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特规章
1. 唐朝政府对商业活动有哪些管理制度
匠籍制
唐朝为民间私营手工业者建立有专门的户籍，称为“匠籍”,每三年编造一次，对各地手工业者建立起详备的档案资料。同时不准工商业者改行，子弟要世袭匠籍，实行严格的人身控制和管理。
团头火长制
对民间手工业者又按地区划分，实行准军事编制和管理，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团设有团头一人。政府征发和役使手工业者，则直接下贴（通知）给团头。团头则要率领团内工匠准时服役，不得有误。若有延误，法律上有着明确的治罪条例。被征发服役的手工业者，要服每年二十日（若属闰月之年，则为二十二日）的正役和正役之外的其他加役。正役为无偿劳动，加役给予一定报酬，但所得报酬太低，对民间工商业发展不利。
市籍制
对在各级市场内陈列店肆固定经营的工商业者，建立有专门的“市籍”。市籍详细登录入籍工商业者的所有财产，作为征收户税（一种资产税）的依据。
供进簿制
将某些地方的部分丝织巧匠确定为专司织造、专司进贡的专门户，并登入于供进簿，建立有专门户籍，进行特别控制。
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是唐朝前期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当时的土地制度——均田制配套实行。
地税制和户税制
唐前期，与租庸调并行的还有两种税收：地税和户税。除贫穷的下下户外，工商业户都要交纳地税。户税制工商业户也以资产多寡被区分为上下九等，按等交税。
两税制
对行商交纳两税的特别规定，两税制下，工商业户也有交纳两税的义务。
商税制
商税主要包括商品交易税和商品通过税等。安史之乱前，商税税种很少，税率很低，不是重要的国家税收，民间工商业者负担不重。安史之乱爆发后，王朝财政极为紧张，开始大规模征收商税，工商业者的负担比以前有了大幅增加。
商品生产的官样制
唐王朝规定，各类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要符合“官样”，即官府制定的商品质量标准和规格标准。严禁不符合官样标准的行滥、短狭商品入世交易。商品质量规格的官样制，有其合理性，也有其限制性。
商品销售的入市交易制
民间工商业生产的商品或者商人贩运来的商品，必须在官市中进行交易才算合法，并要遵守若干市场管理制度。
商品流通的公验、过所制度
唐王朝规定，商人从事商品运输行走各地，必须持有公验或过所。公验或过所，由商人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经细致审查后批给。在运输商品途径政府设立的各类关卡时，商人要出示公验或过所并接受检查。公验、过所制度是对商品流通领域进行管理的制度，虽有合理性，但是申请困难、批给谨慎、检查严格，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商品流通的难度。
具体管理上的行会制度
唐朝已经产生工商业行会组织，但行会的行头由政府指定，对政府负责。行会和行头也很少有自主权，甚至不能规定本行商品的质量和规格。
民族贸易制度
对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民族贸易，唐王朝制定有严格的政策和制度。官方互市和朝贡贸易由王朝政府一手操控，有关管理十分严格。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间贸易，必须在由政府设定的互市场所或指定的特殊区域内，而且必须在政府“互官司”或有关官吏的具体管理下进行，不许私自进行交易，不许破坏边境秩序和边境安全，必须遵守各种规定和制度，如只能使用帛练、蕃彩进行交易，不许大规模进行粮食交易，不许金、银、铜、铁、钱、武器等“禁物”流入周边民族地区等。
海外贸易制度
国家间的朝贡贸易同样由王朝政府一手操办。以广州为中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之地的市舶贸易也处在政府的严格管理之下，并实行政府优先购买政策。大致在唐玄宗以前，政府购买由岭南节度使负责，完成后才允许民间贸易。玄宗即位后，设置“市舶使”一职，由市舶使与岭南节度使共同掌理市舶贸易，负责政府优先采购、征收关税以及禁绝珍异等，并一直持续到晚唐时期。唐王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严格管理，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
2. 自我管理的含义是什么
自我管理方面的经典教材《自我管理必读12篇》对自我管理的定义如下：
关于自我管理的工人协作的最早主张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毕舍、勃朗和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之父蒲鲁东提出 来的。马克思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工人阶级的联合体将要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机关（参看《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8章）中解释了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自由观念：“……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且是“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勒克律、马拉特斯塔）阐发了以自治团体的联合来取代国家的思想。基尔特社会主义提供了工人的纵向联合主张。工团主义主张由工会进行管理，这是对先锋队政党的领导权要求的一种重要的替换物。然而，独立的工会的正常作用似乎是维护工人利益和培养工人的共同意志，而不是监督那应当独自负责决策的自我管理机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无论成功与否，从巴黎公社到波兰的团结工会，多少自发地创造了一些自我管理机构。特别重要的是南斯拉夫的实际经验，那里自我管理的初步形式（与自由化的党政治制度并存）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
3. 商会给会员荣誉称号有哪些
