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出现的法律知识

1.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具体法律依据分别是什么

《巴黎非战公约》，战征争罪，反人道罪，反和平罪。

2. 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有什么差异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指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1945年12月16—26的莫斯科会议规定，发表了特别通告，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内容与英、美、苏、法4国在伦敦签署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本相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各1名法官组成，共11名；11国又各派检察官1人。澳大利亚法官 W. F. 韦布任庭长，美国律师J.基南任检察长。中国委派法学家梅汝璈为法官。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于1946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拆书。被告28人，除松冈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外，实际受审25人。起诉书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审讯自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判处20年徒刑 ，重光葵判处7年徒刑 。7人绞刑于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于1948年12月22日执行。自1950年起美国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将判刑的首要战犯陆续释放出狱。这次审判并不能代表所有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意志。但确认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的犯罪，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者列为甲级战犯，是对国际法战犯概念的重大发展。

有以下论定:1日军入侵并占领南京是事先预谋的 2：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3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对南京进行了 强奸 抢劫 焚毁房屋等罪行

纽伦堡本是德国东部一个知名度不高的城市，但1945 年在那里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审判，使纽伦堡变得名闻暇迩。为履行1945 年8 月8 日伦敦协定和该协定所附的法庭条例，1945年11月20日，俄、美、英、法四国大法官走进德国纽伦堡法院第600号审判厅，举世瞩目的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这里开庭了。
21名同盟国认定的主要战争罪犯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其中包括前纳粹元帅赫尔曼

