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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未法官

发布时间: 2024-06-10 14:31:27

① 法制诗句五字四句

1. 关于法制诗句
关于法制诗句 1.关于“法制”的古诗有哪些
1.(唐) 韩愈《寄卢仝》

彼皆刺口论世事,有力未免遭驱使。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

2.(宋)苏轼《石鼓》

扫除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杻。当年何人佐祖龙,上蔡公子牵黄狗。

3.(宋)陆游《秋怀》

颔须白尽愈落寞,始读法律亲笞榜。讼氓满庭闹如市,吏牍围坐高于城。未嫌樵唱作野哭,最怕甜酒倾稀饧。平生养气颇自许,虽老尚可吞司并。何时拥马横戈去,聊为君王护北平。

4.(宋)苏辙《送傅宏著作归觐待观城阙》

胶西前辈郑康成,千载遗风及后生。旧学诗书儒术富,兼通法律吏能精。还家彩服频为寿,得邑河壖喜有兵。民事近来多迫促,弦歌聊试武城声。

5.(宋)并叙《次韵子瞻见寄》

矫时自信力不足,从政敢谓学已优。闭门却扫谁与语,画梦时作钧天游。自从四方多法律,深山更深逃无术。

6.(宋) 陈襄《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

我爱仙居好,公馀日在房。忧民极反覆,责已未周详。法律行随手,诗书坐满箱。老来须向学,多病喜平康。

7.(宋)高斯得《孤愤吟上十韵》

每篇必寓忧世怀,直笔宁愁当国忤。法律森严信殊绝,对属始终无龃龉。嗟予衰老才力弱,稽首名贤晨夕慕。忧来援笔偶成章,力戒负囊毋辄露。

8.(宋)毛直方《赠督师曹将军》

泰阶煌煌色已齐,祥飙为扫蚩尤旗。幅员浩荡春台熙,不遗桴鼓惊锄犁。羽林宿卫环三陲,居安节虑忘战危。整暇自许忘其机,司马八法律以规。蒐苗狝狩凛弗违,碧油有幢俨军师。

9.(宋)梅尧臣《送何济川学士知汉州》

府胥喜君来,督责去暴抶。疾苦无不求,前人唯法律。昼锦荣既浮,康民美方溢。真为丈夫志,岂是名过实。

10.(宋)张镃《次韵傅景夏见赠兼简徐季益》

懒情妨勇志,闇识乖明时。昔人嗟远矣,有梦那见之。百计谐余衷,第一证以诗。合处即券钥,宁问渠为谁。端居逼仄胸,旦旦荆榛披。又如涸辙鲂,纵漾清塘陂。宗旨要领会,法律忌脱遗。
2.关于“法制教育”诗句有哪些
1.《满庭芳·立誓状外戒》

年代: 元 作者: 马钰

专烧誓状,谨发盟言。遵依国法为先。

但见男儿女子,父母如然。

水除气财酒色,弃荣华、戒断腥膻。

常清静,更谦和恭谨,无党无偏。

布素婪耽度日,饥寒后,须凭展手街前。

不得贪财诳语,诈做高贤。

常怀慎终如始,遇危难、转要心坚。

如退道,愿分身万段,永镇黄泉。

2.《送邵不疑谪邵武》

年代: 宋 作者: 梅尧臣

不嗟迁谪远,所惜去非迟。

国法何尝重,君恩亦已慈。

飞鸿因雨急,寒叶未霜危。

江上多新酿,肯帘亚竹篱。

3.《闻永叔出守同州寄之》

年代: 宋 作者: 梅尧臣

冕旒高拱元元上,左右无非唯唯臣。

独以至公持国法,岂将孤直犯龙鳞。

茱萸欲把人留楚,苜蓿方枯马入秦。

访古寻碑可销日,秋风原上足麒麟。

4.《辰州》

年代: 宋 作者: 陶弼

诏条符节古连今,王泽渐濡岂不深。

赋役未行中国法,讴歌犹带远人音。

采金户簇青莎岸,射虎兵围黄叶林。

寄语湖南滩上客,预将忠信待浮沉。

5.《自警诗》

年代: 唐 作者: 张齐贤

慎言浑不畏,忍事又何妨。

国法须遵守,人非莫举扬。

无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

此个如端的,天应降吉祥。

与法制有关的句子

1、在人的潜意识里,人的性欲一直是处于压抑的状况,社会的道德法制等文明的规则使人的本能欲望时刻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中。 ——弗洛伊德

2、法制就是力量。 ——撒贝宁

3、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 ——管仲

4、要自由,就必须生活在一个法制的土地上。 ——威·默里

5、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儿之。 ——欧阳修

6、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老了就踏踏实实过几年吧,别和人动心眼了。为什么少不读水浒,目无法制,从小看这个,就是培养少年犯。李逵这样的,放今天枪毙400回了。 ——袁腾飞

7、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 ——《申子》

8、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不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 ——管仲

9、己性不可任,当用逆法制之,其道在一忍字。人性不可拂,当用顺法调之,其道在一恕字。 ——金缨
3.关于法制的古诗词
1、《长歌行》——宋代梅尧臣

富贵拘法律,贫贱畏笞榜。生既若此苦,死当一切平。

白话译文:富贵不应该拘束法律,贫贱的人,也不需要畏惧法律。人生下来就是这样的痛哭,死去也应该一样的安静平和。

2、《自尤》——宋代 苏洵

此虽法律所无奈,尚可仰首披苍旻。天高鬼神不可信,后世有耳犹或闻。

白话译文:这就是法律的无奈了,我依然可以抬头问苍天为什么会这样。天这么高,鬼神没有办法相信,但是后世的人们一定还是会听闻我们现在听见的话。

3、《寄卢仝》——唐代韩愈

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

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穷终始。

往年弄笔嘲同异,怪辞惊众谤不已。

近来自说寻坦途。犹上虚空跨绿駬。

白话译文:先生事业不可量,只有用法律自己纠正自己。春秋三传束高阁,独自抱着经卷彻底终结。

去年弄笔嘲笑相同,怪辞惊吓众人诽谤不停。最近,我从喜欢寻坦途。还上空中跨越绿色駬。

4、《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宋代 陈襄

我爱仙居好,公馀日在房。

忧民极反覆,责已未周详。

法律行随手,诗书坐满箱。

老来须向学,多病喜平康。

白话译文:我爱仙居好,你多天在房。忧虑百姓极其反复无常,责备自己没有周详。

法律行为随手,《诗》、《书》坐满箱子。老来要去学,多病喜平康。

5、《秋怀》——宋代陆游

颔须白尽愈落寞,始读法律亲笞榜。

讼氓满庭闹如市,吏牍围坐高于城。

未嫌樵唱作野哭,最怕甜酒倾稀饧。

平生养气颇自许,虽老尚可吞司并。

白话译文:下巴必须在全好落寞,开始读法律亲自打榜。诉讼民满院子闹到市场,官吏文书围坐高在城。

不嫌我唱作野哭,最怕甜酒倾稀糖。平时供养自己很同意,虽然我还可以吞司都。
4.关于法律的诗句
歌诗谣》之一百八十六 遵纪守法三句半

姒传双

引言

1.旧有《莫争打》一诗

时闲愤怒便引拳,

招引官方在眼前。

下狱戴枷遭责罚,

更须枉费几文钱。

2.旧有《莫应对》一诗

人来骂我逞无明,

我若还他便斗争。

听似不闻休应对,

一支莲在火中生。

3.旧有《戒争地诗》

他侵我界是无良,

我与他争未是长。

布施与他三尺地,

休夸谁弱又谁强。
5.有关“法治”的诗词有哪些
1.政理讼平法治天

作者:荣三金

原文:

执法严明善且贤,为民审案慎用权。

公私市物皆有度,政理讼平法治天。

2.法治进万家

作者:邹 宁

原文:

依法治国出奇葩,尚德崇仪遍中华。

黄钟大吕风雅颂,春风伴我进万家。

3.建设法治无锡

作者:曾寿松

原文:

尘事纷繁凭法治,洁身勤政法为先。

法规严峻齐遵守,社会和谐法治篇。

4.法治谣

作者:徐素娥

原文:

权言代法一帚销,方略为纲看今朝。

法正民安神州乐,律清国治万民昭。

5.依法治国万年春 三首

作者:蔡棣华

原文:

改革开创新局面,国富民强巨龙腾。

建功立业须依法,无限前程旭日升。

社会和谐万象新,城乡锦绣四时春。

龙腾虎跃千帆疾,法制护航功业存。

创业艰辛守业难,红旗不倒国方安。

遵循法度金汤固,华夏腾飞日可攀。

6.咏法治

作者:毛明强

原文:

常观古与今,秩序法中寻。

国治商鞅令,家和琴瑟音。

时时依律则,处处得民心。

法治新城市,和谐胜万金。

7.沁园春·吟无锡赞法治

作者:吴彩虹

无锡风光,千顷烟波,万户厂商。望波涛浩渺,连通皖浙;产销畅旺,跨越洲洋。汽艇游湖,灵山礼佛,品茗泉边兴味长。清宁夜,看市容璀璨,满目琳琅。 城乡如此辉煌,幸法治英雄日夜忙。有人民法院,公平正义;公安民警,守岗巡防。检察司法,纠纷化解,天网恢恢狐鼠慌。吟无锡,正千帆竞发,追向朝阳。

8.记《无锡普法》杂志

作者:冯荣兴

原文:清明盛世究原因,法治领先由此生。

铜表始终规天地,恩威到底不由人。

从来治国凭圭臬,毕竟安邦靠经纶。

法海迷航谁指引?当代韦陀点迷津。
6.关于法治的 诗句
西周 亲亲尊尊行五礼,(亲其所亲,尊其所尊;五礼:吉凶礼宾嘉) 质牛剂器贷傅别。

(买卖:牛、奴隶称为质,器具等称为剂;借贷关系:傅别) 六礼七出三不去,(婚姻六礼;休妻制度) 立嫡以长不以贤。(嫡长子继承制) 听讼断狱表刑礼,(民刑区分;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相为表里) 辞色气耳目真伪。

(五听) 官来伙反内惟过,(五过) 群臣官吏刺国人。(司法三刺) 春秋战国 郑铸刑书晋铸鼎,(名称不同,也有先后,但都在鼎上铸) 邓析私杀用竹刑。

(邓析私写竹刑,被王杀之,但用其竹刑,讽刺) 盗贼网捕魏杂具,(魏国李悝做法经六章) 商鞅律改法治秦。(秦改法为律,有内涵) 轻罪重刑法经论,(重刑原则) 六禁杂典具总则。

(六禁规定在“杂”章;“具”为总则,具其加减) 强秦励耕军功奖,(井田制、军功等制度强国) 废卿郡县奸诬连。(削弱地方权力,建立县亭制,诬告反坐,株连制度) 汉 上请恤刑相首匿,(上请制度;亲亲得相首匿:汉宣帝) 缇萦上文废肉刑。

(文:指汉文帝;废肉刑是“虽有减刑之名,却有杀戮之实”) 春秋决狱心定罪,(春秋决狱的宗旨是:以心定罪) 秋冬行刑应天人。(秋东时节,天地肃杀,好日子,以后就有了“秋审”等) 三国两晋南北朝 魏八议,(曹魏) 南陈北魏官当始。

