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规制力

① 刑法规制的范围应如何设定

刑法的适用范围，又叫刑法的效力范围，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刑法在什么范围、在什么时间它专是有效的。刑法属的效力范围可以分为刑法的空间效力和刑法的时间效力两个问题。
1.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对地和人的效力，它是解决一个国家的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刑法的空间效力在理论上一般认为具有以下四个原则。
第一是刑法的属地管辖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属人管辖原则。 第三个原则是保护管辖原则。 第四个原则是普遍管辖原则，这是对国际犯罪惩治的管辖原则。
2时间效力
在刑法的时间效力问题当中，主要掌握的是刑法的溯及力的问题，即刑法生效以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问题。如果适用，就是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就是没有溯及力。我国刑法是坚持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从旧就是按照行为时的法律规定处罚。从轻有两种情况，一是旧法规定为犯罪而新法不认为是犯罪，从新法也就是不认定为犯罪；二是旧法新法都认为是犯罪，但新法处罚较轻则从处罚轻的法律规定即从新法。当然现在理论上还有一个中间法的问题。

② 犯罪的刑法规制是什么意思 希望能得到较为清楚的解释。

所谓的刑法规制，就是指采用刑事处罚的方式，对某一行为认定为犯罪，并定罪处罚。以此达到禁止该行为的目的。

③ 刑法溯及力的原则是什么

对刑法的溯及力问复题，各国采用的原制则有所不同。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种原则：

1、从旧原则

新法对过去的行为一律没有溯及力，完全适用旧法。这一原则充分考虑了犯罪当时的法律状况，反对适用事后法，对行为人比较公平。但如果某一行为按旧法构成犯罪而新法不认为是犯罪，再依旧法进行处罚就不能实现刑法目的，因而也存在弊端。

2、从新原则

新法对于其生效前未经审判或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一律适用，即新法具有溯及力。这一原则强调新法，适应当前的社会情况，有利于预防犯罪。但是，对行为时法未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依新法按照犯罪进行处罚，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因而有失妥当。

3、从新兼从轻原则

新法原则上有溯及力，但旧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时，则按照旧法处理。这一原则弥补了绝对从新原则的不足，既充分发挥了新法适应当前形势的优点，又认真考虑了旧法当时的具体规定，但为了避免事后刑法之嫌，采用的国家不多。

4、从旧兼从轻原则

原则上适用旧法，新法没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时，则按照新法处理。这一原则弥补了绝对从旧原则的缺陷，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又适应当前需要，因而为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纳。

④ 刑法规制的对象是什么

您是说，刑法调整对象吗？是危害行为所作用的人或物。即受保护的法益。

⑤ 如何用刑法规制对非公有经济管理人员渎职

您好，结合《刑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我国对渎职罪的主体有明确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是指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按照宪法的规定，属于国家机构序列的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及监狱。这些机关，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属于国家机构，是属于当然的国家机关，其从事公务的人员，在行使国家权力时，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2、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此类人员是指一些法律、法规授权在某些领域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某些非国家机关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行政处罚法》第17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在一些法律、法规中规定了一些并非属于国家机关的单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如《保险法》规定，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这项权力根据该法律规定应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可是为了加强对保险业的管理，专门成立了保监会，由保监会负责监督管理，但保监会并非国家机关。但从职权的性质和权限上讲，仍属于国家管理职权的一部分。其从事公务的人员，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按照解释规定就成为了渎职罪的主体，诸如此类，如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证监会、气象局、地震局、电力公司、航空工业公司、邮电公司等非国家机关的组织和单位都在法律、法规的授权下，行使一定的国家行政管理职权其从事公务的人员，都可构成渎职罪的主体。
3、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行政处罚法》第18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给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受委托组织中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处罚。在实践中，一些国家行政机关将部门行政处罚权进行了授权。如地方的卫生行政部门委托卫生防疫站对食品卫生经营进行监督管理，文化部门委托事业单位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文化娱乐的监督管理，交通部门委托事业单位交通运输管理站负责交通及交通经营的管理，林业主管部门委托林场等公司单位负责对林业经营的监督管理等诸如此类，上述部门属不属于国家机关，但受国家机关委托行使着国家机关的权力，按照解释，其从事公务人员在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就构成了渎职罪的主体。
4、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主要是指那些虽不属于国家机关正式在编人员，但在国家机关中行使国家机关职权的人员。其"身份"不属于国家正式干部编制，但在实际上却行使着国家机关在编人员同样的职权。主要如公安机关、狱政管理部门聘用的合同制民警、国家机关中未列入正式编制的借调人员、工人等。虽然此类人员在"身份"上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从其从事的公务活动来看，代表着国家行使职权，符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按照解释规定，此类人员属于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行使国家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就成为了渎职罪的主体。但必须是从事公务活动时，才能成立渎职罪的主体，否则，不是从事公务，而是从事劳务等工作则不能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待。即使有犯罪行为，也不能按渎职罪追究刑事责任。

