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法官协会

❶ 中国既然是无神论国家，为什么又不允许安乐死

安乐死不仅涉及宗教信仰，还涉及法律、伦理等方面的问题。
生存权利
法理：公民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悖宪法这种言论，是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的。

伦理道德
伦理：“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
但是，“安乐死”没有被确认事出有因。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社会争论
从医学和法律的角度，对安乐死的论争非常激烈。正式披露的案例也很多。
消极的安乐死
许多医生认为，对于受到必死无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还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来延长其生命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较舒适和安逸就行。自愿安乐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据，授权医生，按其意愿在他们临终时不采用人工手段延长其生命。这种生前的意愿在法律上的效力，在世界各国与各地区并不一致。如美国1977年的“死亡权力法案”，要求医生尊重病人的愿望，已在许多州获得立法。
植物人不是天然的生命，而是高技术的产物，停止给植物人以生命支持的措施，并不意味着杀害性命，而只是停止制造人工的“生命”。而且这种没有意识，任人摆布的“生命”，是否符合病人的利益，甚至有损病人的尊严，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所以有人认为，植物人问题不属安乐死，而属死亡的尊严问题。但由于感情和医学伦理学传统的影响，还是会出现处理上的困难。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过去难以存活的不正常婴幼儿可靠先进技术存活下来，当然，其生活的质量是低下的，他们还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一般说，如果发现出生不久的婴儿有严重的生理或智力缺陷，现代医学确实无法补救，且这个缺陷将严重影响婴儿生活质量，在此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其法定监护人不愿维持其生命时，医生可以接受监护人的意见停止其生命的维持措施，也即对于这种安乐死医生只能执行，给予咨询，而无权自作决定。
积极的安乐死
争论更加剧烈，因为这种安乐死，从法律上看具有杀人的动机、行为、后果，形式上与谋杀的界线难以划清楚。据收集到的资料，世界各国，除个别国家对积极的安乐死持容忍的态度、免予追究法律责任外，一般都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杀人罪，如美国、日本、瑞士、挪威、波兰、德国等。
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意见：可以不把这个难题当作医学伦理学问题，而作为当代社会生活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即自杀的正当性问题）来对待。
在关于安乐死立法问题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如果法律同意医生答应垂危病人安乐死的请求，那会树立一个杀害病人的先例，从而造成社会危机；于是医生可以不再下功夫研究病人的疾病。如果诊断错误（如误诊为晚期癌症）则积极的安乐死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其次，在医生的角色中增加了杀手的内容，就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不得伤害病人这一基本要求。如果医生不仅治病，还杀人，这会严重影响医生的传统形象，而这种形象对于病人心理是有积极的、重要的作用。还有，病人的“同意”往往也存在问题，如果问一个受慢性病折磨的病人：你愿意继续受折磨还是无痛苦地“睡过去”，病人鉴于他给别人（家属及医务人员）带来的负担，也可能回答：“杀死我吧。”综上所说，对医生来说，安乐死不应当成为一种解决病人痛苦的正常办法，在安乐死方面医生不应当起主动提倡作用，而只能扮演配合和被动的角色。否则就会削弱医生救死扶伤的斗志。
调查民间赞同安乐死比率很高
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中，安乐死立法问题再度引起了委员们的普遍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功民在大会发言中表示，有关部门曾对北京、上海、河北、广东等地进行调查，民间测评赞成安乐死的比率很高，上海对200名老人问卷中，赞成安乐死占73%，北京有85%以上的人认为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80%的人认为目前国内可以实施安乐死。[13]