(官当在两个地方开始:南朝陈国和北朝魏国,不是三国的曹魏) 齐重罪,(重罪十条) 晋齐五服以制罪。(晋律北齐,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相犯者远近高低各不同) 北魏死刑需复奏,(死刑复核) 南北宣布废宫刑。

(法律宣布废,但后世还有) 北魏胡刑鞭与杖,(胡人之刑:鞭与杖) 齐律启后又承前。(齐律地位很高,但说隋律有承前启后也是正确的) 隋 隋文炀帝开皇律,莫要十罪要十恶。

商周黥劓剕宫辟,(旧五刑) 更得笞杖徒流死。(新五刑) 唐 高祖建唐显武德,(唐高祖夺天下,作《武德律》) 贞观作律加役流。

(贞观之治) 永徽高宗唐疏议,(高宗年代作永微疏议,史称唐疏议,) 刑统汇编政六典。(刑法汇编;行政法典) 公罪私罪吏忧喜,(公罪轻私罪重,官吏两为难) 未举自首揭自新。

(自首和自新的界限) 类推以明举轻重,(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 赃杀保辜化外人。(六赃;六杀;保辜;化外人) 宋 编敕破律宋刑统,(皇权当道,一人说了算) 折杖配役常凌迟。

(但《宋刑统》没有正式规定“凌迟”) 契约细分买典借,(商事发达) 室女分承准妻离。(女人地位提高:在室女可以继承;妻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出离婚) 翻异别勘另审诉,(注意操作方式) 证据勘验原被举。

(讲究证据调查;举证责任明确) 南宋庆元凌迟定,(凌迟源于五代西辽) 立命继子与绝女。(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称命继;女子和继子有继承权,但分在室女和出嫁女时候各人继承比例不同) 明 明刑弼教朱大诰,(大诰只在朱元璋时代用,明刑弼教是对刑罚理学角度另一种解释) 大明会典学六唐。

(行政法) 重轻两极卫廷杖,(标榜新意,重其所重,轻其所轻;“卫”是间谍;廷杖让老臣颜面何存?借口奸党充军刑。(奸党:是为皇帝任意杀戮功臣提供法律依据;充军是流刑以外增加) 清 大清律例集大成,(封建法律的大成者) 事成条则例统称。

(法律形式:事例、成例、条例、则例) 大清会典仿明政,(行政法) 文字无狱类大逆。(虽无“文字罪”,但将其视为“大逆”) 晚清 现行刑律渡新律,(清楚哪个是过度性的) 首创商律和民草。

司法行政始离异,钦定宪纲挽残局。民国 临时约法史宪件,(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天坛宪草限袁贼。

(孙文限制袁世凯的法律手段:共和制) 奈何约法复辟帝,(袁世凯也作约法扫除障碍) 贿选宪法正式行。(曹琨贿赂当选,正式实行宪法) 明清会审制度 (明) 重案朝审五大宦,九卿圆审翻供皇 (清) 京师热,笞杖快决好空牢,(笞杖等轻刑集中复核,能放则放) 清秋爽,斩绞监侯死复审,(地方上报死刑(斩绞监侯)的复审) 霜降朝,刑部嫌重附京侯。

(1、刑部判决重的;2京师附近斩绞监侯的复审)。
7.关于法律的诗句有哪些
1、

《送傅宏著作归觐待观城阙》

年代: 宋 作者: 苏辙

胶西前辈郑康成,千载遗风及后生。

旧学诗书儒术富,兼通法律吏能精。

还家彩服频为寿,得邑河壖喜有兵。

民事近来多迫促,弦歌聊试武城声。

2、

《送师道弟守德庆》

年代: 宋 作者: 陈宓

乃父高皇侍从臣,汝今潜邸牧疲民。

天低日近偏临照,士旷人稀费抚循。

得暇诗书休释手,先公法律自治身。

舟来勿寄南方物,只寄平反惬老亲。

3、

《咏史上·宣帝》

年代: 宋 作者: 陈普

不将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数国囚。

4、

《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

年代: 宋 作者: 陈襄

我爱仙居好,公馀日在房。

忧民极反覆,责已未周详。

法律行随手,诗书坐满箱。

老来须向学,多病喜平康。

5、

《次韵黄簿》

年代: 宋 作者: 陈造

先生不著惠文冠,须信论才当价难。

法律剡章真未尽,盍言粹学辈豪韩。

6、

《新作南门》

年代: 宋 作者: 苏辙

于公决狱多阴功,自知有子当三公,

高作里门车马通。定国精明有父风,

饮酒一石耳目聪。汉家宰相仍侯封,

左右中兴始且终。我家读书自我翁,

耻言法律羞丘戎。中年出入黄门中,

智巧不足称愚忠,虽云寡过亦无功。

不忮不求心粗空,举世知我惟天工。

恃此知不累儿童,作门不庳亦不隆。

陋巷正与颜生同,势家笑唾傥见容。
8.有关法律的诗词
1、惟用法律自绳己



韩愈

《寄卢仝》

2、法律存

***

《唐受命谶》

3、扫除诗书诵法律



苏轼

《石鼓》

4、始读法律亲笞榜



陆游

《秋怀》

5、自従四方多法律



苏辙

《次韵子瞻见寄》

6、兼通法律吏能精



苏辙

《送傅宏著作归觐待观城阙》

7、自从四方多法律



并叙

《次韵子瞻见寄》

8、先公法律自治身



陈宓

《送师道弟守德庆》

9、不将法律作春秋



陈普

《咏史上·宣帝》

10、法律行随手



陈襄

《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

11、法律剡章真未尽



陈造

《次韵黄簿》

12、法律森严信殊绝



高斯得

《孤愤吟上十韵》

13、法律渗商君



何梦桂

《和夹谷书隐先生寄题蛟峰石峡书院三十韵》

14、司马八法律以规



毛直方

《赠督师曹将军》

15、富贵拘法律



梅尧臣

《长歌行》

16、前人唯法律



梅尧臣

《送何济川学士知汉州》

17、此虽法律所无奈



苏洵

《自尤》

18、耻言法律羞丘戎



苏辙

《新作南门》

19、法律忌脱遗



张镃

《次韵傅景夏见赠兼简徐季益》

20、且说高王宽法律



郑刚中

《楼枢蜜过华山浩然有念古慕希夷之心谨用韵作》

21、法律底须存八议



龚诩

《甲戌乡中民情长句寄彦文布政》
9.关于法律的诗
1、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

我爱仙居好,公馀日在房。

忧民极反覆,责已未周详。

法律行随手,诗书坐满箱。

老来须向学,多病喜平康。

2、赠督师曹将军

泰阶煌煌色已齐,祥飙为扫蚩尤旗。

幅员浩荡春台熙,不遗桴鼓惊锄犁。

羽林宿卫环三陲,居安节虑忘战危。

整暇自许忘其机,司马八法律以规。

3、咏史上·宣帝

不将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数国囚。

莫道汉家杂王霸,十分商鞅半分周。

4、秋怀

[宋] 陆游

少时本愿守坟墓,读书射猎毕此生。

断蓬遇风不自觉,偶入戎幙从西征。

朝看十万阅武罢,暮驰三百巡边行。

马蹄度陇雹声急,士甲照日波光明。

兴怀徒寄广武叹,薄福不挂云台名。

颔须白尽愈落寞,始读法律亲笞榜。

5、次韵子瞻见寄

[宋] 苏辙

我将西归老故丘,长江欲济无行舟。

宦游已如马受轭,衰病拟学龟藏头。

三年学舍百不与,糜费廪粟常惭羞。

矫时自信力不足,従政敢谓学已优。

闭门却扫谁与语,昼梦时作钧天游。

自従四方多法律,深山更深逃无术。

(1)曾宪未法官扩展阅读:

1.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没有任何行为比起法官的徇私枉法对一个社会更为有害的了.司法的腐败,既使是局部腐败,也是对正义的源头活水的玷污.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大前提.每一个人都不可以成为自己事务的法官.在由意志而不是由法律行使统治的地方没有正义可言.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美】道格拉斯

2. 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德】马克思
10.有关“法制”的古诗词有哪些
有关“法制”的古诗词有1.《石桥歌》年代: 宋 作者: 张伯端吾家本住石桥北,山镇水关森古木。

