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于术文
两者的主要区别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渊源不同。
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渊源包括立法机构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机关颁布的各种行政法规以及本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但不包括判例。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既包括各种制定法，也包括判例，并且判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法律结构不同。
大陆法系承袭古代罗马法的传统，习惯于用法典的形式对某一法律部门所涉及的规范做统一的系统规定，法典构成了法律体系结构的主干。英美法系习惯用单行法的形式对某一类法律问题做专门的规定，因而，其法律体系在结构上是以单行法和判例法为主干的。
第三，法官的权限不同大陆法系强调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得规定来审判案件，法官对成文法的解释也需要受成文法本身的严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英美法院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来审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技术创造新的判例，从而，法官不仅适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创造法律。
第四，诉讼程序不同。
大陆法系的诉讼程序以法官为重心，突出法官职能，具有纠问程序的特点，而且，多由法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法庭来审判案件。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辩护人和代理人为重心，法官只是双方争论的“仲裁人”而不能参与争论，与这种抗辩式程序同时存在的是陪审团制度。
『贰』 法官是什么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法官与法的独特关系。在英国，法律是法官创制的，或者说“发现”的，在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中，法律是由国家创立的，然后由法官执行。在英国，法官是法律的主人，而在大陆法系中，法官则是法律的奴仆。这其中最为精妙的含义在于法律是否是国家的独占资源就决定着法官们的本质意义。在英国，法律是源于悠久的传统是由法官们发现的，它不仅约束社会，同样约束国王，以及后世的国家，人们服从法律也同样是源于法律是历史结晶的产物。这样，法官作为法律的发现者是超越社会与国家，同样在民众心中也有着至高的地位。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律是一个主权者的命令，法官不过是这个主权者的奴仆，它只能用于统治，人们服从它仅源于一种群体暴力的支持。此外，英国的法官们才是真正的法律技术专家。他们这种发现法律的声名绝非浪得虚名，布莱克顿曾言及一个习惯是怎样成为法律的：证明某个准则是普通法规则的唯一方法，乃是通过表明遵守该准则已成为了一种习惯，但是这里产生了一个非常自然和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使人们得知这些习惯或准则，而又是谁来决定他们的效力呢？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便是，由几家法院的法官来决定。他们是法律的保管人，是活的明断者，他们必须在各种疑问情形中作出裁决，而且还受其国内法进行裁决的誓言的约束……在证明普通法组成部分的这种习惯是存在方面，这些司法判决的确是所能够列举的最主要的和最权威的证据。[27]英国的法律是由法官们在一套严密的程序中依照一种独特技艺予以发现的这项技艺不仅包括遵循先例，还包括各种区别技术。这种法律的创制模式将法官们真正转化为法律技术专家，使他们比较容易的避免了政治的评论和其他干涉，也真正成为了法律所管辖一切事物的裁判者。 三、一个简单的答案 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在英国形成宪政框架的情形下，法律不仅仅管辖社会，同样管辖国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是其最为重要的内容，法官裁判的将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纠纷，还将包括个人与国家，社会与国家的纠纷，在近代这种纠纷的解决则是一个国家合法性证明的问题，作为合法性证明者的法官脱离国家，超脱于社会之上则是一个必然。一个现代学者眼中的法官的角色来源不仅仅与一个标准的裁判者有关，而且与一个政治问题的解决紧密相联。在英国，合法性证明的标准由于宪政框架的存在，将是由法律承担的，这些法律是由悠久的历史传统积淀而来，由法官们予以发掘，在这种背景下，法官必须的筹建一种封闭的程序来防止他者的干涉，用独特却又植根于英国大众的思维方式来确定此种法律，这样的技艺将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及自身合法性的证明。既然担当了这样一种近乎“上帝” 的角色，法官们的去俗化将是同样重要的，他们必须披上长袍，用公众少用的，难懂的拉丁文审判，他们要接受一种贵族式的教育和熏陶，用贵族的礼仪来标明自己卓然不群的地位。同样，为使这种知识、美德、法律推理技艺流传下去，他们组成了自己的职业群体，将这一切传习下去，并且用这种群体的力量对抗各种干涉，因为他们也知道个体在政治中将是渺小而不堪一击的。 通过这一段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答案：法官是拥有娴熟法律技艺、具有强烈贵族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或其中的一份子。 参考文献： [1]李猛·爱和正义[J]、书屋、2001，（5）。 [2][4][6][12]马克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3]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 [5][9][10][11][14][22]程汉大主编·英国法制史[C].济南：齐鲁书社2001。 [7] 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
『叁』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不应具有造法的权力，为什么司法解释却有法律效力呢
司法造法是各国司法实务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成文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张力作用的结果。一定条件下的造法职能的存在，也是我国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就可以不断地扩张其造法职能，侵入立法领域。司法权的性质决定了其基本的职责是裁判案件、解决法律纠纷，造法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已。
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成因
