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经济保障
㈠ 法官终身责任制的履行保障有哪些
如果是指狭义的法,则无法可依;如果是指广义的法,则中央有要求。
一、2013年,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
意见就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 法官案件责任终身制顾名思义,就是法官对自己审理案件的质量终身负责,出现问题后不能因为时间、岗位和职务变化而免责。
其实在中央政法委对法官案件责任终身制提出明确要求前,法官案件责任终身制在一些法院颇具雏形,如2008年云南省高院出台的《关于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实施细则》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颁布实施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中规定案件责任终身制适用于各自省属范围内的法院系统。
二、没有法官的独立审判制,责任制就是一句空话。
目前的现状是:法官若独立办案,很可能被调离职位。
法官独立办案的前提是法院独立审判。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即便法官可以终身,总涉及升迁调岗加薪等很多具体问题,法院对法官显然还是有很大的左右能力。而法院的财务人事都由地方决定,所以,要实现法官独立办案,单纯围绕法官职位考虑显然不够,需要在更广、更高的层面整体设计才行。
现实中,法官难以独立公正办案原因很多,有权力的不当干预,有人情金钱的滋扰,也有法官自身法律和业务素养不足的问题。法官终身制表面上可以解决一些权力不当干扰的问题,但并不能解决其他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整个权力结构没有变化,即便实行法官终身制,一些部门和官员仍然可以影响甚至主导法官办案。
我国属大陆法系国家,大陆法系中多数国家并没有终身制一说。法官终身制最典型的如英美法系的美国,大法官由总统任命,均终身任职,但其他法官也不是终身制。其实,终不终身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法治状况。一个法治走入正轨的国家,法官只会依法办案,否则必受制裁。法治之下,即便不是终身制,法官也有充分的安全感,因为只要依法办案就是安全的;同时法官又会有压力感,因为违法办案无异于走钢丝。反过来看,如果法治不彰,制度形同儿戏,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法官终身制反倒会有害。所以,法官终身制对于独立办案,既治不了本也治不了标。一点一滴地推进法治建设,才是有意义的。
㈡ 根据法官法,我国法官应该履行的义务有哪些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第七条 法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
(三)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四)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五)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
(六)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
(七)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
【释义】 本条是关于法官应当履行哪些义务的规定。
人民法院的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但应当依法履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还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相应的义务。根据本条的规定,法官主要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的制定依据。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障。宪法赋予了人民法院审判权,作为行使审判权的法官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原则,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官是国家司法权的具体运作者,是执法者,法官的这一特殊身份要求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审判活动,依法办案,不能违背宪法和法律,随意作出判决。因此,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法官履行职责的首要义务。
(二)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必须在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才能定案,这里的“事实”必须是法官以客观存在的、经过调查属实、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为依据,而不是靠主观想象、推测,甚至有所怀疑的所谓的“事实”。如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仅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这是以事实为依据,不轻信口供的一个重要的规定。以法律为准绳,是指法官必须以法律为标准,要求法官断案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以法律的规定作为定案的依据,不偏不倚。既要严格按照实体法办案,也要严格遵守程序法的规定。这里所说的“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是要求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必须是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谋取私利,或者出于本地区,或者某个部门的局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或者部门保护主义去办理案件,更不得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徇私利、徇私情,以权谋私,这是对法官职业素质最基本的要求,由于法官行使的是国家司法权,其权利的运用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执法的统一,关系到司法的公正和法律的尊严,法官要通过审判权的行使,体现社会正义,体现法律的严肃,要通过审判权的行使,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要通过审判权的行使,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所以秉公办事对维护法律的尊严尤其重要。为了防止司法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刑法在渎职罪中明确规定了徇私枉法罪和枉法裁判罪,即对于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这里的“诉讼参与人”是广义的,既包括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诉讼参与人”,即主要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也包括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诉讼参加人”,即主要指当事人、诉讼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在不同的诉讼、不同的诉讼阶段,诉讼参与人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贯穿整个诉讼过程的始终,如被告人的辩护权、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证人的出庭作证权、当事人的上诉权、反诉权等。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是审判活动正常进行和保障公正审判的前提,是法官在审判案件过程中必须遵循的。
(四)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法官行使国家的审判权,是代表国家对案件进行审判,因此,必须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同时,法官还代表国家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正当的合法权益。这里的自然人包括我国公民,也包括外国公民;法人包括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等;其他组织包括没有取得法人资格的联营、企业或者事业单位的分支机构等。
