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例治国
『壹』 如何做好信访工作 推进依法治国
1、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
2、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专，保障合理合法诉求属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
3、信访部门和有关各方必须严格执行各项法律和《信访条例》，全方位落实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
4、加强法治的社会宣传和自我教育。信访部门要充分利用来访接待场所、报刊、网络等平台和信访工作实践，加强对群众和社会的法治宣传和引导。
5、严格执行信访事项受理的规定。要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积极受理信访事项。
6、认真落实依法逐级走访的规定。《信访条例》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
7、努力增强信访工作的规范性和公信力。《信访条例》是信访工作的程序法。
8、健全无理信访的评定和退出机制。
9、深入推进依法治理。信访不是制度体系之外的“粥棚”。
10、切实规范信访秩序，严肃处理违法上访行为。
11、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贰』 所以颁布某条例属于依法治国范畴吗
宪法是各种法律出台的母体大法，尊重它的人望而畏之，忽略它的人肆而践之，如何是好？法制永远〉人治，怎么维护，还遥遥无期，任重而道远，期待~~
『叁』 运用政治生活知识分析说明《深圳经济特区保护条例》是如何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
(1)坚持党的复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制、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或者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2)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的制定体现了国家主人的意志；或者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官方网站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并多次请专家论证修改《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 ,是人民当家作主在立法程序中的体现；
(3)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有序参与，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精神，保证了立法质量；立法先行，为新形势下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或者有法必依。
『肆』 依法治国中的法包括条例吗具体指哪些
依法抄治国中的法当然包括条例，因为条例是国务院根据各种法的内容，结合现实的社会形势做出的具体的规定。一部法律其实没有多少页，叫普通人通读一遍有时都不知道说的什么意思，这就需要国务院制定条例来对法律进行说明与阐释，变成人们能够明白的规定，从而指导人们应该怎么做，不这么做会产生什么后果。所以条例是在法的范畴内的。各种法律基本上都有对应的条例。法律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具体的条例是非常多的。
『伍』 庭杖制度对法律的作用
一、明初立法指导思想与司法指导思想的确立
公元1368年，朱明王朝建统后，以开国皇帝朱元璋为最高统治集团，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在吸取元朝亡国的历史教训中形成了一套具有封建社会后期时代特点的立法思想，提出了“明刑弼教”和“重典治国”，又以强调“重点治吏”为整个法律体系的显著特征。
（一）“明刑弼教”立法指导思想。明初注重礼的重要性，朱元璋以“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思想来指导律法的制定，所谓“明礼以导民”，就是用传统的封建礼数，约束人民的思想与行动。“定律以绳顽”，就是制定刑法，惩治违害国家的凶顽。宋朝在处理德、刑关系上始有突破。著名理学家朱熹首先从礼法合一角度对“明刑弼教”进一步说明：“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而其叮咛深切之意，未尝不在乎此也。”他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认为礼法均是理的体现，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决“不可偏废”。经此一说，刑与德的关系不再是“德主刑辅”中的“从属”、“主次”关系，德对刑不再有制约作用，而只是刑罚的目的，刑罚也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框框，而可以“先刑后教”行事。这看来小小的变通之义，却意味着中国封建法制指导原则沿着“德主刑辅”到“礼法合一”再到“明刑弼教”的发展轨迹，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对明清两朝法律实施的方法，发展方向和发挥的社会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重典治国”的司法指导思想
洪武末年，朱元璋曾经以总结历史的口吻对皇太孙朱允炆说过一段话：“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这句话诠释了明初对“重典治国”的思想。由于“明刑弼教”主张在处理德、刑关系上，可使统治者据形势与本身利益需要，在重刑罚还是重教化的道德问题上，有充分选择的余地。所以，它被奉行“重典治国”的朱元璋视为明初立法、司法的重要原则。如果说朱熹还只是在理论上为“明刑弼教”原则的贯彻开辟了道路，那么朱元璋则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此原则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明朝的立法概况
