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法律法规

Ⅰ 关于机关干部人员受贿退赃的法律规定有哪些

《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在认定及时退赃的及时性问题时，必须认识到“及时”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 时间间隔作为一个考量的重要因素，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考察受贿人的供述和行贿人的陈述，综合作出退赃是否及时的判断。 认定退赃是否及时，具体来说，需要综合重点考量的因素包括：

1、收受到退还或上交的时间间隔

从受贿人收受贿赂到退还或上交贿赂的时间间隔，是判断退赃是否及时的一个重要因素。司法解释未对该时间间隔作出准确的时间界定，参照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和办案机关的主流意见，该时间间隔可借鉴《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的规定，界定为一个月内。但这一个月的期限仅是考量因素之一，不是唯一标准。

2、退还或上交的客观可能性

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受贿人基于不知情或盛情难却的情况下收受了财物，事后就决定退还给行贿人，但行贿人总是以自己出差在外等为由敷衍，导致受贿人退赃不能或者受贿人因自身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及时退赃。出现这种情形的，不应当影响及时退赃的认定。如果受贿人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没有条件退还或上交时，等后来有条件退还或上交就退还或上交的，也算及时。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考量该因素时要避免为钻法律空子而故意制造不可抗力的情形发生。

3、反腐风声、反腐形势

在中央和地方反腐倡廉形势下，集中整治贪污腐败，一些贪腐的国家工作人员相继落马，这也给有过贪腐行为但尚未东窗事发的人员以压力而向行贿人退还赃款赃物，根据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认定退赃是否及时，也要考量受贿人退还赃款赃物是否是因为自身已经开始被调查或者身边人员已经被查处，迫于压力而退赃。

4、其他需要考量的因素：收受贿赂金额大小、收受贿赂时的经济活动状况等

除了上述几个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需要予以考量。比如：收受贿赂金额大小。如果受贿人收受的贿赂金额很大，在当今这个发展迅速的经济环境下，一笔巨款几天就可能产生巨大效益，虽然几天就退还，但行贿人和受贿人的犯罪意图和犯罪目的已经实现，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再比如：收受贿赂时的经济活动状况。这包括受贿人自身和亲朋好友的经济活动状况，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受贿人的亲属正在参加一个工程项目的招投标，但限于经济实力有限，无法支付大额投标保证金，行贿人愿意提供资金，中标后即予以退还。虽然时间间隔很短，但行贿人和受贿人均如愿以偿，不影响犯罪构成。

认定及时性的排外情形

即构成以下任何一种情形就否定退赃的及时性：

1、先收受，见机行事决定是否退还或上交

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受贿心态，在收受贿赂时限于客观条件或主观因素当场收下，事后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并不会被发现，也不会产生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产生侥幸心理，于是就持观望态度，根据反腐的形势和自身所处环境的变化，一旦嗅到风吹草动就主动退还或上交，认为也是为时不晚的。这样的受贿心态无疑贻害无穷，也不应当因案发前退赃而构成退赃及时。办案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遇到此情况，应作为及时退赃的排外情形，否定退赃及时性，不适用《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2、实收虚退，无退赃证据

办案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对行贿的事实可以通过受贿人的供述和行贿人的陈述相互予以印证，对行贿事实的证据提取也相对比较容易。但为了掩人耳目，受贿人和行贿人可能形成“攻守同盟”，在认定是否及时退赃的关键问题上，何时退赃是一个关键点，但实际上是否真的退赃了更是重中之重。不排除受贿人受贿后并未实际退赃，而通过口供企图印证退赃的事实。办案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涉及到存在退赃情形的行为时，要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确立的“重证据、轻口供”原则办案，查明是否有退赃的书证、实物证据等证据。

3、主动索贿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受贿人索取他人财物，即使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也构成受贿罪。且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可见主动索贿是法律严打的对象，一旦存在主动索贿情形，就说明受贿人有受贿的主观故意，即使其存在退赃情形，但不论其退赃有多么及时，有其他什么情节，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综上，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准确认定退赃是否及时，需要考量的因素不仅限于单纯的时间概念，还要综合诸如退还或上交的可能性、涉案金额的大小等等因素，有时候这些因素会成为判断的关键。但如果出现了认定及时性的排外情形，则就不能构成及时退赃。总而言之，判断退赃是否及时的原则和落脚点都是犯罪主观方面，即判断是否有受贿的主观故意。