不同观点
赞成安乐死符合临终病人利益
赵功名表示，伦理原则是支持安乐死的。该作法尊重了临终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相反，违反病人自主原则，是不符合病人利益，另外，实行安乐死，把有限的资源过多地用于临终病人身上而使他人得不到应用的治疗，是不公正的。安乐死有利于病人的最佳利益。他建议，国家可在某个地区、省、市等局部性地点制定有关规范性规定和条例，加强个例研究，作为试点积累经验，然后才逐步向全国推广。
广州市女法官协会会长毛宇峨表示，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她是主张安乐死的。安乐死的问题，既是道德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从道德伦理方面来讲，中国人儿女讲尽孝，朋友讲关爱。市民的普遍看法，总觉得活着比死了好，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不敢接受安乐死。就身体健康的人群而言，他们是估计不到要求安乐死的人们群的承受能力，对于他们而言，更是很难预测得到的这种濒临死亡之前的痛苦。就社会氛围而言，社会对安乐死问题关注是不够的。
反对安乐死立法为时过早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外科吴若彬主任介绍，医学专家们都在呼吁出台《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目的是为了让脑死亡者捐出活体器官救活他人。脑死亡病人从医学的角度上讲，这样的病人即使有呼吸心跳等生命特征，但是已没有任何的生存意义，实施脑死亡，可大大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可以减少医疗负担。而安乐死的病人则不同，虽然医学水平已回天无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脑的功能完好，用安乐死的方法，就相当于人为地让这些病人死去，在缺少法律和社会伦理支持的今天，医生为满足病人的作法无异于“杀人”。因此，他认为，在《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出台之后，再来谈安乐死的立法更有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力认为，脑死亡都还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如果要提到立法的层面，这些前题必须搞清楚。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安乐死立法是不现实的。
安乐死引发的伦理争议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涉及了不同的人或群体，包括安乐死者本人、医务人员、安乐死者亲属及其他需要医疗救助者。由于各方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责任和义务的不同，由于各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导致不同的人或群体具有不同的安乐死观念，引发了以下五个方面的伦理争议。
1、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
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是安乐死中首要的伦理争议。生命神圣论否认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违背神的意愿而随意结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由于西方的宗教传统，生命神圣论的观点颇为流行。生命质量论则肯定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会价值，当社会价值被破坏时，人的生命质量就失去了意义，人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很显然，生命质量论还逻辑地蕴含了另外两种被称为生命尊严说与生命自主权说的观点。因为当人由于自己的社会价值遭到破坏而选择结束生命时，事实上就是违背生命神圣论所认同的“神律”而作出的选择，同时这种追求生命质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维护生命尊严，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舍生取义”和西方的“为真理而献身”。
2、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争
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对安乐死的反对与支持主要反映了两种医学伦理原则，即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间的矛盾。救死扶伤原则自古以来都是医家的根本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在被奉为医务人员操守准则的《希波克拉底宣言》中就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医学协会在充分肯定该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法规，强调医生必须以保护生命为己任。因此恪守救死扶伤原则的人们认为安乐死违背救死扶伤原则，是变相剥夺他人生命，有悻于医生的职业道德的行为。减轻痛苦原则也是医学伦理实践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医生的职责除了治愈疾病还包括为病人减轻痛苦。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为患者治疗疾病是减轻痛苦，当患者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并遭受极其痛苦折磨时，使其结束痛苦无痛死亡亦是减轻痛苦，是人道的行为。因而任由那些身患无法治愈的疾病而又面临死亡的患者饱受病痛与医疗手段的折磨，医生却无动于衷，这才是不人道的，才是有悖于医生职业道德的。因而现代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挽救生命”，还在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减轻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现对病人的深层伦理关怀。
3、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之争
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资源的分配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可治愈病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残儿童的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患有不可治愈病症或植物人等的安乐死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反对安乐死的人则认为，虽然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节约资源”为名为患有不可治愈病症者或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则可能导致对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每个人理当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以“节约资源”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乐死强制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恰恰破坏了社会公正。
4、尊重人权与情境选择之争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将自愿安乐死限于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自愿谋求死亡的绝症病人，认为患者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因此必须尊重他们的安乐死意愿，才能体现对患者的伦理关怀。但是也有学者出于境遇伦理学的考虑，主张人总是处于一定情境或境遇之中，并从这种情境或境遇出发做出自己的伦理决策，从而对患者的安乐死意愿的真实性提出诸种质疑：