（一）《大明律》的制定与其特点
作为明朝的基本法典，《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命大臣参照唐律并总结明朝建立后三十年间立法和司法的经验而制定的。其制定过程分四个阶段：草创于吴元年（公元1367年）；更定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整齐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至洪武三十年（公元1389年）定型，表明了明太祖朱元璋在立法上的慎重态度。《大明律》共分7篇，30卷，460条，其主要特点是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大明律》一改唐、宋旧律的传统体例，将唐律的十二篇改为七篇，除第一篇仍为名例律外，其他六篇则按六部设目，形成了以名例、吏、户、礼、兵、刑、工等七篇为构架的格局。这一变化，是与明朝取消宰相制度，强化六部职能的体制变革相适应，表明了法律与政治制度紧密的联系。《大明律》其条文简于唐律，其精神严于宋律，是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其体例直接为清律所承袭，故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明《大诰》的制定及其特点
为了贯彻“刑乱国用重典”的方针，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特创《大诰》作为明初的刑事特别法。《大诰》实际有四篇，即《御制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共236条，先后颁发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1385—1387年)。“大诰”之名来自于西周周公东征殷遗民对臣民的训诫《尚书 大诰》。朱元璋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大诰》的效力在律之上，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处罚。其另一特点是将锋芒主要指向贪官污吏，以此强化统治效能，它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
（三）《大明会典》的编纂
《明会典》是明朝官修的以调整封建国家行政活动为内容的法典。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编纂，于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纂成，共一百八十卷，但未颁行。后于明武宗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正式颁行天下，称为《正德会典》，又经世宗、神宗等朝重修，至明神宗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纂成《万历重修会典》，共二百二十八卷。《明会典》汇集了明朝一些重要典章法令，如《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洪武礼制》、《诸司执掌》等，所以是研究明朝法令制度的重要资料。《明会典》以六部官制为纲，规定了文武衙门的组成、权限和活动原则，其中文职衙门部分二百二十六卷，首卷为宗人府，其下依次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六科与各寺、府、监、司，武职衙门部分共二卷，包括五军都督府及各卫等。
（四）条例的编纂和修订
条例，简称例，指单行法规。明朝初年，统治者对律、例的解释是：“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意。”即律是永久的普遍适用的法典，例则是适用一时的“权宜之法”。《真犯、杂犯死罪条例》是关于死罪严重程度、量刑轻重、处刑期限的规范。真犯指情节、性质严重的死罪，常赦不原，减一等仍为流刑，且执行不待时；杂犯指某些性质、情节不太严重的死罪，判决后不马上执行，等秋审、朝审时再行处理，并可比五年徒论赎。神宗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刑部尚书舒化等编辑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以后诏令及《捕盗条格》等中与刑名相关部分，共计382条，分类附于律文之后，作为明律正文的附注。至此，明代以律为主，以条例为附注补充的律例合编体制确定下来。采用律例合编体例编纂的《大明律集解附例》最终改变了唐宋以来法典编纂的惯例，并且对后来建立的清王朝带来直接的影响。
三、明代司法制度及其特点
（一）明朝的司法机关
1、中央司法机关。明朝的中央司法机关的名称、职掌均与唐宋有所不同。大理寺、刑部、都察院组成明中央司法机关，合称“三法司”。刑部是中央审判机关，设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上诉案件，审核地方上的重案和审理中央百官及京师地区案件。刑部有权判决流刑以下案件，但定罪以后须将人犯连同案卷送大理寺复核后，奏请皇帝批准。大理寺是复核机关，对于认为判决不当则驳令改判，认为判决得当者才允准具奏行刑。明朝把御史台改称都察院，扩大监察组织和职权，设立左右都御史等官，负责纠举弹劾全国上下官吏的违法犯罪，并且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工作，监督法律的执行。都察院附设监狱，关押皇帝直接交办的重要案犯，此外还定期巡按地方，对地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
2、地方司法机关。明朝地方司法机关分为省、府（直隶州）、县三级。沿宋制，省设提刑按察司，有权判处徒刑及以上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中央刑部批准执行。府、县两级仍是知府、知州、知县实行行政司法合一体制，掌管狱讼事务。明朝还在各州县及乡设立“申明亭”，张贴榜文，申明教化，由民间德高望重的耆老受理当地民间纠纷，加以调处解决，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