第一，长期以来法制的不健全与立法的粗陋、缺乏预见性，是导致司法解释泛立法化的客观基础。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几乎是从零开始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要求以蔑视和批判的精神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7条也明确要求：“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旧法已去，新法却未随之而立。除建国初期有限的立法外，此后的20余年里基本上未进行任何有效的立法。然而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法律纠纷却并不因此而不发生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为了因应审判工作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过发布一些具有规范性文件性质的司法解释来填补立法上的欠缺与不足。尽管这些文件严格地说可能不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而是属于“政策性”解释——以司法机关文件的形式表述的国家的民事、刑事政策。经年之下，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解释替代立法机关代行立法权的习惯性做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1978年以后，国家对立法的重视及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应使这种“权宜之计”逐步消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长期以来法制建设“欠账”太多，也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期的剧烈变动之中，立法机关为了回应各个领域内立法的要求，不得不采取“宜粗不宜细”、“先制定、后修改”的策略，使得大量立法从其制定时起就具有粗陋、滞后于社会发展等不足之处，法律规范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变化需要的情况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形下，系统性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释自然也就成为弥补法律漏洞以因应一时之需的便宜工具。因此，如果说立法机构长期的虚位导致法律的空白进而滋生大量法律解释的诉求是司法解释“立法化”产生的客观根源的话，那么，当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立法内容的简单化、立法技术的粗劣则是导致在法制相对完备的情况下，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不断强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转型期非持续性社会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冲击和改变着建国数十年来一成不变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社会开始进入了剧烈变动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项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形成的社会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审视、重新构建。问题的复杂性与经验的不足，决定了新体制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间必然有失误、有反复。法律的稳定性与严格的立法过程使得本不完善的法律无法适应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也就成为推进这一进程的最好手段。为了顺应政策的需要，法律随政策剧烈变动也就日益彰显，本来就没有真正确立的国家立法的稳定性、权威性明显减弱。“由于政策具有灵活性，而法律具有稳定性，在政策变动时，很多法律条文不可能得到及时的修改。这种现象使人们产生一种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是可能被忽视甚至被突破的”，认为“国家机关的一些举措虽然违背当时宪法的个别条文，但却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属于“良性违宪”，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对于忽视或突破现有法律而言，通过司法解释也就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而又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权宜之计，并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同。
第三，司法体制的影响。司法裁判本身是一种亲历性的活动，只有亲自参加全案的审判工作，才有可能对各种证据，特别是对证人证言做出准确、合理的判断，而个案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解释方法的多样性以及事物本身属性的多样性决定了对法律文本做出不同解释的可能性。审判委员会、个案监督、错案追究等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在于它无视司法裁判的特点，抑制了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所理应发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主观上斩断了法官解释法律的努力，法官独立解释法律文本既不被认同和允许，更不被提倡。尽管法官完全可以基于自身对宪法文本（甚至不需要借助对宪法文本的解释）的理解而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却仍不得不寻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司法解释”。
第四，司法职业平民化的影响。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将法律的解释权进行高度的集中，以试图维护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建国初期，在全面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同时，旧司法机构中的一大批专门法律人才也在自1952年开始的“司法改革”运动中被逐出司法队伍，代之以大批既无法律专门知识又缺乏法律职业训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本来应当加强的法学教育也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法学知识的传播与法律技能的训练也被政治运动所取代。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建法制及司法机关时“无将可用”，不得不从其他机关或事业单位抽调大批非法律专业的人才充实司法队伍。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法律的阶级性与工具性，法律并不被视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解决失业问题、安置复转军人乃至精简政府机构的分流人员等的途径之一，平民化、泛政治化因而成为我国当前并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成为法官、检察官人员结构的基本特征。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的重要根源，也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法律、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增长了法官希望权威机构对法律进行系统解释的需求。即使法官偶尔在个案处理中对法律文本进行解释也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荒谬的结论，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决策层对法官解释法律文本能力的不信任，并成为不断强化司法解释的作用与地位的心理基础与理论依据。
