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韩丽

㈠ 但二审法院为其减轻7年判决明显违反公平正原则因为某些私利而狂法载判

1、法条： 第二百一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专决、裁定确属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二百一十八条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
2、抗诉是检察院的职责，如果检察院不抗诉，你可以去请求检察院抗诉，且他们在5个工作日内要答复你。
3、法条： 第二百三十三条 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且，第二百四十一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4、你的情况属于第3点中 已经生效，但是你有事实、证据、法条证明判决轻了，那么你可以依法提出申诉。
还有其他问题吗？

㈡ 民事判决房子产权《确权纠纷判决书》是否永久受法律保保护

被告辩称，洛阳市老城区民主街59号院房产原为被告伯父韩云鹏于1950年8月从林符静宜手中购买，1950年河南省人民政府给韩云鹏颁发了房产契约，这充分证明该房产所有权人是韩云鹏。本案原、被告均不是韩云鹏的法定继承人，都没有继承该房产的资格。1988年12月，韩云鹏将该房产分为三份，韩云鹏占一份，把其余的两份分别赠与给弟弟韩明尧、侄子韩世柱（被告），洛阳市房管局给韩云鹏颁发了房产证，给韩明尧、韩世柱分别颁发了共有证，因此，韩世柱所持有的洛市证第01690号房产共有证所载房屋应为韩世柱所有。自1988年韩云鹏将其房产赠予韩世柱至今已超过20年，原告现要求确权已超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其请求不应受法律保护。另外，双方所争执的房屋于2000年、2003年由韩世柱全部拆除并单独出资进行了重建，原房产已不存在。综上，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对本案争议焦点确认为：韩世柱所持有的01690号共有证所载明的民主街59号房产中的三分之一为韩世柱一人所有还是原、被告共同所有。
审理中，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1、2009年6月30日，洛阳市房产局答复1份。证明：被告是代表李新芝一门进行房产登记的，因此房产不应该登记在被告一个人名下。
2、01690号共有证（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将该房产登记在其一人名下。
3、1990年5月2日，李新芝出具的委托书1份。证明被告是代表李新芝一门进行房产登记的，因此房产不应该登记在被告一个人名下。
4、2009年9月16日，李XX、韩XX出具的证明1份，2009年10月28日王新华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原、被告共同对民主街59号部分房屋进行过扩建。
经质证，被告对证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答复意见上注明由被告代表李新芝一门，但房管局没有韩世柱代表一门的相关证据。对证2真实性无异议，房产权归三共有人所有；对证3有异议，认为该房产不是韩来祥的房产，李新芝不具备委托资格，该房产是韩云鹏的，韩云鹏有房产处分权，李新芝无权作为委托人对韩云鹏的房产进行处分；另外，委托书上委托事项不明确，委托人签名不是李新芝本人所签，而是私章，也没有捺指印；并且该委托书与本案无关；对证4不予质证，因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
审理中，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1、房产契约1份。证明契约上载明的老城区59号房产是韩云鹏的房产，房产所有人是韩云鹏。
2、1990年10月17日洛阳市房管局给韩世柱颁发的01690房屋共有权证1份。证明洛阳市民主街59号房屋为韩云鹏、韩明尧、韩世柱共有。
3、东南隅办事处证明1份。证明本案所涉房产2000年前属于危房，无法住人，办事处多次催促被告进行拆除。
4、拆迁通知书1份。证明老城区拆迁办曾向被告之子韩晓鹏下发了通知书，被告的房产属于规划拆迁范围，拆迁的房产与六原告无关。
5、居民建房许可证1份。证明老城区房屋拆迁事务所和洛阳市土地规划管理局给共有人韩云鹏、韩明尧、韩世柱下发的居民建房许可证，对韩世柱的房产进行了进一步确认。
6、洛阳市老城区历史文化街区整治保护工程指挥部批准其改建临街房、南厦房手续1份。
7、改建临街房、厦房建房协议1份，支出建房费用票据若干张。
证据6-7证明经有关部门批准，被告一人出资对临街房、厦房进行了重建。
经质证，原告对证1提出异议，认为该房产契约将民主街59号房产登记为韩云鹏一个人与事实不符，该房产是韩云鹏弟兄三人所买，对登记为其一人有异议；对证2有异议，认为韩世柱名下的房产应为原、被告共有；对证3有异议，2000年前该房一直有人在住，证明人说房屋属危房与事实不符，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对证4有异议，认为拆迁通知书被严重涂改，签名也不是其本人所签。对证5有异议，该证是发给三共有人的，并不是发给韩世柱一人；对证6无异议；对证7有异议，认为协议书上没有立协议人的捺印，对被告支出的建房费票据有异议，并提出建房费是原告韩世生、韩世建支出的，因被告是大哥，所以将票据交由被告保存。
审理中，应原告的申请，本院到洛阳市房地产产权产籍监理处调取了韩云鹏申领房产证时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申请人与原产权人一致，产权由兄弟三门共有（二门去世有长子代理，委托有效）等字样”。原被告对该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举证及诉辩意见，对本案事实确认如下：
本区民主街59号院（原16号）房产系韩云鹏1950年8月从林符静宜手中购买，1950年河南省人民政府给韩云鹏颁发了房产契约。1988年12月洛阳市人民政府开展“土地清查房产发证”工作期间，韩云鹏申请将民主街59号院房产登记为韩云鹏、韩来祥、韩明尧兄弟三人共同共有，因当时韩来祥已死亡，其配偶李新枝出具委托书，委托其长子韩世柱代表韩来祥一门对共有的房产代为登记。经报“洛阳市双发证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1990年10月17日洛阳市人民政府为韩云鹏颁发28986号《房屋所有权证》，给韩世柱、韩明尧分别加发了01690、01691号《房屋共有权保持证》，房屋共有关系存续至今。韩云鹏、韩来祥、韩明尧持有的房产证和共有证仅明确该三人对民主街59号院房产各享有三分之一产权，但房屋没有具体分割。2009年4月，原告发现上述情况后要求和被告一起到房管局进行变更登记，被告拒不配合，原告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韩云鹏持有1950年河南省人民政府给颁发的房产契约，故本区民主街59号院房产产权应属韩云鹏所有。1988年12月洛阳市人民政府开展“土地清查房产发证”工作期间，韩云鹏申请将民主街59号院房产登记为韩云鹏、韩来祥、韩明尧兄弟三人共同共有，属韩云鹏对其房产权的处分行为，该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因当时韩来祥已死亡，被告韩世柱持其母李新枝出具的委托书代表韩来祥一门对共有的房产代为登记，故登记在韩世柱名下的本区民主街59号院三分之一房产即老城字第01690号《房屋共有权保持证》载明的房产产权应属本案原、被告共同共有，原告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韩世柱称韩云鹏将本区民主街59号院房产中的三分之一产权赠予给本人的辩解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韩世柱所持有的老城字第01690号《房屋共有权保持证》载明的民主街59号房产中的三分之一房产产权为原告李新芝、韩仙娥、韩巧娥、韩世建、韩丽娥、韩世生、韩巧英与被告韩世柱共同共有。

