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匆匆法官

⑴ 法律圈内这四者目前的社会地位状况如何——法官、检察官、律师、教授。

初春，我被派到上海培训一个月，这座繁杂的城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满街女孩子们非常时尚的装束，处处可见的工人们的蓝色外衣，地铁里攒动的人头和冷漠的眼神，新天地里交错的觥筹与混杂的语言，各式优雅豪华的新旧别墅，以及阴暗的弄堂、潮湿脏乱的共用卫生间和厨房。所有这些城市的贫富元素都在这里自然地混合了。当我在上海的同学请我吃那些赤酱重油的上海菜时，他一再给我解释这不是本帮菜，本帮菜更清淡适口。我到他的住处看过，狭窄的楼道上去，是十分局促残破的小房间，却必须支付每月一千元的租金。他自豪地告诉我，这边是浦西的黄金地段啊，浦东虽然便宜但上海人都不愿意住那边。我可以理解他作为上海人的自我优越感，但却无法接受在普遍的生活重压下仍然自我陶醉的井底之见，他对其他城市的轻视根本不需要理由。

有一个周末，我曾经站在上海的街头，看人群汹涌地从身边流过。我这小城市里来的人真的是有些吃惊，我仿佛可以听到这座城市因为负载这么多的人流而喘息着。当突然下起大雨时，整个市区的交通都瘫痪了，满街的车子摩肩接踵地挪着，喇叭按得震天响。在半夜里，我也常常被这样的喇叭声惊醒，在我们那个城市早已禁鸣很多年了。而且我常常被这里不高的服务水平惹得生气，我也试过在下班高峰时去挤公共汽车，几乎全部以最后打的告终。如果我是游人，我或许只会看看外滩和陆家嘴的摩天大楼，但我突然有兴趣去更深地了解它。当我离开时，我在这座城市感到一种狂躁的气息，我因此感到十分疲劳，同时也知道了自己只能呆在小城市里。

从上海回来已是晚上，雷来敲我的房门，说看到我家的灯亮了。他给我煮方便面时，我累得歪在沙发上不想起来。当热腾腾的鸡蛋面端上来时，我忽然觉得十分感动。我兴致勃勃和他谈起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他不太专心地听着。后来他告诉我，我们庭的审判员王因为涉嫌受贿而被检察院正式立案了。我非常震惊。对于我来说，王是一位和蔼的大叔，因为一进法院我就是他的书记员，他可以说是我的师傅了，他对我的帮助我从来感激。雷并不很了解具体案情，只是知道已经被确认的数额有两万，这已经够关上几年了。

我去上班的时候果然没有看到王，我问同事们关于他的事，大家都直叹气。过了几天，王到院里来。四十岁出头的人，却突然变得十分苍老，他客气地和同事们打着招呼，匆匆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就走了。我不知道如何与他对话。后来王被判了三年徒刑，没有缓刑。这件案子不止牵涉他一个人，中院的一个法官和银行的一个处长也同时被指控，而咬出他们来的是一名和他们相熟的律师。为此全院又开了一次廉洁自律的思想会议，院长并没有过多地谈论王的事情。我听说王并不是胆大之人，收到的贿款他都整整齐齐的藏在家中，到案发时一分钱也没动。有人因此说他笨得可以，我却觉得有些难过。为了那几万元钱，王的人生已经被拦腰切断了。

那个春天于是变得特别寒冷。本来很爱睡懒觉的我却在每天凌晨醒来，在阳光还未刺破薄雾的时候就已经走在上班的路上。那潮湿的空气沾满我的发梢，裸露的耳朵一摸总是冻得冰冷冰冷的。我开始喝咖啡，虽然只是速溶的，但却一天可以喝几杯，雷为此劝我要小心胃。爸爸妈妈已经开始关心我的单身问题，对他们来说，我即使还不想结婚，也应该有个稳定的男朋友了。自从杨结婚以后，我发现身边未婚的同学越来越少。男生们有些都抱上儿子了，我们这些女生就显得越发是老姑娘了。

可是日子过得这样快，我虽然有时觉得孤单，却心情平静地不起一点涟漪。自从丁常常向我抱怨她的男友早出晚归后，我对现代的爱情方式提不起一点劲来。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雷的若即若离。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关系维持下去会变成什么，可能还没有绽放激情就淡成友情了。我不了解他的想法，他似乎很关心，又似乎很愿意与我保持距离。我现在习惯了他的偶尔出现，有时仍会想念他，但没有了惴惴不安的激动和费尽心思的揣测。丁气急败坏地搬到我的住处后，雷来得更少了。