3、“厂”、“卫”特务机关。这既是明朝司法的一大特点，又是其一大弊政。“厂”是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卫”是指皇帝亲军十二卫中的“锦衣卫”，下设镇抚司，由皇帝任命亲信“提督”厂卫，多由宦官充当。厂卫干预司法始于太祖时期，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太祖始令锦衣卫负责刑狱与缉察逮捕。锦衣卫下设南、北镇抚司，其北镇抚司“专理诏狱”，按旨行事，并设法庭监狱。宪宗时又为监督厂、卫而设“西厂”，至武宗为监督东西厂，又设“内行场”。但到明后期，厂卫特务多大十余万，严重地干扰了司法工作。厂卫之制是皇权高度集中和恶性发展的产物，它对司法的干预严重地破坏了封建法制的正常秩序。
（二）会审制度
1、三司会审。三司会审是在唐代“三司推事”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凡遇重大、疑难案件，由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都院左都御史三法司长官共同审理，最后由皇帝裁决的制度。
2、圆审。也称九卿会审，凡特别重大案件，两次翻供不服，根据皇帝的诏令，可由九卿会审，即由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正使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会同审理，最后由皇帝审核批准的制度。
3、朝审。明代对于秋后处决的死刑案件，建立朝审制度加以审核。朝审不仅是审核死刑，而且有宽宥之意，也就是朝审的案件，分别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情节有矜或可疑的改为戍边，囚犯有翻异供词的移调官府再审，符合律令的监候听决。
4、大审。明代自宦官干预司法后，形成一种由皇帝委派太监会同三法司官员审录囚徒的特殊会审制度。每五年一次大审事，不仅在两京举行，而且派官到外地会同御史录囚。
5、热审。即农历小满后十余日，由刑部奉旨会同都察院、锦衣卫等审理囚犯的制度。其目的在于暑热之时，及时梳理牢狱，轻罪审决后执行，未能审决的，令出狱听候。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78年），热审规定罪情疑可矜者，免死，轻罪分别减等处刑，枷号暂时去枷释放的内容。
三、以行政体制来实现重点治吏
（一）改革中央与地方行政机构，加强中央集权
明朝极度强化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废除传统的丞相制度和三省制度，由皇帝直接控制六部，尚书分别掌管所属行政事务，对皇帝直接负责，将军事指挥权分由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掌握。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从翰林院等机关中选调官员加给殿阁大学土衔，负责草拟诏谕，并充当皇帝的顾问，但是“不得平章国事”。成祖时，命翰林院侍读、编修、检讨等文学侍从官员入值文渊阁，正式称为内阁，并参与机务。
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府、县三级。各省设布政使司掌行政，按察使司掌司法和监察，指挥使司掌军事，合称“三司”，同为一省长官，均直属于中央，彼此地位平等，互不统属，又互相牵制。府设知府，县设知县，统掌所辖地方行政和司法。
通过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明朝极度强化了中央集权，达到了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的目的，加强了官员、机构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监督，增强了中央和皇帝对地方官员的掌控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官僚体制对于官员的约束力和威慑力。
（二）建立完整的科举制度，加强官员的选拔
明朝建立了完整的科举选官制度。明太祖采纳刘基的意见，规定各级科举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命题，考生只能按照程朱理学的注解答题，不得言及时事，自由发挥。明宪宗时，更创立了“八股”的格式，要求文章在形式上逐段对偶，堆砌雕琢，完全脱离社会实际，但这种变化更适应了加强思想专制统治的需要。除科举选官外，明朝还一度实行过荐举制。代宗时还开捐纳之先，允许捐资纳粟取得官爵。此外，吏员经若干年服役也可以选官，但一般只能担任辅助性的低级官职。为使官员转官公平，明中期开始，吏部采用抽签方式决定官员的任职地方。官员年满六十岁致仕，回乡官员称为“乡宦”，仍享有免役和司法特权。
四、创建严密的监察制度
明朝建立了空前庞大的监察机构。中央的监察机关都察院由唐宋以来的御史台改名而来，长官为左都御史，右都御史辅之。都察院号称“风宪衙门”，为天子之耳目，所有御史必须科举出身，职权颇重，对任何官员都可进行监督弹劾，并可对刑部的审判和大理寺的复核及地方审判进行监督。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每年轮换出京至各省巡查，称为“巡按御史”，号称“代天子巡狩”，虽官阶不高，但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力。
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明朝廷还时常派出尚书、侍郎一级的官员“巡抚”各省，明中期以后渐成惯例，由巡抚统管一省行政，如遇战事，则派出总督统掌军政，后巡抚和总督逐步发展成为地方长官。此外，地方的提刑按察使也享有监察权，被称为“行在都察院”、“外台”。
五、以残酷的刑法惩治官吏犯罪为重点
（一）“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刑罚原则
“重其所重”主要是针对明代法律制度，是在大量借鉴援引大唐律的基础上编订，但又加重了对一些重点犯罪的镇压的情况。清人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中说：“贼盗及有关币帑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反映出明律重刑主义的特点。唐律对谋反大逆者处以斩刑，连坐处绞只限父与子(16岁以上)，其他都可以没官为奴。而明律对犯谋反大逆者，凌迟处死，连坐处斩扩大到祖父、父、子、孙及伯叔父等。可见，明律明显加重了政治性犯罪的处罚。
