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言平法官

『壹』 易言委婉忘卿是什么意思

你好朋友，这个样就是说委婉的忘记了你，但是想不起你人嘞，想不起你到底是谁了？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有时候人的记忆是不那么清楚的，有时候碰上一个喜欢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音乐，好好的珍惜1，喜欢一个人，就像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它，但是不能搬走它——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走过去去争取自己的爱人。

2，我还是很喜欢你，像落英纷纷而下，不问归期。我还是很喜欢你，像清风拂皱春水，余波未平。我还是很喜欢你，像鸿雁北归山河，义无反顾。

3，也许很多人都知道我喜欢你。可是我想，就连几乎无所不知的你，大概也不知道，我喜欢你喜欢到了什么程度。

喜欢你的说说句子带图片

4，如果你以前很喜欢我，现在不喜欢了，那是我没本事，我不怪你。如果我以前很喜欢你，现在还喜欢你，那是你的本事，你无需自责。

5，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是喜欢你，还是需要一个影子，放在心里，让我喜欢。

6，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就是从心底里喜欢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都很亲切，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你要是喜欢别人我会哭，但是还是喜欢你。

7，喜欢上你，是我自愿，放弃回家的机会救你，也是我自愿，今天离开你，还是我自愿。我不乞求你什么，也绝不想用这些来交换什么，喜欢你是我一个人的事，离开你也是我一个人的事。你不喜欢我，那么我便也不喜欢你好了，就这么简单。

8，在你我这个年纪，说爱太沉重。所以我想，我应该是很喜欢很喜欢你，喜欢到爱。

9，喜欢你，就是知道不可能，还要爱上你。

10，在所有不被想起的快乐里，我最喜欢你。在所有人事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

11，我不喜欢别人喜欢你，更不喜欢喜欢别人的你，因为我喜欢你。

12，我并没有喜欢哪一种类型的人。如果我喜欢你，我喜欢的就只是你。

13，喜欢你的人很多，不缺我一个。我喜欢的人很少，除了你就没了。

14，我们都忘记了，以后的岁月还有那么漫长，漫长到我可以重新喜欢上一个人，就像当初喜欢你一样．可是，真的可以像喜欢你一样地去喜欢他么？

15，如果我鼓起勇气说：“那个，我喜欢你！”你会不会笑着回答：“好巧，我也喜欢你呢！”

16，我喜欢你，可我们连朋友都不是，我喜欢你，可我们连同学都不是，我喜欢你，可我们即使相遇也不相识，我喜欢你，可我只是喜欢你啊。

『贰』 九九八十一汉南蛮久、双笙、易言、樊棋的版本每段分别是谁唱的

九九八十一
翻唱：易言&樊棋&双笙&南久
曲编：乌龟Sui
作词：邪叫教主不与**苟且
吉他：海鲜快来
民乐：大司乐府
混音：Mr_鱼

南久：
上路 巩州遇虎熊
五百年前一场疯
腾霄又是孙悟空

易言：
矢马 鹰愁涧飞白龙
沙河阻断路难通
福陵山中收天蓬

双笙：
岭上 前行逆黄风
七星不照波月洞
千年白骨化阴风

樊棋：
鱼篮 网通天一尾红
紫金葫芦二道童
九尾老狐敢压龙

双笙：
白虹坠 雪浪击石碎
易言：
思归 难归
樊棋：
堕回 轮回
南久：
月满一江水 前世莫追

樊棋：
福泽聚宝象
春风度不让洛阳
玉面狐折兰香
七绝崖上暗伏赤色大蟒

易言：
过西梁 女儿国鸳鸯罗帐
舆三道斗法相
火云扬 明枪易挡暗箭难防

双笙：
十方魔 渴饮著我的脆弱
凭你计法相迫
逐个击破要你识我本色

南久：
万里恶 摧垮了我的沉默
一肩担 路坎坷
我不说 又何须旁人来嚼口舌

易言&樊棋：
借扇 翠云访罗刹
碧波潭内结亲宴
招来九头的驸马

南久&双笙：
雾隐 金斑豹伸利爪
城北黄狮盗钉耙
白毛小鼠偷烛花

易言&南久：
思乡 未敢听琵琶
摄魂曲后三股叉
一朝命断美人画

樊棋&双笙：
六耳 幻形难辨真假
太岁摇铃唤风沙
玉兔抛绣高台搭

四人合唱：
红霓垂 九重紫云飞
易言&樊棋：
久归
南久&双笙：
未归
易言&樊棋：
欲回
南久&双笙：
恨回
四人合唱：
凡胎恰登对 天命难违

南久：
比丘走白鹿
十三娘情丝缠缚
乌袍君生百目
庙前拦路自称黄眉老祖

双笙：
将云拂 孤直公对谈诗赋
还未能抵天竺
金平府
钺斩红尘斧辟寒暑

樊棋：
众笔者 嘲笑著我的贪得
藏美酒 有甚者
谁却敢说自己放肆醉过

易言：
休怪我 这半生痴情煞多
活一遭 风流客 慕娇娥
但愿报拥世间真绝色

南久：
浮世千寻沫 冲荡了我的轮廓
双笙：
纵身入尘埃里
雷雨大作我也放身而歌

樊棋：
方寸中
方寸却不能定夺
易言：
七十二般胆魄
这次我 决意不闪躲

四人合唱：
世尊如来佛
诘（jie）问著我的执著
当年我瑶池刻
闹得痛快并未想过太多

状罪责 拿捏了我的业果
可顽心 不服错 不思过
齐天大圣地上行者

那传说 忘却了我的寂寞
英雄名不堪得 何必较我混沌徒费口沫

这人间 毕竟我真正走过
一途平九百波 九千错
凌云渡成正果 但我
有九九八十一种不舍

『叁』 唐太宗虚怀纳谏

唐太宗的纳谏之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昭示闻谏之诚,倡 导直谏;二是纳谏方法得当,兼听则明;三是注重纳谏效果,择善而从;四是完善制度措施,畅达言路。
唐太宗的纳谏之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昭示闻谏之诚，倡

导直谏；二是纳谏方法得当，兼听则明；三是注重纳谏效果，择善而从；四是完善制度措施，畅达言路。
第一，倡导直谏。关于纳谏，即所谓“匡正君主，谏诤得失”，我国古代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对君主的言谏制度。《孔子家语·辨政》提出了忠臣“谏君”的五种方式：一曰谲谏，正其事以谲谏其君；二曰戆谏，戆谏无文饰也；三曰降谏，卑降其体所以谏也；四曰直谏；五曰风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谏乎。到了唐朝，《唐六典》记载，“谏有五：一曰讽谏（风之以言），二曰顺谏（顺其君之所欲，以微动之），三曰规谏（陈其规而正其事），四曰致谏（致物以明其意），五曰直谏（直言君之过失不得已，然后为之者）”。唐太宗即皇位后，十分重视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鼓励并倡导大臣直谏。但在“尊尊君为首”的封建等级社会，直谏又谈何容易！针对臣子“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的担心，唐太宗即位之初即从思想上打消群臣的顾虑，显示自己闻言听谏的诚心诚意。他对大臣们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唐太宗还大力奖赏敢于直谏的人，鼓励谏诤。贞观元年，一个叫元律师的人犯了罪，被判死刑。司法官孙伏伽不同意这种判法，进谏说：依据现行法律，元律师不该被处死，法官不能因为憎恨而滥加刑罚。唐太宗听后，不仅不怒，反而将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奖赏给了他。一些大臣表示不理解，唐太宗解释说：我刚刚即位，需要在朝堂上下形成敢于直谏的风气。孙伏伽是我登基以来第一个敢于批评朝政的，所以要重赏。在唐太宗虚己纳下的恳切诚意下，贞观朝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直谏之风。以直谏闻名的魏徵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这实在是句真心话。在封建社会中，即便是像魏徵这样的大臣也不是不怕“犯龙鳞”，而是因为他辅佐的是一位倡导直谏的君主，这才在思想上消除了顾虑。从这个角度上说，唐太宗的确有其他封建帝王不及的一面。

