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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信息公开条例

发布时间: 2022-02-27 08:39:27

1. 上海暖通行业公开招投标的规则

摘要 公开招标公开招标属于非限制性竞争招标,是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符合公开招标资格条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参加投标,按照法律程序和招标文件公开的评标方法、标准选择中标人的招标方式。这是一种充分体现招标信息公开性、招标程序规范性、投标竞争公平性,大大降低串标、抬标和其他不正当交易的可能性,最符合招标投标优胜劣汰和“三公”原则的招标方式,也是常用的采购方式。依法必须招标项目采用公开招标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在指定的媒体发布招标公告。

2. 上海知青户口回沪政策

人均七平米是申请经济适用房的标准,和知情回沪没根本的关系!而且户口回来是一定要六十岁的,办居住证和领取退休补贴没有年龄的限制。

3.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登记回执在条例里面有规定吗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规定得那么细致,但在一些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地方政府规章有明确规定。例如《国土资源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国家旅游局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办法》、《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盘锦市政府信息公开办法》、《鞍山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办法》、《上海市港口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工作程序》等

4. 信息公开第一案:政府还能无可奉告多久

所谓的“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不了了之。8月1日,70岁的董铭老太太及其代理律师何国平终于等来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书,即“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的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事件起因于,董铭的父亲于1947年花200两黄金购买的一处房产,房屋原始资料在徐汇区房地局保存。2004年5月,董铭老太向徐汇区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申请查阅该房屋产权相关原始材料,被拒绝。因此,董铭以政府信息不公开为由,将徐汇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告上了法庭。

一审法院驳回了董铭的诉讼请求,董铭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6月21日,二审法庭上,被诉人上海市徐汇区房地局突然提出,上诉人要求查阅其父亲董其昌名下的房屋的房地产权属资料根本不存在。这样一来,对被上诉人就上诉人诉请公开的信息是否应当公开或免于公开,已无进一步审查的必要。
在此之前的7月26日,在《2005中国信息化发展报告》发布会上,国务院信息办的有关负责人透露,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已提交相关部门,走上了立法轨道。新华社的消息称,为了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建设服务型政府,我国将对政府信息公开设强制性要求。
这表明,党和国家对信息化工作及信息化立法工作高度重视,对于信息化立法,中央多次提出过明确要求。在最近两年的人代会上,许多代表也曾提交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议案,表达了人大代表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迫切心情。
建设法治政府,政务公开必须要有立法保证,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从1999年中国社科院成立专门机构开始研究政府信息公开立法问题,到2002年“起草成文”,再到今天“走上立法轨道”,历时六年。这样的速度,真可谓“蜗牛式”立法。究其原因,实为认识难题太多。
在条例的起草过程中,专家们会碰到很多难题的困扰,仅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的范围划定就涉及太多的细节。又比如,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应该是政府各级部门,但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能给人大、法院、检察院设立公开信息的义务,也就是说在信息公开的范围上也受到限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起草者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哪些信息应该公开,哪些信息不能公开。这就涉及如何划定保密范畴的问题。专家在草案里比较详细地规定了“例外”,当然,每一个例外如何掌握,从各国的经验来看,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明确。比如说保护个人隐私。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个人隐私?需要在实践中明确界限。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的七个例外情况包括:《保密法》规定的应当保密的政府信息;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不予公开的秘密;政府机关内部规定的,与公民无关的日常办事制度;不应公开的公民个人隐私;企业的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不应公开的相关信息;政府部门正在研究,尚未形成决议的信息可不公开。
但具体到何为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其确定标准还不明确,政府可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继广州市政府2003年初率先实施《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后,上海、湖北、成都、杭州等省市也先后制定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政府信息公开仍然存在内容不够广泛、公开形式不够规范、信息失真等问题。政府信息公开到底难在哪儿?
信息是一种资源,掌握了某类信息实际就是掌握了财富,所以拥有信息的人很难得有愿意和人分享,这更说明制定法律的必要性。政府信息公开不是一种简单的办事制度,需要通过条例把它作为一个法定的义务。
在实践中,认识和观念问题给政务信息公开带来的阻力最大。另外,从各地政府已推出的政务公开措施看,只是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缺少明确具体的实施细则。例如,个别地方规定要公开“为民办实事的工程建设、管理等情况”,但具体公开哪些“情况”却语焉不详。至于大广场、宽马路等形象工程,其建设的依据是什么、会带来什么效益、工程的造价是如何计算、工程为什么承包给张三而不是李四、工程建设中的资金是如何使用的等等,该不该公开?如果需要公开,由谁来落实?谁来监督落实的情况?谁来保证公开出来的信息的真实性?这些都有待法律法规进一步细化。
此外,现在各级地方政府,包括有关部委对条例的要求准备还不足。现在不光是不愿意透露给公众,就是部门之间的信息都达不到有效的沟通,部门割据、个人利益至上,政府的改革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要真正动大手术才行。但是深层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出台的一些新措施就会大打折扣。
那么,一些官员没有道理、大事小事的“无可奉告”,究竟还要延续多久呢?这是一个令人们忧心的问题。
(资料来源:网易新闻)