(五)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这是对法官自身素质的要求。由于法官在案件的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掌握案件的裁判权,因此,必须清正廉洁,不贪赃枉法,忠于职守,并且严格遵守审判纪律,恪守作为一名法官所应当具备的职业道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案件在公正的情况下审理。新的法官法在本项中增加了“恪守职业道德”的内容。主要是考虑法官不但要廉洁奉公,还要恪守作为法律工作者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六)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法官在审判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严格保守国家秘密是一名法官必须具备的素质。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根据法律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知悉的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也应当严格按照审判纪律,不得随意散播。另外,法官还应当保守审判工作秘密,对于审理案件形成的内部意见,内部材料和不应当透露的其他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材料,一律不得泄露。
(七)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这里“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包含以下内容:第一,依照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受其监督并向其报告工作,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要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在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人民法院进行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中也会涉及到某些法官;第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要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对于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有违背法律的地方,人民检察院有权提出纠正意见,进行法律监督;第三,法官的审判活动还要受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组织的监督,对于人民法院审判活动违背法律规定,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组织有权提出意见;第四,法官的审判活动还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归根结底是人民赋予的,因此,其公正审判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也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广泛监督。应当注意的是,上述监督不是代替法官办案,发现法官有违反法律的地方,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监督意见。
㈢ 如何实现司法的公开公正
您好,
一、树立司法公正的追求意识
“心不清则无以见道,志不确则无以立功。” 作为法官,树立司法公正的意识不难,难的是把司法公正作为毕生的追求。为此,法官要具有崇高的职业理想,把司法公正作为信仰来追求,内化于心,化外于行。(1)法官要以奉法为魂。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线,也是法官最高的价值追求。对法官来说,司法不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为之献身的事业,只有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对法律始终保持忠诚敬畏之心,才能做到恪守公平,秉持正义。(2)法官要以担当为荣。法官承载着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使命,不可避免成为利益冲突的焦点,这就要求法官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只有树立惩恶扬善、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才能做到信念坚定、执法为民、勇于担当、清正廉洁。(3)法官要以守正为本。“君子独处守正,不桡众枉。”法官只有坚守职业良知,才能在实现司法公正的追求中,不役于外物,不困于心。公平正义的形象需要优良作风来支撑,这要求法官把树立司法公正的追求意识与司法作风建设统一起来,自觉加强司法职业精神的锻造、司法礼仪的培训、道德操守的养成和日常行为的规范。
二、了解社会公众的司法需求
“公正自在人心。”衡量司法公正的标准,既要看裁判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更要看裁判是否符合公众的司法需求。司法权的人民性源自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观,司法只有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需求才是公正的,法官要在司法为民的实践中实现司法公正。(1)贯彻为民宗旨。在社会主义中国,忠诚于法律与忠诚于人民具有高度一致性。公正司法必须以体现为民要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法院要开门纳谏,深入群众搞好调查研究,积极回应群众的期望和需求。司法工作要反映群众声音,做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2)服务社会民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服务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司法工作的重要职责。随着改革深入和社会发展,对民生领域的司法需求,法院要及时跟进,保障到位。(3)关注特定群体。增强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很重要的是契合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每起案件背后都反映了特定群体的司法需求,如农民工讨薪纠纷、房屋拆迁纠纷等。司法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实现实质公平正义。
三、把握法律公正的精神内核
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也是法律的精神内核和立法的伦理基础。法律不可能为所有社会关系量身定做,不可能预见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形,这就要求法官要深刻把握法律公正的精神内核,正确适用法律。(1)准确理解法律精神。在马克思看来,法是“人的行为本身的内在的生命规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人们服从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法律精神是本质的、鲜活的、抽象的、前瞻的,但法条是表面的、刻板的、具体的、滞后的。法官要善于抓住本质,领悟立法本意,将法律精神活用到个案中,使裁判富有生命力。(2)体现主流道德观念。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与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定意义上讲,广泛的民意体现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普遍道德诉求。司法裁判要坚持法律评价和道德评价相结合,尊重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普遍认知和共同感受。(3)自觉融入社会生活。法律规则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法官要从社会生活中探究法律规则的本源,了解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与规则习惯,善于总结和运用群众公认的常识与经验,努力使司法过程和处理结果在法定范围内贴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
四、具备卓越的司法操作能力
司法的本质是经验,正如美国法学家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司法作为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要求法官具备卓越的司法能力,司法能力的形成离不开经验的积累。(1)司法实践经验。对规律的认识,要经历从特殊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经历越多,对规律的理解才越深刻,运用才越自觉。只有经过司法实践锤炼,才能准确把握审判规律,更好指导办案实践。(2)社会生活经验。法官首先是社会人,其次才是法律人,只有具备丰富的生活阅历,才能感同身受作出公正裁判。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不可逾越,不可复制,法官的成长背景、情感认知、个人偏好,都会影响对法律关系的判断,甚至同一法官在不同时期处理近似案件,结果也不尽相同。(3)专门工作经验。随着审判专业化要求的提升,法官的专门工作经验已成为司法能力的重要来源。比如,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有必要从政府相关部门法律专家、长期从事知识产权研究的学者、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律师中遴选法官,提高案件审理的公信力。