第二，兼听则明。贞观二年正月的一天，唐太宗突然问魏徵道：“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p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唐太宗听了非常赞同。目睹隋朝灭亡的唐太宗，深知“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的道理。他常向大臣们提起“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的隋炀帝。这位偏信虞世基的亡国之君，在农民起义已经风起云涌之时却什么也不知道，给后人留下了“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的笑柄。前车之鉴让唐太宗更加明白兼听的重要性和偏信的危害性。唐太宗重视“兼听”的事例很多。从贞观初年始，他就诏令五品以上的官员必须轮流在禁中的中书省值宿，以备随时召见。每次召见时，唐太宗都赐坐交谈，详细询问外面的情况，力求掌握朝廷政策对百姓是利还是弊，了解政令的得失与教化的成败。唐太宗认为“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为避免个人局限性，要“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唐太宗主张群臣献策献计，集思广益，目的就是要消除政事“独断一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第三，择善而从。对臣下的谏议，唐太宗“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作为一个君王，有这样反省自己错误的心胸和气魄是难能可贵的。贞观元年，太宗诏令，官员凡假造官阶和阅历的，不自首就处死刑。后来，果然查出有造假的人，唐太宗判他们死刑。大理少卿戴胄认为依照唐律不应该处死刑，反对皇帝一生气就杀人的做法，唐太宗收回了成命。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关中免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但不久就变了卦，魏徵批评他“追悔前言，二三其德”，唐太宗虚心接受了魏徵的意见。贞观五年，唐太宗在盛怒之下轻信谗言，错杀了大理丞张蕴古，经房玄龄澄清事实后，十分后悔，随后诏令：“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贞观六年，唐太宗欲封禅泰山，魏徵屡次劝说太宗：百姓生活尚未十分殷实，仓廪尚虚，国力尚弱，此时祭告天地，以为帝王功业已就，十分不妥。唐太宗随即打消了封禅的念头。
第四，畅达言路。唐太宗从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谏议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强化三省职能。唐初继承了隋朝的三省制，中书省负责签署中书舍人的诏敕，然后交门下省封驳，论其得失，最后由尚书省执行。但是中书省、尚书省的部分官员常常碍于情面或拖沓慵懒，并没有就决策正确与否提出意见，而是充当了照抄照转诏令的收发员的角色。为此，唐太宗强调：“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他要求大臣们要敢于说真话，可以驳回不适当的政令。三省应分别担当的决策、封驳和执行作用的全面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言路的畅通和政令的恰当。其次，重视谏官作用。贞观元年，唐太宗诏令：今后凡是宰相进内廷商议国事时，必须安排谏官跟着一起来，让他们了解政事。谏官发表的意见，一定要虚心听取采纳。唐太宗让谏官听政，从而能够听取朝中不同的声音，为自己的朝政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此外，唐太宗还将杰出的谏官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来。比如贞观时期的魏徵、褚遂良、马周等都是因为敢于直谏而后被委以重任的。
当然，作为一个封建君王，唐太宗的纳谏是具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他的纳谏只是迫于“覆舟”的恐惧，臣下进谏也必须以忠君为前提。然而，从治政方法和艺术的角度看，唐太宗的别具特色的纳谏之风，还是值得后人研究和借鉴的。

『肆』 富贵原来不易言，半由人为半由天，平生有愿寄难事，今日方知事可全

多谢高人指点

『伍』 最早肯定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典是

法国是第一个建立民商法典的国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中一些部分变得落后了。在戴高乐总统时期，组织了“民法修改委员会”，对拿破仑民法典作了部分修改。该法典编制如下：在法典最前面，有几个条文，我国翻译的《拿破仑法典》译作总则，是不准确的，应该译作“前编”。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为民法规定的，而是也适用于拿破仑制定的其他法典，下面分为三编：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从编制来看，明显是来自罗马法，继承了罗马法把民法分成人法、物法、诉讼法三个部分的传统。只是把诉讼法独立出去了。

1、前六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这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在私法方面的宣言书。还规定了人人享有民事权利不易其公民资格为前提条件。可以剥夺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私法却是不可剥夺的。对于民事诉讼法官不得以法律条文不完备而加以拒绝受理。这表明公民的民事权利不得被干预，但必须得以保护。这与封建主义恰恰相反。

2．第一编（人法）规定类婚姻、收养等问题。其反封建性表现在，让婚姻脱离了教会的支配，由国家管理。德国民法典在这一点上不如法国民法典。

3．第二编，规定了所有权和用益权，但未规定担保物权。

4．第三编，规定了继承问题。这里也有反封建主义的意义。封建社会里的继承，包括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两部分，而这部法典只承认继承是取得财产的一种方法。

在买卖方面，凡自由人都可以自由买卖。也有反封建的意义。拿破仑法典文字通俗，近似于一本教科书。其他国家只有瑞士民法典可以与之相比。

法国商法典到现在可以说已经支离破碎了，但其基本框架依然存在。法国商法典，分为四篇，第一篇：商事一般；第二篇：海商；第三篇：破产；第四篇：商事裁判，从这四篇可以看出，其中第一篇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1673年的《陆上商事条例》。第二篇是1683年的《海事条约》，加上了第三篇破产和第四篇商事裁判。这四篇到现在许多条文已经作废了。如第一篇中有一些规定公司的法律，当时采取许可主义。1867年法国另外规定了一个公司法，采取准许主义，而原来商法中的有关规定就一概废除了。1966年又公布了现行的《公司法》，完全脱离了商法典。关于破产，由于1955年制定了《破产法》，商法典第三篇便也作废了。这是因为在商法典中，破产的规定只适用于商人，一般人不适用，而现在破产的范围扩大了。另外商法典中没有保险方面的规定，后来规定了单行法。这样，商法典事实上只剩下的一篇的一部分和第二篇、第四篇，已不成为一个完整的商法典了。

拿破仑法典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它的影响极大。拿破仑每征服别的国家，都强制推行他制订的法典。因此，这些国家即使获得独立，重新制定民法，也摆脱不了拿破仑法典的影响。

现在的拿破仑法典与原来的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拿破仑法典中一些身份法的规定，要比法国大革命以后颁布的一些法律要落后一些。这是因为1789年大革命以后，在婚姻家庭方面，曾经颁布了一些激进的法律，如1791年就公布了一个完全允许协议离婚的法律，这遭到了法国所有守旧派的反对，拿破仑法典制定之后，在议会中多次未获通过。后来拿破仑一方面在法典的某些方面作了一些让步，规定了一些比较保守落后的条款。另一方面更换了一些议员，才最后使拿破仑法典得到通过。

法国民法典前六条中的标题本来就不叫总则，而是叫法律的公布、效力及适用。原来这六条在拿破仑制定《法国民法典》时，其意思不仅是作为民法的前六条，而是作为总的法典的前编，整个法典包括五个法律：民法典、刑法典、商法典及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所以，这六条实际上是这五个法典总的六条，不仅仅是民法典的前六条。而现在我们只是把民法典当作《拿破仑法典》，其他的法典有的修改了，有的补充了。现在在形式上好象仅是民法典的前六条。总之，这六条原来不仅广为民法而制定，而为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而制定的。所以这几条也就不仅仅是有关民法的条文。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条文，除第三条是关于国际司法规定外，即关于外国人的规定，其他五条规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私法很重要的原则，我简单说一下：

第一条：规定法律一经公布以后，在全国生效。这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法律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法律普遍地实行于全国。而改变了封建社会那种法律的分散，这个地区实行这个地区的法律，那个地区实行那个地区的法律。就是说这一条规定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是统一的。