Ⅱ 我国有哪些有关反腐的国家法律法规

您好！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反腐败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相信不久发明腐败法应该能够出台。

Ⅲ 有关腐败的法律文献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正在探索着构建权力制衡机制的途径，目标是建立法治化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
构，从源头上根治权力腐败。可以说，有了公共权力，便有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法律监督 是人类社会治理权力腐败的神圣使命和主要方式。
【摘 要
题】法学时论
【英文摘要】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probing a way of establishing
mechanisms of power su p ervision and it aims at setting up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social and econom ic structures so as to bring power corruption under
permanent control.Legal supe rvision and public powers are,so to speak,twins
parasitizing in the state instit utions.There are state institutions,there are
public powers.There are public pow ers,so there must be the supervision of
public powers.Legal supervision is thesacred mission and principal mode of
governing power corruption in human societi es.
【关 键
词】权力/腐败/监督/power/corruption/supervision
【正 文】

腐败，指思想的腐朽、生活的堕落及私欲的膨胀。其中，权力的腐败乃是核心，正如有人 形容，腐败是权力和私欲结合的罪恶之子。腐败的根源，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垄断权力，权力
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因之，在腐败的种种表现中，最令人担心的是权力的腐败 ，对于权力腐败必须治理也毋庸置疑。

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有种种典型表现：(1)不正当占有公共资源为个人享用，包括贪污行为
、挪用公款行为、侵占财物行为等，这是腐败现象的典型表现。它以腐败者拥有的公共权力
作为基础，利用这种公共职位，其可以不遗余力地从事图谋私利的类似经营的活动，从生活
资料的侵占发展到生产资料的侵占，使腐败从生计型向致富型方向发展。(2)利用经济上的
好处改变人们对于地位、职位、财产方面的判断和安排，其行为的外部表现形式就是贿赂。
贿赂的延伸，发展为变相送礼、大吃回扣、强拿硬要等。在贿赂中，受贿者丧失原则，行贿
者以较少的成本获取垂涎已久的地位或利益，诱使更多人的逐臭效尤。(3)偏离公共的角色 滥
用职权，泛指以权谋私、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行为。在现代，腐败的核心问题是 以权谋私，腐败的形式也已经从经济上的小打小闹、小偷小摸，发展到了政经勾结的腐败
类型，引起政府形象的极度损坏。(4)以亲疏之别、远近之别、上下之别、情感之别的私人
关系决定公共关系的确立和维持，在公共权力机关的组成体系中，形成裙带网络。在中国，
腐败拥有着地缘与人情的肥厚土壤，这种不正常的关系网络会导致权力腐败在民间的延伸，
它的可怕之处正在于普通的公民对此安之若素。(5)公共权力的“人治化”行使，体现为严
重的官僚主义和特权主义。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官员们制造着一种浓浓的“官气”，集权
现象、家长制现象、神秘化现象、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等普遍存在；渎职无能、擅离职守、抛
弃责任、人浮于事、文山会海、强迫命令、任意决策、好大喜功、管理混乱、道德失范等等
，构成了腐败产生的温床。(6)腐败还带有行业垄断色彩，多发生在权力较大的经济管理部
门和执法司法机关，主要手段是依托部门和行业权力进行勒卡索要。于是，人们又在探讨立 法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行业腐败的特征及其根源。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腐败现象如剜之不去的痼疾，生而需治，治而复生，这使历代的统 治者在对其“辐辏攻之”中疲于应付。但无论是“天子们”的自我约束，还是包拯、海瑞似
清官的竭忠辅弼；无论是将整饬吏治任务放在第一位的明君治世，还是在腐败面前缴械投降
的昏君，哪朝哪代的“万世江山”都逃脱不出因腐败的政治统治而社稷山崩的命运。现代社
会，腐败问题仍然是一个世界性问题。1992年，意大利政界爆出受贿丑闻：仅1991年，意大
利各政党非法收入高达83亿美元，贿赂和回扣使这个国家的公共开支增加了30-40亿美元。
一位官员形容：“当人们用刀刺透官方记录的表层时，腐败便显露出来，人们甚至在没有看
到时也能闻到它的气息”。“这类事件将战后依旧纷乱的世界惊得目瞪口呆”。[1](P1)