3. 纽伦堡审判的审判过程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时间距离二战结束只有短短的6个月，纳粹德国政权已经崩溃，但纳粹的阴魂尚未散去。以法庭证据展示、辩论和判决或许更能挖掘历史真相。 当时的德国，纳粹虽已战败，但民众尚未从数十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论荼毒中清醒过来；许多党卫军死硬分子虽然消失在人海中，但仍蠢蠢欲动，企图伺机东山再起；纳粹的精神遗毒仍闪烁在德国儿童不服输的眼神中，隐藏在一些德国民众的内心深处，或者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一些普通的德国士兵认为，自己虽然参与了战争，但只是作为一名德国公民履行自己保卫祖国的义务而已，不是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再也没有什么比审判，比法庭证据展示、法庭辩论和判决更能挖掘历史的真相了。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不到，3组辩护律师相继走出电梯，鱼贯而入600号房间———纽伦堡审判现场，一个精心准备的国际法庭。
审判席上，4位来自不同战胜国的法官端坐在那里。前苏联的法官身穿褐色戎装，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法官都是身穿黑色长袍。法庭内，厚重的灰色丝绒窗帘垂下来，遮住了纽伦堡深秋的天际，一排排的木头长凳被漆成了深木色。这个法庭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的气氛，正如杰克逊法官所描述的，是“忧郁的庄严”。
21名纳粹战犯被告坐在被告席上。旁听席上挤满了人，250名记者在现场飞快地记着笔记，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个审判。
纽伦堡审判开始之前，希特勒和另外几个高级纳粹头目自杀的自杀、失踪的失踪，到1945年11月20日，被同盟国认定的23名战犯中，只剩下21人接受审判（其中一个患重病，不能到庭，最后只有20人坐上了被告席）。 杰克逊法官的声音响彻法庭，起诉书列举的事实令听者震惊，法庭展示的证据让旁听者落泪，纳粹二号人物的辩白显得无比苍白。 被同盟国认定的21名战犯中，被认为罪孽最为深重的是纳粹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他是臭名昭著的纳粹秘密警察机构———盖世太保（德语“国家秘密警察处”缩写GESTAPO的音译）的缔造者。
“你犯有侵略罪。”杰克逊大法官洪亮的声音响彻法庭，他的身后是雪亮的聚光灯。
“我没有罪。”纳粹德国政权二号人物戈林叫嚷着。
开庭后，由首席检察官、美国大法官杰克逊首先宣读总起诉书。
杰克逊大法官的法庭陈词堪称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陈词之一。第二天早上，他的语句就出现在全世界所有的报纸上。“我们力图审判的这些罪恶曾是被精心策划的、是极端恶毒的、是充满破坏性的，人类文明无法容忍它们被忽视而不接收审判，更无法容忍他们再次卷土重来。”杰克逊继续宣读着证据和证词，其中写道，因为被怀疑携带“布尔什维克传单”，3000名犹太人被集体杀害；他还引用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报道，盖世太保血洗华沙的一个犹太区时，把数不清的犹太人赶到简陋的小屋子里和下水道里然后实施爆炸。紧接着，苏英法等国起诉代表陆续发言，起诉书中所罗列的事实是坐在旁听席上的德国人闻所未闻的，听者无不为之震惊。
法庭在审判期间还听取了幸存者的证词，放映了记录集中营惨状的纪录片。有组织的、残忍的杀戮令人震惊，法庭中有的人落泪了。
随后，杰克逊法官宣读了希特勒1939年5月23日的一段讲话内容：“这是向东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因此要并吞波兰。不管这个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毕竟，强者永远是对的，我们要野蛮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杰克逊用颤抖的声音说：“人类文明的声音在呼喊，面对这样大规模的犯罪之时，现有的法律系统显得多么的滞后和无助！” 1945年10月18日，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审判在柏林举行，自1945年11月20日移至德国纽伦堡城。经过216次开庭，于1946年10月1日结束。法庭对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
1、判处以下12人绞刑：
赫尔曼·威廉·戈林，纳粹德国政权第2号人物，空军总参谋长，国家元帅。（处决前自杀）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第二任外交部长。
威廉·凯特尔，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