摘要 什么类型的商会 职能部门设置不尽相同的
4. 商会有哪些头衔
什么类型的商会 职能部门设置不尽相同的
下面是一些资料 希望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
商会 商会是指商人依法组建的、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
商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
商会一般具有以下四个法律特征：公益性、民间性、自律性、法人性。
商会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商会萌芽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商人行会，即商人人基尔特。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商会的国家，是近代商会的发源地。
商会是指有独立的经营单位、事业单位或由自由商人、企业职员等自愿组成，保护和增进全体成员既定利益的非营利性组织。
商会种类：一种典型的商会是行业协会，是由同一行业的企业法人、相关的事业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自愿组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团体。其宗旨是加强同行业企业间的联系，沟通本行业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协调同行业利益，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发展。另一种商会是地域性的，通常由某地区企业公司、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热心公益的公民所自愿组成的组织。
国际商会
国际商会（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成立于1919年，发展至今已拥有来自130多个国家的成员公司和协会，是全球唯一的代表所有企业的权威代言机构。
国际商会以贸易为促进和平、繁荣的强大力量，推行一种开放的国际贸易、投资体系和市场经济。由于国际商会的成员公司和协会本身从事于国际商业活动，因此它所制定用以规范国际商业合作的规章，如：《托收统一规则》、《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国际商会2000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等被广泛地应用于国际贸易中，并成为国际贸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国际商会属下的国际仲裁法庭是全球最高的仲裁机构，它为解决国际贸易争议起着重大的作用。
当人们一提到《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就不可避免地会联想到国际商会．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国际贸易术语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而国际商会则把国际贸易术语解释予以统一规范，制订、普及和推广使用解释通则，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之一。因此，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国际商会的情况。
1.国际商会的性质
国际商会是为世界商业服务的非政府间组织，是联合国等政府间组织的咨询机构．国际商会于1919年在美国发起，1920年正式成立．其总部设在法国巴黎。
国际商会的基本目的是为开放的世界经济服务，坚信国际商业交流将导致更大的繁荣和国家之间的和平。
目前，国际商会的会员已扩展到100多个国家之中，由数万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商业组织和企业组成，已在59个国家中成立了国家委员会或理事会，组织和协调国家范围内的商业活动。
2．国际商会的职能
国际商会主要职能有四个：
（1）在国际范围内代表商业界，特别是对联合国和政府专门机构充当商业发言人；
（2）促进建立在自由和公正竞争基础上的世界贸易和投资
（3）协调统一贸易惯例，并为进出口商制定贸易术语和各种指南
（4）为商业提供实际服务．服务包括：设立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仲裁院、协调和管理货物临时免税进口的ATA单证册制度的国际局、商业法律和实务学会、反海事诈骗的国际海事局、反假冒商标和假冒产品的反假冒情报局、为世界航运创造市场条件的海事合作中心和经常组织举办各种专业讨论会和出版发行种类广泛的出版物。
3．国际商会的组织机构
国际商会的组织机构包括：理事会、执行局、财政委员会、会长、副会长及前任会长和秘书长、所属各专业委员会和会员、会员大会，此外还没有国家特派员。国际商会现下属24个专业委员会及工作机构。这24个专业委员会是：
国际商会一联合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经济咨询委员会。国际贸易政策委员会。多国企业和国际投资委员会，国际商业惯例委员会，。计算机、电报和信息政策委员会，银行技术和惯例委员会，知识和工业产权委员会，环境委员会，能源委员会，海运委员会，空运委员会，税务委员会，有关竞争法律和实务委员会，保险委员会，销售、广告和批售委员会，国际仲裁委员会，国际商会国际局，国际商会仲裁院，国际商合国际商业法律和实务学会，东西方委员会，国际商会／中国国际商会合作委员会，国际商会国际海事局，国际商会海事合作中心，国际商会反假冒情报局．
有关委员会的情况如下：
（1）国际商业惯例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职能是：就目现代化的运输技术的使用、自动信息处理的增长以及市场不稳定诸因素造成的商业惯例变化提供建议；对影响国际贸易的各种法律的差异提出解决意见；积极参加其他有关国际团体。特别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工作。
目前主要工作有：
1）通过《担保统一规则》草案
2）支持和推动国际商会的INCOTERMS（国际贸易术语）的普及和推广；
