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杨鲜明

『壹』 新加坡审判制度

加坡、香港法院运行机制考察报告

2002-10-28
洋浦中级法院考察团

2002年6月9日至18日，为了学习亚洲先进国家和地区法院的审判经验和管理经验，我们洋浦两级法院的审判骨干一行九人前往新加坡、香港进行了学习考察。在新加坡，我们先后听取了新加坡著名企业家、南洋理工大学客座讲师林永瑞硕士讲授的《新加坡法律体系》，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曹勇博士讲授的《WTO的相关贸易法律问题：倾销与反倾销》，FOOANDQUEK律师行黄德林律师讲授的《新加坡法院内部设置及运作》；参观了新加坡高级法院、初级法庭，旁听了推事庭、家事法庭、小额索偿法庭的庭审；访问了新加坡最大的律师行——卢与那比亚法律服务有限公司。在香港，我们旁听了香港高等法院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庭审，与香港本地法官协会顾问、原上诉法官、香港特区金紫荆星章获得者廖子明先生座谈，访问了胡关李罗律师行。十天的时间虽短，但我们收获颇丰。
新加坡、香港法院的组织机制及审判特点
香港和新加坡都有被英国殖民的历史，因此，它们的政治法律文化打下了浓厚的普通法烙印。
(一)新加坡、香港法院的设置
1.新加坡法院的设置
依据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93条的规定，新加坡的司法权力是赋予最高法院以及在任何有实效的成文法下设立的初级法院。案件实行三审终审。法院执行法律时是完全独立的，不受政府和立法各部门牵制。司法的独立性由宪法捍卫。最高法院由高等法庭和上诉庭组成。大法官和两位上诉庭法官组成上诉庭。最高法院一共有11名法官，包括大法官和上诉庭法官。同时，最高法院还有司法委员的职务，具有跟高院法官相同的权力和豁免权，他们的任期由总统酌情决定。目前，最高法院共有5名司法委员。大法官和最高法院的其他法官是由总统在听取总理意见后委任的。总理向总统推荐委任大法官以外的任何法官及司法委员之前，必须先和大法官商议。此外，高院还有主簿处。总统根据大法官的推荐，委任一名主簿，副主簿和多名助理主簿。只有符合新加坡律师法令第2节的规定的合格人士才能受委任担任这些职位。他们兼具司法与行政职能，分别兼任最高法院的执行吏、副执行吏及助理执行吏，拥有与英国最高司法法院主事、刑事审判庭书记官，以及主簿和同类官员相同的管辖权、权力和职责。隶属新加坡最高法院的职员还有监誓员、通译员、书记、传票送达员和其他职员。从任命程序看，新加坡法院的法官及司法和行政人员都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最高法院的上诉庭是终审法庭，行使民事和刑事上诉管辖权。其民事管辖权是审理不服高等法庭在任何民事案件或事项中所作的判决或庭令而提出的上诉；刑事管辖权则表现在审理不服高等法庭所作的任何裁决而提出的上诉。当然，上诉必须符合最高法院法令或其他有关的成文法规定。上诉庭的民事和刑事管辖权由三名或更大奇数的上诉庭法官行使，其中包括以上诉法官身份主审的高等法庭法官。这有点类似我国上级法院借调下级法院法官办案的情况。上诉庭由大法官主持审讯。在大法官缺席时，则根据最高法院法官的排名次序，由副庭长、上诉庭法官或以上诉庭法官身份主审的高等法庭法官主持审讯。
最高法院高等法庭由大法官和高等法庭法官组成，行使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无限原审管辖权和上诉管辖权。高等法庭审理的上诉案件来自于地方法庭、推事庭和其他裁判庭的上诉案。除非另有法律规定，在高等法庭进行的每一项程序和处理的一切事务都由一名法官单独聆审与办理。高等法庭也可委任一名或多或对所审理程序所涉及的事项具有丰富经验与专长的人士充当陪审顾问，以协助法庭。
