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法规

① 各个朝代的司法机关各是什么阿求详细解释

夏商无司法机关，周设司寇，分为大司寇和小司寇大司寇辅助周王，实施司法权，小司寇掌管具体的司法工作。 秦朝时中央的司法机构由廷尉和御史大夫组成。廷尉一词的含义，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写道“听讼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兵狱同制，故称廷尉。”对“廷”的解释写道：“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对“尉”的解释有：“自上安下曰尉。”可见廷尉一词是取其公平处理争议案件，使国家、百姓平安的意思。廷尉的主要职责是审理皇帝授予的案件，全国的上诉案件，以及疑难案件。
另外一个司法机构“御史”，设有官员御史大夫，为最高的监察官员。其职位仅低于丞相，对于重大案件的审理，必须有御史大夫参与进行，因此御史大夫也为中央司法机构。
地方司法机构，由地方行政机构承担，秦朝时设立郡、县地方机构，郡守和县令拥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对管辖区内的一般案件自行处理，对于疑难案件可以奏报给廷尉处理。在郡守下设有辞曹掾史和决曹掾史，在县令下设有辞曹掾史和狱掾，这些机构都是协助郡守和县令进行司法工作。
另外，在郡、县下还有更低一级的行政级别，如乡、亭和里。乡设有“秩”掌管处理乡内轻微的刑事和民事纠纷，亭内设“亭长”，里内设有“里典”，都是基层的行政管理单位，同时也兼顾或协助处理刑民纠纷。
汉朝法制的发展也体现在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司法机构。在中央司法机构中，有尚书、廷尉和御史大夫三个机构组成。
在汉武帝时期为了限制日益膨胀的相权，而设立了“尚书”这一司法机构。使司法审判大权转由尚书和廷尉共同行使。
廷尉在汉朝得到更加完备的发展，设立了廷尉正（主管疑难案件的审理），廷尉左右监（主管逮捕犯罪人）、廷尉左右平（主管审理一般案件）等等职位，使廷尉的功能更加齐全，分工越来越精细。
御史大夫的职能与秦朝时相同，专门监察文武官吏，如发现有违法违纪的情况，可以上奏弹劾。同时御史大夫也可与廷尉一起处理疑难案件。
尚书、廷尉、御史大夫三大司法机构的出现，为后来的审判、复审、监察的“三权分立”格局打下了雏形。
地方司法机构类同于秦朝时期，设郡、县两级，司法与行政不分。郡守和县令主宰本区域内的司法权。内部的司法机构中又分为许多细小的部门。例如贼曹，主管抓捕盗贼；辞曹，提出诉讼案件；决曹，负责对判决进行执行；人恕掾，审理并作出判决。可见，汉朝时期，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司法机构都比较完备。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政治上比较混乱的时期，但是法律制度却得到了很好的完善。例如北齐时期的《北齐律》的制定，继承了秦汉法律的优点，又创立了中“重罪十条”和“五刑”制度,为隋唐的“十恶”和“五刑”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内，中央司法机构主要有廷尉、尚书和御史大夫，其中廷尉在北周时曾改为“大司寇”，北齐时曾改为“大理寺”，但不管称谓如何，其最高司法机关的地位不变。但是尚书的机构在这一时期逐渐加强，而相对廷尉的权利有所缩小，部分司法权转给了尚书。
地方的司法机构同秦汉时相同，实行司法行政合一，由郡守、县令担任。
六、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是封建法制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制度。不仅有“十恶”、“五刑”等制度，还设立了“八议”、“官当”等法律制度。同样在司法机构上也是最完善的，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的三权分立式的司法审判制度。
