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例和断例
㈡ 贯彻《条例》和《准则》中遇到的问题有哪些
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就是不断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中央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遵循。《准则》紧扣廉洁自律，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树立了道德“高线”；《条例》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不可触碰的“底线”。全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准则》和《条例》坚决贯彻执行好，切实把党的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一、强化学习宣传，树立党规党纪意识
学深悟透《准则》和《条例》精神实质，是贯彻落实好《准则》和《条例》的前提与基础。抓好《准则》和《条例》的学习，不能等同于一般性文件的学习。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地学习、逐条逐句地学习，唤醒全体党员的党规党纪意识，做到心中有敬畏，头上有戒尺。近期，市委将举办一期以学习两项法规为内容的“林邑讲坛”，邀请专家解读讲座。明年，全市将开展以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为重点的“党内法规学习教育年”活动，把两项法规的学习教育作为党内法规教育的主要内容，将两项法规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作为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的重要内容，列入党校教学课程，采取党委常委会议、党组会议、理论中心组学习等形式开展两项法规专题学习，各地各单位党委（党组）和行政一把手要以《准则》和《条例》为内容讲至少一堂党课，确保实现全市党员干部学习两项法规全覆盖。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始终对党的纪律和规矩心怀敬畏戒惧，带头学习纪律，带头遵守纪律，带头执行纪律，进而带动全体党员遵规守纪。全市各级纪检监察干部带头学习《准则》和《条例》，开展“学条例背准则守纪律”等活动，将《准则》和《条例》刻记在心，当好守纪护纪的模范先锋。要把宣传《准则》和《条例》作为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宣传栏、广告牌等平台做好宣传报道、条规解读工作，使党员干部熟悉掌握两项法规，把党的纪律刻印在心上。
二、强化贯彻执行，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不执行就形同虚设，就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无论是坚持“高线”，还是坚守“底线”，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在的，必须从每个党员做起，从小事做起，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必须全方位全覆盖，一把尺子量到底。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当和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发挥党委（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严格按照《准则》和《条例》办事，绝不能只是嘴上说说、纸上写写、墙上挂挂。各级党委(党组)书记作为“关键少数”，要模范遵守《准则》和《条例》，不仅要管好自己、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更要管好班子、带好干部队伍，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好落实，做到团结共事、干净干事。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敢于担当、敢于较真、敢于斗争，推动《准则》和《条例》的贯彻落实。广大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融会贯通，使廉洁自律规范和“六项纪律”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风尚。要把贯彻落实《准则》和《条例》与推动中心工作任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围绕解决公款吃喝、打牌赌博、大操大办等“四风”问题，收受红包礼金问题，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经商问题，“雁过拔毛”式腐败等突出问题，逐一自查自纠，开展专项整治，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维护党纪党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强化监督检查，严格落实责任追究