权力腐败的罪恶后果十分明显。政治上，腐败引起人民的普遍反对而威胁着国家社会的稳 定；经济上，腐败破坏着分配公平而阻碍着市场的竞争；文化上，腐败引起社会道德的沦丧
而制约文明水准的提高；思想上，腐败腐蚀了人事制度的肌体，毁掉了一大批公务人员。特
别是，腐败是一种超法律、反法律的行为，它动摇着国家权威的基石——法律权威。因此，
各国都把反抗权力腐败作为完成民族复兴、建设富强国家、净化社会空气的大事。权力监督
的原理论证，乃是为了解决公共权力的限制问题，最终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超越、滥用、
腐败、违法问题。其实质，在于倡导法治的方略，弘扬民主的精神，使我国不再走任人治主
义倡行、任特权主义存在、任腐败行为泛滥的重复之路。具体而言，主要的法治化措施如下 ：
一、对权力腐败的规则控制：以法律制约权力

对权力腐败的规则控制，指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规范权力的运作过程，控制官员的用权 行为。目的在于使易于越轨的公共权力在立法、行政、司法、守法的各个运行环节上都受到
法 律的制约，一旦行为“脱轨”，便有法律依据制裁这种脱轨。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
默所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 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2](P344)

回溯中国反腐败过程，我们曾经走过弯路，即主要靠道德约束和政治运动抑制腐败，这要 从专制制度中追根溯源。在我国长期的封建政治统治中，极为强调的是管理者自身的素质和
才能，而其素质和能力的判定，有赖于上级的赏识、道德的约束和自我的克制。在法律监督
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均属于皇权的组成部分，也即行政权的附庸，没有
形成类似西方国家的议会监督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这一历史留给今天的痕迹是极其发人深 省
的，它导致我国公共权力的行使不是以法律为度量范围，而是以长官意志为标准边界，行政
权力从未受到过法律力量的实质约束。现代社会，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控制腐败甚嚣尘上之
势，必须有赖于法律的制定及其实施。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而赋予国家机关一定的
权力和职责，就必然要求国家机关符合权力运用目的而不滥用权力，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权
谋私，合法执行权力而不越权违法，履行法定职责而不失职渎职，遵守法定程序而不丧失程
序公正。强化法律监督的作用，正在于法律规范具有道德规范所不能比拟的普遍性、权威性 和强制性。

在反腐倡廉中，法治化的明确要求，首先是必须完善廉政立法。在此方面，世界各国颁行 了诸如《反腐败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公务人员职责法》、《官员道德标准法》、
《官员弹劾法》等，对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的宪
法、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已就法律监督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全国人大
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先后颁行了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经商
受礼的规定、关于禁止挥霍公款的规定、关于禁止借选拔任用干部之机营私舞弊的规定、关
于财产收入申报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文件和政策性规则。这类文件的及时出台，不能说在监督
问题上无法可依，但我国的监督立法比较简陋和粗糙，对于腐败问题的政策性文件多，立法
的规范性和技术性都未能达到应有水平，还需要在立法上出台成熟健全的法律规则，实现制 度的预先控制。

不仅如此，权力监控还必须从严。汉密尔顿曾经直白地指出，“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霍布斯也强调，“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法律监督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法律
规则的控制之下，一旦被监督者有违法擅权行为，能有被察觉、防范、制止、惩戒的可能，
反之，如果监控机制不健全，“得手”的容易会使违法者有恃无恐。因此，国家应当加大对
于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挪用、豪赌等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并使法律责任成为腐败行
为所支付的最大成本。这种控制和惩罚，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外力，它犹如一种动力，能够推 动政府及其官员
的行为合法正当，但它更多的是一种威慑力，如同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对于不法行为会有
力的予以戳穿。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虽然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受到了立案查处，但“漏网之
鱼”仍然存在，“特权阶层”仍然存在，对一些官员处罚的“轻描淡写”也仍然存在，致使
侥幸心理的、抗拒法律的人会继续腐败。因此，只有在治理权力腐败方面敢下狠心，才能真
正有利于遏制腐败。如上述意大利事件发生后，该国警方逮捕1350人，受牵连者约2500人，
卷入了8个政党，5名内阁部长辞职，多名国会议员、高级官员和企业家受到司法调查、审讯 、逮捕或拘留，这在意大利政界虽是一件丑闻，但惩治腐败的力度从中可窥见一斑。