五、科学的程序制度设计
诉讼程序是司法活动的基本载体和外在表现,是人们感受司法公正的主要途径。构建科学的程序制度,包含三个关键词:(1)公开。司法活动要让群众看得见、听得懂、信得过。虽然结果公正,但程序公开不够,群众也会认为存在“暗箱操作”,产生合理怀疑。抓阄是群众议事决断的常用方式,因操作简单,公开透明,人们对结果信服接受。司法活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不可能像抓阄那样随意,但公开透明的程序设计理念是相同的。(2)民主。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司法民主的体现,是人民行使司法权的有效途径。当前,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优越性,就是要贯彻党的司法群众路线,通过程序安排拓宽群众参与司法的渠道,保证群众在司法活动中的话语权,进而提升司法公信力。(3)对等。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举证责任分配要坚持对等原则,确保法官恪守中立,裁判不偏不倚。
六、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
加强法院内部监督,要重点完善三项制度:(1)合议庭、审委会制度。要充分保证审委会委员、合议庭成员能够独立发表意见,敢讲真话、讲实话,真正发挥集体把关作用。完善审委会讨论案件工作机制,让审委会委员走到前台,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以组成大合议庭直接审理。(2)审级制度。要强化审级独立负责,提高一审、二审质量。进一步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上级法院要履行监督指导职责,改进监督指导方式,通过诉讼程序和案例指导,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3)回避制度。个别法官与当事人、律师不正当交往,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对此,除依照诉讼法实行诉讼回避外,要严格落实法官任职回避和交流制度,规范接待制度,保持法官与律师、当事人的正当关系,消除一切可能影响公正司法的情形,维护法院和法官的公正形象。
七、健全的纠错问责机制
执法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健全的纠错问责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冤假错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高效的纠错机制。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案件,被告人上诉或检察院抗诉,二审法院不得再发回重审。严格落实法律规定,能够有效防止案件多次发回重审“翻烧饼”。要充分发挥审判监督的价值,提高再审效率和质量。(2)科学的防范机制。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将诉讼各环节纳入风险管控,及时预警。落实证据裁判制度,提高收集、采信证据的质量,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切实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3)严格的问责机制。当前,权责不明是司法问责落空的主要原因。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最根本的就是按照权责一致原则,使裁判权回归主审法官、合议庭,在此基础上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运行机制。
八、完善的职业保障机制
法官不是“官”,但需要像“官”一样,建立完善的职业保障机制,保障法官依法履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官职业保障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身份保障。法官是奉献的职业,在法治环境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也是有风险的职业,这种风险更多表现为法官身份的不确定性。身份保障机制不完善,造成法官办案畏首畏尾,考虑法外因素超过法律因素,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我们应积极推进法官管理分类改革,法官身份的取得、职级晋升、社会地位都应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特别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得调离法官岗位。(2)经济保障。要建立起薪酬与付出相适应的经济保障机制,提高法官的收入水平,调动法官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保留骨干,预防腐败。(3)安全保障。近些年,因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不满,报复杀害、殴打法官的案件时有发生。要加大对法官人身、家庭安全的保护力度,为他们公正司法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
九、先进的审判管理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审判管理事关审判质效、公平正义和司法公信力,是人民法院‘三大管理’的核心,是一项具有基础性、关键性和长期性的重要工作。”构建先进的审判管理机制,重点包括三个方面内容:(1)淡化行政管理色彩。明确院庭长等行政领导审判管理职责,主要集中在程序事项审批、审判宏观指导、审判质效监督以及保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等方面,不干预具体案件处理,防止审判管理权的滥用。(2)坚持科学民主管理。服务审判是审判管理的基本定位。构建科学的案件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法官技能考评、审判运行态势分析的审判管理体系。探索建立审判管理委员会,让一线法官参与进来,注重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将审判与管理衔接起来。(3)增加信息技术含量。审判管理,最重要最基础的手段是信息化。只有把审判管理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才能提高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和效率。此外,要重视加强司法统计、质效考核、基础理论研究等管理工作,为司法改革提供准确翔实的基础数据。
十、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
司法公正建设不能闭门进行,必须与国家法治建设其他环节相衔接,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我国法治建设起步比较晚,法律文化传统中还存在许多与法治不相融的成分。构建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体制环境。构建现代司法体制,核心是保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消除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人民法院要建立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审判机关与其他司法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2)社会环境。受几千年“人治”传统影响,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认同度不高,“信访不信法”、“信权不信法”的现象仍然突出。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加强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建设,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推动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㈣ 如何保障执行法官人身安全的意义
近日微信朋友圈和网络媒体被一个消息刷屏,2016年9月8日上午9点45分左右,山东寿光法院两名执行人员到菏泽市曹县某银行查封被执行人账户,办理过程中,30余人冲进银行对二人围攻殴打。警察到达现场后,执行员提出让警察提供保护并送二人去医院的要求被拒绝。警察拒绝要求二人去所谓的“指挥部”见县领导进行汇报,二人拒绝后又被殴打。无奈到达“指挥部”见到了所谓的“韩主席”,并胁迫法院将银行的查封手续拿走。直到下午14时30分左右,两名执行员得以乘车离开。这件事震动最大的是法院群体。也许大家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什么话,心情是沉重的,但是向谁说呢?谁能理解?
