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国家立法

⑴ 俄罗斯的反腐败机制主要由什么内容组成反腐败立法设立国家反腐败坚持机关

①反腐败立法 ②设立国家反腐败监督机关 ③制定反腐败措施 ④加强腐败惩处

⑵ 中国的反腐什么时候开始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强调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古籍上记载的三大特例，堪称古代反腐的“非常”之举

1.反腐从官员选拔开始

贪赃枉法，受贿藏污的腐败行为，是一种官场寄生现象。可以说，从官场诞生那天起，就出现了。西周穆王时编修的刑法《吕刑》中便指出，要防止五种执法受贿行为，即所谓“五过之疵”，可见上古三代时官场腐败已成社会问题。

针对官员腐败问题，历代都曾采取不少措施和手段，从用人角度来看，首先是选出贤能的好官，建立了一套官场“准入”制度，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注重搞好干部队伍建设”，古人称之为“吏治”。

什么样才是算好官？古人的标准之一是有“德”，且以德为本。“清”，即廉洁，是官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廉洁的官员被古代史家称为“循吏”。为了选到循吏这样高素质的官员，在先秦时即出现了一种“察举”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推荐官员。这种察举手段，民间叫“举贤”，到两汉时，举贤已成为官员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察举”也有严格的法规，先秦时的秦国规定，如果所推荐的官员“不善”，推荐人也要治罪，在汉代则叫“连坐”。

此后，曹魏时期出现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都是古代高层为了选拔到“好官”而采取的手段，特别是科举制度，最为成熟，一直沿用至晚清。

在这些常规选拔制度之外，不少朝代还结合朝情，推出一些“本朝特色”官员选拔手段。如在公元十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便出现了一种另类绝招 “阉割”。

此手段真可谓天下奇闻。实施这种另类选官制度是南汉，地域在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当时的南汉皇帝叫刘鋹（后主），相当荒淫，政事全权委托当时的龚澄枢、陈延寿一班人处理。龚澄枢等人便根据刘鋹的意思，规定拟用官员均须阉割，此即史书中“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记载。

如此选拔官员的理论依据何在？刘鋹有这样一番解释：“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没了生殖器的官员就不为子孙着想，不贪，忠心？显然是否定的。历史上宦官腐败一直是官场重灾区，从秦二世时的宦官赵高，到明武宗时的掌印太监刘瑾，都以敛财弄权，祸害朝政出名。

据明王鏊《震泽长语·杂论》所记，刘瑾出事后，从其家里抄出：“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其他大量财宝还未计算在内。所以，史书上称刘鋹“尤愚”。

但让官员“净身”后上岗，也不能说对反腐没一点用处，起码在防止官员生活腐化、乱搞两性关系方面，还是有作用的。
2.反腐鼓励民间参与。

汉武帝刘彻设立“刺史”提倡“打小报告”

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是，不论古代选拔官员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官场腐败仍层出不穷。于是古人在注重选拔高素质官员的同时，也想到预防腐败这一招，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

秦朝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御史大史是副丞相级别，其下还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监郡御史，地方郡县也都配备了相应的监察官员。

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丞相同一行政级别。刘恒（汉文帝）当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刘恒孙子刘彻（汉武帝）当皇帝后，觉得这做法好，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成为中国古代反贪史一种新型的“反腐办”。

在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非常手段。其中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在“举贤”的同时，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其具体操作办法是，鼓励越级上访。刘彻在位时曾专门下诏，保障吏民的言论自由，即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鼓励基层官员、民间人士越级上书、诣阙言事。这种在非正规渠道外反映情况的行为，叫“言事变”，其实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

南北朝时的北魏也提倡“打小报告”。《北史·魏本纪第一》记载，拓跋嗣（魏明元帝）当皇帝时，于神瑞元年(公元414年)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守宰不如法，听百姓诣阙告之”。

“打小报告”这种上书行为，又叫“上奏折”。到了北宋，如此“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这样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几乎全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全书187篇，有55篇直接举报贪官污吏，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明太祖）更把“打小报告”推到了极致。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据朱元璋组织编撰的《大诰·民陈有司贤否第三十六》，不论大小官员，只要发现“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老百姓可以联名写举报信，到京城上访。

