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消极

A. 中国古代法治传统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哪些积极和消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的法治思想非常引人注目，法家的思想家们认为法具有普适性，应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公开宣扬宗法等级制度的儒家，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也历来重视圣君贤人的典范作用，强调君臣守法的重要性。

司法不独立，不公正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法院机构设置，法官制度，司法运行过程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的色彩，行使司法权时往往受到行政权强有力的干涉。而且公开，透明是现代司法体制的基本要求，而当前的司法体制离此还甚远。

(1)法治的消极扩展阅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注意事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行计划经济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从实行闭关锁国转变为实行对外开放，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

B. 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消极影响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儒家打破法律领域的法家统治的第一步，作为一种盛行于汉、波及魏晋南北朝的司法现象，它开启了中国法律以礼入律从而走向礼法合一的先河。所以，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后人生意
各为章句。叔孙宣、郭全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24]规模之大，令人匪夷所思，诸儒引经注律的热情可见一斑。汉儒极力将儒家学说的精义贯注到法律的每一条，每一字上，力图改法家之律为儒家之律。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集之，辗转嬗蜕，经由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宗。”[25]这一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由上文可以看出，在中国法律儒家化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完成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一步步深入，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主要表现为礼法合流、德礼并用、德主刑辅等法律思想的确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观点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对司法实践领域的影响等等，不一而足。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礼刑并用的法律观，即“道之以致，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逆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助格。”强调德治。汉儒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仁学”与“正名”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永恒不变的准则，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发展为“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经过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后，儒家学说被确立为官方的指导思想，礼法结合、德刑并用成为统治者制定法律的理论依据与主流法律思想。到唐朝，封建传治者总结了汉以来运用礼刑两手进行统治的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唐朝在立法上又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唐律》还将“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等封建伦理道德奉为信条，贯彻于法律中。
2、确立了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义注入法律中升华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八议”制度、“官当”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条”等。
（1）“八议”制度为《曹魏律》首创，是中国封建法律形成的维护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在诉讼中的法律特权的制度。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晋及南北朝各国修律，一直沿用魏之“八议”。北齐制律时，进一步完善“八议”的内容，规定凡犯有严重危实统治阶级利益的“重罪十条”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2）“八议”入律之后，西晋统治者又规定了“官当”制度。晋律规定免官可当三岁刑。南朝《陈律》正式将“官当”入律，并创立了区分公罪与私罪的官当制度，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但因“公坐、过、误，罚金。”[26]官当制度是“八议”制度的扩大与延伸，其目的在于维护不同等级的贵族官吏的法定特权。
（3）“晋律”首开以服制论罪的先例，明确提出“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的法律原则。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来规定亲属的范围、等级，亦即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的制度，称为“服制”。所谓“五服”就是将服制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度级。亲属相犯是以服制的轻重来确定罪与非罪，或刑罪的轻重。服制愈近：以尊犯卑。处置愈轻；以卑犯尊，
处置愈重。服制愈远：以尊犯卑，相对加重；以卑犯尊，相对减轻。北齐修律时，吸收晋律的立法原则，单修《五服制》一卷，作为刑律的附则，《隋书•经籍志》将其列于刑法部分。“准五服以制罪”正是儒家纲常名教在刑法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礼法合一的特点。法官判案，须先明服纪。从此，历代法律均以此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
（4）《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儒家宣扬的纲常伦理道德，核心是维护君权和父权，随后各朝封建法律都把损害君权和父权的犯罪行为列为主要打击对象。《北齐律》将严重危害封建政权和封建礼教的十种罪名列为“重罪十条”，置于律首，进一步集中了封建法律的打击目标。这十种罪名是：“一曰反逆（谋危社稷、企图推翻皇帝的统治），二曰大逆（指毁坏宗庙、山陵及宫阙），三曰叛（叛国投敌），四曰降（投降敌人），五曰恶逆（指殴打、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等谋害尊亲属的行为），六曰不道（指残忍酷毒，如杀非死罪家人、肢解人体等），七曰不敬（指对皇帝、家长的各种失礼行为），八曰不孝（指子女不善事父母的行为），九曰不义（指卑下侵犯非血缘尊长的行为），十曰内乱（指家族内的犯奸行为）犯此十种大罪者，不在八议、赎刑之列，通常是极刑处死。”“重罪十条”进一步把礼与法律结合起来，使法律成为推行礼治的工具。“重罪十条”是我国法律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开皇律》在此基础上稍加损益，把其定为“十恶”大罪，并为以后历朝法律所因袭。
除了上述基本原则之外，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还创制了上请原则、恤刑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等刑罚适用原则。
3、在“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过程中，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逐渐形成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的具体法律观点。
（1）“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指臣对君、子对父不允许有犯上作乱思想，即使只有犯上作乱的思想而无行为，也是大逆不道的犯罪。汉代其成为决断触犯皇权及皇帝尊严与安
全的犯罪的理论根据之一。这一法律观点由儒家尊尊亲亲原则而引伸出来。
（2）罪止其身。指只应当惩罚犯罪者本人，不可惩罚因他人犯罪受牵连的无辜者。而汉武帝时期有族殊连坐，儒生桓宽提出反对意见。“《春秋》有云，子有罪，执其父；臣有罪，执其君。听失之大者也。闻恶恶及其人，未闻什伍之相坐。”这里根据《春秋》之义“恶恶及其身”而反对株连父子兄弟、亲戚邻里的法律观点。
（3）“以功覆过”。此论点出自《春秋•僖公十七年》。汉代春秋决狱者常以此条经义为据，为有功于国者犯罪辩解，使他们免受法律追究。该观点使有功者享有司法特权，为以后的法定“议功”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除上述具体法律观点外，在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还形成了许多符合儒家思想的具体法律观点。如“亲亲得相首匿”、“原心定罪”、“恕及妇孺”等观点，前文已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述。这些在引经决狱，以经注律过程中形成的儒家法律观点，对历代封建立法、司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封建法律的礼、法融合奠定了基础，充实了内容。
4、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促进了司法队伍的儒家化。春秋决狱这一审判方法的推广，使得大批具有儒家经义素养的官吏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汉书•隽不疑传记》记载：西汉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称卫太子。诏使公卿大臣们辨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臣相御使中二千石等人都不改可否。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有人说：“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逃，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于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大批儒家进入司法机关，并且，在司法队伍中，司法官也迫切需要学习儒家经义以提高儒家素养水平。因此，司法官的知识结构越来越儒家化，司法队伍也越来越儒家化，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实践产生了实际效果。