大理寺由原来廷尉转化而来，在北齐时期曾用过“大理寺”的称谓，是最高的司法审判机关，掌管审理全国处于流刑以上的案件。
刑部负责复核大理寺所判流刑以上的案件。御史台掌管监察文武百官。但也可参与冤案大案的审理。因此形成了大理寺的主管审判，刑部主管复核，御史台主管监察的司法审判制度。当然在三大司法机构的上面还有皇帝，主宰一切行政、司法、立法的权力。
隋唐时期的地方司法机关仍然是地方的行政机关。例如在州（郡）一级中设立“曹参军”受理刑事案件，“司户参军”受理民事案件。在县中设有司法佐、史协助县令处理刑、民案件。在县以下的乡、里、访、村中设立的乡官、里正、坊正、村正对管辖内的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有审判权。
七、宋朝
宋朝的司法制度大多数沿用唐朝时期的制度，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大理寺和刑部还是保持其职责不变，但是宋朝初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设立了审刑院，又称为宫中审刑院，是宋朝初期的审判复核机关，同时也拥有的审判权和复核权。因此削弱了刑部和大理寺的权利。在宋神宗熙宁三年后，审刑院被撤销，审判和复核的权利又回到了大理寺和刑部。
御史台除了有唐朝时期的权利之外，还可以受理官员受贿的案件以及地方上诉的案件。
另外宋朝还设立了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三个法定机关，专门受理直接向朝廷投诉的案件，以及上诉的冤案。
地方司法机构仍然保持不变。
八、元朝
元朝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在司法机构的设置上较混乱，沿用了唐宋的制度，但又加以删减。中央司法机构设立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大宗正府是类似于大理寺的中央审判机关，刑部的复核职能不变，但同时又赋予部分审判职能。宣政院主要管理僧侣的案件。御史台的职能也不变。
地方有省、路、府、州、县各级衙门，作为地方司法机构。
九、明朝
明朝将元朝废除的大理寺重新设置起来，但是其职责改为法律复核机关。刑部作为中央审判机关。刑部的所有案件都必须由大理寺复核，可见刑部与大理寺的职能，正好与唐宋时期的相反。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其职责不变，仍是监察百官，参与审理大案，平反冤案。
地方司法机构有省、府、县三级，主管所辖案件。
十、清朝
司法机构维持明朝的三个司法机构的设置，职责也差不多，但是刑部的审判权力更大，在三大司法机关中，以刑部为首，刑部不受大理寺和都察院的制约。清朝时另设专门司法机关理藩院，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对于皇族内部的案件由宗人府和内务府中的慎刑司处理。
地方司法机构设有省、府、县三级司法机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是中央专设司法机构，地方则是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因而从总体上可以说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即使是在中央专门设立了专职的司法机构，同样也是从属于行政，专职的司法机构不可能独立行使司法权，因为司法官员的任免都由皇上决定，而皇上是一个集立法、司法、行政权为一身的独特的个体，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是不可能独立的，同样司法权的行使也是不可能独立的。