㈢ 山东选调生被列入考察范围了 但是排名很靠后 有多大概率被录用

山东省选调生笔试分数线揭晓 录用面试比例1：3

青岛新闻网 2006-03-28 15:06:47 济南日报
【 现有新闻评论】

3月27日从有关部门获悉，山东省2006选调生笔试成绩和分数线均已揭晓，考生可登陆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www.sdbys.cn)查询。

据介绍，选调生考试分数线主要包括山东17市 普通岗位分数线、法院系统分数线、公安系统分数线、共青团系统分数线等。在山东17市普通岗
位分数线中，济南市分数线为69分(研究生)、71.5分(本科生)；在法院系统分数线中，济南市分数线为74分(研究生)、73.5分(本科生)；在公安系统分数线中，济南市分数线为60.5分(研究生)、69.5分(本科生)；在共青团系统分数线中，济南市分数线为73.5分(研究生)、76分(本科生)。

根据笔试成绩，在合格分数线内，按录用计划1：3的比例确定各市和各系统面试人选。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方法，主要测评考生从事机关工作必需的综合分析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举止仪表等。面试安排在4月中旬，由各市和省直有关单位组织实施。根据面试成绩，按1：1.5的比例确定考察人选。被选调的学生纳入山东省毕业生就业分配方案，由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负责派遣，学生本人不得另找工作。新录用人员试用期1年，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正式任命职务，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录用资格。(记者 王端鹏 通讯员 韩丽芸)