第一，每一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活着总比死要好。
第二，自愿难以确定，一个患者在疼痛发作或因服用药物而精神恍惚或抑郁时表示的意愿是否可以算数？
很可能在疼痛缓解或意识清醒时又放弃他的安乐死请求。第三，患者受到医生诊断的影响，有了某种绝望的意愿，但如果这种诊断是错误的，这又意味着什么。因此，应当谨慎对待安乐死，不可轻易肯定其价值，也不能武断地否定其价值。
5、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
在中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安乐死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安乐死伦理争议的深层意蕴
安乐死引发的伦理争议一方面向安乐死实践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安乐死实践背后隐藏的关于人类自身道德困境的深层矛盾。这些矛盾既有类主体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医学伦理决策道德原则冲突、人性自身的矛盾以及社会公正问题，同时还包括具有特殊性的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
1、生与死的矛盾
安乐死中关于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争论反映出人类主体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是人类获得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直接结果。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获得，意味着人类能够将自我与周遭世界区分开，进而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及消亡。由此，人类的生与死产生分裂，人类也从大自然的秩序中分裂出来，因此“绝不能把他（指人）理解成动物自然秩序里的一种动物，因为他已经脱离了自然，并且由此提出他自己的意义问题（以及自然的意义问题）作为他的命运”。也就是说，人类可以通过追寻生命的意义超越死亡，从而解决了必然要面临的生死矛盾问题。在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争论中提供了三种超越生死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即信仰的方式、科学理性的方式和道德的方式，它们都可以被看作以追求生命意义的方式寻找超越死亡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认为，这三种超越死亡矛盾的方式都不可能真正达到超越死亡的目的。
所谓信仰的方式，是指为了获得自身的意义，获得存在的依据，而将自我虔诚地献给神灵，并将此归因为神灵的恩典。尤其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即人类还不能在观念上将自身完全同自然界对立起来进行考虑，因此神灵处于人们生活的中心，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和实践。此时，一方面人们只需虔敬地侍奉自己的神灵，遵守神灵的旨意，便可以毫无疑问地找到生命的意义，并且心里感到满足、安宁和充满希望；另一方面，神灵在能够安慰早期人类的同时，也给他们以生的许诺，如上帝会将人死后脱离肉体的灵魂带到天堂，灵魂就会不死。在这里，死亡变成了灵魂永生的一道门槛或者必不可少的程序，从而死亡的形象在人们心中也变成了可接受的和带有某种美的对象，肉体则变成了受冷落的、应该被抛弃的对象，它的痛苦与消亡也就显得不那么紧要。很显然，通过信仰而得到神灵的安慰与许诺只是使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生的热情得到了幻想般的释放，因为死亡具有不可怀疑的实在性。所以，信仰的方式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谓科学理性的方式则是指人类对自身意义的看法从通过信奉神灵获取自身存在依据转变为通过遵循绝对精神或绝对律令而获取支配和改变对象世界的力量。随着近代社会理性与宗教的斗争进一步深化，理性获得了巨大发展，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随之发生改变。这种转变使得神灵顺理成章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因此神灵和彼岸世界也就无法再承担安抚人们心灵世界的重任，比如“上帝死了”。彼岸世界的妈塌，意味着人们只得在此岸世界寻找生的命运与死的前途，即将获取支配和改变对象世界的力量作为自身存在的意义。但是这种方式直接造成了人与对象世界的绝对对立，同时取消了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人类内在精神生活的主观性，也就一方面使得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生的热情得不到释放，另一方面将热情地生、恐惧的亡变成了夹带着恐惧的生、不知所谓的亡，因此对死亡的恐惧和表达绝望等主题在这一时期被视为消极的生活态度。所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谓道德的方式是指通过追求某种道德信条，践行某种道德原则而获取自身存在意义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也只是表现出了一种幻想出来的超越。如中国传统式“舍生取义”，由于死者只能凭着他本人的“义”的信念而“舍生”，而不同的利益归属所要求的“义”是不同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种“舍生”通常都是形势所逼的“自愿”之举，并没有人真正喜欢死亡。通过对以上三种超越死亡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企图通过以意义的追寻否定死亡，而获得另一种形式的再生，而这正是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心理幻象，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再生。
2、医学伦理决策中的道德原则冲突
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现代医疗实践当中伦理决策的困境，即现代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
科学技术的进步激化了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中包含的一对固有矛盾。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以前只要一个人无法进食，生命就难以维持，而呼吸、心跳停止，就算死亡；残疾人很难终其天年。由于一些治疗措施的进步，许多不治之症的结局可以变得相当拖沓。这样一来，病人临终前的痛苦也延长了，这种痛苦不可能在死亡到来前解除。不少疾病终末期的病人，由于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哀求医生结束他的生命，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有时就杀死自己。但由于不谙生理解剖，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他们往往不得不忍受多余的痛苦。于是，有关安乐死的案例和讨论不断出现。
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得到较多共识的是以下四个原则：尊重自主，即要求尊重自主人的决策能力的原则；不伤害，即要求避免引起对他人伤害的原则；行善，即要求阻止伤害、促进利益和权衡利益与风险、代价的原则；公正，即要求公平地分配利益、风险与代价的原则。此四项原则是医疗实践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每一具体原则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出现矛盾，即当我们从不同的伦理决策原则出发，会对同样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结论。我们分别从尊重自主原则与不伤害原则出发，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不同态度。