老百姓甚至可以将贪官直接“绑缚赴京治罪”。《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记载，押贪官进京途中，即使身上没有证明信，官员也不得阻拦，关卡要“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如果有人敢阻挡进京，“其家族诛”。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官员一旦被查出是贪官，是别想挪个地方做官的，连其儿、孙都将被“株连”，失去当官机会。

3.反腐重在立法严惩

明太祖朱元璋惩贪 “枭首示众”“剥皮实草”

“举贤”与“举报”，虽然可以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但腐败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于是， “制度反腐”成为一种探索。所谓“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贪用重典”。中国反腐立法时间相当早，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犯人同罪。

秦国有《置吏律》、《军爵律》、《内史律》等专门针对官员的立法，严惩“不廉洁”的“恶吏”。特别是经济问题的犯罪，决不手软：“通一钱，黥城旦罪”，意思是，行贿一个钱，都要被判处在脸上刺字，再罚去修城的“黥城旦”之刑。

汉代的量刑标准是：“赃二百五十钱以上”，即免职；主政官员“盗直十金”，即判死刑“弃市”。250钱在当时还买不到一件像样的衬衫，可见处罚之重。

隋唐时，反腐的相关立法更为缜密、规范。《唐律疏议·职制》“受人财而为请求者”条规定：一般官吏受贿，“坐赃论加二等”，“即一尺以上笞四十，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二千五百里”；如果是握有实权大权的“监临势要”，则加重处罚，“一尺以上杖一百，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宋元两朝反腐也有特色。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宋太祖），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下诏，官吏盗公物，据为己有的，与其他盗窃一样，“赃满五贯文者处死”。五贯钱什么概念？当时的县令月俸料钱在10至20贯（千钱），侵吞不到半月的工资就要处死，如此反腐令人生畏。即使在后来酷刑著称的《大明律》中，官员枉法“赃至百二十贯者”，仅“免绞充军”。

但在事实上，明朝惩治腐败比宋朝厉害多了，因为明朝常设“法外之法”。据清赵冀《二十二史札记》“重惩贪吏”条，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下诏， “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一般贪官罚到京师“筑城”；贪污银子60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

60两银子，在当时算是笔小财。据《明太祖实录》所记，当时1两银子可以买到1石米，也就是说，60两银子可以买60石米；这等于当时最低一个级别、从九品官的年薪（俸禄）。

为了便于操作，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广场左边，设立一座土地庙，将腐败官员剥皮的刑场就放在这里，民间因此称此庙为“皮场庙”。皮剥下来后，用草填空，制成“贪官标本”并悬挂起来，“使之触目惊心”，以此警示官员要廉洁自律。

实际上，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可谓无不用其极，凌迟、枭首、弃市、族诛……当时仅“空印案”、“郭桓案”两案，朱元璋就杀了8万多贪官，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冤枉的。

朱元璋如此反腐，大概只有战国时的齐威王能与之相比。齐威王是狠君，曾将腐败官员“一锅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了此事：齐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比并烹之”。
在这点上，历朝历代莫过于制定采用严刑峻法了。法家的创始人管子就认为“法者，天下之大道也”，而严法反腐的典型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了。这位贫民出身的皇帝历经寒苦，对世间的人情世故要比一般人体味得深刻得多。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过：“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引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贪污蠹害吾民者，罚之不恕。”为震慑官吏的腐败行为，朱元璋“刑用重典”，颁布《大明律》，之后更是制定了一系列更为严酷的刑律。据史记载，明代仅酷刑就有数十种之多，诸如族诛、凌迟、挑筋以及宫墨刖等等，此外，朱元璋自己还发明了不少令人发指的极刑。可见，朱元璋对官吏腐败的深恶痛决。当然，朱元璋“刑用重典”也只是通过杀一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以重典为手段，其目的还是教育各级官吏和百姓民众，使全国的臣民畏法、守法，最终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维护政权。