桥下涧水彻昆仑,山下有泉香馥郁。吾居山内实堪夸,遍地均栽不谢花。

山北穴中藏猛虎,出窟哮吼生风霞。山南潭底隐蛟龙,腾云降雨山蒙蒙。

二兽相逢闹一场,玄味隐伏皆真祥。景堪美,吾暗喜,自斟自酌醺醺醉。

醉弹一曲无弦琴,琴里声声教仔细。可煞醉后没人知,昏昏默默恰如痴。

仰观造化工夫妙,日还西出月东归。天是地,地是天,反覆阴阳合自然。

识得五行颠倒处,指日升霞归洞天。黄金屋,白玉椽,玉女金童日侍前。

南辰北斗分明布,森罗万象现无边。无昼夜,要绵绵,聚散周天火候全。

若问金丹端的处,寻师指破水中铅。木生火,金生水,水火须分前后队。

要辨浮沉识主宾,铅银砂汞方交会。有刚柔,莫逸意,知足常足归本位。

万神齐贺太平年,恁时国富民欢喜。此个事,好推理,同道之人知此义。

后来一辈学修真,只说存养并行气。在眼前,甚容易,得服之人妙难比。

先且去病更延年,用火烹煎变阳体。学道人,去思已,休问旁门小法制。

只知目下哄得人,不觉自身暗憔悴。劝后学,须猛絷,莫徒抛家住他地。

妙道不离自家身,岂在千山并万水。莫因循,自贪鄙,火急寻师觅玄旨。

在生若不学修行,未必来生甚胎里。既有心,要终始,人生大事惟生死。

皇天若负道心人,令我三涂为下鬼。2.《古今豪逸自放之士鲜不嗜酒》年代: 宋 作者: 胡寅美禄无过酒,星泉奠两仪。

端由皆作圣,意趣少人知。肇命惟元祀,迎春祝寿祺。

功深资药石,力厚起疲赢。若羡千钟美,休嫌九酝迟。

忘情惟大禹,无量乃宣尼。抔饮觞初滥,留连祸始基。

先王防以礼,后世利其资。默识人情异,参稽俗羽移。

放怀无事矣,问口纵言之。惑溺终长夜,奢残竟作池。

包茅齐服楚,奏鼓胤征羲。大泽斩蛇后,当炉折券时。

彭城正高会,睢水已填尸。谪去忧占鵩,归来喜受厘。

瓶盆感田父,哺餟念湘累。壑谷中宵问,糟丘一篑亏。

怒排樊哙盾,吐卧允之颐。击帻笼钱凤,争权杀魏其。

脱靴惭力士,飞燕忤杨妃。司隶要殊切,虞人猎已驰。

魏文敦信义,王猛用钤锤。有客言虽吃,何人字识奇。

裸身荒已甚,涤器事还卑。软饱深形颂,醒狂屈受讥。

虽将齐物我,亦合悼功缌。渭朋歌初阕,高阳伴蚤稀。

湖船回太白,水殿燕西施。薤露停杯唱,鲸鱼入海骑。

缅怀七子会,怅望八仙期。潇洒斜川影,风流曲水湄。

日斜休百拜,罍耻便三辞。头上巾频漉,腰间锸自随。

谅难操北斗,且复坐东篱。西海桃垂实,南山豆落萁。

无违商士诰,宜葺杜康祠。李脱朱温阱,刘为石勒縻。

死生当有在,王伯岂由斯。五斗酲方解,三人影对嬉。

高谈倾坐听,痛饮亦吾师。责味曾围鲁,提筒更忆郫。

安能洗晏粉,聊复涨黄陂。章子以孝显,酆舒因俊危。

夫妻不成属,父母或贻罹。讵比华茵污,宁虞窟室隳。

壁悬疑角影,车载号鸱夷。口不挂臧否,醯犹和薄醨。

立苗讽锄恶,种秫待充饥。雨落香檀注,春融绿髓脂。

云轻浮蚁子,金嫩写鹅儿。滴滴葡萄颗,涵涵鹦鹉卮。

胸吞九云梦。笔走万蛟螭。

风月江山好,宾朋笑语宜。绣帘初静卷,银烛已高垂。

俨雅神仙坐,纷罗水陆奇。色深迷琥珀,光溢艳琉璃。

绿笛翻罗袖,红潮上玉肌。献酬俱缱绻,沾洽尽融怡。

不问檐花落,惟愁画角吹。初筵何抑抑,屡舞忽僛僛。

寒食梨花发,重阳菊蕊披。龙山犹可想,洛浦尚能追。

月满倚琼树,雨余攀柳枝。高飞鸿鹄远,左手蟹螯持。

贤圣分清浊,青齐辨等衰。市沽难共食,家酿恐成私。

算爵商壶矢,忘杯泥夹棋。资深酣道韵,端的露天倪。

翠竹沉云色,酴醾浸玉蕤。过咽输浩渺,赴吻重涟漪。

卷尽青荷叶,颠飘白接篱。野畦供鼓吹,幽鸟奏埙篪。

但看朱成碧,那知玉作瓷。长瓶卧荒草,山郭飐青旗。

目井欣投辖,窥门怅絷骊。提壶留客住,杜宇劝人归。

碧嶂下红日,飞霜点黑髭。邴原良自苦,毕卓未为痴。

处士林泉适,骚人景物悲。放臣离国恨,迁客去乡思。

须藉杯中物,聊舒镜里眉。暂时浇磊磈,到处吐虹霓。

但戒零霜露,无劳洒涕洟。从教禁纲密,莫遣醉乡迷。

为沃尘生肺,应防水尅脾。破除闲病恼,断送老头皮。

埋玉空烦酹,挥金莫计赀。三行何法制,五齐孰官司。

喜怒或交作,阴阳因并毗。达人眇天地,曲士谨毫厘。

夜汲文园井,朝餐大谷梨。渴心便渌醑,大户怕甘酏。

滋味将何比,经纶倘在兹。一尊常准拟,三顷要耘治。

吾道久榛莽,世途多虎貔。黄封忆内酝,絺绣念宗彝。

傅说膺新命,曹参守旧规。群生思覆护,寰海厌浇漓。

倘负膏肓疾,须凭国手医。欲传方汉者,把盏咏吾诗。

3.《题盐仓壁》年代: 宋 作者: 葛立方破贼须缗钱,箕敛困郡县。孰若严矩矱,溟海恣煎炼。

僚寀课惰勤,息入计亏羡。连艘走群商,金帛委神甸。

小人堪底用,吏鞅縻卑贱。怪来符似火,法制适中变。

省览几牛腰,十日了未遍。凫行摘纸尾,挥扫同掣电。

盈车笔摧颖,溢匣印销篆。壮士缚朱墨,食废枕弗奠。

忍饥危肠吼,失睡两眼眩。我本丘壑姿,素乏封侯面。

胡为浪自苦,刚作五斗恋。会当还此笏,归云送苍弁。

4.《送许希元尉德清》年代: 宋 作者: 陈深士生天壤内,所抱者奇气。当观人品高,岂尚名爵贵。

子真第一流,。

② 东京审判的疑问

牛头不对马脚.他问的抄是总法官为什么会担心中国退出.而不是问中国的地位和荣誉。
很简单拉,这个判决是很多个国家一起商量,探讨,在做出决定的.当然 如果少了一个国家,会议就要终止,就不能一起探讨,所以总法官不想少了个中国而误了大局。
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其实不用想的太复杂,简单,换个思维去理解。

③ 美国大法官的树立权威的经典案例

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赋予自己的。18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通过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v.Madison,1803年)的判决,正式确立了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一槌定音的权力和权威。 威廉马伯里(WilliamMarbury)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市乔治城镇的一位家财万贯的庄园主,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是当时美国政府的国务卿。马伯里为啥要起诉麦迪逊呢?这个案子要从当时美国政坛中的党派斗争从头开侃。
美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并无只言片语提及政党和多党派制度。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美国的天下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跟党的英明领导、党的组织建设和多党派合作没啥关系。
大多数美国制宪先贤认为,政党就是结党营私、恶性竞争的代名词。军人出身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位期间,对内阁中以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和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两派争斗深恶痛绝。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总统告别演说中,语重心长地警告后人,一定要防止党派争斗的弊端。
警告归警告,现实归现实。开国老总统一下台,说过话就被人当耳旁风了。德高望重的华盛顿回老家种地后,美国政坛的两大政党终于还是正式形成了。拥护汉米尔顿的一派正式组成了联邦党,拥护杰弗逊的一派自称民主共和党。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为第二任总统。
谁知联邦党好运不长,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中都遭到惨败,民主共和党的杰弗逊当选为第三任总统。因行政权和立法权都已丧失,联邦党人在下一届政府中唯一能保住的地盘,只剩下了不受选举直接影响的司法权。因此,亚当斯总统在即将卸任时,任命自己内阁的国务卿、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John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代理国务卿职务。又利用联邦党人控制国会的最后机会,通过了《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 ,任命四十二位联邦党人出任治安法官。庄园主马伯里和马歇尔大法官的弟弟詹姆斯·马歇尔都在任命名单之中。
参议院在亚当斯总统离职的当天深夜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四十二位法官的任命,但所有的委任令必须要在午夜之前由总统签署、国务院盖印发出后才能生效。大法官、代理国务卿马歇尔在权力交接之夜忙得团团转,他在确认四十二份法官委任令已全部签署、盖印后,便将送出委任令的小事全权委托给弟弟詹姆斯·马歇尔去处理。
俗话说,朝中无小事。谁都没想到,詹姆斯·马歇尔竟然把这件小事给办砸了。他本人的那份委任令倒是及时无误地送出去了,但因疏忽和忙乱,竟然还有十七份委任令在午夜之前没能及时发送,而马伯里先生恰好身列这十七个倒霉蛋之中。
新上任的杰弗逊总统早就对联邦党人在权力交接前夜以党划线、“突击提干”的损招儿极为不满,当他听说滞留的十七份联邦党人法官委任令一事后,立刻命令新任国务卿麦迪逊扣押了这批委任令。
这样,马伯里不明不白地丢失了法官要职。此公觉得自己太冤,非要讨个说法不可,遂聘请曾任亚当斯总统内阁司法部长的查尔斯·李(CharlesLee)为律师,一张状纸把麦迪逊国务卿告到了最高法院。
麦迪逊一看对手来头不小,立马聘请杰弗逊总统内阁司法部长莱维林肯(LeviLincoln)出任辩护律师。这位莱维。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现职司法部长,办案派头十足,接了案子以后竟然连法院都懒得去,只是写了一份书面争辩送交最高法院,声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一个涉及党派权力斗争的政治问题,跟法律压根儿就不沾边,最高法院就是管天管地也管不着这种根本就扯不清的党派斗争破事。
马歇尔大法官接到控方律师的起诉状和辩方律师寄来的书面争辩后,以最高法院的名义致函国务卿麦迪逊,要求他对扣押委任令的原因做出个合理的解释。谁料想,麦迪逊对马歇尔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 麦迪逊国务卿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在当时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是一个根本就没啥权威的法院。美国的立宪先贤汉米尔顿曾评论说:“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
