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反革命条例

① 原文废止按新规定执行怎么说

一般在抄新规定后面注明：本规定自袭*年*月*日起执行或“颁布之日”起执行；原**规定即行废止。

在这里要区分文件废止与文件停止执行的区别，主要是文件停止执行是指由于发生了特殊情况，暂时停止文件的执行，待特殊情况解除后可能继续执行文件。文件废止是废除文件的效力，也就是把文件作废。

文件停止执行是指由于发生了特殊情况，暂时停止文件的执行，待特殊情况解除后可能继续执行文件。文件或报告发送的时候,可能发多份,这些收到文件的单位或个人,有的是直接有关,要他们办理,要他们审批,发给这些单位或个人,叫主送。

(1)惩治反革命条例扩展阅读：

原文废止按新规定执行的法律例子：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五十七条

本法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和1982年5月14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同时废止。

有的新法未明文规定废止旧法，但依“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新法或者完全代替旧法，或者仅废止旧法与其相抵触的部分。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行以后，1951年2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因与刑法抵触，则自动废止。

② 反革命罪的来源

反革命一词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的。但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中，一般不用反革命罪这个罪名，而用内乱罪、外患罪等罪名。在中国现代史上，最早规定惩治反革命罪的法律，是1927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布的《反革命罪条例》，它规定：“凡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推翻国民革命之权力，而为各种敌对行为者，以及利用外力，或勾结军队，或使用金钱，而破坏国民革命之政策者，均为反革命行为。”这个法律在打击当时猖狂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保卫革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政权，历来十分重视同反革命罪作斗争，1934年就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在总结镇压反革命运动经验的基础上，于1951年2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1979年7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把反革命罪规定在分则第 1章，并在第90条为反革命罪规定了如下的定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这一规定指明了中国刑法上反革命罪的实质，划清了反革命罪与非反革命罪的原则界限。
中国刑法上的反革命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反革命罪的客体的重要性，决定了反革命罪是社会危害性最大的一类犯罪。反革命罪的客观方面，表现在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也就是中国《刑法》 第91～102条所规定的各种危害国家的行为。
反革命罪的主体，是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任何公民（包括外国人）。但有些反革命罪（如背叛祖国罪、投敌叛变罪等）的主体只能是中国公民。反革命罪的主观方面，是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不具有这种目的的危害社会行为，不能构成反革命罪。有无这一目的，是区分反革命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的关键。