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第二任中央安全局局长。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纳粹党思想领袖，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
汉斯·弗兰克，纳粹党司法领袖，波兰占领区总督。
威廉·弗利克，纳粹党立法领袖，内政部长。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反犹刊物《前锋报》主编。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陆军总参谋长，陆军上将。
弗里茨·绍克尔，冲锋队和党卫军将军，劳工事务全权负责人。
赛斯·英夸特，奥地利总督，荷兰占领区总督，希特勒死后任外交部长。
马丁·鲍曼，希特勒秘书，希特勒死后任纳粹党党务书记。（缺席的审判，很多资料都说他1945年 就已经死了）
2、判处以下3人无期徒刑：
鲁道夫·沃尔特·理查德·赫斯，国防委员会成员，纳粹党书记处负责人，希特勒第二继承人。
埃里希·雷德尔，第一任海军总司令，国防委员会成员，海军名义总监。
瓦尔特·冯克，政府新闻总署和宣传部负责人，德国经济部长，战争经济全权委员会负责人，德国国家银行总裁。
3、判处以下2人20年徒刑：
巴尔杜·冯·席腊赫，全德青年领导人，驻维也纳总督。
阿尔伯特·施佩尔，军备、军需及军火部部长。
4、判处以下1人15年徒刑：
康斯坦丁·冯·纽赖特，第一任德国外交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驻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长官”。
5、判处以下1人10年徒刑：
卡尔·邓尼茨，潜水艇舰队司令，第二任海军总司令。希特勒临死前指定的继承人，希特勒死后任德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6、以下3人被宣判无罪，予以释放：
弗兰茨·巴本，第一任德国总理，内阁副总理，驻奥地利、土耳其使节。
耶马尔·沙赫特，国家银行总裁，战争经济全权委员会成员。
汉斯·弗里切，宣传部国内新闻司司长。
7、以下各组织被宣判为犯罪组织：
德国政治领袖集团；
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
党卫队。
以下各被告组织未被宣判为犯罪组织：
德国内阁；
纳粹党冲锋队；
参谋部；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此后所举行的12轮审判广义上也可以纳入纽伦堡审判的范畴。它们全部由美国文职法官主持，起诉的主要是为第三帝国提供战争资源的人，如工业家、军事人员、集中营看守和一些不太著名的战犯。在后续的法庭审判中，超过5000人被控有罪，800余人被判死刑，不过最终只有469名战犯被执行。 为了关押这些特殊的犯人，同盟国决定在西柏林建立一个专门的由军队管理的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苏美英法四国各指派一名监狱长进行管理，四国各派30名卫兵进行看守，相关经费全部由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承担。
这是世界上关押成本最高的一所监狱，因为看守的数量远远超过犯人，从1960年10月到1987年，联邦德国纳税人为此共付出2650余万德国马克。
随着岁月的流逝，监狱犯人因为去世或刑满释放日益减少。到1965年，能容纳600名犯人的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只剩下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鲁道夫·赫斯一人，看守他的则有4名监狱长、1个监狱牧师、17名文职人员、20名军官、33名士兵和4名医生，关押费用一天约一万德国马克。鲁道夫·赫斯由此成为世界上享受待遇最高也是最孤独的犯人。
1987年8月17日，赫斯在施潘道监狱中自杀身亡。他的死，是个谜。
赫斯死后，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立即被拆毁了。有关赫斯的绝密档案存放在大不列颠反间谍机关的档案馆里，编号为“密－5”。据说，这些档案等到2017年才能解密。 宣判完毕，庭长说明，凡有上诉者，可在4天之内向管制委员会呈交“宽恕请求书” 。
之后，庭长又宣布了苏联法官的不同意见。苏联法官、司法少将特尼基钦科认为，不宣告德国内阁、参谋本部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为犯罪组织，判处被告赫斯无期徒刑，宣告被告巴本、沙赫特、弗里切无罪而予以释放都是不正确的，没有根据的。苏联法官在长达30页的意见书中详尽阐述了自己的理由。
1946年10月1日下午，纽伦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闭庭。
被告里宾特洛甫、汉斯·弗兰克、赛伊斯·英夸特、巴尔杜·席腊赫、阿尔伯特·施佩尔、卡尔·邓尼茨等6人先后上诉，要求减刑。被告戈林上诉，要求改绞刑为枪决。所有上诉均被驳回，一律维持法庭原判（值得一提的是被告雷德尔上诉，要求改无期徒刑为枪决，亦被驳回）。