1789年的美国宪法虽然规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这部宪法以及后来增添的宪法修正案,对于宪法最终解释权的归属问题,从未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宪法并未赋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当局和立法机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特权,更别提强迫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了。
这样一来,马歇尔便处在一种极为尴尬的两难困境,他当然可以正式签发一项执行令,强令麦迪逊发出十七份委任令。但麦迪逊背后有总统兼美军总司令撑腰,他很有可能对最高法院下达的命令置若罔闻。既无钱又无剑的马歇尔大法官若向麦迪逊国务卿强行发号施令,只会让人笑掉大牙。但是,如果马歇尔拒绝马伯里合理的诉讼要求,那么最高法院和联邦党人则颜面扫地。
面临这种无论是审理还是不审理此案都必输无疑的两难困境,马歇尔苦思冥想了半个月,终于琢磨出了一个令人称奇的绝妙高招,既表现出最高法院的权力高于行政当局和国会,又避免与行政当局和国会迎头相撞、直接冲突。马歇尔称此判决为自己“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判决”。
马歇尔在判决书中判定,第一,参议院已批准了这些法官的任命,总统签了字,国务院盖了印,从法律角度上看,委任令是合法的任命公文,麦迪逊拒发公文显然是违法的。因此,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党派斗争的政治问题。第二,既然扣押公文是违法的,那么马伯里当然有权请求法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第三,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是一个法治政府的首要责任。因此,法院有责任帮助马伯里获得法官委任书。
那么,按照这个路子推论下去,马歇尔下一步理所当然地就该向麦迪逊发出强制令了。谁料想,马歇尔笔锋突然一转,他引证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说,当一个案子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以州为诉讼当事人时,其初审权属于最高法院。对于其它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诉审理权。如果把马歇尔这段咬文嚼字的引证换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当的大白话,那就是说,马伯里一案的诉讼当事人既不是大使、领事,也不是州政府,最高法院对这种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没有初审权,马伯里告状告错地儿了。他应当去下级法院控告麦迪逊,如果案子最后从下级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那时最高法院才有权开庭审理。
可是,马伯里高薪聘请的律师、前司法部长查尔斯。李并非不懂诉讼程序的法盲,他之所以一开始就把状子直接递到了最高法院,依据的是国会1789年通过的《司法法》第十三款。根据这款法律,最高法院对这类案子拥有初审权。
但马歇尔斩钉截铁地指出,《司法法》第十三款是与宪法相冲突的,它实际上是非法地扩大了最高法院的权限。马歇尔强调:“宪法构成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而“解释法律显然是司法部门的权限范围和责任”。据此,马歇尔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款因违宪而被取消。这是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宣布联邦法律违宪。
马伯里一看当个法官竟然这么费劲,连总统签了字、国务院盖了戳儿的委任状都成了白条,若要从基层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还不知要上诉到哪个猴年马月,他只好灰心丧气地撤回了起诉。此公后来一直不安心务农,最终改行当了一家大银行的总裁,比当法官实惠多了。
从表面上看,联邦党人马伯里没当成法官,麦迪逊也没送出扣押的十七份法官委任令,马歇尔似乎输了这个官司。但实际上,马歇尔是此案真正的大赢家。
首先,马歇尔向政府的立法机构国会宣布,不仅宪法高于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这个至关重要的权力与立法部门无关。换句话说,立法机构不得随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与法律有关问题的最终仲裁者。
其次,马歇尔通过此案向政府的行政部门宣布,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司法部门。因此,司法部门有权判定行政当局的行为和命令是否违反宪法,有权对行政当局的违宪行为和命令予以制裁。
这样,虽然宪法规定任何法律都应由国会和总统决定和通过,但最高法院拥有解释法律的最终权力,有权判定法律是否违宪。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一经做出,即成为宪法惯例,政府各部门和各州必须遵守。实际上,最高法院不仅拥有了司法审查权(JudicialReview),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最终立法权”。 马歇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虽然公开宣布经国会通过、总统批准的《司法法》第十三款因违宪而被取消,但取消这款法律实际上是限制了最高法院自身的权限,所以国会找不出什么借口与最高法院对抗,也没啥特别的理由弹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马歇尔虽然宣布司法部门有权对行政当局的违法行为予以制裁,但他并没有向麦迪逊国务卿发出强制令,只是建议马伯里去下级法院控告麦迪逊。所以,行政当局同样找不出任何借口与最高法院过不去,也根本无法挑战马歇尔大法官的裁决。
美国的法律体系是成文法与案例法的结合,既然国会和行政当局无法推翻最高法院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那么此判决将作为宪法惯例被后人永远引用。司法审查权和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就这样历史性地确立了。司法从此真正开始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鼎足而立。可以说,这是美国政治制度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789年的美国宪法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政治制度设计的伟大典范,其实这个评价有点过高了。原因在于,在权大还是法大这个关键性问题上,1789年美国宪法并无开创性的建树。这部宪法并未明确规定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结果使司法在三权中处于最弱的一方。按照这种宪法设计,美国最高法院实际上可有可无。
由于马歇尔大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超乎寻常的智慧和努力,加上英国普通法传统对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响以及当时和后来的美国政治家们对法律和政治规则的尊重以及善于妥协让步的特点,才使美国政治制度第一次真正具有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特点,并且使司法审查权成为美国政治制度有别于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政体的重大特点之一。
历任大法官一览 顺序 姓名 任期 任命人 1 约翰·杰伊 1789年10月19日-1795年6月29日 乔治·华盛顿 2 约翰·拉特利奇 1795年8月12日-1795年12月15日 乔治·华盛顿 3 奥利弗·埃尔斯沃思 1796年3月8日-1800年12月15日 乔治·华盛顿 4 约翰·马歇尔 1801年2月4日-1835年7月6日 约翰·亚当斯 5 罗杰·B·托尼 1836年3月28日-1864年10月12日 安德鲁·杰克逊 6 萨蒙·P·蔡斯 1864年12月15日-1873年5月7日 亚伯拉罕·林肯 7 莫里森·韦特 1874年3月4日-1888年3月23日 尤利塞斯·S·格兰特 8 梅尔维尔·富勒 1888年10月8日-1910年7月4日 格罗弗·克利夫兰 9 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 1910年12月19日-1921年5月19日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0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921年7月11日-1930年2月3日 沃伦·G·哈定 11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1930年2月24日-1941年6月30日 赫伯特·胡佛 12 哈伦·菲斯克·斯通 1941年7月3日-1946年4月22日 富兰克林·D·罗斯福 13 弗雷德·M·文森 1946年6月24日-1953年9月8日 哈利·S·杜鲁门 14 厄尔·沃伦 1953年10月5日-1969年6月23日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15 沃伦·E·伯格 1969年6月23日-1986年9月26日 理查德·尼克松 16 威廉·伦奎斯特 1986年9月26日-2005年9月3日 罗纳德·里根 17 约翰·罗伯茨 2005年9月29日至今 乔治·W·布什

