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惩戒制度研究
『壹』 如何破解审判机关落实司法责任制难点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同时提出:“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为此,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提出:“主审法官、合议庭法官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为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明确审判组织权限,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增强法官审理案件的亲历性,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审判职责,根据有关法律和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1日制定颁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分别以目标原则、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明确司法人员职责和权限、审判责任的认定和追究、加强法官的履职保障、附则等六部分共48条。具体内容涵盖了探索改革审判组织模式、明确司法人员职责权限、明确违法审判责任的情形、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加强法官依法履职保障。其中,有探索改革审判组织模式等内容。
在上述政策与制度框架体系下,被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确定为第一批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6+1”省区市的三级法院作了积极的试点与推进工作,其显著的成效就是冲击了审判人员固有的集体(法院)承担司法责任的意识,而转化为“谁办案、谁负责”,且“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的新司法责任理念,形成了极具压力的办案质量倒逼机制；同时,也根本改变了长期存在于司法领域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行政化办案模式,初步形成了审判权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相分离的新机制。司法责任制的推行更为员额制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提供了保障。
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难点
当前,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在落实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和障碍,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改革推进的难度,若不加以有效破解会影响改革成效的充分体现。根据笔者的调研情况看,具体来说,司法责任制落实中的难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何凝聚合力落实改革措施。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本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地位。
与此同时,司法责任制改革与其他改革举措之间,亦呈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司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实,需要与人员分类管理、员额制、职业保障、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司法责任追究等制度协同推进,形成共同推动改革的合力。当前,部分改革举措如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等推进迟缓,部分改革举措仍停留在中央文件等顶层设计层面,在地方政法机关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再加上还有部分政法领导干部对司法责任制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存在畏难情绪、懈怠心理,存在“不敢改、不想改”的情况。这些因素加大了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难度,急需采取有效举措予以破解。
二、如何处理放权与监督的关系。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内在逻辑是放权或还权于法官、合议庭,实现“让审理者裁判”。但基于目前队伍整体职业素养参差不齐、司法面临的社会矛盾纷繁复杂、法院内部运行秩序尚未理顺等现状,一味强调放权,理想化地主张让法官、合议庭完全自主决定案件,不仅不能解决司法的沉疴宿疾,反而可能导致审判运行秩序的混乱,引发新的司法不公等问题。
不久前,笔者在某试点地区法院调研时了解到,自从院庭长不再审签裁判文书、不再对案件质量把关以来,该地区反映案件审判质量的部分指标,如一审服判息诉率、二审瑕疵改发率、民商事案件调撤率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上升。此外,案件审批制度取消以后,“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有所凸显。可见,在目前缺少相应的监督制约、指导帮助以及协调管理机制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放权与监管的关系,将决定司法责任制能否顺利落实,甚至可能会影响司改的大局。
三、如何设计司法责任追究制度。