丁的那位行政主管四处寻欢的事迹败露以后，他彬彬有礼地向丁提出分手。丁已经辞掉了工作，因为恼羞成怒而窝在房间里几天不出。她会在半夜点一支蜡烛，穿着白色的睡袍，幽幽地坐在窗前。我第一次看到那情景，差点给她吓个半死。我不理她，任她终日"表演失恋"。一开始我让她吃饭，她总以怨妇的眼神看看我，再摇摇头。饿了两天后，她就受不了了。那天我下班回家，看她一个人坐在地上，抱着肯德基的全家餐正在啃最后一个鸡翅。我很喜欢丁这种没心没肺的个性。半个月后她找到了租处，并开始在一家外资银行上班。当她再次光鲜亮丽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丁的交际广泛，我又与陈取得了联系。陈在我的生活中本来已经销声匿迹了许久，我也很少再想起他。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十分惊讶，他向丁要的我的号码，说他有个朋友有些事想向我咨询一下。他介绍来的朋友正是我曾见过的在出版社工作的蒋。那个清瘦的姑娘坐在我的面前，很少抬眼，她慢慢地喝着茶，长时间的思考着。蒋告诉我，她们出版社的副总编，一个好色的欧吉桑，常常乱摸她的手，有时甚至掐她的屁股，她忍了很久，但现在想告他，但该怎么告呢。蒋有些雀斑的小脸涨得通红，再三斟酌着她的语句。她说，这个副总编对去他们出版社请求出版的年青女作者们都常常非礼，大家为了出版都只有隐忍。我告诉蒋这是性骚扰，她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作为女人，我提醒她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此事公开，作为未婚的女孩，她将面对巨大的压力，唾沫星子会淹死人。蒋告诉我她在此案后将离开这个城市，所以她已不畏惧面对羞辱。

已经谈及了这么敏感的问题，我们彼此觉得十分亲切。后来我们讲起了陈。果然，蒋曾经希望能与陈成为恋人。但是不行，她低垂着眼睑说，陈是因为导师著作的出版之事而认识她的，陈一直对她很好，她也以为这种好有着特别的含意。但是后来陈发现她在出版社不但没有任何权力，而且性格相当懦弱时，就疏远了与她的关系。我很奇怪的是，为什么蒋知道陈有利用她的意思，却并无半点怨恨，仍然十分信任和依赖他，她一定将性骚扰的事告诉了陈。蒋叹了口气说，陈是她不可企及的男人，她早就预感到这样的结果，但应该说从头至尾陈并没有欺骗她，这就足够了。这就足够了吗？我深为触动。

后来蒋离开这个城市时，我和陈都去送她，她在这里并没有什么朋友。陈告诉我，他对蒋并非没有一点感情，这么多年，由于她的依赖，陈常常感到充实。但是对陈来说，蒋的过分依赖让他对未来没有信心，他不愿意因为这样的恋人而让生活变得很累。他需要时间和空间去展开他还没有开启的人生蓝图。一直在读书的陈，就像不断鼓张的风帆，充满了蓄势待发的傲气。我很佩服这样的勇气与理想，但我并不苟同男人们对爱情如此理性的处理方式，陈是这样，杜是这样，雷也是这样。陈说过一句话，让我对自己十分疑惑。他认为我这样的女孩是现代男人的理想伴侣，有着独立的思想与务实的态度。但我并不认为我具有那样的优点，而且至今并没有哪个男人愿意选择我为终生伴侣。

当我对自己的爱情生活沮丧不已时，丁已经开始了一种崭新的尝试。她去参加了八分钟约会的活动。也就是几对男女由主持人摆弄着，每八分钟换一个人交谈，然后确定自己的心宜对象继续交往。真是超级无聊的爱情游戏，不过丁却兴致勃勃。她和我描述了约会的每一个细节，并夸张地模仿着那些参加约会的男人们的特点。一星期后她欣喜若狂地跑来告诉我有三个人选中了她，我随手给她泼了一桶冷水，参加这种游戏的能有好男人吗。她居然也叹气说，这个岁数了，好男人都被抢光了，只能作次优选择。她突然提到雷，令我措不及防。丁认真地告诉我，雷算是男人中的上佳品类，不过由于过分随和平易的个性，很能招蜂惹蝶。这丫头看男人还是有一套的。