二、对权力腐败的体制控制：以权力制约权力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们总是把建立一个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政府作为一种理想和希望 ，
这未尝不是好事，但希望必须落实于政治体制的配套之中。以权力制约权力，意味着一种国
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外在约束，通过各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达到权力的基本均 衡，防止其中的一项权力过于强大而滥用。尤其需要在下列方面有所作为：

充分认识权力监督的必要性。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关系到各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大局，决非可有可无、可重可轻、可大可小的个人事务所能比拟。因此
，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权力定位和相互关系的法治化由来已久。以行政权力为例，从古
至今，这种权力都最为实在、最为广大、最为权威。行政机关可以运用授权、审批、颁证、
收费、禁止、命令、管制、处罚等权力方式，行使委托立法权、法律执行权、国家管理权、
行政处罚权、自由裁量权，并强制所有的社会成员服从这种权力。这必然导致政府与被管理
者形成矛盾冲突关系，也与其他国家机关形成权力对抗关系。由此而言，重视国家机关之间
的权力制衡，绝不仅仅从“人民主权”的民主意识角度考虑，还表现为一种强化国家管理的
“实用性”要求。应该说，政治家是最实用主义的。可以想象，如果构成国家机体的主要国
家机关相互扯皮，如果公务人员不受限定任意扩张自己的权力，而监督体制显现出控制不力
、有错不纠、放任自流的状况，自然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表现，而如此的社会也 必然是一个失却秩序亦失去民心的社会。

合理利用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在治理权力腐败的过程中，古今中外有许多成效显著的范例 。如中国历史上的监察体制，以健全完备的监察法规、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广泛拥有的监
察职权、纠举权贵的监察实效而著称于世，监察御史担负着调查、弹劾、谏诤、审计、监试
、考核、侦查、公诉、审判官吏的重要使命，实际是通过“治官之官”，实现“治吏之道”
，值得当代人潜心研究。而现代国家中，英国、瑞典、新加坡，都是廉政建设的成功样板。
英国的文官制度严密严格，通过考核使文官队伍保持相对纯洁，在规范化的制度约束下，公
务员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一步。瑞典自古倡导“消除特权，官民平等”的法律精神，
议会督察专员监督与政党监督、新闻监督相互配合，有效作用，由此成为北欧政治清廉的主
要国家。新加坡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国家，也是一个注重法制的国家，其廉政立
法的健全和明确、廉政机构的独立和高效、廉政措施的严明和有力，都独具特色和魅力，值 得我国在当今的制度完善中予以借鉴。


切实保障政体改革的有效性。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针对国家权力设
置而进行的内制改革，它与法律监督所要达成的控制权力滥用的监督目标息息相关，有利于
控权制度的实质性兑现。基本途径和方法为：(1)权力缩减。政府只保留一部分管理权和审
批权，不能事无巨细横加干涉。(2)权力分解。权力由不同机关、不同官员掌握，防止重大
权力的独断专行。(3)权力制衡。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切实享有对行政机关的控制权，改
变目前行政权力膨胀而立法、司法权力弱化的局面。(4)权力公开。政府应充分意识“暗箱
操作”是助长权力腐败的温床，在反腐败中，我们决不能忽视“政务公开”的呼吁及其潜在
力量。(5)权力监督。现有的审查制度、审批制度、审计制度、监察制度、质询制度、考核
制度、罢免制度、听证制度、复议制度、诉讼制度等，都可以称之为权力控制的利剑，也都 应该不断健全发展。