除“让审理者裁判”外,司法责任制另一核心内涵是“由裁判者负责”。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是确保办案质量、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然选择。这既有利于增强司法人员办案责任心,又不会挫伤其积极性。为此,中央专门制定了相关的规范性意见,就错案责任和免责条件作了原则性规定。然而,司法责任追究制度仍然存在着顶层设计不完善、法检两家司法责任内涵范围不清晰、司法责任追责程序行政化等弊病。尤其是因缺乏司法责任制的配套制度,导致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责任保障不到位,制度的落实效果不尽理想。
四、如何面对内部反追责的压力。
每一起冤假错案都必须依法纠正,冤假错案中有关人员犯下的罪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破案心切或客观上判断错误,造成对有关事实和证据的错误认定；另一种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当事人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甚至徇私枉法故意冤枉好人。前一种情况一般要按照党纪政纪问责,后一种情况则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无论哪种追责,司法机关都面临着很大的“反弹”压力。所以,在实践中,为了避免有关人员被追究责任而掩盖被错判的案件,于是出现“追责与反追责”的纠结。由此可见,不少司法人员还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即如果为了掩饰错判、避免追责而拒绝纠正冤假错案,只会犯下更大的罪错,最终招致更严厉的责任追究。
司法责任制的难点破解思考
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形成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整体合力。认清各项改革举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高度关联性,对各项改革举措的顺序和进程进行科学统筹,把握好推进的节奏和力度。
员额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前提,在积极开展入额工作的同时,还应当妥善处理好未入额人员的分流安置政策；职业保障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有力驱动,要在顶层设计方案的基础上,结合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制度改革的推进,对保障的主体、方式和力度等进行进一步明确；绩效考核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应有之义,通过完善业绩考评制度和办法,明确新型权力运行机制下司法人员的工作要求,实现评价机制与员额退出机制、惩戒机制、激励机制的有效衔接。
二、有序放权、科学监督,构建符合司法规律的监督制约机制。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关键是要明确司法管理和监督权力的边界和行使的方式。坚持有序放权与监督管理相统一,推动司法业务管理监督由微观向宏观转变,提高管理监督科学化水平。
依托现代信息科技技术,打好办理案件的“组合拳”。建立适应新型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内部监督机制,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细化各类人员岗位职责、工作流程,确保各类主体权责清晰；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架设案件研习的“度量衡”。在放权的同时,加快确保法律适用统一的机制建设,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建立和完善类案检索和类案参考制度；改革审判委员会的职能,筑牢法律统一适用的“防护墙”。强化审委会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职能,最大限度减少“同城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三、严格依法、规范程序,设计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前提是制定司法责任追究的法律法规。追责的依据应上升为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法律是构建我国司法责任追究机制最基本的形式,没有这一形式,追责机制必将如空中楼阁难以实现；基础是区分违法办案责任和错案责任。在此基础上,分别制定不同的追责制度,完整的追责机制包括追责的依据、主体、事由、程序、种类及救济等内容；核心是设置明确科学的二元追责标准。追责标准应由当前唯结果论转向“不适当行为”为主、“结果过错”为辅的二元追责机制。这意味着,裁判结果并非决定责任追究的唯一条件,这可以避免追责机制对法官良心可能造成的破坏；关键是坚持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并重。在责任认定过程中,必须遵循程序公开、程序正当原则,适当组织社会专业人士参与责任认定,或直接由省级法官惩戒委员会主持进行,有效解决司法责任内部追究的公信力问题,并充分保障法官的申诉救济权利和名誉权利；必要是构建法官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机制。保障司法人员独立行使职权是建立追责机制的必要配套措施,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机制(职业、身份、薪酬、安全、文化等)要与追责机制同步建立。
四、他山之石,亦可攻玉,合理借鉴域外法官责任制度的经验。域外国家对司法责任的追究主要体现在法官惩戒制度中。这种制度的重心在于对法官个人的职业伦理道德的规制,以人案分离、程序外制约为特色。我们可以从域外法官惩戒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找出对构建我国司法责任制构建的有益借鉴。