贯彻落实《准则》和《条例》，必须坚持有纪必执、有执必严，有违必查、有查必究，让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各级党组织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学习贯彻两项法规工作纳入对各级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考核内容，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述责述廉的重要内容，强化组织协调，严格监督检查，确保《准则》和《条例》的各项规定落实到位。各级纪委（纪检组）要牢牢把握《准则》这个执政党道德宣示的最高标准，充分运用《条例》这把管党治党的尺子，进一步深化“三转”，找准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职能定位，强化执纪监督问责。要坚持抓早抓小，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最前沿，发现问题该提醒的提醒，该教育的教育，该处理的处理，特别是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努力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要进一步扎紧织密制度“笼子”，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大查处违反“条例”的行为力度，决不搞选择性执纪，决不搞“法不责众”“下不为例”，坚决防止从上到下执纪强度递减的现象。尤其是对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行为，以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两个责任”不到位等问题，要进行严肃执纪问责，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
㈢ 条例格式
条例是国家权力机关或行政机关依照政策和法令而制定并发布的，针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内的某些具体事项而作出的，比较全面系统、具有长期执行效力的法规性公文。下面是我整理的条例格式，一起来看看吧。
条例格式 篇1
（一）条例的基本格式
1.标题
条例的标题是“主题+文种¨，如<职工生活困难补助管理暂行工作条例>、<教研组工作条例）。
2.发布
发布与制度相同，一律放在标题下面，但通常是以公布日期与公布机关来表示的。个别条例的发布置正文后，成为落款。
3.正文
条例正文的格式有两种：一是章断条连式，一种是以条一贯到底式。章断条连式第一章是总则，不独立于各章之前，条数从总则部分开始分下去；最后要设一章”附则“.以条一贯到底式，不分章，开头就是第一条，直到最后。
（二）条例的写法
1.开头部分
条例的开头部分通常是开宗明义，首先交代制定条例的目的，以”为了……，特制定本条例“的句型开头。这样能强调条例的针对性，突出其行政约束力。如（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第一条就说明：”为了建立、健全科学技术档案工作，完整地保存和科学地管理科学技术档案（以下简称科技档案），充分发挥
科技档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特制定本条例。“其次，条例开头部分还要说明条例所涉对象范围，以便为下文的正式规定提供基础，也为条例的专指对象确定一个明确的外延。如<教导处工作条例）第二条就分别对”教导处“的职权内容和”教导处工作“的责任范围作了限制：”教导处是在校长领导下由
教导主任负责主持的学校教学管理机构。教导处工作是指负责计划、组织、检查教学，处理日常教务行政事宜等工作。“
2.主体部分
这部分是条例所规定的具体事项，即”条例“所在。写作条例，它的总要领就是”条例条例，有条有例“.所谓”条“,就是从正面规定的条文。包括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两方面的内容；所谓”例“,不是指事例，而是从反面加以说明的例子，即规定如果做不到就该怎样处理。这是条例写作一个明显不同于其他文种的地方。条例的强制性，主要是通过”例“体现出来的。
这一部分的行文步骤，一般是”条‘’在前“例”在后，以条为主，正反相辅相成，是非界线分明。“条”当中的“应该，与”不应该¨这两个方面，可以揉在一条规定里对照说明，也可以把“不应怎样做”的内容集中在一条或几条里单独说明。至于“例¨，必须在后面单独写作一条或几条或一章以示突出。
