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抗疫有哪些法律责任

❶ 法律有什么作用,例举一个防疫抗疫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被处理的案例

❷ 关于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有哪些

为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在河北省疫情防控期间，对有下列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的，坚决依法从严查处：

一、来自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或者与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者，瞒报谎报病情、就诊史、接触史、旅居史、行踪轨迹等重要信息，拒不接受检疫排查、居家或集中医学观察的，视情节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拒不接受防疫、检疫、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进入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参与人员聚集活动，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对流调工作人员隐瞒实情、虚构事实、故意躲藏，拒绝、阻碍调查工作的，视情节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在路段卡口、村居社区、医院商超、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共场所拒不配合防疫工作人员实施扫码测温、询问登记、身份核查、车辆检查等防疫措施，不听劝阻、制造事端的，视情节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违反疫情防控规定举办各类文艺演出、展览展销、赛事、庙会、灯会、团拜会、茶话会、联欢会等聚集活动的，违反疫情防控规定操办婚丧嫁娶事宜的，视情节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在疫情防控期间，违规组织人员聚集，起哄闹事的，视情节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七、威胁、辱骂、伤害执行防疫工作任务的医护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村居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其他群防群控人员的，视情节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在疫情防控期间，组织、参与聚众赌博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罚。

九、其他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及其疫情防控部门发布的有关疫情防控决定、命令、通告、公告的，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❸ 拒不配合疫情防控措施行为的，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对于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法律依据：

根据《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以下违法犯罪行为：

1、拒不配合防控措施的行为。

2、拒不配合隔离措施的行为。

3、暴力伤医、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

4、故意传播疾病的行为。

5、哄抬物价的行为。

6、制假售假的行为。

7、造谣传谣的行为。

8、利用疫情诈骗的行为。

9、出售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

10、其他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

❹ 不依法配合防疫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防疫是为了不让疾病传播给别人而由国家采取的措施，是为了保证每一个公民专的安全。属所以每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疫。如果不配合，那就是妨害公务行为，严重的构成妨害公务罪。如果自己有传染病，由于不配合防疫而造成了传播，那就是妨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公共安全是有死刑的。

❺ 公民或组织不配合健康上报和抗疫管理的，将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律师刘涛表示，公民或组织不配合健康上报和抗疫管理的，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将可能面临相关行政、刑事和民事等三种法律责任。

其一，行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会被处以警告、罚款或拘留。

其二，刑事责任。对于不配合抗疫管理的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公务罪。

2020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通过公布，修改第三百三十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明确新冠肺炎等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管理措施的传染病属于本罪调整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妨害疫情防控的行为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公务罪等犯罪行为。

其三，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广州一男子拒不配合核酸检测还手持铁叉暴力攻击民警：

6月8日上午，广州市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情况。会上，广州警方通报了违反疫情防控相关管理规定的6个案例。

其中，从化区一男子肖某不配合核酸检测，还手持铁叉暴力攻击现场执法民警，后因涉嫌袭警被刑拘。此外，番禺区祝某隐瞒曾与确诊病例接触以及到过疫情高发区的事实，后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目前，祝某因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以上内容参考 澎湃新闻－拒不配合核酸检测还手持铁叉暴力攻击民警，广州一男子被刑拘