C. 法治的弊端

这样的对比是不对的。
人治是有一定的效率性，但是，也有很大的弊端，人治完全取决于“人”，可能会因为一个人的心情而造成大量的无辜平民蒙冤，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清代的文字狱。
法治虽然设置了大量的程序性来维护实体法的实现，会造成一定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但总体上是维护了程序法的“大正义”，是法治的表现，在法治下，没有犯罪的人就不会蒙冤。
建议楼主可以了解一下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
另外陈水扁案涉及政治因素，不能简单的以偏盖全！法治绝对是优于人治的，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D. 法家法治学说的历史进步性和负面影响

法治”是法家提出的口号，并成为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即所谓“以法治国”、“垂法而治”或“缘法而治”。
一、“法治”的内容和实质
“法治”与“礼治”既有联系，又存在着明显的对立：
其一，“法治”是针对“礼治”所维护的宗法制度而提出。儒家以“礼”为核心形成了家族宗法的法律观，而法家则以“法”为核心形成了君主专制的法律观，二者的不同，表现在对宗法制的态度上，即代表贵族利益的制度（“礼”）与代表新兴地主利益的制度（“法”）的对立，分封世袭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对立。
其二，“法治”是针对“礼治”所重视的“德治”、教化而提出的。没有“德治”的诱导，“法治”便不可能产生。
其三，“法治”又是针对“礼治”强调“人治”而提出的。二者的分歧在于对发挥“君主”作用的看法，表现为重视“君智”还是“君法”的对立。

二、“法治”的理论根据
法家以自己的人性论和进化观作为“法治”的理论基础
法家认为，人人都具有"好利而恶害“或者”就利而避害的本性，在“好利恶害”的人性面前，仁义德教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法令赏罚才能奏效。法家还通过对历史演进的叙述和古今社会的对比来论证“法治”的现实可能性。商鞅把人类社会分为四个阶级：“上世”、“中世”、“今世”、“上世”。“上世”可以靠“亲亲”，“中世”便只能靠“仁义”；而到了“下世”，“亲亲”与“仁义”都已行不行了；“今世”更不能沿用这些旧的方法。其结论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须“当时而立法”。