④ 大法官的英国法官

英国大法官(英文:Lord High Chancellor of Great Britain),通称大法官(英文:Lord Chancellor),是英国政府内一个高级和重要的官位。大法官在一众重大国务官员(Great Officers of State)中排行第二,有关任命都由首相提出意见,再由君主委任。在1707年英国成为联合王国以前,此职位曾分别为“英格兰大法官”(Chancellor of England)及“苏格兰大法官”(Lord Chancellor of Scotland)执掌。
如果大法官没有被委任,就可以委任掌玺大臣。掌玺大臣与大法官的职能完全一样,不过两者的任命方法却有分别。另外,大法官的职务亦可以由一个由多于一位“国玺首长专员”组成的委员会行使。不过自19世纪以来,只曾有大法官的任命,而掌玺大臣与委员会则处于废弃的状态。大法官的其中一项重要职责,是担任国玺的保管人。此外,他也是英国内阁的阁臣之一,依据法律,理论上他有责任维持法院有效运作,以及确保法院的独立。在昔日,大法官负责主持上议院的会议,同时是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的司法首长;但自《2005年宪制改革法案》生效后,上述两项职能已经分别移交予上议院议长及首席法官。大法官自16世纪开始原本一直由贵族出任,而现任大法官斯特劳阁下则是近代首位以庶民身份担任此职的人士,他现时亦兼任司法大臣一职。大法官以往曾经兼任宪制事务大臣之职,但此职已在2007年为司法大臣取代。 大法官一职最早可上溯至卡洛林王朝,当时有一名官员负责掌管皇家印玺。至于在英格兰,此职至少源于1066年开始的诺曼征服,或者更早的时间。有部分学者认为历史上首任大法官是埃格曼德斯(Angmens),并认为他在605年获委任。至于其他资料则推断出首位去委任大法官的君主是忏悔者爱德华,据闻在其任内,他首先以印玺取代亲手签署文件。总言之,自诺曼征服以后,大法官之官位一直存在。在中世纪的时候,基于教士是王国中少有受教的一群,大法官一职几乎都是由神职人员担任。大法官曾经有不少职责,当中包括保管国玺、担任首席皇家祭司,以及教会和世俗事务上的顾问。因此,大法官渐渐成为政府内最重要的职位之一。大法官在政府入面,地位仅仅次于最高司法官(Justiciar)之下,不过最高司法官这个职位现今已被淘汰。
托马斯.莫尔爵士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大法官之一,他于亨利八世在位时供职,后来被亨利八世处决。作为君主的其中一名官员,大法官会出席“御前会议”。假如大法官本身是一位主教,他在出席会议前将可获传讯令状(writ of summons),但如果大法官本身仅仅是一位教士、俗人或地位更低的人士,他将不获任何传讯令状。御前会议后来演化成国会,而大法官就成为了上议院的议长。亨利八世在位时曾通过一项法令,让大法官正式有权主持上议院会议,而大法官本身更无须具备贵族身份。
大法官的司法职能亦透过“御前会议”而有所演化。以往有关于司法上的申请需要向君主及“御前会议”通报,不过在1280年时,爱德华一世就下令其法官在皇座法庭自行负责处理及审视有关的申诉。当中,重要的申诉要交由大法官作定夺,而更重要的申诉则会获君主注意。而自爱德华三世在位开始,大法官开始有属于自己的法庭,这个法庭后来演化成所谓的大法官高等法庭。在这个法庭内,大法官会依照公平性(或衡平法),而非具有严格规范原则的普通法去审理案例。由于大法官在大法官高等法庭内是代表国君施行公正仁义,因此大法官亦曾经有“皇家良心保管者”(Keeper of the Royal Conscience)之称号。教士主导大法官一职的情况,直到16世纪才告终止。在1529年,时任大法官兼约克大主教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枢机由于未能成功实现取消亨利八世的第一段婚姻,结果遭到免职。此后,俗人取代了教士,成为担当大法官的人选。教士出任大法官的情况曾一度于玛丽一世在位时再次出现,但此后几乎所有大法官都是由俗人担任。 在旧日大法官由教士出任的时候,大法官缺席或出缺时,职务会由“国玺掌官”(Keeper of the Great Seal)暂代,一旦大法官被委任,国玺掌官之职就会解除。后来在伊莉莎白一世登位后,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赋予掌玺大臣(LordKeeperoftheGreatSeal)享有与大法官“一样的身份、地位、司法权、执行法律的权利、以及其他关税、贵重物品及利益”。大法官与国玺大臣之唯一分别在于任命的程序;大法官透过英皇制诰获得任命,但国玺大臣只要接收国玺,并开始作出保管,就完成任命的程序。以往在惯例上,国玺大臣由庶民出任,而大法官就由贵族出任。而一位被册封为贵族的国玺大臣,则会在晋爵不久以后改任大法官。历史上,迄今末任的国玺大臣是罗伯特.韩里,当他在1760年获封男爵后不久,就在1761年转任大法官。自此以后,庶民与贵族都会获委任为大法官,但一直到21世纪以前,庶民获任命为大法官后不久,即会获册封为贵族。
除了国玺大臣以外,大法官的职务亦曾经由多于一人组成的委员会行使。这个委员会名叫“国玺首长专员委员会”(Lords Commissioners of the Great Seal),但自1836年以来,未曾有国玺专员委员会被委任。
昔日原本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都各置有相当于大法官的职位。后来《1707年联合法案》将英格兰王国及苏格兰王国合并成大不列颠王国后,原本的英格兰大法官及苏格兰大法官遂合并成大不列颠大法官。但是,当爱尔兰与大不列颠透过《1800年联合法案》合并以后,原属于爱尔兰的爱尔兰大法官之职得以保留,结果“大不列颠大法官”之职称至今也没有改成“联合王国大法官”。直到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后,爱尔兰大法官之职才告废止,而其职权则转移至北爱尔兰总督,后来再转移到北爱尔兰大臣处。不过,现时的北爱尔兰法院服务却是大法官在北爱尔兰拥有的官署。 大法官原本根据其传统权利负责主持上议院的会议(形同议长),不过自《2005年宪制改革法案》生效后,有关职能已经移交上议院议长。
另外每当君主去任命数名首长专员以代行某些职务时(例如在国会宣布御准已经授予),大法官往往会担任首席首长专员,至于其余首长专员依惯例通常都是兼领枢密院顾问官衔的上议院议员。当大法官行使首席首长专员职务时,他会穿上以白鼬毛皮装饰的国会礼袍,并会头戴三角帽,至于其他首长专员则会戴上双角帽。 大法官是英国枢密院及内阁的成员,其所统辖的部门自1885年至1971年称为“大法官办公厅”(Lord Chancellor's Office),而自1971年至2003年则称为大法官部(Lord Chancellor's Department)。在2003年,大法官部改组为宪制事务部,而大法官则同时兼领宪制事务大臣之职。在2007年,有关部门再度改名为司法部,而职称则改成司法大臣。大法官统辖的部门有很多职责,当中包括有宪制改革(包括大法官职位本身的改革)和法院的行政管理等等。此外,大法官在任命英格兰及威尔士法院的法官上,亦担当一定角色。现时的法官任命程序入面,司法任命委员会首先会提名合适的法官人选,然后由大法官委任(正式上由君主委任);至于一些比如上议院常任上诉法官、上诉法院法官及高等法院各分庭庭长的职位,则通常由英国首相提名,但提名前多会与大法官商议。然而,基于一些历史原因,在兰卡斯特公爵领地内如果要提名不具法律专业资格的人士担当裁判官,有关提名须要由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提出。
值得一提,大法官昔日亦负责决定向哪一些大律师授予御用大律师资格,但现时其权限仅止于监察提名的程序、对程序作出审视,以及提呈最终的提名,大法官亦负责向新任御用大律师授予英皇制诰。
王国国玺的保管也是由大法官负责的,而国玺一般都是在英皇制诰、令状、及其他皇家公告上使用。虽然国玺由大法官负责保管,但每次要使用国玺时,则由皇室驻大法官署书记官(ClerkoftheCrowninChancery)负责监督,而皇室驻大法官署书记官亦同时兼任大法官的常务次官。大法官只负责保管王国国玺,而苏格兰国玺与北爱尔兰国玺则分别由苏格兰首席部长和北爱尔兰大臣保管。 在昔日,大法官具有相当重要的司法职能,但现时已绝大部分地被废除或转移。旧日干犯重罪或叛国的贵族有权在上议院内被其他贵族公审,而非庶民一样由陪审团审讯,而在上议院内,有关的审讯会由加冕事务长,而非大法官主持。不过,由于加冕事务长一职自1421年起已处于持续悬缺的状态,因此上议院每当审讯贵族时,大法官会被临时委为加冕事务长。惟基于贵族受上院审判的特权已于1948年废除,这种做法亦已被淘汰。自《2005年宪制改革法案》通过后,大法官的司法职能更被大幅移除(所谓的司法职能不应于大法官管理法院行政的行政职能混淆)。以往大法官会在上议院司法委员会(即英国本土的终审法院)担当法官,另外也是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即昔时大英帝国,以及后来部分英联邦国家的终审法院)的成员;除此之外,大法官也是英格兰及威尔士最高法院的主席,因此有权监管从属的英格兰及威尔士上诉法院、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和英格兰及威尔士皇室法庭,而他更是英格兰及威尔士上诉法院内的当然法官,以及高等法院大法官法庭的当然庭长。
在近代,由于大法官的职务繁重,大法官已经很少行使有关职权。现时,大法官在上议院司法委员会及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职权已转移予上议院首席常任上诉法官,而大法官法庭的当然庭长的职权则已移交高等法院庭长。在20世纪末,基本上历任大法官只曾审理过移送至上议院的案件,而历史上最后一位主持审讯的大法官是艾伟仪勋爵,他任内曾审理过上呈至上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案件。不过,艾伟仪勋爵身为内阁闾僚,但同时身兼法官,在当时已引起各界,包括司法界的关注。至于他的继任人范克林勋爵,则即使有关权力在《2005年宪制改革法案》生效后才告废止,但他也从没有行使。
自1867年至1875年期间,大法官亦曾经是加拿大的首席法官,有关职务要到加拿大最高法院及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设立后,才告解除。
现时,在每个法律年度开始时,大法官仍旧在西敏寺担任法律年度典礼的主礼嘉宾,并会在众法官前致辞。在仪式过后,大法官会在西敏厅举行大法官早餐会,招待诸位法官。 大法官现时仍然掌管不少与英国圣公会相关的职能。有些圣俸实质由皇室赞助的牧师,会由大法官赞助,亦需经由大法官委任。而自14世纪以来,部分实际上由皇室对教会的赞助,都是以大法官的名义进行赞助。现时有大约442个英格兰的教区,以及12个在大教堂供职的牧职薪俸,都是以大法官名义进行赞助。另外,有157名教会人士的圣俸更完全以大法官名义进行赞助,而有份以大法官名义赞助的教会人士圣俸亦有285名。以大法官名义对教会的赞助约占总赞助额的百分之5.5。另一方面,在康沃尔公爵领地,假如担任领主的康沃尔公爵之爵位悬缺,又或者康沃尔公爵年纪尚少的话,大法官同样对领地内的部分圣职负起委任及赞助的职责。
依据法律,部分教会法庭的法官委任需要先咨询大法官,这些法庭包括有坎特伯里的大法庭、约克的大法官法院、教会诉讼保留法庭及长老法庭(Consistory Courts)。此外,大法官是当然的教会专员,负责监理圣公会的财产。
在昔日,由于牵涉到英国圣公会的事务,任何罗马天主教教徒都被认为不宜出任大法官。虽然后来英国对罗马天主教的限制在1829年得以大幅免除,但是对于天主教徒出任大法官仍然有一定的保留。一直到1974年,英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正式容许天主教徒出任大法官,惟有关人士在任期间,大法官的宗教职能需要暂时移交至首相或其他官员。 根据《1937年摄政法案》 ,大法官、连同君主配偶、下议院议长、英格兰及威尔士首席大法官和主事官(Master of the Rolls)一同被赋予权力,有权参与决定君主是否需要解除其皇室职责。在这五人当中,如果有三人或以上根据证据(例如医生证明)认为君主患有心理或身理疾病,以致未能执行国家元首应有的职责,其权力就可转移予摄政王。
大法官也是英国本土多所大学、书院、学校、医院及其他的慈善团体的视察员(Visitor,又译督学)。在英国,假如有团体没有对督学作出委任,或者督学一职出缺,君主将会出任督学,但职能却由大法官代行。另外,也有一些机构是指定由大法官出任督学的,这些机构包括有温莎的圣乔治礼拜堂、皇家研究院、纽卡素大学、以及牛津大学的安东尼学院及大学学院。此外,大法官亦有权委任哈罗公学、拉格比公学和查特豪斯公学的校董会成员各一名。 大法官在一众重大国务官员中排名第二,仅仅位列加冕事务长之后,不过如上所述,加冕事务长一职自15世纪开始已基本上处于悬缺,现时加冕事务长之职只会在君主加冕当日才会有人出任,因此,大法官事实上在其他时间都是地位最高的重大国务官员。另据《1351年叛国法案》,凡谋害大法官者皆可处以叛国罪,可见大法官地位之重要。虽说谋害皇室财务主管(Lord High Treasurer)同样会被处以叛国罪,但由于现时皇室财务主管之职已长年以委员会的方式运作,因此没有这项权利。在现时的国家排名名单(order of precedence)中,大法官亦享有超然地位,仅位列于皇室家庭及教会高级成员之后。在英格兰地区而言,大法官则仅位列于皇室家庭及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后;至在苏格兰地区,其地位亦仅在皇室家庭及苏格兰国教会大会首长高级专员之后。尽管大法官的正式职称是“大不列颠大法官”,大法官在北爱尔兰也有自己的地位排名。在那里,其地位列于皇室家庭、阿马(Armagh)的基督教及罗马天主教大主教、都柏林的基督教及罗马天主教大主教、以及苏格兰国教会大会议长之后。
在技术上,就全英国而言,尽管首相的实权高于大法官,但大法官的地位高于首相。国玺大臣与大法官在英国享有相同的地位,但国玺首长专员的地位就要低得多。
现时大法官享有极优厚的薪金和退休金,薪金要比首相和其他公职人士都要高得多。不过,大法官为了保持政府形象,通常可以选择自愿减薪。
踏入21世纪以后,由于大法官依然集行政、立法、司法权力于一身,其角色渐渐受社会舆论非议,并有指大法官违反了三权分立的政府原则。此外也有人认为,大法官之存在与欧洲人权公约将不能互相协调,最终促使时任首相布莱尔提出废除大法官职位的建议。然而,反对声音随之而起,指出大法官职位具有历史渊源,而且内阁在司法事务上应有其代言人,所以大法官之职不应废置。
在2003年,布莱尔选择以其好朋友范克林勋爵为大法官兼宪制事务大臣,同时,他又宣布有意废除大法官,以及进行其他宪制改革。不过经过一番争论后,政府发现大法官职位不能随便透过国会法案去废除,结果大法官之职得以保留,但其统豁的大法官部则被改组成宪制事务部。现任大不列颠大法官兼司法大臣斯特劳。到2004年2月,政府在上议院引入一项《宪制改革草案》,再度试图废除大法官职位,并将其职能悉数移送至其他官员。其中,其立法职能计划移送至上议院议长、行政职能移至宪制事务大臣,而司法职能则移至首席大法官。草案另外又包含其他宪制改革,当中包括将上议院的司法职能移送到一个最高法院。
但是到了2004年3月,上议院却将草案送到专责委员会进行详细审议。最初政府预计草案会以流产告终,但随后政府与反对党达成协议,承诺草案付诸国会的正常程序表决,不过条件是,草案要先经过专责委员会的修订。最终在2004年7月13日,上议院完成修订《宪制改革草案》,尽管委员会对其他改革都没有作出修订,但大法官的头衔在草案中却被保留。到2004年11月,政府接纳了上议院的意见,并在上院引入一项修订,将宪制事务大臣与大法官的改革部分结合,形同假定两个官职将继续由同一人出任。最终,《2005年宪制改革法案》在2005年3月24日取得御准,当中大法官主要的职能计划在2006年年中前转移到首席大法官及上议院议长等等的官职,不过大法官及宪制事务大臣两职仍然具有内阁阁揆身份,并保留某些法定职能。
一般而言,大臣的职权如果需要转移,只需由枢密院发出枢密令便可。但由于大法官的某些职能牵涉到一些法令法律,因此即使《宪制改革法案》已被制定,要转移这类“被保护”的职能,只可以透过制定国会法案而解决。在2007年5月,宪制事务部被废置,其职权由新置的司法部接替,同时部分来自内政部的职能亦移交到司法部。当时的大法官范克林勋爵则被委任兼领司法大臣衔。
如前文所述,过往如果有庶民获委为大法官,有关人士会在不久以后获晋为贵族,以便执行其主持上院的职务。然而自《2005年宪制改革法案》生效后,由于新设立的上议院议长取代了大法官在上议院的工作,大法官之职再无需要一定要由贵族担任。到2007年6月,下院议员斯特劳获委为大法官兼司法大臣,他遂成为了史上第一位来自下院,而不是来自上院或古时的御前会议的大法官。