3、社会公正问题
安乐死中关于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的争论反映了各个利益相关方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博弃。各个利益相关方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另一个是富有的人与贫穷的人。显然，一定社会的社会资源总量都是有限的，那么社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就会成为一个社会所必然面临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存在着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对社会资源占有占用不均衡、富有的人与贫穷的人对社会资源占有占用不均衡的问题。发达地区和富有的人凭借其财富优势占有占用一多半社会资源，而欠发达地区和贫穷的人则由于其财富上的劣势只能占有占用少量社会资源。由于这种对社会资源占有占用不均衡问题的存在，其必然使人产生对欠发达地区和贫穷的人能够享有足量社会资源的担忧，进而认为安乐死可能成为剥夺欠发达地区和贫穷的人享有社会资源的新方式。
4、人性中的非自洽性
人性中的非自洽性是指人性自身固有的矛盾性和人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偶然性使得人性并不能满足任何理论上所设想的逻辑完满性。但在理性主义的背景下，出于理性的选择和行为才被视为是可理解的和可靠的，由此导致了对出于非理性因素的选择和行为的忽视、曲解和否定。在关于安乐死的第四点争论“真实意愿与情境选择之争”里集中表现了对处于具体情境中的人的伦理决策能力的怀疑与不信任。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这一点。
第一，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安乐死之所以能够获得支持，是因为患有不治之症并遭受不可忍受痛苦的人是值得同情的，因此他们寻求安乐死的请求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即他们面对疾病和痛苦不得不作出求死的选择。而反对者给出的“活着总比死好”的理由也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将安乐死的最终结果理解为死亡这一事实。显然，在生与死相对立的前提下，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都无法提出无理由地放弃生命的有效根据。因此，放弃生命一定出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也就是“无奈之举”。
第二，放弃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原因具体到安乐死的支持者那里，就是患有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并且这一值得别人同情的原因更进一步肯定了“活”的善与“死”的无奈。但是在反对者看来，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与安乐死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个人如何选择的问题以及选择是否可靠的问题。
第三，前边已经确定，在安乐死的支持者看来，选择安乐死一定是出于不可抗拒之原因，也就是说别无选择或这种选择出于某种必然性，最为重要的是病患者本人令人同情的遭遇似乎使得他们的求死选择能够被道德承认。
反对者似乎对此存有疑虑，认为人的选择应该是出于纯粹理性的才是可靠的，但病患者的选择很可能会因为服药与否、疼痛加剧与否、医生的诊断正确与否、医疗水平的提高与否甚至病人的情绪正常与否等因素而发生改变。很显然，反对者的意见使得支持者最为重要的理由“自愿”变得不那么可靠和真实，但同时反对者的意见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选择不仅仅是理性与必然性的表现，恰恰相反其中充满了偶然性与非理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人性中潜在地存在着对社会理性规则的破坏性因素，这些人性中的非自洽性并不因为同情心与理性功能而自己消失，反而时刻影响着人类理性的正常运转。
5、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
在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下，害怕因为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而背上不孝的罪名，这种担忧本身只表明了传统“孝道”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两点：
第一，“孝”是为人们所认同的伦理价值取向。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孝”文化由来己久，并且与政治关联密切。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孝”的社会政治作用的明确记述，如《论语?学而》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意为一个人只有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在外才不会犯上作乱，做出有悼礼法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每个人既是家族成员，又是社会成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家族关系扩大而成。一个人正是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开始，不断扩展，达到爱朋友、君王，以致爱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所以作为处理家庭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孝”，既是家庭关系的重点，又是扩展社会人伦关系的起点。这样，个人被牢固地固定在了家族——国家这一整体、集体的利益链条之上，并产生了一种个体对家族——国家的牺牲意识与服从意识，即只强调个体对家族——国家的义务价值。因而现代安乐死对于自身权利被尊重的要求往往会遭遇到极大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的阻碍。
第二，“孝”中所包含的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使得个体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安乐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由于现代安乐死所要求的是人工干预死亡过程，而且在直观上，发出安乐死请求的父母或其他亲属依然被称为活着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要求会被子女或晚辈当成是处死的请求，难以接受，即会获得“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但父母或其他的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出于自身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子女或晚辈应该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实践表明，子女或晚辈大多拒绝了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很明显，这种拒绝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要求安乐死者本人的利益而使子女或其他晚辈符合外在的积极道德评价为代价的。由此，“孝”与“不孝”除了强调被尽义务者的需求外，更加取决于一种外在的积极道德评价，即“孝”中包含有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也就是俗话说的“好名声”。