我也常常有这样的疑问，对于雷来说，我到底算什么呢？雷从来没有问起我的生日，所以我生日的那天只有丁打来了电话，丁正在和新的对象约会，说晚点才会来看我。我一个人坐在家里，这时才发现自己的生活真的很单调。我想起刚毕业时，同学们常常联系，周末扎堆地吃饭。前些年法院财政宽松的时候，庭里也常组织活动，同事们一起去郊游、打保龄球或聚餐。但现在这样的集体活动越来越少了。我总是觉得失落，周末在网上打牌有时一打就是一天，也不是觉着好玩，只是生活无可排遣而已。我也很少买衣服，因为上班总是穿制服，周末又常常在家不见人。

那天我没有给自己买生日蛋糕，也没有吃晚饭。我在脸上蒙上面膜，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发呆。我也觉得自己这样不行，这种狭窄的生活方式，只怕真的到三十岁也嫁不出去。电视里每个台都在热播各种各样的电视剧，而公安检察官法官律师正在成为电视剧里的主角，可能这是十分时尚的职业吧。但我很少能看得下去此类片子，它们所歪曲的正是我的工作与生活，叫人如何下咽。我宁愿看无厘头的古装片，反正假得彻底点，不会拿腔拿调。雷在外面敲门时，我一开始并没听到，后来他叫我的名字，我也没有应声。我大睁着眼睛，面膜在脸上早已干得拉紧了肌肤。我一动不动地看着天花板，耳边是电视嘈杂的声响。

丁来的时候，带来了蛋糕，说是敲诈她的新男友的。我很爱吃冰淇淋奶油，但却因为身材有些胖起来而开始忌口，不过那晚我还是吃了很多。丁劝我应当走出这个自我的世界。我苦笑了一下，说，走出去，去那种八分钟约会的场合啊，我可不行，我是法官，要注意形象，被人发现可怎么办。丁开始嘲笑我的法官袍，说我穿起来像判官，只见脑袋，不见身体。我对那件不中不洋的法官袍也确实没好感。在报纸上，我还看到很多学者在探讨是否应当将审判席做得比原告席和被告席要高一个台阶。这真是画虎只画皮的做法，如果要保持法官的威信，就不要在门口挂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幅，也不要让当事人每天都能进入我们的办公室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去过我们院的执行庭，十几条汉子要承担两千件的执行案，大多数又确实很难执行。但当事人才不管这一点，他们每天来找法官催着法官，于是执行庭不大的办公室每天都像菜市场，当事人的声音大，法官的声音要比他们更大。执行庭的法官们烟抽得厉害，粗话挺多，有时喉咙都喊哑了，真是可怜死了。

⑵ 深秋,薄念,花不语,风却懂,有些人来了去了,有些人近了远了

些话语带着诗意，非常美妙，生动，把人世间的情感描写的太深刻了。

⑶ 陈寻为什么要抛弃方茴沈哓棠真的有那么好吗

我认为《匆匆那年》中的陈寻其实并不爱沈晓棠，他对沈晓棠应该是一时冲动而已。至于陈寻为何会抛弃方茴，主要是因为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陈寻和方茴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第二、陈寻和方茴的爱情太过理想化；第三、陈寻和方茴缺乏沟通。

最后，陈寻之所以会抛弃方茴，也是因为他并不知道方茴在自己身上付出了多少，方茴把自己全部都交给了陈寻，方茴为了陈寻可以做很多牺牲自己的事情，但是陈寻并不知道，所以陈寻会觉得方茴的所作所为有些过激了，也会觉得方茴对自己的爱实在是太压迫了，所以当陈寻遇到了能带给他快乐又不束缚他的沈晓棠后，他便选择了沈晓棠。

⑷ 想知道中国出席京东大审判的法官梅汝傲的信息

是：梅汝敖，不是骄傲的“傲”。

梅汝璈，1904年生，江西省南昌人。

1926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1946年3月，由美、中、英、法、苏、加、新、荷、印、菲等十国法官参加的设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至 1948年 11月共进行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而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就是曾任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的梅汝敖。

在梅汝璈去世的10年前，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B]“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B]

2003年春，我们意外发现一本关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记，日记的主人是全程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这本从未公开过的日记描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审判，那些鲜为人知的法庭故事和那些台前幕后错综复杂的激烈争斗……

一个中国法官的心路历程，为我们展开了那段岁月无法湮没的历史记忆。

逮捕日本战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随即，美军第8军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要求立刻逮捕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名甲级战犯。当30多名美国宪兵包围东条英机的住所时，屋里传出一声枪声。不过，由于东条英机是左撇子，他自杀时没打到心脏。