法官惩戒制度的核心是职业伦理道德。不同的职业以本行业的伦理道德作为行为规则,其职业伦理道德共有意识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人们依照职业伦理道德的行为模式可减轻决策的负担,也有利于社会系统的和谐与稳定。
一个没有共同伦理的群体,是一个没有凝聚力且缺乏稳定的群体。应当明确的是法官的职业伦理道德并不是一种古板生硬的说教,也不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理念,而是对司法本身规则的总结是一种应用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性思考,并内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准则。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准则的建立,旨在更周密地定义可以接受和应当禁止的行为,既向法官提供一个如何行为、处理自身事务的服务,又向公众提供一个他们应当知道的对法官行为的期望。
通过总结,可以归纳出域外法官惩戒制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施机构的专门性。对于司法官的惩戒机构在相关的法律中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只有法律规定的具有专属管辖权的部门才有权对出现问题的司法官进行调查和实施惩戒,而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无权实施惩戒。比如:美国联邦和州都是由国会或议会负责实施法官弹劾制度；同时由司法机构或主要由司法人员组成的机构负责实施司法惩戒制度；德国基本法规定,有关对司法官追诉的审判,专属于联邦宪法法院之权限。在联邦法官在行使或不行使职权时违犯本基本法的原则或邦的宪法秩序时,联邦宪法法院经联邦议院要求,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裁决将其调职或命令其退休。在故意侵犯的情况下,得为罢免之宣告。
二、审查标准的多元性。普遍设立了多元性的审查标准,意味着法官不仅要对其职务行为负责,更要对其职务外行为承担责任。域外法官惩戒制度对惩戒行为的界定是宽泛的,只要其行为有损法官职业的威信,就有可能成为惩戒的对象。
三、惩戒程序的严格性。联合国《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司法独立第一次世界大会《司法独立世界宣言》和国际法曹协会《司法独立最低标准》均规定了保障被惩戒法官的四大原则,即无明文行为标准不受惩戒原则、秘密审理原则、听证原则、法官有上诉权或请求复审权原则。相应的,域外各国对于惩戒法官的程序也做了严格细化的规定。
四、司法责任的独立性。法官的职业伦理责任独立于刑事责任。这避免了追究责任可能产生的竞合与混乱,也可以确保法官可以理性、良心、独立地作出裁判,并赋予其敢于担当的职业底气
『贰』 法官惩戒制度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
惩戒是为了改变错误和防止犯错误。
『叁』 我国为什么要建立专门的法官惩戒制度
法官是司法公正的主要裁定者，是社会公正和法治的具体重要实行者，如果法官违规或者犯法，那肯定必须受到惩戒，这样可以纯洁法治队伍，强化司法教育，保障社会和司法的公正，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肆』 甄树清的学术成果展示
《谈我国基层直接选举可以实行竞选制》，1988年第4期《河北大学学报》；
《基层直接选举应当改革》，1989年第3期《新华文摘》；
《中国宪法学新编》（合编），1991年10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保障体系》，《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增刊，1994年获得河北省第4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青年佳作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论纲》（撰稿），1994年2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6年获得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保障机制》，1994年第1期《福建法学》；
《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的实施》，1995年第4期《中外法学》；
《加拿大责任制政府》，1996年第2期《外国法译评》；
《宪法监督专门机构刍议》，1996年第4期《河北大学学报》；
《1995年修正之后的选举法之进步、不足及改进设想》，《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增刊；
《宪法监督发展趋势简论》（与导师合写），1998年第1期《外国法译评》；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宪法行政法》卷1998年第2期全文转载上文；
《现行选举法评析及改进设想》，199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关于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建议》（与导师合写），1998年4月15日第3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
《剖析现行选举法》，1998年5月18日第9版《社科信息》；
《谈法官遴选与惩戒制度的改进》，1999年1月21日《法制日报》；
《论民族法规实施的法律保障》（与导师合写），1999年第3期《河北大学学报》；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9年第5期转摘上文；
《法官遴选、惩戒制度与遏制法官腐败》；
《法官遴选制度比较研究》，1999年第4期《外国法译评》；
《改革司法体制，遏制司法腐败》（第二作者），2000年5月10日《河北日报》；
《法官惩戒制度与遏制法官腐败》，2000年第6期《河北大学学报》；
《表达自由实现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法学》2001年增刊；
《统一司法考试若干问题的思考》，2001年9月24日《人民法院报~法治时代》；