⑤ 执法者与司法者的自由什么大

我国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继续完善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民法院始终以一个裁判者和中立者的身份,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纠纷进行审理和裁决,同时,其还以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做出公正的裁决,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秩序,保护了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法院在司法中向来都是公正、透明盒不偏不倚而著称的。但是,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使我们清楚的看到,在一些案件的裁决结果上,法院的功能到底发挥的如何,其功能到底该如何定位,法院是一个只能依法律条文进行案件裁决的“法律匠”,还是一个可以依据法律精神和法学理论进行案件判断的司法者。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司法自由裁量权。近年来,司法自由裁量权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的关心,同时也受到司法界的关注。因此,好书结合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的司法工作经验,对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
【拓展资料】
近年来,我国的司法界开始越来越关注司法自由裁量权。在一些西方的法律学家看来,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是绝对的法官,因为其创造规则。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其从另一面说明,每一个国家或者是社会中的法律是不可能完善到密不透风的地步,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漏洞,然而事实也是如此,尤其在大陆法系的国家,成文法的弹性就造成了法律统治的欠缺。这就为司法实践中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创造了可能。对我国来说,受到成文法的局限性,使得司法自由裁量权普遍的存在,我们不能对其忽视,同时也不能去消灭或者是遏制这种现象,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对司法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监控,保证期在司法实践中能够正确合理的行使,克服其存在的问题。
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涵义及其存在的必然性
1.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内涵
“自由裁量权”一词是舶来品,这个词在西方社会具有很多种意思,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那就是司法自由裁量权是一种选择权。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渊源,我们可以将其追溯到英国衡平法时期。英国的衡平法,首先确立了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当然,对普通法系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创设了司法自由裁量权,也可以说是审判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作为适用法的过程,是和司法审判活动与生俱来的[1]。自由裁量在我国的法学界以及司法实务中,多被称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当然司法自由裁量是司法的范畴,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主体主要有法院及其法官和检察院及其检察官。对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内涵,我国和世界上许多的学者都有着很多的说法,例如有些法律学者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是一种选择权,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也就是说在司法实务中,法院或者是法官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力。[2]
对司法自由裁量权进行该种定义,具有其合理性,关键是该种内涵抓住了司法自由裁量的实质内容,也就是自由的选择。然而这种自由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即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用我们更为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说,当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遇到了两种以上可以进行选择的处理方式时,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精神的解读做出自由的取舍。当然,好书认为,所谓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是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的司法案件过程中,享有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自由的去选择如何认定案件的事实、如何运用证据、如何运用法律去处理一个案件的权限。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司法自由裁量权并不是等同于法官的审判自由裁量权,因为司法自由裁量权还包括检察院及检察官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但是本文主要是就法院及法官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进行分析的。
2.司法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分析
同行政自由裁量权一样,司法自由裁量权也是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的现象。“由于法律规则对社会生活调整的局限性,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律的统治不可避免地蕴含了自由裁量权的存在”[3]。这更加说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即使是法治社会也是如此。
(一)立法的不完备必然产生司法自由裁量权
国内有一些法律界的学者曾认为法官的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是在法律未做规定或者是规定有缺失的情况下,法官根据法律的授权,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法律精神在合理的范围内依据公正的原则进行刑事案件的裁判的权力[1]。由此可知,立法的不完善就要求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其实,司法活动就是认定案件事实以及适用法律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肯定存在着法官的自由裁量,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的不完善。通常来说,立法越是详细、具体,自由裁量权就会越少,反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较多。
(二)在任何事物面前,人都不是被动的,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也是如此,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是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法律的适用必须要依赖人来操作,就算是再完备详细的法律,其实施也需要自由裁量。古语有云: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法律条文都不可能自主的去对号入座进而处理具体的案件,必须要有办案人员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去裁量适用。所以,不管立法者对法律的规定是多么的详细,只要司法者“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做出决定的过程中拥有判断和选择的可能性,就存在着自由裁量权”[3]。司法者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精神,通过自由心证形成内心确信,进而做出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案件的裁决是否公正客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者的主观判断了。
(三)由于立法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这就使得法律存在很大的灵活性或者说是有一定的弹性幅度和空间,还有一些模糊的法律语言,这些弹性的条款和模糊语言体现了一种立法技术,这是立法的灵活性以及原则性的结合,这些弹性条款和模糊语言的存在就是立法者授予了司法者以司法自由裁量权。
由此可知,只要有法律或者是法律统治,司法自由裁量权就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社会同司法自由裁量权并不是矛盾的,司法自由裁量的存在只有程度的大小问题,但是其是必然存在的。
三.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危险性分析
在我国乃至世界上,很多的法律人都对西方的司法中心主义以及司法独立理论所折服,对于现实司法实务中的一丁点违背公平正义的裁决无法容忍,促使他们不断的从消极的一面来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危险性。
这些学者认为所谓的司法活动就是多元的主体在多元化的话语结构中为了达成更为妥当性的结果从而对法律的含义进行自由的、民主的重构,这也就是说,法官、法律相关人员以及当事人,还包括新闻媒体等的言论自由权以案件为平台就法律规范是什么,以及该如何解释进行讨论,在保证程序的正当性的基础上得出具有民主意义的共识。特别是在法律不是十分完备的背景下,司法自由裁量权在正当程序所提供的空间领域和时间顺序中担当者沟通和加工机器的角色,即其在一方面将法律秩序同社会秩序以及职业道德、普通民众融合起来,另一方面又以国家的名义主持着纠纷并得出符合法理的法律结论。
好书根据自己的研究,结合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完美,其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这些危险性的存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碍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根据好书的总结,司法自由裁量权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危险性:
1.自由裁量权和分权理论是冲突的
根据宪法以及法律的理论,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严格分离的,法官并没有创造法律或者法律性质的解释的权力,应当要求法官将作出法律解释的权力交给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作出更加权威性的解释,从而指导法官去处理案件。通过这种分权,就杜绝了法官造法现象的发生,预防司法专横从而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和该理论存在冲突性。[4]
2.削弱对法律至上的信仰并置法院于危险之地
司法自由裁量权实质上就是将法官的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法律的理解运用到具体的案件判决中,有将自己的偏好置于法律之上的嫌疑,这将会损害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正是由于法律规则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认为法官在适用法律上采取一些比较随心所欲的行为。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里一针见血:“霍姆斯法官曾经写到,即便是一只狗也知道被绊一下和被踢一脚之间的不同。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如果狗主人为同一件事情时而奖赏时而惩罚,就是一条狗也会不知所措。法律的各种仪式体现(造就)了所有法律制度(哪怕是最原始的法律制度)所共同奉行的基本前提———相同的案件应当有相同的判决。”[5]
一旦法律不能够很好的对法官进行约束的时候,权力的正当行使就很难得到证明。自由裁量权过大使得人们认为法官不遵守规则从而对规则进行歪曲,法官的一些个人意见因为没有参照一定的客观标准,从而辉显得模棱两可,使人们感觉不到法官的中立。[6]
如果认为法官也是受规则所约束的,那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会收到外在范围的限制。这就会出现一个结果,那就是法官的权力是有限的,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正当性就比较容易证明,从而对政治决策者的威胁就减轻了。[7]因此,模糊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只会威胁到司法的独立,降低司法的权威性。因为“法院在与其他机关对抗中很少取胜。实际上,对于旨在限制法院权力的报复行动,法院往往是脆弱的。因而司法独立可能因司法能动主义者和挑衅性的判决而受到威胁”[8]。而宪政对我们的要求是要确保法院是一个“危险性最小的部门”(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3.有损新法治理念的确立和生长
特别是在社会的变革时期,广发人民的价值取向、道德追求呈现多元化和复杂性,人们对于安全感以及秩序感的需求要求新的法治理念的确立。林毓生在其《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深刻指出“经过(五四运动)反传统思潮的洗礼之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当传统的权威与实质的权威,在以自己为中心的民主社会里失去了权威性的时候,个人只相信‘自己’,而‘自己’常常只是外界流行的风气的反映而已”[9]。
所以,为了能够统一行为模式,我们需要通过规则将选择出的新的法治理念进行明确,从而避免因为多元化的价值诉求所可能造成的社会的凝聚力降低或者是分裂。在社会的转型期和变革期,同传统的文化和理念相斥的新的法治理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并没有内化到人民的内心思维结构中。如果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扩大,法官就会因为各种因素从而导致其裁决背离了新的法治理念,这不仅会降低新的法治理念的权威,同时还会由于法官的价值观以及个性的差异导致法制的不统一。
一个法律制度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事情,因为法律追求的是稳定性和连续性。如果一个法律制度经历了急剧的变化,就会随之出现对法律权威渊源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应该牢固的确立新的法治理念,防止继续发生的危险。[10]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是造成不间断危险的因素,因为纵然法官不能够在短期内接受新的法治理念,自由裁量权的缺乏也不会从根本上对新的法治理念的权威性造成破坏。
四.司法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法官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认识水平较低。
我国法院的很多法官对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认识水平较低,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他们很少了解什么是司法自由裁量权、在什么情况下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程度等。这主要是我国法官的法学理论水平不高,在司法实务中大多照本宣科,在案件的裁决书中没有法官自己对于该案件的观点。当然也存在很多法官在司法实务中,完全的司法自由裁量,而缺少对于法律的把握,以至于很多的裁决是不符合法律基本原则的。这是我国司法实务中常见的自由裁量问题,这对于司法的公信力以及司法的权威性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2.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运作不透明,主要反映在裁判文书的制作商
(一)司法裁判文书的结构简单,不能够完全的反映整个诉讼活动,包括从案件的起诉、立案审查、辩护、代理等这些过程,显得过于的简洁。
(二)司法裁判文书在很大的篇幅上就是罗列法院的观点,讲述法官的观点,而对于当事人以及辩护人、代理人的观点没有做过多的表述,有的甚至不做任何表述。即使有的法官对他们的意见进行了表述,也只是花了很少的篇幅,只是一笔带过而已,根本无法体现出法官的专业水平和对案件的自由裁量。
(三)我国的法官在进行案件裁决的时候,特别是在制作判决书的时候,对于案件事实的叙述太过简单,并且还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色彩,这就显得司法自由裁量权太过任意,无法体现司法的权威和公正。
(四)在法官制作裁决文书的时候,特别是对于证据的叙述中,大多是用“上述事实、证据确凿”等这些比较笼统的词语进行概括,缺少法官对于证据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证据链条的剖析,使得当事人及法律相关人员在阅读裁判文书的时候,十分的不理解,这就是法官在运用证据的时候,说理不充分的表现。
(五)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的时候,对于判决的理由部分一直文字较少,这也是我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理论性较弱使得判决书不具有说服力,同时合议庭对于案件的意见和审结报告都是保密的,使得社会各界特别是当事人无法真正了解到法官的思维以及自由裁量的过程。
3.我国司法界缺乏对司法自由裁量的指导原则
我国最为基本的法律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在大多数的人看来,法律是已经明确的成文的法律规则,这就对法官在司法实务中行使自由裁量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司法实务中,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比较详细的司法自由裁量的指导性原则,从而指导法官正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
4.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法官难以独立裁量
在我国的宪法以及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法院依法独立审理案件。但是,在司法实务中,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很难得到保障,其往往受到很多因素和势力的干扰,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法官依法独立的行使自由裁量权。
五.完善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有效监控措施分析
1.提升法官的素质,监控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法律条文虽然是死的,但是运用法律条文的人是活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能否正确的行使,关键要取决于人,主要是法官的职业道德,法官的专业水平以及法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现代的中国法治社会,要求每一个法官都具有这些素质是不现实的,但是这必须要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能小能”是一个问题,“应小应”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官作为国家的司法执法者,必须要担当起维护一切合法权益,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责任。对于有人担心,一旦是法官在法律之外适用法律会很难控制的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因此,做好法官的自律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应该太高法官进入的门槛,对于想进入法官行列的人应该在程序上和条件上严格把关。
例如,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照条件。同时对于那些已经是法官的人,应该建立定期的考核和淘汰机制,对他们形成一种威慑。其次就是要不断加强法官的业务培训,提升法官的业务水平。要充分的发挥一些大专院校在法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有事,将理论研究同实践相结合,为法官能够科学的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2.建立重大案件审判和裁决的听证制度,确保自由裁量权的公平行使
建立重大案件审判和裁决的听证制度就是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对方的意见,从而为正确的裁判创造条件。听证会制度在我国还仅仅是在行政处罚、立法程序等领域推行,在司法审判领域还没有出现听证会制度。在美国等这些西方国家,其司法领域的听证会制度已经十分的成熟了。其对于一些影响较大,案情重大的案件,通常会举行司法听证会。司法听证会制度有利于法院更好的公开审判,使司法能够更好的接受社会的监督。
但是,好书在这里需要阐明两点,一是司法听证会制度同我国的审判公开制度是有区别的,二者虽然都强调公开性,但是后者只是允许一小部分人对案件进行旁听并发表一些意见,而前者则要求与会者说话,给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提供阐明观点的机会,换句话说,司法听证会制度就在于让司法者去倾听。当然,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办案效率的问题,因此,对于听证会制度,只能够适用于那些案情重大、影响较大的案件以及需要法官最大限度的运用自有裁量权方可做出裁决的案件。来自公众的支持是法官对重大疑难案件当机立断做出裁决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监督力量。
3.从司法环节上制约自由裁量权的公正行使
如何掌握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理程度?对此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适当,司法者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或幅度内,酌情作出合理决定。“法律的适用过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将规则适用于特定事实从而自动产生出某个具体决定的机械过程。”[3]法官决不能机械地适用法律,而应通过对个案的具体审理、法律的具体理解适用,缩小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2],作出适当的选择。适当就是合理、准确,合理是对自由裁量权加以必要的限制,使之合乎世情民意,体现司法正义;准确是对法律规则或原则的理解无误,自由裁量的结果公正。
(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出于正当目的,符合立法目的或立法本意。司法自由裁量要满足人们追求“个体化正义”的要求,最大限度地体现法治社会的公正与正义。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结果越接近正义也就越接近其行使的合理程度。司法人员应出于公正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而排除出于个人非正当目的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杜绝徇私舞弊,枉法裁判。
(三)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是有限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自由选择,它必须在权利的边界以内合理行使,超出法律的限制自由裁量权就失去了正义性。大法官道格拉斯说:“当法律使人们免受某些统治者———某些官员、某些官僚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统治之时,法律就到达了最佳状态———无限自由裁量权是残酷的统治。它比其它人为的统治手段对自由更具有破坏性。”[11]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司法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其对于法律的完善,对于纠纷的正确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法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司法裁量权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并且司法自由裁量权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因此,在司法实务中有必要加强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监控和约束,这不仅仅是法治社会法治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也是一个国家法治健康完备的反映。司法自由裁量权同法治社会并不是矛盾的,也不是一对敌人,其完全可以通过立法的限制以及加强司法的监督来平衡二者的关系,使得司法自由裁量权适应法治社会,并进而促进法治社会的前进。相信在我国法治社会的明天,司法自由裁量权一定会得到更好的规范,推动司法权威的建立和不断深化