配套建构专门监督的趋向性。除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制约关系的建立健全外， 目前，各国在法律监督体制上，正趋向建立外部的、独立的监督机关以制约权力。因为，“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多中心’的，不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所能个别解决，它需要一个
综合性机构。”[3](P518-519)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香港的廉政公署、法国的行政法院
、奥地利的宪法法院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监督组织，以地位明确、人员精练、权能强化、效
率高超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新型监督体制的样板。在我国，各级人大、党的纪律监察机构、
行政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审计组织等都享有一定程度的监督权，在对于腐败的治理方面
，往往采取“联合办公”的形式，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不足之处是，这种体制使各种平
行的监督机关都享有监督权，尚有机构重叠、分工不明、权能模糊、效率低下的缺陷，需要
对于上述监督主体进行明确的法律定位与权责分工。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应该合并反贪力
量，成立专门负责腐败治理的国家廉政总署，实现外部的、专门的、独立的、实效的监督。
三、对权力腐败的社会控制：以权利制约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指明确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联系和界限，发挥公众对于国家权 力的制约作用，使他们在保护自身权利实现的过程中，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权力行
为进行监督。这一立论，主要基于下述三个理由：
合法的权力源于权利。按照“人民主权”的观点，公权力代表着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性，政
府只是实现人民共同利益的代理人，政府与社会成员一样并不拥有特权，相反，它要服从构
成共同体规则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约束。自近代以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
已经深入人心，国家权力由人民授予自然受人民权益限定的原理也通过宪政实践成为现实。
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成员有权通过参政权、选举权、质询权、批评权、建议权、罢免
权、听证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的行使，维护自身利益，制约权力行为，使民主监督
成为确保国家权力合法运行的重要根基。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人民并不
直接享有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而需要委托特定的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
如果权力机关破坏了权力与权利的平衡结构，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英国学者哈林顿曾
经断言：“主权应该是必不可缺的东西，然而又是十分骇人的东西。这正像火药对于士兵一
样，可以使他安全，也可以使他遭受危险。”[4](P103)因此，国家每设定一种权力，都要
求它代表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当公共权力过于强大，超越权力委托人的意志愿望所期待的范
围，导致权力行为与人民的权利抵牾时，就必须运用法制的手段，从权力的生成、分配和实 施各个方面来约束其不法运作。

违法的权力畏惧权利。民主监督的实质，在于动员各种社会的监督资源，形成社会内部的 多层次的权力监督网络，实现对于权力控制的“综合治理”。在此方面，亚里士多德给了我
们许多警世名言，他说：“物多者比较不易于腐败”，“多数群众比少数人不易腐败”，“
若干好人的集体一定较不易腐败”，都说明，大众对于权力的约束是一种重要的约束。实际
上，腐败的力量在于把有着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社会“撕成为碎片”，它是一种典型的“
各个击破”，而当人民形成联合力量之时，腐败就无藏身之地，也无用武之地了。在当代，
人们已认识了社会控制力量的强大和深刻，并且通过多种途径利用这种威力。诸如，新闻媒
介的公开报道，人民群众的信访举报，政协组织的协商对话，工会妇联对于社会弱者的利益
维护，社会自治团体日益发挥民间调解作用等。我们相信，当人民群众普遍动员起来之日， 就是腐败分子无立足藏身之时。

他律的权力需要自律。从权力和权利的平衡关系而言，公民大众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仅仅 是“一相情愿”，政府除了受民众社会的监控之外，还应该受内部自我机制的束缚，达到自
律、自省、自励的要求。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接受制度的规制，遵循职业的纪律，迎合道德
的评判，既是政府性质的体现，也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否则政府会与民众社会格格
不入。例如，政府会“主动”采取某些自我监控的措施，颁行各种行政法规，严格把握重大
管理活动，审慎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并且通过内部罢免处分等手段使违纪
的成员受到制裁等，以维护政府自身形象，防范内部机构和成员对于政府行为总体目标的反 叛
。所以，约束有外部和内部之分，有他律和自律之别，有强制与自愿之异，但无论如何，约 束的目的均见之于政府权力被“有限化”的后果之上。

四、对权力腐败的审计监督：以专门技术控制权力
审计，是国家审计机关通过审查原始凭据、帐目、报表、资产、文件，对有关国家机关、
财政金融机构、企业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活动进行检查、审核、评价、鉴证，以判断其真实 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活动。