此外，不可否认的是，理论上对司法解释的肯定和认同，也是司法解释日益扩张、越来越“立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综观近年来关于司法解释的讨论，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赞同。例如，孙笑侠先生将我国的司法解释分为三类：（1）最高人民法院按规范性形式所进行的普遍性司法解释，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律；（2）地方人民法院针对地方特点对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性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律、法规；（3）法官个人依主观意志针对具体案件所做的个别性司法解释。孙先生认为：“前两种情况应当认为是可行的。后一种情况就不属于法官造法的范围，应予否定。”孙先生还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力在今天并没有产生什么副作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院是否应当享有较自由的解释权，而是在于如何促使司法解释的理性化。”再如有的学者认为，新刑法中的许多条文仅属“引申性解释”而没有刑罚规定，因而理应在相关条文中“以适当文字概括进去”或者“以司法解释处理”。郑戈在评论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法理学教科书上所称的‘法律解释’，都是一种创制法或试图创制新规则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法律规则或者说人的理性不断扩大其疆域，将其原先所未及的与法律有关的事实纳入其中。”理论上的这种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对实务上的操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是当理论上的“研究成果”迎合了有关当局的需要时，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有关当局积极行动的根据，强化其业已存在的某种操作习惯或做法。
『肆』 法官的作用
法官是受命主持法庭或进行审讯和裁决争端并执法的人。
《中华人民回共和国法官法》第二答条明文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
在民事诉讼审判中法官应当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产生的，依法行使国家民事诉讼审判权的审判人员，而且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不应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干扰。
法官应当是独立的、中立的享有法定的裁判权，具有当然的裁判权威的第三方。《中国法官法》也规定了法官的权利和义务，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并受法律保护。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法官于术文扩展阅读：
法官应当依法履行的义务
（一）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
（三）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四）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五）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
（六）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
（七）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
『伍』 一般法官是如何审问原告和被告的还有双方是如何辩论的《民事案件》
开庭审理
具体步骤
首先，由书记员查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并宣布法庭纪律；
其次，由审判长宣布开庭，并由审判长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审判人员、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第三，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调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当事人陈述；
（二）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
（三）出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
（四）宣读鉴定意见；
（五）宣读勘验笔录。其间，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
第四，进行法庭辩论。法庭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一）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二）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答辩；（三）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或者答辩；（四）互相辩论。法庭辩论终结后，由审判长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
第五，评议和宣判。法庭辩论或被告人最后陈述结束后，法官进入评议室评议，做出裁判。
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是在法庭上或准司法机构面前进行的辩论。是案件审判的必经程序。其目的是在法庭上起诉犯人，或为其辩护，或决定某一特殊案件的适用法律。法庭辩论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控辩双方不仅要遵守论辩和论证的一般规则，还应遵守许多司法领域所特有的技术性规则。
辩论顺序
一、公诉人发表公诉词；
二、被害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发言；
三、被告人自行辩护；
四、辩护人辩护；
五、控辩双方对争论焦点进行辩论。
(5)法官于术文扩展阅读
开庭审理是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阶段。其方式主要是有公开审理和不公开审理。其中，公开审理是原则，不公开审理是例外或补充。
以民事诉讼为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由此可知，离婚案件一般也公开审理，但如果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其决定权在于人民法院。法律之所以规定“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是因为离婚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审理中可能会涉及到个人隐私、感情上的一些不愿意公之于众的内容。因此，如果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法庭一般都会允许。
参考资料：网络-开庭 网络-法庭辩论
『陆』 法官是干什么的
机构职能：抄
（1）执行本院发生袭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
（2）执行法律规定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其他法律文书；
（3）对执行异议、被执行主体的变更、追加进行审查；
