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令条例历史
A. 依法从严治军历史沿革
主席强调指出:“从严治军是建设强大军队的铁律。古语说得好,慈不掌兵。稀稀拉拉,松松垮垮,就不成其为军队,就打不了仗,更不可能打胜仗。”这就告诫我们,纪律是军队的命脉,必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用钢铁般的纪律来保证强军目标的实现。
古往今来,从严治军都被认为是兵家治军之铁律。历代军事家无不把严明纪律作为治军之道、制胜之基。3000多年前,武王伐纣,拜姜尚为帅,姜尚出征前在帅府挂出“斩法纪律牌”,开列条款“十七斩”,令到法行,三军用命,终在“牧野之战”中以5万兵力一举打败纣王17万大军。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就曾说过,“兵不在众,以治为胜。”“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民族英雄岳飞治军以军纪严明著称,素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之美誉,令金军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慨叹!明代屡胜倭寇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也非常推崇“严号令”“明恩威”,要求兵士“擂鼓进军,虽水火不却步;鸣金收兵,虽金银不贪”。他们之所以在血火交织的人类战争史上谱写出壮丽篇章,无一不和他们从严治军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军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把从严治军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从建军初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后来颁布的一系列条令条例,贯穿了我军令行禁止的严明军纪。1935年4月,红军长征经过藏区时,毛泽东妻弟贺敏仁是个红小鬼,跟着红军长征走到了藏区,有一天贺敏仁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和几个战士跑到喇嘛寺找东西吃,没找到,但看到有银元和铜板,就拿了一些去买吃的东西,被发现后执行纪律枪决。对此,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红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1937年,曾任旅长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将其枪杀,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被判以死刑。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黄克功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毛主席接信后,当即就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信中就讲:“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1947年9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因为偷拿老百姓粉条被执行枪决。人们为他求情时,邓小平说:“部队作风纪律的好坏,关系部队胜败存亡,关系部队的生命。一支部队作风纪律坏了,就是这支部队政治危机的开始,就等于给自己挖掘坟墓。”1949年5月25日,经历了半个多月炮火洗礼的上海,终于迎来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惊奇地发现,蒙蒙细雨中,潮湿的马路边,躺满了和衣抱枪的解放军战士。当夜攻入上海市区的第三野战军十万大军全部露宿街头,让国内外刮目相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说:“我认为这是红色中国的第一张‘上海公报’。”年轻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当时正准备从上海迁往香港,亲眼目睹大军睡马路,遂改变主意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后来做出了许多贡献,晚年成为国家领导人。由此可见,我军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有严明的纪律作保证。
从严治军是古今中外治军之道的精要所在,依法治军是现代军队建设的一般规律。作为中国军队,必须始终牢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保持严明的作风和铁的纪律,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使从严治党、从严治军方针落到实处,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力标准牢固确立,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坚强保证。
B. 陆军的演变历史
步兵是主要兵种,有的还有战车兵、骑兵;主要使用木、骨、石质兵器,也有少量铜、铁制冷兵器。古埃及的陆军由重装步兵、轻装弓箭手、投掷手和散兵组成,按武器类型编为长矛队、短剑队、狼牙棒队、投石队。公元前6世纪以后,古希腊陆军的基本作战队形和组织单位是由重装步兵、轻装步兵和骑兵组成的方阵,一般编十人队、百人队,最大的方阵达万人。从4世纪开始,欧、亚一些国家的步兵地位下降,骑兵逐渐兴起,成为陆军的主力。骑兵身着重盔甲作战,乘马有了马鞍、马镫、蹄铁。10世纪末,欧洲的骑兵已完全主宰战场,步兵人数虽多,但只起辅助作用。14世纪以后,欧洲各国军队陆续大量装备火枪、火炮,陆军内部结构有了新变化,步兵重新成为主要兵种,炮兵数量逐步增多。在西欧,城市的发展也促进了步兵的复兴。这一时期,许多国家陆军的基本组织单位是团,有的是旅。如西班牙陆军编有团,每团辖12个连,每连编250人;瑞典陆军编有旅,每旅辖3个营,每营辖4个连,每连编150人。17~19世纪,许多国家已正式将军队区分为陆军和海军。陆军分为战斗部队、勤务部队。战斗部队,主要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有了机枪连和炮兵连、营、团的建制。拿破仑一世创立新型陆军,改变以往的编制,建立由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诸兵种合成师和专门的指挥机关。19世纪初,出现集团军的编制。欧洲一些国家的炮兵和工兵发展成独立的兵种,陆军开始走向正规化,采取统一的组织编制,使用制式的武器装备,颁布各种条令、条例,实行集中统一指挥。