第二条：规定法律不能溯及既往。这又是近代资产阶级私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封建社会的法律溯及既往，近代资产阶级民法开始适用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可以溯及既往的法律，那就等于说，立法者在封建社会实际上就是封建帝王，封建帝王可以随时任意的追究过去的事情。法律的效力将能够溯及既往的话，也就是说明一个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不仅仅今后没有保障，而且任何时候都没有保障，连过去都没有保障。近代法律规定了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凡是一个人的问题，属于过去的事情，今后的立法者不加干涉。近代立法者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原则呢？他们认为特别在司法方面，一个人是根据当时的条件，根据当时国家的法律而进行活动的。假如根据今天的条件，今天的国家法律，我进行了某种法律行为，我们建立了某种法律关系，这是我根据今天国家的法律，假如我到了明天，这个法律变了，马上影响到我的行为，我的行为就毫无保障，毫无安全感。所以，近代法律建立以不溯及既往这个重要原则。这个原则为所有法律所采用，就是刑法里面也有这个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大家注意到我们的刑法没有，我们的刑法规定，刑罚的法律行为也是以当时的法律为依据。我们的刑法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是在什么时候实施，就应以那个时候的法律为准来判断其行为是不是合法，而不以以后的法律来判断，除非以后的法律处罚更轻，这是在刑法上。而在民法呢？你行为在什么时候就应以什么时候的法律来规定这种行为。以后立法者不能以以后的法律来规定人们以前的行为，也就是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然，现在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只在很稀少的情况下有例外，但是作为一个原则来说，现代民法都不溯及既往，这与封建社会的法律和法西斯的法律，以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其些做法都是不同的，文革时期的做法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溯及既往，即使以前已做了结论的事情也可以被推翻给你重新判罚，文革时期不擅长背叛了十年的而改判了死刑的，不是有很多人就这么死的嘛！也就是说封建社会的法律和法西斯的法律都溯及既往，所以溯及既往的原则说得广泛一点，就是说立法者可以任性而为，这个立法者是谁能？也就是封建帝王，也就是法西斯。所以，不溯及既往是拿破仑法典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原则。

第四条是关于审判员不得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进行审判。这就是拿破仑法律对于私法关系，一方面不干涉，而另一方面要加以保护，即国家通过审判程序保护民事权利。

第五条规定审判员不得确立一般原则，意指民事案件的审判员只能就具体案件处理具体问题。两人就什么打官司，我就处理这个问题，而不能够由司法人员建立总的原则，确立一切案件的原则。 这一条意义在于划分立法权与司法权，仅指司法官行使司法机关的权限，不允许司法官行使立法机关的权限。所以，第五条划分了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的范围，指明了司法机关的权限，也就是说，它间接地不承认判例的效力，这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截然不同的。不承认上级法院可以确立一个原则，下级法院都必须遵守，就是说不论哪级法院，最好法院也好，最的法院也好，都只有一个义务――附从法律，而不是下级法官服从上级法官，这就是要把司法与立法划分开，另一方面，把司法与行政划分开。

我们知道，行政是下级服从上级的，科员要服从科长的，科长要服从处长的，处长要服从厅长的、局长的，而法官，在一个国家里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不管是高级法院的法官，还是下级法院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你不能指挥我、命令我，你我不是服从关系，法官作为审判员，行使审判权，全国法官都处于平等的地位。法院的隶属关系，高级法院管辖中级法院，中级法院管辖下级法院，这只是表现在审级制度上，而不是表现在人对人的指挥命令上，这是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性质完全不同重点。第五条就是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制定的。在英国法中，三权法律是不严格的。所以，上级法院的判例，就好象对于制定了一个法，下级法院必须服从。大陆法上不承认这种制度，下级法院的法官审判案件有完全独立的权利，我只服从一个，即法律，假如我对这个案件是这样理解的，假如我们经济合同法规定某条是这麽这麽，我这个区法院的法官对合同发生这样来理解的，按此来处理案件，假如高级法院的法官对这条理解与我不同。因此，他认为我的判决不对。作为高级法院的法官可以行使他的权力，撤销我的判决改判，但他不能命令我这个区法官自己改判，这是大陆法系的审判制度。而英美法系就不是这样，上级法院定了判例后，下级法院必须服从这个判例，有服从的义务。这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不同之点，也是近代民法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条，一方面划分司法权与立法权的范围。另一方面，规定了司法权与立法权的性质。

第六条，规定个人不得以个人之间的合意而违背有关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和法律，这就是对于私法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做了一个总的限制规定。这就是说个人的意思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以上说明，前六条的每一条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德国民法典与德国商法典

1．《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在编制上大不相同

《德国民法典》编制分为五编，第一编为总则。第二编为债务关系法。第三编：物权法；第四编：亲属法；第五编：继承法。仅仅从形式上看，《德国民法典》总则篇规定了这样一些问题。首先，总则规定了权利主体――人（自然人、法人），接下去规定权利客体，客体中主要规定物，然后以大量篇幅规定法律行为：包括意思表示，还包括代理关系。然后，总则规定时效问题，但只规定消灭时效，而取得时效却规定在物权法编里。

第二编叫做债务关系法。总则规定债务关系主要活动问题。例如说，和同的原则。然后规定了各种类型的合同，最后规定了侵权行为、不当得利，还有无因管理。这是债务关系法中规定的内容。

第三编是物权编。它规定所有权，又规定各种用益物权。担保物权，最后规定了占有，《德国民法典》认为占有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事实，所以叫做占有，而不叫占有权。

第四编是亲属法。它规定婚姻关系、亲属关系、父母子女之间的财产关系。婚姻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的一切关系，例如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同时，还规定监护制度。关于亲属法的名称，在这里简单地讲一讲。亲属法的名称在有的国家，象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叫做婚姻法，实际上婚姻法范围很窄。因此，我们把收养、监护规定在婚姻法中是很不应该的。因为收养问题不属于婚姻问题。因此，把收养关系规定在婚姻法里，从逻辑上、理论上讲是不应该的。收养关系超出婚姻关系之外，不是从婚姻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如说一个单身汉，他可以收养孩子，所以德国不叫婚姻家庭法，而规定亲属法。亲属范围比婚姻、家庭范围要广。我们可以不是一个家庭的人，但是我们是亲属。在英美法，就把婚姻法一般以family law来表示。这个family，我们一般把他以为家庭，实际上它有广义、狭义两种。狭义是指一个家庭。什么是家庭呢？家庭就是同居在一块的人组成一个家庭，像现在家庭就是小的家庭。广义的家庭是指有一定亲属关系的人。这些人组成家庭，具有一定亲属关系。如，我的一个叔叔与我们分开居住，他不属于狭义的family，但属于广义的family.所以，family于德文family翻译为亲属是对的。以婚姻法代替亲属法在逻辑上、理论上都讲不过去。所有，有些国家，如南斯拉夫，把婚姻法叫做婚姻家庭或家庭关系法，南斯拉夫有的共和国把相当于我们的婚姻法叫做婚姻家庭亲属关系法。所以我们笼统地以婚姻法包括这许许多多关系在逻辑上是不合适的。

第五编为继承法，它规定继承问题。关于遗嘱、遗赠问题等。这仅仅从《德国民法典》几个编来说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把《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进行对比一下，指出作为近代民法有哪些特点，或者说他比起《法国民法典》有哪些改进。把《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进行比较。对了解资本主义民法理论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我想多讲一些。