4. 纽伦堡审判中的人性化问题

从电影的角度说，《纽伦堡审判》实在是我近一段时间以来看过的好莱坞老电影中最好看最精彩的一部了。事实上从道义的角度讲，我觉得最后海伍德法官的判决没有问题，但从法律本身哪怕法理上讲，我并不认为他最后的判决多么有法律依据。
首先，这部电影由始至终没有清楚告诉我们，法庭起诉这四位德国法官的罪名是什么？我想应该不是谋杀罪，如果是谋杀罪的话，很显然，应该等德国重组政府以后，由新的德国政府下属的法院审判他们，英美法苏四国哪怕是战胜国，也没有管辖权去审判这四个德国法官。因为这四位法官是在德国国内主持审判工作，哪怕他们的行为等于是协助杀人，那杀的也是德国国内的本国国民，在德国境内，对德国国民犯下的谋杀罪，外国法庭有什么资格进行管辖呢？
根据真实历史上的纽伦堡审判，战胜国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所起诉的罪名有两项，即“危害人类罪”和“反人道罪”。这两项罪名是国际法上认定的罪名，既然违反的是国际法，那么英美法苏四国当然有管辖权对德国境内的战犯进行审判。但等等，新的问题又来了。因为事实上，“危害人类罪”和“反人道罪”这两项罪名是在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签订的《伦敦宪章》所正式定义确定的罪名。在此之前，传统国际法还从未惩罚过个人而只惩罚国家，个人只能交由本国司法机构在国内法的体制下提起诉讼。
而现代刑法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也就是说，一个行为之前不被认定为有罪，在这个行为发生后，法律才规定这种行为是违法行为，那么，新确立的法律也不能对之前的行为进行惩罚。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确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普通公民对法的可预期性，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即可以放心去做，而不用担心哪天这个行为突然被认为是犯罪。这也是刑法与道德的区别所在，道德是，一个行为违背内心良知而依然去做，则可以收到谴责；而刑法是，一个行为只要没有触犯确定的法律，哪怕心里知道可能不对，也不应受到处罚。
从“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看，用二战后才确立的新罪名，来惩罚二战时的行为，显然违背了美国的宪法精神。
所以正如电影中鲁尔夫在一开庭就提出的那样，这场审判的合法性是值得质疑的，而且英美法苏的法官是否真有审判德国人的司法管辖权，也是有疑问的。
好了，就算我们不从法律程序的正当性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仅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说，影片中那四个德国法官的行为是否真的具备了“有责性”，也是很有争议的。
从刑法四要件角度讲，一个行为最后被认定为有罪，要符合主观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客体要件；从刑法三性角度讲，一个行为被认定为有罪，也要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正如他们的辩护律师鲁尔夫所致力于辩解的地方——主观要件或有责性——是认定他们行为有罪的最大软肋。
如果我是他们辩护的律师，也会选择鲁尔夫的辩护策略，揪住他们的主观是否真有期待可能性或者他们的行为是否真有有责性，来大谈特谈。
法官不是法律的制定者，而仅仅只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且法官的职责恰恰要求法官忠诚地执行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哪怕这个法律与他的道德相抵触。至于这些法律所造成的结果，不应由法官承担责任，而是制定法律的议会为之负责，这不正是三权分立之要义所在吗？一个称职的法官，不正是应该抛开自己的主观感情和正义感，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去判断案件，永不质疑法律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吗？
我们难道有可能说，一个人因为守法，所以他在违法？一个人因为忠诚地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所以他应该被法律所惩罚？这难道不是法治史上最大的悖论吗？
反过来说，一个人说，因为我不认可我国的某项法律，所以我就可以不去遵守这项法律，并且不应受到任何惩罚。这有可能吗？比如一个基督教信徒，严格按照宗教教义反对堕胎和计划生育，他是不是就可以无视中国的法律想生几个生几个呢？他是不是去捣毁堕胎医院，而不用负任何责任呢？事实上，无论他本人持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他都不得不遵守他所在国家的法律，除非他出国。
那么对于一个普通人尚且如此，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官，最高的司法裁判者，要求他不顾这个国家颁布的法律，完全按照自己内心的道义去自由行事，这岂不是更加不可能吗？
用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死刑执行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刽子手，他的职责就是把送来他这里的人杀死，而这个人究竟有罪无罪，是否是错判，需要他来分辨吗？他显然没有这个义务来分辨。如果最后发现，他所杀死的这个人，其实是一起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或者干脆就是一个被政治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那么这个刽子手难道也要被一起追究杀人罪的责任吗？这显然是荒谬的。
因为他的行为是基于他们的职责和法律的规定，而他们只是忠实地按照法律办事，所以，虽然他们的行为造成了恶果，但这恶果的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能追究到他们的头上去，而你也不能期待他们会通过故意不遵守职责和违法的行为，来避免恶果的产生。这就是我所说的，他们的主观要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他们的行为不具有有责性。
当然，电影中的起诉人，劳森上校，他持的一个观点是，因为这些法官都是真正精通法律的社会精英，他们比起普通大众，更应该清楚那些纳粹法律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心里应该明白这些纳粹法律在本质上是反法律的。然而他们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坐视恶果的发生，所以他们其实是纳粹罪行的同谋者，或者起码也是一个纵容者。
我们同样用刽子手打比方。按劳森上校的意思，这个刽子手心里很清楚，这个送来的死刑犯是一个无辜的人，然而刽子手依然执行了死刑，杀死了他。这个时候这个刽子手是否应该被认为是谋杀罪的共犯呢？
我觉得依然是勉强的。因为还是期待可能性的问题。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期待刽子手能做什么？他去救下那个犯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哪怕那个犯人的确是无辜的，但此时此刻，他依然是被国家法律认定了的死刑犯，而救下他等于是触犯法律。刽子手不可能因为内心的良知就去触犯现实的法律，这对一个人的要求显然太高了。
那么对于那些法官，我认为同样如此。他们虽然清楚这些法律是“恶法”，但恶法一样是国家立法机构按照正常程序制定出来的法律，它依然享有法律的效力和权威，我们又如何能够期待这些法官因为自己内心的正义原则，而选择故意触犯这些法律呢？
所以我最终的结论是，最终海伍德法官对他们四人全部判处有罪并处以终身监禁，是缺乏法理依据的。并且很显然，海伍德法官是一位自然法学派的信徒，但一个学派的理论，显然不是法庭判决的依据。