因为现代战争是由制空权、制海权、制天权、制信息权组成,其主要核心在于信息。美国陆军早就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在美国海军空空两大军种开始信息化之后,陆军马上展开信息化行动。FCS是首次采用系统之系统的模块化设计方式,由载人车(MGV),无人车(UGV),无人机(UAV),网络(NETWORK),以及士兵系统(SOLIDER SYSTEM)五大系统组成,而在每个系统中包含若干子系统,子系统往往又作为二级系统包含他的子系统,如神经元一样。要素与系统整体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形成了特定的结构,系统诸要素彼此之间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例如: 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大的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包含若干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都有其微系统,如神经系统由无数个神经元组成等。
C. 新版的三大条令是我军历史上的第几版
第4版,貌似
D.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战斗条令是什么
最早的军事条令是战国时期的《司马法》。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马兵法,共150篇。《司马法》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军事条令,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条令。
登坛必究
中国古代军事类书性著作。明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武科进士、骠骑将军王鸣鹤辑。万历二十七年(1599)刊行,《明史·艺文志》有著录,现有万历刻本存世,40 卷,图560余幅,文100万字左右。全书共分72类,内容包括天文、地理、谋略、选将、训练、赏罚、敌情、海陆边防、大江守备、攻守城池、阵法布列、舰船器械、人马医护、河海运输以及文臣武将关于兵事的奏疏等。各卷大体以时代为经,依次排比,广征博引,“本之六经以讨其源,博之左国子史以谈其变,考之武经七书以求其法,参之历代将传以验其用,稽之近世名臣封事以采其识,旁及百家众技、稗官小说以尽其能”(明黄克缵:《淮阴王羽卿兵法序》)。各类前均有作者按语,它不仅起到提要钩玄的作用,而且反映了作者寻求历史借鉴的思想。他从“国家多事”(明万历刻本《登坛必究》,下同)的形势出发,主张“储将”练兵,增选器械,信赏明罚,采取“一面清野练兵备之于陆,一面鸠工造舟御之于海”,以适应御敌抗倭斗争需要。此书虽“专事汇集而鲜发挥”,但由于探源求全,对于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书中所辑六壬、太乙、奇门、占候,祭祷等内容,多迷信不经之谈。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相传是姜子牙所写,但到了战国时已经散失。
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人。原来姓田,名穰苴,曾领兵战胜晋、燕,被齐景公封为掌管军事的大司马,后人尊称为司马穰苴。
《司马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礼类,称《军礼司马法》,共计155篇。汉朝以后,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该书多有散佚,至唐代编《隋书·经籍志》时录为3卷5篇,列入子部兵家类,称为《司马法》,即今本《司马法》3卷5篇的原型。
此书受到历代兵家及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任,秩比博士。"司马迁称该书"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北宋元丰年间,《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考试武臣、选拔将领、钻研军事的必读之书。由于《司马法》年代久远,散失严重,所以对于该书的真伪、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历代学者均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明清以来,辩伪成风,《司马法》成了一部争议极大的兵书。有的认为《司马法》是一部伪书;有的学者认为史书中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军礼司马法》是几种不同的书;有的认为今本《司马法》可分为两部分,前两篇为古《司马法》,后三篇为《司马穰苴兵法》。目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历史上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均包含于《司马法》之中。作者为司马穰苴及其追论者。尽管由于该书亡佚严重,155篇仅存5篇,内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军事思想和很高的军事价值。
《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战国初齐威王令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并附春秋时齐国大将司马穰苴兵法于其中,故又称《 司马穰苴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军礼司马法》155篇,入礼类。《隋书·经籍志》著录《司马兵法》3卷,司马穰苴撰,入子部兵书类,其后各史志和目录书多因袭此说。今本3卷,5篇,为《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另有逸文60余条,1600多字。唐魏徵将其部分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宋刻《武经七书》本为现存最早刊本。流传至今的各种注解本与翻刻本见于著录者不下四五十种。
战争观