首先，从编制方面来说，这里我要指出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德国民法典》建立了总则篇，这是民法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法国民法典》把人法与无法截然划分来，所以说《拿破仑法典》不是一个整体，而是把两典垫合在一起，起个名字叫《拿破仑法典》，把两部分机械地凑合在一起，而不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样好不好呢？德国学者在研究民法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即把人法与物法凑合在一起，人法与物法之间有没有共同之处呢？假如没有共同之处，我们就应把两者划分开，假如有共同之处，就应该把共同之点提出来作为一个总的规定。总则思想就是这么产生的。民法既然是一个总体，民法既然是人法与物法两者有机的整体，就应该有总的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的东西作为总则规定出来。所以，德国学者认为在民法典中应该有一个总则。这种思想最初早在《德国民法典》制定以前，在德意志帝国还没有成立在只欠，这个思想在撒克逊邦制定的民法典中初步的事实，它就有一个总则，在制定《德国民法典》时，大部分民法学者主张建立总则编。建立总则编的意义就在于把人法和物法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有机的总体，而为人法和物法建立一些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东西，使整个民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总法，而不像《拿破仑法典》一样是一个机械的结合。所以，这在民法理论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建立一个总则呢？在人法和物法中怎样能找出共同的东西来呢？德国学者首先认为人法和物法的主体都是一样，所以规定人、自然人、法人。人法主体是人，物法主体也是人。其次，两者都有共同权利客体，规定了共同的物，然后，人法与物法还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法律行为问题。在人法中，《拿破仑法典》中把人法与物法分开，好像给人以一个一个印象，某些法律行为，如结婚、离婚、收养这些行为。《拿破仑法典》没有法律行为的概念，人法中另外一些行为，如合同、遗嘱这样一些行为，在《拿破仑法典》时代在这些行为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德国学者在研究，结婚、离婚、收养、合同以及遗嘱这些行为，虽然分别规定在人法物法中，但它们有共同的东西，是学者在这些行为之上建立了更高一级的“行为”，这些“行为”就是法律行为。结婚是法律行为，离婚也是法律行为，合同是法律行为，遗嘱也是法律行为。德国学者开始把《拿破仑法典》分散在人法、物法中的行为。建立更高一级的行为，就是法律行为，规定在总则里。所以，易言之，德国学者就是在《拿破仑法典》基础上建立了更高的概念。这些概念就是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法律行为。把这些更高级的概念规定在一起，就叫做总则编。也就是说，总则编中规定的主体和法律行为在下面四编都可以适用，所以叫总则。将来将债务的权利主体关系，照总则规定办，物权的主体也适用总则规定。这样就不需要在讲债务时规定债务总则，避免了许多重复。

在英美法中，如期合同中规定什么样的人有订立合同的资格，在family law（亲属法）中又规定什么样的人有结婚权利，什么时候无效。海商法规定什么人可以取得财产所有权都是重复的。而《德国民法典》在这一点把所有主体都规定在总则中，就避免了许多麻烦。这是从理论上说，德国学者建立了总则编，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比较《拿破仑法典》具有很大的进步。我们可以拿资产阶级民法与苏联民法比较一下。

苏联民法书对民法是这样定义的：民法是规定财产关系以及某些与财产有密切联系的人身非财产关系。这个定义有一个漏洞。在这个定义里有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这两者关系怎么联系起来呢？为什么把这两者规定在一起叫民法呢？苏联学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了“与财产有密切联系”一词，什么叫密切联系呢？什么样的联系是密切的，什么样的联系是不密切的呢？1954年苏联民法对“密切联系”都没有解释。那么，就是说按苏联民法定义，民法规定财产关系，也规定人身非财产，那么规定哪一部分人身非财产关系呢？那就由立法者的任性，立法者规定什么就是什么，如果规定进去了，就认为有密切联系，如果没有规定进去，那就联系不密切。所以，苏联民法把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的划分，先入了《拿破仑法典》的漏洞。把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分开了，机械地凑合，而没有有机结合。所以，我上次给大家所讲的民法定义，也就是说民法是一个什么法呢？它是在权利平等、意义自治的原则下，规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属于这个原则之下的关系都属于民法。因此，财产关系是这种关系，身份关系也是这种关系。这就不鼓励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所以，从《德国民法典》总则的设置是民法理论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建立了法律行为的概念，使我们对各种不同的制度有了总的概念，我们知道科学的进步在于一步一步地开拓，建立更高级的概念。这是《德国民法典》建立总则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形式上，《德国民法典》把债法与物法截然划分开。严格划分债权与物权两种关系。在《拿破仑法典》当中，债权与物权划分是不清楚的。所有权和用益物权规定在《拿破仑法典》第二编里，而担保物权规定在第三编。对债权和物权在《拿破仑法典》里是没有严格划分的。德国民法学者认为债权与物权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我们很清楚它们，一个是相对权，一个是绝对权，一个是对人权，一个是对世权，这些问题我们都不详细讲了。既然债权与物权要截然的划分，所以把说有债权债务都规定在债编之中，此编叫做债务关系法。这就是《德国民法典》规定在第二编，所有的物权都规定在物权编中，规定在物权法里。关于担保物权，《拿破仑法典》规定在第三编中，而《德国民法典》把它独立出来规定在第三编物权之中，这一点也是《德国民法典》在当时很突出的特点。严格的划分债权和物权。英美法学不是这样的，它们的债权与物权是相混的，苏俄民法受《德国民法典》的影响。把担保物权、抵押权规定在债权质中，作为合同的复数，作为债的复数。这样规定，从理论上说是不好的，在美国也许有一定可取之处。有些学者认为担保物权是从属于合同而存在。所以把它与债权规定在一起。近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担保有不从属于债权的一种趋势。把担保物权作为债权的从属规定在一块，这是《德国民法典》的一个缺限。

第三个问题：《德国民法典》把亲属、继承份为独立两编。特别是继承，在《拿破仑法典》继承问题规定在第三编，例如，遗嘱规定在第三编，但工作取得财产的方法，就像我们以前所说的，在制定《拿破仑法典》当是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拿破仑法典》把继承制当作取得财产的方法。而排斥了身份继承。这对反封建来说，这种规定具有一定意义，而从理论上说是不对的。把继承作为取得财产的一种方法，与合同一样是不合适的，因为合同是债务关系，债务关系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身份关系，而继承编中规定的继承人与被继承人有一定身份关系。这个继承虽然也是取得财产的方法。但它与通过买卖而取得一定的财产是显然不同的。任何人都可以建立买卖关系，而继承只有在有身份关系的人之间才能建立继承关系。所以，假如《拿破仑法典》把继承制当作是取得财产的一种方法，与买卖合同并列起来，对反封建来说有一定的意义，但把继承法律行为与买卖行为混为一起。一个以身份为基础，另一个不以身份为基础，混淆它们的区别，那是《码破仑法典》的一个错误。所以，德国学者根据这一点把继承编独立为一编，继承也是财产的问题。它与买卖行为不一样，它是建立在一定身份关系基础上的法律行为。所以，把继承独立出来，这在当时来说，在理论上有很大的价值。

2、《德国民法典》的内容、特点及法学变化

下面讲《德国民法典》内容上的问题，再讲《的国民法典》内容上几个特点以及法学上的变化。

首先讲一讲《德国民法典》比《拿破仑法典》迟了一百年，即《拿破仑法典》于1804年公布，《德国民法典》于1896年公布，1900年实施的，相差了一百年。时间的差距，带来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假如说，《拿破仑法典》是自由资本主义典型的民法典，那么，《德国民法典》就是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民法典，这是从经济方面讲；第二个问题是由于相差了一百年，民法理论有了很大进步，如法律行为的概念在《拿破仑法典》中根本没有，而德国学者建立了法律理论，所以在《德国民法典》规定法律行为这个概念。所以，有这么两点，是我们研究《德国民法典》是要注意的。假如我们要把《拿破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进行比较，这两点是要注意的，还有的三点，德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有很多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于1789年发生，我们通常称为大革命，它是一次相当彻底的反封建革命，或者说在几个主要资产阶级国家中的革命比较起来，那是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那就是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叶，德意志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次很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不彻底性表现在革命后仍然建立德意志帝国，而不是共和国。而法国革命，把国王推下台，并送上断头台看了头，建立了共和国。而德国拥有了一个威廉皇帝。其次，德国革命后保留了很多封建制度、封建时代的东西。我们研究《德国民法典》的内容时必须要注意这三点。下面我就以这三点出发将一讲《德国民法典》的内容。这三点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和法学理论上的进步是分不开的。为了讲授方便，我们把它分为三点来讲。