⑥ 刑法规制传销行为是单轨制还是双轨制

《刑法修正案(七)》第四条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作了专门规定，并将其增补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为了正确适用这一法条，急需对本罪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传销”之界定

《刑法修正案(七)》和《禁止传销条例》都对“传销”进行了界定。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刑法修正案(七)》和《禁止传销条例》对传销的规定是有差别的。一方面，《刑法修正案(七)》中的“传销”仅指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型传销，而《禁止传销条例》中的“传销”除了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型传销外，还包括团队计酬型传销。且《刑法修正案(七)》中的“传销”要求同时具备收取入门费和拉人头这两个条件，而《禁止传销条例》中的“传销”只要具备收取入门费、拉人头、团队计酬这三种类型之一即可。可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传销”在具体内容上不包括团队计酬型传销，并且在认定条件上要严格于《禁止传销条例》。

为什么《刑法修正案(七)》没有将团队计酬型传销作为规制对象?笔者认为，这里涉及到三种传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问题。实际上，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型传销的社会危害性要大于团队计酬型传销的社会危害性，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明文禁止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型传销的。而团队计酬即多层次直销，自取代单层次直销以来，成为了全球直销市场的主流。目前，直销行业中90%以上的公司都是采用多层次直销这一营销模式。而且，多数开放直销业的国家和地区一般既允许从事单层次直销，也允许从事多层次直销。由于这种经营模式具有组织上的封闭性、交易上的隐蔽性以及人员的分散性等特点，监管难度很大，加上市场规则不完善，群众消费心理不成熟，诚信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多层次直销在实践当中出现了“金字塔诈骗”、“老鼠会”等很多问题，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为了维护公共利益，防止利用多层次直销进行诈骗活动，我国《直销管理条例》对直销业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包括只允许单层次直销。可见，《刑法修正案(七)》将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型传销列为重点打击对象，而不包括团队计酬型传销，正是基于社会危害性的考量，体现了刑事立法的谦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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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法规制传销行为是单轨制还是双轨制

在《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之前，在司法实践中对传销行为的定性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为依据的。毫无疑问，《刑法修正案(七)》的效力高于《批复》的效力。问题是，《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以后，如果《批复》失效，就意味着只能根据《刑法修正案(七)》对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型传销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而《刑法修正案(七)》未涉及的团队计酬型传销，就不再受刑法规制，而只是一种一般违法行为。对这种仅采取《刑法修正案(七)》规制传销行为的方法，笔者称之为单轨制。但是，如果《批复》继续有效，就意味着对《刑法修正案(七)》所不及的团队计酬型传销仍然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对这种兼采《刑法修正案(七)》和《批复》规制传销行为的方法，笔者称之为双轨制。

⑦ 刑法的四大基本原则

我国1997年及2012年修订的刑法典规定了四个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

1、罪行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该条规定体现了罪行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行法定原则决定了刑法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并派出了习惯法的做法；禁止类推和不定期的刑，需要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适用刑罚。

2、罪行相适应原则

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该条规定体现了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其含义是指犯罪的轻重与所受的刑罚相称，轻罪轻判，重罪重判。