㈣ 为霸占女儿30万家产，母亲强行将其送进精神病院，现在她的女儿怎么样了

古语有云：“虎毒不食子。”即使凶恶如老虎，尚且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更何况是人类？然而一桩桩惨案的出现，却告诉我们，人性往往比我们想的更可怕。

今天故事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听话懂事、孝顺能干的孩子，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和哥哥，竟然会为了30万家产，将她送进精神病院里，遭遇一系列难以描述的事情。所幸，姑娘没有放弃，成功求救，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亲人之间反目成仇？

而收到消息的邹家人，也立刻跑来医院，强迫邹宜均签署“授权书、感谢信”，让哥哥成为自己的代理人，并感谢家人把自己送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很显然，这样的做法，是可笑且残忍的，邹宜均拒不接受。

经过长达1年多的拉锯战，2008年，邹宜均终于取得了胜利，成功逃离精神病院，接着，邹宜均便将家人告上法庭，要求母亲等人对自己赔礼道歉。

待到一切结束后，邹宜均已是身心俱疲，她没有回到那个冰冷的家，而是默默来到湖北某寺院，削发剃度，从此此，这世间再无邹宜均，只有一心向佛的果实法师。

㈤ 因30万被至亲母亲两次送至精神病院，后来邹宜均剃度出家，现状如何

生而为人，是否有呼吸的那一刻起就对不起父母。生而为人，是否只是为了延续上一代的荣光与使命。

这天，27岁的邹宜均乘坐哥哥的车去给父亲扫墓。进入墓园，还未到父亲墓前，邹宜均发现从一旁面包车中冲出7、8个男人，朝自己逼近，并抓住她的双手将手腕背到身后用手铐拷住，而哥哥，就站在自己前方，双手叉腰，冷冷看着这一切。

等邹宜均再次醒来，她发现自己被关到一个昏暗的房间里。不久之后，房门打开，她冲出门去，却被正要进门的人在后追赶，慌不择路的邹宜均看到开着门的房间就冲了进去，遇到了一位阿姨，慌忙说道：“阿姨，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被绑架了，请问你有没有手机，借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我要让他们来救我。”这位好心阿姨，连忙将手机拿给了她。

只是，再周密的法律，也无法隔绝来自内部的攻击。回顾邹宜均的事件，以及诸多与此类似的案件，将他们送入囚牢的都是至亲的家人和最密切的朋友，这些人没能成为护佑他们的盾牌，反而成为伤他们最深的匕首。

中国的家庭，有礼义仁孝，有家和万事兴，却为何总容不下个性和自由。必须要乖的孩子，绝对权威的父母，管教出来的一生顺遂，真的是我们生而为人所追求的一生吗。

㈥ 郑州董事长被精神病事件的原告有什么法律条例可以引用

精神病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

在广东女子邹宜均事件中，当事人自称因“家庭纠纷”被强行送了进去；因为官民矛盾，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在2008年同样被精神病院“勉强收治”。盘整媒体公开报道，此类事件不下20起。

医学界认为，精神病患者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识，强制住院是保护他们的一种手段；法学界专家则认为，强制医疗剥夺了患者的人身自由，应该慎用。

当记者将目光投入到这个封闭并在某种程序上被妖魔化的机构时，又看到了它在当下社会关系中面临的困境。一个数据表明，国内各种精神疾患的总患病率已由20世纪50年代的2.7‰上升到90年代的13.47‰。精神病人被认定的不规范，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这里有医学的模糊，同样也有法律的空白。