③ 谈谈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简称《双十指示》）后，北京市在解放初期肃清反革命势力基础上，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这次镇反，从1950年11月开始，至1951年8月基本结束，1951年先后掀起了三次镇反高潮。这次镇反的主要过程和做法是：
（一）首先制订计划，明确主要打击对象
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央指示，认真总结了北京解放后肃清反革命势力的情况，分析了当时的敌情，制订了镇反计划。计划明确指出，北京市解放初期的肃清反革命势力搞得比较彻底，成绩很大，但是同全国一样，也存在着过分宽大和镇压不足的问题，因此决定全市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实行全党的动员、群众动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
（二）全市统一行动，坚决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拉开镇反序幕
市委按照镇反计划，1951年2月17日，全市公安机关统一行动，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18日，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国民党特务和惯匪杨守德等58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死刑，拉开了北京市镇反的序幕。各界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拍手称快。在北郊土城刑场行刑时，前往观刑的达4万余人，有的自动到公安机关检举、控诉反革命分子；有的坦白交待了包庇和窝藏反革命分子的犯罪行为。一个军统特务家属，主动交出5支手枪，1000多粒子弹。但是，这次枪决反革命分子，由于事先宣传不够，有些群众对镇反的意义认识不深。
（三）召开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镇反问题，动员各界群众投入镇反运动
3月7日，全市统一行动，又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逮捕反革命分子归案法办》。3月15日，召开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协商委员外，还有市政府委员及政府各局处负责干部、各区协商委员会主席、各民主党派、宗教界、少数民族、工商业界和大工厂、大学的代表共计180人。这种会议形式，便于集中讨论，使各界人民代表了解真实情况，激起他们对反革命的仇恨。会上讨论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安部部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作了揭露反革命罪恶的报告，并将反革命罪犯的罪证（实物及典型案卷）陈列展览，大大激发了各界代表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因此，他们在讨论时发言踊跃，从下午2时到晚上9时（中间休息1小时）情绪始终非常热烈。这样的带有动员性质的代表会议，解决了杀不下去的困难。报告中列举了反革命罪犯的罪行，实际上是一篇对反革命分子的控诉状。将反革命罪犯的罪证陈列展览后，与会的民主人士看了无不大吃一惊，极为震动。燕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说：“简直没有想到世界上竟有这些败类！”与会者一致主张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
（四）群众控诉，掀起镇反高潮
3月24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市、区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讨论惩治反革命分子问题。市委书记彭真在会上讲话，罗瑞卿作“彻底肃清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报告。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被押到会场，受害群众当场控诉，掩面而哭，有的泣不成声，当场晕倒。市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这是全市人民声讨反革命的誓师大会。这个活生生的血泪场面，深深地教育和感动了群众，引起他们对受害人的无限同情，认识到反革命的确可恨，的确该杀。平素不主张杀生的僧人也说：“杀一个反革命，救活了很多人，这就是功德”。25日，市公安局根据军管会军法处的判决，分别在天桥、右安门、东郊刑场处决反革命分子199名。声势很大，上万名市民到刑场观看，无不拍手称快。《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处决反革命的首恶分子》，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在此期间，一些重大反革命被缉拿归案。如参与杀害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领导人宣侠父的军统特务、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代理处长佟荣功被逮捕。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的这种作法表示满意，在市委《关于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上批示：“北京的办法很好”。
（五）体现政策，有镇压有宽大
第三次大张旗鼓地处决反革命罪犯是5月下旬。这次是先自下而上地分头发动十几万群众对百余名反革命分子进行控诉，造成了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热潮。同时动员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大学教授、宗教界等参加，然后再提到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商讨并分组审查。这次共分8个小组，分别审查519份案卷。5月20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将审查结果向大会作报告，并对反革命罪犯进行控诉。为全面体现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次提出除处决221名反革命罪犯外，同时有判处死刑、缓刑2年的反革命罪犯47名，判处有期、无期徒刑的罪犯218名，宣布取保释放者19名，共计505名。5月22日，市军管会军法处对221名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分别在城郊10个刑场执行，出现了镇反的第二次高潮。在221名死刑犯中，有罪大恶极的特务44名、恶霸72名、惯匪36名、反动会道门头子28名、拘押已久的汉奸11名。
（六）镇压一批，再掀镇压高潮
1951年8月22日，市军管会军法处召开宣判大会，对237名血债累累的反革命罪犯判处死刑，分别在郊区7个刑场执行。这是继前三批大张旗鼓地处决反革命的第四批，先后七个月掀起又一次镇反高潮。加上解往外地处决的反革命共处决873名。在此期间，还逮捕关押了一批，管制了一批。经过镇反，斗争形势起了变化，治安秩序显著好转。首先是各阶层人民拍手称快，称赞政府“说办就办”“法律严明”“为民做主”“是包公再世”“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能给人民办这样痛快的事”。当刑车路过或罪犯被枪毙时，群众鼓掌、欢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处决之后，受过反革命残害的苦主，有为庆祝报仇雪恨包饺子吃的，有在门上贴“庆祝共产党解放了我”的标语，有亲友登门道贺，道喜的，有的苦主请干部到他家去，说：“你们太辛苦了，到我家坐坐吧，喝碗凉水也好。”其次是，反革命气焰大大下降，不敢再象过去那样放肆地活动了。有些反革命分子指着惩治反革命条例说：“条条都有杀，不定哪会儿脑袋就搬家”。有些反革命分子纷纷交出枪支子弹，交出组织，在此期间共收缴枪支175支，其中有自动交出的，有偷偷扔掉的。仅在马路上、阴沟里、垃圾堆、井里、河里就捡拾手枪63支。被管制分子不老实的老实了。有的向派出所保证“一定和反革命一刀两断”，“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若再有活动就杀我的头”。总之，反革命分子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镇反高潮中感到无处可藏，说：“钻耗子洞里，也觉得有人在注意”。通过镇反社会治安情况明显好转。盗匪接近消灭。1951年1月至7月共发生抢劫案件16起，后三个月只发生2起，就连过去抢匪活动猖獗的南郊，也只发生了2起。群众反映说：“现在可以夜不闭户了。”谣言得到制止，一向谣言最多的西郊，当年只发生几次。
北京的镇反运动始终是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下，在华北局和公安部的领导下进行的。市委对镇反的每一个重要步骤，都及时向党中央和华北局请示报告。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和公安部对北京市的镇反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曾多次转发北京市委的工作报告、计划和经验，指示各地“研究仿办”“请你们均照这样做”“请各地一致仿效”。这就保证了北京市的镇反运动，基本上是成功的，对当时发现的缺点、错误、偏差也及时做了检查纠正，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④ 苏维埃颁布反革命案件是哪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政权制定的惩治反革命分子的法规。1934年4月8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共41条。