现代经济生活中，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不法之徒采取各种手段和伎俩，在财产占有 、投资增值、交换分配、消费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加剧着非法敛财聚财的活动。特别是在一
些大宗的违纪违法行为中，运用帐目做手脚的现象增多，其作案踪迹隐蔽，作案手段狡猾，
需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关于审计监督特性之认识，正建立在审计技术方法的
优越性基础之上。审计监督，拥有一套完整科学的操作体系，诸如审阅法、核查法、顺查法
、逆查法、盘点法、外调法、线索筛选法、配套还原法、立体查帐法、补帐查帐法等。这类
特殊的技术方法，使审计机关得以揭露和纠正经济领域的违法腐败行为，为纪检、监察、法
院、财政、税务部门的监督及侦破大案要案建立功绩。可以说，审计监督已成为市场经济大
潮中控制权力腐败的重要手段，并为其他任何监督形式所不能替代。透视其发展趋向如下：

发挥审计监督的经济功能。在中国，关于法律监督的理性思考偏于强调政治上的必要性， 政治领域建立相互制约体制的实践也相对比较成熟。但笔者以为，约束机制并不仅仅适用于
政治社会代议制条件下的立法监督和执法监督，而应该更加广泛地适用于所有经济领域的“
权利代理”情形。如在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如何对于普遍存在的“化公
为私”、抽逃国家资产现象进行监督，就应该是法律监督讨论的重点。广义而言，人类生存
的基本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经济利益已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原动力，也成为判别人类行为合
理合法与否的试金石。成功与失败、高效与低能、进步与落后都取决于经济活动中的权益法
定与权益实现，而权力之腐败也主要表现为非法权力和非法利益相融合之政治经济勾结型的
腐败。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领域的监督问题纳入平行于、甚至超出政治领域监督问题的更高
高度看待。可以说，审计监督根植于控制经济活动的需要，只要经济活动广泛存在，审计就
成为必须，审计的经济意义就应当高于政治意义。运用审计组织来监督经济运作，保持良好
的竞争环境，不仅能有效地节约经济成本，而且对于政经勾结型的权力腐败是最好的防治措 施。

追逐审计监督的实用价值。审计监督的实用性为其他所有监督形式所不具备，即无论在理 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审计工作都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有关，而且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驾护
航。在我国，违宪审查还罕见应用，人大代表的罢免权也鲜为行使，社会团体对于局部利益
的维护尚有失偏颇，人民群众的监督呈现出分散性和无效性，这使上述监督具有着虚幻的成 分和监督的缺漏，但审计监督的前提和后果都是实实在在的，它往往通过经济数字的量化
指标和科学精确的技术手段予以表现。对于被监督者，一旦被查处贪污腐败，将在经济上有
所损失，这种损失是令被监督者痛之又痛的；对于监督者，由于人类文明的积淀，审计人员
可以“胸有成竹”地作出审计结论，置违法违纪者以“无可辩驳”的推理之中，使“狐狸再
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发挥这种审计监督的实用性，是审计监督的生命力所在。但目前，
审计的运用，仍然没有与它的实用性价值成为正比，在审计监督效果和效益上，我们还大有
潜力可挖。特别要加大对重点审计对象的定期审计，加强对财政、金融、税收、工商、外贸
活动的审计，以及落实领导干部在任和离任时的经济责任审计，才有利于为权力腐败设置一 道铁壁防线。

确保审计机关的独立地位。审计机关担负着特殊的使命，这要求其在组织体制上必须具有
一定的独立性，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综观目前各国审计机关的设置
，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隶属于议会，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属于此种模式；二是隶属
于政府，瑞典、沙特、约旦等国采取这种体制；三是既不隶属议会、也不隶属政府，经费、
人事、体制独立，仅向议会或政府报告审计结果，法国、德国、日本、印度建立了此种制度
。中国的现行体制，基本属于第二种类型，审计机构是设立于政府内部的工作机构之一，这
使同级审计确有难度。法律监督本身是“挑毛病”，易于“得罪人”，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
站在被审计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对立面”，常常面对巨大的压力和阻力。因此，实现
有效的审计监督，有赖于改革双重领导制，使审计机构在国家机关中单列组织体系，直接对 上级审计机关负责而不隶属同级政府，做到有权有责，才能在经济监督中实现有利有节。

