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条例与国际劳工标准有什么关联
『壹』 国际劳工标准与中国劳动法之间有什么区别么
一、自由结社权
自由结社权是核心劳动标准的核心内容。所谓自由结社权，按照1948年通过的自由结社和保障组织权利公约（第87号公约）第2条的规定：“凡工人和雇主，均应没有任何区别地有权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组织，以及仅依有关组织的章程加入他们自己选择的组织，而无须事前得到批准。”
二、集体谈判权
国际劳工组织的1949年《组织权与集体谈判权公约》（第98号公约）第4条规定：“对于雇主或雇主组织同工人组织之间进行自愿谈判的机制，政府应当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措施鼓励，并促进其充分地发展与运用，以使双方通过签订集体协议来规定工人的就业条件。”作为一项基本劳工权利公约，第98号公约主要是从权利的角度规定了政府应当鼓励和保护集体谈判机制的运用，因此其规定也比较原则。在其基础上，国际劳工大会在1981年又通过了专门的集体谈判公约和建议书（第154号公约和第163号建议书）。第154号公约要求各国采取符合国情的措施促进集体谈判。这些措施的目的应当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部门中的所有雇主同所有的工人群体之间都有可能进行集体谈判；集体谈判的内容应当逐步扩大，直至把决定劳动条件和就业条件、规范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规范雇主或其组织同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等一应事务全部包括进去。第163号建议书则主要规定了集体谈判的方法。
三、平等就业权
第111号公约对于“歧视”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歧视”，就是“根据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所做出的任何区别、排斥或优惠，其结果是剥夺或损害在就业或职业上的机会或待遇上的平等。”另外，会员国政府在同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其他的适当机构协商以后也可以把其他形式的区别、排斥或优惠视为歧视，只要这种做法会产生剥夺或者损害就业或职业上的机会或待遇平等。我国已经加入了《同工同酬公约》，正在考虑加入《（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
四、强迫劳动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问题的主要公约有两项：一项是1930年的《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公约），另一项是1957年的《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105号公约）。《强迫劳动公约》第2条把“强迫劳动”定义为：“一个人在处于惩罚的威胁下被迫从事非本人自愿的一切劳动或者作服务工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加入了这两项公约。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通过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也规定了禁止强迫劳动问题。该公约规定：“不应当要求任何人从事强制劳动或义务劳动。”我国已经于1998年10月签署了该公约，但尚未正式加入该公约。
五、童工问题
我国政府在禁止童工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贯的、坚决的，为此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1982年颁布的《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这就确立了我国保护儿童权益的基本原则。
『贰』 我国关于童工问题的法律规定与国际劳工标准有何差异
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就业者的最低年龄为16周岁，国际劳工标准为就业者的最低年龄为15周岁。
1.我国关于童工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国务院令第364号)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均不得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八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2.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童工的公约：
1973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最低就业年龄公约》（第138号公约），规定就业者的最低年龄为15岁（特殊情况除外）。
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1999年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约》（第182号公约），要求成员国必须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并将让儿童从事危险工作、参加武装冲突、从事卖淫等色情行业、毒品和枪支走私等视为犯罪行为。
2002年6月，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决定将每年的6月12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童工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国际劳工组织还将2016年定为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的期限。
(2)2012年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条例与国际劳工标准有什么关联扩展阅读：
全球童工状况：
2016年全球有近十分之一的儿童被迫做工，其中有1.52亿人年龄在5岁至17岁间的儿童，女孩儿6400万，男孩儿8800万。这些数据表明很大程度上涉及妇女和未成年人，他们占总数字的71%。
生活在非洲的被迫劳作的儿童人数最多7210万，其次是亚太地区6200万，还有北美和南美1070万，欧洲和中亚地区的童工人数为550万，阿拉伯国家为120万。他们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儿童没有上过学。
2015年就有1540万人成为被迫结婚的受害者，其中84%是妇女和女孩，她们当中有650万人是
2012年至2016年间结婚的，其他人则是在这个日期之前已结婚。
『叁』 国际劳工组织论文
国际劳工组织 贸易规则