5. 纽伦堡的审判的电影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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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纽伦堡审判的历史反思

经过218天的审判，最终有18个纳粹分子被判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内11人被判处死刑。对德容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黑暗历史的结束，也是同纳粹的过去划清界线的开始。德意志民族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反省。

7. 为何二战德国战败接受盟军审判时称呼纽伦堡审判不叫柏林审判，巴伐利亚审判，法兰克福审判唯独称呼纽

根据审判地点命名，同中国清朝的南京条约
德国著名法学家京特·威兰在专其著作《属纽伦堡：世纪大审判》中如此评论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的“决定性”差别：“纽伦堡的世纪审判把德国人的罪责明白而清楚地记录下来并植入民族的集体记忆——就如同凿刻在人类记忆中一样；而麦克阿瑟对日本天皇的宽恕行为则被国际舆论误解为从整体上减轻了日本民众的罪责。”
东京审判“被”淡忘，正源于审判的不彻底。如今，其与纽伦堡审判的差异已在现实中显现结果。例如，在德国政治文化中，有许多特指反思罪责的政策术语与概念；“记忆文化”就是指保存所有对纳粹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以促进反思。而正因如此，德国处处可见大屠杀纪念碑或博物馆，对纳粹历史的资料搜集挖掘从未中断。

8. 纽伦堡审判的纽伦堡原则

纽伦堡原则是在纽伦堡宪章和纽伦堡审判中确认的国际法原则，其包括 原则一从事构成内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容的人承担个人责任，并因而应受惩罚。 原则二国内法不处罚违犯国际法的罪行的事实，不能作为实施该行为的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 原则三以国家元首或负有责任的政府官员身份行事，实施了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其官方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 原则四依据政府或其上级命令行事的人，假如他能够进行道德选择的话，不能免除其国际法上的责任。 原则五被控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有权在事实和法律上得到公平的审判。 原则六违反国际法应受处罚的罪行是 计划、准备、发起或进行侵略战争或破坏国际条约、协定或承诺的战争； 参与共同策划或胁从实施上述第1项所述任何一项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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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的规则和价值是什么

1945年8月8日，苏复美英法四国政府在伦制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共30条，对设置法庭的目的、任务及法庭的机构、管辖权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苏、美、英、法四国签署的《伦敦协定》和《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进一步规定，由四国各指派一名法官和一名预备法官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对无法确定其具体犯罪地点的纳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统一审判
这个30条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就是规则，简单的说，发动战争的即是战争罪，迫害杀戮平民百姓包括放下武器的敌方军事武装人员即是反人类罪。
二战轴心国战犯也基本是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刑。
至于价值可以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反驳那些认为可以直接处死战犯的观点来诠释：““如果你们认为在战胜者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的话，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因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让人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