❷ 我姓毛 正白旗 请问我的满族姓氏是什么

[毛] 满族老姓来不清，北京市有满族毛源姓，待考。
另外，汉军八旗内也毛姓，像毛文铨，康熙38年任夔州同知，官至福建巡抚、京口将军。但是他是汉军镶白旗人。
资料来源：《满族姓氏寻根来源》
我觉得吧，既然都待考了，就说明姓毛的少，但是鉴于汉军有不少都姓毛，我觉得你们家更可能是汉军旗人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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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首届中国女性书画摄影大赛获奖作品集,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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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全国容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何鲁丽同志题词
指导单位： 全国妇联宣传部
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摄影家协会
主办单位： 中国妇女报社
协办单位：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
中国女摄影家协会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
中国女法官协会
中国女检察官协会
中央直属机关妇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妇工委
中华全国工商联美容化妆品商会
承办单位： 北京德葆中天文化发展中心
大赛活动主要赞助单位：广州市容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中国女市长协会 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 中国人才研究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中国女医师协会 欧美同学会妇女委员会 中国女记者协会 中华全国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 中国地质学会女地质工作者委员会 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游委员会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女规划师委员会
首届中国女性书画摄影大赛组委会
名誉主任： 彭珮云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何鲁丽……
有问题再找我