新加坡的初级法院又称初级法庭，包括地方法庭、推事庭、少年法庭、验尸庭、小额索偿法庭、家事法庭、劳资纠纷仲裁中心、伊斯兰法庭等。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法官、推事、验尸官、小额索偿法庭的仲裁人皆由总统在大法官的推荐下委任。因此，从条块的管理角度来分析，新加坡法官是实行的条条管理。
2.香港法院的设置
香港设有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裁判法院四级法院。
高等法院由上诉法庭及原诉法庭组成，具有原诉及上诉司法管辖权。此次考察，我们参观了高等法院大楼。上诉法庭聆讯来自原诉法庭、区域法庭及土地审裁处的刑事及民事上诉事宜。而原诉法庭具有刑事、民事的上诉及原诉管辖权。原诉法庭审理最严重的刑事罪行，如谋杀，误杀、强奸、持械行劫、贩运大量危险药物、以及复杂的商业诈骗。这类案件，由原诉法庭一位法官同7人组成的陪审团会审。在必要的情况下，法官可决定由9人组成陪审团。原诉法庭可审理所有民事案件。需要指出的是，当事人如是有限公司，则其在原诉法院进行诉讼时，除非经法官同意不请律师外，必须聘请律师。原诉法庭作为上诉法庭，审理裁判法院的刑事上诉案件，也审理劳资审裁处、小额钱债审裁处、淫亵物品审裁处及小额薪酬索赔仲裁处的上诉案件。
区域法院具有刑事和民事管辖权。区域法院审理各裁判法院移来的可起诉罪行的案件，并可审理严重刑事案，但谋杀、误杀及强奸案除外。区域法院可判处最高七年的徒刑，审理刑事案件时没有陪审团。区域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类别最常见的有合约、准合同、侵权、收回地块、楼宇，及有关土地所有权的申索、按衡平法提出的申索，如管理死者的遗产、信托、按揭、强制执行、幼稚人的抚养费，合伙的解散，针对欺诈行为或过失而寻求济助等，还有封租、雇员赔偿案、性别歧视、残疾、家庭岗位歧视、婚姻案件。从案件的管辖权看，区域法院审理的合约、准合约或侵权纠纷所涉标的额必须在5万港币与60万港币之间，不在这个范围内的，则由小额索偿法庭或高等法院的原诉法庭审理。
此外，香港还有裁判法院、家事法庭、死因裁判法庭等。
有意思的是，香港有两种不同的上诉机制。一种是高等法院、区域法院及土地审裁处的上诉机制，即当事人不服区域法院、土地审裁处或高等法院原诉法庭的裁决的，应向高等法院上诉法庭上诉，对上诉法庭的裁决仍不服的，则向终审法院上诉。从这一机制看，是三审终审。另一种是裁判法院及各审裁处的上诉机制，即不服裁判法院及各种审裁处的裁决的，可逐级向高等法院原诉法庭、上诉法庭、终审法院上诉。从这一机制看，是四审终审。
(二)新加坡、香港法院司法的特点
新加坡、香港均受普通法的影响，因此在法院设置和司法方面都有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同时由于各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调整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不尽相同，所以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1.共同点
(1)严惩藐视法庭的行为，维护法庭的绝对权威。无论在新加坡或香港，法官的尊严和法庭的秩序得到绝对维护。当事人、检察官或律师发言或回答法官问题的时候，必须站立。在法庭上，律师称呼法官时，用法官阁下