5. 最高法院(2014)行监字第148号

2014 148号
原告刘成春。
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陈彦峰。
委托代理人姜子建。
委托代理人刘杰。
原告刘成春不服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浦东市场监管局)信息公开答复行政诉讼一案,于2014年4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4月9日受理,于同年4月1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4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成春,被告浦东市场监管局的委托代理人姜子建、刘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2月11日,被告浦东市场监管局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以下简称被诉答复),编号:XXXXXXXXXXXXXXXXXXX1,主要内容为:被告于2014年1月24日收到刘成春要求获取被告用于受理公民投诉举报专用电子邮箱地址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答复如下:原告要求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存在。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及依据: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及信封,证明原告向被告邮寄申请,要求获取被告用于受理公民投诉举报专用电子邮箱地址,并要求以书面形式答复原告;2、工作记录,证明被告并无用于投诉举报的专用电子邮箱,但投诉举报途径有在线投诉举报、电话投诉举报等多种方式,投诉举报路径畅通;3、被诉答复及邮寄凭证,证明被告于2014年2月11日向原告作出书面答复,告知原告信息不存在,并于当日邮寄送达原告;4、被告官网截屏,证明官网设置有投诉举报的专门入口;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第二十一条及其第(三)项、第二十四条,作为被告的职权依据、程序依据和法律适用。
原告刘成春诉称,原告要求被告公开用于受理公民投诉举报专用电子邮箱地址,被告答复原告称信息不存在。原告认为被告拒绝提供政府信息构成违法,同时认为被告具有提供专用投诉举报电子邮箱的法定义务。故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被诉答复,并针对原告申请重新作出答复。原告未出示证据。
被告浦东市场监管局辩称,其并未设置专用的投诉举报的电子邮箱,也无法定义务必须设置。被告的投诉举报路径畅通,投诉举报人可以通过信函、电话、在线平台等方式,进行投诉举报。被告作出的被诉答复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并且在法定期限内答复原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被告的相关法律依据由法院审查,对被告的证据认为原告申请信息公开和被告作出答复及邮寄送达的事实无异议,对官网截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工作记录制作时间无法判断故不予质证。
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24日,被告浦东市场监管局收到原告刘成春邮寄的信息公开申请,原告要求获取被告用于受理公民投诉举报的专用电子邮箱地址。被告经审查,发现其并未设置专用电子邮箱,故于同年2月11日作出被诉答复,告知原告要求获取的信息不存在,并于当日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不服,遂涉诉。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五条之规定,被告具有受理和处理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原告向被告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受理投诉举报的电子邮箱地址,被告经审查,发现并未设置专用电子邮箱,故告知原告该信息不存在。被告基于信息不存在的客观事实作出的被诉答复并无不当,也履行了相关的法定程序。原告要求撤销被诉答复并要求重作之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成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刘成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吕月荣
代理审判员 郭寒娟
人民陪审员 周国莲
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卫佳峰

6.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具体的政策法规急

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改善人居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区域的生活垃圾投放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市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区域,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分步推进办法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条(基本原则)

本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遵循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属地管理、分步推进的原则,逐步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水平。