3.结尾部分
条例一定要有专门的结尾，说明实施要求、生效日期，或者是解释与修改权属，与原来有关文件的关系及其他未尽事宜的处置办法，以强调它的严肃性和行政约束力。
条例格式 篇2
(一)含义、功用和性质
“条例”，是“用于规定特定范围某些事项或机关、团体的组织、职权、工作、活动以及人员行为的规章制度”。其中党的机关的“条例”，是用于党的中央组织制定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公文文体。
“规定”，是“用于对特定范围内的工作和事务制订带有约束性的行为规范”的公文文体。
从写作角度看，条例、规定都属条款型，与其他公文文种中的文章型的或者日用文书中的'表格型的有别，所以放在一起比照讲述。至于同类别称或相近的“办法”“准则”以及“细则”等，其中用得较多的是“办法”和“细则”。“办法”是党政机关或主管部门对某项工作活动规定具体做法或实施上级法律、条规做法的公文文体；“细则”是对法律、条例、规定根据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实际情况进行详细解释或规定如何具体施行的公文文体。应该说是由“法律”、“章程”、“条例”、“规定”派生的。写法与“条例”、“规定”基本相同。
条例和规定，是规范性的文件，是党和政府政策的具体化。党和政府以及人民团体、企业事业部门，都可依据法律、政策和自身的工作权限，在特定范围内制订，但它却必须是领导机关制定或经领导机关批准。它所规定的事项和行为规范，是要实施和执行的，即规范所有有关人员的行为，没有特殊人物可以不受约束；它具有强制性，执行中不能打折扣，更不能违反。
“条例”和“规定”相比，往往更为宽泛、原则一些，是对政治、经济、科技、文教等领域某些事项的规定，或对机关团体的组织职权的规定；“规定”则往往针对更为具体一些的事项和问题，即对一定范围的事务提出具体的办法和要求，往往是某一决定的落实或某一条例的补充。
(二)格式和写法
“条例”的标题为实用范围、内容和文种三部分构成，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 《xx市价格监督检查条例》等。有时也可以省略第一部分，如《城市规划条例》、《港口口岸工作暂行条例》；试行或暂行的要在标题上写明。标题下有的要写明制定、批准或通过的机构和日期。正文，分条开列，大体有两种格式：一是内容复杂的，按一般规章制度的写法，分总则、分则、附则；分章再分条，第一章总则，末章为附则，中间数章分则；条序从头统一排下。二是稍简单些的，不分章则，直接分条写下，但第一、二条等多写宗旨、范围、管理部门等总则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也可以用“前言”的形式写)，最末两条多写何机关制订、何时施行等附则的内容，其他条款写分则的具体内容。
“规定”的标题同于一般公文的三部分，即制发机关、内容和文种，如，《国务院关于制止乱涨生产资料价格的若干规定》。有时可以省略制发机关，如，《关于中缅边境小额贸易管理规定》，在“内容”方面还写了实施范围。正文往往也是二三部分，开言可写成前言形式，也可列入条款。内容一般应简要说明制发本规定的因由，即根据什么政策决定或什么情况，或为了什么目的等；主体，写规定的具体内容，可分章分条，也可只分条开列具体规定；结尾，用一条或二三条写实施说明。
(三)写作注意事项
1．制订的合法性。依据党规国法及自身权限，不能违背、超越，不能随意为之。
2．执行的政策性。在执行时能体现政策，明确规定什么准许、什么不准许，并写明违反的惩处。
3．内容的可行性。条款要能实行，切忌虚张声势、空言威吓而不能实施实行，所以，规定要具体，界限要清楚，前后不能矛盾，要体现出针对性、有效性、可行性。
4．解释的单一性。用词准确，不能产生歧义，不能作不同解释。
5．文字的简明性。语言简练，条理清楚，意思浅显，一目了然。
㈣ 古代官员侵占百姓田地的判例、案例有哪些卑幼在外自娶妻的判例、案例有哪些
在这里我们梳理历朝历代典型的判例制度，期待从中找到应有的价值规律。
2.1 萌芽阶段——从夏到秦
从夏到秦朝建立前，是我国判例的萌芽阶段。
2.1.1 先秦——孕育阶段
在神权法思想主宰的夏商时代，没有判例的明确记载。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上天的意志，并且在司法实践中进行繁琐的占卜，但是伴随着法律实践和经验的积累，开始出现“有咎比于罚”的原则，即对于犯罪按照以往对同类犯罪进行处罚的先例来处理。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判例和故事1（武树臣：《中国法律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68页。）周灭商后，获取了夏商的很多判例和故事，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史书称“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尚书·诏诰）。意思是说，先参考殷人的判例故事进行裁判，从而形成我周朝的判例故事。此处的“御事”指的就是判例。