『贰』 行政部门，司法机关指的是哪些法院属于哪类

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全方位的调整和变革，大量的民事、刑事和行政纠纷如潮水般不断地涌向法院，司法在实现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地位和功能日益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司法审判方式及司法体制愈来愈显示出其不适应性，难以满足当事人及广大社会公众对司法之公正性、效率性的善良期待和要求。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各级法院即掀起了审判方式改革的热潮。但从整体上来讲，审判方式改革仍然停留在浅层次的操作层面之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预期的成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我国现行的司法权运作机制的行政化倾向却不能不说是其主要原因。这里所谓的司法权的行政化倾向，也可称之为法院的行政化倾向，是指我国的司法体制（主要指法院体制）及司法权的运作过程是按照与行政机关和行政权基本相同的模式予以构建和运作的，表现为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的行政化、法院内部审判业务的行政化、法院与其他机关及其领导人之间关系的行政化、法官职务的行政化等诸多方面。（注：关于法院的行政化问题，近年来已有学者作过有益的探讨。参见：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张卫平《论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沈杨《司法行政化问题研究》，载梁保俭主编《人民法院改革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等。）只要这种行政化倾向不被彻底矫正，所谓的审判方式改革与司法改革就只能是隔靴挠痒，不可避免地会遗留着致命病根。因此，深入探讨司法权与行政权在性质、功能、运行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矫治司法权之行政化倾向的对策和途径，是审判方式改革和司法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必要前提，也是实现法院体制现代化所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鉴于此，本文拟对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一些主要区别予以探析，以求克服司法权的行政化倾向，促进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一、司法权所解决的事项在性质上不同于行政权所处理的事项 在现代社会中，法院和行政机关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机构，它们在性质、功能、活动的原则和程序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不同，法院的活动一般称为司法，行政机关的活动一般称为行政或者行政执法，它们所行使的国家权力则分别称为司法权和行政权。在现代法治国家中，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分立（或分工）与制约被认为是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们应当由不同的机关来行使。（注：值得注意的是，从各国的法治实践来看，所谓三权分立（或分工）并不是绝对的，立法、司法、行政三种职能之间的界限是相对而言的。）司法活动与行政活动都是一种广义的执法，都是对法律规范的执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机关的职能与法院的职能是一样的。（注：（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龚祥瑞.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但它们执法的方式、过程和原则却迥然不同，这一点从权力分立与制约的角度是无法得到合理的揭示的。那么，法院之司法活动为什么必须区别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呢？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司法权所要解决的事项在性质上不同于行政权所要处理的事项，与这一主要原因相联系，司法权在价值追求、功能定位、运作原则和方式等方面也明显有别于行政权。故此笔者首先就司法权与行政权所要解决的事项之差异予以阐述，然后在后文中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其他区别。 司法权所要解决的事项是他人之间所发生的纠纷。法院之司法权的行使和司法活动的进行，必须以双方当事人发生了纠纷为前提（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是多方当事人发生了纠纷），即一方当事人认为或主张另一方当事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要求其对该违法行为负责；而另一方当事人对此却予以否认或部分否认，从而形成了纠纷并要求法院予以解决。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争端，法院所要解决的事项都是他人之间的纠纷，法院本身并不陷入当事人之间的权益之争，而只是作为旁观的、中立的第三者来对案件作出裁判。不难发现，法院行使司法权来解决争议时，一般具有三方主体和两层法律关系，三方主体即指法院和双方当事人，其中法院居于中立的裁判者地位；两层法律关系则分别是指当事人之间讼争的实体法律关系以及法院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 与司法权所要解决的事项不同，行政权所要解决的事项则是针对行政相对人的各种行政事务。也就是说，行政机关所处理的事项往往是行政机关直接根据行政法的规定对行政相对人实施某种行政管理，（注：本文中所谓的“行政管理”、“行政活动”等概念，指的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包括抽象行政行为。）例如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加以行政处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作出行政登记、行政许可、行政批准、行政征收、行政发放等行政处理行为，等等。显而易见，行政机关的管理行为并不以他人之间存在纠纷为前提，（注：由行政机关对某些民事纠纷加以处理的行政裁决行为应当是一个例外，但行政裁决只是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少数情况下适用。）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行政机关恰恰是争端的一方当事人。由此不难看出，在行政活动中，一般只有两方主体，即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而且一般也只有一个实体法律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并且，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作为双方主体的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其地位是不平等的，前者处于管理者的地位，后者则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行政机关在进行管理时，作为政府利益的代表，往往还会带有鲜明的倾向性。 由于所要解决事项的性质不同，法院与行政机关在进行活动时，其具体要求也就有所不同，例如要求法院必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而对于行政机关则一般没有这一要求；为保持中立性，法院在处理案件时应当不受强迫和干扰，也即具有独立性，而行政机关是代表政府在进行行政管理，因而应当受到上级政府的领导和指挥，而不必严格强调上下级之间的独立性等等。 二、司法权与行政权之价值追求的差异 法具有公正、效率、效益、自由、秩序等价值，从整体上来