三、推行“法治”的方法
法家不但提出了“法治”的理论，而且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方法。主要包括：
（一）立法原则
法家主张立法大权应该由君主集中掌握，所谓“生法者，君也”。他们提出了循天道、因民情、随时变、量可能、务明易等具有普遍性的立法原则。
1．循天道。即法令的制定要符合自然规律和自然环境的要求。
2．因民情。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
3．随时变。指立法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而变化。
4．量可能。指立法时要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
5．务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行。

（二）执法原则
为了推行“法治”法家提出了明法、任法、壹法、从法的主张。
1. 明法。要求立法明确和万民遵守。主张以成文形式将新法“布之于百姓”，使其既“显”又“明”。
2. 任法。要求远贤智，弃私议，有法必依，执法以信。
3. 壹法。包括三个方面：统一立法权，统一法令的内容，统一人们的思想。首先，法家反对政出多门，认为立法大权必须全部收归君主。其次，必须保持法律内容的稳定和协调。再次，必须使人民的思想统一到法令上来。
4．从法。要求使法令具有绝对的权威，任何人都要按法令办事。主要包括君臣共守和刑无等级两个方面。

（三）运用赏罚
法家非常重视赏罚，并提出了运用赏罚的主要方法：
1．“信赏必罚”。指按照法令的规定，该赏的一定赏，该罚的一定罚，这样才能取信于民。
2．“厚赏重罚”。商鞅认为，只有“ 重厚”和“刑重”才能使民众相信君主和法令。
3．“赏功罚罪”、“赏勇罚法”与“赏富刑贫”。商鞅认为“赏随功，罚随罪，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
4．“赏誉同轨，非诛俱行”。指思想观念、社会舆论要与法律赏罚相一致。法家主张人们的思想观念必须统一到法令上来，所以商鞅强调“壹赏，壹刑，壹教”5．少赏多罚和轻罪重罚。商鞅公开宣称：“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四）“法、势、术”结合
“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力，“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法家对于处理三者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以法为本。法家认为法、势、术都是君主不可离开的工具，没有权势，就无法推行法、术；没有权术，虽有政权和法令也制止不了“奸臣”；而没有法令，便无从督察、管理和制裁。三者之中，法令最为重要，必须“以法为本”而兼顾势、术。
2．法与势的结合。慎到提出权势是君主制服民众的根本条件，是“令行禁止”的有效保证。在处理法与势的关系上，法家提出了三种方法：第一，法、势结合，第二，“势”由君主“独制”，而法由“群臣共操”。第三，以法令加强权势。
3．法与术的结合。法家之术，专指君主驾驭官吏的权术，法家认为，权术与法令一样，都是君主治国的工具，是专制权力的保障。法家提出了以权术加强和实稀胺ㄖ巍钡姆椒ǎ饕硐衷谌龇矫妫?
第一，“无为”之术。即君主执法治吏，事不亲躬，充分发挥臣下的能力。
第二，“循名责实”之本。即以法令要求官吏尽职尽责，名实相符。
第三，“潜御群臣”之术。指不能公开的制驭臣下的“暗术”，即阴谋诡计。
综上所述，法、势、术的结合，是法家思想的总结和归宿。

E.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建立法治社会的消极影响

传统的文化认为法家崇尚严刑峻法，不讲人情，不符合儒家的正统思想。
而且刑不上大夫的传统理念，也和现代法律崇尚的人人平等格格不入。
再有，传统法律讲究亲亲相隐，也就是亲人犯法，家人有权保持沉默不作证，这是提倡的。但现代法律不能这样，这属于包庇和干预司法公正。

F. 法治的缺陷有哪些

法治的缺陷就是法律的不全面 有些事情无法可依
说我们是法治社会 要依法治国 但是专法律的属制定一般都是 事出了 但是没有相应的法律来约束 这个时候才去研究立法 等这个法律研究明白了 这个事基本就黄了 的等下个事的时候这个法律才能有用处
当然也不一定有用处 那就是社会的范畴了