美军宪兵立即把东条英机送到医院抢救，美国士兵还主动献血。因为作为恶果仅存的世界三大元凶(另两人为已死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一，他必须活着接受公开审判。

此时，日本统治集团人人自危，最紧张的是日本天皇裕仁。因为国际上认为裕仁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必须严惩。要不要把裕仁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成了摆在同盟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盟军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天皇裕仁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双方对会谈始终讳莫如深，30年后的裕仁说：“当时与麦克阿瑟将军有君子协定，永不透露。”不过出于战后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美国政府表示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裕仁逃过被逮捕的命运。

3个月中，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4批逮捕令，逮捕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为甲级战犯，关到东京最大监狱巢鸭监狱候审。

远东军事法庭

1945年12月16日，苏、美、英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组成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和菲律宾11个国家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以下三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美国人约瑟夫·季南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

1946年1月28日，盟军总部公布了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国法官名单，中国法官梅汝璈位列其中。1946年2月7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认定的11名战犯的名单。位列第一的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第二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但当时国民政府并不知道他已自杀；第三个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单内。

然而，由于日本投降后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侵略证据，中国检察官带来的除战犯名单外，没有更多证据。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犯罪，将是整个东京审判中的重头戏，缺少足够的证据，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工作人员多次前往中国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

1946年春，国际检察局开始撰写起诉书。经过争议，1928年1月1日，即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皇姑屯事件”发生日，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

1946年4月29日，季南正式向法庭递交起诉书。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28名被告手中，丧钟即将为倒行逆施者敲响。

法官座次争执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前一天，进行了最后一次隆重彩排。彩排中，一场尖锐冲突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冲突由法官们的座次安排引发。

法官的席位原本应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美、中、英、苏……但庭长卫勃却想让和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中国法官梅汝璈坚持主张按日本投降书签字次序排座次。

法官们争执不下，卫勃始终没有表态。直到开庭前的一天，终于摊牌了。庭长卫勃宣布说：“排列次序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加拿大……卫勃还补充道：“这是经盟军最高统帅部同意的。”

梅汝璈表示：“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她应有的席位竟会降低到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气愤地脱下法袍。

看到梅汝璈已经准备离开，卫勃急忙拦住他，表示和其他人再商议。很快，卫勃回来了，他表示照原来的安排彩排，正式开庭的安排再讨论。对此，梅汝璈表示坚决拒绝。当再去商量的卫勃第3次来到梅汝敖面前时，他盯着梅汝璈说：“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大川装疯逃脱

1946年5月3日上午8点42分，押送日本战犯的车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在《朝日新闻》记者眼里，“这群战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

卫勃读完开庭词，首席检察官季南开始宣读起诉书。一个日本记者对开庭第一天曾作过比喻：“每一幕都恰似观看莎士比亚的名剧！”

在季南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法庭突然出事了：坐在被告席最上面的大川周明突然朝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秃头就是一巴掌。表情僵硬的东条苦笑了一下。而这之前，大川周明已打过东条一巴掌了。

大川周明在日本投降后据说受了刺激，开庭前，他的辩护律师曾请求对他做精神鉴定，但被驳回。

当庭长下令把大川周明带出法庭时，他一边挣扎一边高喊：“我要杀死东条！”

第二天，法庭准许大川周明退庭去进行精神鉴定，医学专家最后认定他患有精神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被释放。奇怪的是，他的疯病居然好了，从此逍遥法外。

据说，他在临死前向记者透露：“我是装的。”梅汝璈对他曾这样评述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审判风波再起

5月6日，当法庭准备进行“认罪传讯”时，辩护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突然以庭长卫勃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战争行为为由要他回避。这是日本战犯辩护团早有预谋的蓄意攻击，法庭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卫勃宣布休庭，然后火冒三丈地离开法庭。法官们经过开会裁决，卫勃重新回到庭长座位。清濑一郎发起的攻击被暂时挫败了。

开庭以来，日本观众席上每天都座无虚席，法庭旁听券的黑市价格曾卖到800日元一张，当时日本人的月薪也就500日元。

“认罪传讯”是指被告必须回答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的罪行是否承认有罪。如果承认有罪则直接量刑；否则法庭就开始审判。在法庭上，所有战犯都声明自己无罪。

随后，被告辩护团再次发难。辩护团认为，在1946年以前，国际法中根本没有破坏和平罪这一说法。并怀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否有资格和权力对日本战犯所犯下的破坏和平罪等三大罪行进行审判。