第一点：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就使《德国民法典》好多不同于《拿破仑法典》。首先，法人制度在《德国民法典》相当完备。我们知道，《拿破仑法典》是不承认法人制度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法律不得不承认法人制度。由于公司制度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已相当完备。所以，民法非规定法人制度不可。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就不讲了。

第二点：《德国民法典》比起《拿破仑法典》对私法自治原则做了相当的限制，就是对所有权、合同自由有了相当限制，这个问题我们上次也多少谈了一点，对这一点我们也不讲。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有些民法问题在《德国民法典》做了一些改变。例如，《拿破仑法典》买卖打破租赁原则。在《德国民法典》就变为买卖不能打破租赁的原则，这一点上此也讲过，这些变化都是有与《德国民法典》于《拿破仑法典》时代不同了。

第三点：《德国民法典》又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在民法典中建立了一般条款。《德国民法典》建立了好几个一般条款，一般条款英文叫general clause ,就是规定一个总的原则，这就是《德国民法典》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刚才开始讲了《拿破仑法典》特别在它的第五条规定审判员不得建立一般原则，而现在《德国民法典》把《拿破仑法典》第五条改变了，这是《德国民法典》发展到近代民法的一个标志。

什么叫一般原则？《拿破仑法典》的时候，它是这样规定的，凡是民事案件，审判员都必须按法律办案，不许离开法律，审判员不得独出心裁办案子。所以，严格划分司法权和立法权。而《德国民法典》使其要晚一百年，时间的不同带来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经济状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带来了民事上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复杂情况不是一部民法典所能解决的。虽然《德国民法典》条文的数目比起《拿破仑法典》大大增多了。但是，德国立法者知道，仅靠一部民法典解决不了现在即将来讲要发生的民事问题。所以，德国立法者不得不在具体条文之外规定里一般原则，就总的原则。假如法官遇到了法律条文不够用的时候，解决不了所遇到的法律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按法律条文处理你所遇到的案件会出现某种不公平的情况。这是可能的，因为社会经济状况在不断发生变化，而法律是死的，以死的条文去处理变化无常的经济案件，有的时候会发生不公平，所以，德国立法者考虑到这种情况：第一，条文不够用；第二，按条文处理不公平。于到这种情况，法官怎么办呢？德国立法者规定了几个总的原则。假如遇到我上面说的情款，法官就照总的原则来办事，这几个总的原则就叫作一般条款（general clause） 。

在民法中建立一般条款，以及司法者可以根据这些条款创制法律的原则，时的国民法典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而法国民法典对此却严格限制，司法人员必须按民法典的规定处理案件。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德国民法典公布时，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和各种情况复杂化了，仅仅依靠一个民法典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所以，立法者不得不在具体条文之外规定了一般原则。如果按照某一条规定处理案件时，会出现不公平的情况，或者根本就没有有关的条文而司法工作者又不能以此为理由拒绝受理案件，这样，法典就规定了几个一般原则，作为法官办理这类案件的依据。一般条款很多，

『陆』 求九九八十一樊琪，易言，双笙，他们的分段歌词

歌曲：九九八十一

歌手：：双笙/易言/樊棋 /南九

填 词 邪叫教主

谱 曲 乌龟Sui

编 曲 乌龟Sui

南：上路 巩州遇虎熊

五百年前一场疯

腾宵又是孙悟空

易：矢马 鹰愁涧飞白龙

沙河阻断路难通

福陵山中收天蓬

双：岭上 前行逆黄风

七星不照波月洞

千年白骨化阴风

樊：鱼篮 网通天一尾红

紫金葫芦二道童

九尾老狐敢压龙

双：白虹坠 雪浪击石碎

易：思归 难归

樊：堕回 轮回

南：月满一江水 前世莫追

樊：福泽聚宝象

春风度不让洛阳

玉面狐折兰香

七绝崖上暗伏赤色大蟒

易：过西梁 女儿国鸳鸯罗帐

舆三道斗法相

火云扬 明枪易挡暗箭难防

双：十方魔 渴饮著我的脆弱

凭你计法相迫

逐个击破要你识我本色

南：万里恶 摧垮了我的沉默

一肩担 路坎坷

我不说 又何须旁人来嚼口舌

易&樊：借扇 翠云访罗刹

碧波潭内结亲宴

招来九头的驸马

南&双：雾隐 金斑豹伸利爪

城北黄狮盗钉耙

白毛小鼠偷烛花

易&南：思乡 未敢听琵琶

摄魂曲后三股叉

一朝命断美人画

樊&双：六耳 幻形难辨真假

太岁摇铃唤风沙

玉兔抛绣高台搭

合：红霓垂 九重紫云飞

易&樊：久归

南&双：未归

易&樊：欲回

南&双：恨回

合：凡胎恰登对 天命难违

南：比丘走白鹿

十三娘情丝缠缚

乌袍君生百目

庙前拦路自称黄眉老祖

双：将云拂 孤直公对谈诗赋

还未能抵天竺

金平府

钺斩红尘斧辟寒暑

樊：众笔者 嘲笑著我的贪得

藏美酒 有甚者

谁却敢说自己放肆醉过

易：休怪我 这半生痴情煞多

活一遭 风流客 慕娇娥

但愿抱拥世间真绝色

南：浮世千寻沫 冲荡了我的轮廓

双：纵身入尘埃里

雷雨大作我也放身而歌

樊：方寸中方寸却不能定夺

易：七十二般胆魄

这次我 决意不闪躲

合：世尊如来佛

诘问著我的执著

当年我瑶池刻

闹得痛快并未想过太多

状罪责 拿捏了我的业果

可顽心 不服错 不思过

齐天大圣地上行者

那传说 忘却了我的寂寞

英雄名不堪得 何必较我混沌徒费口沫

这人间 毕竟我真正走过

一途平九百波 九千错

凌云渡成正果 但我

有九九八十一种不舍

(6)易言平法官扩展阅读：

《九九八十一》是2016猴年bilibili拜年祭中的一首由VOCALOID虚拟歌姬乐正绫所演唱的中文原创歌曲。

《九九八十一》是双本家歌曲，由VOCALOID虚拟歌姬乐正绫和人声本家西瓜kune演唱。

《九九八十一》是以西游记原著为题材的原创中文歌曲，由虚拟歌手乐正绫（和声 洛天依）为大家呈现，视频中所有角色都由不同的V家的虚拟歌手和歌曲创作staff扮演。 该单曲PV已于2016年2月22日0点在bilibili上映。2016年3月7日11:22分正式成为传说曲，用时14日11时22分，刷新《普通DISCO》的传说曲用时记录，成为截止2018年6月22日前最快达成“VOCALOID中文传说曲”称号的曲目。

『柒』 common law 的主要特点

习惯法
习惯法
网络名片
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现代法律体系中，习惯法的作用大大减弱了，除了在非洲一些国家习惯法仍然在实际上起着比较大的作用外，在其他主要法律体系，习惯法已经不是主要渊源。但是，习惯法仍然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目录

简介
差别
存在形式社会学
比较法
现行立法
条件
特点行业性和地域性
非明示性
稳定性
规则规则
不与法律冲突
简介
差别
存在形式 社会学
比较法
现行立法
条件
特点 行业性和地域性
非明示性
稳定性
规则 规则
不与法律冲突
展开 编辑本段简介
习惯法作为一类社会规范，不仅中国有，而且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它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确立的、具有强制性和习惯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既非纯粹的道德规范，也不是完全的法律规范，而是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准法规范。 习惯法