参加《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的辞条修改撰写。
『伍』 法官惩戒案例
为了从源头上构筑起防止人情干扰的“隔离墙”，《规定》进一步细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关于法官不得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的规定，明确要求“法院工作人员不得私下接触本人审理案件的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属、代理人、辩护人或者其他关系人”，同时要求法院工作人员“因不明情况或者其他原因接触上述人员并可能引起社会公众及案件当事人合理怀疑的，应当自行申请回避”。
针对少数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主要方式，《规定》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及退休人员不得违反规定为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属、代理人、辩护人或者其他关系人转递涉案材料;不得违反规定打听正在办理的案件;不得以任何理由为案件当事人说情打招呼”。
为了解决一些法院内部人员通过为案件当事人转递涉案材料的方式对办案法官或办案部门施加影响的问题，《规定》规范了法院工作人员及退休人员为案件当事人转递涉案材料的方式。《规定》明确要求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及退休人员在职责范围之外收到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属、代理人、辩护人或者其他关系人递交、邮寄的涉案材料，应当送交本院立案信访部门处理，不得直接转交案件承办法院、案件承办部门及相关审判组织或者审判人员，也不得在涉案材料上签批任何意见”。
明确领导干部权力边界
为了防止发生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法院工作人员在接受请托说情后利用审判管理权违法干扰办案的问题，《规定》明确了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法院工作人员过问案件的权力边界，要求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法院工作人员“非因履行职责，不得向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过问正在办理的案件，不得向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批转涉案材料”。
为了防止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法院工作人员打着履行监督指导职责的旗号为请托说情者谋取不正当利益，《规定》健全了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法院工作人员过问案件的“全程留痕”制度，明确要求“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因履行职责需要对正在办理的案件提出指导性意见时，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或者由案件承办人记录在案”，同时要求“案件承办人应当将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提出指导性意见的批示、函文、记录等文字资料存入案件副卷备查，并在审判组织评议案件和讨论案件时作出说明”。
此外，为了增强《规定》的执行力，最高人民法院特意在《规定》中设立了对违反《规定》行为的惩戒措施，要求对违反本规定的法院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应当酌情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同时涉嫌犯罪的，还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地方法院还将通过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及专项检查等形式，加强对下级法院贯彻执行《规定》的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陆』 法官法修改2017，新法官法何时出台，最新法官法全文
您好，目前新《法官法》尚未出台。
《法官法》于1995年2月28日由第八届全回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答通过，并于同年7月1日起施行。2001年6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的决定》，新修的《法官法》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在2014年“两会”期间，江凌、李少平等74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两件修改《法官法》的议案，认为《法官法》的部分规定已经不能够适应司法体制改革新要求，建议尽快修改《法官法》，加强法官队伍建设，建立省以下法院人员统一管理制度，改革法官选任制度，建立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强化法官职业保障，严格法官惩戒制度等
『柒』 研究出台错案追责办法有了吗
中央对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再提要求，包括研究出台错案责任追究具体办法，完善法官检-察官惩戒机制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讲话中提到，为加强和优化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决定，将综治职能交由党委政法委承担；将维-稳、反邪-教的统筹协调、政策制定、指导监督职能交由党委政法委承担，具体实施交由公-安机关承担。
法院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稳步扩大互联网法院试点，探索深化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改革，探索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上诉审理机制。