第四条(管理部门)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组织推进、指导和监督管理。

市商务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回收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市环保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处置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本市其他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五条(区县政府和乡镇、街道职责)

区(县)人民政府负责所辖区域内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组织实施。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区(县)人民政府的部署,负责所辖区域内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具体落实。

第六条(联席会议制度)

本市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综合协调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第七条(目标编制)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编制本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阶段性目标。本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阶段性目标包括市、区(县)生活垃圾处置总量控制指标和分类投放实施区域推进指标等内容。

第八条(垃圾产生者义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履行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义务,共同维护良好的城市环境。

第九条(清洁生产)

本市鼓励研发推广清洁生产技术、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取改善管理和综合利用等措施,促进可循环利用和资源化利用。

第十条(包装物减量)

本市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严格执行本市商品包装物减量的有关规定,减少包装废弃物的产生。

第十一条(果蔬菜皮减量)

本市大型果蔬集贸市场应当实行果蔬菜皮就近就地处理;标准化菜场实行净菜上市。

第十二条(低碳消费)

本市鼓励单位和个人使用可循环利用、资源化利用物品。

本市旅馆、餐饮等经营单位应当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餐饮经营单位还应当提示并指导消费者适量消费。

第十三条(绿色办公)

本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先行实行绿色办公。政府采购应当按照规定优先采购可循环利用、资源化利用物品。

第十四条(配套政策和标准)

市发展改革、财政、经济信息化、质量技监、商务、旅游、农业、机关事务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办法第九条至第十三条的要求和各自职责,制定配套性文件和标准。

第十五条(投诉和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都有权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举报、投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接到举报、投诉后,应当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予以反馈;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交有权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处理。[2]

第二章分类标准和分类投放要求

第十六条(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本市生活垃圾的基本分类为:

(一)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循环利用和资源化利用的废塑料、废纸、废玻璃、废金属等废弃物;

(二)有害垃圾,是指纳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且应当专门处置的废镍镉电池、废药品等废弃物;

(三)湿垃圾,是指易腐性的菜叶、果壳、食物残渣等有机废弃物;

(四)干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商务、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本市生活垃圾的具体分类目录及投放规范,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确定)

本市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

本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道路、广场、公园、公共绿地等公共场所,其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公共服务单位为责任人。

(二)机场、客运站、轨道交通以及旅游、文化、体育、娱乐、商业等公共场所,经营管理单位为责任人。

(三)住宅小区由业主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物业管理的,物业服务企业为责任人;由业主自行实施物业管理的,业主为责任人;未实行物业管理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确定责任人。

(四)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的办公和生产场所,由业主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物业管理的,物业服务企业为责任人;由业主自行实施物业管理的,业主为责任人;由业主整幢出租给其他单位使用或者委托其他单位经营管理的,使用单位或者经营管理单位为责任人。

按照前款规定无法确定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的,由所在地的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确定责任人。

第十八条(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职责)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承担下列职责:

(一)按照本办法规定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二)将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分类驳运至垃圾箱房或者垃圾小型压缩收集站;

(三)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工作进行宣传、指导,对不符合分类投放要求的行为予以劝告、制止。

业主大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时,应当约定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

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在必要时,可以安排生活垃圾分拣员进行辅助分类。

住房保障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配合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做好对物业服务企业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物业服务企业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工作,应当纳入物业服务企业的考核评级。

第十九条(分类收集容器设置要求)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按照下列规定设置:

(一)住宅小区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类收集容器。

(二)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的办公和生产场所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类收集容器。但湿垃圾产生量较少的单位的办公和生产场所,可以按照分类收集容器设置规范,减少设置湿垃圾收集容器。

(三)道路、广场、公园、公共绿地、机场、客运站、轨道交通以及旅游、文化、体育、娱乐、商业等公共场所设置可回收物、干垃圾两类收集容器。但湿垃圾产生量较多的公共场所,应当按照分类收集容器设置规范,增加设置湿垃圾收集容器。

本市鼓励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按照生活垃圾分类推进步骤,细化设置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第二十条(收集容器设置规范)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本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设置规范,并向社会公布。