3、适用刑法平等原则

我国《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该条规定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其含义是指任何人没有地位、职务、出身等因素的区别，在法律适用上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享有特权。

4、罪刑相适应原则

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含义是，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我国《刑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了这一原则。罪刑相适应，是适应人民朴素的公平意识的一种法律思想，是罪与刑的基本关系决定的，是预防犯罪的需要。

(7)刑法规制力扩展阅读：

罪刑法定原则从字面意义上看，“正当法律程序”，似乎仅仅涉及程序方面的问题，即在刑事案件中遵守某些程序或者禁止适用其他的一些程序。

实际上它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即从实质上限制政府的权力。在刑事诉讼中，正当程序这种实质性限制，不仅要求在实体刑法中的犯罪行为，从内容到形式上加以明确规定，而且要求立法机关在宣布某种行为是犯罪时，要具有适当的和明确的限制。

如果某种行为尚未达到犯罪的严重程度，立法机关就不能通过法律程序将其认定为犯罪，使之犯罪化。甚至在存在某种危害的情况下，有的法院也常常以特定的理由。

即缺乏刑事犯罪的传统构成要件为由，而宣布某项刑事法律违宪，以此体现正当法律程序对刑事立法的实质性限制。

⑧ 法律规制是什么意思

“规制”一词来源于英文“Regulation”，是规制部门通过对某些特定产业或企业的产品定价、产业进入与退出、投资决策、危害社会环境与安全等行为进行的监督与管理。

依据规制性质的不同，规制可分为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经济性规制主要关注政府在约束企业定价、进入与退出等方面的作用，重点针对具有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等特征的行业。经济性规制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施：一是对企业进入及退出某一产业或对产业内竞争者的数量进行规制，这一规制可以通过发放许可证，实行审批制，或是制定较高的进入标准来实现；二是对所规制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定价进行规制，也称为费率规制，包括费率水平规制或费率结构规制；三是对企业产量进行规制，产量高低直接影响着产品价格，进而关系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通过规制可限制或鼓励企业生产；四是对产品质量进行规制，相对于前几种方式，对产品质量进行规制的成本较高，主要包括监督成本、检查成本，由于规制者难以亲自监督产品生产，企业和规制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规制者对产品质量很难把握，因此实践中这类规制方式较少采用。

而社会性规制是以确保居民生命健康安全、防止公害和保护环境为目的所进行的规制，主要针对与对付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外部性有关的政策（植草益，1992）。社会性规制是近年来在各国逐渐施行的，主要通过设立相应标准、发放许可证、收取各种费用等方式进行。

规制经济学是对政府规制活动所进行的系统研究，是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与其它学科的发展类似，规制经济学也随着规制活动的发展不断演变，体系与内容不断扩展。目前国外的规制经济学发展已相对成熟，体系较为完整，基本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规制经济学中，对规制经济理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派别：规制规范分析与规制实证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是经济学的两种基本分析方法。规范分析涉及价值判断与伦理道德问题，侧重于说明一种事物或行为“应该怎样”，只有通过政治辩论或决策而不是单纯经济分析本身才能解决问题。与之不同，实证分析更侧重于用事实说话，说明事物本身情况，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主要借助于事实分析与经验证据。

规制规范分析学派侧重于说明是否应该进行规制，更多标准来自于政府官员的主观判断，而不是规制实施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规制实证分析则是透过主观判断的表面，通过对经验数据的分析，深入考察规制实施的实际效果，侧重说明规制产生的实际作用。