3）出版所有权保留的第二个指南。
4）出版代理合同示范本
5）讨论电子数据交换（EDI）系统方面的法律和商业方面的问题等；
6）讨论国际租赁贸易方面的问题。
(2)银行技术和惯例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职能是:
在国际银行实务中推动使用自动信息处理技术，并起草新的统一规则。在必要时修订有关托收、跟单
信用证等的现行统一规则；与商业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国际团体一起工作，发起旨在获得更为广泛的银行法和技术知识的活动。
目前主要工作有：
1）修订《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400号》
2）就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解释发表意见，并对案例进行研究等；
3）准备保证书的标准格式。
(3)国际仲裁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发展并促进利用仲裁的方式解决国际商业争议。
目前主要的工作有：
1）审查有关多方当事人仲裁的问题；
2）审曾国际商会仲裁示范条款和与仲裁条款有关的管辖权问题
3）修改国际商会关于技术鉴定规则等
4）出版国际商会裁决书的摘要；
（4）国际商会仲裁院
该机构是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重要组织。每年都有来自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当事人、仲裁员和律师参与国际商会的仲裁。截止1991年底，仲裁院正在审理的案件达750件，其中333件为1991年新受理的案件。每一个国家委员会都可以向仲裁院推荐一名委员。截止1991年12月31日，仲裁院已经拥有48个不同国籍的委员。《国际商会调解与仲裁规则》刊登在国际商会第447一2号出版物
（5）国际商会国际商业法律和实务学会
该会创立于1979年，其目的是培训国际商业法方面的人才，并在职业律师和学者们之间架起桥梁，以期互通信息。主要开展如下活动；
1）组织培训讨论会，以扩大国际贸易法律及在解释和执行国际合同中发生纠纷的知识；
2）加强学术单位与国际贸易商之间就一些特殊方面问题研究的联系
3）组织对国际贸易法的研究工作。
学会的学术委员会由国际商会指定的40名成员及来自世界各国的84名讯员组成。为包括律师们在内的以及其他有兴趣发展国际商业法律的人士提供论坛。
目前的主要工作有：
1)完成正在进行的项目。
2)组织关于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合同的研讨会
3)培训起草和执行国际合同的谈判人员等；
4)完善仲裁员制度。
（6）国际商会／中国国际商会合作委员会
该委员会创立于1991年6月，旨在加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业主代表的国际商会和作为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业国际化民间组织的中国国际商会之间的合作。
合作委员会将注重研究和讨论经济贸易的政策性问题，如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环境保护、国际贸易政策等；将在专业领域特别是货物暂准进口、商事和海事仲裁、国际贸易惯例。银行业务、知识产权、翻译出版等方面加强了解和合作．1992年6且和9月在中国举办国际贸易惯例研讨会和银行跟单信用证实务研讨会。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分别是国际商会和中国国际商会的高级代表。
5. 耶林是哪个学派的
《法律中的目的》，《法律：实现目的的手段》，或者将德文直译为《法律中的目的》——这就是耶林给他最后的伟大著作所定的题目。用这个标题，他宣布了一项原则，这项原则如果从来不是无效的——事实上，这项原则持续的运作是他的命题的主旨——，那它也从来没有——或许曾被边沁所维护——被如此明确地阐述过，并且它总是被法律人所遗忘，无论是那些普通法国家的还是那些或多或少继承罗马法的国家的。每一门艺术和科学都必须有其恰当的原则，凭借它它们才能发挥作用，并正当地反对来自外部的无理干涉，无论它是来自平常人的还是不相容的思想领域的。但是，每一特殊领域的工作者都太容易忘记，他们的分支只不过是生命与知识之树的一个分支。任何人类活动从其他人类活动中的彻底分离迟早都将意味着衰退与消亡。或者，换句话说，不同领域的区分是劳动的分工，并且劳动的分工是社会合作的一种形式。迟早每一组劳动者都必须提供出它的工作的描述，并且必须从整个人类中寻求新的权威。法律已经在其中发现自身的隔离在我们的法学院与承当或容纳类似艺术、人文或人文学科的院系之间的分离中是相互对应的。
现在介绍给讲英语的世界的耶林的著作是否是法律哲学，或者他是否有资格被称为哲学家，这是一个留给那些建构了法律哲学之定义——符合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要求——的人们的问题。这样一个充分的定义可以在本系列的较早一卷中找到。[2]耶林本人对于他缺乏一般哲学之早期训练表示了遗憾，假装贬低它的近来的学校已经不得不按照他的话来做。但是，如果关于任何课题的最好的思想——并不单纯是技术性的——都可以被称为其哲学，那么毫无疑问耶林是第一流的法律哲学家，是关于法律，德国所造就的自萨维尼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
耶林不仅仅是个法律哲学家。与他的大多数同胞相比，他更为清楚地把握住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则模式之间本质的区别，但是，他同时也看到了从其他社会因素中孤立出来的法律研究是不可能富有成效的。他对于法律之实证特征的坚持基本上与奥斯丁的态度是一致的，但是他所关注的是功能的问题，而不是形式定义的问题；并且虽然他一直没有失去与历史方法和精神的联系，但他最终的目标是我们习惯于称为的审查性法理学（censorial jurisprudence），或者说立法的理论。甚至这对他来说只是社会功能之较大理论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的第二卷中，他转而避开法律，并开始进行道德与社会习惯和习俗的考量，甚至屈尊到对于交谈和语言之意义的详细讨论。