编辑本段差别
英美法系亦称普通法系或海洋法系，「普通法」是译自英文「Common Law」，即「普遍通用」之意，与欧陆法系并称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大法系，范围包括英国（除苏格兰）、美国(除路易斯安那州)、加拿大（除魁北克省）、澳洲、广大的英语国家和地区及很多前英国殖民地，香港也包括在内。 与大陆法系相比，英美法系多采不成文法，尤其是判例法，强调“遵循先例”原则；审判中采取当事人主义和陪审团制度，对于司法程序比较重视；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的发展往往依赖司法实务人员（尤其是高等法院法官）的推动，即法官实质上通过做出判决起到了立法的效果。普通法系的立法精神在于：除非某一项目的法例因为客观环境的需要或为了解决争议而需要以成文法制定，否则，只需要根据当地过去对於该项目的习惯而评定谁是谁非。比如说目前在美国为止其国内虽然制定了多部法典，但是多不像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具有官方效力，往往是民间学术组织自行订立，提供各州参考，只有各州立法机关通过法案决定这些模范法典在本州适用后，这些法典才具有法律效力。 英美法系起源于英国。在诺曼征服之后，英国国王为了统治的便利，在司法审判中大量适用各地的习惯法，加上源自法官要改变适用普通法而引起的不公平情况，另生成一套衡平法制度。衡平法的适用与普通法是两套司法系统。经过法官(和以前的教士)长期的互相交流，形成了英国独特的“普通法”，“普通法系”即由此得名。这种法律体系是英国社会内部自生自发的产物、是经验主义的结果，因此许多具体的法律制度在注重逻辑概念体系的大陆法系人士看来显得纷繁芜杂、不成体系，从而难以为其它国家模仿或移植。最初是通过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的殖民扩张传播的，故而当今英美法系的版图与18、19世纪英美殖民地的版图大致吻合。 英国与美国是英美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但两国间的法律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概括言之，英国法注重法律的形式而美国法则更关注法律的实质。 除了英美法系国家之外，英美法在当今世界其它地方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和海商运输等方面。
编辑本段存在形式
社会学
从法社会学视角考察，法律有多种表现形式，“它可以是有组织的有序体，也可以是无组织的松散体”。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在无成文法可循的情况下，那些长久的习惯常常被当作法和法律来遵守。”尤里安认为，“没有理由不把根深蒂固的习惯作为法律来遵守（人们称它是由习俗形成的法）。事实上，我们遵守它们仅仅是因为人民决定接受它们。那些在无成文法的情况下人民所接受的东西，也有理由为所有人所遵守。”而从法人类学、法史的视角考察，习惯法是法律的最早渊源形式，它先于国家的存在而存在。“有国家以前之社会及初期之国家，习惯几占法律之全部”。 “远古时代的法律无一例外都是习惯法，部落法时代的法均为习惯法。早期的成文法也只是习惯法的汇编，罗马的十二表法、两河流域的乌尔纳姆法典和汉漠拉比法典概莫能外。古希腊的法律、古罗马王政共和时期习惯均为主要法源”。“随着制定法日益发展，习惯法的地位开始下降，但也存在反复。罗马帝政时期，制定法极为发达，习惯法地位很低。但在罗马灭亡、北方野蛮民族入侵以后的中世纪，习惯法又成了主要的法律。”然而，自18世纪至19世纪之初，中央集权各国为谋法律的统一，大规模编纂法典，在理性主义思潮支配下，力图将民法法规悉罗入而无遗。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皆有否认习惯法效力之倾向。至19世纪历史法学说渐盛，排除成文法万能之思想，1896年之德国民法关于此点未设规定，1907年瑞士民法第1条始明定习惯法对于成文法有补充的效力。
比较法
从比较法角度考察，直到今天，普通法国家司法所奉行的遵循先例原则，即遵循的是惯例(习惯)。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也总是随着商业习惯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相反。在民法领域，“现代各国民法均承认习惯为法源之一”，一些国家的民法典中，还对习惯法的法源地位明文予以确认。例如，《瑞士民法典》第1条即规定，“凡依本法文字或释义有相应规定的任何法律问题，一律适用本法。无法从本法得出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习惯法裁判；如无习惯法时，依据自己如作为立法者应提出的规则裁判”。《意大利民法典》第一条“法源说明”中亦明确地将惯例列为法源。在商法领域，习惯法的法律渊源地位更为突出，一些国家商法上甚至明确规定，没有习惯时，方适用法律(制定法)。而在国际法领域，不成文的国际法一般规则作为国际习惯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现行立法
我国现行立法对习惯法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长期以来，习惯作为法源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但亦并未禁绝。例如，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3条的规定：“我国各少数民族均有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现行宪法第4条第4款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上述规定为确立习惯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奠定了宪政基础。在民事立法和司法方面，习惯法受到了尊重。例如，作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法律——1950年婚姻法在列举禁止结婚诸情形的同时，规定“对其他五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从习惯”。 1951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关于赘婿要求继承岳父母财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如当地有习惯，而不违反政策精神者，则可酌情处理。”1953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关于不同民族男女结婚后所生子女应属何族问题的复函》认为，不同民族结婚后所生子女应属何族，“应根据群众一般习惯决定”。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相当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到习惯法方面的内容。例如，《人民警察法》第20条要求警察“尊重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监狱法》第52条规定“对少数民族罪犯的特殊生活习惯，应当予以照顾”。《戒严法》第29条规定戒严执勤人员“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目前我国尚未诞生统一的民法典，民事立法处于分散、不完备的状态，因此，习惯法补充民法法源的地位不可或缺，习惯法作为法源实际上已被我国民事立法所确立。例如，《民法通则》第151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规定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特点，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单行条例或者规定”。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婚姻法》第5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继承法》第35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财产继承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14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物权法》第85条规定，“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第116条第2款规定，“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而《合同法》中共有9处提到适用交易习惯，或根据交易习惯确立，或存在交易习惯的则排除合同法一般条款的适用而优先适用交易习惯等内容。总之，当前在我国，习惯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有关少数民族的婚姻、继承等方面以及某些涉外方面的规定所遵从的国际惯例。
编辑本段条件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各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保持自己的风俗
1.外部要素：须有继续不息，反复奉行之习惯存在。此项习惯，为全国人民所遵守者，则形成普遍； 2.内部要素：须为人人确信其有法之效力； 3.须系法规所未规定之事项，与制定法不矛盾； 4.须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5.须经国家（法院）明示或默示承认。例如，奥地利民法第10条规定，“习惯，须法典定为可以适用时，始可适用”；日本法例第2条规定，“习惯，仅限于为法令之规定所认，及关于法令无规定之事项，为有效”。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法院）的判例，常为习惯法之良好渊源。
编辑本段特点
行业性和地域性
民事习惯经常是分散、不统一的，每一个地区的民事习惯不尽相同，同一个地区的民事习惯也不尽一样， 民族婚姻习惯法讲演实录
所谓“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正是民事习惯地域性的形象反映。因此，某一民事习惯往往只能适应特定地区或地域社会生活的调整需要，从一般意义来说，它不能普遍适应更广范围内的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面对跨地区、跨行业的纠纷时，习惯法的狭隘性很容易造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的情况。
非明示性
习惯法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通常是不成文的，外界不易了解。
稳定性
习惯法是由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反复实践，自发渐进形成的，作为历史的积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有的习惯法的影响是如此的弥久，甚至可以延续上千年。事实上，正如古罗马法学家赫尔莫杰尼安所认为的那样，“那些由长期习惯确认了的并且被长年遵守的东西，同写成文字的法一样，被作为公民间的默认协议”。 民族婚姻习惯法讲演实录 正是由于某一行为积年累月，世代相传，行之久远，化于内心，积淀成为民间习惯，具有稳定性，才具有了法的效力。习惯法是由习惯发展而来的一种法的渊源，其功能主要在于弥补成文法漏洞。众所周知，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立法者无法通过立法穷尽所有事项，成文法国家即使有了完备的民法典，也不可能做到对民事生活的一切关系都有明确规定。更何况社会生活总是不断发展变化，将不断产生一些新的关系、新的问题，无法从现行法中找到相应的规定，这就为习惯法留下了生存空间，民事习惯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弥补了国家制定法调控机制的不足，成为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和协同方式。 习惯法主要依靠民众的普遍认可，依靠情感、良好的心理认同，价值利益取向的共同性和社会舆论来实施和维持，与国家法相比，不具有“强制性”，体现的是一种“同意权力”。因此，习惯法的实行成本明显的小于国家法。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由于民事纠纷的可调和性、复杂多样性等特点，从私法自治的角度出发，民事审判在追求公正、效率的同时，应当尽可能地遵从当事人自愿原则，充分利用当地的习惯法公正地裁断案件，这应当被列为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习惯法作为法源，其适用范围主要体现在非处罚性的法律领域。在刑法领域，“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排除了习惯法适用的空间。习惯法最主要的适用领域是在民商法领域，此外，在行政法中亦偶尔有运用。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水利法》第1条规定：“水利行政之处理及水利事业之兴办，依本法之规定。但地方习惯与本法不相抵触者，得从习惯。”但在行政处罚方面，台湾不承认习惯法的法源地位。
编辑本段规则
习惯法何以取得法律效力，学术界主要有国家认可说和社会公认说两种观点。中国、前苏联和大陆法系的国家持“国家认可说”为多，英国、美国的学者则多持社会公认说。规范法学派持国家认可说，社会法学派主社会力量说。但无论采国家认可说还是社会公认说，习惯法都具有上述的行业性、地域性、非明示性的特点，这决定了习惯法适用的困难。但是，“尽管习惯法具有神秘色彩使人不易觉察，但对于习惯法的出现、传播和得到承认的方 式有所揭示并不是不可能的。”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涉及到习惯法的运用，但由于我国立法尚未确立习惯法适用的规则，各地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习惯法方面还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因此，确立习惯法适用的规则显得极为必要。法院适用习惯法通常应遵守以下规则。 习惯法
规则
1．法律对适用习惯法有明文规定的，从其规定。例如，在国际贸易场合，按照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及《海商法》的规定，国际惯例、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的适用顺序是：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国内立法、国际惯例。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国法律中的上述规定，与国际贸易法中的规定并不一致。例如，1964年的《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第9条第2款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凡本法与国际惯例有抵触时，优先适用惯例”。 2．法律对适用习惯法无明文规定的，“当一般法与地区性、职业性等习惯发生冲突时，显然是前者占优势”即一般情况下制定法应优先于习惯法适用。法制统一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奉行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其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的位阶，避免法律适用的紊乱，保障法律的尊严。为保证法制的统一，瑞士民法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均规定了制定法优先适用的原则。制定法优先意味着如果法律已设明文规定，即无适用习惯法的余地，只有法律无明文规定才可适用习惯法，“习惯仅有补充法律的效力，故习惯成立的时间，无论在法律制定之前或其后，凡与成文法相抵触时，均不能认为有法的效力。”因此，按照其要求，在我国任何地方执法部门不得以照顾民族关系等为借口，以习惯法代替刑法，不得对民族地区存在的溺杀女婴和拐卖妇女等刑事犯罪行为网开一面。 3．习惯法通常属于不成文法范畴，但也有通过成文法予以规定的情况。例如，历史上的《萨克森法典》或格阿提阿尼教会法汇编最初常常是对遗传下来的习惯法规范的“私人”记录。现代国家的法律中偶尔也会出现通过成文法认可习惯法的情况，如果成文立法中有习惯法的规定，则优先于不成文的习惯法予以适用。 4．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协议决定习惯法的适用。杜摩兰在《巴黎习惯法评述》中，主张在契约关系中应该适用当事人自主选择的那一习惯法。南非《习惯法适用法》（草案）中规定，“在决定是否适用习惯法时，法院可以给予当事人之间明示或默示的适用习惯法的协议以效力，除非法院确信这样做是不适当的”。在当事人之间没有关于决定习惯法适用方面的协议时，“法院可以适用与当事人或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习惯法”，“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般应考虑以下因素：当事人之间任何交易的性质、形式和目的；诉讼原因发生地；当事人各自的生活方式；为决定对于土地的利益的目的，该土地的所在地等等”。 5．习惯法查明是习惯法适用的前提，习惯法查明一般应遵守以下规则。 民族婚姻习惯法讲演实录 首先，习惯法查明奉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例如，我国台湾地区1924年上字第1432号判决，“习惯法则之成立，以习惯事实为基础，故主张习惯法则，以为攻击防御方法者，自应依主张事实之通例，就此项多年惯行，为地方之人均认其有拘束其行为之效力之事实，负举证责任。如不能举出确切可信之凭证，以为证明，自不能认为有此习惯之存在。”为查明习惯法规则的存在或内容，法院可以参考以下材料:案例、教材以及其他权威性材料；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接受专家意见等。一般而言，如果无相反的证据，推定在有权限的机关和团体的正式汇编中公布的惯例为已经存在的惯例。对此，《意大利民法典》第9条予以了明文规定。
不与法律冲突
其次，习惯法不得与强制性法律规范相冲突，同时，亦不违反公序良俗。古罗马法学家杰尔苏认为，“那 民族婚姻习惯法讲演实录
些不是由理性引进的，而是先因错误后因习惯而形成的做法，不再适用于其他类似案件”。《日本民法典》九十二条规定，“有与法令中无关公共秩序的规定相异的习惯，如果可以认定法律行为当事人有依该习惯的意思时，则从其习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条则直接规定了，“民事所适用之习惯，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台湾地区曾有不动产所有人变卖不动产时其亲属有优先购买权的习惯，法院认定这种风俗不利于财产的流转和社会资源配置利益的最优化原则，故其有背于公序良俗原则，此种习惯不能约束有关当事人，即该习惯无效。 再次，必须区别习惯法与偶尔的习惯。所谓习惯，是指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一种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模式，即“多数人对同一事项，经过长时间，反复而为同一行为”，“习惯是一种事实上的惯例。其通行于全国者，谓之一般习惯。通行于一地方者，谓之地方习惯。至一般人所信行者，谓之普通习惯。适用于特种身份或职业及地位者，谓之特别习惯”。“与习惯法应严予区别的，系事实上的习惯，此仅属一种惯行，尚欠缺法的确信。易言之，即一般人尚未具有此种惯行必须遵从，倘不遵从其共同生活势将不能维持的确信。此种事实上习惯不具法源性，无补充法律的效力。” 最后，新习惯法优于旧习惯法。习惯法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习惯法在内容、形式、实施方式等方面都会进行着缓慢的变化，所谓的“一代有一代之约例”,“有立新之约”，正是形象地反映了习惯法的这种变化。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法理，应当优先适用新的习惯法。