『叁』 为了促进司法审判更公正,国家采取了什么措施

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全方位的调整和变革，大量的民事、刑事和行政纠纷如潮水般不断地涌向法院，司法在实现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地位和功能日益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司法审判方式及司法体制愈来愈显示出其不适应性，难以满足当事人及广大社会公众对司法之公正性、效率性的善良期待和要求。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各级法院即掀起了审判方式改革的热潮。但从整体上来讲，审判方式改革仍然停留在浅层次的操作层面之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预期的成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我国现行的司法权运作机制的行政化倾向却不能不说是其主要原因。这里所谓的司法权的行政化倾向，也可称之为法院的行政化倾向，是指我国的司法体制（主要指法院体制）及司法权的运作过程是按照与行政机关和行政权基本相同的模式予以构建和运作的，表现为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的行政化、法院内部审判业务的行政化、法院与其他机关及其领导人之间关系的行政化、法官职务的行政化等诸多方面。（注：关于法院的行政化问题，近年来已有学者作过有益的探讨。参见：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张卫平《论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沈杨《司法行政化问题研究》，载梁保俭主编《人民法院改革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等。）只要这种行政化倾向不被彻底矫正，所谓的审判方式改革与司法改革就只能是隔靴挠痒，不可避免地会遗留着致命病根。因此，深入探讨司法权与行政权在性质、功能、运行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矫治司法权之行政化倾向的对策和途径，是审判方式改革和司法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必要前提，也是实现法院体制现代化所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鉴于此，本文拟对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一些主要区别予以探析，以求克服司法权的行政化倾向，促进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一、司法权所解决的事项在性质上不同于行政权所处理的事项 在现代社会中，法院和行政机关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机构，它们在性质、功能、活动的原则和程序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不同，法院的活动一般称为司法，行政机关的活动一般称为行政或者行政执法，它们所行使的国家权力则分别称为司法权和行政权。在现代法治国家中，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分立（或分工）与制约被认为是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们应当由不同的机关来行使。（注：值得注意的是，从各国的法治实践来看，所谓三权分立（或分工）并不是绝对的，立法、司法、行政三种职能之间的界限是相对而言的。）司法活动与行政活动都是一种广义的执法，都是对法律规范的执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机关的职能与法院的职能是一样的。（注：（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龚祥瑞.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但它们执法的方式、过程和原则却迥然不同，这一点从权力分立与制约的角度是无法得到合理的揭示的。那么，法院之司法活动为什么必须区别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呢？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司法权所要解决的事项在性质上不同于行政权所要处理的事项，与这一主要原因相联系，司法权在价值追求、功能定位、运作原则和方式等方面也明显有别于行政权。故此笔者首先就司法权与行政权所要解决的事项之差异予以阐述，然后在后文中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其他区别。 司法权所要解决的事项是他人之间所发生的纠纷。法院之司法权的行使和司法活动的进行，必须以双方当事人发生了纠纷为前提（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是多方当事人发生了纠纷），即一方当事人认为或主张另一方当事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要求其对该违法行为负责；而另一方当事人对此却予以否认或部分否认，从而形成了纠纷并要求法院予以解决。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争端，法院所要解决的事项都是他人之间的纠纷，法院本身并不陷入当事人之间的权益之争，而只是作为旁观的、中立的第三者来对案件作出裁判。不难发现，法院行使司法权来解决争议时，一般具有三方主体和两层法律关系，三方主体即指法院和双方当事人，其中法院居于中立的裁判者地位；两层法律关系则分别是指当事人之间讼争的实体法律关系以及法院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 与司法权所要解决的事项不同，行政权所要解决的事项则是针对行政相对人的各种行政事务。也就是说，行政机关所处理的事项往往是行政机关直接根据行政法的规定对行政相对人实施某种行政管理，（注：本文中所谓的“行政管理”、“行政活动”等概念，指的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包括抽象行政行为。）例如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加以行政处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作出行政登记、行政许可、行政批准、行政征收、行政发放等行政处理行为，等等。显而易见，行政机关的管理行为并不以他人之间存在纠纷为前提，（注：由行政机关对某些民事纠纷加以处理的行政裁决行为应当是一个例外，但行政裁决只是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少数情况下适用。）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行政机关恰恰是争端的一方当事人。由此不难看出，在行政活动中，一般只有两方主体，即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而且一般也只有一个实体法律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并且，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作为双方主体的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其地位是不平等的，前者处于管理者的地位，后者则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行政机关在进行管理时，作为政府利益的代表，往往还会带有鲜明的倾向性。 由于所要解决事项的性质不同，法院与行政机关在进行活动时，其具体要求也就有所不同，例如要求法院必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而对于行政机关则一般没有这一要求；为保持中立性，法院在处理案件时应当不受强迫和干扰，也即具有独立性，而行政机关是代表政府在进行行政管理，因而应当受到上级政府的领导和指挥，而不必严格强调上下级之间的独立性等等。 二、司法权与行政权之价值追求的差异 法具有公正、效率、效益、自由、秩序等价值，从整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