②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历代行政法规

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考工记》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理”。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辽代司法体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设有世袭决狱官，由军事首领夷离堇兼理司法。契丹国建立后，于太祖神册五年（920年）置夷离毕院，以夷离毕为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专掌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行政与司法事务。辽太宗以后，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调、车马之事”，专掌汉族地区行政与司法事务。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为两个系统。
辽圣宗时期，开始任用汉人执掌司法，试图缩小契丹与汉人司法制度的差异，消除民族隔阂。
金代初期没有专门司法机构，各级军政长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后，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汉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机构，其官员分别由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担任，并设译史充当翻译，以解决断案中语言不通的问题。地方仍沿袭宋制，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设提刑司，作为中央的司法派出机构，执掌司法事务。
元代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

③ 法律指什么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1]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国家的统治工具。
法律是由享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并颁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总称。法律是法典和律法的统称，分别规定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可进行的事务和不可进行的事务。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1]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国家的统治工具。
法律是由享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并颁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总称。法律是法典和律法的统称，分别规定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可进行的事务和不可进行的事务。
法律可以划分为：（1）宪法；（2）法律；（3）行政法规；（4）地方性法规；（5）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律是从属于宪法的强制性规范，是宪法的具体化。宪法是国家法的基础与核心，法律则是国家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本内涵
简述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3]
法律是维护国家稳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也是捍卫人民群众权利和利益的工具，也是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手段。法律是一系列的规则，通常需要经由一套制度来落实。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体系会以不同的方式来阐述人们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其中一种区分的方式便是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种。有些国家则会以它们的宗教法条为其法律的基础。

专政机关——法院
法学家们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法律，包括从法制史和哲学，或从如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面来探讨。法律的研究来自对何为平等、公正和正义等问题的讯问，这并不都总是简单的。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于1894年说：“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时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在街上乞讨和偷一块面包。”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中，创造和解释法律的核心机构为政府的三大部门：公正不倚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负责的行政。而官僚、军事和警力则是执行法律，并且让法律为人民服务，是相当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若要支持整个法律系统的运作，同时带动法律的进步，则独立自主的法律专业人员和充满生气的公民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④ 古代哪一个部长管法律