促进审计监督的专职发展。审计监督权力实现之基础，在于审计主体掌握专业技术知识，
因而，对审计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求也高于一般国家公职人员。审计人员除了应具备必要的政
治素养、法律知识、管理经验、观察能力外，还必须熟知金融知识、财会知识、贸易知识、
税收知识，以及掌握一定程度的会计审计查帐方法，唯其如此，才能使审计监督准确、恰当
、公正、客观、合法。而审计职能的职业化，意味着审计机关自行安排审计工作计划，独立
地对审计事项作出审查、评价和审计报告；意味着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须的经费应当列入
财政预算，由政府予以及时、足额保证；意味着审计人员依法以第三者的身份执行职务，在
实施审计时居于公正地位；意味着审计人员有相对固定的职位，工资、升降、任免、退休都 受法律保障，非违法渎职不受调动和免职等。

概括言之，反腐败必须治标又治本，将权力制约纳入法制化轨道就是治本之策。而在反腐 败过程中，尤其需要从严格经济监督的角度控制权力之滥用，将防范政经勾结型的腐败类型
作为重任。同时，对权力腐败者绳之以法，也是发挥监督功能的必然要求。我们坚信，腐败
为败类所为，为人类共愤，采取法律监督的综合措施予以治理，必将控制腐败于未然之中，
打击腐败于已然之时。在此过程中，法律监督事业也必然对于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之大局 立有功勋。
【参考文献】

[1]林喆.权力腐败和权力制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龚祥瑞.比较宪法和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4]詹姆斯·哈林顿.大洋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Ⅳ 什么是制度反腐

综观古今中外的反腐败历程，曾经不断出现过所谓严刑反腐、运动反腐、高薪反腐制度等各种尝试，虽然一时取得成效，但最终都往往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胡同，制度反腐被证明是最行之有效的反腐方式。在反腐败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人们得出了一条共同的结论：反腐败最终要靠制度。“制度反腐”是指通过加强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建设，使得社会各阶层、组织、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符合该政权性质和宗旨的基本前提下得到合理的调整与归位，解决因制度本身的矛盾、冲突、缺陷而导致的腐败行为的反腐方法。于是，各种直接针对腐败行为的法律法规陆续出台，人们甚至期望能尽快形成一整套对已经出现或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腐败行为进行制止和惩处的各种法律法规，即通常所称的“反腐败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目前的反腐败，根本方法唯有通过制度建设；目前制度反腐仍然有许多缺点不足，归根到底要靠制度的深化、细化和改革；我国制度反腐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加强每个国民的法制意识。中纪委五次全会提出，要建立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要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监督、预防和惩治等四个方面制度建设。这标志着中央下制度反腐的信心和决心，把反腐败工作推向了新阶段

Ⅳ 我国及世界范围内主要的反贿赂及反腐败的法律有哪些

大国指综合国力，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科技、文化、国民素质等等，世界上算的上大国的有美国(超级强国)，俄罗斯(面积、军事、资源、军事强，经济算不上)，英国(历史上的大国，现在仍然有影响力)，法国德国也可以，中国国土面积大，但是其他方面差距较大，虽然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水分很大，GDP构成中高科技含量很低，主要靠消耗资源，廉价劳动力等低级别方式拉动GDP，尤其是全国疯狂的搞建设，造成严重产能过剩，重复浪费，最重要的是体制落后，造成贪污腐败，社会严重不公短期内难以改变，算不上大国。

Ⅵ 反腐神剧《人民的名义》涉及的法律知识有哪些

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受贿罪有以下规定：

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 【对犯受贿罪的处罚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三百八十七条 【单位受贿罪】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前款所列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八十八条 【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 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此外，针对受贿罪，此次刑法修正案加大了其刑罚，首次将“终身监禁”并到受贿罪刑罚中，同时，对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特别重大损失的，保留使用死刑。

需要指出的是，终生监禁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新的刑种，它是不再给予减刑和假释的一个结果，其实质仍然是无期徒刑。

