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法官判决书

① 怎么样才能查读到美国大法官对案件的判决书

有本书《大法官的智慧》，收录了美国最高法院50多篇经典案例，附有原版终审判决书及异议；另外《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也不错。

② 谁有马布里诉麦迪逊案中马歇尔大法官所做的判决书原文中文翻译版也行

好想问你是哪学校的，我们今天也提到了这个案例
你看一下《美国宪政历程》这本书吧

③ 美国著名大法官

20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最后出现了大法官选总统的奇特局面。副总统戈尔尽管心里不服，背后又有赢得多数选民选票的民意撑腰，但嘴头上也得表示完全尊重和服从最高法院的权威，老老实实地宣布竞选失败。

是谁赋予了最高法院如此巨大的政治权力呢？是宪法吗？不是。
美国宪法只是规定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和制衡的政府格局，并没有明文赋予最高法院一槌定音的最终权威。是选民和民意吗？当然也不是。与行政首脑（总统）和立法者（参众两院议员）经选举产生不同，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是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半数通过产生的，且任职终身（除非受到国会弹劾），跟选民和民意根本不搭边儿。

说出来可能都没人敢信，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赋予自己的。1803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通过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 v．Madison，1803年）的判决，正式确立了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一槌定音的权力和权威。

（一）马伯里为啥要起诉麦迪逊国务卿

威廉。马伯里（William Marbury）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市乔治城镇的一位家财万贯的庄园主，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是当时美国政府的国务卿。马伯里为啥要起诉麦迪逊呢？这个案子要从当时美国政坛中的党派斗争从头开侃。

美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并无只言片语提及政党和多党派制度。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美国的天下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跟党的英明领导、党的组织建设和多党派合作没啥关系。

大多数美国制宪先贤认为，政党就是结党营私、恶性竞争的代名词。军人出身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位期间，对内阁中以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和财政部长亚利山大。汉米尔顿为首的两派争斗深恶痛绝。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总统告别演说中，语重心长地警告后人，一定要防止党派争斗的弊端。

警告归警告，现实归现实。开国老总统一下台，说过话就被人当耳旁风了。德高望重的华盛顿回老家种地后，美国政坛的两大政党终于还是正式形成了。拥护汉米尔顿的一派正式组成了联邦党，拥护杰弗逊的一派自称民主共和党。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为第二任总统。

谁知联邦党好运不长，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中都遭到惨败，民主共和党的杰弗逊当选为第三任总统。因行政权和立法权都已丧失，联邦党人在下一届政府中唯一能保住的地盘，只剩下了不受选举直接影响的司法权。因此，亚当斯总统在即将卸任时，任命自己内阁的国务卿、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代理国务卿职务。又利用联邦党人控制国会的最后机会，通过了《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任命四十二位联邦党人出任治安法官。庄园主马伯里和马歇尔大法官的弟弟詹姆斯。马歇尔都在任命名单之中。

参议院在亚当斯总统离职的当天深夜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四十二位法官的任命，但所有的委任令必须要在午夜之前由总统签署、国务院盖印发出后才能生效。首席大法官、代理国务卿马歇尔在权力交接之夜忙得团团转，他在确认四十二份法官委任令已全部签署、盖印后，便将送出委任令的小事全权委托给弟弟詹姆斯。马歇尔去处理。

俗话说，朝中无小事。谁都没想到，詹姆斯。马歇尔竟然把这件小事给办砸了。他本人的那份委任令倒是及时无误地送出去了，但因疏忽和忙乱，竟然还有十七份委任令在午夜之前没能及时发送，而马伯里先生恰好身列这十七个倒霉蛋之中。

新上任的杰弗逊总统早就对联邦党人在权力交接前夜以党划线、“突击提干”的损招儿极为不满，当他听说滞留的十七份联邦党人法官委任令一事后，立刻命令新任国务卿麦迪逊扣押了这批委任令。

这样，马伯里不明不白地丢失了法官要职。此公觉得自己太冤，非要讨个说法不可，遂聘请曾任亚当斯总统内阁司法部长的查尔斯。李（CharlesLee）为律师，一张状纸把麦迪逊国务卿告到了最高法院。

麦迪逊一看对手来头不小，立马聘请杰弗逊总统内阁司法部长莱维。林肯（Levi Lincoln）出任辩护律师。这位莱维。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现职司法部长，办案派头十足，接了案子以后竟然连法院都懒得去，只是写了一份书面争辩送交最高法院，声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一个涉及党派权力斗争的政治问题，跟法律压根儿就不沾边，最高法院就是管天管地也管不着这种根本就扯不清的党派斗争破事。

马歇尔大法官接到控方律师的起诉状和辩方律师寄来的书面争辩后，以最高法院的名义致函国务卿麦迪逊，要求他对扣押委任令的原因做出个合理的解释。谁料想，麦迪逊对马歇尔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