⑥ 恤刑慎杀什么意思

第一节 隋唐统治者的立法思想 隋唐时期的律令、法规,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充分地、集中地体现着当时统治者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意志。而隋唐皇朝法律制度及律令条文的产生、形成、完善和系统化是奠定于开国建国时期的,故其中所贯彻的主要是两朝初期统治者的立法思想。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在立法思想和司法实践上所表现出的观念和做法主要有两点,一是采取宁枉毋纵、严刑酷法的威吓高压主义,即所谓的“刑以止刑”;一是采取执法有准,量刑有据的罪行法定主义,即所谓的“宽刑慎杀”。这二者虽因社会时事的变化而往往交替着使用,但殊途同归,都是要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隋初和唐初的统治者鉴于前朝覆亡的历史教训,在指导制定律令时都采用了后者。

隋文帝的立法思想 北周时,“高祖所立《刑书要制》,用法深重”,而宣帝“更峻其法”,“诛杀无度”,致使“上下愁怨”,“内外离心”。静帝年幼,隋文帝为相,“入总朝政”,立即抓住机会,利用这种情况,“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顺利地夺取了政权,建立了隋皇朝。可见,北周皇朝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所定律令的深峻,所施刑法的苛酷。所以,隋文帝即位后,有鉴于北周“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而亡国的历史教训,深知完善法制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从而确立了刑罚要轻、律条要疏的原则,并直接指导了隋初律令的制定。而参预具体修订律令的大臣也基本上贯彻了“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指导思想,于开皇元年所“定新律”,“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对此,隋文帝下诏加以充分肯定:“枭首�身,义无所取,不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脔切。虽云远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枭�鞭,并令去也。……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杂格严科,并宜除削。”较之前代,“新律”废除了许多酷刑,体现了隋文帝立法思想中较为开明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刑罚的野蛮性。“自前代相承,有司讯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车辐鞵压踝杖桄之属,楚毒备至,多所诬伏。虽文致于法,而每有枉滥,莫能自理。至是尽除苛惨之法,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而且于开皇六年特别下诏废除孥戮相坐之法。尤其在废除宫刑上,更显示出隋初立法的一大进步。古代刑罚之酷者莫过于肉刑,而肉刑之酷者又莫过于宫刑,也叫腐刑。因为施行宫刑,不仅残害人的肉体,更要残害人的心灵,所以,曾受过宫刑的司马迁悲愤他说:“诟(耻辱)莫大于宫刑”,刑罚中的“腐刑极矣!”隋代以前也曾有过废除宫刑之举,但是,“往往旋除旋复,其后盖又行之”。至隋开皇初年,这才彻底废除了宫刑。

隋文帝为稳定社会、缓和矛盾、笼络人心、维护统治而“深思治术”,把“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认为“刑可助化,不可专行”。所以,当他从审阅刑部所报狱案的数字上,发现断狱的数量还是多达上万件,“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于是又命令大臣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重新修定律令。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诞生了著名的《开皇律》,减少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余条,定留只有五百条,“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隋文帝的立法思想,不仅贯彻于律令的文字修定中,也表现在律令的实际施行上,他多次指示对犯人的定罪处决要审慎,“命诸州囚有处死,不得驰驿行决”。又曾特地下诏说:“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决。”还规定“诸曹决事,皆令具写律文断之”。开皇六年,又严令各州担任长史以下、行参军以上的官吏,都要学习律文,定期到京城考试。并且给予犯人可进一步申诉声冤的权力,下诏“申敕四方,敦理辞讼。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如此按级上诉,直至朝堂之上,就可减少冤屈在滥的发生。

《旧唐书·刑法志》总结隋朝的立法情况说:“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政,以定律令,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因此,隋朝前期的法制是比较完善的,也较好地得以实施,这无疑对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达有很大促进。史书对此有所评论:“薄赋敛,轻刑罚”,“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虽不免有所溢美,但唐初撰修隋史的大臣如魏微等,都是隋朝旧人,曾亲身经历过,所以,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旧唐书》继续总结说:“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于亡。”隋炀帝废弃隋文帝创立的较为完善的法制,施行酷刑滥杀之法而招致了亡国。由此可见,法制的兴废对国家的盛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唐代“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 唐初统治者及时而深刻地从这正反西方面吸取教训,“动静必恩隋氏,以为殷鉴”。故在立法思想上较之隋朝更为宽松,律令修定更为完善,法制建设更为进步。

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史,始终贯穿着一种“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它的要点是以礼义教化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以刑事惩罚作为治理国家的辅助手段。就连“专任法令”、“专尚刑名”的隋文帝,也很赞同《礼记·礼运》中的话:“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而在诏令中特加引用。并说:“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要求大臣们“弘风训俗,导德齐札”。再结合前面所引的“以德代刑”,“刑可助化”,可见,隋文帝法制思想的核心仍是“德主刑辅”。而这样一种立法思想,自然会导致当时制定律令向宽松的方面发展。至于唐朝,更不例外。唐初统治者不但遵循了这一立法思想,而且还有所发展,并用以指导法制建设,从而取得封建社会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

唐初统治者在制定律令等立法活动中所持的指导思想,在魏徵等人奉唐太宗之命修撰的《隋书·刑法志》序言中有清晰的阐述:“先春风以播恩,后秋霜而动宪。是以宣慈惠爱,导其萌芽,刑罚威怒,随其肃杀。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记》曰:‘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人有遁心。’而始乎劝善,终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罚。”就是将“礼”与“刑”合而为一,统一道德规范和刑律规范,以刑律这一暴力工具,确认并推行“礼”的规范。同时,魏征还有一段较形象的话:“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这是说,不用鞭打而能使马跑得很快,不用刑罚而能使人很服贴,是仁义教化的功能,如果失效,就用鞭打和刑罚。换句话说,先用礼义教化使人们服从封建统治秩序,然后再对那些违法犯罪者予以镇压。另外,在长孙无忌等人奉唐高宗之命所修撰的《唐律疏议·名例一》篇首也有概括的说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德礼为根本,刑罚为德礼的辅助,但决不可缺少,故能相辅相成。总而言之,目的都是用刑律的强制力量来确认和推行那些能体现封建礼教纲常的道德规范,反过来又用礼义道德的精神力量来加强刑律的镇压作用。可见,唐初统治者尽管以“礼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却丝毫没有忽视或排斥刑津的重要作用。论其实质,不外像陈子昂所说的:“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变,然后刑之。”只是先后次序不同罢了。因此上,唐初统治者摒弃了以往或持礼治、或持法治以相驳难的偏见,既兼收先秦儒、法两家的理论主张,也融和汉代以来运用礼、法两手进行统治的经验,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体系。

唐初,在“礼法并用”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所制定的律令,主要体现着礼的两个基本精神,一是君臣上下贵贱有等,一是长幼尊卑亲疏有别。就前者而言,唐朝律令根据礼教的原则,按照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给每个等级的人规定了不同的法律地位,赋予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例如,既定下“擅权”、“逾制”等罪名用来维护君臣名分,又对所有涉及到皇帝的犯罪都一律处以重罪;对于犯罪的贵族和官吏,原则上不处以刑罚,或通过“议”、“清”、“减”、“赎”及“官当”等措施,以减轻和改换刑罚,但又对于贵族和官吏的某些特定犯罪,则规定给予除名或免官、免所居官的特殊惩戒处分;一般良人与贱人犯罪同而处刑不同,家主与奴婢同样犯罪而处刑不同,从本质上区别开了良贱的大限。就后者来说,表现在律令规定上的主要有:诉讼方面,规定“同居相为隐”,子孙不许告发长辈的罪行,就连奴婢也不许告发主人的罪行,否则处以刑罚:量刑方面,规定以宗法、服制的亲疏尊卑为准则,对亲属之间的相互侵犯给予加重或减轻的处罚;尊长有绝对的财产权、主婚权、教令权,“尊长既在”,而卑幼私自动用家中的财物,对抗指定的婚姻,违反发出的教令,即处以刑罚。唐代统治者就是这样地借用法律的强制力,使礼的原则和规范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实现。

另外,“礼法并用”的立法思想,在对复仇杀人案件的处理上表现得更为具体而明显。自古以来,为亲人报仇而杀人的案件层出不穷,竟形成风尚,故也引起过封建统治者的注意。如北周《大律》中就有“报仇”的条款,而且后来又“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但是到了唐代,仍积习不改:甚至还得到人们的同情。

例如玄宗时:张瑝张琇弟为父报仇,杀死仇人而披逮捕后,“时都城士女,皆矜琇幼稚孝烈,能复父仇”。等到兄弟俩被处死后,“士庶咸伤感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于死所造义井,并葬瑝琇北邙”。类似之事尚多,可见此风之盛。由于此类案件单从礼的角度或单从法的角度来处理都显得很矛盾,“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所以,唐代统治者在案件处理上大都是折衷礼、法而用之。但是,“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往往是对案件临时进行集议决定,故在处分上依礼、依法的程度有所偏重罢了。例如武后时,徐元庆把杀父仇人赵师韫杀了,“自囚诣官,后欲赦死。左拾遗陈子昂议曰:‘……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庆宜伏辜。传曰:父仇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时韪其言”。又例如宪宗时,“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杀仇人秦果,投县请罪。敕:‘仇复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于天性。志在徇节,本无求生之心,宁失不经,特从减死之法。宜决一百,配流循州”。