本市生活垃圾收集容器设置规范应当包括收集容器的类别、规格、标志色、标识以及设置要求等内容。

第二十一条(分类投放要求)

单位和个人应当根据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生活垃圾具体分类目录和投放规范投放生活垃圾,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害垃圾投放至有害垃圾收集容器,不得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二)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投放至相应的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细化设置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细化分类要求,将生活垃圾投放至相应的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行为规范内容,应当按照物业管理相关规定,纳入管理规约。

第二十二条(报告和公布)

生活垃圾分类未达到要求的,生活垃圾收运作业服务单位应当按照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将有关情况报告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接到有关情况报告后,应当要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改进,并可以根据改进情况,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2]

第三章分类减量的促进措施

第二十三条(鼓励参与)

本市鼓励通过社会化方式,促进与激励单位和个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宣传动员)

绿化市容、环保、商务、旅游、文广影视等行政管理部门和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团体应当做好垃圾分类减量的宣传和动员工作。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知识纳入学校、幼儿园教育内容,并组织开展青少年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教育和实践等活动。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和互联网站等媒体应当进行普及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知识的公益宣传。

第二十五条(购买服务及示范指导)

区(县)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指导活动。

住宅小区可以安排示范指导员,指导居民按照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范投放生活垃圾。

第二十六条(行业协会工作)

本市市容环卫行业协会、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旅游行业协会、连锁经营协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协会等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开展本行业内的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评价和培训工作,引导、督促会员单位遵守本办法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分类计量和统计)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商务、环保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建立生活垃圾分类计量称重工作制度,逐步对本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置实行重量统计。

第二十八条(垃圾跨区域处理环境补偿制度)

本市实行生活垃圾跨区域处理环境补偿制度。生活垃圾处置导出区(县)应当向生活垃圾处置导入区(县)支付环境补偿资金。重量统计信息作为支付环境补偿资金的依据。

第二十九条(精神文明创建评选)

本市文明小区、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城区等精神文明创建项目的评选标准中,应当包含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实施情况。

第三十条(绩效考核)

区(县)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实施情况,应当纳入区(县)人民政府绩效考核范围。

第三十一条(信息系统)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本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信息系统,用于记录、统计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信息,并逐步与商务、环保等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2]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违反规定行为的处理)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未按照规定设置分类收集容器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未将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分类驳运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未按照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管执法部门按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处理:

(一)单位未按照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二)个人未按照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市和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城管执法部门以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影响的,由上级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并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一)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监督管理等职责;

(二)未依法处理发现或者告知、投诉、举报的生活垃圾违规行为。[2]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四条(单独投放收集的生活垃圾)

本市生活垃圾中食品加工单位、饮食经营单位、单位食堂等单位产生的餐厨垃圾和餐厨废弃油脂,居民装修垃圾,废旧家具等大件垃圾,以及其他生活垃圾,法律、法规、规章有单独投放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分类收运处置)

对于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置作业服务单位应当按照《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实行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置。

第三十六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14年5月1日起施行。

(6)上海市信息公开条例扩展阅读:

一、《办法》制定的意义

《办法》是旨在通过法治方式改变和规范垃圾收集行为,提高本市垃圾处理水平的一项重要立法决策,其意义主要是:

第一,标志着上海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法制化的新起点。《办法》是在总结上海以往多轮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尤其是2011年以来的试点工作经验,借鉴国际上大城市垃圾分类法律实施经验基础上,结合上海实际确定的法律制度。其实施意味着上海垃圾分类减量工作从试验性探索到确定性的法制化新起点。

第二,有助于提高上海的生态文明水平。垃圾处理已是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重大难题,是代表着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垃圾分类减量法制化,有助于促进和提升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的国际形象,有助于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在上海的落实。

第三,有助于提高上海的整体城市文明水平。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最终体现在公民个人良好的投放垃圾行为习惯的形成。此项工作既需要政府的组织推动和监管实施,又需要市民的广泛行动,也需要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

通过对此项工作所涉各方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立法明确,能够更好地促进上海市民良好行为习惯的尽快形成,提高上海城市文明的整体水平。