我觉得是一种刑法，而且的话，这个法律很多

⑤ 唐律的基本制度和法律原则

二十二、《唐律疏议》的体例结构及各篇主要内容

唐朝刑事立法的成就，集中反映在《唐律疏议》上，狭义上的唐律，便指《唐律疏义》这部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议》共十二篇，500条，其篇目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篇目的排列有内在的规律，体现了立法者对各项内容及其关系的认识。
《唐律疏议》中，名例律例于全律之首，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总则，是统率其他各篇的大纲、贯彻全律始终的核心，在十篇中居于首要地位。它集中规定了唐律的立法宗旨和五刑、十恶、八议等各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刑罚制度及适用于各分则的刑法原则等，是唐律基本精神、原则和特点的集中体现。其后九篇为分则，规定了各种具体的犯罪及其相应的刑罚。最后两篇规定有关追捕逃犯和审判、执行方面的内容，在现代法律中多属于程序法的范围。《唐律疏议》中所确定的这种总则在前、分则在后、实体在前、程序在后的体例结构，与中国早期的法律和封建社会初期的法律相比，科学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大大加强，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技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十二篇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篇 名例律57条"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规定了唐朝的刑法和刑罚原则，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部分，集中体现了唐律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则。具体包括：五刑、十恶、八议、请章、减章、赎章、官当、划分公罪与私罪、犯罪自首的要件、对老幼废疾者犯罪的减免等等。
第二篇 卫禁律33条是有关警卫宫殿和关津要塞的规定。宫殿是皇帝居住与朝臣议政的场所，边防关卡及城镇墙垣，事关国家主权和城镇的安全，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是法律重点保护的对象。该篇设有阑入宫殿太庙、向宫殿射箭、冲撞皇帝车驾、私渡关津、走私禁物等罪名。
第三篇 职制律59条是关于惩治官吏违法失职的法律。唐朝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行政法律制度，从机构设置、官吏职责，到行政程序、公文递送，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违反行政法律制度的官吏，轻者予以行政上的处罚、重者则以刑罚制裁。该篇列有置官过限、贡举非其人、上书奏事误等罪名。同时，对于行政官吏的非职务性犯罪，职制律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第四篇 户婚律46条"户口、婚姻"。唐朝的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及徭役摊派，均以户籍为依据。户婚律规定了对违反户籍、土地、赋税及婚姻家庭制度行为的处罚，包括脱漏户口、逃避赋役、盗耕种公私田、违律为婚、立嫡违法等。
第五篇 厩库律28条是有关公私牧畜饲养、管理和官府仓库管理方面的规定。在农业社会中，马牛等牧畜既是生产工具，又是重要的运输工具。因此，故杀官私马牛、乘官损伤或载私物以及损败仓库物品，都要受到刑罚处罚。
第六篇 擅兴律24条，擅为擅发兵，兴为兴造。擅兴律是对违法兴造工程、差遣丁夫等行为进行处罚的规定。军队的控制与指挥，事关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的安定，兴造工程，关系到整个社会人力物力的消耗。擅自调兵遣将，差遣丁夫，造成兵马粮草和军事装备供应不足等，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第七篇 贼盗律54条是关于惩治侵犯封建政权和人身、财产等方面犯罪的法律规定。盗与曲是历朝法律的重点打击对象，唐代也不例外。贼盗律明确规定了对谋反、谋大逆、谋叛、造妖书妖言等政治性犯罪的处罚。同时，还规定了对谋杀、杀害、强盗、窃盗等重大刑事犯罪的处罚。
第八篇 斗讼律60条，是关于殴斗伤人和控告申诉方面的法律。斗殴类包括斗殴伤、半殴致死、不同身份者相斗殴致伤害及几种杀伤罪；告诉讼类包括一般性起诉程序及对于特定犯罪、特定身份人的起诉禁令。
第九篇 诈伪篇27条，伪即伪造，诈即诈骗，是关于惩治伪造和诈骗的法律。前者限于对皇权或政权产生直接危害的行为，包括：伪造皇帝玉玺及各级官印，伪造宫殿门符和发兵符等。后者涉及某些特定的欺骗行为，包括身份性欺骗和行为性欺骗。
第十篇 杂律62条杂律所包含的内容，涉及面较宽。主要包括涉及市场管理、债权债务、犯奸失火的以及其他一些轻微危害杜会秩序和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
第十一篇 捕亡律18条是有关捕捉逃亡罪犯和其他逃亡者的规定。其他逃亡者包括：出征在营的兵士、服役的丁夫杂匠、入籍的官户奴婢，甚至也包括无故私逃的现任各级行政官员。
第十二篇 断狱律34条是关于司法审判和狱政方面的法律。包括审判原则、法官责任、拷讯囚犯、刑罚执行以及监狱管理等方面的确定。
综上所述，《唐律疏议》以保护君主专制、等级制度的宗法制度为核心，全面地维护封建剥削阶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及人身安全；其刑罚适用的基本原则之严整、概括，其犯罪种类以及其他各种法律关系规定之详尽、细密，在封建法典中是无与伦比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行政、司法、婚姻家庭等方方面面，堪称封建制法典的代表，充分显示了唐代立法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古代立法的里程碑。