这就是法治的缺陷

G. 法治的局限性

法律局限性的论证

陈卫东

【关键词】法律局限性
【全文】

毫无疑问，法律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生活制度，已经为当今大多数现代国家所普遍接受。但正如阳光下的阴影，法律作为一种人定制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或谓之缺陷。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曾指出，“法律的缺陷部分源于它所具有的守成取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刚性因素，还有一部分则源于与其控制功能相关的限度”1 。笔者试通过对法律涵盖社会生活的有限性、法律对社会生活反映的延迟性、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妥协性等方面的讨论，论证法律的局限性。
对于法律是否是治理社会的最佳手段问题，早在古希腊就有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人治论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法治论之争。柏拉图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是建立一个等级制共和国的依据。这样的共和国依靠最出色的人的自由智慧来管理，而不是靠法律来管理。人类个性的差异、人们行为的多样性、所有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无论是什么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制定出绝对适用于所有问题的规则。因此，“最佳的方法并不是给予法律以最高权威，而是给予明晓统治艺术、具有才智的人以最高权威。”2 。同柏拉图的"人治"理论相对立，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尽管也承认法律确实存在着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律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但他认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性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而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因此，"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3 。通过人治论与法治论之争——我们暂且不论两者孰优孰劣——可以看出，即使是法治论者也承认，法律无论如何细致，也不可能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本质意义上讲，法律是包含所有经济、历史、文化和其他成分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和反映，而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法律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征，一部法律制定出来后不能朝令夕改。因此，相对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而言，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就已经变成了“昨天”的法律，成为社会发展的保守力量。在这一意义上，法律的局限性就表现为对社会生活反映的延迟性，它在捍卫既定秩序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直到新生的社会力量不断强大，迫使旧有的法律体系进行修改甚至土崩瓦解。
如果说制定法是应然意义上的法律，那么落实到社会生活现实中的法律可以称之为实然意义上的法律。无论多么完备的法律仍然需要人来执行，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由于人类主观认识世界的有限性、歪曲性，法律的体系和概念本身就存在不周延性，加之各种社会利益、社会力量的干预，法律作为一门专门技术，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发生扭曲，从而违背立法的初衷。在这个层面上，法律的局限性表现为对社会现实力量的妥协。
法律的局限性本身是一个价值判断命题，它常常表现为多面性，如同莫斯科大学一位教授所说：法在自己的任何部分既可以成为自由的生命，也可以成为奴役和专横的工具；既可以成为社会利益的妥协，也可以成为压迫的手段，既可以成为秩序的基础，也可以成为空洞的宣言；既可以成为个人权利的可靠支柱，也可以使专制的暴政和无法无天的局面合法化。也许．每一种法学概念的益处和社会意义就在于通过对其他法学概念的薄弱方面的批判来阐明法本身的消极性和危险倾向。4 这是对具体法律制度的作用所作的价值评判。而我们对法律局限性的探讨，是在抽出其具体法律制度的本质属性中的价值内容之后，在一般抽象理论的层面上，将法律仅仅视为治理社会的一种方式的前提下来探讨其利弊的。
法律既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人类主观认识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这是法律产生、存在、变化、发展不可缺少的主客观基础。从历史长河来看，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是无限的，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这种认识就不会终止。但对历史长河中的特定社会发展阶段来讲，其认识能力和水平又是有限的。正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这种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成为法律局限性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法律的局限性来源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只要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及人类社会不断变化发展进步的现实这两大导致法律局限性的主客观根据存在一天，作为它们的反映物——法律的局限性也就存在一天。因此，法律局限性可能是法理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注释】1.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9页。
2. The Statesman,transl.J.B.Skemp(New York,1957),294b.转引自上书第11页。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8页。
4.[俄]O·3·列依斯特：《三种法律思想》、《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1期，第83页。