《 司马法 》按战争的目的,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认为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诛暴扶弱的战争是正义的。所以,为安人而杀人,杀之可也;为爱其民而攻其国,攻之可也;为止战而战,虽战可也。为扩大疆土或夺取财货、恃国之大而凌辱小国之民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兴兵作战要“以仁为本”,若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而危有功之君的无道行为,天子即可集结诸侯各国出兵征伐,并制定了在九种情况下出伐的禁令。强调发动战争应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条件,“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在对敌政策问题上,提出“入罪人之地,无暴神只,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把战争“罪人”和一般兵士相区别,同时主张优待俘虏,对其伤者进行医护。不主张侵犯敌国民众的利益,要求军队在进入敌区后,严格遵守纪律,以求得敌国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对敌政策和群众纪律的论述。备战、慎战是《 司马法 》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它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搜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强调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每年借春秋两次大规模的围猎活动进行军事操法训练和检阅,以示全国上下不忘战并随时准备应战。在强调备战的同时,又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要备战,但不可好战。
治军思想
《司马法》认为,“治国尚礼,治军尚法”,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治军尚法的首要问题是严明赏罚,书中列举夏、商、周三代赏罚制度的异同,并详细论述治军立法的各种要则,强调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是治理军队的关键所在。《司马法》中含有大量的军礼内容,大体可分为:出军制赋,军制(含车兵、步兵编制及兵器配备),出师(含时令、宜社、造庙、事由、目的、军中职事等),旌旗,鼓,徽章,誓师,校阅搜狩,献捷,献俘,军中礼仪,禁令,军威,赏罚,止语,等等。这些军制、军法内容的规定,体现了以法治军思想。在将帅修养方面,提出“仁、义、智、勇、信”五条标准。强调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敬则慊,率则服”。要谦让、严明、果敢、负责、不诿过、能为人表率,这样,才能使军队做到有礼有节,勇猛善战。
军事辩证法思想
《司马法》的战争指导思想是建立在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对战争要全面考察,做到“五虑”,即顺应天时,广集财富,人和,地利,兵器精良。战前既要周密计划,战中又要通达权变,注意侦察、洞悉敌方情况变化,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打击方法。要善于从众寡、轻重、治乱、进退、难易、固危、先后、息怠、强静与微静、小惧与大惧等各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在此前提下决定作战策略。强调轻重是相互为用、可以转化的,要善于相宜而用,转变力量对比,取得对敌优势。对敌观察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做到“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武器配备要长、短、轻、重、锐、钝相杂,使之各发挥其特长而相互弥补其不足。对军队运动时休息与否、何时休息、休息时间长短诸问题也应掌握得恰到好处,“息则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慑”等。
《司马法》一向受到统治者、兵家和学者们的重视。它所阐述的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具体的军法内容,为其后各时期制定军队法令、条例提供了依据。历朝论证周代军制和注解古籍者对《司马法》多所称引。宋代以来,该书被列为武举应试的经典之一,传播更加广泛。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其泥古保守的思想则不可取。
孙子兵法
【简介】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一般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专诸刺吴王僚之后至阖闾三年孙武见吴王之间,也即前515至前512年。全书分为十三篇,是孙武初次见面赠送给吴王的见面礼,事见司马迁《史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有用兵如《孙子》,策谋《三十六》的说法。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
【概述】
孙武原是齐国人,后来辗转到吴国。当时适逢公子光政变。在被吴国聘为将军以前,曾经蛰伏20年之久。后,姬光即位,伍子胥听说其才能,向吴王推荐,当时,孙武就带着这13篇晋见吴王,获得重用。后,吴王进攻楚国,将领就是孙武。
《汉书·艺文志》记载:“兵权谋家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八十二篇中的十三篇著于见吴王前;见吴王后又著问答多篇。晚至唐代,流传的孙子兵法共三卷,其中十三篇为上卷,还有中下二卷。《孙子兵法》注家杜牧认为,曹操将八十二篇孙子兵法删节为十三篇;但其他注家认为十三篇出自孙子本人,不是曹操删节的结果。
目前认为《孙子兵法》由孙武草创,后来经其弟子整理成书。
《孙子兵法》全书共十三篇。《计》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作战计划。这是全书的纲领。《作战》主要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谋攻》是以智谋攻城,即不专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形》、《势》讲决定战争胜负的两种基本因素:“形”指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势”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虚实》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最后以多胜少。《军争》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九变》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行军》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地形》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九地》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火攻》讲的是以火助攻。《用间》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书中的语言叙述简洁,内容也很有哲理性,后来的很多将领用兵都受到了该书的影响。