《中国新闻周刊》采写这组文章的目的，是希望有一天，中国精神病人的诊断、收治和监管，包括精神病院的管理和运行，能够处于法律和医学的双重规范之下。
一个女人的“精神”病历
最终出家的邹宜均的曲折经历证明了一事实——当精神病院介入到家庭纠纷中，作为被孤立的个体，“越不承认有病，病得越严重”
2006年10月21日，这是邹宜均“一条不归路”的开始。
这天，她和往常一样，拿报纸、和保安打招呼后再离开大厦。她坐上二哥邹建雄的车，一并去宝山墓园为过世一年的父亲扫墓。
她没有料到，就在墓园门口，她被七八个男人推上了另一辆面包车，他们给她铐上手铐，强行脱下她的裤子，把冰凉的针筒扎向她。哥哥没有救她。
耻辱与瘫软无力间，她觉得自己被绑架了。她的眼睛被蒙上了细长的旧领带。等她醒过来，身边是好几个穿白色衣服的人，女孩的头上带着护士帽，不少人走来走去，四周似乎没有出路，要么是一道保安看守的玻璃防盗门，要么是一个大牌子：“护士站”。
她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都是为她好”
两年后。2009年3月2日上午9时，一起矛头指向精神病医院的官司在广州白云人民法院开庭。原告邹宜均，她现在已经出家为尼，法号“果实”，她一身灰袈衣，面容清秀，只是剃去了一头齐腰的长发。被告是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中山埠湖医院和邹宜均的家人。
在法庭上，邹宜均表情平静地陈述过往遭遇，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她原本一家6口人，父母，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家境优裕。2005年父亲患上肺癌后，一家人陷入了混乱。
他们家是传统的客家人，为给父亲冲喜，匆匆给她介绍了对象并闪电结婚。但这段婚姻随着一个月后父亲的过世名存实亡。经过漫长的冲突和协议，她与前夫离婚，获得30万赔偿。矛盾跟着爆发，按照邹宜均的说法，母亲是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长，想强占她的30万。于是一家人合谋，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
听到风声后，她与朋友兼律师黄雪涛签署了授权协议书，要求其在意外情况下代理她采取必要行动。几天后，她果然被家人送进了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羁押5日后，她被转移到中山埠湖医院，禁锢了三个月。
之后她回到家中，又受母亲的软禁。一个多月后，她逃出来投靠朋友，最后被家里扫地出门，再也回不去了。
“血泪控诉”，这是一位在场者的印象。
然而邹家人早前的表述，却截然相反。2007年10月，邹宜均家人曾在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召开记者招待会，宣读了长达8页的公开信。信上说，邹宜均因为父亲过世和失败婚姻的双重打击，曾有8次自杀行为，已经患上精神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她好。
而精神病医院在收治邹宜均的时候，采信了她家人的说法。广州白云心理医院至今不相信金钱动机一说，“二三十万在深圳算啥钱嘛！她家庭不错，哥哥姐姐都是公务员，犯不着为这点钱把妹妹送进精神病医院。”
知情者表示，邹家人送邹宜均入精神病医院另有隐情。邹宜均2005年底皈依以后，开始热心公益事业，她的母亲发现女儿变了， 她觉得女儿“老是跟坏人一起”，怕女儿“乱花钱”，她一度怀疑女儿中邪。
矛盾在日复一日的争吵中爆发了。2006年10月，邹宜均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邹的二哥和母亲要求医院隔绝她跟外界的联系。会诊后，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收治了邹宜均，它认为，“邹宜均确实有精神病”。
但邹宜均的“非自愿”，让她的朋友和媒体迅速聚拢在她周围。他们本能地怀疑医院和邹家人的动机，试图“营救”邹宜均出院。
“医院起到保护患者的权利的职责，但一旦医院放弃了这个职责，那就非常恐怖。”黄雪涛发现近年医院收治冲突背景下“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案例越来越多。她认为，精神病医院是一个变相的“契约监狱”，“它只对出钱的送治人负责，收谁的钱，就对谁负责”。