会议还提出，检-察院要抓紧设立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稳妥推进公益诉-讼制度改革。
在优化公-安机关职责职能体-系方面，会议要求优化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力量配置，理顺事权关系、层级关系和结构关系。在与老百姓更贴近的公-安政务服务领域，要做到用行政-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深化移民和出入境服务、道路交通管理等改革，狠抓办理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车辆全国“通检”等新举措的落实，把所有可拓展上网的窗口服务全部放到网上。
办案绩效将作为院庭长考核重要指标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也要统筹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郭-声-琨说，要坚持领导干部入额必办案，完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由院庭长直接审理机制，要设定院庭长办案的数量底线和质量要求，将办案绩效作为院庭长考核的重要内容，切实防止办案走-形-式、走过场以及委托办案、挂名办案等现象。
会议还提到，要通过给院庭长配备审判辅助人员、精简会议文件等配套性举措，保证院庭长办案制度得到落实。要全面推行检-察长出庭支持公-诉制度，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
郭-声-琨在昨天的讲话中说，要加快建设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全流程网上办案体-系，实现节点可查询、进程可监控、风险可预估、全程可追溯。要坚持问责和免责相结合，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研究出台错案责任追究具体办法，完善法官检-察官惩戒机制，防止制度空转。
历史这么久，很难翻案。
消息来自凤凰网。
『捌』 论美国联邦法院设置与法官制度对保障司法独立和预防司法腐败的作用与意义
美国有两套法院系统，即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各有不同的管辖权。州法院管辖的范围要比联邦法院广一些。联邦法院可以审理涉及美国政府或者政府官员、美国宪法或联邦法律以及州与州之间或者美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的纠纷案件。即使案件本身并不涉及联邦法律，但是参加诉讼者是不同州的公民或是争议发生于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之间，该案件也可以由联邦法院审理。联邦法律要求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互相承认对方的判决，但是按照宪法的有关条款，联邦法律优先于任何与其冲突的州的法律。
最高法院是联邦法院系统中最高级别的法院。国会在最高法院之下建立了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两个层次的法院。
全国94个联邦法院管辖区被划分成12个巡回区，每个巡回区设有一个联邦上诉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审理巡回区内地区法院裁判后的上诉案件以及对于联邦行政机构的决定的上诉请求。此外，联邦上诉法院还对于某些特殊案件拥有全国管辖权，比如涉及专利法的案件和有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赔偿法院判决的案件。
美国最高法院
美国最高法院设立于首府华盛顿特区，是宪法特别设立的惟一法院。最高法院由一位首席法官和8位法官组成。最高法院在国会确定的权限内，自由决定审理一定数量的案件。这些案件可能开始于联邦法院或州法院，通常涉及关于美国宪法或是联邦法律的重要问题。在每年数千宗上诉的案件中，最高法院通常只审理约一百五十宗，大部分案件涉及法律的解释或者涉及联邦立法和国际立法的旨意。
联邦法院的工作涉及影响普通人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联邦法官在审理的案件中具有广泛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
美国对法官的任命和罢免是两个互不干涉的系统，任命法官更多地体现了行政和立法部门对司法部门的制约；而对法官的罢免，则更多地体现了司法部门相对於行政和立法部门的独立。
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必须由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的审议和认可，再由总统正式任命。在美国历史上，总统对法官的任命权一直被行政部门当做控制司法部门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历届总统在任命法官，尤其是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偏向本党党员或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接近自己的人。虽然这种做法会招来反对党的批评，但已为美国各方政治势力所接受，而国会也极少反对总统对法官的提名与任命。
美国实行法官专职及中立制。即法官不得兼职，包括不得兼任行政官员、议员、除教学以外的其它营利性职务，甚至不得有政党身份或从事政治活动。在西方学者看来，法官只有不从事第二职业并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才能得以超然地和真正独立地依法行使职权，否则就有可能受到商业利益、有报酬职务或党派的影响而丧失独立、公正的地位。
法官应是公平的、中立的。法官必须保证律师在出庭时履行职责合法，以便双方在陈述案件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即便是实行陪审团审理案件时，法官也可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法官必须注意防止任何个人偏见或不公正出现，因为这种现象可能会对陪审团和案件判决结果造成不公正的影响。