E. 我军61年颁布的《步兵战斗条令》内容是什么
网络知道 提问
苏军步兵战斗条令
我军61年颁布的《步兵战斗条令》内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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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用户
2013-04-11
中央军委于1961年5月颁布了《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和《步兵战斗条令》,1963年5月颁布了《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和《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1962年以后,各军兵种依据《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制定的《空军战斗条令》、《海军战斗条令》以及炮兵、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军兵种战斗条令也相继颁布。这些条令的颁布,为全军平时训练、战备和战时作战提供了依据。
刘伯承元帅译校外军条令
研究军事学术和搞好军事翻译工作的入口处在哪里?被誉为“军事翻译家”的刘伯承元帅认为,应该从条令入手。他把条令看作是过去作战经验的结晶,是未来战争制胜的指南。因此,在他的翻译生涯中费精力最多的就是翻译条令。
1930年至1931年初,刘伯承参加和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1933年在反“围剿”的紧张斗争中,他又摘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中关于“对空防御动作”一节、《苏联红军野外作战条令》中的游击队动作部分,选译了《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在红军长征途中,他一直珍藏着长达300余页的《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1935年八、九月间,他又续译了这部教令的剩余部分,将它奉献给红军官兵。
1938年12月,苏联红军颁布了新的《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为吸取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战胜日本侵略者,刘伯承与左权合作翻译了这部条令。他在翻译和介绍苏联红军战斗条令时,特别注意弄清这些条令产生的背景和条件,从中体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思想和研究苏联红军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作战经验,并且紧密结合我军建设和作战的实际,精心撰写“前言”、“后记”、“附言”。引导大家从我军作战的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这些条令。
新中国建立后,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工作非常繁忙,仍然亲自校译条令。尤其感人的是在1953年夏天,他利用到大连休假重新校译《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这本条令军训部已经翻译出版,并依据条令的内容编写了教材,已经用于教学。但刘帅对校译稿不够满意,他说:“条令是军事学院最基本的教材,非常重要,一定要翻译得十分准确,不能有含糊其辞的地方,不能有丝毫差错。”当时他已61岁,仅有的一只好眼睛又患上了青光眼,但他仍拿着放大镜逐段逐句推敲修改,20多万字的译稿他修改了三遍。第一遍用墨汁改,第二遍用蓝墨水改,第三遍用红墨水修改定稿。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他严格要求,精心组织下,付印的条令做到了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符号。
刘帅不仅热心翻译、介绍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而且非常关心我军自己的条令建设,严格、认真地贯彻执行我军条令。1951年初,军事学院成立时,准备举行阅兵,有些同志认为没有必要,刘帅等领导同志坚决依据正规化的要求,认真组织了阅兵。当时适逢我军新修订的《内务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和新编写的《队列条令(草案)》发到军事学院,军委委托刘帅组织军事学院全体干部、教员和学员对条令进行修改。刘帅认真组织大家修改这三部条令。条令颁发后刘帅又带领全院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很快在学院建立了正规的生活秩序和教学秩序,促进了军事学院的正规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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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和以前老的区别是什么啊具体是那条哪章的变化
新修订的内来务条令,在总则中增写源了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发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实施科学管理、坚持安全发展理念等重要内容。针对我军内务建设和管理教育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军人誓词、着装规定、仪容举止、与军外人员的交往、保密守则、警卫制度、财务管理、装备日常管理和常见事故防范等作了修改与完善,增加了心理疏导、士官留营住宿、军人居民身份证使用、移动电话和国际互联网使用管理、军事交通运输管理等新内容。内务条令由原来的21章48节326条,修改为21章62节420条。
第一章总则加了第三条第七条都加了新内容.第二章军人宣誓誓词内容也改了.第六章军人着装由原来的"军容风纪里提出来单列了一章,内容基本是全新的.第七章军容风纪第一百一十三条把酒后驾驶单独列了一条.