它规定，凡图谋推翻或者破坏苏维埃政权及工农民主革命战果，意图保持或恢复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不论用何种方法，都以反革命罪论处。

(4)惩治反革命条例扩展阅读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设侦察部、执行部、总务处和政治保卫大队。侦察部部长胡底，执行部部长李克农，总务处处长欧阳毅，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

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省、县两级以及红军中的中央军委（或其他苏区军委会）、军团、军（或师）均设分局（后红军中师一级设特派员）。必要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可向某些机关或组织派遣特派员。

⑤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简介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简称镇反运动。镇反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不可避免地给了国民党的潜伏势力和派遣特务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中共的镇反运动对于粉碎国民党东山再起的梦想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更何况，镇反运动极大地实现了毛泽东发动群众的目标。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各种形式的会议动员、血泪控诉，镇反之后明显地形成了群众向共产党一边倒的情况。共产党和新政府的权威已经相当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从1950年冬开始，在全中国范围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1951年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为镇压反革命运动提供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在运动中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坚持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精神，力求做到“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毛泽东主席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通过群众检举揭发，人民政府依法惩处了一批公开的反革命分子、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头子。1952年底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⑥ 法律的条、款、项是怎样区分和理解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引用法律、法令等所列条、款、项,目顺序的通知

1956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专门人民法院：
目前有些人民法院引用法律、法令等条文时，对于条、款、项、目的顺序尚不明确。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56年刑提字第2号判决书中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写法，就不够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第七条和第十四条中并没有并列几款，所以不需要写“第一款”，应写为“第七条第二项”和“第十四条第一项”。现在对引用条文的写法，提出下列意见，希注意：
一、引用法律、法令等的条文时，应按条、款、项、目顺序来写，即条下为款，款下为项，项下为目。
二、如果某一条下面没有分款而直接分列几项的，就不要加“第一款”，例如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只有（一）（二）（三）三项，就不要写“第十条第一款第×项”。
三、过去颁布的规范性的文件中，如对条、款、项、目的使用另有顺序，或另用其他字样标明条款时，可仍照该文件的用法引用。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是在哪年颁布的

你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于1951年2月9日政务院第七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⑧ 如何引用法律规定中的条、款、项、目

1.条是法律规定中具体条文的基本划分，是构成具体法律规定的基本单位。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就是由六十条组成的。

2.款是条的组成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每一款都是一个独立的内容或是对其前一款内容的补充表述。款的表现形式为条中的自然段。每个自然段为一款。该自然段前不冠以数字以排列其顺序。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有两款，分别是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有关的支出，是指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和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合理的支出，是指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款前均无数字。有数字排列的不称为款。

3.项是以列举的形式对前段文字的说明。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一）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不设置帐簿的；（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帐簿但未设置的；（三）（四）（五）（六），该六项是对前段文字中下列情形的说明。项前冠以数字以对列举的内容进行排列。

根据立法技术的不同需要，项可以依附于条，也可以依附于款。即条中可以有项，款中也可以有项。

4.目隶属于项，是法律规范中最小的单位。目的特性与作用与项相似，不同的是项对条或款的列举式说明，而目是对项的列举式说明。

如《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5、滥用职权的。这五种情形，就是该项的五个目。

拓展资料

法律条文中的条款项目的区分，是由编、章、节、条、款、项、目构成的法律条款项目区分。弄懂法律规范中条、款、项、目的含义，在执法活动中正确使用法律规范的条、款、项、目，对于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是大有益处的。

网络法律条文中的条款项目的区分

⑨ 新中国第一部刑法是1980年版的，那之前的刑事犯罪以什么为根据进行判刑

第一，这一时期中国没有刑法典，只有寥寥可数的单行刑法。这几部单行刑法是为了配合内社会改革运动而颁布的容。如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她是为了配合镇压当时反革命运动而颁布的；195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它是为了配合“三反”、“五反”运动的；1952年的《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它是为了配合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而颁布的。
第二，判刑事案件时，定罪、量刑主要不依据法律而是依靠政策，因为法律在当时不健全。
第三，对刑法典开始孕育、起草。主要过程是：1950、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法治委员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试图为刑法典的起草奠基。但这两个文件在严格意义上不是立法，因为它们未进入立法议程，也没有比较公开和广泛地征集意见。真正把刑法典提上议事日程的是从1954年《宪法》颁布后开始的。1954年10月到1963年10月，中间由于开展政治运动只有断断续续的立法工作。到粉碎“四人帮”第三部宪法颁布后，从1978年开始搭班子搞刑法典，到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