法院现有实践中,不可能在诉前保全阶段主动帮原告查遍被告财产。除非有明确的财产信息,账号、房屋地址等,否则不可能主动查,也不可能动用执行查控系统。在财产保全期间就查询当事人的财产信息,也是为了保障执行。执行有多难?去看看执行法官手中人山人海的案子,那一张轻飘飘的强制执行申请书,配上原案文书复印件,凑成几张一卷薄薄的案子,递到执行局,但后面的执行法官要花多少工夫、喊多少话、吵多少架、跑多少路才能把案子执行过来。闹的,哭喊着的在法院执行庭里比比皆是,虽然笔者现在不在执行局,但是前几年的执行法官生涯切身体会到那种痛苦和焦灼,那时就觉得已经够崩溃了,别说有人天天上门找你吵,逼得你再去找别人吵。谁不愿意案结事了高枕无忧,但是可能吗?从案件发生之前,财产就可能转移了,冻结的银行卡都是零,老百姓维权难,好不容易走完诉讼流程,拿到一个结果,执行的时候面临的又可能是毫无希望和遥遥无期的等待。一面是执行难、老百姓维权难,一面是对法院的抵触、不理解、甚至围殴。但是公平不能因此被忽略。作为守护公平的最后一环,不期待能说服任何人,因为规则不在嘴上,但是社会需要确立一个规则,让人们普遍信赖并执行,共用一套规则体系。这是法治。笔者撰写本文旨在从执行法官人身和职业安全保障问题为视角,谈自己一点看法,与各位同仁共研。
一、执行法官人身和职业安全保障问题现状
执行法官人身和职业安全保障是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包含执行法官人身安全保障、任职安全保障等具体内容。当前执行法官面临的人身安全保障、任职安全保障问题有杀害、伤害等直接暴力行为,侵害法官生命健康问题、自伤、自杀等暴力行为,侵害法官职业安全问题、威胁恐吓、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等非暴力行为,侵害法官身心健康问题、法官履职责任追究制度被随意滥用,危及法官职业安全问题。由于范围之广,类型之多,数量之众,难以例举和统计。给法官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了巨大压力,严重影响了法官身心健康。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有无过错,执行法官随时面临着被侵害的危险。再者缺乏救济措施,法执行官时常成为弱势群体。这既是对执行法官身心的伤害。也是对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危害。
二、执行法官人身安全和职业保障问题的表现
针对执行法官的人身安全问题频频出现,不仅损害了法律尊严、毒化了司法环境、激化了社会矛盾,还严重影响了广大执行人员的工作热情,进一步动摇了社会公众对法律威严和社会公正的信仰,从而扭曲和弱化社会的价值观建设体系,付出的社会成本,可谓越来越大。同时执行法官的人身安全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共性问题,我国处于经济、文化、制度等社会领域的成熟和过渡阶段,这一问题的凸显,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负面因素影响,不少当事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法院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部门,经常处在各类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前沿,一些群众很容易把不满情绪转移到执行办案人员身上。特别是少数地方政府在工作中遇到了阻力,要求法院出面处理一些非本职活动时,更加容易引起群众的对立和反感,把抗拒、阻碍执法作为宣泄情绪、发泄不满的一种途径,给个别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个别群众对暴力阻碍干警执行的违法性认识不足,认为骂两句、打几下“算不了什么”;有的群众本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趁机起哄。没有人挺身而出制止不法分子。同时受社会利益调整物化思想严重的影响,一些当事人心态失衡。在社会进入“改革攻坚期、利益调整期、矛盾高发期”阶段,社会保障机制和救济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保护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整体步伐,一些弱势群体表现出心理上的“焦灼感”和“危机感”,一些强势群体表现出行为上的“暴力威胁”和“利益共生”倾向,从而致使相当部分的社会公众滋生“不平衡、不公平、不满意”的心态,对立日益严重,矛盾日益尖锐。而执行过程恰恰是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契合点,也是各种利益和情绪的交汇点,在此情况下,一些当事人为捍卫自身的权益,往往会不自觉地使用过激手段,将不满情绪和吃亏心态的怨气发泄在法官身上。少数败诉的当事人是出于报复和仇视的心理,对执行法官实施人身侵害,制造暴力事件。
(二)舆论导向尚需要引导。媒体不能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而忘却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忽视其对舆论的正确引导作用。不可否认在执行队伍中存在极个别的害群之马,但执行队伍的整体形象在逐步提升,社会公信度在逐步提高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媒体的适时适度介入有利于宣传执行队伍建设新形象,有利于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与此同时普法工作滞后,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法制观念淡薄。多年来突出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社会人的精神关注。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不仅法制观念淡薄,法律知识匮乏,而且严重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对公正司法的要求产生了较为突出的矛盾。少数当事人囿于自己的知识面,往往以自身利益得失来理解法律。在诉讼中,比较多的农民缺乏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一不如意就和法官对着搞,动辄耍横的、动粗的比较常见。执行中,有些人为维护乡邻关系,有时会参与围攻、抗拒执行。还有的当事人认为自己“有关系、有门路”,视法律为儿戏,信“访”而不信法。少数当事人对执行法官的查封决定视若儿戏,随便撕毁,有的甚至千方百计转移、藏匿财产以逃避法定的义务,再加之法律思维与大众的朴素思维存在现实差异。一些当事人特别是受教育水平低的群众,在诉讼过程中觉得自己“有理走遍天下”,不懂得也不重视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和地位,一旦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一致,出现败诉或者法庭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出入较大时,就想当然地以为法官偏袒对方,或者拿了对方的好处,或者对方“上面有人”,在觉得自己有理却又吃亏的心态下,当事人往往会迁怒于执行法官,对法院也心生怨恨,一旦出现合适的时机或者受到外界刺激,就会做出过激的行为。容易酿成围攻和袭警事件的发生。
(三)相关法规制度的缺位,打击不力。从现行的《法官法》和《法官职业道德行为准则》的规定来看,我国对执行法官的从业资格和从业道德要求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但对执行法官的人身权利的保护只在法官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法官的“人身、财产和安全受法律保护”。危害执行法官人身安全行为的惩处措施不足。我国现行刑法专设一章“妨害司法罪”对打击报复证人,扰乱法庭秩序,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行为规定了刑罚处罚,但却无制裁危害执行法官人身安全的行为的相关规定。一些闹得凶的、危害重的、影响大的,往往以“司法拘留”的形式把当事人拘留几天放回收场,刑事扣留、追究刑责的更是鲜见。再加之刑法、治案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中,只对侵害公安民警人身安全的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对侵害执行法官的案件和事件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进行整治处罚。但往往由于有关单位未能较好配合,难以及时对暴力抗法者进行刑事处分,而只能由法院作出司法拘留和罚款处理了事。由于法律的权威性、操作性不强,使得一些人敢于藐视法律,甚至敢于公然与法律对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违法者的嚣张气焰。