耶林的理论对于说英语的国家的法律和社会思想的价值并不少于对他的祖国和欧洲大陆的。但是，它被构建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以他的智力环境和他自己的成长过程为条件的，从中终其一生他都在解放自身。英语读者往往倾向于认为，对于可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项他没有必要一再重复，或者以不成比例的时间来处理。这部分地归因于从来不能被令人满意的建构的彻底性，除非基础已被完全检测过；部分地归因于对于细节的强烈兴趣，对它甚至以牺牲形式和体系为代价；但是，很多时候也归因于他对教条提出了抗议的事实，从这一教条中他只有下大力气才能解放自己，并且他从来没有感觉到掌握和压力。
因此，在比较德国的法律发展中采用的不同课程时，对比普通法国家的可能是有价值的。
在英国，王室法院的法律并不是大学研究的对象。我们能够到处追踪到中世纪的逻辑对于法律概念之形成的影响，我们可以到处发现自然法则的参考对于支持以自己方式行事之论证的帮助，但是坦白地说，我们的法律——就其一般意义而言——的大部分仍然是非学术性的。在此，存在着巨大的收益。如果我们丧失了民法研究赋予的方法的优势，我们就保留了旧瓶装新酒的危险，我们就避免了引进了与事实关系不大的学说。王室法院和会所的假设案例讨论会和读会（the Moots and Readings of the Inns）是英美法律人的大学——如果我们想到一般文化，它或许是范围狭小的学校，但是，它也是每时每刻都与实践和生活相接触的学校。或许存在着形式主义、拟制和人为；但是通过这些并且借助这些，人们的需求实现了。耶林的命题或许已经一再被我们自己的法律所阐明了。在许多其他因素模糊不清的发展中，目的是昭然若揭的。对于禁止限制继承的地产权所给出的形式推理是无法令人满意的；而关于发挥作用的目的则是毋庸置疑的。约因学说（the doctrine of consideration）如何被采纳仍然是讨论和研究中的问题，但是非正式协议的可执行性则是对实践需要的一个让步，并且人们或许怀疑，实践的要求在对付约因缺乏时扩展可执行性的拒绝上最为重要。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我们的法院找出《用益法》（the Statute of Uses）的漏洞，真正的答案并不是说一种使用权不能被另一种使用权所产生（这甚至在形式上也不是全部的真相），而是说英国人没有用益和信托就不能生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不是所有的都与普通法相处融洽。它可以开辟新的天地；它仍然可以处于体现了商人法（the Law Merchant）之大部分的十八世纪；但是它不可以否认曾经被接受的。[3]刑法、证据法、不动产法和夫妻法的最为糟糕的部分被不可改变地确定下来了。法律显示它自身与现代生活的需要之不适应越多，它的捍卫者将其视为理性之完美的倾向也就越明显。17世纪对于挽救了英国之自由的形式主义的拖欠的债务，已经被18世纪的自满以高额的代价偿还了。它需要边沁这样的天才来使人们再次认识到，法律是为人制定的，而非人为法律。自从他的时代以来，立法一直足够积极，并且他所抗议的弊病的大部分已经被祛除或缓解了。但是，在法律与共同体的生活之间的脱离所造就的大量不幸仍然存在。不再具有任何实际价值的规则和判别仍然苟延残喘，只要它们曾经存在过。法律仍然是非常深奥的学问。立法改革已经使得它更具适用性，但是并非对门外汉更为清晰，律师与法官时常沉浸在具体案件的细节之中，很少有时间去想想法律存在的更为广泛的目的。公共政策已经被正确地描述成一匹未驯服的野马：但是有些时候实在没有其他的；并且悲哀的是没有受过训练的骑手。
德国法律发展的过程一直是极为不同的。只有最为朦胧的政治统一体，没有共同的立法机关，没有共同的司法体系，只有通过罗马法的继受才在其地方法的发展中保持了完整的多样性。因此，学术性的法律，大学中的法律教学变成了德国的普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本土的和地方的法律，并进一步介入到那些地方法保持沉默的地方。
它所遵循的是，可以发展法律的场阈在于大学而非法院：“精通法律”的人是教授或写作者，而不是法官和律师，前者阶层对它的影响是我们这些在法官立法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很难理解的。这些情况有着在其他自由研究中维护法律并通过与它们相联系发展法律的优势；但是，它们削弱了它对于实际需要的及时满足，并阻碍了在法律与道德和政治科学的原则之间划出清楚的界线。罗马法律文本大部分是不能适用于现代情况的；但是，它被假设为潜在于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中的正确解释可以在它们中被找到。然而，一方面，按照现代用法看来，18世纪的“自然法”或“自然权利”体系主要是一个最终来自于罗马法的原则的一般表述，但是这种将它们与先验理论的结果相适应的渴求中，往往伴随着对文本的篡改和歪曲。18世纪末19世纪初哲学的激变动摇了自然权利学说的基础，学术的和历史的研究的精神——在法律领域萨维尼是最主要的代表——坚持文本的如实解释，从长远来说，这必然与它们对于现代生活的适应性不相符合。
德国历史学派的典型学说——法律是由有点神秘地构想的民族意志决定的产物——对于考察法典编纂和立法的计划产生了立即的效果。法律的成长被视为一种类似于自然过程的事物，其中立法者不能也不应该予以干涉；对它而言最可能被允许的就是对于现存惯例和习俗之体现的民族意志给出更为清晰的表述，或者在细节上进行矫正。文明世界对于历史学派欠下了一项巨大的债务，因为它为杰出的和耐心的调查提供了帮助，并且它在德国和其他地方继续的偏爱的学说已经降到了地面上：德国更有理由为它防止过早的法典编纂而表示感谢。但是，它的法律概念必定在实际结果上是无效的，首先是因为它处于民众参与制定和适用法律处于最低限度的国家之中。对于所有的实际目的，公众意志不得不被视为属于立法者、法官和有学问的法律人（首先是后者）的，只有在他们那里才能找到有意识地表达。无疑，通过奠定于民族个性上的重要性，历史学派刺激了德国法律的古代习俗的调查，并支持了本土法之重建和复兴的梦想；这一趋势在现代帝国法典中有着重要的实际效果。但是为了眼前的目的，不得不再次依赖罗马法的文本。在所有现代学术资源的帮助下，它们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主要的概念在它们中被发现，并且推论必须以严格的逻辑从这些概念中推导出来。概念必须是合理的，如果不是要考虑实际的需要，至少要考虑法律哲学的要求；它们也必须与文本相一致。这一工作具有非凡的敏锐性、独创性和辛劳性，并带来了最为丰硕的成果；毋庸置疑，没有萨维尼与他的追随者的工作，现代德国的帝国法典将是不可能的。