论文内容摘要：WTO制度的调整对象能否扩展到“贸易与劳工”问题至今尚有争议。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对市场份额的占有，积极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劳工组织对劳工标准的推行配合下，在WTO体制内提出贸易和劳工议题。从多边贸易体制本身来说，WTO已经为贸易和劳工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制度空间。从发展态势上看，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都将对WTO贸易和劳工议题的谈判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实体规范对国际经济关系表现出愈来愈广泛的规制，它触及到传统贸易之外的一些领域，而国际福利标准即劳工问题，也是将影响现行WTO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之一。WTO内对贸易与劳工问题争论的核心是劳工标准问题。劳工标准本是一国国内劳动法规范的范畴，是一国国内为保护劳工的权益而制定的最低保护标准。1919年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是迄今为止在制定国际劳工标准方面最具权威的组织。
WTO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的争论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
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将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是因为一国劳工标准过低会降低一国生产者产品的生产成本，如果该产品出口，就会在价格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从而影响到国外同类产品的销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狭义上应该指与贸易利益相关的劳动条件标准，它包括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劳动环境、福利待遇等，广义上还包括废除强迫劳动、结社自由、组织和集体谈判权、消除剥削童工和消除就业歧视等。国际劳工标准属于国际法范畴，常以协议、宣言、宪章、公约等形式为载体。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是国际劳工标准的主要来源。当然，联合国和其他组织通过的国际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宣言和决定中的有关规定也是国际劳工标准的内容。
有学者提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关税已经大幅度下降，一些传统非关税壁垒也在逐步地被消除。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正利用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教育文化和道德标准的差异，构筑一种新型的、更为隐蔽的国际贸易壁垒——称之为“蓝色贸易壁垒”，也称“劳动壁垒”或“社会壁垒”，这种新型的壁垒就是以劳动者待遇、劳工权利、劳动标准为内容。因此，在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中，国际劳工标准也就成为与贸易相关的一个问题，并一直是成员间争论的热点问题。
（二）WTO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争论的历史与现状
贸易和劳工关系问题的发展历史是同经济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从国际层面上来说，美国是最早将劳工问题与贸易挂钩，并一直致力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确立劳工标准的地位。1947年在美国的推动下，《哈瓦那宪章》第7条引入劳工标准条款，但由于美国没有批准《哈瓦那宪章》，引入的劳工标准条款也因此而徒劳。此外，美国在“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中提出国际劳工标准问题，都因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1993年“乌拉圭回合”的马拉喀什会议，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在多边贸易规则中增添“社会条款”，要求将劳工标准问题写进马拉喀什部长会议宣言，试图将这些社会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但也无果而终。不过，马拉喀什部长会议虽然在宣言中没有涉及劳工标准问题，但同意将这一问题交给未来的WTO讨论。
1996年在WTO成立后的首届部长级会议——新加坡会议上，美国再次将以劳工状况和劳工权益为核心内容的劳工标准作为大会的议题，最终在新加坡部长会议宣言中，将“劳工标准”列为其中一项内容，这表明发展中国家认可“劳工标准”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问题，并承诺予以解决。此外，“劳工标准”列入宣言也意味着WTO认可劳工标准，这就为后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劳工问题的争论埋下伏笔。
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受会议场外的劳工组织游行示威的压力，美国政府在会议上态度强硬，坚持将劳工问题纳入WTO的管辖，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立场的严重分歧，导致谈判失败。
2000年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第10届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标准问题上达成共识，一致拒绝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并强调团结合作，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强调他们之间立场上的统一，并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2001年开始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坚决抵制，为避免破坏多边谈判，在多哈部长宣言中没有再提劳工标准问题。就此，劳工标准在WTO的争论告一段落。
WTO贸易与劳工标准之争的原因分析
（一）世界市场份额之争