“家庭纠纷跟我们没有关系”
“按你们的逻辑，送进来一个就当精神病治，精神病医院是个很好制裁人的地方，那是把我们当白痴了？”负责处理这起医疗官司的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的医务处主任张延赤是东北人，连日来媒体的穷追猛打让他很烦躁。
“学精神医科本来就够倒霉了，在国外心理问题是排最先的，但在中国这个问题不受重视，普及率、知晓率本来就很差。如果精神病大家都能理解的话，也就不构成一门学科了。”
张延赤一再强调，精神疾病的教材有上千页，“像失眠、神经衰弱、抑郁、焦虑啊，都是精神疾病里的”，“很多人看着没病，但事实上已经构成诊断标准了，并不是满街跑的，杀人放火的才是精神病”。
根据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多次会诊的结果，邹宜均患上的是“双相情感障碍”。病历上记录着“交谈过程中，病人语量较多，思维略显奔逸，情绪不稳定易激动且表情高傲，与医生交谈时常有不屑一顾的表现，病人自我评价过高，病史中病人言行草率且有明显的抑郁病史，目前为无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
翻开双相情感障碍的病史，梵·高、海明威、费·雯丽、舒曼，都曾经被这样的疾病纠缠，这个病，又称躁郁症，是一种兼有躁狂、轻躁狂和抑郁发作的情感障碍。
广州白云心理医院营销部经理邹林峰说：“她控制不了她的情绪，乱说嘛。她把那些潜规则也拿出来说，昨天给谁送礼，今天走什么关系，谁家没点这事，家丑不可外扬嘛，但她都不会瞒的，跟‘文革’时候的揭发检举一样。”
事实上，这种精神疾病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存在。根据中国卫生部疾控中心2009年初的统计，中国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人口总数超过1亿。
而院方认为，邹宜均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自知力。“越不承认有病，病得越严重。”
在医生眼里，精神病人群是一个不可捉摸的群体。张延赤就曾被病人一顿暴打，也经历过看似正常的病人把蚊帐剪下来，一根一根往窗帘杆上挂，企图上吊。日积月累的“实战”，让他们习惯“防患于未然”的心态。
对邹宜均这种可轻可重、反反复复的“疑似精神病人”，加之家庭提供她有自杀倾向的证据，院方通常建议，留院观察。
在中国精神医学界，许多人对精神病人的住院权持保留的态度。他们认为，由于病情严重而完全丧失认识能力的精神病人，不可能行使住院权。这些精神病人拒绝住院，并不是出于理智。如果听任精神病人拒绝住院，可能会使他们贻误治疗，病情加重。
“这只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医疗服务，家庭纠纷跟我们没有关系。”张延赤说。
医院认为这种基于家庭纠纷，将正常人送入精神病医院问诊的情况是“极小概率”事件。在张延赤二十多年的就医生涯里，仅发现过一例类似事件：一位湖南女孩被家人恶意送进医院治疗，但医院当时就告诉女孩，她没病。
这种排除“抓错正常人”风险的手段，一是靠医生的经验，二是靠长期的观察。但医院坚持，反复为邹宜均会诊的结果，“她就是精神病”。
与媒体和社会对邹宜均的同情相反，医院采信了邹宜均的家人。“为了给小妹找个地方，哥哥来考察了两三次，母亲也哭得很厉害，说一定要救救我女儿。如果一个孩子不懂事，家里管管还不行，为什么没完没了地跟人家过不去？她把她一家人折磨得够呛。”张延赤说。
“刀枪不入”
入住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以后，邹家人为邹宜均化名“韩丽”，并声明，“除邹家人之外，任何人不得会见探视、联系邹宜均”。他们对院方表示，这是希望女儿好好养病。
邹宜均被精神病院隔离起来。
另一方面，一心认定自己被绑架的邹宜均迅速用其他病人的手机，联系了她的律师黄雪涛。
黄雪涛带着授权委托书，当天赶到医院。“一直以为是她小题大做，都是一家人，不至于吧，万万没想到成了真的。”
但整整一夜，黄雪涛被医院挡在门外，“医生说，这里的病人都是无行为能力人，法律委托书没有效力。”
因为《民法通则》和有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对精神病人的住院问题作出直接规定，许多专家认为，强制送人进精神病医院的事情无法可依。曾参与过邹宜均会诊的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便持这样一种观点，他表示，“我们只能尽可能做到合情合理”。
但黄雪涛觉得，精神病人实际上陷入了法律的盲区。“无行为能力，知道那是什么吗？你所有的意见都可以不被尊重，你所有的要求都可以认为不是真实意图，你不懂得为自己好，你所有的意见可以被违背，因为你不懂得保护自己。你说什么，我可以认为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你的监护人，我也是你的主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黄雪涛是位敢闯的女律师，今年30多岁，她曾经探视过看守所、监狱，但她说自己那一刻心凉透了，她从来没有那么绝望地意识到，“在个人权利的保护方面，精神病人还不如一个监狱里的犯人。监狱里尊重个人信仰，包括饮食上的忌讳，可以去申诉，去投诉。但在精神病医院，你是一个非常弱智的人，像婴儿一样，什么都不懂。”