(四)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思想严重。一些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特别是乡镇政府从保护本地区经济利益出发,对法院的依法办案进行干预,特别是对外地法院的执行更是横加阻拦。有的表面上支持外地法院执行,实际上偏袒本地当事人,为被执行人逃避履行义务寻找种种理由,甚至以影响稳定为借口,向法院施加压力,制造执行障碍,使外地执行举步维艰。有的对外地法院委托执行的案件敷衍塞责、久拖不执,或者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要求委托法院中止、终结执行。执行中一些有义务协助的部门和被执行人串通一气,刁难执行人员,阻碍法院判决、裁定的执行。
(五)执行法官内部消极保安全的思想比较流行,缺乏对自身安全的警惕性和应急能力。一方面,法院对损害执行法官人身权利行为的危害性和破坏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总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且法院内部对执行法官遭受当事人伤害时如何处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少数法院连应急机制和处置措施都不完备。另一方面,在当事人与法官缠闹时,多数法官是采取消极躲避和息事宁人的方式,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委曲求全,不敢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去制裁违法当事人。再次,部分执行法官还存在防范意识不强和应变能力不高的情况,发现问题没有及时报告和积极应对,致使损害后果扩大。少数当事人正是摸透了“法院怕出事”“法官怕惹事”的心理,动辄恶意上访、无理缠诉、暴力抗法,或采取自杀、自残的方式相威胁,辱骂、殴打甚至加害法官时有恃无恐,无所忌惮。此外,个别法官素质不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法院安全措施不力等也是产生过激行为出现暴力事件的原因。而执行行为简单粗暴,也是诱发暴力抗法的一个重要原因。部分法院重审判、轻执行,甚至故意把素质较差的干警放在执行队伍从事执行工作,这就导致执行队伍的素质先天不足,很难保证执行行为的公正、文明。再加
㈤ 简述什么是法官的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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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律师。承办法官。经济利益勾结。违法办案。错判被告赔款。如何处理
向上级举报,但是如果最高级别的也是他们的人睡我没有办法,你可以申请国际法院。
㈦ 如何从立法上完善司法权威保障机制
法律至上是法治社会的首要原则,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最高权威。而司法权威是法律权威最重要的标志。如果司法权威不能确立起来,那么法律权威也就根本无从谈起。本文从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谈起,分析了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保障司法权威,从立法上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并着重研究了设立藐视法庭罪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 司法权威首先来自“现行法规的确认”,在我国即来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宪法和法律将司法权赋予司法机关,要求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当出现违法事由时,司法机关就应当运用司法权强制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甚至要求违法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司法权实质上是国家强制力的一部分。没有国家赋予司法机关这一国家强制力,司法机关就如同一民间组织,当出现违法事由时,便不能对违法主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也就是说,没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司法机关便无任何权威可言。 我国宪法第126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均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法律条文上看,我国法律规定的审判独立与其他国家关于司法独立的规定并无多大差异。从宪法条文上看,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宪法地位是平等的,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不具有干涉司法的宪法依据。然而在司法的实际运行中,法院与同级行政机关在地位、作用等方面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法院院长在党内的地位要比行政首长低许多,使行政首长与法院院长之间平等的宪法地位得以演变,成了虽无领导之名却有领导之实的事实不平等关系。“现行体制下,法院工作很现实;……法院工作客观上是党委、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此外,我国宪法对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虽有规定,但没有审判独立的保障措施,最明显莫过于缺乏关于司法经费保障的规定。充足的司法经费是实现法院外部独立的物质保障。目前法院的司法经费由地方财政供给,在客观上加剧了地方政府甚至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对法院的控制,不利于法院独立审判。当地政府控制了法院的经费供给,基本上也就控制了法院。司法经费的短缺,迫使法院将司法的独立性和尊言抛在一边,处心积虑地四处“要钱”,这就为外部力量干预司法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司法强制力不够充分。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在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中,长期以来行政权居于主导地位。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检察院依行政区划设置,内部实行行政化管理,人力、物力、财力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和行政机关,对行政的司法监督在立法上被限制在具体行政行为的狭小范围内,客观上造成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司法强制力易被行政强制力所淹没,司法强制力不够充分。 2、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甚至冷漠,司法公信力受到挑战。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打官司难,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和效率失去信心,对司法公信力表示怀疑。“根据有关调查的推算,我国已颁布的法律和法规真正在社会发挥实效的只有近50%,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即使是那些广为人知、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实效的法律法规,其效力也大打折扣。” 在上访案件中,“40%是反映公检法机关问题的”。 3、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有效实现,“执行难”问题突出。当前,人民群众对执行难的反映超过对审判不公的反映,执行难问题在全国各级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基层法院反映尤为突出。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实现;部分败诉的当事人不尊重甚至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无理缠讼;少数行政机关对其涉及行政诉讼成为被告很不理解,有的对败诉更是难以接受,甚至不履行法院的生效裁决;“执行难”仍是困扰法院的一大难题。 4、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被作为公诉机关,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大大弱化。