但是没有耶林，它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所反叛的这个方法从根本上是不健全的。它只能通过某种类似善意的欺骗的东西起作用。虽然自然权利被抛弃了，但是必定存在对类似自然权利学派的传统做法的回归。根本概念必须具有它自身所必需的说服力，并且它必须是当前的文本，或者至少是文本暗含的，或者与文本相一致的。无意的欺骗是不可避免的；你必须将你的法律概念放进你想要得出它的结果之中；你必须将非自然的意义放在文本之上，以使它与概念相一致。最糟糕的是，在渴求满足哲学和学说的要求时，实际的考量被忘记或故意忽略了。“法律”，萨维尼的得意弟子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Hollweg）说，“是纯粹科学的对象，纯粹科学是决不关注适用或适用性的问题的”。[4]在当下这部著作中，耶林有理由排斥普赫塔关于立法者可以剥夺习惯法在法院的执行性，但不能剥夺其作为法律的性质的学说。当英语法律人了解到普赫塔关于代理人原则的部分无遗嘱和真正代表权的绝对不可想象的原则问题的断言[5]时，他们在理解耶林在其他地方对普赫塔之“概念法学”（Begriffjurisprudenz）的冷嘲热讽便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耶林自己也是在这样的学派中成长起来的，他在致力于他的《罗马法的精神》（Geist des romischen Rechts）的第一部分时，就与他的老师普赫塔分道扬镳了。（如他所理解的）它是一件必须将罗马法作为现行法来处理的事，另一种则在其历史发展中来理解它；它的方法以及它的历史对于所有时代都是有价值的，但是罗马法的规则并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通过罗马法但要超越它”（through Roman Law but beyond it）是在他的眼中所总结的罗马法对于现代世界之意义的训言。因此，他的观点更多地指向了当下与未来。《罗马法的精神》没有完成。随着工作的进行，他越来越感受到他的计划强加给他当前脑海中的思想话语以束缚。在《罗马法的精神》最后一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分部）中，他对于将法律处理为逻辑类型体系的拒斥，以及他的目的作为法律中的决定因素的观念——“受保护的利益”作为法律权利之本质——开始引人关注。但是，他不能再满足于在古代法的批判之伪装下来阐明基本的学说。
因此，他开始写作《法律中的目的》，公正地说，这是一部将德国法律思想从《学说汇纂》（Digest）和哲学体系之篡夺的镣铐中解放出来的著作。数不清的永恒价值已经在那些严厉的监工之下被完成了：只是为了他们，耶林的著作本身是不可能被完成的。但是，回归当前的现实，并撤销萨维尼置于立法中之禁止的时刻到来了。
关于耶林的学说对社会科学研究者和那些关心社会和法律问题的人们——无论是作为思想家还是实践者——的意义是无须赘述的。他对于“概念法学”与作为法律和立法理论中之最后语词的罗马法的“书面理性”（written reason）的拒绝，使得他抛弃了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个人主义，并且他奠定社会效用的重点为“集体主义”——在广义上使用，戴雪教授（Professor Dicey）[6]曾这样用过——提供了一种动力和理由，这种集体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时代的最为典型的趋势，并且是一种尚未失去效力的力量。这就是耶林的学说所产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和直接的后果。无论如何，它是他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所得出的实际结论，并且无论我们是否接受，它至少是耶林预见到这一趋势之紧迫性的功劳，在他写作的时候，这一趋势仅仅开始为人所知。对于我自己而言，我相信对于当前的需要，这一“集体主义的”趋势是合理的，它的危险性往往不应被畏惧和夸大。但是，在我看来，通过将耶林的学说与边沁的相比较，似乎由耶林所构想的社会效用原则并不是与个人之主张的应得评价不一致的，并且实际上是为其所需要的，而边沁的学说也能够改造为彻底的专制主义来使用。
但在转向这一比较之前，我想先把注意力放在由耶林的主要立场而来的更为普遍的类型的某些实际考量上。
一方面，作为由目的决定的法律的概念将会加强我们对于法律的尊重和信赖。我们应当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保持着其力量，因为它对于人类需要的最为共同的措施施加了影响。我们应当准备着在共同基础上满足改革或革命的需要。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法律描述为不容违反、不可改变的原则的封闭体系；我们不应该将它塑造为完美的理性作品。与此相反，我们应当承认人类制度必须满足人类需求的主张。不过，我们有信心断言，这一主张在法律制定中从未被完全无视过。我们应当依赖一项强有力的推定，至少在其主要轮廓上，我们的法律适合并已经适合那些需求。在显著之恶被指出来作为立即法律改革之要求的地方，我们应该追问法律未曾被考虑到是否是确定的，拒绝善好理由的干预将会损害到更高的和更为广泛的需要。只有以这种方式，现行法律秩序才能预防草率的主张，不论它是奠基于利己主义还是同情心之上的。
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反对对此类主张的任何置若罔闻。如果我们放弃——因为我相信我们必然这样做——任何实证法律体系都不应无视于其影响的特定机制意义上的自然权利的概念，我们将不能创立任何神圣的并免于批评和攻击的法律规则。因为如果对法律之目的特性的信赖是乐观主义的一种理由，那么这就是无批判的乐观主义；法律在任何时候都能完全成功地满足它所服务的目的，这并不是耶林的学说，并且对于法律人和立法者的理性有限性，它也是没有答案的。其次，如果在任何时刻法律都必须要顾及目的，那么这样的法律肯定会是不可能的。法律的目的体现于必须独立发展的法律概念之中，它们不能在每一个环节都被要求来符合特殊的需要。否则，体系性和确定性将会是无法实现的。但是，这一法律的自治性——如果仅仅因为逻辑的过剩或不足——将导致法律与生活需要之间的分歧，这是不时地需要矫正的。此外，在共同体中一时是这个阶级，一时是那个阶级占优势，这导致了与获得或寻求政治权力的其他阶级之利益不一致的目的的提升。