（二）令人称奇的绝妙判决

麦迪逊国务卿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在当时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是一个根本就没啥权威的法院。美国的立宪先贤汉米尔顿曾评论说：“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

1789年的美国宪法虽然规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这部宪法以及后来增添的宪法修正案，对于宪法最终解释权的归属问题，从未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宪法并未赋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当局和立法机构指手划脚、发号施令的特权，更别提强迫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了。

这样一来，马歇尔便处在一种极为尴尬的两难困境，他当然可以正式签发一项执行令，强令麦迪逊发出十七份委任令。但麦迪逊背后有总统兼美军总司令撑腰，他很有可能对最高法院下达的命令置若罔闻。既无钱又无剑的马歇尔大法官若向麦迪逊国务卿强行发号施令，只会让人笑掉大牙。但是，如果马歇尔拒绝马伯里合理的诉讼要求，那么最高法院和联邦党人则颜面扫地。

面临这种无论是审理还是不审理此案都必输无疑的两难困境，马歇尔苦思冥想了半个月，终于琢磨出了一个令人称奇的绝妙高招，既表现出最高法院的权力高于行政当局和国会，又避免与行政当局和国会迎头相撞、直接冲突。马歇尔称此判决为自己“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判决”。

马歇尔在判决书中判定，第一，参议院已批准了这些法官的任命，总统签了字，国务院盖了印，从法律角度上看，委任令是合法的任命公文，麦迪逊拒发公文显然是违法的。因此，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党派斗争的政治问题。第二，既然扣押公文是违法的，那么马伯里当然有权请求法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第三，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是一个法治政府的首要责任。因此，法院有责任帮助马伯里获得法官委任书。

那么，按照这个路子推论下去，马歇尔下一步理所当然地就该向麦迪逊发出强制令了。谁料想，马歇尔笔锋突然一转，他引证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说，当一个案子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以州为诉讼当事人时，其初审权属于最高法院。对于其它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诉审理权。如果把马歇尔这段咬文嚼字的引证换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当的大白话，那就是说，马伯里一案的诉讼当事人既不是大使、领事，也不是州政府，最高法院对这种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没有初审权，马伯里告状告错地儿了。他应当去下级法院控告麦迪逊，如果案子最后从下级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那时最高法院才有权开庭审理。

可是，马伯里高薪聘请的律师、前司法部长查尔斯。李并非不懂诉讼程序的法盲，他之所以一开始就把状子直接递到了最高法院，依据的是国会1789年通过的《司法法》第十三款。根据这款法律，最高法院对这类案子拥有初审权。

但马歇尔斩钉截铁地指出，《司法法》第十三款是与宪法相冲突的，它实际上是非法地扩大了最高法院的权限。马歇尔强调：“宪法构成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而“解释法律显然是司法部门的权限范围和责任”。据此，马歇尔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款因违宪而被取消。这是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宣布联邦法律违宪。

马伯里一看当个法官竟然这么费劲，连总统签了字、国务院盖了戳儿的委任状都成了白条，若要从基层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还不知要上诉到哪个猴年马月，他只好灰心丧气地撤回了起诉。此公后来一直不安心务农，最终改行当了一家大银行的总裁，比当法官实惠多了。

从表面上看，联邦党人马伯里没当成法官，麦迪逊也没送出扣押的十七份法官委任令，马歇尔似乎输了这个官司。但实际上，马歇尔是此案真正的大赢家。

首先，马歇尔向政府的立法机构国会宣布，不仅宪法高于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这个至关重要的权力与立法部门无关。换句话说，立法机构不得随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与法律有关问题的最终仲裁者。

其次，马歇尔通过此案向政府的行政部门宣布，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司法部门。因此，司法部门有权判定行政当局的行为和命令是否违反宪法，有权对行政当局的违宪行为和命令予以制裁。

这样，虽然宪法规定任何法律都应由国会和总统决定和通过，但最高法院拥有解释法律的最终权力，有权判定法律是否违宪。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一经做出，即成为宪法惯例，政府各部门和各州必须遵守。实际上，最高法院不仅拥有了司法审查权（Judicial Review），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最终立法权”。

马歇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虽然公开宣布经国会通过、总统批准的《司法法》第十三款因违宪而被取消，但取消这款法律实际上是限制了最高法院自身的权限，所以国会找不出什么借口与最高法院对抗，也没啥特别的理由弹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马歇尔虽然宣布司法部门有权对行政当局的违法行为予以制裁，但他并没有向麦迪逊国务卿发出强制令，只是建议马伯里去下级法院控告麦迪逊。所以，行政当局同样找不出任何借口与最高法院过不去，也根本无法挑战马歇尔大法官的裁决。