在司法改革实践中,不断有人议论检察机关在司法改革中面临“边缘化”,不断有人质疑检察机关在司法体制中的“法律监督”职能。对检察机关的性质和权力的理解就是,“检察机关是国家的公诉机关,惟一的权力就是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个别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要求说明不立案的理由通知敷衍了事,有的不及时立案或办了立案手续后却以种种理由拖延办案,对检察机关发出的要求补充侦查或追捕、追诉决定不认真执行,有的补充侦查期限到了之后即将案件材料再原样移送检察机关。从而影响法律监督的效果,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威造成损害。 5、暴力抗法,打伤打残致死政法干警,政法干警正当执法权益受到侵犯。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拒不执行,甚至发展到公然暴力抗法,司法权威已荡然无存。作为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的公安民警因执行职务遭受侮辱、殴打、诬告等侵犯民警正当执法权益的案件也屡屡发生,这些暴力抗法,侮辱、殴打、诬告等侵犯政法干警正当履行公务案件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对法官和警察个人的人身侵犯,实质上是对国家权威、法律权威的公然蔑视,是司法权威遭受严重破坏的外在表现。 三、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干扰和无理追究的措施 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干扰和无理追究,必须建构权威的司法体制。权威的司法体制应该是能够有效地抵御外界的干扰,能够自主地依法独立地公正司法,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和信任的这样一种司法体系。建构权威的司法体制必须正确处理司法与执政党的关系、司法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司法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司法与社会传媒的关系。 1、正确处理司法与党领导方式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司法与党执政方式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与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党的领导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矛盾。维护司法权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各级党组织应当将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方式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自觉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维护宪法尊严,推进宪政和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通过提升司法权威来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2、正确处理司法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的方式。一是正确定位司法机关的性质和地位,不能把司法机关当作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二是地方各级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能作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执行的必然依据,应当赋予地方司法机关审查地方法规的有限司法审查权,监督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完整实施。三是严格区分监督司法权的方式与监督行政权的方式,加强和改进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的方式。 3、正确处理司法与行政的关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要正确理解司法权的国家性,明确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各自性质的不同点。司法权主要不是地方性、地域性和行政性的,而是全国统一的整体。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机关,司法权也非“地方的”司法权,整个司法机关体系是统一的国家机关而不是地方各级政权组成的地方机关。二要实行国家对司法的垂直领导,实现司法体制的一体化。在司法机关的设置上,建立一个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区制度,司法机关的人事管理和财政保障等都应超越地方行政区划的限制,切断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之间非必要的联系,在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屏障”,形成必要的距离,真正保证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保障司法权在全国的统一和完整。 4、正确处理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增强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一要加强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以公开促公正司法。“公开审判”是宪法确立的司法原则,通过大众传媒客观公正地报道司法过程,一方面能够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保证司法公正。“只有公开,才能接受群众监督,法官的独立才不至于变为独断专行。” 同时还能够通过大众传媒对司法过程客观公正地报道培养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二要规范传媒对司法的监督,维护司法权威。新闻监督司法活动应符合其内在要求和实际需要,坚持“真实、公正、合法”原则,舆论监督和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而不是恶意的和攻击性的。过多的不当新闻监督,不仅会破坏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损害司法权威乃至国家形象,而且也会降低公众对新闻媒体信任,而新闻监督与司法活动一样都是建立在公正、真实的基础上的,都要靠公众的信任才有生命力。 四、保证上位法对下位法的法律效力的举措 首先要注意从立法技术方面避免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一方面,上位法的制定不宜原则性过于宽泛,弹性不宜过大,立法用语要避免暧昧模糊。另一方面,下位法的制定要以服从上位法为前提,同时要凸显一定的地方特色和立法创新色彩,不能完全照抄照搬上位法。其次,要完善相关的备案审查制度,要在法律法规备案时审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笔者认为,对备案制度不宜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备案不仅仅是一种登记、存档的形式上的备份,还应包括内容上的审查。因此,备案和审查应紧密联系,要附带审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否则备案制度就容易流于形式而无任何实际意义。下位法的备案其实是预防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的一个有效机制。根据《宪法》、《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规章必须报国务院备案。接受备案的机关在必要时可以审查下级立法主体报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督查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此外,要重视法院对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下位法的司法审查,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在解决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维护立法正义的重要防线。