『捌』 如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1、理念先行：完善人权保障 坚持严格司法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理念的创新，只有理念创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实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制度创新、理念先行”。诚如《意见》所指出的那样，改革过程中要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等关系，摒弃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等落后的司法观念，从而确保改革稳步推进。
《意见》还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坚持严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谓严格司法就是要严格贯彻、落实宪法和法律的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现行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对疑罪从无原则再次作出了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指出，要想推进严格司法，“必须确立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由过去的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切实发挥法庭审判应有的终局裁断功能及其对审前程序的制约引导功能”。易言之，以审判为中心是实现严格司法的重要路径。而实际上，严格司法与以审判为中心是互相影响的关系，以审判为中心是实现严格司法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只有严格贯彻刑诉法中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避免“重配合、轻制约”的错误认知，才有可能实现以审判为中心。
2、夯实基础：打好庭前基础 抓好庭审关键
法庭审判是整个审判程序的中心。因为定罪权是刑事审判权的核心，相对于庭前准备等程序而言，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罪之有无、罪之轻重的关键环节，但这绝不意味着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审实质化的实现离不开庭前工作的夯实，要想将庭审资源集中于核心争议问题的解决，避免将庭审时间浪费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上，就需要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重要作用。
《意见》指出，要规范庭前准备程序，确保法庭集中审理。因为法庭集中审理意义非凡，自由心证和直接言词原则的实现就离不开法庭集中审理的保障。只有证据调查和辩论一举完成，才能保证法院是以庭审审理结果所获得的新鲜心证作为裁判的基础。相反，如果审判程序拖延过久或频繁中断，法官难以就直接审理过程中对证据调查产生的印象形成心证，转而依赖书面笔录。简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法庭的集中审理。《意见》指出了庭前会议可以处理排除非法证据，简化庭审举证、质证,处理管辖、回避、程序争议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预处理，可以规避庭审程序被频频打断的现象，提高庭审效率与质量。2012年刑诉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初步构建了庭前会议的基本程序，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没有就庭前会议的效力等问题进行细致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出现庭前会议适用率低、庭前会议与庭审相割裂、庭前会议效力不明的现象。针对于此，《意见》强调在法庭调查开始前法庭应当宣布庭前会议报告的主要内容，实现庭前会议与庭审的衔接。因为如果庭前会议不能与庭审程序相衔接，并对此后的诉讼程序产生法律约束力，那庭前会议就不仅不能为庭审节省资源，还会徒增时间、精力上的耗费。《意见》还明确了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的效力，如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有助于严肃、规范庭前会议的开展。、
3、证据裁判：贯彻法治原则 防止冤假错案
《意见》为证据裁判原则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第一，要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审查证据能力。庭审中审查认定证据应审查证据的两个方面，一是审查证据能力，确认其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能否进入诉讼的大门。二是要审查证明效力，即审查证据是否具有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力。但我国在证据审查中却一直存在忽视审查证明能力的问题，这就造成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手段获取的证据却大行其道，成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据，等于变相纵容了非法取证行为。《意见》重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否定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第二，完善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意见》中关于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规定将核查制度与庭审阶段证据合法性调查制度有机结合，有助于配合检察机关依法落实核查制度，充分发挥核查制度在减少和解决证据合法性争议方面的积极功能。第三，细化有关证据采纳规则，如瑕疵证据的排除规则，为侦查取证、法庭审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确证明标准的具体要求。《意见》重申疑罪从无原则，同时对量刑证据存疑的情况作出规定，回应了实践中的困惑。第五，强调了当庭举证、质证、认证的重要意义，如“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人在辅助审查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鉴定人出庭作证有利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和证据裁判规则，凸显审判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终局性作用，克服庭审虚化、走向庭审实质化。
4、简繁分流：程序宽严相济 优化资源配置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强调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并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须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诚如波斯纳法官所说：“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得不考虑成本”，司法资源具有稀缺性，必须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统计显示，2006年至2015年，全国各地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收案数、积案数都大幅增长。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资源解决疑难案件，简繁分流，轻其所轻，重其所重。《意见》对司法实践有两点非常切合当下的启发：第一，继续推进速裁程序改革。各试点地区司法实践数据证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极大地加快诉讼进程，提高诉讼效率。第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无论是速裁程序、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具有自愿性，又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就有可能获得程序上的从简和实体上的从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为前提，简化审判的程序与步骤，有助于减轻讼累、提高诉讼效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决积案难题、缓解司法机关压力，节省更多的司法资源来处理疑难案件。