二十三、唐代的主要司法制度(1)

（一）司法机关
在唐代，中央一级设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个主要司法机关，称为"三法司"，分别负责行使审判、复核和监察等项司法职能。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与京师徒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发现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机关重审，或进行复判；死刑案，则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也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
上述三大司法机关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同时又互相监督，彼此制约，有利于司法效能的充分发挥和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一旦遇到全国性的重大疑难案件，则由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和御史台御史共同审理。这种由三法司主要长官会审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称作"三司推事"。地方若有重大疑难案件不能审断，但又不便移送中央的，由中央派"三司使"即三法司的官员前往当地审理，称为"小三司推事"。
在地方，司法审级与地方行政区划一致，分为州、县两级，司法事务的管理仍沿袭旧制，由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州有刺史，县有县令，京都长安设置京兆府，分别负责审理本辖区的刑、民案件。
（二）诉讼制度
在唐代，诉讼的提起主要有告诉、告发和举劾三种方式。
1．举劾和告发
由封建官吏代表国家纠举犯罪，称为举劾。唐朝设有专门的监察官举劾渎职的官吏；各级长官对属下犯罪也负有举劾之责，知所部犯法而不举劾者，治罪。此外，在唐代对一些重大犯罪，有强制告发的义务。如对反、逆、叛等罪，人人有告发之责，家属也不例外；对强盗、杀人等罪，亲属与同伍也要告发；放火、失火，知情者须要告发。告发的方式为纠举、密告，知而不举者，或杖一百，或徒一年。
2．告诉
告诉分自诉、越诉、直诉和亲属代诉。唐朝对平民的告诉设有许多限制。如，除反、叛、大逆等罪，卑幼不得控告尊长，贫贱不的控告尊贵；在押犯人与年80 岁以上、10岁以下以及笃疾者，一般无控告权。一般诉讼须自县、州逐级陈告，禁止越诉，违者笞四十。有重大冤屈，可"击登闻鼓"或"邀车驾"申诉，主管官吏应该受理，不受理者治罪；但申诉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诉讼须要有"讼牒"，写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发生的年月"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
（三）审判制度
1．回避制度
为了防止司法官在审讯过程中因亲故仇嫌关系而抱私舞弊，妨碍司法公正，唐律确定了审判回避制度，当时称为"换推"。凡主审官与当事人系五服内的亲属或姻亲，系师生关系，曾为本部都督、刺史、县令者以及此前有仇嫌关系者，均应换推。另一种是同职连署连判的官员之间，如果是大功以上的亲属，也应回避。
2．证据与拷讯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审讯采取"纠问式"，定案主要依据口供。而口供的获取则主要依靠刑讯逼供。唐朝虽然在审讯中仍沿用拷讯制度，但在"宽仁""慎刑"思想的指导下，总结和继承了以往有关证据与刑讯方面的经验，审判中重视证据的使用，并对刑讯作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
唐律规定在一般情况下，要求在拷讯之前，必须先通过"五听"的方法审核口供的真实性，然后反复查验证据证据是否确凿，仍狡辩否认的，经过主审官与参审官共同决定可以使用刑讯；未依法定程序拷讯的，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
唐律关于刑讯的规定还有刑讯必须使用符合标准规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每次应间隔20天，总数不得超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若拷讯数满仍不招供者，必须取保释放。凡有违犯，承审官须负刑事责任。
唐律还规定对两类人禁止使用刑讯，只能根据证据来定罪。一类是具有特权身份的人，如应议、请、减之人；二是老幼废疾之人，指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一肢废、腰脊折、痴哑、侏儒等。
3．判决及法官责任制度
唐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即要求司法官在判决时，必须全面、正确地引用法律条文。若司法官不依律断罪，适用法律错误，以致造成"出入人罪"的，要依律追究司法官的刑事责任。其中，"出罪"是指把有罪判为无罪或重罪判为轻罪，所谓"入罪"是指把无罪判为有罪或轻罪判为重罪。
4．上诉制度
徒刑以上的案件审结后，唐律要求必须向当事人及其家属宣读判决。如不服判决的，可以提出要求，由原审机关重审。若仍不能改判的，可以逐级上诉，唐代受理上诉的机关有州司、尚书省、三司和皇帝四级。向皇帝申诉的方式有上表、击登闻鼓等。但上诉一般不得越级。
5．审判管辖制度
唐律根据犯罪发生的区域、罪行的轻重、被告的身份划分了各级审判机关的管辖权。审判管辖采取基层初审、逐级判决的制度。所有的刑事、民事案件，都必须先到最基层的州县衙门立案、审理。"凡有犯罪者，皆从所发州县推而断之"。对一般民事案件和笞、杖等轻微的刑事案件，县一级就有权作出生效判决；对于徒以上犯罪案件，审理后提出判决意见，上报州府复审后，州府即可对徒罪案件作出有效判决，但该判决以及对流罪案件的判决意见还应送到尚书省刑部复核。经尚书省刑部复核无误的徒刑案件，即可以执行，而流刑案件还要送中书门下详复；死刑案件奏请皇帝裁定。如有冤假错案，徒流案件驳回重审重判，死刑案件转送大理寺重审。

二十三、唐代的主要司法制度(2)