Ⅶ 如何进一步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

第一，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制度。
第二，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第三，着力健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
第四，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Ⅷ 基本廉正法律法规有哪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
(1997年5月9日第八届人大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2010年6月25日十一届人大十五次会议修正 同日公布 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95号 2007年4月22日公布 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
（国务院令第133号 1993年12月5日发布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
(2009年9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9年9月29日公布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法发〔2010〕53号 2001年10月18日发布 2010年12月6日修订发布施行）
公安机关督察条例
（1997年6月20日发布 2011年8月31日国务院令第603号修订公布 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

Ⅸ 国家最近颁布了哪些纪检监察法律

您好。请看以下解答：
1、什么是党的纪律?
答：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党的纪律包括政治纪律、组织人事纪律、宣传纪律、经济纪律、保密纪律、群众纪律、外事纪律等。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

2、什么是纪检监察法规？

答：纪检监察法规，是纪检法规和行政监察法律规范的总称。纪检法规，是党组织通过一定程序制定的，用以规范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党组织、党员行为的规章制度的总称。行政监察法律规范，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定和调整行政监察关系的行为规则。

3、纪检监察法规有哪些表现形式?

答：纪检法规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党章、准则、条例、规定、规则、守则、办法、实施细则、解释、答复等。行政监察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及立法、司法、行政解释等。各级党政机关为贯彻执行纪检监察法规，结合当地实际作出的具体规定，也具有纪检监察法规性质。

4、党纪、政纪处分的种类有哪些?

答：党纪处分包括：对党员的纪律处分，有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五种；对党组织的纪律处分，有改组、解散两种。政纪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六种。

5、实施党纪处分的原则是什么?

答：实施党纪处分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严治党的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6、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

答：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党的中央委员会批准。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报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7、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各级纪委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8、纪律检查机关的职能是什么?

答：纪律检查机关具有“保护、惩处、监督、教育”四项职能。即：保护党员的民主权利，使之不受侵犯；惩处违反党纪的党员，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监督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情况；教育党员遵纪守法，履行义务，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增强反腐蚀的能力。

9、监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是什么?

答：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其职能是：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

10、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是什么?

答：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

11、监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有何法律保障?

答：《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不受其他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得打击报复监察人员。

12、合署办公后，纪委和监察机关的职能有什么变化?

答：纪委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后，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同时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地方各级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委合署后，仍属于政府的序列，实行由所在政府和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双重领导的体制，按照《行政监察法》规定的职责、权力和工作程序开展工作。

13、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关系是怎样规定的?

答：《党章》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行政监察法》规定：国务院监察机关主管全国的监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负责本区域内的监察工作，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

14、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什么?

答：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即：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坚决遏制腐败现象。

15、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是什么?

答：在开展反腐败斗争中，党中央确定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三项工作格局。反腐败三项工作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基本涵盖了当前反腐败的主要内容，体现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予反腐败工作整体推进、协调发展。

16、为什么说《行政监察法》是行政监察的基本法律?

答：《行政监察法》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宪法为依据，以强化监察职能为出发点，科学总结了监察工作基本经验，重新确定了监察机关的性质、工作原则、管辖、职责、权限、程序以及法律责任，准确、有效地确认、调整了监察关系，是监察机关正确行使职权的有力武器，也是监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法律保障和行为准则。

17、如何认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党内法规中的地位?

答：《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了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处理党内矛盾、调整各种关系、解决存在实际问题的经验，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规律，明确了党内政治生活中重要的是非界限，将处理党内关系的重要原则系统化、规范化。因此，是仅次于《党章》的党内重要法规。

18、怎样理解《廉政准则》是一道思想道德防线?

答：《廉政准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行为规范。《廉政准则》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以爱护干部为出发点，从制度上保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防止以权谋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政准则》作为一道思想道德防线，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比国家法律法规更为严格的要求。

19、为什么说建立和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轨道的重要保证?

答：建立和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从制度上规定了各级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责任，其中包括贯彻执行党风廉政法规制度的责任。因此，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新时期党风廉政法规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对于其他法规制度的贯彻落实具有重要的保证作用。同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制度保证。

20．纪检监察机关受理检举、控告、申诉的范围是什么?

答：纪检监察机关受理检举、控告、申诉的范围是对党员、党组织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其他败坏党风行为的检举、控告；党员、党组织对所受党纪处分或纪律检查机关所作的其他处理不服的申诉；其他涉及党纪党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