（4）依照法律规定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扣划等措施，对妨害执行行为人实施拘留、罚款措施；
（5）协助办理其他法院委托的执行工作。
区别主要在于执行局为普通法院的协助部门，负责对下级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监督、指导和协调，办理下级人民法院或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的案件。
(6)法官于术文扩展阅读
法官应当依法履行的义务
（一）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
（三）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四）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五）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
（六）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
（七）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
『柒』 大陆法系中法官的作用有什么优缺点呢
大陆法系
优点：规则明确、系统。规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构成一个概念体系、制度体系，运用容易。
缺点：僵化。当社会生活发展产生新的问题、新的案件时，法律上没有规定则难以应对。法律表现为缺乏弹性，不够灵活。
英美法系
优点：灵活。法律规则不是立法机关或议会制定的。而是法官创设的。当社会生活出现新的问题，新型的案件时，法官就可以创设一些规则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缺点：没有制定成文法典，没有严格的概念体系，掌握起来比较困难，对法律的运用要求较高。
(7)法官于术文扩展阅读：
法系区别
世界各国沿用的法律体系基本上可分为二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国内地曾采用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民法法系、法典法系或罗马日耳曼法系，是承袭古罗马法的传统，仿照《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样式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
欧洲大陆上的法、德、意、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和拉丁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的法律都属于大陆法系。香港和英联邦国家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英美法系又称英国法系、普通法系或判例法系。两大法系的主要差异有：
第一，法律渊源不同。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渊源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机关颁布的各种行政法规以及该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但不包括司法判例。
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既包括各种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构成的判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法律结构不同。大陆法系承袭古代罗马法的传统，习惯于用法典的形式对某一法律部门所涉及的规范做统一的系统规定，法典构成了法律体系结构的主干。
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习惯用单行法的形式对某一类问题做专门的规定，因而，其法律体系在结构上是以单行法和判例法为主干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法官的权限不同。大陆法系强调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规定来审判案件，法官对成文法的解释也需受成文法本身的严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
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来审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技术创造新的判例，从而，法官不仅适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创造法律。
第四，诉讼程序不同。大陆法系的诉讼程序以法官为重心，突出法官职能，具有纠问程序的特点，而且，多由法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法庭来审判案件。
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辩护人和代理人为重心，法官只是双方争论的“仲裁人”而不能参与争论，与这种对抗式（也称抗辩式）程序同时存在的是陪审团制度，陪审团主要负责做出事实上的结论和法律上的基本结论（如有罪或无罪），法官负责做出法律上的具体结论，即判决。
第五，法律分类不同。大陆法系一般会把法律区分为公法与私法，而英美法系就不会这样的区分，英美法系主要把法律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类方法的不同对法律的制定有思想上的根本差异。
第六，法律术语的不同。两大法系的法律术语有很多不能相互对应的概念，即使有相同名词的法律术语，但是在意思上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此外，两大法系在法学教育、司法人员录用和司法体制等方面，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捌』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首任庭长胡云腾是个怎样的法官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首任庭长胡云腾是个怎样的法官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研究室主任胡云腾做了不少事情。他率交流团访问了台湾；为北京市旅游委全体党员干部解读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还向媒体介绍了一项新制度的突破：如存在性侵害、出卖、拒不履行监护职责长达6个月以上等七种严重情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月中，他则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了长文《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保证独立公正司法》。
随着12月28日全国人大的一纸任命，他的生活变成另一种模样：他将成为最高法巡回法庭的一名庭长。
“毫无疑问，胡云腾法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者型法官。”与他相识20多年的《民主与法制》总编辑刘桂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由这样一位学者型法官去执掌最高法首个巡回法庭，可谓众望所归，人才难得。”
的确，胡云腾身上最为人注意的标签，是“学者”。
他拥有西南政法学院（1995年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学位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成为一名“学者型官员”之前，他曾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发表过超过100篇学术论文和近40部作品，其中《死刑通论》和《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在国内的死刑研究著作中相当有分量。