司法裁决的权威性、中立性和专业性,决定了法院是审查、判断、选择和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的理想机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力解释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效力虽然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的解释效力,但以立法工作为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很少行使法律解释权,因而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成为法律最经常、最权威的解释机关。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冲突时,最高人民法院有权进行合法性审查,有权通过司法解释法律判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而使之失效。笔者认为,除了最高人民法院以外,还应赋予地方各级法院一定的下位法司法审查权,地方各级法院有权审查并裁决本级政府及其所属职能部门发布的决定、命令等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与上位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相冲突。 五、保障司法权威在立法上的具体建议 (一)确保司法独立 应在实践中实现司法独立,给司法机关强有力的司法权。这就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摆正自己的位置,行使好自己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在法律上明确、细致地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监督的内容和程序,同时还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的规定有正确的理解,不能将监督权理解为干涉权。为实现司法独立,还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明确自己是政治上的领导而不是具体业务上的领导,党的领导机关不能对司法机关的正常业务干预过多。实现司法独立,最主要的还是要使司法机关摆脱地方行政机关的干涉,这就要使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权力上完全独立于地方行政机关,改变当前司法机关对地方政府的依附状况。 首先,在机构独立方面:(1)改变目前各级地方党组织对各级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改由党的中央组织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根据党的中央组织上的授权代表执政党领导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2)在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并结合国外的经验,将目前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的做法,改为由国家元首或由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长官根据一定的程序任命。(3)在财政体制上,将目前由地方政府负担地方司法机关财政的做法,改为由中央政府负担,并由最高司法机关集中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 其次,在法官独立方面:(1)严格推行对现行法官的专业知识考试,不合格的坚决另行安置,同时严格控制新任法官的任职资格,从而保证法官的资质;(2)在法官的经济保障上,可提高其薪金水准,以相当于或高于公务员的标准发放;(3)在法官的裁判独立上,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同时改革同一法院内部以及上下法院间的“请示汇报”、“提前介入”的习惯做法,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最后,建立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包括法官的外部约束——即对法官违法的惩戒制度,以及法官的内部约束——树立对自身所处的法官职业共同体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二) 维护司法公正 公正司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赢得公民对司法权的信赖。司法权的运作过程即为司法人员的办案过程,所以司法公正,无论是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首先涉及的是司法人员的素质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司法人员的法律专业素质和忠于法律、维护正义的职业道德素质。为实现公正司法,司法系统应把好司法队伍的人员入口关,在聘用工作中通过公开考试录取具备较高学历的、敬业精神强的法律专业人才。另外,由于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接触的人层次、类型多样,思想上易受腐蚀,所以加强对司法队伍的监督管理和教育整顿是非常必要的。司法公正除人的因素外,还有制度上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程序规则,因为程序具有保证实体公正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诉讼程序基本上持程序工具主义立场,认为程序不是作为独立自主的实体存在,它没有任何从其自身品质上可找到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素,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作为实现某一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这种程序工具主义立场必然导致程序设计和运作中的实用主义和程序虚无主义,在实践中就表现为程序设计上的不合理和程序运行过程中不公正。而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上的公正也将大受影响,所以要在制度上制约司法权,实现司法公正,就要求程序设计者和运行者树立正确的程序价值观,认识到程序具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具有符合程序要求的内在品质,设计的程序应具有参与性、中立性、对等性、合理性,并在司法过程中充分体现程序价值。 (三)提高司法效率 终局性要求司法程序的有一定的效率性,司法权威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效率。历史上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某一种纠纷方式的存续,即取决于纠纷的性质也取决于解决纠纷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公正的司法裁判所体现出的效率性是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标志。最有效率的司法应当是及时、有效且公正地解决社会纠纷的司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当的司法程序可以实现正义和效率的兼容,在正义和效率这两大理念的互动中,实现正义和效率这两大价值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件久拖不决、超审限结案就是有悖于程序正义理念和违反程序法的司法行为,既牺牲了司法的效率,同时也背离了司法公正原则。所以说,完整意义上的司法效率主要指,公正判决能够及时地作出和执行;作出判决和执行判决所需的费用、时间、人力等社会成本较低,并与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能够保障大多数人接近和利用法院的审判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公正判决的执行率较高。 及时裁判和裁决的及时执行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必备条件。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社会主体对司法的信任和信赖,而这种信任感来自于法律的高效率的实施。只有通过法律的高效率的实施,才能使社会主体将诉讼作为保护自己权利,解决纠纷的正常的、正规的途径,民众也才能在心理上体验到法律的重要、公正和可信赖,司法权威才可能有大幅度的提升。