❹ 2008年 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名单

北京三八红旗集体名单
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
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医院长青园社区站
北京市华夏女子中学
北京市朝阳区地税局酒仙桥税务所
北京甘家口大厦
北京市丰台区药品检验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子幼儿园
总参陆航部通信站一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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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顺义区国泰商业大厦服装部
北京市大兴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北京市昌平新世纪商城二楼商场
北京市平谷区第一幼儿园
北京市怀柔区第一中学高二年级组
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检察院三八女子办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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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交电车客运分公司103路车队85232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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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66400部队70分队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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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女子监狱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三局十一支队七科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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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京开高速公路管理分公司杜家坎站“三•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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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铁路局北京西站“036”候车室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2315消费者投诉中心
北京市丰台区国税局第二税务所
北京市地税局第一稽查局女子稽查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科
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女子乒乓球队
北京更香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聋儿康复中心
首钢总公司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实验小学
北京建工集团奥运国家会议中心工程总承包项目部技术组

❺ 三八红旗手的获奖名单

2009年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单
北京市
康 佳 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院长罗 藜 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教师张慧影 北京市西城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副站长李雅静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政秘科民警陈 艳 北京建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建军 北京市崇文区妇联主席王春利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邵 敏 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刑侦支队禁毒队队长蔡淑敏 北京市朝阳区常营回族乡人民政府乡长侯 杰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平房派出所民警马 骏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学区管委会主任兼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校长赵小云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刘 畅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校长高 静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花园路派出所民警李有毅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校长李 岚 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保障局局长安钟岩 北京丰顺工贸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龙笑江 北京市石景山区城管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张 红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急诊科主任姜淑琴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秀莲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爨底下村党支部书记王春霞 北京市通州区惠民工艺品厂厂长李 峥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副处长姜 希 北京市房山区工业总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厉 莉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法官助理张金英 北京市顺义区城镇环卫服务中心设施科职员蔡玉民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平各庄村党支部书记安春玲 北京市大兴区财政局副局长王雅玲 北京市大兴区老干部局局长李春英 北京市宣武区妇联主席吴琢如 北京市海淀区妇联主席王 璐 北京市昌平区妇联主席孙淑波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三合庄村党支部书记、村股份合作社董事长李玉凤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马秋兰 北京华夏毛织厂厂长刘秀英 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三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马红民 北京市怀柔区第一中学高级教师、年级主任赵秦岭 北京市密云县妇联主席 陈福兰 北京奥斯云肉食品有限公司经理徐瑞玲 北京市延庆县井庄镇红杏山庄生态园总经理霍桂兰 北京市京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 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高级记者魏春荣 北方昆曲剧院一级演员吴春妹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公诉二处副处长李 红 北京市巡特警总队五支队综合大队大队长张立华 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北清分公司经营发展部部长王丽萍 首钢技术研究院线材首席工程师张 蔷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蕙萍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造价处党支部书记盛京兰 北京市信访办来访接待处处长黄 敏 北京市朝阳区妇联主席刘晓燕 北京市房山区妇联主席蔡 琦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农村发展项目管理部部长乔 耀 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副主任郭丽双 东方美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凤琴 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常委、机关党委书记、教授黄 如 北京大学微电子学系主任、微电子学研究院副院长刘军萍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综合处处长师迎春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推广研究员刘春梅 北京龙徽酿酒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瑷琴 北京燕山石化公司炼油一厂运行保障部主管柳 浩 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雅 翘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李彩霞 北京市门头沟区残联理事长付宝荣 北京市芦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女子曲棍球队运动员庞星火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王以新 北京安贞医院全科医疗科主任、北京安贞医院教育处副处长冷金花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教授王增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审查庭庭长、北京市女法官协会秘书长卢 希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政治部主任范承玲 中国体育报业总社《心理月刊》杂志副总编、主编夏 华 依文企业集团董事长杨 澜 阳光媒体集团主席、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王珉珠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王晓琳 北京木真了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设计师严晓燕 北京银行行长李 烈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

❻ 妇联注册女法官协会怎么做

妇联注册女法官协会应该通过？初级法院的审批对法官的资质进行审核，然后报警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供参考。