(内容太多,不能一一列举,找两个本子对比下)细节变动很大,许多用词,和排列顺序也根据现在国情做了细微调整
G.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历史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是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其职能是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使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维护社会稳定,保卫重要目标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完成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各项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新中国建立后逐步发展起来。1950年,为保证武装力量更好地履行对内职能,统一组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公安部队的建制和隶属关系,先后经过多次变动,名称多次改变,采取了多种形式:一是属军队建制,由中央军委领导;二是属公安机关,由公安部门领导;三是分别领导,专区、县以下公安部队归公安机关,主力公安部队归公安军;四是双重领导,在执行公安任务方面受公安部领导,部队建设方面受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建制仍属公安机关;五是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
从以上多种形式的变动中看出,对公安部队的职能、任务和特点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也说明在完善武装力量体制上的不断探索。
1975年,中央军委召开会议,邓小平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提出军队要精简整编。这次会议后经中央同意,将原来由县市公安部队改编的解放军地方部队仍交给公安部门改为人民警察。
80年代初,中国军队全面进行军队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1982年6月,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人民解放军看押劳改犯、守护地方重要目标和警卫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以及外国使馆的任务和担任这些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同公安部门原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1983年4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属于国务院编制序列,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实施双重领导,实行统一领导管理与分级指挥相结合的体制。武警部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令、条例和有关规章制度,享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等待遇。军衔等级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等级,军衔前冠以“武警”名称。
1984年5月,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兵役法,正式确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成的武装力量新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维护社会秩序。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宗旨、原则,按照人民解放军的条令、条例和有关规章制度,结合武警部队特点进行建设。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主要职能作用是:
第一,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主要是通过执行边境武装警卫勤务、边防检查勤务、安全检查勤务、海上巡逻勤务,来履行这一职能的。
第二,维护社会治安。作为公安机关的一部分,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担负着用公开武装的形式预防和镇压敌对势力的破坏,应付各种紧急意外情况,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
第三,保卫党政领导机关、重要目标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主要通过执行警卫勤务、守卫勤务、消防工作、反恐怖活动来实现。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属于国务院编制序列,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实行统一领导管理与分级指挥相结合的体制。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设有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有武装警察部队总队(副军或师级);各地、市、州、盟设有支队(团级)或大队(营级);县(市、旗)设有中队(连级)。各级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
武警总部是武警部队的领导指挥机关,领导管理武警内卫部队的军事、政治和后勤工作,对列入武警部队序列的其他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进行指导。
武警总部直辖若干师和大专院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武警总队,各总队分设初级指挥学校;总队以下根据行政区划和任务需要,设若干个支队;支队下辖大队、中队。
H. 我军条令条例建设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主席是我军条令条例建设的奠基人
毛泽东主席在创建和领导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过程中,一贯重视以条令条例为主体的军队法规建设。是他提出了制定我军法规,加强正规化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并且亲自审查和修改我军的共同条令、政治工作条例,提出了制定我军自己的战斗条令,为我军条令条例建设奠定了基础。
早在井冈山斗争之初,毛泽东就为我军制定了第一部法规,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部规范我军纪律的法规,虽然只有几十个字,却包含了军事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以及俘虏政策等广泛的内容。它伴随我军近八十个春秋,至今仍作为我军纪律的重要内容,写进了《纪律条令》。
1929年12月,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编制红军法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任务,在短短的9个月中,我军第一批条令条例和其它法规就诞生了。1930年9月在中央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制草案》,并于10月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军依法治军的开端。