二、《办法》的特点及主要内容

(一)《办法》适用上“分步推进”的特点

《办法》的主要特点:一是,在法律适用空间上,并不是自施行之日起即在全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全面施行分类投放,而是由绿化市容部门按照分步推进办法,确定具体区域,不断地有序推进实施。

二是,从制度约束上,《办法》设定的处罚条款,并不是自施行之日起全面适用。而是根据渐进性特点,在实施初期,对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对不符合规范的行为进行劝阻、教育。

但如果在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较为成熟和成功的小区中,对个别较为恶劣的行为,会依法处罚。当然,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的处罚,将会随着垃圾分类法律制度实施的深入而不断加强完善。

(二)明确垃圾分类减量监督管理和推进落实职责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法制化推进,政府责无旁贷,且需合力推动。

《办法》确立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推进模式:

(1)市绿化市容局负责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组织推进、指导和监督管理。

(2)市商务委负责可回收物回收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市环保局负责有害垃圾处置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3)区县政府是垃圾分类减量的责任主体,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实施,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区域内分类减量工作的具体落实。

此外,市发展改革、财政、旅游、农业、机关事务等行政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制定配套性文件和标准,配合实施。

(三)确立垃圾“四分法”基本分类标准

本市垃圾分类标准已从早期试点的有机、无机二分法,逐步拓展为2011年以来试点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湿垃圾)、其他垃圾(干垃圾)的四分法。

此次立法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延续了四分法分类标准。考虑到试点中市民对垃圾“干湿分类”命名的认可度高于“厨余与其他垃圾分类”的命名,所以本次立法将原四分类垃圾名称微调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

同时授权市绿化市容局制定细化分类目录,以便市民可以清楚地知道具体分类要求。

(四)明确垃圾收集容器设置要求

考虑到不同区域产生垃圾的类别、数量不同,《办法》采取“因地制宜”原则,区分住宅小区,单位办公生产场所以及公共场所等三类区域,设定了差异化的设置要求。

同时,《办法》也授权市绿化市容局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和公布设置规范,明确收集容器的类别、规格、标志色、标识以及设置要求等具体内容。

(五)建立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

为了保障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有效开展实施,《办法》首先根据场所区域差异、实行物业管理情况、出租及委托经营情况等因素,区分道路等公共场所、客运站等公共场所、住宅小区、单位办公生产场所等四类,确定了不同责任人。

其次明确管理责任人的三个主要职责:

(1)设置分类收集容器;

(2)分类驳运;

(3)宣传指导和劝告制止。

(六)明确垃圾分类减量促进措施

垃圾分类减量工作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需要一个长期推进过程,需要多方面有效推动,《办法》专章明确了一系列分类减量促进措施,主要包括:

一是,鼓励通过社会化精神和物质奖励方式,促进与激励市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

二是,行政部门、媒体都应当做好垃圾分类减量的宣传和动员,垃圾分类减量知识应纳入学校、幼儿园教育内容。

三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指导活动。四是,要求各相关行业协会制定自律规范,引导督促会员单位依法循规。

7. 我是上海人上海户口 在公司转正式工 公司登记错了 把我登记成非户籍 会对我有影响吗

对于“我是上海人上海户口 在公司转正式工 公司登记错了 把我登记成非户籍 会对我有影响吗”的回答:户籍登记错误后,如果仅仅就是公司内部表格那是不会有社会、公司影响的;如果并非内部表格,而是要上报社保、公安部门的政府机构的,那么对于今后工作调动、购买房产、子女就学等的一定会有影响的。但是我们国家就在今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5月15日起施行)网页链接,依据其第四十一条规定提问者可以以书面申请方式,要求行政机关更正不准确部分信息的;这样也就不会对提问者发生社会影响了。

8. 上海规范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行为

5月9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土地交易市场管理办法》,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办法》指出,应当在土地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范围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开发区成片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割转让;其他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在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的;合同约定在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的。

以下为原文:

上海市土地交易市场管理办法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行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土地高质量利用,促进廉政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和原则)

本办法所称的土地交易市场,是指由市政府批准设立的汇集和发布土地交易信息、公开实施土地交易活动、办理土地交易事务的固定场所。

本市土地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营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的土地交易市场环境。