反腐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对官吏的严密监察了。

最早的监察专员应该是刺史了。西汉武帝时，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汉武帝为每州亲自指派一名刺史，并给于他们相当大的权力，以对所辖地区的地方官员进行考察监督。武则天、朱元璋都曾鼓励民众赴京告奸，鼓励打小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承认民众拥有监督制约官官府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还有唐代的魏征犯颜直谏，明代中后期的东西厂特务机构，这些都是各个朝代对官吏监督的不同方式。

而在监察制度建设上，做得成绩突出的还得算朱元璋了。在中央，设置了与六部品秩相齐的都察院，这可是一个集组织、纪检、公安、司法于一身的特设机构，在地方，建立了御史巡按制度。 “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正是在这种制度和机制下，监察官吏成为明朝政坛上一支活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监察官员。如洪武时期御史韩宜可劾丞相胡惟庸；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劾“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弹击奸恶中最著名的事例。

接下来说说“倡廉”。儒家历来推崇廉政，所谓“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晋书》曰：“王道治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所以，中国古代的吏治中，特别强调“廉者，政之本也”，因而也就形成了丰富的廉政思想。

在封建社会，国家的治乱兴衰与最高统治者有着直接的关系。唐末的罗隐曾列出了明君的四大标准。第一，仁德的标准。罗隐认为，君主之所以高贵，不仅在于君主的地位和权力，更重要的是君主的仁德，君主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代表，而且应该是道德的表率。第二，奢与俭的标准。他认为，只有节俭的君主才能节制私欲，实行德政。第三，敬与慢的标准。“以敬理国则人和，以慢理国则人殆'。第四，用贤的标准。君主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必须依赖贤臣的辅佐才能致治。从根本上讲，在这种封建君主专制下，君主自身的素质就成了整个国家廉政建设的保证。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因此对官吏的廉政教育尤为重要。首先在官吏的考核选任上，各个朝代都很重视考核内容和选士的标准。从察举制考核“孝廉、廉吏”等科，到九品中正制的“举贤良方正”等等，都十分强调官吏的廉政素质的培养。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文官选拔制度也是古代官吏选任的一大创举。在这种考核的过程中，封建统治者始终都在给官吏灌输着为官廉洁清明的思想。如克己奉公，慎独自律；又如廉洁守正，淡泊物欲；再如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正是如此的廉政文化熏陶，历史上不乏清正廉洁的官吏。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的信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清代廉吏于成龙，三国淡泊宁静的诸葛亮，宋代青天包拯等等。

封建王朝的“反腐倡廉”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是由其专制主义的制度本身决定的。“人求多闻善败，以鉴戒也”，我们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党新时期严惩腐败行为，倡导廉政文化提供借鉴，内外兼治，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加强民主监督，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廉正清明的良好氛围。

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留置取代＂两规＂意味着什么

北京10月23日消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时明确，“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

19日，在回答记者关于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后，中央纪委工作会不会有什么变化的问题时，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表示，在党委领导下，纪委和监察委合署办公，充分体现了党领导的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反腐败的力量会更集中，反腐败覆盖面会更广，纪委和监察委的责任更重了，我们的工作也会更加有效。”杨晓渡说。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指出，国家监察法的立法意义是要通过立法的方式赋予各级监察委员会相应的职责权限，明确其职能，赋予相应的调查手段和调查措施。

“监察委未来履行职能，不是按照刑事诉讼法来行使侦查职能，也不是按照过去的行政监察法行使一般意义上的调查职能，而是一个全新体制，需要行使比较全面的调查权，所以要赋予它有效履行职能的措施和手段，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查措施就是留置。”他说。

3月17日，全国首例监察留置措施由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监察委实施，涉案人员余某并非党员，涉嫌贪污。

马怀德表示，用留置措施取代“两规”，意味着留置的审批权力是特定的，留置措施的期限是确定的，留置的条件也更加明晰。今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采取留置措施、留置的对象是谁、留置的具体方式方法等，在立法中都将明确规定。

⑷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反腐败的力量会更集中吗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时明确，“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

19日，在回答记者关于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后，中央纪委工作会不会有什么变化的问题时，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表示，在党委领导下，纪委和监察委合署办公，充分体现了党领导的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3月17日，全国首例监察留置措施由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监察委实施，涉案人员余某并非党员，涉嫌贪污。