规制经济学的产生

产业革命的发生给亚当·斯密所倡导的自由放任经济带来强烈冲击，伴随技术革命产生的新发明，也给市场提出严峻挑战，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发明与推广。这项发明需要大量固定资本投资，而当时的自由竞争市场则难以迅速聚集所需资金，这引起了对自由放任经济有效性的质疑。当时英美等国政府成立了规制部门，就铁路运输中的资金问题、固定成本与沉没成本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在1839到1850年间，对铁路部门实施规制的市场效果，包括对生产者福利与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等问题被纷纷提出来，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奠定了规制规范分析的基础，同时也成为一般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规制实证分析的萌芽。从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很大冲击，经济出现急剧衰退，市场机制对这种衰退已无能为力，需要新的理论与政策来引导经济走出危机。美国从1933年开始实施的以凯恩斯主义和制度学派观点为基础的“罗斯福新政”，如一剂良药，给陷于危机中的美国经济带来了复苏的希望。总之，以罗斯福新政为起点，由于政府对行业的规制而带来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使经济学家对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产业进行规制普遍持支持态度。

规制经济学的发展

作为规制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政府规制活动近年来有了新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激励性规制与放松规制在全球的兴起；社会性规制日益发展，其规制领域不断扩大；政府规制方法更着重体现市场原则，出现了政府规制活动与市场机制相融合的趋势。政府规制活动中这些新趋势的出现促进了规制经济学的迅速发展。规制经济学对这些新趋势的出现进行了深入研究。

政府规制的无效一方面可用实证分析的规制俘虏理论来解释；另一方面，即使不存在规制俘虏问题，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导致规制制度本身也存在着缺陷。但在政府规制低效与市场失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完全放弃规制或实行私有化也并非是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因此实行激励性规制与部分放松规制便成为政府规制的发展方向。

实施激励性规制主要是通过设计合理的制度来克服传统政府规制所存在的缺陷，给予被规制企业提高内部效率的激励，从而减少规制成本，同时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激励性规制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特许投标制度、区域竞争（或称为标杆竞争）制度、价格上限规制、社会契约制度等。尽管上述激励性也不同程度存在着某种缺陷，但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传统规制存在的问题，在欧美一些国家的实践中取得了较好效果。。