长征途中,战斗十分频繁,条件非常艰苦,为强化我军纪律,毛泽东还与彭德怀一起签发训令,颁布了《奖惩条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军修订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制定了《八路军司令部〈军、师、旅、团〉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等法规。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又提出制定政治工作条例的任务。他说:“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政治部领导下,做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连队支部工作’等项的总结,并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
罗荣桓元帅主持修订政工条例
20世纪50年代初,我军开展了正规化建设,当时准备实行“三大制度”(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和军衔制)。有的同志认为搞正规化建设,不必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了,主张取消政治委员,实行单一首长制。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不同意这些意见。他建议认真总结我军的丰富经验,在颁布《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的同时,修订和颁布我军的《政治工作条例》。
1953年夏季,罗荣桓在北戴河疗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来看望他,他向彭德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学习苏联,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不就丢掉了吗?”彭德怀认真倾听了罗荣桓的肺腑之言。他感到罗荣桓讲得很有道理,从而更增强了坚持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决心。
罗帅多次找编写《政治工作条例》的同志谈话,要求大家首先要学习好古田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著作,深刻领会我军的建军原则。同时,要认真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研究政治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发展,研究、借鉴苏军的有益经验,编写出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的条例。
1954年4月15日,经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政治工作条例》正式颁布全军施行。
当然,《条例》的颁布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部队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机械搬用外来经验而忽视自身光荣传统的现象时有发生。1955年至1956年间,罗荣桓抱病到部队视察,亲自了解了许多这方面的情况。
为了克服这一类忽视和削弱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的倾向,1955年8月1日,在即将实行军衔制的时候,他撰写了《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明确指出:“目前部队中,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有某些滋长,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
叶剑英元帅主持制定战斗条令
编写我军自己的战斗条令,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个创举。我军打了几十年仗,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创立了我们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只是由于长期处于作战环境,还没有来得及写成条令。在叶剑英元帅领导下,军事科学院建院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编写我军战斗条令。
为完成这项任务,经中央军委同意,1958年底叶帅在武汉主持召开了有军委各总部、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同志参加的编写条令座谈会。1959年1月,又召开了全军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会后出现了全军动手抓科研、编条令的新局面。叶帅提出首先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然后编写军、师战斗条令,再编写团、营和连以下战斗条令。并且先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学院和南京军区、沈阳军区等单位写出6本合成军队战斗概则,然后,对6个本子进行分析比较,取长补短,综合成一个本子,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编写出高质量的条令。
1959年7月,各大单位编写的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完成后,叶帅在南京主持召开了编写战斗条令概则专业会议。当时南京天气炎热,叶帅冒着酷暑,白天主持会议,晚间在地下室里亲自动手修改。6本《概则》稿,几十万字,他边看边改,反复推敲,经常工作到深夜。同时他还组织到会同志进行综合审修,最后整理成一个本子。在发动全军专业人员修改《概则》的同时,编写军、师战斗条令,团、营战斗条令和连以下战斗条令的工作也“兵分三路”展开了。后来又分别在北京、吉林、武汉进行汇稿和审修。
中央军委于1961年5月颁布了《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和《步兵战斗条令》,1963年5月颁布了《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和《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1962年以后,各军兵种依据《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制定的《空军战斗条令》、《海军战斗条令》以及炮兵、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军兵种战斗条令也相继颁布。这些条令的颁布,为全军平时训练、战备和战时作战提供了依据。
刘伯承元帅译校外军条令
研究军事学术和搞好军事翻译工作的入口处在哪里?被誉为“军事翻译家”的刘伯承元帅认为,应该从条令入手。他把条令看作是过去作战经验的结晶,是未来战争制胜的指南。因此,在他的翻译生涯中费精力最多的就是翻译条令。
1930年至1931年初,刘伯承参加和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1933年在反“围剿”的紧张斗争中,他又摘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中关于“对空防御动作”一节、《苏联红军野外作战条令》中的游击队动作部分,选译了《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在红军长征途中,他一直珍藏着长达300余页的《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1935年八、九月间,他又续译了这部教令的剩余部分,将它奉献给红军官兵。