第三条(管理部门和承办机构)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土地交易活动。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依据本办法的规定,实施相关管理工作。

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是本市土地交易市场的承办机构,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具体实施土地交易活动。

第四条(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的职责)

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履行以下职责:

(一)提供土地交易活动专门场所,为土地交易代理、信息咨询等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场所;

(二)汇集、发布本市土地交易信息;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土地交易活动;

(四)从事与土地交易相关的其他事务。

第五条(事务公开)

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应当将土地交易规则、运作程序、服务内容、工作守则和监督办法等在土地交易市场及相关网站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六条(评标专家管理)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应当建立土地招标的评标专家库。实施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活动前,应当在公证处的公证下,随机抽取评标专家。

第七条(在土地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范围)

下列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应当在土地交易市场进行:

(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

(二)开发区成片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割转让;

(三)其他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在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的;

(四)合同约定在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的。

除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可以委托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在土地交易市场进行交易。

第八条(公开土地交易信息)

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应当在土地交易市场发布以下信息:

(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的招标拍卖挂牌公告和交易结果公示;

(二)开发区成片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割转让的招标拍卖挂牌公告和交易结果公示;

(三)其他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在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的公告和交易结果公示;

(四)合同约定在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的公告和交易结果公示;

(五)可以以协议方式出让、出租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地公告和交易结果公示;

(六)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委托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在土地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公告和交易结果公示;

(七)其他需要发布的土地交易信息。

前款第(一)至第(七)项的信息,还应当通过中国土地市场网、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上海土地市场网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出租交易规则)

依法应当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出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由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按照国家和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规则,组织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

经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后,中标人、竞得人按照中标通知书或者成交确认书的要求,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或者出租合同,并缴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或者租金,依法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十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出租交易规则)

除工业、研发总部类用地和商业、金融、旅游、娱乐、服务业、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外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供地公告发布后,规定的申请用地期限届满只有一个用地申请者的,由土地管理部门按照协议出让规则,与申请用地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意向书,并将该意向书或协议出让信息在土地交易市场内公示。公示期满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合同的,应当在土地市场网公示交易结果。

有两个以上申请用地者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由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组织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

第十一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出租交易规则)

有关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出租交易规则,参照同类用途国有建设用地执行。

第十二条(成片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割转让交易规则)

开发区下列成片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割转让,应当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进行:

(一)涉及工业、研发总部类用地以及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

(二)除工业、研发总部类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以外,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

经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后,中标人或者竞得人按照中标通知书或者成交确认书的要求,与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和转让监管协议,并依法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十三条(其他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交易规则)

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三)(四)项规定在土地交易市场进行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和本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委托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可以通过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按照相关规定,以公开方式进行。

经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组织公开交易活动后,中标人或者竞得人按照中标通知书或者成交确认书的要求,与原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签订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依法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十四条(投诉检举)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应当在上海市土地交易市场设立投诉检举渠道,并对外公示投诉检举途径、时间、地点及方式等内容,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土地交易违纪违规行为的投诉、检举。

土地交易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诚信管理)

按照建立健全信用体系的要求,根据市场主体分类分级的动态信用状况,通过信用信息档案和交换共享机制,依法限制或禁止失信主体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市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活动,强化对市场主体的监管,推进土地交易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

第十六条(法律责任)

市、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以及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在土地交易过程中收受贿赂、徇私舞弊、泄露秘密、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相关监察机关给予政务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介服务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土地交易过程中,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业务管理规则、保密协议等规定行为的,市或者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或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应当依据相关服务约定,予以处理;造成损失的,依法追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办法所称中介服务单位,是指为土地交易市场提供有关专业服务的个人、机构或组织,包括银行、公证处、评标专家、主持人、咨询机构及相关行业组织等。

第十七条(制订业务规则)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应当根据本办法,制订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交易业务规则。