同时,在对孝子犯罪行为的处理上,也突出表现着唐统治者“礼法并用”的立法思想。例如穆宗时,有个叫张莅的人,欠下康宪的“钱米”不还,康宪索要,“莅承醉拉宪,气息将绝”。危难时刻,康宪十四岁的儿子康买得为救其父,“遂将木锸击莅之首见血,后三日致死”。司法官员报上案件,最后以皇上的名义作出判决:“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又例如文宗时,有个叫上官兴的人,因喝醉酒杀人后外逃,听说父亲受牵连被捕,于是返回自首。一部分大臣认为“其孝可奖,请免死”。文宗也认为“近于义”,下令“免死,决杖八十,配流灵州”。

不过,唐代统治者在依据“礼法并用”的原则来处理复仇杀人案件时,也有不少偏颇的事例,出入很大。如卫氏女子为父报仇,“以砖击杀”仇人,“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又如贾氏姐弟共杀仇人,“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高宗哀之,特下制……免罪。”这是依礼不依法。另外,如张琇、张瑝的复仇杀人案发生后,“中书令张九龄等皆称其孝烈,宜贷死,侍中裴耀卿等陈不可,帝亦谓然,……乃杀之”。又如余常安的父亲、叔父都被谢全所杀,十七年后,余常安终于杀了谢全报了仇恨,“刺史元锡奏轻比,刑部尚书李鄘执不可,率抵死。”这是依法不依礼。两种情况都是因为不辨其复仇的是非,不论其杀人的曲直,单凭帝王及大臣个人的意向所定。对此,柳宗元提出“穷理以定赏罚”的主张,因为“所谓仇者,盖以冤抑沈痛而号无告也”。所以,先要视复仇者有无“冤抑沈痛”的情况,如果有,“复仇可也”,是有理;如果没有,复仇便成了“仇天子之法”,是无理。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处理,“则合于礼矣”。韩愈也主张先用儒家经典来判断复仇之举是否合“宜”,如果复仇者的亲人无辜被害而死,则复仇之举合乎礼教,即可取;如果复仇者的亲人罪有应得而死,则复仇之举不合礼教,就不可取。然后,“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韩、柳二人的文章,不仅给当时的立法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而且从中可以推断,唐代统治者把礼的精神贯彻到律令中的作法有二,一是把礼的规定改作法律条文,二是直接引用礼义来说明立法的理由。

唐初统治者在制定律令的活动中,是较好地贯彻了“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立法“宽简”。唐高祖武德初年,韩仲良任大理少卿,“言于高祖曰:‘周代之律,其属三千,秦汉以来,约为五百。若远依周制,繁紊更多。……请崇宽简,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于是采定《开皇律》行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又指示主持修定律令的大臣说:“本设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为隐语,执法之官,缘此舞弄。宜更刊定,务使易知”。唐太宗即位不久,便对大臣强调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又指示主持修定律令的大臣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所以,贞观年间所定律令,“甚为宽简”,从而“比隋代旧律”,死罪减少九十二条,流罪改为徒罪的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由此可见,“宽”是相对以往律令的严苛而言,“简”是相对以往律令的繁多而言。律令严苛则民不堪命,因而力求做到刑罚宽平,以缓和阶级矛盾;律令繁多则相互抵触,因而力求做到简约明白,以防止任意出入人罪。这种思想对唐代的立法活动影响深远,直至后期修补“格”、“式”时仍遵循着。如唐文宗就曾指示:“刑法科条,颇闻繁冗,主吏纵舍,未有所征,宜择刑部、大理官,即令商量条流要害,重修格式,务于简当,焚去冗长,以正刑名”。

第二个方面是保持律令的相对稳定性。唐太宗既鉴于隋末任意废法的弊政,又认为“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即使立了宽简之法,也会变得烦苛。所以,他很重视律令的稳定性问题,曾引经据典地对大臣们说:“诏令格式若不常(恒)定,则人 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议,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这是说既不要轻易地制定律令,也不要轻易地改变律令,而一旦制定了,就要保持它的连续有效性。所以,“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迄太宗世,用之无所改变”。《旧唐书·刑法志》说“高宗即位,遵贞观故事”,高宗对维护律令的权威性、保持律令的稳定性有高度的认识。如育人于既定律令之外又撰《法例》一书,“引以断狱”,高宗就严厉批评说:“律令格式,天下通规……并是武德之际、贞观已来,或取定宸衷,参详众议,条章备举,轨躅昭然,临事遵行,自不能尽。何为更须作例,致使触绪多疑。”在修订律令条文方面,高宗所命人修定的《永徽律》及其《律疏》,前者只是太宗《贞观律》的翻版,后者只是为了加强人们理解律文的一致性而做的注释。另外,还对修改律令条文做出严格的规定:“诸称律、令、式,不便于事者,皆须申尚书省议定奏闻。若不申议,辄奏改行者,徒二年。”高宗能以身作则,其后代君主也就能遵守祖制。如《永徽律》对《贞观律》的某一处做了一个字的改动,于是在《律疏》中便作了详细说明。这以后,如在肃宗上元二年六月“刑部奏:‘谨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敕除削绞死罪,唯有四刑。每有思虑,须降死刑,不免还许斩绞。敕律互用,法理难明。……’敕旨:‘斩、绞刑宜依格律处分。’”这是当肃宗所下达的敕令与以前祖上所制定的律条,在内容上发生互相抵触后,肃宗还是收回成命而按律办事。又如在唐宪宗元和二年八月,“刑部奏改律卷第八为《斗竞》”。据《旧唐书·刑法志》的记载,以及传世的唐律,《贞观律》和《永徽律》第八卷的篇名都是《斗讼》。仅为改动篇名中的一个字,并不涉及内容,都得上报皇帝批准。唐文宗大和四年十二月,一部分司法官员请求修改律文中“议亲”、“议贵”的有关规定,文宗指示“且仍旧”,而未获通过。唐代君主对于唐代律令的自觉维护,使唐代律令相对稳定,这无疑对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保持法律效力,能够取信于民,都是有很大益处和重要作用的。

第三个方面是“恤刑”慎杀。唐高祖曾亲自审阅囚犯的案件材料,结果发现一些犯罪事实主要是因前朝的苛政、社会的动乱等客观情况造成的,于是下令“皆原之”。“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严甘罗行劫,为吏所拘。高祖谓曰:‘汝何为作贼?’甘罗言:‘饥寒交切,所以为盗。’高祖曰:‘吾为汝君,使汝穷乏,吾罪也。’因命舍之。”可见高祖是不轻易动用刑法的。贞观年间修定律令,为了以轻代重,便规定用断趾法代替死刑,随后却引起一番争论,从中可看出唐太宗很注意恤刑慎杀的问题。当时宰相房玄龄主持修定律令,而“戴胄、魏徵又言旧律令重,于是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寻又愍其受刑之苦,谓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断人右趾,意甚不忍。’谏议大夫王珪对曰:‘古行肉刑,以为轻罪。今陛下矜死刑之多,设断趾之法,格本合死,今而获生,刑者幸得全命,岂惮去其一足?且人之见者,甚足惩诫。’上曰:‘本以为宽,故行之。然每闻恻怆,不能忘怀。’又谓萧瑀、陈叔达等曰:‘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简死罪五十条,从断右趾。朕复念其受痛,极所不忍。’叔达等咸曰:‘古之肉刑,乃在死刑之外。陛下于死刑之内,改从断趾,便是以生易死,足为宽法。’上曰:‘朕意以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书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后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又驳律令不便于时者四十余事,太宗令参掌删改之。弘献于是与玄龄筹建议,以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废,制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备五刑。今复设刖足,是为六刑。减死在于宽弘,加刑又加烦峻。乃与八座定议奏闻,于是又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这样,唐太宗以流刑代替死刑,解决了因用断右趾的刑罚,实质是恢复肉刑而由轻入重的问题,达到了恤刑慎杀的目的。其后,唐太宗在亲自审阅囚犯的材料时,发现一件弟弟犯谋反罪被处死刑而牵连哥哥也要处死的案子。原来,依照旧律规定,一家兄弟中有一人犯了谋反罪,除本人要被处以死刑,而且其他兄弟也要“连坐俱死,子孙配没”。于是,太宗以此为例对大臣们说:“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何有不审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则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一为恶言犯法。轻重有差,而连坐皆死,岂朕情之所安哉?”又命大臣们详细评议。于是,房玄龄等人对此进行了一番引经据典的讨论,得出“据礼论情,深为未惬”的结论,并议定:“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在太宗的干预下,对这条“连坐俱死”的严酷法令作了很大的修正。仅此一改,就“比古死刑,殆除其半”。由于连连废除死刑,以至出现了一年里判处死刑仅二十九人的情况,“几致刑措”。这虽然不免有所溢美,但多少也能反映出贞观年间推行“恤刑”政令的成效。尤其在对犯人的施刑和死刑的处决上,唐太宗的慎杀态度是很明确的,曾多次做出具体指示。如在贞观元年亲自规定:“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这在封建法制史上开创了九卿会审制度的先例。太宗曾在“盛怒”之下斩杀了罪不应死的人,十分追悔,便特别指示:“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即把原来在京城地区执行死刑之前必须履行”三覆奏”的复核程序改为“五覆奏”,以求在延长执刑时间的过程中再做“审思”,“庶免冤滥”。还指示:“决罪人不得鞭背。”因为“背”是人体上的重要部位,即使用“最轻”的鞭刑,也可能致人于死。另外,因刑具“皆有长短广狭之制”,对施刑的程度和范围也做了较细致的规定。高宗继承太宗的法律思想,“务在恤刑”,具体表现在对《律疏》的有关规定中。如《律疏》规定,禁止审讯犯人时一味地用刑逼供,必须“先察其情,审其辞理,反覆案状,参验是非”。如果主审法官违反此规定,对案情未加区别,“不以情审察及反覆参验”,就先用刑拷打,那么对主审法官也要处以杖打六十的惩罚。这样可大大减少因野蛮审讯,胡乱招供而产生的冤案。又如允许犯人在定案之后有申辩的权利,“囚若不服,听其自理,依不服之状,更为审详”。主审法官要根据犯人的申辩,再为之细审,如果拒不受理,也要受到惩罚。如果他审的是流罪、徒罪,就抽打六十,如果他审的是死罪,就杖打一百。这以后,唐代除武则天一朝外,各朝君主在不破坏既定律令的整体稳定性的前提下,对一些刑罚作的修改和调整,大致体现着恤刑慎杀的基本精神。如玄宗“废徒杖刑”;代宗纠正过去施行“痛杖”等杖刑,只说“一顿”而无数量限定的弊端;德宗废除原来“死罪皆先决杖”六十或一百的规定;宪宗废除“大逆及手杀人外”的其他死刑为流刑。又如文宗大和八年四月,一方面重申对犯人“不得鞭背”的旧规定,另方面又立新规定:“今年以后,每立夏至秋已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条之中,亦宜量与矜减。”这些都显示出轻刑化的趋势。

“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这一概括性评价,代表着前人对唐代律令的典型看法。那么,综上所述,再用这个观点来总结唐代统治者的立法思想,也可说较为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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