❻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2月9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疫情防控2号责任令，要求制止无理由擅自升级管理措施，以及层层加码的简单化管理手段。比如随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随意关闭居民生活必需品门店等，确保科学恢复生产秩序。
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也必须坚持，本次抗击新冠肺炎当然不例外。然而从根本上讲，法治与应急处置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应急措施经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规则作为常备工具，执法者照章办事处理具体事务。然而突发事件出没无常，全社会都缺乏常备应对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仅在医学史上从未见过，还一上来就暴击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再加上春节人口大迁移，可资沿用的应急经验不多，出现局部“乱作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规则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会形成稳定预期，将规则内化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习惯。然而面对“非常态”的突发事件，原本处理常态事务的规则可能不再适用，决策者必须“见招拆招”，甚至必要时“临阵变招”。如此一来，出现“乱招”也在所难免。
简而言之，“少法可依”的应急状态是对法治的天然考验。面对新冠肺炎这种突发疫情，不管政府还是个人，都没有“久病成医”的现成经验，只能在事发后见机行事。在迎难而上的应急处置中，一些措施虽以防疫为出发点，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比如有疫情轻微地区将疫情严重地区的紧缺防护物资征用，有地方挖断公路阻断交通要道，有小区禁止医护人员返家，有基层对湖北籍住户铁链封门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乱象，立法者固然无法一一预见并事先防范，但借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解决应急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其一，政府应急扩权时，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决定应急措施时，应受到何种程序约束？其三，个人对政府和他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第一、政府应急扩权的界限何在？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概括性授权，面对新冠肺炎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权力得以临时性扩张，可以强制隔离、限制聚集、管制场所/交通或停工/停业/停课等。视疫情发展，政府还可以灵活调整应急措施的种类和力度。然而公权扩张的代价是私权限缩，尽管立法上没有明确的红线，政府应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则的强力约束。简而言之，可归结为“一条底线、三条准绳”。
“一条底线”指保障基本权利，至少是不得因应急措施危及个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强制隔离时，一要进行必要的医疗救治，二要满足饮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三要对被隔离者抚养的无生活能力者提供帮助，欠缺任何一项都构成违法。同理，大范围地关停粮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胁到公众生存权而违法。
“三条准绳”指“禁止过度”的比例原则的三层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对私权的限制必须有助于维护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间限售退烧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购药压降体温以逃避隔离治疗，属于有助于保护公众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须的胰岛素，则属于不合法的无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实现相同目标的多种手段中，选择对私权侵害最小的一种。比如对强制居家隔离的个人，可以采用贴封条、电子监控或锁死入户门等多种办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当属首选。后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时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隐患，对私权侵害过大，不应采用。
三是损益均衡，即所保护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大致相称，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极端选择。比如若非疫情极其严重地区，不宜采用彻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关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内的销售门店，或是随意拔高复工标准阻止企业复工。由此，必须警惕抗疫措施“比谁更狠”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先有公安部反复强调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后有浙江省政府专门发文纠正过激措施，都值得各级决策者认真借鉴。
第二、政府应急决策应受何种程序约束？
决策程序本身不是应急手段，但却足以提升手段的正当性。应急决策与日常立法不一样，首先是紧急，必须迅速决策并立即实施；其次是独断，没有时间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充分论证。即便如此，法治原则也对决策程序有以下约束：
一是不得越权决策。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涉及限制个人权利的多数隔离/管制类应急措施，只有县级以上政府有权实施，街道/乡镇、派出所/卫生所、社区/村队以及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主体，都无权自行决定。像铁链封门、禁止医护人员进小区这种从未上过县级以上政府红头文件的做法，显然就属于非法越权决策。
二是强调专家参与。应急决策效率优先，大规模民主协商不可行，但应尽量小范围听取专业意见，尤其要注意一线专家的声音。比如面对新冠肺炎这种新型传染病，风险如何、应否封城等关键判断，国家高级别专家组的意见极为重要；但在确诊标准、是否人传人等问题上，一线医生的意见就值得特别关注。毕竟相比远程指挥的高级参谋，与敌人刀枪相对的一线将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是保留调整空间。应急决策事出紧急，又经常缺乏成例可循，考虑不周甚至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实施的同时，必须保留调整空间。具体而言，首先要允许执行中对特殊情况“开口子”，并畅通“开口子”的决策通道，比如封城时要为非传染病重症患者保留异地求医可能，暂停公共交通时要考虑医务人员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于改进，该修正先前决策时绝不犹豫。毕竟应急决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规则稳定。这就要求决策系统保持信息畅通，及时接收并处理决策实施中的反馈信号。
第三、个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就应急抗疫法律关系而言，个人主要有三种角色：一是政府行为的相对人，也即私权受到临时限制的个体；二是自治成员，包括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身份；三是市场主体，尤其是经营抗疫防护用品和紧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个角色相对被动；第二三类角色则可能成为侵犯他人权利的主体。
作为公权相对人，个人除容忍并服从政府的应急扩权行为之外，还应保持足够的权利敏感，一则避免自身权利受到过度侵蚀，二则提醒政府及时修正不合理的应急抗疫措施。
作为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自治成员，个人在应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压制他人权利。比如集体投票禁止医务人员进小区、挖断村道阻止外人进村等行为，其非法性本来不难判断，但一则民众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则借口非常时期集体决策而有恃无恐。问题的解决，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严格执法，“该出手时就出手”，二要靠民众强化共情心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换位思考。
至于作为抗疫商品经营者的个人，必须认识到应急状态下的商品价格并不必然反映供需关系。或许多数经营者不懂相关法律，但只需记住一点即可：任何轻易赚大钱或快钱的方法，尤其是在应急背景下，都一定写在了《刑法》中。
（作者：兰荣杰，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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