（四）刑罚执行制度
唐律中刑罚执行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死刑复奏制度和秋冬行刑等。至于笞刑、杖刑，县级司法机关判决后即可执行。 死刑的执行，必须经过三复奏程序，即在对死囚行死刑之前，三次奏请皇帝审慎考虑是否立即执行。唐太宗就曾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为由，将京城死刑改为五复奏，但各州的死刑案件仍三复奏。如果"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死刑执行的时间限制在每年秋分以后、立春以前，这段时间每月的朔、望日、上下弦、二十四节气等，均不得奏决死刑。但谋反、谋大逆与谋叛等重大犯罪不拘此限。
（五）监狱管理制度
唐代在京师、州、县普遍设置监狱。京师、州、县监狱设典狱官，大理狱设狱丞、狱吏。唐代统治者很重视狱政，刑部每年正月要遣使巡覆。唐代的监狱可分为三种：在中央设有大理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设有京兆府狱和河南狱，关押京城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设有自己的监狱，关押当地的囚犯。监狱的管理有一整套严格详密的制度，如依男女、贵贱不同分别关押，何种囚徒应戴何种械具，囚犯的衣食、医药要依律予以保障，若因狱官的失职或管理不善造成囚徒死伤的，狱官要负相应的刑事责任等等。体现出唐朝监狱管理制度的完备。
（六）监察制度
在唐代，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日益加强，监察制度也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日趋系统和完备，监察官员的职责更加明确，机构进一步扩大，作用也愈加重要。唐代的中央监察机关是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最高长官，御史中丞二人为辅佐，其下并设台院、殿院、察院。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设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案件。
殿院设殿中侍御史若干人，掌纠察百官在宫殿中的违法失礼之事，并巡视京城、郊祀、朝会等，以维护皇帝的尊严为主要职责。
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人，执掌监察州县地方官吏。唐分全国为十道（后增为十五道），每道设监察御史一人，称巡按史，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御史台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国家各级官吏是否遵守法律。侍御史和殿中御史的主要职责是纠察中央的各级官吏，监察御史则巡察州县，纠察地方官吏中的违法失职行为。虽然监察机关也参与刑事案件的审判，但和大理寺、刑部不同，它不是司法机关，而是法律监督机关。它参与审判活动的目的，在于纠正官吏的审判中的违法行为。所以，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不同，其主要对象是整顿吏治，以保证吏治清明。
由上可知，唐代为巩固中央集权制度、整顿吏治、提高国家机构统治效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察制度。

⑥ 谁知道在古代的法律叫什么长什么样

古代法律叫律律 律法，律例，战国后期秦朝初期叫的法，来自法家 古代的律师称谓：“状师”也就是“讼师”古代法官等级

皇帝是最高大法官；
周朝：中央－－大司寇，小司寇，士师；
秦朝：中央设廷尉，地方由地方长官负责；
汉朝：中央一般有丞相，御史大夫，廷尉办理；廷尉为专门机关，下设正，监，作监和右监等；
三国两晋：袭东汉；
隋唐：中央设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御史台负责；
宋朝：中央宋承唐制，地方设知府，知县，军事，行政和司法和一；
元朝：中央设大宗正府，御史台，宣政院，
明朝：三司－－刑部，大理寺（卿），都察院；
清朝：中央设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地方有县厅州，府，按察使司，总督，巡抚等
中央：一般所有皇帝都有最高司法权
周时设大司寇，为最高司法官
秦汉时最高司法官是廷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最高司法官仍旧是廷尉，但三国东吴称大理，北朝的北周称大司寇，北齐称大理寺卿，东汉后，尚书台下均有兼管司法的部门
唐时，大理寺卿掌中央司法审判权，审理百官犯罪案件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及疑难案件有重审权；刑部尚书掌司法行政及复核权，类似现代司法部长一职。
宋时刑部尚书仍旧掌司法行政和复核权，但刑部左右曹可以审其他案件，职权有所扩大；宋太祖设审刑院，其职权是对地方上报案件进行备案，并对案件有评议权。宋神宗时审刑院并入刑部。大理寺此时地位下降，成为二线审判机关，即复核机关。
明清仍旧沿袭刑部审刑，大理寺复核的办法。