第十八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4月30日。

9. 2009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申请情况
2009年,本市依申请公开信息目录数共24545条。
本市各级政府机关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1773件,其中市级机关收到4083件,区(县)政府及工作部门收到7690件;当面申请6732件,占57.2%,以网上提交表单形式申请3063件,占26%,以电子邮件形式申请101件,占0.8%,以传真形式申请143件,占1.2%,以信函形式申请1622件,占13.8%,以其他形式申请112件,占1%。
在市级机关中,申请量列前5位的是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市公安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建设交通委。申请内容主要涉及土地管理批文、规划行政许可、房屋动拆迁许可及补偿安置、建筑施工许可、治安和户政管理、企业登记注册信息、涉及水系和雨水排水规划审批、建设项目环评报告、养老保险、福利待遇、劳动就业、资金管理等方面。
在区(县)政府机关中,申请量列前5位的是浦东新区、黄浦区、静安区、普陀区、虹口区,申请内容主要涉及房屋拆迁与补偿标准、土地征用、城市规划、建设项目审批、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物业管理、财政等方面。
(二)申请处理情况
在11773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已经答复的为11137件,其余申请按照《条例》和《规定》顺延到下年度答复。
在答复中,“同意公开”的为5731件,占总数的51.5%;“同意部分公开”的为238件,占总数的2.1%;“不予公开”437件,占总数的3.9%。
其他情况4731件。其中,“非《规定》所指政府信息”550件,占11.6%;“信息不存在”1761件,占37.3%;“非本机关职责权限范围”1489件,占31.5%;“申请内容不明确”441件,占9.3%;“重复申请”224件,占4.7%;“非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等其它情形266件,占5.6%。
(三)依申请收费及减免情况
各政府机关按照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关于本市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收取复印、邮寄等成本费用共计6339.5元。
同时,对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领取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以及确有经济困难情形的人员,依法减免了相关费用。