美国的法律体系是成文法与案例法的结合，既然国会和行政当局无法推翻最高法院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那么此判决将作为宪法惯例被后人永远引用。司法审查权和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就这样历史性地确立了。司法从此真正开始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鼎足而立。可以说，这是美国政治制度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789年的美国宪法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政治制度设计的伟大典范，其实这个评价有点过高了。原因在于，在权大还是法大这个关键性问题上，1789年美国宪法并无开创性的建树。这部宪法并未明确规定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结果使司法在三权中处于最弱的一方。按照这种宪法设计，美国最高法院实际上可有可无。

由于马歇尔大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超乎寻常的智慧和努力，加上英国普通法传统对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响以及当时和后来的美国政治家们对法律和政治规则的尊重以及善于妥协让步的特点，才使美国政治制度第一次真正具有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特点，并且使司法审查权成为美国政治制度有别于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政体的重大特点之一。

二百年后的今天，在美国最高法院的院史博物馆中，唯有马歇尔大法官一人享有全身铜像的特殊待遇。在九位大法官专用餐厅的墙壁上，则并列悬挂着马伯里和麦迪逊二人的画像。仿佛是在提醒每一位大法官，一汤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若不是当年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令人称奇的绝妙判决，哪会有今天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威呀。戈尔和小布什各自的拥护者，没准儿已在白宫前面开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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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美国大法官的树立权威的经典案例