精神病医院好像被一个大罩子罩起来，刀枪不入。这种感觉让她恐惧，“前几天还跟你有说有笑的人，突然之间就消失了，会不会真的痴呆了”。
情急之下，黄雪涛把媒体当作救命稻草，主动向其爆料。事件引发相当的社会关注度。一时间，《今日说法》《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南方周末》等媒体云集广州白云心理医院。
“我们不是想把她整成精神病，为了这几千块钱，犯得上吗。我们反复会诊，请主治医生又请上级医生，不是跟人家有私仇，只是想证明人家有没有病。”张延赤表示。
很快，2006年10月24日，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作出决定，建议邹宜均家属接其出院。张延赤说，这并不是医院诊治错误而理亏，而是律师的大吵大闹和媒体的围堵影响了医院的秩序，“经过几天治疗，走的时候她(指邹宜均)也平静了许多”。
疯人院日记
2006年10月26日午夜十二点，邹宜均跟着家人出院了。但她并没有回到家里，而是被哄到了另一所卫生系统的精神病专科医院，中山埠湖医院。
那些天里，在外界看来，她已经人间蒸发了。黄雪涛到处上访反映情况，广州市公安局、永平街派出所、白云区检察院、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么因为没有当事人签名只得作罢，要么石沉大海。
而一无所知的邹宜均则继续在精神病医院过着格式化的生活。
这里的条件远不如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因为入院病人逐年增加，原设计规模为320张病床的医院，已经住满760多名病号，医院拥堵不堪。同样的标准间，空间小，床很破旧，床垫也是发黑的，被子一股味道。护士们年纪很轻，大多健壮魁梧。
邹宜均一向养尊处优，在这里，她感觉“人跟动物没什么两样”，她觉得堕入了无尽的地狱。她在日记里写道：厕所就是冲凉房，满地都是屎尿；没有窗帘，女病人洗澡都被任意地公开观看；女病人在寒冬腊月里，洗完澡，无奈地光着身子集体在病房区内等待衣服，她们的吆喝声持续着，但那不是因为羞耻，而是出于寒冷的本能。
免不了人来人往的嘈杂声，最大的声音来自重症病房里那些穿粉红色睡衣的女人，她们整天大呼小叫，这种声音陪伴了邹宜均92个日夜。难受的时候，她在病床上打坐，念“南无阿弥陀佛”。
医院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员似乎对这些环境习以为常，他们没有向邹宜均解释什么。
邹宜均变得很“听话”。“在这种地方，越想辩解，就越无法辩解”，邹宜均说。她一直记得黄雪涛对她说过，“医生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承认你自己有病是你走出来的唯一途径”。
时有陌生人来看她，叮嘱她“好好养病，重新做人”。
吞药片、喝中药都是在监视下进行，看守她的母亲不停提醒她，不要和坏人来往，律师黄雪涛也在母亲不欢迎的朋友之列。她和母亲无话可说，整天都瞌睡。吃完饭，就想睡觉。到了后来，她才发现，她的嗜睡已经到了很可怕的程度了，因为药物激素，她肥了一大圈。
很久以后，这段封闭的经历总让她联系起一部叫《浪潮》的电影。影片里，一位德国的高中教师给一群学生做一个独裁实验，学生们组成一个纪律性的独裁团体，他们穿统一的制服，做统一的手势，他们尊崇纪律、排斥异己。独裁实验的最后，学生们都接近癫狂了。
出家
三个月的观察期结束后，邹宜均回到深圳万德居的家，母亲看守着她，不让她和外人接近。一个月之后，不堪“软禁”的她伺机逃了出去。
长期被隔离在精神病医院的结果，是她对家人的不信任。她离家后第一天，就写了一份声明，想要宣布和家人脱离关系，她怕家人以“看病”的名义再把她“抓”回去。在深圳，她不敢一个人独处，晚上睡不踏实，常作噩梦。
她说，她的苦恼如同一个肿瘤，从住进精神病的第一天起，在体内越长越大。她开始记录自己在精神病医院的每一天，尽管回忆让她很痛苦，但“这是我的使命”。
几个月后，2007年底一个冬天的清晨六点多，十万字的书稿《疯人院的日记》竣工。她突然觉得解脱了。
不久后，邹宜均便出家了。这个决定让很多人惋惜，想不明白她为什么年纪轻轻就看破红尘。
但她觉得自然而然，“出家是一个大福报的事情，是我的第二次生命”。
现在，她住在北京六环外的一间小屋里。在这里她感到安全。她有时给居士讲讲佛法，有时在家读佛经，好几天不出门，有时全国飞来飞去参加法会。
她说，过去的事和物属于已经死去的自己。唯一烙在身上的，是她对正常人在精神病医院遭遇的关注。
她希望撕掉精神病人的标签，希望推动《精神卫生法》的出台。因为全国还有许多“疑似精神病患者”，不依不饶地四处走访要求平反，沉重地过活。他们是广东的何锦荣，重庆的李健萍，江西的叶正生……
2009年3月，邹宜均和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中山埠湖医院以及自己的家人对簿公堂。她说，告他们，也是在度他们。
有人支持她的执着，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精神病人。
有人问她居心何在，到处宣传，“遍地开花”。
有人说她一定病得不轻，不然出家当尼姑干吗，还要把家人告上法庭？
她还是每天三衣一钵，在北京的地铁、公交、茶馆、佛堂里穿行。有心人问起她的过往，她会一遍一遍认真细致地讲解，表情平和，语速很快。说到精神病医院的日子，她看上去不为所动，但左手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捻动墨绿色的佛珠。