“轻其所轻”。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中说：“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在“重其重罪”的同时明律实行“轻其所轻”的原则。凡属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唐律列入不孝，判处徒刑三年，明律仅杖八十。子孙违反教令，唐律判处徒刑二年，明律杖一百。这体现出明律为突出“重其所重”，而对某些危害不大的“轻罪”从轻处罚的意图。
（二）设“奸党”罪
“奸党罪”是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时新增加的政治性罪名，目的是打击官员“朋比结党”的行为，消除对皇权的威胁。《大明律》“吏律”中“奸党”条规定：“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斩；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亦斩；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法律，听从主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
“交结近侍官员”罪和“上言宰政大臣美政才德”罪也是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时新增加的罪名。此二罪从实质上看，是“奸党”罪的延伸与发展。“交结近侍官员”罪指禁止朝官与近侍官员交结，禁止地方官员与朝官交结，禁止京官与京城家资富厚之人交结。《大明律•吏律》规定：“若有上言宰政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穷，究究来历明白，本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该宰政大臣知情者，与之同罪”。 明朝对于奸党罪处罚严厉，决不宽贷。仅太祖洪武年间，以奸党罪被诛杀的文武官吏就达几万人。奸党罪人律，反映了皇权专制主义的极端发展。
（三）实行“充军”与“廷杖”严惩违纪官员
充军刑虽然宋元时期已经存在，但使其发展成为正式刑却始于明代。从字面上理解，“充军”是将犯罪人发配至边疆充当军士，但实际上是将犯罪人发往蛮荒之地做苦役。明初充军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六等。定制后的五等充军刑称为“五军”。充军远近不等，从四千里到一千里，凡充军者均行杖刑一百。充军分为“终身”、“永远”两种，终身充军是指本人充军到死，死后刑罚执行完毕；永远充军是指本人死后，还要罚及子孙，由后代接替继续充军，直至“丁尽户绝”为止。
明代皇帝为强化君主专制，强迫臣民就范，经常使用非法之刑(非法典规定的刑罚)，例如：枭首示众、剥皮实草、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等等，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廷杖。廷杖在明律中并无规定，所以廷杖是一种法外刑罚。廷杖经常用于殿廷之上，由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行，对冒犯皇帝的大臣施以杖刑。明太祖死后，“廷杖”之刑被愈益广泛地使用。明武宗正德初年，嘉靖年间因群臣谏争大礼案，被杖责的大臣多达134人，死者竟有16人，至明亡前崇祯皇帝时也没有停止杖责大臣的制度。
结语：明代设立体系严密、内容严谨、处罚严厉的治官之法，在维护专制皇权的终极目的之下，其直接意义在于打击和惩治权力腐败，保障吏治的清廉，从而确保国家权力的正位行使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就确保吏治清廉这一点而言，明代的治官之法并未完全实现这一直接目的，即使如此，明政府治官之法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仍能为后世的治官之道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作者单位：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
『陆』 "宪法条文"表明了什么宪法与依法治国有何内在联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法律都不得与宪法相违背。宪法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宪法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实际上是依宪治国
『柒』 李世民放390名囚犯回家过年，约定次年来问斩，最后来了多少人
古代虽然一直都推行儒家思想，但实际上每个国家的高效运行靠的却是“法”，所以我们称古代的治国策略为阴法阳儒。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既可以避免“儒策”过于软弱，导致国家陷入腐败，或“法策”过于严苛。唐太宗李世民就曾经大胆的用过这样的思想，将390名囚犯放回家，与死囚做约定，最后的结果如何？
治国理政必须要依照条例，依法治国就需要严格的按照相关的条令执行，不可以为了所谓的“人情味”改变规则，否则法将不法。太宗皇帝与390囚徒的故事虽然看着感人，但是对于治国来说，实则是一个反面教材。
『捌』 法，是指什么
法律就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条例、规章、判例、习惯法等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法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决定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的目的在于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项重要工具。所以，法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它随着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并将随着阶级、阶级斗争的消灭而自行消亡。
因为“法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的内涵会因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经历甚至不同职业而变得不同，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概念还在不断进化。