最后，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观念和理想的变化都会带来对于法律——在其他物质的或道德的条件下——不能充分满足的目的的新启示。因此，如果法律在根本上被质疑不能满足或不能再满足人类的需要，那么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拒绝屈从于任何批判，即使是其最为根本的原则；它只能坚持这一质疑应有将有力地证据。究竟这一变化能够或应该由司法判决或法律理论实现多少，并且立法者的介入在多大程度上被需要，这是一个在法律领域中因关于先例之约束力、制定法特征以及司法解释之广义或狭义自由不同而不同的问题。在德国法学家中，耶林是独自，或者说几乎是独自表示了对于边沁著作的钦佩的；在他们的天才品性、深刻但并非无条件的乐观主义、对于自然权利学说的厌恶，以及保持与生活事实之联系的决心上，两个人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他们两个都对那些看起来很迂腐的观念表现出探究性的特质，边沁是在其为了标示区别而进行的详细分类和对于创造语词的爱好中，耶林则是在通过了解其来源而揭示语词的内在意义之可能性的更为天真的信念中。但是，这些仅仅表面的格调。在根本上，两者都强调了其法律之功能的概念。
但是，耶林拥有两项很大的优势。首先，边沁的非历史的意向往往使他只看到过去与当下的愚蠢和不公正的记录，并使得他认为，通过功利原则的识别与应用，一个新的天堂和一个新的世界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虽然注意到了历史学派的片面性，但是耶林却充满了历史的精神，并且他认为功利原则在人类事务中一直是发挥着作用的，虽然是无意识的。其次，边沁因其功利性质的特定的和站不住脚的理论而妨害了其学说，这一理论认为，人类活动的唯一目的最终诉诸于快乐的追求和痛苦的避免，并且自称要建立一个关于快乐与痛苦之总合的计算法，这应该为伦理和立法提供一项标准。
这正是阻碍边沁在德国哲学界获得承认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赋予他在英格兰和讲英语的世界中的影响力的并不是他的快乐主义，而是他对于目的的敏锐认知，这一认知是理性人渴望其实行的，并且是为了落实改革所必然实行的。它不需要一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理论来说服人们，在刑法中、证据的合理规则中、从对合同之陈旧限制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将进一步渴求目的。痛苦与快乐的计算法是一种人们可能接受或是拒绝的，但在改革的价值中没有什么区别的上层建筑，只要他们把握住了法律是他们的仆人而不是他们的主人这一思想。耶林拒绝快乐主义和幸福主义；因为他认为人类性质拒绝它们；并且他发现在确定相互竞争的目的之优先性时，并不存在像边沁的计算法那样的捷径。
我们必须记住，这本书只是个片断，并且他从来没有想要回答“什么是目的？”这一问题（在第四章末尾表明）。但是如果他已经这样做了，那就意味着这一问题的答案已经作为目的的概念形式而不是其内容被确定了。事实是，为了对作为普遍有效的目的之优先性设定出一个次序，我们将会回归某种极为类似“自然权利”的事物；就像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那样，它确实不自觉地逆转向了那一学说。通过参考某些其它标准，我们不能衡量目的的价值，并且因此，对于这一标准的寻求是虚幻的。我们所能要求的只是这样一种概念，即它们的相互关系将会与人之道德意识相一致。这一人们之间不相同的意识或许提出一项伦理理论的问题；但是就个人的实际生活，甚至更就立法者的任务而言，这一一致要远远比分歧更重要。
在某种意义上，边沁是个个人主义者，而耶林的概念是一种社会效用。对于边沁而言，所有目的都是个人的快乐与痛苦：社会不过是个人的总和，并且功利只是取决于他们的快乐与痛苦的总和。确实如我们所知，耶林的著作如此关注社会对于个人本位动机之利用的展示，并且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估价的平衡显示了个人对其偏好的满足的平衡，人们或许会获得这样的印象，实际上他的社会效用只不过是个人功利的总和。确实，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概念，但是他在第二卷对于边沁的批判使我认识到，他已经拒绝了这一结论。他在那里所说的爱国主义看起来是与他仅仅将爱国主义作为许多当前或未来的个人之福利中的一种利益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此外，边沁作为一名个人主义者，比在实践的意义上更是恶名昭彰的，因为他认为取消限制会极大增加人类的幸福，包括了财富分配的高度平等。耶林并没有这种确信。确实，他正确地赞赏了合同和财产作为社会机制之杠杆的价值，但是，他拒绝承认仅仅因其是不受某些具体缺陷影响的合同，就认为每一个合同都有强制力的进路：他赞同基尔特的规章与干涉者的压制；他明确指出，财产权是建立在社会效用之上，并且必须为社会效用考量而让路的。这是个原则之应用，而不是原则本身上的差异，并且边沁对于财产和财产继承权之限制的信赖的观点表明，他并不是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然而，为了实践的目的，边沁的直接影响力主要在19世纪早期的个人主义，而耶林则可能会被完全视为标志这个世纪结束的集体主义的先驱。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情况恰恰相反。一旦对边沁主义者（the Benthamite）而言，他的个人主义所依据的经济假说是不完善的，并且为了实际政治的目的，个人主义便崩溃了。如果无限的合同自由并不能造就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际的物质福祉会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如果很有可能这一幸福能够通过调控与干预而提升，那么边沁的功利主义不仅许可，而且要求个人主义应该为最具有可行性的集体主义让路。戴雪教授已经正确地注意到了集体主义对边沁所欠下的债务。[7]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耶林会赞成现代立法在这一方向上的一般趋势，并且可能已经承认了它的大部分细节。