㈦ 2014年三民初字第04407号是哪天的案子日期是什么时候

你好， 四川省复三台县人民法院
韩丽梅制与四川宏梓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有效纠纷案一审民事判决书2014-4407
（2014）三民初字第4407号
时间是 2014-11-24 ，你可以到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输入案号（2014）三民初字第4407号 进行查询，希望能帮到你。

㈧ 妻子提出离婚，丈夫在妻子家大开杀戒，致4人死亡，后来怎样

张小君是江苏人，小时候因父亲常年家暴母亲，在自己5岁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离婚。张小君跟着母亲改嫁，后在继父的养护下长大，一家人本来也是过得其乐融融。可是长大后的张小君在得知自己不是继父的亲生孩子后，就不愿意再与继父亲近。面对继父的管教张小君也总是出言不逊。继父为了不伤及感情也不再过度干涉张小君的生活，张小君就是从那时开始独来独往的生活，性子也变得越来越燥。

张小君在杀人后快速离开的案发现场，隔壁的邻居听到动静后赶来看看什么情况，不料看到了一家人均被杀害，于是邻居在第一时间报了警。

警方立即赶往现场，在张小君还没有逃远的时候将其抓获。张小君因情绪一时失控，致4名亲人死亡，1人重伤，1人轻伤，被法院判决死刑。

如果张小君学会了情绪管理，也许就不会闯下这样的罪行，可也不能想到张小君竟然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也下得去手。

㈨ 因妻子提离婚，凶手大开杀戒，连儿子都不放过！后来怎样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但是又是什么原因让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在案发时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

当双方的婚姻生活出现裂痕时，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聊一聊会不会更好。不要妄下推测，这样只会让双方走向死胡同。

㈩ 团伙利用网络平台收贩什么物品被公诉

立普妥，作为一种治疗冠心病药物，市场价大约为60元一盒，而通过一些医药微信群，只要38元就可以买到。这时候千万要警惕，你买到的可能是假药。

通过微信群、QQ群、小卡片等，白某等人发布收药信息，低价收购药品，然后高价卖出，通过赚取差价的方式获利。后被警方查获，起获的20种药品中有4种是假药，其中包括立普妥等药品。

2月2日上午，四名被告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非法销售假药罪在北京门头沟法院被提起公诉。

查获四种假药 多数涉案药品流向山西、河北等地

2017年8月1日，门头沟公安分局接到群众举报，公安分局与区药监局联合执法，现场查封20种药品，同时在案发现场将四名被告人抓获。

据初步调查，涉案药品包括波立维、拜糖平、恩替卡韦、立普妥（阿托伐他丁钙片）、阿司匹林等药品，其中四种经鉴定为假药，价值人民币64148元，其余药品价值人民币14166元。受害人可能涉及冠心病、糖尿病等患者人群。

公安机关根据快递单进行追踪，发现多数涉案药品流向山西、河北、陕西等省份的二三线城市。

庭审中，四名被告人均表示自己不能辨别真假药。

据被告人白某供述，假药市场牟利方式基本是通过低价收药、高价转手的方式从中赚取差价。在扣押的账本中可以看见，赫然写着立普妥38元的字样，而在正规药店，该药售价大约在60元左右。

在庭审中，检方根据快递单、转账记录确定涉案金额为的577221元。

白某表示认罪，但对指控的577221元的数额不认可，称金额没有真么多，自己还通过快递公司邮寄过普通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