5月17日，辩护方面的观点和动议被法庭全面否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序幕就此结束。

揭开9·18真相

1946年6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大戏正式登场。

法庭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是满洲阶段，这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而对第一个阴谋侵略事件“皇姑屯爆炸案”，被告和辩护团试图把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

1946年7月5日，一个神秘证人突然出现了，他就是原日本陆军中将、1942年退出现役的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他作证说，张作霖之死，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进行这场爆炸的是当时从朝鲜来到沈阳的京城工兵第二十连队的部分官兵，共用了200个方形炸弹。

田中隆吉的证言极具杀伤力。随后，他就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等继续作证，并当庭指认了主谋。“九·一八事变”发生真相也随之揭开。

1931年9月18日，当时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板垣征四郎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共同合谋，制造了柳条沟南满铁路爆炸案。爆炸发生后，关东军趁机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把东三省从中国剥离出去，他们推出了已被废黜的清帝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出庭作证

8月，国际检察局亮出一张王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再也没有比溥仪更有力的人选了。溥仪对日本人又怕又恨，他既是中国最后王朝覆灭的见证者，又是日本军国主义手中玩弄的傀儡。

当季南问溥仪是如何去东北的，溥仪小心地说，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胁。当溥仪谈到与关东军上校参谋板垣征四郎会面时，他说日本人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但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因此他拒绝了。同时，他指认了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当时板垣征四郎气得脸部抖动不止。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问到当伪满洲国皇帝是否有个人行动自由时，溥仪十分恼怒：“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

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的妻子谭玉龄时，情绪开始失控，使劲用手拍打证人台。在谈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再次情绪失控，“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

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指责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宗时，溥仪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

被告的辩护人陆续对溥仪进行激烈盘问，试图证明溥仪在说谎。溥仪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威胁与恐吓，完成了他的作证。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不见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但唇枪舌剑一样夹带着毫不留情的攻击与抵抗。一旦中国检察方对日本战犯的指控被推翻，或者法庭裁决提供的证据不成立，那么，伸张正义的审判就有可能落空，后果不堪设想。

艰难寻找证据

审判中，一些极其重要的战犯轻易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特别是日军七三一部队就被人为地掩盖了。掩盖者正是美国，美国军方以不指控“七三一”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为条件，要他交出试验结果。

但日本在中国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和侵华急先锋板垣征四郎是绝对不能放过的。

日本政府为掩盖罪行，在投降前后销毁了大量秘密档案和文件，寻找证据十分困难。中国检察官倪徵燠等人于是前往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从字里行间发掘罪行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形容。

舌战侵华元凶

9月16日，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的土肥原开始个人辩护阶段。

在法庭上，土肥原显得十分紧张。他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主持奉天特务机关时的新闻课长爱泽成。爱泽成说，土肥原无其他秘密活动。

中国检察官倪徵燠拿出《奉天特务机关报》等物证，证明土肥原在1935年曾想组织“华北五省自治”事件，爱泽成哑口无言。

另一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土肥原将溥仪装入箱内，用汽车运到塘沽，又用船载到大连。桑岛劝阻未果，向外务大臣拍了电报。但他作证却说这些都是流言。倪徵燠立刻向法庭出示电报，桑岛目瞪口呆。

但是，狡猾的土肥原一直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

智斗侵华先锋

接下来中国检察官面对的，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的日本陆军上将板垣征

四郎。1931年，板垣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1938年，板垣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

1947年10月9日是极其精彩的一天。板垣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想说明“满洲国”根据“民意”成立；七七事变后，他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倪徵燠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面对大量铁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

倪徵燠没忘记土肥原。他问板垣：当年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古独立、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的，是不是就是土肥原？板垣不得不点头。

由倪徵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持续了10天，他的高超智慧、沉稳气度和辩论技巧征服了所有人，日本战犯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

最后，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南京屠杀真相

在审判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幕发生在对“南京大屠杀”审理的时刻。

1946年9月，为弄清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法庭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目击了南京大屠杀，从12月13日开始，在六七个星期里日军一直在屠杀中国人。

3个死里逃生的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也出庭作证。难民尚德义在下关与其他1000人被机关枪扫射，死里逃生。商人伍长德作证，日军用4挺重机枪向手无寸铁的2000名难民扫射，他幸免一死，但接着又被日军刺刀乱捅、煤油焚烧，伍长德滚入护城河，侥幸逃脱。难民陈福宝被抓，日本兵让他们摔跤，输了的就被刺刀捅死。