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赋予自己的。18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通过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v．Madison，1803年）的判决，正式确立了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一槌定音的权力和权威。 威廉马伯里（WilliamMarbury）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市乔治城镇的一位家财万贯的庄园主，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是当时美国政府的国务卿。马伯里为啥要起诉麦迪逊呢？这个案子要从当时美国政坛中的党派斗争从头开侃。
美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并无只言片语提及政党和多党派制度。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美国的天下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跟党的英明领导、党的组织建设和多党派合作没啥关系。
大多数美国制宪先贤认为，政党就是结党营私、恶性竞争的代名词。军人出身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位期间，对内阁中以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和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两派争斗深恶痛绝。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总统告别演说中，语重心长地警告后人，一定要防止党派争斗的弊端。
警告归警告，现实归现实。开国老总统一下台，说过话就被人当耳旁风了。德高望重的华盛顿回老家种地后，美国政坛的两大政党终于还是正式形成了。拥护汉米尔顿的一派正式组成了联邦党，拥护杰弗逊的一派自称民主共和党。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为第二任总统。
谁知联邦党好运不长，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中都遭到惨败，民主共和党的杰弗逊当选为第三任总统。因行政权和立法权都已丧失，联邦党人在下一届政府中唯一能保住的地盘，只剩下了不受选举直接影响的司法权。因此，亚当斯总统在即将卸任时，任命自己内阁的国务卿、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John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代理国务卿职务。又利用联邦党人控制国会的最后机会，通过了《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 ，任命四十二位联邦党人出任治安法官。庄园主马伯里和马歇尔大法官的弟弟詹姆斯·马歇尔都在任命名单之中。
参议院在亚当斯总统离职的当天深夜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四十二位法官的任命，但所有的委任令必须要在午夜之前由总统签署、国务院盖印发出后才能生效。大法官、代理国务卿马歇尔在权力交接之夜忙得团团转，他在确认四十二份法官委任令已全部签署、盖印后，便将送出委任令的小事全权委托给弟弟詹姆斯·马歇尔去处理。
俗话说，朝中无小事。谁都没想到，詹姆斯·马歇尔竟然把这件小事给办砸了。他本人的那份委任令倒是及时无误地送出去了，但因疏忽和忙乱，竟然还有十七份委任令在午夜之前没能及时发送，而马伯里先生恰好身列这十七个倒霉蛋之中。
新上任的杰弗逊总统早就对联邦党人在权力交接前夜以党划线、“突击提干”的损招儿极为不满，当他听说滞留的十七份联邦党人法官委任令一事后，立刻命令新任国务卿麦迪逊扣押了这批委任令。
这样，马伯里不明不白地丢失了法官要职。此公觉得自己太冤，非要讨个说法不可，遂聘请曾任亚当斯总统内阁司法部长的查尔斯·李（CharlesLee）为律师，一张状纸把麦迪逊国务卿告到了最高法院。
麦迪逊一看对手来头不小，立马聘请杰弗逊总统内阁司法部长莱维林肯（LeviLincoln）出任辩护律师。这位莱维。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现职司法部长，办案派头十足，接了案子以后竟然连法院都懒得去，只是写了一份书面争辩送交最高法院，声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一个涉及党派权力斗争的政治问题，跟法律压根儿就不沾边，最高法院就是管天管地也管不着这种根本就扯不清的党派斗争破事。
马歇尔大法官接到控方律师的起诉状和辩方律师寄来的书面争辩后，以最高法院的名义致函国务卿麦迪逊，要求他对扣押委任令的原因做出个合理的解释。谁料想，麦迪逊对马歇尔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 麦迪逊国务卿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在当时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是一个根本就没啥权威的法院。美国的立宪先贤汉米尔顿曾评论说：“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
1789年的美国宪法虽然规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这部宪法以及后来增添的宪法修正案，对于宪法最终解释权的归属问题，从未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宪法并未赋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当局和立法机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特权，更别提强迫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了。
这样一来，马歇尔便处在一种极为尴尬的两难困境，他当然可以正式签发一项执行令，强令麦迪逊发出十七份委任令。但麦迪逊背后有总统兼美军总司令撑腰，他很有可能对最高法院下达的命令置若罔闻。既无钱又无剑的马歇尔大法官若向麦迪逊国务卿强行发号施令，只会让人笑掉大牙。但是，如果马歇尔拒绝马伯里合理的诉讼要求，那么最高法院和联邦党人则颜面扫地。
面临这种无论是审理还是不审理此案都必输无疑的两难困境，马歇尔苦思冥想了半个月，终于琢磨出了一个令人称奇的绝妙高招，既表现出最高法院的权力高于行政当局和国会，又避免与行政当局和国会迎头相撞、直接冲突。马歇尔称此判决为自己“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判决”。
马歇尔在判决书中判定，第一，参议院已批准了这些法官的任命，总统签了字，国务院盖了印，从法律角度上看，委任令是合法的任命公文，麦迪逊拒发公文显然是违法的。因此，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党派斗争的政治问题。第二，既然扣押公文是违法的，那么马伯里当然有权请求法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第三，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是一个法治政府的首要责任。因此，法院有责任帮助马伯里获得法官委任书。