很明显，他赞同这一大范围的让渡活动，首先，从个人到自决的社会，然后再从社会到国家。他并未对国家活动的增加设定任何的限制。此外，从他在第八章对于冯·洪堡（von Humboldt）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批判中可以明确看出，他无法界定一个在其中国家干预是非法的个人自由的领域。但同样明确地是，他并未得出这样的草率结论，认为在社会效用的主张面前，所有个人的权利在最终诉诸上都必须消失。相反，他承认国家权力之限制和法律作为个人自由之保障的问题是个现实问题，这阻挡了他的道路并且是他所不能完全解决的。他不能解决它，也就是说，在自然权利的支持者声称找到了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是善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方案的意义上，他是不能解决它的。并且，他坚持在这一意义上该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它就是他所说的“永远流变”（ever fluid）的问题，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都会获得不同答案的问题，这看起来是正确的。但是，承认存在问题是对在自然权利学说中值得保留的价值的一种让步，即它坚持个人的现实和价值。尽管他拒绝了将法律和社会仅仅作为派生物的努力，但同时，他明确指出了将社会作为唯一现实的某种趋向。边沁的学说——一方面否定自然权利，另一方面则将社会机制仅作为提高幸福感受之总和的工具，对于个人这一感觉的存储没有价值；例如，它没有回答多数压迫少数的主张的问题，如果一旦多数人对幸福的增加的满足凌驾于被压迫者的痛苦量之上的。
据说，耶林通过他的理论性的功利主义，保留了作为实践的理想主义者的身份。这一说法正确地强调了他的社会哲学的两个方面；但是，它不应该误导我们，使我们认为在两者之间存在不一致。柏拉图既是个功利主义者，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例子应该告诫我们要反对将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混淆在一起。在其真正意义上，功利主义不过是对于将人类活动的任何部分隔离并认为他与其结果相分离的拒绝，是对于最终理想可以是彼此无关或敌对的信念的拒绝。正是通过他对于这一真理的坚持，耶林的著作已经并将继续在深化法律与法律科学的发展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并将它们带进与人类活动的其他部门与知识的正确关系之中。
6. 骑士文学中，骑士信条是什么行为举止要求是什么
骑士信条
怜悯——骑士似乎本身便有对弱小怜悯的精神，他们不为自己的强大而骄傲，也不为对方弱小而悲哀。怜悯也许只是单纯的怜悯，希望自己能够保护弱小。
荣誉——对於一些骑士来说，荣誉是高於一切的。这裏说的荣誉包括了骑士自身的骄傲、尊严在内的很多东西。伤害一名骑士的荣誉，比夺去他的生命更残酷，“荣誉即吾命”。
英勇——勇气是骑士战斗的源泉，是骑士血液中的一分子。一手持剑，一手持盾，一边向敌人行标准的战士礼，一边无所畏惧地吟啸冲锋，这似乎已经成了骑士的标准像。
精神——由於骑士团本身就是与宗教结合的产物，所以信仰对骑士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每天早上起床后只能望著灰蒙蒙的天空发呆，他倒宁愿面对一个带著圣光的神祗来低吟。
牺牲——一名骑士，可以为他守护的一切毫不犹豫地作出牺牲。这种无私的奉献让骑士团在敌人面前无所畏惧势如破竹。其实这种精神在我国先秦时期相当盛行，然而随著时间的飘摇、人心的浮躁终不可觅。
谦逊——一名骑士有他骄傲的资本，也有他谦逊的理由，二者没有任何冲突。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有足够的信心，也知道体现这种力量的途径在於行动，而不是自大的话语和轻视的目光。
公正——一名骑士之所以受人尊敬，不但在於他强大的力量，更在於其高尚的情操，公正对於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诚实——一名说谎的骑士是不可思议的，骑士对自己诚实，对他人诚实，对一切诚实。哪怕说谎能让他轻松地逃避某些惩罚，他们也会乾脆地选择诚实，因为“说谎”这种行为在一个骑士的大脑中完全没有概念。
7. 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一部有关保险的法规是
【人类保险思想的萌生于保险的萌芽】
1、外国最早的保险思想产生于处在东西方贸易要道上的古代文明国家,如古巴比伦、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等.《汉莫拉比法典》是一部有关保险的最早法规；基尔特制度即行会制度,是一种原始的合作保险形式.到了中世纪,这种行会制度特别盛行,欧洲各国城市陆续出现各种行会组织,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相互合作保险组织.
2、人类保险思想的萌生.自有人类以来,各种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就时常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了寻求防灾避祸、安居乐业之道,在古代社会就萌生了对付各种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的保险思想和一些原始形态的保险做法,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有记载.
中国是最早发明风险分散这一保险基本原理的国家.远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中国商人即将风险分散原理运用在货物运输中；历史悠久的各种仓储制度是我国古代原始保险的一个重要标志；镖局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货物运输保险的原始形式.镖局是一种类似保险的民间的安全保卫组织,其经营的业务之一是承运货物.商人交镖局承运货物,俗称“镖码”（相当于保险标的）.货物须经镖局检验,按贵贱分级,根据不同等级确定“镖力”（相当于保险费率）,据此收费签发“镖单”（相当于保险单）.货到目的地,收货人按镖单验收后,在镖单上签注日期,加盖印章,交护送人带回,以完手续.镖局的这些手续与现在保险的承保手续大致相同.