10. 政府信息公开,哪些是必须,哪些是例外

如何理解“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核心是要厘清哪些是不公开的“例外”情形。依据《条例》,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解读。
第一个层次,便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属于不予公开的范围。这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从制度设计的完整性、和谐性来说,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应当与国家秘密保护、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三方面的立法相协调、同步。
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既制定了《信息自由法》,规范政府的信息公开行为,又制定了《隐私权法》和《贸易秘密法》,明确政府在公开信息时,不得不正当地侵犯个人的隐私权和企业的商业利益。
日本在《日本行政机关拥有信息公开法》之外有《行政机关拥有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在政府信息公开时,对个人信息的公开仅限于两种情形:一种是公开后对个人不造成不利影响的信息,如获得荣誉称号、受到表彰等;另一种是不公开对公共利益会造成危害的信息。
但中国的立法现状,显然还未实现完整性与和谐性:
一是已有计划但还未制定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
二是尚无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的立法计划;
三是政府信息公开还只是行政法规,未上升为法律,与其他几部法律之间的法律位阶不对等,影响其法的效力。
我国实践中,上述不予公开的例外情形还遇到下列实施难点:
一是国家秘密与工作秘密的关系。因为国家秘密在《国家秘密保护法》中有明确界定,而在地方工作中,还涉及不属于国家秘密但属于工作秘密的情形,是否也适用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情形,没有明确规定。在《条例》制定过程中,曾考虑明确工作秘密也列为不予公开的范围,但又担心在实践中会被滥用,最后未作表述,让地方参照国家秘密执行,具体操作难免法律风险。
二是商业秘密的界定问题。因为商业秘密的界定主要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里的表述:“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这属于经济法调整范畴,已超出了行政法的范畴,不少行政机关认为超出了其业务能力,客观上影响了该不予公开情形的实施。
三是个人隐私的界定问题。个人隐私更是个民法概念,也超出了行政法的范畴,行政机关普遍认为,由其来认定个人隐私,不仅超出了其能力范畴,且法律风险很大。
根据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编写的《通往法治政府之路(2010—2012年研究报告集)》,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0.7%的被调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人员认为,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缺乏明确的界定标准,导致应由谁来认定及如何认定难以把握,是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惑。
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日本和英美等国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做法,即不以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为不予公开的标准,而是对可能涉及商业秘密、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都列入不予公开的范围。
日本《行政机关拥有信息公开法》将个人信息、团体信息列入不公开信息的范围,朱芒教授研究指出,“与个人相关的信息”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可包括个人的思想、信念、身份、地位、健康状况以及其他一切与该个人有关的信息。美国《信息自由法》中豁免公开的信息包括“个人信息、医疗信息与类似的信息”,个人信息与医疗信息的含义比较清晰,但“类似的信息”含义较为模糊。
1982年之前,对“类似的信息”的解释比较狭窄。在1982年“美国国务院诉《华盛顿邮报》”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从宽解释,认为所有“适用于特定个人”的信息都适用于本类例外。英国《信息公开法》也将“与个人信息有关的信息”列入不公开的范围。
笔者因此建议,立法修改时,将政府信息不予公开的情形,表述为:
“ 属于商业秘密或者可能不当影响其市场竞争力的其他财务信息、商业信息;属于个人隐私或者可能涉及个人隐私而信息主体不愿公开的政府信息,避免因需要对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作出认定而带来的实施难题。
第二个层次,有两种情形是国际上普遍列入不公开的范围,而我国却没有排除的:一是正在形成、研究中的过程性政府信息;二是公开可能影响执法和司法公正的政府信息。
上海市于2004年颁布实施的《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是将上述两种情形列为免于公开情形的。这是在研究借鉴国际上普遍做法的基础上确定的。
如日本《行政机关拥有信息公开法》把“国家机关和地方公共团体内部或相互之间有关审议、讨论或协议的信息”作为不予公开情形,因为“公开可能对坦率的意见交换、意思决定的中立性造成不当损害、可能产生国民间的混乱、可能不当地给予特定的人利益或不利益。”
英国的《信息自由法》规定了25种不予公开的信息,其中涉及过程性信息内容的有三类:损害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内部关系的信息,与政府政策的制定有关的信息,与国王、王室成员及其家族的通信有关的信息。
美国《信息自由法》规定,在行政机关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中,不得向非行政机关当事人公开机关之间或机关内部的备忘录或信件。该规定中包含着讨论程序特权的内容,行政机关可以依法享有不公开的豁免特权。
事实上,过程性信息的公开在我国实践中的争议很大,产生的争议案件也最多。在《条例》实施后,面对的诉讼案,首先就是这类过程性信息公开的争议,《条例》实施后的全国第一案就是过程性信息的公开问题。
最后,为解决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国务院办公厅于2010年11月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其中明确:行政机关“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与行政机关内部人事、财务管理信息相类似,为实践中解决这类难题提供了依据。
其实,将过程性信息认定为不属于政府信息的范畴,在法理上仍是值得探讨的,应当以认定其是政府信息,但属于不予公开范围为宜。笔者所要提出的相关立法建议是,
“ 在修订《条例》或者将《条例》上升为法律时,应当将国际上普遍列为免予公开的两种情形:过程性信息和公开可能影响执法和司法公正的政府信息,也和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一样列为不予公开的范围。
第三个层次,属于我国特有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的两种情形,即“三安全一稳定”和“三需要”。
关于“三安全一稳定”即《条例》第8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此条款从一开始就产生争议。
争议之一是该条款的自由裁量权太大,缺乏有效的制约。当年上海邀请德国一位参与起草德国政府信息公开法的议员来作学术交流,其在研究了我国的《条例》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条例》第8条关于“三安全一稳定”的规定过于放权,难以约束。对此,上海在制定实施性政府规章时,增设了程序约束,即公开部门认为属于“三安全一稳定”的情形,决定不予公开的,要向上级行政部门报告,以便上级部门进行审核把关,对认定错误的予以纠正。
争议之二是该条款能否直接执行?在《条例》实施之初,许多地方的人大、法院以及法学专家都认为此条款不能直接引用和执行;理由是,其安排在总则部分,按照立法常理,总则部分一般不直接作为执法依据引用,若需要执行的话,应当在后面的分则部分明确条件和禁止行为。
为此,国务院在有关解释中专门明确此条可以直接作为执行的依据。从立法本意来看,此条就是为了解决以往行政管理或行政执法中因为不够规范而让相对人纠缠于历史遗留问题不放的现象。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本条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另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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