而对“法律”的定义，集中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反映着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价值判断与行为方式。
一
“法律”的词源
“法”这个字在古代写作“灋”，最早见于金文。字形由“氵（水）”“廌（zhì）”“去”三部分组成，“水”代表执法公平如水；“廌”就是獬豸，是古代传说中一种能明辨善恶是非的神兽，杨孚《异物志》记载：“东北荒中，有兽名獬，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在古代司法、监察衙门和官员身上，獬豸是必须的装饰品。现在很多法院门口，也有獬豸的塑像或屏风。
东汉许慎写的《说文解字》对“法”的解释是：“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可见在中国古代，“法”与“刑”是通用的，并具有公平、正直的意义。
“律”按《说文解字》的说法，是“均布”之意，说明法律具有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
秦汉时期，“法”与“律”已经同义，商鞅变法，改“法”为“律”。商鞅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也说，“法者，编著于图籍，设置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也就是说，此二人为代表的“法家”将法律作为权力或强制的表现，是一种统治手段，也是一种统治工具。
直到现在，我们还会经常说“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这都是把法律作为工具。
以后直到清代，中国古代法律一般称作“律”。
“法”与“律”用做合成词，是在清末由日本输入。因此“法律”一词，在我国是近现代的用法。
在我们中学的政治课本上，“法律”的定义如下：
法律，是国家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泛指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为了实现统治并管理国家的目的，经过一定立法程序，所颁布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国家的统治工具。
这个概念是不是法学界公认的概念呢？
当然不是。
对于法学家来说，这个概念只是一家之言，即马克思的“法律阶级论”。
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本身，很多人就持有不同意见，更别说基于阶级分析学说给法律下的定义了。
二
历史演变中的“法律”
“法律”这一概念随着人类对世界认知的不同，其定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在宗教作为基本统治手段的古代，人们认为法是神的意志，由神来制定。典型如《圣经》的“十诫”。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法律则被认为是君主的意志，国家的命令。东方的商鞅、韩非，西方的霍布斯、奥斯丁，都持此种观点。霍布斯说，法律对于每一个臣民说来，就是国家以语言、文字或其他充分的意志表示命令他用来区别是非的法规。
到了君主专制解体，民主观念崛起的时代，法律则被认为是民众的公共意志。卢梭认为，法律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在签订社会契约时，人们让渡全部自然权利，交给主权者群体。而人民主权就意味着执行公意，公意的所有表现形式是经由多数决策的方式达成。
而到了工业革命之后贫富分化，劳资严重对立的时代，法律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压榨无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这一概念先影响了苏联，后来影响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到了当今世界，虽然基于社会契约论的“法律”概念成为主流社会的基本共识，但是在很多意识形态与西方不同的国家（如阿拉伯世界），对“法律”的定义与主流社会还是大相径庭的。
三
东西方视野中的“法律”
东西方文化中，对“法律”理解差异很大。
西方人理解的法律是“约法”，即约定之法，大家商量着来，法律条款都是大家商量出来的。商量不成咋办？投票，少数服从多数。法律定出来，大家就都得遵守，因为这是大家商量好的，谁也不能出尔反尔。
东方人理解的法律是“王法”，即王定之法，老大一人说了算，没得商量。当然也不必征求意见，更不需要投票表决。即使刘邦“约法三章”，也是没有商量的。君主是立法者，官员是执法者，民众则受制于法。
而这就造成了东西方文化的重大分野：
西方讲“法治”，以法治国，王在法下，法是约法。
东方讲“法制”，依法治国，王在法上，法是王法。
基于这种分野，二者在权力划分和部门设置上就出现了一个重大不同：
东方古代有行政部门如三省六部，有监察部门如御史台都察院，有司法部门如刑部和大理寺，但却从来没有西方议会这样的立法机构。
因此，东方和西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直到清末民初，中国才开始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而“法律”是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现在中国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基本是全盘西化了。
『玖』 三国演义第65回，刘备平定西川之后，诸葛亮治理蜀地，但是诸葛亮所定拟的治国条例非常严格，量刑也很重。
楼主好！
我自认为我对历史是很在行的。我不喜欢抄袭，本文纯属手打。
西川的君主是昏回庸的，刘璋治答理蜀地时比较懦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毫无刑法，结果导致国内四处暴动，毫无章法，无道德品德素养，国力衰弱，刘备占领西川后，也想仿效刘邦仁慈治国，以安民心。
但是，诸葛亮没那么做。
因为他知道：西川长期以来都是“没有规矩”的，人民没有一点品德素养，这样是治理不好国家的，所以，他治理蜀地所定拟的治国条例非常严格，刑量极重，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素养，防止暴乱，叛变，这样一来，既安抚了民心，又加强了刑法。一举两得。使长期毫无章法的西川得到了安定。
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