『玖』 如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如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一、理念先行：完善人权保障 坚持严格司法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理念的创新，只有理念创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实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制度创新、理念先行”。诚如《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所指出的那样，改革过程中要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等关系，摒弃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等落后的司法观念，从而确保改革稳步推进。
《意见》还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坚持严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谓严格司法就是要严格贯彻、落实宪法和法律的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现行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对疑罪从无原则再次作出了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指出，要想推进严格司法，“必须确立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由过去的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切实发挥法庭审判应有的终局裁断功能及其对审前程序的制约引导功能”。易言之，以审判为中心是实现严格司法的重要路径。而实际上，严格司法与以审判为中心是互相影响的关系，以审判为中心是实现严格司法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只有严格贯彻刑诉法中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避免“重配合、轻制约”的错误认知，才有可能实现以审判为中心。
二、夯实基础：打好庭前基础 抓好庭审关键
法庭审判是整个审判程序的中心。因为定罪权是刑事审判权的核心，相对于庭前准备等程序而言，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罪之有无、罪之轻重的关键环节，但这绝不意味着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审实质化的实现离不开庭前工作的夯实，要想将庭审资源集中于核心争议问题的解决，避免将庭审时间浪费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上，就需要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重要作用。
《意见》指出，要规范庭前准备程序，确保法庭集中审理。因为法庭集中审理意义非凡，自由心证和直接言词原则的实现就离不开法庭集中审理的保障。只有证据调查和辩论一举完成，才能保证法院是以庭审审理结果所获得的新鲜心证作为裁判的基础。相反，如果审判程序拖延过久或频繁中断，法官难以就直接审理过程中对证据调查产生的印象形成心证，转而依赖书面笔录。简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法庭的集中审理。《意见》指出了庭前会议可以处理排除非法证据，简化庭审举证、质证,处理管辖、回避、程序争议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预处理，可以规避庭审程序被频频打断的现象，提高庭审效率与质量。2012年刑诉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初步构建了庭前会议的基本程序，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没有就庭前会议的效力等问题进行细致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出现庭前会议适用率低、庭前会议与庭审相割裂、庭前会议效力不明的现象。针对于此，《意见》强调在法庭调查开始前法庭应当宣布庭前会议报告的主要内容，实现庭前会议与庭审的衔接。因为如果庭前会议不能与庭审程序相衔接，并对此后的诉讼程序产生法律约束力，那庭前会议就不仅不能为庭审节省资源，还会徒增时间、精力上的耗费。《意见》还明确了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的效力，如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有助于严肃、规范庭前会议的开展。
三、证据裁判：贯彻法治原则 防止冤假错案
《意见》为证据裁判原则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第一，要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审查证据能力。庭审中审查认定证据应审查证据的两个方面，一是审查证据能力，确认其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能否进入诉讼的大门。二是要审查证明效力，即审查证据是否具有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力。但我国在证据审查中却一直存在忽视审查证明能力的问题，这就造成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手段获取的证据却大行其道，成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据，等于变相纵容了非法取证行为。《意见》重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否定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第二，完善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意见》中关于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规定将核查制度与庭审阶段证据合法性调查制度有机结合，有助于配合检察机关依法落实核查制度，充分发挥核查制度在减少和解决证据合法性争议方面的积极功能。第三，细化有关证据采纳规则，如瑕疵证据的排除规则，为侦查取证、法庭审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确证明标准的具体要求。《意见》重申疑罪从无原则，同时对量刑证据存疑的情况作出规定，回应了实践中的困惑。第五，强调了当庭举证、质证、认证的重要意义，如“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人在辅助审查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鉴定人出庭作证有利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和证据裁判规则，凸显审判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终局性作用，克服庭审虚化、走向庭审实质化。
四、简繁分流：程序宽严相济 优化资源配置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强调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并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须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诚如波斯纳法官所说：“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得不考虑成本”，司法资源具有稀缺性，必须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统计显示，2006年至2015年，全国各地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收案数、积案数都大幅增长。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资源解决疑难案件，简繁分流，轻其所轻，重其所重。《意见》对司法实践有两点非常切合当下的启发：第一，继续推进速裁程序改革。各试点地区司法实践数据证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极大地加快诉讼进程，提高诉讼效率。第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无论是速裁程序、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具有自愿性，又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就有可能获得程序上的从简和实体上的从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为前提，简化审判的程序与步骤，有助于减轻讼累、提高诉讼效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决积案难题、缓解司法机关压力，节省更多的司法资源来处理疑难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