那么，按照这个路子推论下去，马歇尔下一步理所当然地就该向麦迪逊发出强制令了。谁料想，马歇尔笔锋突然一转，他引证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说，当一个案子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以州为诉讼当事人时，其初审权属于最高法院。对于其它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诉审理权。如果把马歇尔这段咬文嚼字的引证换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当的大白话，那就是说，马伯里一案的诉讼当事人既不是大使、领事，也不是州政府，最高法院对这种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没有初审权，马伯里告状告错地儿了。他应当去下级法院控告麦迪逊，如果案子最后从下级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那时最高法院才有权开庭审理。
可是，马伯里高薪聘请的律师、前司法部长查尔斯。李并非不懂诉讼程序的法盲，他之所以一开始就把状子直接递到了最高法院，依据的是国会1789年通过的《司法法》第十三款。根据这款法律，最高法院对这类案子拥有初审权。
但马歇尔斩钉截铁地指出，《司法法》第十三款是与宪法相冲突的，它实际上是非法地扩大了最高法院的权限。马歇尔强调：“宪法构成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而“解释法律显然是司法部门的权限范围和责任”。据此，马歇尔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款因违宪而被取消。这是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宣布联邦法律违宪。
马伯里一看当个法官竟然这么费劲，连总统签了字、国务院盖了戳儿的委任状都成了白条，若要从基层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还不知要上诉到哪个猴年马月，他只好灰心丧气地撤回了起诉。此公后来一直不安心务农，最终改行当了一家大银行的总裁，比当法官实惠多了。
从表面上看，联邦党人马伯里没当成法官，麦迪逊也没送出扣押的十七份法官委任令，马歇尔似乎输了这个官司。但实际上，马歇尔是此案真正的大赢家。
首先，马歇尔向政府的立法机构国会宣布，不仅宪法高于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这个至关重要的权力与立法部门无关。换句话说，立法机构不得随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与法律有关问题的最终仲裁者。
其次，马歇尔通过此案向政府的行政部门宣布，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司法部门。因此，司法部门有权判定行政当局的行为和命令是否违反宪法，有权对行政当局的违宪行为和命令予以制裁。
这样，虽然宪法规定任何法律都应由国会和总统决定和通过，但最高法院拥有解释法律的最终权力，有权判定法律是否违宪。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一经做出，即成为宪法惯例，政府各部门和各州必须遵守。实际上，最高法院不仅拥有了司法审查权（JudicialReview），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最终立法权”。 马歇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虽然公开宣布经国会通过、总统批准的《司法法》第十三款因违宪而被取消，但取消这款法律实际上是限制了最高法院自身的权限，所以国会找不出什么借口与最高法院对抗，也没啥特别的理由弹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马歇尔虽然宣布司法部门有权对行政当局的违法行为予以制裁，但他并没有向麦迪逊国务卿发出强制令，只是建议马伯里去下级法院控告麦迪逊。所以，行政当局同样找不出任何借口与最高法院过不去，也根本无法挑战马歇尔大法官的裁决。
美国的法律体系是成文法与案例法的结合，既然国会和行政当局无法推翻最高法院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那么此判决将作为宪法惯例被后人永远引用。司法审查权和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就这样历史性地确立了。司法从此真正开始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鼎足而立。可以说，这是美国政治制度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789年的美国宪法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政治制度设计的伟大典范，其实这个评价有点过高了。原因在于，在权大还是法大这个关键性问题上，1789年美国宪法并无开创性的建树。这部宪法并未明确规定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结果使司法在三权中处于最弱的一方。按照这种宪法设计，美国最高法院实际上可有可无。
由于马歇尔大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超乎寻常的智慧和努力，加上英国普通法传统对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响以及当时和后来的美国政治家们对法律和政治规则的尊重以及善于妥协让步的特点，才使美国政治制度第一次真正具有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特点，并且使司法审查权成为美国政治制度有别于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政体的重大特点之一。
历任大法官一览 顺序 姓名 任期 任命人 1 约翰·杰伊 1789年10月19日-1795年6月29日 乔治·华盛顿 2 约翰·拉特利奇 1795年8月12日-1795年12月15日 乔治·华盛顿 3 奥利弗·埃尔斯沃思 1796年3月8日-1800年12月15日 乔治·华盛顿 4 约翰·马歇尔 1801年2月4日-1835年7月6日 约翰·亚当斯 5 罗杰·B·托尼 1836年3月28日-1864年10月12日 安德鲁·杰克逊 6 萨蒙·P·蔡斯 1864年12月15日-1873年5月7日 亚伯拉罕·林肯 7 莫里森·韦特 1874年3月4日-1888年3月23日 尤利塞斯·S·格兰特 8 梅尔维尔·富勒 1888年10月8日-1910年7月4日 格罗弗·克利夫兰 9 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 1910年12月19日-1921年5月19日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0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921年7月11日-1930年2月3日 沃伦·G·哈定 11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1930年2月24日-1941年6月30日 赫伯特·胡佛 12 哈伦·菲斯克·斯通 1941年7月3日-1946年4月22日 富兰克林·D·罗斯福 13 弗雷德·M·文森 1946年6月24日-1953年9月8日 哈利·S·杜鲁门 14 厄尔·沃伦 1953年10月5日-1969年6月23日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15 沃伦·E·伯格 1969年6月23日-1986年9月26日 理查德·尼克松 16 威廉·伦奎斯特 1986年9月26日-2005年9月3日 罗纳德·里根 17 约翰·罗伯茨 2005年9月29日至今 乔治·W·布什