马怀德表示，用留置措施取代“两规”，意味着留置的审批权力是特定的，留置措施的期限是确定的，留置的条件也更加明晰。今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采取留置措施、留置的对象是谁、留置的具体方式方法等，在立法中都将明确规定。

把反腐进行到底！

⑸ 为什么反腐败斗争一定会夺取压倒性胜利

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

为何说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

从危害性看，腐败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严重腐蚀党的肌体，降低党的执政能力；腐败严重背离党的初心、性质和宗旨，使党失去民心、人心，动摇党的执政群众基础，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极强的破坏性。

从反腐败的艰巨性上看，虽然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压倒性态势，并不断巩固，但反腐败丝毫不能放松，因为腐败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传染性、反复性，具有极强的顽劣性。反腐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反腐败从形成压倒性态势到夺取压倒性胜利，还需要做什么？

从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全面向反腐败压倒性胜利这个伟大飞跃转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第一，现在我们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不断寻求反腐败压倒性胜利的这种决心毫不动摇，决不能有喘喘气、歇歇脚这样的思想。第二，要坚持反腐败斗争和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坚持反腐败斗争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防止党内出现利益集团。第三，加强巡查制度建设，强力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让人民有更高的获得感。第四，要构建一张让腐败分子无处可逃的“天网”，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回来绳之以法。第五，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督监察系统的举报平台。

十九大提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目标”，为何如此强调监督？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十八大以来，我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制定或修订了90多部党内法规制度。党内的监督是一个方面，还有国家的法律的监督、人大的监督、政府的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人民政协的政治监督，还有社会舆论的监督和群众的监督，方方面面都必须要发挥作用，使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习惯在监督之下开展工作，使各个方面的监督相互配合、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特意把其他方面的监督作为重要内容写进去了，其实是为了建立一个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的制度结构，使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发挥作用。

⑹ 1、推进( )，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

1、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 )，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

⑺ 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一要不断完善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要通过废、改、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要善于将党的反腐败主张和决策转化为人民的共同意志，通过国家立法将反腐败工作纳入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轨道。在十二届人大已将反腐败法列入未来五年立法规划的基础上，要就尽早着手、科学论证、开门立法、广聚民意，加快制定出台反腐败法、重大事项决策程序法、公共信息公开法、预防和处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法、举报人和证人保护法等法律。要在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下，进一步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罚力度。要做到预防与惩治、治标与治本，监督与查处、实体与程序、运作规则与一般程序并重。要加强党内立法与国家立法的协调配合。要对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进行清理，过时的及时废止，不完善的要尽快制定实施细则，需要制定配套制度的要抓紧制定，切实提高法律制度的可行性、有效性，为制度刚性运行夯实基础。
二要大力培养反腐败的法治思维。人的因素是最重要、最具变化性的因素，只有大部分社会成员具备了法治思维，反腐败法律制度才能落到实处。因此要加强法治文化宣传和教育，在全社会涵养制度为要、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努力提升法治理念。使全社会成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能体现法治精神，让“合不合法、合不合程序”成为一种惯性思维。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党纪政纪法纪教育，组织干部学习法律，引导党员干部做到一切立身行事都以法律为准绳，自觉忠于法律、遵守法律，增强公务人员执法、守法自觉性。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切实解决好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使领导干部真正敬畏法律、敬畏民意、敬畏岗位。
三要依法监督保证法律制度刚性。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法律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通过不断深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强化纪委的监督责任和监督的相对独立性、权威性，来确保制度执行到位、刚性运行。推进反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盯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使各级领导干部习惯在监督下工作，在法治轨道上用权，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进一步畅通监督渠道，通过治方式引导和规范群众有序参与监督。鼓励实名举报，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处理涉腐网络舆情，做到积极应对，正确引导。要进一步加强“三转”，依法加强监督检查，做到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以权谋私等行为，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切实维护法律制度刚性。
四要坚持使用法治方式惩治腐败。坚持有贪必肃、有腐必惩，把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能，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做到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同时必须要坚持用法治方式查办案件，坚守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这一原则。要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合法的统一，健全办案制度、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要规范办案流程，正确使用“两规”“两指”措施，绝不能随意性执纪、选择性查处和越权违规办案。要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的作用，加强职能部门间协同办案、信息沟通、案件移送，做到“快查快结”。要严格遵守案件线索规范管理、办案安全事故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等工作制度。要细化办案标准，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量纪恰当、手续完备，使查办的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五要打造过硬队伍提高法治能力。要按照打铁先要自身硬的要求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切实防止“灯下黑”，提高纪检监察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推进反腐败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强化教育，进一步增强纪检干部的法纪意识，夯实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建立健全考评制度，定期对纪检监察干部进行法律知识考核，并运用好教育考核结果，重视提拔使用法治思维意识强、善于用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干部。要强化管理，促使纪检监察干部进一步树立“没有安全就没有办案，违反审查纪律就是违反政治纪律”的底线思维，严格执行和落实各项制度和规定。要强化监督问责，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坚决制止，对不适合纪检监察工作的人员坚决调离，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查处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决不袒护、决不手软，用铁的纪律打造过硬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腐败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最大的毒瘤，而法治是人类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好的社会治理方式，是治疗社会弊病的良药。纪检监察机关只有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谋划工作，才能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融入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旋律中去，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⑻ 如何进一步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

