定比率法。
二
制定合适的债务/股本比率
既然采用固定比率法，那么制定债务/股本比率就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债务/股本比率越低，说明资本弱化规则越严格。严格的资本弱化法规虽然有利于抑制税前的利息扣除从而增加税收收入，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如抑制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影响跨国公司对本国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从而给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已经明显得到增强，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让需要引进大量外资继续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因此，在制定资本弱化法规时应采取从宽政策。债务/股本比率应较发达国家略高，定为3:l到4:l之间，允许跨国公司在此比率内的债务利息进行税前扣除，超过部分不予抵扣。
三
制定合适的关联方认定标准
关联方最低控制水平我国是25%，比许多发达国家都低，也就是比他们认定的认定标准要严格。这有背于我国引进大量外资的宏观需要，所以应适当提高，一般认为40%到50%较为合适。
四
将公司不能税前扣除的利息视同股息分配，并征收预提所得税
五
加强税法宣传和相关业务培训
反资本弱化是一项技术要求高的工作，它要求税务人员具备相当的财务会计知识、税法原理和征管经验，还要具备一定的国际贸易知识和外语能力，因此对税务干部加强上述方面的培训对我国的反资本弱化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
与有关国家合作，适时修订双边税收协定
资本弱化问题已经引起大部分国家的高度重视，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已经制定了资本弱化规则，越来越多的国家也会相继制定此类规则。资本弱化规则维护的是本国的税收利益，因此越来越多的资本弱化规则的存在使国际重复征税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而国际重复征税同样会有碍跨国资本的流动。因此，我国在制定资本弱化法规的同时应积极与有关国家协商，适时修订双边税收协定，使各自根据资本弱化规则适用的超额利息视同分配股息的情况避免发生重复征税，公平税负，平衡各国税收利益，促进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
『柒』 为什么使用资本弱化法规会导致重复征税
由于制定资本弱化法规的国家越多,国家间重复征税...若对超额利息采用不予扣除的方法,可能导致双重征税。
『捌』 如何理解企业所得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19条释义
第一百一十九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所称债权性投资，是指企业直接或者间接从关联方获得的，需要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或者需要以其他具有支付利息性质的方式予以补偿的融资。企业间接从关联方获得的债权性投资，包括：（一）关联方通过无关联第三方提供的债权'性投资；（二）元关联第三方提供的、由关联方担保且负有连带责任的债权性投资；（三）其他间接从关联方获得的具有负债实质的债权性投资。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所称权益性投资，是指企业接受的不需要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拥有所有权的投资。
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所称标准，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释义]本条是有关防范资本弱化的细化规定。
本条是对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进一步解释，对企业从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权益性投资进行了定义并对其范围加以原则性界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是税法新增加的有关防止资本弱化的内容。但是企业所得税法的上述规定，有两个方面的内容需要实施条例予以明确：
一是从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的具体范围是指什么？
二是具体标准是多少？实施条例在本条对以上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具体规定。资本弱化，是指企业通过加大借贷款（债权性投资）而减少股份资本（权益性投资）比例的方式增加税前扣除，以降低企业税负的一种行为。企业资本是由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构成的。权益资本是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包括投入的资本金和由此形成的盈余公积和资本公积；债务资本就是从资本市场、银行、关联企业的融资。在企业所用的生产经营所用资金中，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比例的大小反映了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劣。如果企业资本中债务资本占的比例过高，就称为“资本弱化”。资本弱化在税收上的主要结果是增加利息的所得税前的扣除，同时减少就股息收入征收的所得税。
造成资本弱化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由于债务人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可以在税前抵扣，而股东获得的收益即股息却不能在税前扣除，选择借债的融资方式比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从税收的角度来说，更具有优势。其次，许多国家对非居民纳税人获得的利息征收的预提所得税税率，通常比对股息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低，采用债权投资比采用股权投资的税收负担低。对于债务人和债权人同属于一个利益集团的跨国公司来说，就有动机通过操纵融资方式，降低集团整体的税收负担。纳税人在为投资经营而筹措资金时，常常刻意设计资金来源结构，千方百计表现为举债投资，加大借入资金比例，扩大债务与产权的比率，人为形成“资本弱化”，以此来达到避税的目的。因此，许多国家在税法上制定了防范资本弱化条款，对关联方之间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比例作出限制，防范企业通过操纵各种债务形式的支付手段，增加税前列支、降低税收负担，对超过一定比例的借贷款利息支出不允许税前扣除。本条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的概念本条对企业从关联方获得的债权性投资进行了较宽泛、较原则性的定义，着重对企业从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的方式进行了明确。