放松规制则意味着放宽或取消原有的规制制度，如将行业禁入改为自由进入，取消价格规制等。放松规制的首要目的在于引入竞争机制、减少规制成本、促使企业提高效率、改进服务。70年代以后，以美国、日本、英国等主要国家为中心，对电信、运输、金融、能源等许多产业，都实行了放松规制。各国在放松规制过程中，根据本国情况采取了不同方式。英国的放松规制是与私有化过程相伴而生的，先后部分或全部将英国电信公司、英国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出售，出售后企业的效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上面对规制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叙述主要是针对经济性规制而言的，因为相对于社会性规制而言，经济性规制起源较早、体系较为完善，发展较为成熟，在早期政府规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生活质量、社会福利等问题关注程度日益加强，各国在逐步完善经济性规制，对经济性规制产业实施放松规制的同时，将关注点更多投向了社会性规制领域，社会性规制在政府规制中的地位与作用正逐步提高，规制的领域也不断扩展，规制的方法与手段也在不断改进。政府对社会性规制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进步、生活质量提高的反映，更直接体现了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与对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因此社会性规制也将成为未来政府规制中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⑨ 刑法民法分政法三钟法律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所谓知法懂法，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关于法律的知识了解的并不多，只是当我们的生活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才会去翻看有关的法律。更别提关于民法总则与刑法的关系了，今天律师365的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民法和刑法的关系以及区别，并且从救济性、灵活性和生活性三个方面分析了民法和刑法。
所谓知法懂法，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关于法律的知识了解的并不多，只是当我们的生活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才会去翻看有关的法律。更别提关于民法总则与刑法的关系了，今天律图的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民法和刑法的关系以及区别，并且从救济性、灵活性和生活性三个方面分析了民法和刑法。
民法总则与刑法的关系：
刑法和民法并非是两部具体的法律，更多意义上是法学上的一种分类方式，是指两个特定的部门法。而部门法之间相互区分根本上的依据，则是它们彼此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
依刑法和民法为例。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调整的主要是犯罪行为。刑法规制的对象主要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各类行为。而民法则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部门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区别，是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
1、救济性
民法不像刑法，是种惩罚性质的法律，它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在你被损害时弥补你的损害。杀掉杀人犯难道能救回一个人的性命吗？但是救济一个受损害者却真正能帮到它。可以说，民法在相当大程度上充满了一种仁慈的人道主义关怀。在中东一个伊斯兰国家（似乎是伊朗），一个女子被男子泼浓硫酸弄瞎了右眼以及大片皮肤，法官按照伊斯兰以眼还眼的教导，判定女子用一瓶浓硫酸泼回去。当时国际社会一片声讨：为什么这个时代还有如此落后的法律？而那女子也不知在舆论压力或是良心督促下宽恕了男子。我不禁在想，假如以眼还眼是错误的，把自己的痛苦重复在别人身上是错误的，那么一命还命为什么就是正确的？虽然有人可能会说这是用恶的手段谋求最大的善，但是目的和手段不该一致吗？我故此对死刑的存在有了怀疑，也对于刑法这种扩大伤亡扩大痛苦的理念感到怀疑。——而与之相反的是，民法从事恢复而非毁灭，医治伤痛而非增加痛苦。虽然有的时候民法也从事惩罚性赔偿——比如麦当娜往粉丝的脸上吐口水被判罚500万美金——但是这样的赔偿不会夺取一个人一生的东西，他仍然可以“悔改”。民法固然有法律固有的来自惩罚的威慑力，但其惩罚不会剥夺生命。
2、灵活性
除了民法的救济性之外，民法还有极高的灵活性。比如在一个冒名顶替前往学校就读的案件中，既可以判侵犯受教育权，又可以判侵犯姓名权。当出现脱法行为时，律师还要大胆而谨慎地扩大法的范围，选择一个可以使用的法，遵循特别优于一般的原则。而在德国二战后货币贬值千倍下制定的情事变更原则，开辟了法官介入合同的先河，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民法的高度灵活性；而前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的确立，更可谓才华横溢之举。与刑法罪由法定的封闭性相比，民法机动灵活，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兼顾普遍正义和个案正义。单单从学理上讲，民法的研究给人思维活跃以极大的空间，需要个人机智与才华。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刑法体系里，司法者成为了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输出法律判决的自动柜员机。民法需要的不仅是理解和对号入座，更是一系列选择与衡量。虽然民法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饱受诟病，但是仍然无法否认它对于法律公正性价值的巨大贡献。
3、生活性
同时，民法具有很强的生活性，它所调节的各类关系盘根错节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和刑法针对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不同，民法顾及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日常大事小事。这就决定了它对于个人日常生活中行为的规范作用，而非只是与一小部分人有关的法律。随着社会治安和经济的发展，犯罪率会越来越低，人民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刑法的用处也会渐渐缩减，但是市场经济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却会使民法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永恒性。甚至可以这么说，只要世界上还有人，就一定会有社会关系，而只要有社会关系，就一定需要民法。从长远来讲，刑法是为了消失而存在，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但是民法却将伴随人类直至终结。
看完正文的内容，大家一定对民法总则与刑法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知。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法律的时代，小编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遇到事情首先就要考虑是否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而不是一味的逃避或者说忍让，我们不能让不法分子逍遥法外。知法懂法不犯法是我们作为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⑩ 如何完善我国刑法规制盗窃网络虚拟财产

盗窃中国络虚拟财产不可以认定盗窃罪。 关于虚拟财产能否归入传统意义上的财物，在二0一三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法意见如下：《解释》起草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应当在《解释》中明确，对盗窃游戏币等虚拟财产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经研究认为，此意见不妥。对于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如确需刑法规制，可以按照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等计算机犯罪定罪处罚，不应按盗窃罪处理。主要考虑：其一，虚拟财产与金钱财物等有形财产、电力燃气等无形财产存在明显差别，将其解释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公私财物，超出了司法解释的权限。其二，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对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行为当然可以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量刑。其三，对盗窃中国络虚拟财产的行为适用盗窃罪会带来一系列棘手问题，特别是盗窃数额的认定，目前缺乏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计算方式。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明确了具体定罪量刑标准，适用该罪名可以罚当其罪，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其四，从境外刑事立法和司法来看，鲜有将盗窃中国络虚拟财产的行为以盗窃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