法官应具备专业能力，对可能出现的法律事务具有全面的法律知识，充分掌握法律的变化。这要比对律师专业能力的要求更为重要，因为知识渊博的法官可以弥补律师出庭时的不足。法官也应营造一种有条理的工作气氛，在法庭上耐心、威严、谦和地对待诉讼当事人，陪审员和证人，并以同样的举止对待双方律师、法庭成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法官应避免在任何公共场合谈论未决案件的情况。
法官应有助于建立、维护和执行相关的道德水平，以保护司法界的团结和独立。在管理本系统成员的行为时，司法部门保留对政府其他部门的独立性。如果一名法官发现另一法官有不道德行为时，有责任采取适当的惩戒措施。法官在法庭上对律师也应具有相同的义务，因为对于律师是否具备有专业能力或违反职业道德，特别是律师无效的和违反规范的行为，法官是最有发言权的。例如，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与其客户发生利益冲突，客户尚未察觉，审判法庭必须通知被告以保护他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不受侵犯。
法官在从事法庭以外的活动时，应该避免各种不正当的行为以及不正当的形式出现。如果法官的公正性受到怀疑，他就不能审理案件，因此法官无论何时，个人行为举止都应是值得公众信任和公平诚实的。法官受到公众监督，不得不承受比其他公民更为严格的约束。例如，法官可能无法成为某些机构的成员，因为某些机构的成员资格在种族、性别、宗教或血统上有歧视，这可能引起其他公众成员怀疑法官判案的公平性。法官不得允许其家人或朋友干涉司法行为，不得利用其职位声望谋取利益，法官还不得允许任何人认为某个个人或当事人对他具有特殊的影响力，这些规则都是避免使公众产生类似的印象。
法官仅限于参加纯私人、无公务的活动。他们不得参加有政府背景和公众事务有关的活动。但他们可以针对法律或司法运作撰写或发表演讲和对联邦法院发表建议。法官可以成为旨在促进法律制度的官员，参加慈善或民间活动，但不能引起他公正断案的任何问题，不得从事此类机构的基金捐赠活动。法官处理公务时，不得利用他的地位使其公正性受到影响，或者从事与可能成为其诉讼当事人从事的交易。
为了避免经济方面的利益冲突，联邦法律规定，所有的法官以及其他高层政府官员每年要申报他们自己以及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资产、负债、接受的礼物和报销费用。联邦法官和某些司法部门的官员的财务申报纪录由联邦法院行政办公室保存，可以应公众要求随时提供。
法官不允许参加政治活动、法律执业和经商活动（投资除外）。从工作以外的活动中获得的收入，比如教学，不能超过大约法官工资的15％。
法官的监督机制
法官在美国体制中是独立的，同时，他们对道德法则的违反又受到纪律的约束和公众的监督。首先，法官（像其他公民一样）所承担的道德义务事先以书面文字的形式被明确规定，因此，对于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法官已经被充分的告知了。其次，任何公民都可以向审查委员会或专家小组就违反司法道德的现象进行投诉。这些委员会和专家小组由法官和一般公众组成。第三，司法审查委员会的意见将被公之于众。
尽管有许多外部机制对法官的权力进行制约，但是在美国社会中法律与法官的最高境界最终归于内部的制约，即法官们的自律。这些人或者放弃了在个人法律执业中赚大钱的机会，或者离开了政府高位和可以为政治家所支配的所有权力。他们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职业化意识和荣誉感，而这些是对美国法官滥用权力或贪污腐败的成功制约。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尊敬和敬仰法官，甚至在并不同意他们的判决时也是如此。
另外，任何人如果认为某个法官的行为对法院工作的高效快捷进行有害，或是某个法官由于身体或是精神方面的缺陷无法履行所有职责，都可以向该法官所在的巡回区的上诉法院投诉。如果投诉中所列举行为不符合法律中对于不当行为或是缺陷的定义，或者投诉与法官判决的好与坏有关，或者投诉属于琐碎小事，该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有权退回投诉。实际上，大多数投诉都被退回。
如果首席法官没有退回投诉，他就必须任命一个由法官组成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来审查投诉中所说的事件，准备一份书面报告和建议，递交给巡回区的司法理事会。司法理事会在考虑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后，有权进一步调查投诉内容或是采取合适的措施，包括：要求投诉所涉及的法官自愿退休；证明该法官由于身体或精神缺陷，没有能力继续工作，从而产生一个空缺职位；决定暂时不再分配给该法官案件；公开宣布或者私下宣布对该法官的训诫；采取其他合适措施。
如果司法理事会认为一个宪法第三条规定的法官可能从事了犯罪行为，或者对法官的投诉自己无法处理，必须把此事呈请合众国司法会议处理。司法会议可以投票决定把此事呈请国会，进行可能的弹劾免职程序。实践中，弹劾和免职很少发生，一般是在一个法官已经被判犯有某项严重罪行的情况下。弹劾条款首先在众议院中被考虑。如果众议院投票决定弹劾法官，则这一问题将被移交参议院。参议院是惟一有权对法官进行弹劾的权力机构。在弹劾案中，被弹劾者无权要求陪审团审判。对弹劾决定判决必须由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做出。弹劾案中的惩罚措施包括撤销职务和不得再任此职。被宣告有罪的当事人也将会被依法起诉、审判和惩罚。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对法官更有效的一种质量监督来自美国的判决体例与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的大量报导。作为习惯法国家，美国的判决体例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的传统：法官判决任何一个案子都采用判决书的形式。判决书的体例通常是：一、首先对案件所涉及的重要事实做客观的描述与总结；二、评介原告与被告（或其律师）的主要论点和论据；三、根据有关法律、适用先例、立法部门的立法意图、对公众利益的考虑等等，对具体案情和法律条文进行推理、分析和论证，做出判决。在很多情况下，判决书就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论文，它把法官对一个案子的思考和推理完整地记录下来，从而使任何人都能据此对他的判决进行分析与评价，并感到信服。一件案子判决后，判决书通常马上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图书馆查询、借阅。近期的案子和判决书更可以通过电子媒介，在互联网上检索和阅读。这种判决体例给司法活动带来了极大的透明度，成为对法官判案质量的一种有效监督和促进