⑤ 美国现任大法官都有谁

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小约翰-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2005——）
大法官（Associate Justices): 安东尼亚-斯卡专利亚 (Antonia Scalia)（1986——）
安东尼-肯尼属迪(Antony M. Kennedy)（1988——）
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1991——）
露丝-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1993——）
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1994——）
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 Alito, Jr)（2006——）
索妮娅-索托马约尔(Sonia M. Sotomayor)（2009——）
艾琳娜-凯根(Elena Kagan)（2010——）

⑥ 美国法官如何判案

可以说，美国法官多数情况下审案而不判案。怎么讲？美国一审时多数案件由陪审团判定“事实问题”（question of facts），而法官仅负责解释法律问题（question of law），当事人可以放弃陪审团审判，要求改由法官审判。如果是刑事案，陪审团定被告有罪（convict）后再由法官量刑（sentencing）。民事案中，赔偿金额也由陪审团决定。美国时而出现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赔偿金，都是陪审团所为。法官要审慎的多。但美国人不信政府，不信法官，美国人只信自己。当事人相信自己，就是要雇佣“枪手”---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斗个你死我活。而法官则相对超脱，相对逍遥，有时是袖手旁观。有位美国一审法官私下谈起，如果是杀人越货、作奸犯科的案子，审理起来还能抖擞精神；遇到枯燥的商事案，那简直是昏昏欲睡强打精神。陪审团审案中，法官像是裁判，但只是裁判双方律师“格斗”是否“规范”，而并不是认定事实的裁判。陪审团则是观众，所以，美国一审中永远是法官一人独审。当然不容忽视。足球场上，世界顶尖的高手被裁判的“黑哨”一吹，也是心绪全无，败下阵来。同样，法官也可以“刁难”律师，逼其就范，从而影响审判结果。美国联邦法院是三审制，地区法院（一审）、巡回法院（上诉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终审）；州法院是四审制，一审、上诉法院、州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美国上诉法院以上的法院审案时原则上只审法律问题，不问事实。如果事实严重有误或是有新情况，上诉法院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美国法官的理念是，上诉法院只问一审法官运用法律是否得当。一审法官与陪审团身临其境，直接观察证人，在事实问题上最有发言权，上诉法院应尽量不介入。美国上诉法院的判决书也是在“造法”（make laws）。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不可能完全割裂，上诉法院的法官有时也通过法律问题迂回事实问题。但这是技巧上是做法；原则上诉法院不过问事实问题。上诉法院审案时是三位法官组成合议庭。三位法官的资力有深浅区别，但在职务上并没有高低之分，审案时完全是平起平坐。遇到大案要案，上诉法院也可以是“全体法官同审”（en banc）。美国最高法院是9位大法官会审。美国法官的独到之处是，持不同意见的法官可以将其观点写在判决之中。有时是截然相反的观点。法律不同于自然科学。后者找出的是自然界早已存在的定律，有对错真伪之分。而法律则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条条框框，其释义与运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然结果是两可的，公正需要体现在程序方面。这就是美国之所以特别强调“正当程序”（e process）。简单说，正当程序就是当事人（或是被告）应有辩解的机会，法官有倾听辩解的义务。此外，法官判决时必须自圆其说，前后一致。写判决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此。律师大多个性较强，而美国法官也是律师出身，不愿听命于他人。制度上美国是司法独立，也就是法官独立。但美国法官很少独断独行，胆大妄为。美国法官大多德高望重，而且都当过资深律师与名教授，爬到法官的位置可谓历尽千心万苦，不会为了区区小利而坏了自己一世的英名。美国联邦法官有一份很好的俸禄，且享受终身制（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如果愿意他们可以在任上干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法官马歇尔干到80岁时已是病入膏肓，美国的“右派”也盼着这位“左派”尽早让“贤”（美国最高法院只有9个席位）。马歇尔死活不走，而且扬言：“我就是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美国法官大多干得笑眯眯的，决无贪脏枉法的非份之想。美国法官待遇优厚，不求加官晋级，可以专心致致地工作。联邦法官的待遇更好，而且是终身制，又没有领导督促，可工作起来还是兢兢业业。美国法官，尤其是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把审判当作一门艺术，一心要超越自我的得意之作。其作品也不乏鉴赏者。美国法学院的教授们的工作与嗜好之一就是对判决品头论足，或喝彩叫好或口诛笔伐。美国律师协会每年要给法官打分，所以法官审案时，对自己讨厌的律师也不敢乱吹“黑哨”。美国是个多元化的国家，遍地都是行行色色的势力集团、群众组织，互相牵制，互相制约。美国法官审案时也是如此，虽然是独立审判，但也有有形与无形的监督或“领导”。

⑦ 美国最高院还有多少5-4的惊世判决

可以说，美国法官多数情况下审案而不判案。怎么讲？美国一审时多数案件由陪审团判定“事实问题”（question of facts），而法官仅负责解释法律问题（question of law），当事人可以放弃陪审团审判，要求改由法官审判。如果是刑事案，陪审团定被告有罪（convict）后再由法官量刑（sentencing）。民事案中，赔偿金额也由陪审团决定。美国时而出现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赔偿金，都是陪审团所为。法官要审慎的多。但美国人不信政府，不信法官，美国人只信自己。当事人相信自己，就是要雇佣“枪手”---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斗个你死我活。而法官则相对超脱，相对逍遥，有时是袖手旁观。有位美国一审法官私下谈起，如果是杀人越货、作奸犯科的案子，审理起来还能抖擞精神；遇到枯燥的商事案，那简直是昏昏欲睡强打精神。陪审团审案中，法官像是裁判，但只是裁判双方律师“格斗”是否“规范”，而并不是认定事实的裁判。陪审团则是观众，所以，美国一审中永远是法官一人独审。当然不容忽视。足球场上，世界顶尖的高手被裁判的“黑哨”一吹，也是心绪全无，败下阵来。同样，法官也可以“刁难”律师，逼其就范，从而影响审判结果。美国联邦法院是三审制，地区法院（一审）、巡回法院（上诉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终审）；州法院是四审制，一审、上诉法院、州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美国上诉法院以上的法院审案时原则上只审法律问题，不问事实。如果事实严重有误或是有新情况，上诉法院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美国法官的理念是，上诉法院只问一审法官运用法律是否得当。一审法官与陪审团身临其境，直接观察证人，在事实问题上最有发言权，上诉法院应尽量不介入。美国上诉法院的判决书也是在“造法”（make laws）。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不可能完全割裂，上诉法院的法官有时也通过法律问题迂回事实问题。但这是技巧上是做法；原则上诉法院不过问事实问题。上诉法院审案时是三位法官组成合议庭。三位法官的资力有深浅区别，但在职务上并没有高低之分，审案时完全是平起平坐。遇到大案要案，上诉法院也可以是“全体法官同审”（en banc）。美国最高法院是9位大法官会审。美国法官的独到之处是，持不同意见的法官可以将其观点写在判决之中。有时是截然相反的观点。法律不同于自然科学。后者找出的是自然界早已存在的定律，有对错真伪之分。而法律则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条条框框，其释义与运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然结果是两可的，公正需要体现在程序方面。这就是美国之所以特别强调“正当程序”（e process）。简单说，正当程序就是当事人（或是被告）应有辩解的机会，法官有倾听辩解的义务。此外，法官判决时必须自圆其说，前后一致。写判决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此。律师大多个性较强，而美国法官也是律师出身，不愿听命于他人。制度上美国是司法独立，也就是法官独立。但美国法官很少独断独行，胆大妄为。美国法官大多德高望重，而且都当过资深律师与名教授，爬到法官的位置可谓历尽千心万苦，不会为了区区小利而坏了自己一世的英名。美国联邦法官有一份很好的俸禄，且享受终身制（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如果愿意他们可以在任上干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法官马歇尔干到80岁时已是病入膏肓，美国的“右派”也盼着这位“左派”尽早让“贤”（美国最高法院只有9个席位）。马歇尔死活不走，而且扬言：“我就是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美国法官大多干得笑眯眯的，决无贪脏枉法的非份之想。美国法官待遇优厚，不求加官晋级，可以专心致致地工作。联邦法官的待遇更好，而且是终身制，又没有领导督促，可工作起来还是兢兢业业。美国法官，尤其是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把审判当作一门艺术，一心要超越自我的得意之作。其作品也不乏鉴赏者。美国法学院的教授们的工作与嗜好之一就是对判决品头论足，或喝彩叫好或口诛笔伐。美国律师协会每年要给法官打分，所以法官审案时，对自己讨厌的律师也不敢乱吹“黑哨”。美国是个多元化的国家，遍地都是行行色色的势力集团