而法律实施的低效率、审判的不合理延迟必然导致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全面贯彻,人们的权利不能通过司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司法没有提供应有的救济渠道,这种状况也就会导致人们难以形成对法律的信任和依赖的感情,而对司法途径持一种怀疑或漠不关心的态度,法律信仰就无从建立。重视效率已成为当代司法的一个重要观念,司法效率体现在及时裁决纠纷上,案件久拖不决势必会增加诉讼成本,往往会给诉讼当事人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和伤害,使诉讼当事人饱受诉讼之苦。司法效率还要求公正的裁判要能得到完全的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这为司法权威所必需。如果裁判得不到执行,体现法律尊严的判决书成了当事人权利的“白条”,人们就会对法律由困惑到失望直至蔑视,就会消极地否认法律的权威。 在保障司法权威方面,我们认为,我国司法的程序保障权力不足。在司法权威程度较高的国家,法院一般拥有藐视法庭制裁权,通过对藐视法庭行为的即时惩罚,保障对法庭应有的尊重。英国的法律就对侵犯法庭权威与尊严的行为,规定了一系列罪名,包括蔑视法庭罪,侵害证人罪,侮辱法官罪,违抗法庭命令罪,损害公平审判罪等。这对英国司法权威的树立和维护,无疑发挥巨大的作用。我国目前的法律虽然规定了对扰乱法庭秩序、妨碍诉讼顺利进行和拒不执行司法裁判的行为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但是,即使是最严厉的司法强制措施,也只能对藐视法庭者拘留15天,这种强制力度,显然不足以对藐视法庭的行为造成威慑。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移送起诉。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人民法院对拒不执行司法裁判行为的即时惩罚权。而且根据现行刑诉法,追究抗判者的刑事责任,远未达到促使有关当事人积极履行司法裁判的理想效果。而实际上,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遭遇的暴力抗法行为远不止一件,还有许多案件在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之后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现在之所以造成执行难的现状,就是因为没有对那些不执行裁判的义务人和妨碍执行的责任人罚当其罪,严惩不贷。这种状况不仅使藐视法庭者增强了对法院的藐视,也使民众对司法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 我国司法的程序保障权力不足,法院缺乏藐视法庭制裁权,面对干涉独立审判的行为显得软弱无力。由于法律没有将即时惩罚权赋予司法机关,使得我们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面对各种各样妨碍司法的行为时,无力捍卫自己的尊严,他们或忍受或迎合、或被迫屈服,其后果是妨碍司法的行为大行其逆。软弱的司法,一个任何人都敢于挑衅的司法是得不到尊重的,也谈不上被公众信任。因为往往公众在权利受到比他强势的力量侵害时,才导致司法的救济。如果司法本身软弱无力,那有何尊严、权威可言?公众又如何信任?据此,我们认为,在立法上增设藐视法庭罪已成当务之急。
㈧ 如何理解西方国家的法官保障制度
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理论以权力分立和制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并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由此形成了独立的司法制度。
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组织体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组织构成,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严格地说,不是司法机关。就法院组织体系而言,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级制,只有少数国家是四级制(如英国)。
西方各国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产生,主要有任命、选举两种方式。大多数国家的法官由国家元首或议会或政府首脑任命产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法官终身任期制。
西方国家强调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的表现就是“法官独立”。只有在构成法律规定的罪行时(如德国,故意枉法罪)才负法律责任。实践证明,西方对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
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法官制度作为英美法系中影响最大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对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保障。本文探讨了美国法官的选任、免职、辞职、退休、处罚、待遇以及行为规范、职业道德、再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制度。这对于深化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法官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有两套法院系统,即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各有不同的管辖权。州法院管辖的范围要比联邦法院广一些。比如,州法院对于几乎所有的离婚和儿童监护案件、遗嘱和继承案件、房地产纠纷和青少年案件都有管辖权,并且审理大多数刑事、合同纠纷、交通违章和人身伤害案件。一般来说,联邦法院可以审理涉及美国政府或者政府官员、美国宪法或联邦法律以及州与州之间或者美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的纠纷案件。即使案件本身并不涉及联邦法律,但是参加诉讼者是不同州的公民或是争议发生于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之间,该案件也可以由联邦法院审理。联邦法律要求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互相承认对方的判决,但是按照宪法的有关条款,联邦法律优先于任何与其冲突的州的法律。
㈨ 举例说明法官保障制度的内容
司法独立和公正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使法官不致因独立、公正行使职权而受人身、财产乃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贬损。现代法官保障制度应包括身份保障和经济保障两个方面。
1.法官的身份保障。法官的身份需要保障,是由司法的公正与独立原则和法官职位的稳定性要求决定的。如果一位法官的职位得不到有效保障,有随时被人任意调离或免职的危险,他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不可能坚持公正执法,忠于法律。法官法根据我国法官队伍的现状对于法官的免职条件作了八个方面的规定,但与法官职位稳定性的要求相比,法官的免职条件不显得宽泛。另外,目前全国各级法院在机构改革过程中,推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一大批高素质的法官脱颖而出,一些人员得以分流。这虽然有违法法官职业稳定性原则,但对于解决我国目前法官整体素质不高,提高司法公正与效率等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
2.法官的经济保障。法官的经济保障是指法官在职和退休后的物质待遇受到法律保障。如果法官的经济地位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则可能导致法官为物欲所动,产生司法腐败,破坏司法公正。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现代西方各国普遍注意提高法官待遇,以实现高薪养廉的目的。我国法官的经济保障,在《法官法》颁布之前,立法上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法官法》为我国法官经济保障作了原则性规定,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地区津贴、其他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这些规定的贯彻落实,有利于法官廉洁勤政、秉公执法,吸收优秀人才,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有利于队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