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明确的判例。值得称道的是，周人不仅继承了殷人的故事和判例，并且创造了“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法律制度。意思是指：选择合适的判例故事来裁判案件，不预先制定包括什么行为是违法犯罪又当处以何种刑罚的成文法典。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有使用先例的习惯。由于司法官时常将判例筹在鼎上，这对于我们研究周朝的判例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是周人宗法贵族体制下的必然产物。在贵族政体下，各诸侯不仅具有相当独立的一系列权力，而且还保持着各自民族的历史的以及文化的传统。宗法血缘链条决定着权力再分配的方向，各级贵族官吏（包括法官）世卿世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这就造成了当时法律活动的基本特征：地域上的多样性与时间上的连续性，使“前车后辄”“遵循先例”成为立法司法的主要原则。而且，法官通其他官员一样是世袭的。敬祖孝宗的观念，必然导致遵循先辈故事的传统。（武树臣：《中国法律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73页208页）
战国时期，伴随着《法经》的颁布和法家思想的崛起，成文法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判例并未消失，它对当时的成文法起着辅助作用。（法学杂志 2008年2期
杨思斌 121）这一时期关于法律样式的专门研究也出现了，苟子就曾说："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
。此处的“类”就是司法审判所遵循的判例和原则。
总的来说，西周时期的判例还处于萌芽状态，判例地位的正式化还是秦王朝建立后实行“廷行事”的事情。
2.1.2 秦朝——判例的雏形时期
秦朝，我们着重研究“廷行事”。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自程诀事，”（汉书·刑法志）这些事即“廷行事”。
根据史料分析，秦律《法律问答》中有多处以廷行事断狱。这说明以例断狱在秦代已经为法律所肯定，也说明秦代已经把司法机关的判例作为司法实践中除律文之外可援引的审判依据了。（曾宪义：《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60页
在秦代，廷行事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睡虎地秦墓竹简》作为可靠的秦代法律历史资料，记载了当时不仅制订了相当完备的法典法，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实行援用判例，即廷行事或者行事作为依据的制度。秦律中的《法律答问》经常提到运用“廷行事”作为定罪量型的标准,成了一种起辅助作用的判例法。这说明以例断狱在秦代时已经为法律所肯定,也说明秦代已把司法机关的判例作为司法实践中除律文之外可资援引的审判依据了。自此,判例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开始走向正式化。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来，“廷行事”在司法审判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弥补法律文件的不足，有可以修改法律文件具有灵活性的特点。例如，“求盗追捕罪人，罪人格杀求盗，问杀人者为贼杀人，且斗杀？斗杀人，“廷行事无贼，”（《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167页）。在成文法支配一切的秦朝，“廷行事”（即判例）更以成文法的补充地位成为法官审判量刑的参照物。可见，以轻罪重罚法网严密著称的秦王朝，也不能阻断判例的成长。当时，知不知“廷行事”，也同明不明“法律令”一样，成为区分官员好坏的标准。（武树臣：《中国法律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417页
）
由此可见，以律为主，以判例等其他法律形式相互补充，是秦立法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做法被后世大多数统治者所继承，从而形成中国古代立法的一大传统。
2.2 发展嬗变阶段——汉至唐
2.2.1 汉代“决事比”和“春秋决狱”：判例的重大突破
西汉时期,判例制度获得了重大发展,出现了一种可以用来比照断案的典型判例,叫做“决事比”。《汉书·刑法志》记载:“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廷尉是当时最高司法官,不仅引用决事比,而且经常编著决事比。比的产生，根据颜师古注《汉书刑法志》的说法：“比，以例相比况也。”可见比产生于案例，它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决事比”的发展使汉代的判例得到了重大突破，其发展规模大大超过了秦代。整个两汉时期，引用判例来作为断案的法律依据，成为通常的做法。两汉的统治前后四百年，在此期间积累了大量的判例，其中又分为一般的“决事比”、“死罪决事比”、“