❼ 检察院下属社团或者协会都有什么

检察院下属的事业单位很少，一般基层的检察院都下设一个举报中心什么的

其实就是加一点编制，多弄点预算，再弄几个人罢了

❽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的团体会员

重庆市女抄摄影家协会袭
重庆市女检察官协会
重庆市女法官协会
重庆市妇女互助会
重庆市妇女理论研究会
重庆市妇女联谊会
重庆市家庭教育研究会
重庆市女领导干部联谊会
重庆市女企业家协会
重庆市女性人才研究会
重庆市女职工委员会
重庆市女专家联谊会
重庆市女子书画家协会

❾ 余姚市人民法院简介

余姚市人民法院创建于1950年4月，内设政治处、监察室、办公室、司法行政科、法警大队、刑庭、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民四庭、行政庭、立案庭、审监庭、执行局、信息技术科、执行监督科16个内设机构，下属事业单位一个，下辖泗门、马渚、梁弄、丈亭、陆埠5个人民法庭。目前，全院有编制190名（行政编制176名，事业编制14名），在职干警151人（行政编制140名，事业编制11名），临聘人员60人，在职干警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113人，占总人数的74.8％，其中硕士14人。余姚法院现使用的审判大楼于2000年9月落成，并于2010年9月完成大楼改扩建工程，大楼各项硬件设施齐全，功能先进，建成1个标准型数字法庭，1个简约型少年庭、1个看守所远程视频审判室以及22个简约型数字法庭，并实现了院机关与五个人民法庭的局域联网和无纸化办公。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法治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任务也越来越繁重，近年来该院收、结案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呈逐年上升趋势，2010年，余姚法院共新收各类案件11066件，办结11124件，同比分别上升2.68%和5.39%，收结案保持良性循环，为建设富裕和谐的新余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
近年来，该院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为重点，切实加强法院管理，大力推进队伍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多次受到宁波市、浙江省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表彰，已连续多年在宁波法院系统争先创优工作中名列前茅，先后被省高院荣记集体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各一次。2007年，该院政治处被省高院荣记集体二等功；法警大队被省高院评为全省法院司法警察专业技能考核优秀单位；民一庭庭长余国英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优秀女法官，并被省高院荣记一等功。2008年，该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了全国法院系统集体最高荣誉――“全国模范法院”称号，并被省高院评为全省司法规范化建设先进法院、破解执行难优秀法院；办公室被省高院评为全省法院优秀办公室；刑庭庭长韩利荣同志被最高院评为全国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民一庭庭长余国英被省妇联评为省三八红旗手。2009年，该院被浙江省委评为维护国防利益工作先进单位；刑庭被省高院荣记集体二等功；陆埠法庭被省高院评为省级模范五好法庭。2010年，该院被省高院评为全省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先进单位，并被评为宁波市“人民满意公务员集体”；刑庭被省高院评为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先进集体；民二庭被省高院评为全省法院民商事金融审判工作先进集体；审监庭被省高院评为全省法院审判监督工作先进集体；民一庭被宁波市委评为宁波市模范集体；该院女法官协会被评为宁波市“巾帼文明岗”。

余姚市人民法院及各法庭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

余姚市人民法院本部
地址： 余姚市谭家岭西路140号
邮编： 315400
电话： 62770086

泗门法庭
地址：余姚市泗门镇府前路3号
邮编：315470
电话：62785634

陆埠法庭
地址：余姚市陆埠镇五马村
邮编：315420
电话：62785623

丈亭法庭
地址：余姚市丈亭镇人民路6号
邮编：315410
电话： 62785618

马渚法庭
地址：余姚市马渚镇东一路
邮编：315450
电话：62785606

梁弄法庭
地址：余姚市梁弄镇如意路
邮编：315430
电话：62785643

❿ 妇女的含义

通俗地说:那层"包饺子的皮"没了的就叫妇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