⑧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中美国诉卡罗琳食品公司案

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非常重视法官的智慧和经验在司法审判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专业训练和适应自身角色的经验使法官尤其具有智慧，而智慧意味着做出审慎的判断。在我看来，这样的智慧当然不只是一种知识，更不应该仅仅是那种来自书本的知识，而是那些以维护宪法为己任的法官们，在总结丰富的法治经验的基础上获得的经验和灵感。 你说到的一九三八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美国诉卡罗琳产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cts Company) 判决书的第四注脚（“第四注脚”应为“脚注四”——Footnote Four)， 就是英美法系法院判决书格式中必不可少的“注释”，由于这个注释不仅充分展示了主审此案的大法官斯通基于经验的智慧,而且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宪政的历史，因而被誉为是“改变美国宪政历史的一个脚注”。 该脚注的译文（意译）是：“当立法从表面看，受到了宪法的特别禁止，诸如为宪法前十项修正案所禁止的时侯，推断其合宪性的范围可能更为狭小。当这样的立法也在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禁止之列时，它同样也被认定是特别的禁止对象。现在没有必要考虑那些限制政治进程的立法——这一进程通常被期望能够取消令人讨厌的法律,在第十四条修正案一般性禁止的情况下,是否要比其他绝大多数类型的立法受到更为严格的司法审查。我们也不必去探究同样的考虑是否要纳入到针对特定宗教的、或者涉及来源国籍的、或者种族上的少数族群制定法的审查；不必去探究歧视分散的和孤立的少数群体是否是一种特殊情形，因为这些立法往往严重地削弱了那些通常用以保护少数的政治进程，因此它们可能相应地要求更为透彻的司法追究。” 因为该案涉及到了一项联邦立法,它限制一种混合奶的跨州销售，而卡罗琳公司认为这一法律剥夺了公司的商业自由权，违背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如果该案发生在一九三七年之前,在诉讼中美国联邦政府必败无疑。但在卡罗琳案的判决书中,最高法院的斯通大法官指出，判决与州际商业相关的案件时最高法院应该认可立法者制定规制商业活动的法律时所依赖的“知识和经验”，如果不缺乏这样的“理性基础”，就不应该宣布这些立法违宪。这一表达的内在逻辑就是：既然法院的法官们高高在上，不受民意制约，与现实的社会经济保持距离，因此他们不大可能比议会中的民意代表更多地了解社会经济的现实运作，也就没有资格指责各级立法缺乏“理性基础”。所以结论自然是在对经济或社会立法进行司法审查时，最高法院应当遵循司法克制的原则，应当尊重立法部门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判断。这个判决之所以成为经典，完全是因为斯通在判决书上加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脚注，因它是整个判决书中的第四个注释，故名。不仅使这个判决成为法律智慧的经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激发出众多的法学研究成果。这个注释试图说明,司法克制的假定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僵硬原则,它有三个例外情况。对这三个例外,司法非但不应当克制,恰恰相反,还需要更积极和严格的司法审查。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斯通的注释,那就是司法克制有以下三个例外:其一,明显违反《权利法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立法;其二,那些限制更多人参与政治进程的立法;其三,那些歧视弱势群体、妨碍他们参与政治进程的立法。对这三类立法,最高法院要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 “脚注四”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出了对于不同类型的立法需要适用于不同程度的司法审查。具体说来,法院对国会的经济调控(主要是州际商业)立法,遵从立法机构的判断;对待非经济立法,则应加以严格审查。这种区别对待立法的司法审查态度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宪政史上著名的“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原则。