根据本条规定，从关联方获得的债权性投资，是指企业从关联方获得的需要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或者需要以其他具有利息性质的方式予以补偿的融资。如购买企业债券就属于债权性投资。鉴于目前融资形式的多样性及收益的多变性，我们本条中没有强调债权性投资的投资人可以在预期的时间收到固定的收益且收益具有固定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同时，也没有对债权人获取收益的形式加以限定，这样，债权人既可以通过现金的形式获得报酬，也可以通过非现金的形式获取收益对价，这主要是考虑到目前融资工具多样性及收益支付灵活性的特点而作出的。因为目前企业的融资渠道已不仅仅限于通过借款的形式向关联企业融资，还可以通过融资租赁、补偿贸易的形式向关联企业融资。融资手段不同，支付融资对价的形式也各异。同时，为了防止企业通过隐性手段从关联方融资，在本条中又将间接债权性融资也包括了进来，如接受的背对背贷款等。
从获得方式上，债权性投资既包括直接从其所有关联方获得的债权性投资，又包括间接从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企业直接从关联方获得的债券性投资，是指由关联方直接将资金借给企业，企业按照合同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的投资。企业间接从关联方获得的债权性投资，包括:
（一）关联方通过无关联第三方提供的债权性投资，是指关联方将资金借给无关联第三方，然后由无关联第三方借给企业的投资。
（二）无关联第三方提供的、由关联方担保且负有连带责任的债权性投资，是指虽然该债权性投资是由无关联第三方提供的，但无关联第三方可以选择由关联方偿还，关联方代企业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后，对企业享有追偿权。
（三）其他间接从关联方获得的具有负债实质的债权性投资。具有负债实质的债权性投资，是指名义上不称为债权性投资，但是在某些情形下其实质属于负债性质，如购买另一企业发行的可转换债券或者股权，在某些情形下实质上为债权性投资。
二、权益性投资的概念
本条对权益性投资的定义采用了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定义，是指业接受的不需要偿还本金和利息，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其金额为企业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其范围包括企业投资人对企业投入资本以及形成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等。投资人投入的资本是指所有者投入企业的资本部分，包括构成企业注册资金或者股本部分的金额，也包括投入资本超过注册资本或者股本的金额，即资本溢价或者股本溢价，这部分投入资本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被计入了资本公积，并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本公积项目下反映。权益性投资反映的是所有者对
企业资产的剩余索取权，是企业资产中扣除债权人权益后应由所有者享有的部分，反映所有者投入资本的保值增值情况。权益性投资的目的是通常是为了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或者实施对被投资企业的重大影响，或者为其他目的而进行的，如获得股利收入而对被投资企业进行普通股股票投资，属于权益性投资。
三、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标准，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我国以前并没有采用债务/股本比率来限制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弱化，只是对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中的注册资本比例有一定的要求。例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在300万美元以下的，其注册资本所占比重不得小于70%；投资总额在300万美元-1000万美元，之间的，其注册资本所占比重不得低于50%；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3000万美元之间的，其注册资本所占比重不得低于4%；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其注册资本所占比重不得小于1/3。我国的法律还规定，外国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必须是自己拥有的货币资金及专有技术等；外国投资者的出资额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其认缴的出资规模；外国投资者在生产经营期间不得减少或者抽回其提供的注册资本；如果外国投资者用贷款的方式向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注册资本，则这种借贷资金产生的利息并不能在税前列支。制定上述法规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外商投资企业的中外投资者按时足额地交足注册资本，至于交足注册资本以后，外商投资企业向国外关联企业支付的负债利息是否可以在税前扣除，则要看其计算借款所支付的利息时是否使用的是正常利率，如果计息使用的利率是正常利率，其支付的利息就可以在税前扣除。可见，我国在外商投资企业向国外关联企业支付的利息能否税前扣除的问题上主要强调利息支付的正常交易原则，而不是限制企业的资本弱化。也就是说，只要外商投资企业向国外关联企业支付利息所使用的借贷利率合理，那么，外商投资企业向国外关联企业借债的规模再大，支付的利息再多，其利息也是可以在税前扣除的。这与有些发达国家明确规定本国公司向国外关联公司支付的超过债务/股本比率的负债利息不能在税前扣除这种严格的规定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税法新增的规定防止了这一税收漏洞，但由于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涉及面较广，标准比较具体和复杂，且各行业的实际情况有很大不同，分为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等，在实施条例中不宜一一列举，因此条例授权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规定。各国在限制本国公司资本弱化这个问题上的处理办法并不完全一致。首先，除了英国以外，多数国家都通过规定债务/股本比率的办法来限制本国企业向国外关联公司转移利润，但各国的债务/股本比率存在着差异。澳大利亚、荷兰的债务范围为全部负息债务，债资比例为3：1；加拿大的债务范围为来源于非居民关联企业的债务，债资比例为2：1；韩国的债务范围为非居民关联企业债务，债资比例为3：1，金融企业为6：1；日本的债务范围为非居民关联企业债务，债资比例为3：1；美国的债务范因为全部或者非居民关联债务，比例为超过息税折旧前利润50%的利息/全部债务利息支出和支付给非居民关联企业利息/非居民关联债务，两者较低者不许扣除，不许扣除的利息可以向后结转；德国的债务范围：全部负息债务，债资比例为净利息支出不得超过息税前利润的30%，并规定：如超过上述比例则全部债务的利息支出都不许扣除，但如果德国企业的资本/资产比例高于所属集团全球资本/资产比例，则不适用上述比例，不许扣除的利息可以向后结转；法国的债务范围为全部关联贷款，债/资比例为15：1，利息支出/利息、折旧、摊销前利润比例为1：4（25%），并规定：如果纳税人能证明集团全球债/资比例高于法国企业债/资比例，不许扣除的利息可以向后结转，但按5%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