3、保险的萌芽.在各类保险中,起源最早、历史最长者当数海上保险.正是海上保险的发展,带动了整个保险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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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什么是中世纪行会制度
中世纪行会制度是指同一行业的手工业者或商人，为保障本行业的利益而建立的封建性团体。
行会有严密细致的章程,对内保证会员权利义务均等,对外实行垄断。通常所说的行会，主要指手工业行会。
西欧的行会，产生于12～13世纪城市公社起义时期。13世纪时，巴黎大约有100个行会,到14世纪中叶，行会数增至350个左右。当时,西欧行会最普遍、最发达的是在一些一万多人口的中等城市，而在只有一二千人口的小城市，以及对外贸易发达的口岸大城市，行会则不普遍。
手工业行会 产生 中世纪市场狭小并具有地方性，城市手工业者为了排除彼此间的竞争和农村手工业产品的竞争，也为了抵制封建领主的压榨勒索，便逐步联合起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与地位，他们因袭农村公社的传统，按照不同行业组织了行会。
一个行会的会员，包括本城操同一行业的所有匠师。匠师是小生产者，有自己的作坊和生产工具，有帮工和学徒各二三人。学徒经过三至五年升为帮工；帮工经过二至三年可以升为匠师，独立开业，成为行会会员。这样形成了匠师—帮工—学徒的封建行会等级制度。匠师本人参加劳动，但对学徒、帮工有程度不同的剥削。行会由会员选出若干人组成领导机构，这些人成为行会的上层分子。
9. 怎样理解商法的独立性
所谓商法的独立性，至少涉及对三个问题的认识：一是是否存在形式上的商法或商法典；二是商法能否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存在；三是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商法包容经济法抑或经济法包容商法。
一、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形式商法的独立性问题
资本主义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商事活动的规模和程度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表现为：第一，人的普遍商化和商化的人。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商人企业化而进入生产领域；生产者直接成为商人，并直接为商业进行大规模生产。第二，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融合为一。商业了职能已从交换过程向生产领域渗透，商业职能不再局限于买卖，也向代理、采购、仓储、运输、居间、零售等职能发展。第三，商人特殊阶层及其特殊利益的进一步消失。与之相适应，出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立法趋势，要求削弱身份在商事活动中的影响，统一市场行为立法。
二、民法与商法的区分：实质商法的独立性问题
1.商法有独特的调整对象。商法调整的是商事关系，包括商事交易关系和商事组织关系。
2.商法有独特的调整方法。与民法注重自由和公平不同，商法更注重营利。
3.商法有独特的调整原则。为了保证商法的营利性，商法确立了商主体法定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原则、促进交易迅捷原则和保障交易公平原则。
4.商法有相对独立的体系和结构。自法国制定商法典以后的近百年中，各国商法典所包含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立法形式也有差别.
三．从民商法到经济法的跨越：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问题
1．从两者历史发展阶段的原因来看，民法、商法、经济法相继出现。
2．从两者性质和理念来看，商法是属于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强调商人间的平等，商事交易的自由、效益和安全；经济法是具有私法因素的公法，自由、平等、公平、效益、安全、秩序等法律价值理念被侧重于从公法的角度去阐释，经济法更强调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反对暴利和私权绝对。
3．从两者的基点和作用过程来看，商法立足于确认和保护商人的地位和利益，强调商人的营利性；经济法的基点是国家整体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强调社会经济利益的整体平衡性。
4．从两者的内容和制度来看，商法主要规定商人的地位、组织形式、商事交易行为规则和行为后果、商事登记、商号、商业账簿等，并形成了总则、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商法制度；经济法主要规范商事活动中的 竞争关系、经济资源配置关系、社会保障关系、产业发展 与调整关系等，形成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社会 保障法、产业调整法、财政与税收法等法律制度。
10. 自我管理的名词解释
（self-management）
从狭义上说，自我管理指工人直接参与各个企业的基本决策。生产资料实现了社会化（归工人团体或整个社会所有）；工人在较小的团体中直接地而在较大的团体中则通过他们在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决定生产和收入分配的基本问题；技术业务管理归他们主持、监督。从广义上说，自我管理是整个经济的民主组织形式，由若干级委员会和大会构成。各个企业的主要工人委员会向整个部门和整个经济的上级机构派遣代表。在每一级上，自我管理机构是负责方针的制定、实施和相对独立的企业之间实行协调的最高权威。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自我管理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基本结构。在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教育、文化、科学研究、医务等等），基本决策掌握在根据生产原则和地区原则组成的各级自我管理委员会和大会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越出国家的范围。自我管理机构成员从自由选举中产生，对他们的选民负责，可以罢免和轮换，没有任何物质特权。这就结束了传统的国家、作为统治上层人物的官僚政治、作为异化的权力范围的专门的政治。保留下来的职业专门人员和管理人员，只是自我管理机构的雇员，完全从属于前者。自我管理涉及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民主。与议会民主相比较，它不局限于政治，而是扩及经济和文化；它强调分权管理、直接参与和为了最低限度的必要的协调而授权。政党丧失了它们的统治职能和寡头政治结构；它们的新使命在于教育，表达不同的利益，制定长远规划和寻求群众对这种规划的支持。
关于自我管理的工人协作的最早主张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毕舍、勃朗和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之父蒲鲁东提出 来的。马克思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工人阶级的联合体将要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机关（参看《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8章）中解释了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自由观念：“……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且是“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勒克律、马拉特斯塔）阐发了以自治团体的联合来取代国家的思想。基尔特社会主义提供了工人的纵向联合主张。工团主义主张由工会进行管理，这是对先锋队政党的领导权要求的一种重要的替换物。然而，独立的工会的正常作用似乎是维护工人利益和培养工人的共同意志，而不是监督那应当独自负责决策的自我管理机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无论成功与否，从巴黎公社到波兰的团结工会，多少自发地创造了一些自我管理机构。特别重要的是南斯拉夫的实际经验，那里自我管理的初步形式（与自由化的党政治制度并存）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