辞讼比”以及“春秋决事比”等等。““死罪决事比”是单指判处死刑的判例；“
辞讼比”是有关婚姻以及其他民事纠纷的判例；“春秋决事比”则是援用儒家经典著作《春秋》审判案件的判例。西汉中期以后,引经断狱之风盛行,司法官在遇到疑难案件而成文法律没有规定时,便求教于儒家经典中的古老判例、故事和原则进行裁判。如延尉张汤曾请教董仲舒,董氏即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经“春秋决狱”而形成的主要法律观点与原则,不仅弥补了律文的不足,而且影响了以后修律。然而，汉代决事比并非唯一的判例形式。汉承秦制，汉代决事比的发展，明显是历史沿袭的产物，其发展规模渊源超过秦代。由于援用判例来审判案件有利于统治者进行司法镇压，汉代可以作为比附的案件，更是不可胜数。《汉书·刑法志》记载，汉代仅““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可见其规模之大。到了东汉，决事比又有所增加。东汉末年，决事比又被整理汇编，内容上更加全面广泛。（陈光中谢正权《关于我国建立判例制度问题的思考》，《中国法学》1989年2期）
2.2.2 魏晋至唐初“比附断事”：判例的沿袭
这一时期“比”仍然是当时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但是这一时期故事的创制与使用使得判例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故事包括制书、诏诰、先例和司法审判的案例。此时故事成为一种与律令并行的成例。东汉的故事编辑成书的有《建武故事》、《律令故事》等。晋时“创制朝仪,广陈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为故事”。（晋书·裴秀传）贾充等“撰律令,兼删定当时制诏之条,为《故事》三十卷,与律令同行”。
魏晋时期,例开始出现。《晋律》改旧律中的刑名为刑名、法例,
又规定:“若无正文,
依附名例断之”。此处“名例”具有判例的因素；名例虽不是判例,仅是定罪量刑的原则,但它是后来的例产生的根据。从某种意义而言，汉晋之决事比、故事就是后来的“例”。到了隋朝和初唐，例已经作为判例开始在司法中发挥作用。唐初，司法实践中仍沿用以例判案的做法。
2.2.3 唐朝中晚期“废例而类推”：判例的规范化
这一时期唐高宗出台《唐律疏议》，成文法比较完备,对例的适用严格加以限制。但是,《唐律疏议·名例篇》规定的“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作为一般的法律适用原则即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情况下,可以有条件地适用类推和以前批准的判例,实际上表明判例仍然在起作用。从唐高宗开始,唐代废止了“例”,高宗从重视制定法的立场出发,禁止援用《法例》,但审判中援引先例的事仍时有发生,所汇编的先例也是法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在唐代,判例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化,即在唐代,律令格式是完全的法源,相对于此,判例居于附带种种限制的第二位法源的位置。（日冈野诚《唐律疏议中的例字之用法》载《法律史论集》3、4卷）“
2.3 成熟阶段——宋元时期
2.3.1 宋初“法所不载，然后用例”：判例的限制使用
宋代的立法活动非常频繁。不仅编敕是宋代最重要最有特色的立法活动，而且“比附断事”“以例为据”，在宋代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宋代的“例”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法律地位之高，都大大超过唐代，对元明清“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的例有三种：一是“条例”即皇帝发布的特旨；二是“断例”，即审判案件的成例；三是“指挥”即中央官署对下级官署下达的指令。宋初，出于历史考虑和《行统》的规定，而且有宣赦的不断增加和广泛使用，所以用例尚少。加上宋代法律明确规定“法所不载，然后用例”，所以在北宋前期的司法审判中，例只是制定法的一种补充形式，无论是“举明议罪”，还是“用例”，都是以“法所不载”为前提。
2.3.2 宋朝中后期“引例破法”：判例的广泛运用
随着宋代社会形势的发展和政治经济需求的扩大，“例”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宽，作用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更何况，“例”这种法律形式确实有其优势。宋神宗时，又出现“引例破法”的现象。北宋末年，由于宋徽宗广泛推行御笔断罪，使得法外用例造成的法治紊乱非常突出。虽然多次降诏不准弃法用例，但是收效甚微。