2008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的胡云腾，依然在与同行的交流中一再提及“我是一个学者”。
刘桂明认为，对于巡回法庭这一“需要坚持探索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的新生事物，正需要胡云腾这样一位“研究水平高深、协调能力高超、涉猎视线高远的高精尖人才”。
很多人都对胡云腾在1998年与邱兴隆、张金龙合作的《死刑问题三人谈》记忆犹新。不止一个人注意到，平时沉默寡言、甚至很少会哈哈大笑的胡云腾，谈起死刑问题时就会滔滔不绝。在调入最高法之前，他不止一次公开阐述过废除死刑的理由：公正、人道、人权保障，以及“无论司法程序设计的多么严密，适用死刑都可能错杀无辜”等。
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与持续关注，他曾被学界戏称为“胡死刑”。
那场对话正是由刘桂明主持的。他对胡云腾更深的印象是，十几年前，“眼见一位极具法学研究水平与才华的友人面临绝境，他当即拉上我驱车300公里，前往友人所在的城市进行紧急协调，最终使他脱离了危险境地”。
“他是一位非常重情重义的人”，刘桂明总结说。
《法制晚报》2007年有一篇报道描述了藏身在专业法律术语后的法官胡云腾：“不爱服输”“特有韧劲儿”，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受的苦太多”了，所以“只知道埋头苦干”。
胡云腾1955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3年后，全家人被下放到农村。1979年参加高考，他填报了西南政法学院，可因为之前从没填写过简历，有几年经历没填上，在政审这一关被拦了下来。
多年后他还带着点沮丧形容自己“在命运的始发站，就跌了一个大跟头”。不管怎样，“生了一个假期的闷气”之后，他不得不去安徽师大政教系报到。
四年后，在大学里一直坚持自学法律的他再一次考上西南政法学院。
他的职业生涯也一直都围绕着法律，最初在安徽大学法学院教书，博士毕业后去社科院做研究，八年后又到了最高法的研究室。
“他是体制内开明派”，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说，“这也意味着他一直很稳妥，可靠”。
上世纪90年代初，胡云腾曾在博士论文中提出过一个废除死刑的“百年设想”。十多年后他在一本法律刊物上承认，自己当初的考虑并不完善，废除死刑之路必须慢慢走。
“在一个封闭的、不透明的司法制度中，任何美好的制度设计都难以产生预期的好效果”，他当时说过。
同样是在这场采访中，他冷静地拒绝了采访者奉上的高帽子：“知名的法学家和出色的律师这两顶帽子均不适合我戴，因为本人还有自知之明。但作为一个法学科研人员，我认为应当创造条件联系实际。”
他进一步解释道，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法学家应当到司法实务部门去工作一段时期”：“我认为法学理论工作者在现阶段应当多关注中国的司法实践，尤其在我国的司法体制正在进行改革，正在建立现代司法制度时期，法学家应当积极参与其中。”
如今这一切似乎都在他身上实现了。
两年前，在一场关于“司法改革”的报告中，已经是最高法研究室主任的胡云腾提醒台下的大学生，“我们的司法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司法改革不是追求一些空洞的原则，而是要解决司法实际的问题”。
2014年4月24日这天，他与刘贵祥一同被任命为二级大法官。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官制度中，这意味着他也成为一名副部级干部。
2014年12月，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胡云腾分享了他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经历。据说，当时起草班子具有特别广泛的代表性，到全国各地调研，有很多意见反复修改。比如《决定》中“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两句话曾一度被拿掉，最后起草班子开会讨论，还是达成统一意见把它们写入其中，最后效果很好。
不过，12月28日的最新任命，将翻开这位大法官人生中全新的一页。
胡云腾在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对此评论道，巡回法庭“看似着力于解决司法地方化、落实‘司法与行政辖区适当分离’等问题，实质上其所承担的监督指导功能发挥有限，而主要解决送法‘下乡’、方便诉讼问题，更侧重于分散最高法的工作量……其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进中国司法进步，但仍需要进一步设计和细化具体的方案”。
他在学界的老朋友何兵与邱兴隆拒绝对此作出评价。
而刘桂明则表现出了更多的乐观：“如果现实中更多涌现一些诸如邹碧华法官这样的探索实践者，又如胡云腾法官这样的思考研究者，那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将会变得迎刃而解。”
在很久之前，胡云腾就对媒体表达过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艰涩的术语汇聚到最后，只留下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玖』 南京彭宇案法官让中国的文明倒退了100年，大家同意这种说法吗
南京彭宇案法官让中国的文明倒退了100年，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偏激，但是这件事确实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彭宇案”的负面效应，是许多当事者始料不及的。作为政法部门应引以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训，努力提高司法办案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
“彭宇案”在审理期间就出现了偏离事实真相的报道和舆情，但办案单位并没有足够重视并对此进行正确引导，对判决之后可能出现的舆情也没有充分的预计，当此案形成舆论热点后，又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相关报道逐步偏离事实真相，最终形成判决结果与公众认知的巨大反差。
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注重保障热点案件的公众知情权，妥善处置为当事人保密和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关系，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9)法官于术文扩展阅读：
误判原因
1、判定“彭宇案”的关键事实是“二人是否相撞”，但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关节点上，警方丢失了事发时对双方的询问笔录，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证据支撑，其判决结果因此受到舆论质疑。因此，旁听公开审理的一些媒体也逐渐形成了“彭宇是做好事被诬陷”的一边倒倾向。
2、法官在一审判决中对原、被告相撞事实认定的一些推理分析，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引发舆论哗然和公众批评，导致社会舆论普遍不认同一审判决结果。
3、在南京中院二审开庭前，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双方对此均表示满意。
但依据当事人要求，在和解协议中增设了“双方均不得在媒体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的保密条款，从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时让公众知晓，经数年发酵，逐步演化为社会“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