国际劳工标准的提起与WTO的谈判所形成的关税壁垒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WTO通过谈判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员间关税的不断降低，它所带来的世界贸易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虽然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依然占有比较高的比例，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这种变化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市场占有的份额逐步提高。但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以较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客观现实。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换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实际上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绝对优势，却反而使发达国家感到不安和焦虑。他们将国内经济的萧条、工厂的破产、失业率的提高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认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冲击了他们的市场。
因此，在WTO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千方百计试图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施加障碍，非关税壁垒得以频繁运用。其中，劳工标准被发达国家作为非关税壁垒的工具之一试图加以运用，其目的是为了对本国市场给予贸易保护，希望通过这种保护手段来解决国内经济和失业问题，并保证自己强势的市场独占地位。
（二）国际劳工组织对贸易规则制定的影响
国际劳工组织于1919年根据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同时建立。它曾经是国际联盟的一个自主组成部分。二战之后，国际劳工组织于1946年5月同联合国达成协议，接受联合国的领导。国际劳工组织在同年9月举行的第26届国际劳工大会上修改了章程，正式成为联合国所属负责劳工事务的一个专门机构。截至2001年，国际劳工组织已有175个会员国，共制定了184项公约和192项建议书。国际劳工组织宣称在其章程中规定的目标和宗旨，是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实现持久和平，从而使“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为此，它主张应采取各种措施，以便达到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与生活标准，使工人享有正当权益。
为实现其目标和宗旨，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从事国际劳工立法，其中劳工公约分为三种：核心劳工标准，共8项公约，包括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1951年《对男女工人同等价值的工作付予同等报酬公约》等；劳动专业类公约，包括促进就业、社会政策、劳动行政、产业关系、社会保障等；针对特定对象的公约，包括关于妇女、童工、未成年工、老年工人、残疾人、移民工人、海员、渔民、码头工人、家庭工等特定人群的公约。
虽然国际劳工组织的立法对国际劳工保护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国际劳工公约的制定特别是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和需要为基础，所以劳工标准偏高，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很困难，因而公约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施成为国际劳工组织监督、审查的重点。即使如此，发达国家仍然认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威力不够强大。因为有关劳工标准主要通过建议方式执行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而且只能通过合作而不是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监督方式来检查规则的执行情况，如定期发表报告以对各成员国劳工状况进行评估，调查侵犯劳工行为并发布报告。但是国际劳工组织对成员国的违反规则的行为却无法制裁，所以，发达国家主张将劳工问题纳入WTO，就是为了能够运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来改变国际劳工组织下劳工公约的“软法”特征。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劳工标准迄今也未被正式纳入WTO议题，但是毕竟在劳工和国际贸易的关联性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达成了共识，只是在两者联系的方式和时间上有着极大的分歧。由于劳工标准涉及广泛的社会利益，受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而WTO作为一个多边贸易组织，它不可能将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劳工公约都吸纳到条款之中来。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未来WTO的贸易与劳工问题的谈判，就劳工标准而言也一定是在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公约基础上，考虑各国社会、经济、法律、历史的各方面因素，建立一个多层次、适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劳工标准。
此外，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来看，国际劳工组织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而WTO是游离于联合国之外的一个特别组织。但是，在规则的谈判上，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包括其他国际组织已经形成的公约，对WTO规则的制定影响甚大。这一点可以从WTO对知识产权领域的规范中略见一斑。在WTO将国际贸易体制的调整范围扩展到知识产权领域之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直独家履行着其职责。但是，当WTO的工作范围扩展以后，WTO就将原本由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处理的对象纳入到它自己的体系中来。据此，可以预见WTO与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标准制定中的合作也将存在，合作的方式之一可以像WTO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的合作那样，国际劳工组织在WTO机构内享有观察员的身份，并对WTO的贸易与劳工的相关规则的制定起到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