南宋时，由于“指挥姿势成例”，“例”的数量大大增加。虽然有官员奏请，朝廷多次申明“一时指挥不可为常法”，但兴用指挥，引例断案的情况愈演愈烈。宋孝宗时已经形成了国家“以例为要”，官吏“非例无行”的局面。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敕令的实际效果。《庆元条法事类》中明确规定：诸敕令无例者从律，律无例及例不同者从敕令。从这条规定看。例已经优先于敕令使用。当然，法律体系此时就无章法可循了。
“例“不仅在司法领域异军突起，在立法层面也是后起之秀。当时，例可以经过立法渠道成为律条或者敕令，也可以单独成书，如《绍兴刑名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开禧刑名断例》等。这些都是经过斟酌形成的原始判例。可见此时例在司法活动中的地位之高。
2.3.3 元代“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判例地位的突出
蒙古人作为元朝统治者非常注重判例的作用。元代的判例在编例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即采用诏制、条格、断例混合编制的形式，而没有继承汉民族原有的法律体系。也就是说，元代没有单纯的成文法典，取而代之以符合蒙古习惯的令、格、制、敕、例等，而是以诏旨和断例杂而为法。这对明清时期律例合编的法律形式的产生有着深远影响。以元朝的《至正条格》为例，条格有一千七百条，断例一千零五十九条，占总条数（两千九百零五条）的百分之九十还多。（张晋藩：《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70页）判例成为官吏裁决案件的重要依据。此外，元朝的各级官吏收集和编例的风气也很盛行，甚至出现了“有例可援，无法可守”的状况。
2.4 完善阶段——明清时期
封建社会到了明代，判例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作用也进一步增强。
2.4.1 明代“以例辅律，律例并行”：渐趋完备
明朝的例源于断案依据的判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例不断增加并且成为正文律的附注。明代对判例的运用时独创性的。其一，在律例关系上，由明初的“以例辅律”发展到后来的“律例并行”，表明判例地位的不断提高，以至于开创了“律例合编”的新模式。具体而言自1482年起，例可以破律，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后，条例具有永久性法律效力，形成了“律例并行”的格局。随着条例在司法中地位的进一步提高，1585年制定《大明律附例》，律为正文，条例为附录，也就是“律例合编”。律和例在具体案件中的使用，例不仅优先于律，而且得到了法律上的明确认可。（董冒云：《比较法律文化：法典法与判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61页）；其二，出现了《明大诰》这样的御制判例集，表明我国古代判例已经相当发达。从内容上看，《明大诰》基本上是官民犯罪尤其是朱元璋对臣民法外用刑的典型案例汇编，司法官吏断案必须参照援引大诰中采编的判例为依据，并且其效力优先于法典。虽然，朱元璋死后，《明大诰》成为具文，但是它重视判例的精髓被后朝继承。
2.4.2 清代“律例合编，以例破律”：判例制度达到顶峰
清代继承了明代的律例，判例的地位更加重要，发展更加成熟，达到了古代判例发展史的顶峰。清朝不仅保留了明代的立法模式，并且确立了一系列规范判例形成的制度。首先，清代确立了因案生例的制度，使判例的使用基本上实现了规范化要求。所谓因案生例，是指司法官在其审判中，针对具体案件的裁判，认为应该通过该案总结创制出特定法律规范时，便在判词中附请定例。这种例在适用上优先于律，以“有例则不用律”（清史稿
·刑法一）为原则。其次，为了保证判例的规范化使用，防止判例的大量出现和引用泛滥对封建法制的破坏，清代非常重视例的编纂，并且通过制定法对例的适用进行必要的限制。清代例的编纂和删定是重要的立法活动，自乾隆元年，刑部奏准三年修改一次；至十一年开始，确立了五年一修的制度。（汪世荣：《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22）这些措施，保证了判例的操作与运用，显示出当时判例制度已经相当完善。
还需指出，清代不仅有例，还存在着成案。成案是一种不成文的法律形式，是由各部或者各省对某些典型案件判决的汇集形成的。清代成案数量很多，“在《刑案汇览》所收案例总数中占35%以上，”（美国学者D布迪C莫里斯在其著作《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48页）。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成案的地位和效力远不如律例，成案的引用和效力的发生必须经过中央最高司法机关严格审核方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