1938年12月,苏联红军颁布了新的《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为吸取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战胜日本侵略者,刘伯承与左权合作翻译了这部条令。他在翻译和介绍苏联红军战斗条令时,特别注意弄清这些条令产生的背景和条件,从中体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思想和研究苏联红军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作战经验,并且紧密结合我军建设和作战的实际,精心撰写“前言”、“后记”、“附言”。引导大家从我军作战的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这些条令。
新中国建立后,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工作非常繁忙,仍然亲自校译条令。尤其感人的是在1953年夏天,他利用到大连休假重新校译《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这本条令军训部已经翻译出版,并依据条令的内容编写了教材,已经用于教学。但刘帅对校译稿不够满意,他说:“条令是军事学院最基本的教材,非常重要,一定要翻译得十分准确,不能有含糊其辞的地方,不能有丝毫差错。”当时他已61岁,仅有的一只好眼睛又患上了青光眼,但他仍拿着放大镜逐段逐句推敲修改,20多万字的译稿他修改了三遍。第一遍用墨汁改,第二遍用蓝墨水改,第三遍用红墨水修改定稿。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他严格要求,精心组织下,付印的条令做到了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符号。
刘帅不仅热心翻译、介绍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而且非常关心我军自己的条令建设,严格、认真地贯彻执行我军条令。1951年初,军事学院成立时,准备举行阅兵,有些同志认为没有必要,刘帅等领导同志坚决依据正规化的要求,认真组织了阅兵。当时适逢我军新修订的《内务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和新编写的《队列条令(草案)》发到军事学院,军委委托刘帅组织军事学院全体干部、教员和学员对条令进行修改。刘帅认真组织大家修改这三部条令。条令颁发后刘帅又带领全院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很快在学院建立了正规的生活秩序和教学秩序,促进了军事学院的正规化建设。
I. 中国武装警察部队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有着悠久的历史。革命战争时期,为适应对敌斗争和巩固红色政权的需要,革命根据地曾先后建立过不同名称的担负治安保卫任务的武装组织,以保卫首长、警卫机关、肃清特务、看押罪犯、维护社会治安等。
1938年5月,从中央保安处特务队、检查站等单位抽调部分人员,组建延安市警察队,编3个班共35人,隶属于市公安局。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时,警察队编入战斗部队,担任掩护中央机关的任务。1949年8月,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担负中央机关的治安保卫任务。
同时,在全国其他较大的城市,也成立由人民解放军担任的负责城市警备任务的警备队,或以人民解放军为骨干组建的公安总队、公安大队、纠察中队;在省、地区和县,组建警卫营、连,以及公安大队、保卫队、执法队等;在铁路沿线,组建保卫铁路的公安武装部队,初步形成全国性的比较完整的内卫武装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于1950年1~5月,全国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
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从1950年9月起,这支部队的领导体制和番号几经变化,先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人民警察和解放军内卫、守备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边防部队和人民武装警察等。1982年5~6月,先后将看押劳改犯、守护地方重要目标和警卫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及驻华使领馆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同公安部门原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民警,组成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3年4月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正式成立。1985年1月,原属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的水电、交通、黄金部队列入武警部队序列。1987年8月,武装森林警察也列入武警部队序列。
领导体系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隶属于国家公安系统。受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双重领导,设有领导机关武警总部,机关编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武警总队,地区设支队,县设中队或大队、站、所。有的总队还编有直属支队,按支队、大队、中队、排、班的序列编制。各级武警内卫部队受当地政府和上级武警领导机关领导;武警边防部队、消防部队和警卫部队,归公安部门领导;武警水电部队、黄金部队和交通部队,业务上分别归公安部和能源部、冶金部、交通部领导;武警森林部队实行林业部门和公安部门双重领导以林业部门为主、中央和地方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
边防、消防、警卫、水电、黄金、交通和森林武警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均接受武警总部的指导,编制序列与内卫部队大体相同。武装警察部队装备轻便、精良,有自己的服装式样、识别标志和军衔等级,其内务制度、纪律要求、队列基础训练和政治思想工作等则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关条令、条例和规定。
任务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基本任务是:
平时,警卫党政机关和部分国家领导人、重要外宾及大型集会的安全;对监狱、劳改管教场所,实施武装警戒和武装看押;配合公安机关依法逮捕、追捕及押解罪犯;守卫电台、电视台和国家经济、国防工业、国防科研等要害部门,以及民用机场、重要桥梁、隧道等目标;进行边防守卫和火灾消防等。
战时,协同人民解放军保卫边防和海防,抗击敌方的入侵;参加城市防卫和保卫重要目标的战斗,组织对空防护;组织重要民用机场、车站、桥梁和隧道的防护;守卫重要的电台、工厂、仓库和科研设施等目标,掩护工业设施和人口疏散;打击敌特和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保障作战地区的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安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