『玖』 湖北军政府时期公务员惩戒制度的特点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0-17
『拾』 帮忙写个论文中国法官制度的完善
1、监督。这里所讨论的监督问题，指的是对于每一个法官个体也就是对人的监督的问题，因为归属在法官制度的范畴内，所以并不涉及包括审判监督、行政监督等其他意义上的监督问题。从监督主体来划分，对法官的监督不外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种形式。在我国，外部监督一般是指人大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和人民群众与社会团体的监督，最主要的方式是党内监督，除党内监督之外的监督方式基本被虚化。党内监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领导形式，实践证明这是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但客观的说，它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仍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同时作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所承担的监督职能和作用又一直得不到切实的贯彻，这样就造成了法院平时没人管，出了事情谁都管的局面。对于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的法院的监督是关乎依法治国方略成败的头等大事，岂能没有一套完整的以法律形式固定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规范。还有内部监督，其实质是党内监督系统在法院内部的派出机构，名为监督，很多却流于形式，远没有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观之，我国关于对法官的监督，意识上始终还停留在对一般党员干部的管理的层面，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作为被监督的法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整体素质的优劣直接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对这个群体的监督的制度有效与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2、考评。如果说监督是针对法官的职业操守，目的是约束个人行为的话，那么法官的考评则是针对法官的业绩而言，目的是提高法官的审判业务水平，建立完善的业绩评价标准体系。我国现行法官考评机制主要仍然是行政化的考评方式，对法官的考评套用公务员的考评标准，主要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评定。总体来说，“德、能、勤、绩”目前真正能够较客观衡量的只有“绩”，标准就是结案数和结案率。根据法社会学中的“撒夫尔定理”，诉讼发生系数与经济发展指数是成正比的。你不能说一个经济较发达地区案件数量很多的法院的法官，他的工作成绩就一定比另外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案件数量较少的法院的法官要好。结案率的标准虽然可以对提高审判效率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忽视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年底控制收案，虚报审结数字，违反法定程序突击结案，这样的情况在个别地区仍然存在。总体来说，当前的法官考评基本没有摆脱群众评议加领导拍板的模式，行政领导的个人好恶往往左右考评的结果，主观性色彩过于浓厚，人际关系和利益纠葛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既不客观，也不公正。
3、惩戒。惩戒是监督和考评的结果，监督和考评是惩戒的目的，惩戒与它们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我国《法官法》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这部分的内容，但仍然缺乏必要的实质要件。不管是惩戒、监督还是考评，首先都必须有明确的实施主体，即一个固定的组织机构来进行。世界各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基本都遵循法官的惩戒处分不得由行政机关施行的原则，建立由法官或者由法官和其他人士组成的惩戒组织；建立司法式或准司法式的惩戒程序；侧重保护被惩戒法官在程序中的各种权利，公平地听取双方证据和陈述等，大致有三种具体形式：一种是法院自己作为法官的惩戒机构，上一级法院负责审理下级法院的惩戒案件，像日本和德国以及美国的一些州，他们在最高法院内部都设有专门的机构，如德国的“纪律惩戒法庭”。一种是美国联邦所采取的司法系统的管理机构（司法行政决策机构）行使法官惩戒权，其在各巡回区上诉法院依法设立“司法委员会”，成员是地区法院法官和上诉法院的法官。还有一种就是法国的模式，由国家设立专门的司法委员会，兼管法官惩戒事务，组成人员由总统、司法部长、法官、检察官等人员构成。可以看出，不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是由一个独立于当事法院的机构来处理法官惩戒事务。在我国，现行法官惩戒制度是从我国党政机关统一实行的“纪检监察制度”基础上照搬过来的，法院内部设立纪检或监察机构，隶属于政治部（处），其主要职能仅仅是负责对举报揭发的违法违纪线索进行初步调查，并不具备惩戒的决定权。其他包括对象的区分、审理程序、证据规则、证明标准等诸多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