第一，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制度。
第二，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第三，着力健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
第四，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⑼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解读

解读一2017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公布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草案明确了国家监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规定了监察机关的职能定位、监察范围、监察职责、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等重要内容。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制定监察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总结反腐败斗争经验、巩固反腐败成果的制度保障，主要任务是：一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要举措。监察法为监察委员会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提供法治保障，在反腐败工作领域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实现监察全覆盖。在我国，“政府”历来是广义的，而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监察范围过窄。监察委员会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实现由监督“狭义政府”公职人员到监督“广义政府”公职人员的转变，使监督不再有空白地带。三是整合分散的反腐败力量。组建监察委员会，整合反腐败工作力量，解决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职能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职能交叉重叠问题，有利于形成反腐败合力。四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写入法律，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法治难题。[6]解读二监察委由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实行监察官制度草案明确了监察委的基本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是最高国家监察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规定了监察委由谁产生、如何产生、任期、对谁负责等根本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责全国监察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主任、委员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提出了实行监察官制度，建立派驻监察机构——各级监察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经批准，可以向本级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所管辖的行政区域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监察官是依法行使监察权的监察人员。国家实行监察官等级制度，制定监察官等级设置、评定和晋升办法。对6类人群进行监察根据草案，监察机关将对6大类公职人员进行监察：——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草案明确了上下级监察委之间的关系，指出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同时规定，上级监察机关可以办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必要时也可以办理所辖各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确定监察委3项职责12项措施草案对监察委履行的监督、调查、处置3项监察职责进行了具体规定。监督——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调查——监察机关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处置——监察机关依据相关法律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在行使职权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与此同时，草案明确了监察委的监察权限，对监察委可以采取的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措施作出具体规定，包括：——监察机关行使职权，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对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监察机关可以进行讯问，要求其供述涉嫌犯罪的情况；——在调查过程中，监察机关可以询问证人等人员；——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案件涉嫌单位和个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监察机关可以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以及可能隐藏被调查人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履行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经省级以上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对被调查人及相关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4种情形可留置24小时内通知单位或家属对于备受关注的留置措施，草案作出了明确规定。规定了可以采取留置的4种情形——根据草案，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可能逃跑、自杀的；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等情形时，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保障被留置人员的合法权利——草案规定，采取留置措施后，除有碍调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所在单位或家属。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提供医疗服务。讯问被留置人员应当合理安排讯问时间和时长，讯问笔录由被讯问人阅看后签字。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采取留置措施的监察机关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被留置人员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后，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的，留置期限应当折抵刑期。留置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严禁侮辱虐待被调查人草案规定了监察机关及调查人员严禁采取的措施和情形。草案规定，监察机关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违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调查人员在进行讯问以及调取、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时，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调查人员应当严格执行调查方案，不得随意扩大调查范围、变更调查对象和事项。[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