⑦ 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法典

1、《新律》

新律指我国历史上曹魏政权的法律。魏明帝时，鉴于汉朝律令繁杂，在太和三年（公元229年）下诏改定刑制，作《新律》十八篇，也叫《魏律》、《曹魏律》。

三国时期，吴、蜀虽制定过一些科条，但没有编纂出系统的法典。曹魏的《新律》是三国时代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是一部系统的法典。

2、《泰始律》

由于《魏律》内容繁杂，早在司马昭执政时即命贾充、羊祜、杜预、裴楷等人参考《汉律》及《魏律》来修编新法律。

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完成编纂工作，次年颁行全国，此即《晋律》。因于泰始年间颁行，又称《泰始律》。

3、《开皇律》

《开皇律》是隋代第一部法典，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国家宪法。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命高颎等撰定新律，同年颁布，是为《开皇律》。

开皇三年又命苏威、牛弘等重修，删繁就简，成12篇，即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捕亡、断狱，共500条。“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隋书·刑法志》）。原文已失传。

《开皇律》废除前代的鞭刑及枭首、辕裂等酷刑和孥戮相坐之法，更定刑名为笞、杖、徒、流、死五种，并定“八议”，还将北齐时的“重罪十条”改为“十恶”大罪，规定在《名例》篇中，对后世法律影响很大。

5、《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朝的主要法典。它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它草创于金戈铁马的战争时期，完成于重典治国的洪武年代。

这部大法不仅继承了明代以前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的历史优点，是中国古代法律编纂的历史总结，而且下启清代乃至近代中国立法活动的发展，为中国近现代的法制建设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借鉴。

5、《永徽律》

永徽律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行的法典。永徽初，长孙无忌、李勋、于志宁等根据《贞观律》撰成，计12篇，500条。内容基本与《贞观律》相同。

唐统治者为了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使执法官吏懂得每一条文的精确含义，发挥法律的效能，永徽三年，又诏长孙无忌等人撰写《疏议》，对《永徽律》逐条逐句进行解释。

永徽四年撰成奏上，共30卷，附于律文之后，同时颁行，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律与疏合在一起，称《永徽律疏》，后世称《唐律疏议》。

是唐律发展到完备阶段的标志，也是宋、元、明、清、各代制定和解释法律的蓝本。对越南、日本等国的封建法律也有很大影响。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备的封建法典。

6、《朝律》

《朝律》是西汉中期立法活动成果之一，别名是《朝贺律》，主要是朝贺制度方面的专门法律。

西汉中期立法活动成果之一。汉武帝时期赵禹制定的《朝律》6篇，又名《朝贺律》，主要是朝贺制度方面的专门法律，它进一步规范了臣子朝见君主的礼仪。

《九章律》、《傍章》、《越宫律》、《朝律》，统称为“汉律六十篇”，构成了汉律的基本框架。

7、《宋刑统》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时任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主持立法，是年7月制定完成了《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由宋太祖诏令颁行全国。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颁布《大中刑律统类》， 将《唐律疏议》的条文按性质拆分为121门，然后将“条件相类”的令、格、式及敕附于律文之后。

这种将律、令、格、式、敕混为一体，分门编排的体例，改变了自秦、汉以来的法典编纂的传统，开辟了新的立法形式，后人简称该形式为《刑统》。

《大中刑律统类》的立法模式为后世效法，五代至宋，“刑统”取代“律”，成为主要的法典，如《同光刑律统类》《大周刑统》。

宋朝沿用该立法模式，颁布了《宋刑统》，并由大理寺刻板印刷发行全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

《宋刑统》和唐律一样也是十二篇，除了个别要避讳的字外，内容和唐律基本一致，可见唐律对于《宋刑统》巨大影响。除了大量本朝的诏敕外，也收录了唐朝的一些法令和诏敕，作为参考。