⑨ 在哪里可搜索到美国最高法官法官 霍姆斯法官 的判决书

到美国最高法院的网站上去看看

⑩ 美国法庭是怎么判案的

可以说，美国法官多数情况下审案而不判案。怎么讲，美国一审时多数案件由陪审团判定“事实问题”（question of facts），而法官仅负责解释法律问题（question of law），当事人可以放弃陪审团审判，要求改由法官审判。如果是刑事案，陪审团定被告有罪（convict）后再由法官量刑（sentencing）。民事案中，赔偿金额也由陪审团决定。美国时而出现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赔偿金，都是陪审团所为。法官要审慎的多。但美国人不信政府，不信法官，美国人只信自己。

当事人相信自己，就是要雇佣“枪手”---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斗个你死我活。而法官则相对超脱，相对逍遥，有时是袖手旁观。有位美国一审法官私下谈起，如果是杀人越货、作奸犯科的案子，审理起来还能抖擞精神；遇到枯燥的商事案，那简直是昏昏欲睡强打精神。

陪审团审案中，法官像是裁判，但只是裁判双方律师“格斗”是否“规范”，而并不是认定事实的裁判。陪审团则是观众，所以，美国一审中永远是法官一人独审。当然不容忽视。足球场上，世界顶尖的高手被裁判的“黑哨”一吹，也是心绪全无，败下阵来。同样，法官也可以“刁难”律师，逼其就范，从而影响审判结果。

美国联邦法院是三审制，地区法院（一审）、巡回法院（上诉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终审）；州法院是四审制，一审、上诉法院、州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美国上诉法院以上的法院审案时原则上只审法律问题，不问事实。如果事实严重有误或是有新情况，上诉法院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美国法官的理念是，上诉法院只问一审法官运用法律是否得当。一审法官与陪审团身临其境，直接观察证人，在事实问题上最有发言权，上诉法院应尽量不介入。美国上诉法院的判决书也是在“造法”（make laws）。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不可能完全割裂，上诉法院的法官有时也通过法律问题迂回事实问题。但这是技巧上是做法；原则上诉法院不过问事实问题。

上诉法院审案时是三位法官组成合议庭。三位法官的资力有深浅区别，但在职务上并没有高低之分，审案时完全是平起平坐。遇到大案要案，上诉法院也可以是“全体法官同审”（en banc）。美国最高法院是9位大法官会审。美国法官的独到之处是，持不同意见的法官可以将其观点写在判决之中。有时是截然相反的观点。法律不同于自然科学。后者找出的是自然界早已存在的定律，有对错真伪之分。而法律则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条条框框，其释义与运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既然结果是两可的，公正需要体现在程序方面。这就是美国之所以特别强调“正当程序”（e process）。简单说，正当程序就是当事人（或是被告）应有辩解的机会，法官有倾听辩解的义务。此外，法官判决时必须自圆其说，前后一致。写判决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此。

律师大多个性较强，而美国法官也是律师出身，不愿听命于他人。制度上美国是司法独立，也就是法官独立。但美国法官很少独断独行，胆大妄为。美国法官大多德高望重，而且都当过资深律师与名教授，爬到法官的位置可谓历尽千心万苦，不会为了区区小利而坏了自己一世的英名。美国联邦法官有一份很好的俸禄，且享受终身制（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如果愿意他们可以在任上干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法官马歇尔干到80岁时已是病入膏肓，美国的“右派”也盼着这位“左派”尽早让“贤”（美国最高法院只有9个席位）。马歇尔死活不走，而且扬言：“我就是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美国法官大多干得笑眯眯的，决无贪脏枉法的非份之想。

美国法官待遇优厚，不求加官晋级，可以专心致致地工作。联邦法官的待遇更好，而且是终身制，又没有领导督促，可工作起来还是兢兢业业。美国法官，尤其是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把审判当作一门艺术，一心要超越自我的得意之作。其作品也不乏鉴赏者。美国法学院的教授们的工作与嗜好之一就是对判决品头论足，或喝彩叫好或口诛笔伐。美国律师协会每年要给法官打分，所以法官审案时，对自己讨厌的律师也不敢乱吹“黑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