幸存者的证词给所有在场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更为难得的是，法庭得到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段105分钟的历史胶片记录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令世界震惊。拍摄者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基。对影像内容，日本记者连用三个“惨”形容：“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作证文件，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电报说：“犯罪的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惨剧震惊世界

法庭内外的人们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军会如此没有人性？

研究者认为，在1937年的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军队感到吃惊。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下达命令：“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鼓励部下变成失去人性的恶魔。

南京陷落的第4天，松井石根进入尸陈遍地、到处是纵火痕迹的南京城。而在审讯中，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为他开脱，试图证明被告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好人”。其辩护律师甚至要求把结论性的言词从庭审笔录中删去。季南起身大声驳斥：“这个事件就是被称之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删去！”

松井石根极力为自己开脱，说他派了宪兵维持秩序，而事实证明，仅有17人的宪兵队也加入了暴行的行列。后来，松井石根在巢鸭监狱曾向僧人花山信胜忏悔：“南京事件，可耻之极。”

法庭最终对南京大屠杀做了如下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六个星期内，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是一个十分保守的数字，实际在南京遭日军屠杀的中国军民为30多万人。

1947年4月26日，最先攻入南京制造屠杀惨案的第6师团指挥官谷寿夫在南京执行枪决。1948年1月28日，中国军事法庭对在南京各屠杀中国100余名平民的向井敏明、野田岩判处死刑。1948年11月，松井石根被判有罪。

二战罪魁东条

随着太平洋阶段审理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头子、战争元凶东条英机被推向前台。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死，东条英机成为这次大战中仅存的最高责任者，也是惟一能说明挑起战争真相的人。

1947年12月26日，法庭开始审理东条英机。日俄战争爆发后，东条随日军第15师团侵入中国东北，1928年任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课长。他和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参加日军秘密法西斯组织“一夕会”。

26日，东条的辩护人清濑一郎作开头陈述，他完全否定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气焰十分嚣张。接着，东条开始朗读长达220页的口供书，为自己和日本军国主义辩护。

1947年的最后一天，首席检察官季南反驳盘问开始了。

季南把重点引向日本和美国在开战前的谈判上。日本人为和美国人周旋，制定了两套谈判方案：甲案和乙案。《甲案》主要内容是：日军有条件地从中国华南地区撤军，但至少25年内不会从中国华北、内蒙古以及海南岛撤军；日本坚持履行三国同盟条约。《乙案》作为替代方案，只允诺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实行武力扩张。

11月7日，日本大使向美国递交甲案。1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式拒绝甲案。6天后，日本递交乙案，同样遭美国拒绝。但为取得偷袭的最佳效果，谈判仍旧继续进行。

东条袒护裕仁

在法庭上，东条英机极力想摆脱他下令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但他11月5日发出的电报等铁证证明东条正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

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布列尼克认为，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并非偷袭”。对此检察官进行反击：日本向美国递交最后通牒电报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一个小时20分钟以后。而且，偷袭后日本才播发了天皇裕仁的宣战诏书。

人们疑惑的是，东条有这么大的力量发动战争吗？他背后的支持者是谁？1月7日，卫勃亲自讯问东条。他问道：是谁最后就开战问题向天皇进言的？除了你还有谁？东条说出两个人，但均是死无对证。然而，卫勃讯问东条的第二天，便正式宣布法庭对日本天皇裕仁不起诉。至于上一晚发生了什么，迄今仍是个谜。

东条英机一直不惜一切代价掩护天皇，这也是战后日本政府一开始就确定的最高辩护方针。

1948年1月7日，法庭最终认定，被告东条是战争主谋之一。

严惩战争罪犯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开头这样写着：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和根源。

判决书一共宣读了7天……

而此前各国法官之间的争论也达到高潮。庭长卫勃主张把所有被告流放到荒岛上；美国法官同意死刑，但注意力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犯身上；印度法官主张全体被告无罪……中国法官梅汝璈则坚决要求严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

经过斗争，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6票比5票的微弱优势判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绞刑，另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

然而，风波再起。7名被告的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释放被告。12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接受上诉。消息传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反对之声铺天盖地。面对国际压力，1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日本战犯的上诉申请。

丧钟在1948年圣诞前夕，终于为战犯鸣响，7名战犯被处决。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进行中，南京、上海、马尼拉等地也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受审战犯共5416人，其中937名战犯被处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