五刑制度也沿用了唐律的规定，其他有关定罪量刑的规定如议、请、减、赎等也和唐律相同。但宋朝的刑罚也有了一些变化，如凌迟刑的开始合法化就是在宋仁宗时期。

8、《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开始于顺治元年，经过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

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时，命王泰为律令总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经过乾隆御览鉴定后，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形成清朝传世的基本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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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古代哪些国家重视法律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因有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历代立法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夏商周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

夏代
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

商代
“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尚书·盘庚》记载：“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并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征残酷刑罚的文字；《简书·康诰》载：“罚蔽殷□，用其义刑义杀。”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

周代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邓析编订“竹刑”。晋国亦“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国李悝在总结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法经》6篇，即《盗》、《贼》、《囚》、《捕》、《杂》、《具》。《法经》是以刑为主，诸法并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国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还颁布了大量法令。秦汉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全国，第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种》、《法律答问》、《封诊式》3类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组织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说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说法是信实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没收孥等，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

西汉
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乃外儒内法，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其后产生了诸如《晋律》、《北齐律》等。《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亦称“十恶”）；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隋唐
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尤为重视立法建设，唐太宗时，制定《唐律》12篇，500条。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议》30卷，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

宋代

宋代《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时后周的《显德刑统》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诏□成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编□成为宋代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宋代正式出现“典卖”制度的法律规定。

辽代
辽代大规模地编纂法典，开始于兴宗时期。重熙五年（1036年），参照唐律修订太祖以来法令，正式编定《新定条例》547条，又称《重熙条制》，颁行全国，成为辽代基本法典。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又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为由，对《重熙条制》进行删修增补，编成《咸雍重定条例》789条，简称《咸雍条制》。这部法典对契丹、汉人同样适用，是辽代法律进一步汉化的标志。

金代

金代初期推行女真本族的法，后来占有辽及北宋地区后又兼用辽法和宋法。到金熙宗时，“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制定金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统制》，这是金朝立法之始。后海陵“又多变旧制”，制定《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金世宗即位后曾颁行《军前权宜条》，大定五年（1165）命有司复加删定，与前《制书》兼行。大定十九年乃制定《大定重修条制》颁行，《大定重修条制》是对熙宗、海陵以及世宗初年所定法典的综合整理而成，对统一法制起重要作用。到金章宗所完成的《泰和律》，标志着金朝立法的完备。

元代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颁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时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编□，但改□为“条例”或“条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特点。

明清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

明代
明太祖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把“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治乱世用重典”等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诰》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封建法律体系结构。《明大诰》共4篇，是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还加强了经济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钞法、钱法、税法、盐法等。

清代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与《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刑罚及民族压迫条款。在刑罚和诉讼方面，清律规定满人享有各种法律特权。清朝还颁布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专有特定内容的单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清律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也大为增加。

历代行政法规

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考工记》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理”。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辽代司法体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设有世袭决狱官，由军事首领夷离堇兼理司法。契丹国建立后，于太祖神册五年（920年）置夷离毕院，以夷离毕为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专掌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行政与司法事务。辽太宗以后，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调、车马之事”，专掌汉族地区行政与司法事务。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为两个系统。
辽圣宗时期，开始任用汉人执掌司法，试图缩小契丹与汉人司法制度的差异，消除民族隔阂。
金代初期没有专门司法机构，各级军政长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后，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汉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机构，其官员分别由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担任，并设译史充当翻译，以解决断案中语言不通的问题。地方仍沿袭宋制，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设提刑司，作为中央的司法派出机构，执掌司法事务。
元代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

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国家主义
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

礼法结合
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法定特权
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诸法合体，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权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从战国李悝著《法经》始，至秦、汉、唐、宋、明、清诸律，都是以刑法为主，兼有诉讼、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于封建社会各朝代。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和司法官，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各级行政长官，中央虽设有专门司法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君权）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