【论文标题】法律局限性探讨
【论文来源】《法学天地》
【论文期号】199601
【论文页号】1-5
【论文分类】法理学·法史学
【论文作者】胡水君

法律的局限性是指法律在其创制和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弊端和不足。它是法理学中经常被人关注的一
个问题。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在其名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一书中曾从法律的保守倾
向，法律的僵化形式以及法律规范控制的限制等方面分析了法律的弊端；徐国栋教授在其博士论文《民法基本
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则从法律自身属性出发把成文法局限性归结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
模糊性及滞后性等。尽管二位学者在论述上略有不同，但他们都认为法律并非十全十美，而是有缺陷的则是不
争之事实。本文拟在以上二著的基础上，从法律的创制，法律自身及法律的运行等角度对法律的局限性进行探
讨，以资实践。
一、法律创制过程中表现出的局限性
法律的创制是立法者为分配和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利益而对人们权利义务进行设定的一种活动。法律的创制
以立法者认识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为前提。在认识论上，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能获得关于
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但是，它同时也并不否认世界上存在未知之物，也不认为人获得的关于物质
世界的认识是绝对正确的。相反，它认为人的认识活动无不受到认识客体（自然客体、社会客体、精神客体）
，认识中介（认识工具、知识工具、语言工具等）以及认识主体自身的制约。因而，人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只是
对其某些领域、某些事物和某些过程的一定范围的正确把握。人对特定的具体事物也只是对其一定程度，一定
层次的近似正确的反映。这便是认识的非至上性，非终极性。这种认识论同样贯穿于立法者对社会中各种利益
关系的认识活动中。法律作为立法者创制活动的产物，也因立法者认识上的非至上性、非终极性而表现出以下
两种局限性：
1、非全真性。马克思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1 〕这句话道出法律之刻的经济根源，但它并不否认，法律是人们自觉、有意识活动的结果。从哲学上讲
，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能动地反映物质世界。因而法律就
是主观能动地参与客观的结果，它必然带有人的主观印迹。认识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法律创制的必
要前提，然而立法者作为认识主体，在认识上是有局限的：其一，作为认识客体的社会关系具有变动性和复杂
性，它们互相交错，杂乱难辨，并在人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各种活动推动下不断变迁。其二，立法者在认识
上还受到其知识、阅历丰富程度、有限的生命、意识中的非理性因素以及技术条件、语言工具等的制约，其认
识能力、预见能力以及表现能力等都是有限的，其三，赋予流变的社会关系以固定的法律形式，对立法者来说
无异于以方画圆，立法者将感到困难重重，棘手无比。其四，立法者作为一定阶级的代表，总表现出一定的阶
级倾向和阶级情感。所有这些都将影响到立法者对客观的“经济关系”的正确反映。总之，法律作为设定的存
在，它不可能完全正确地体现经济关系的要求，它也不可能完全正确的地对各种社会关系施以调整，在此意义
上，法律不是始终完全正确合理的。换言之，法律是非全真的，是为法律的非全真性。
2、不周延性。 所谓法律的不周延性是指应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没有能够完全被法律所调整。如果说
非全真性是法律在认识论上表现出的质的局限，那么不周延性则是法律在认识论上表现出的量的局限。对法律
是否具有不周延性，历来有两种看法。否定法律具有不周延性的，是为否定说。否定说以自然法学和概念法学
为代表。自然法学认为，在实在法上存在着一个无所不包的自然法体系，因而法律无所谓不周延，人们能够在
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法律体系。概念法学也认为实在法律制度是“无缺陷”的，法律由
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概念组成，这些概念经过逻辑演绎推理足以解决一切具体事务。肯定法律具有不周延性的，
是为肯定说。肯定说以利益法学、自由法学和社会法学为代表。他们认为任何认为法律无所不包的观点都是虚
幻的，不切实际的。他们指出，立法者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的所有事情，即使预见到将来的一些事
情，立法者也可能由于表现手段有限而不能把它们完全纳入法律规范，因而法律必然是不周延的。肯定说与否
定说各持一端，笔者认为否定说是有失中肯的。认为靠理性能制定包容一切的法律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说人
能穷尽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更是武断。同时，作为法律要素之一的概念本身就存在局限，活生生的物质世界有些
是很难用概念表达的。利益法学运动的发起者赫克就指出，任何一种实在法律制度必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而且根据逻辑推理过程，也并不总能从现存法律规范中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2〕历史证明， 任何想要用
法律涵盖一切社会关系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的。由于立法者认识能力和预见力的有限，立法者疏忽或出于谨慎
的考虑，人类创造的实在法很难尽善尽美，它必然是不周延的。这就是法律的不周延性，它使得应该受到法律
调整的社会关系得不到法律的调整。
二、法律自身属性上的局限性
马克思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和普遍的规范。”〔3 〕这是对法律属性的概括。法律自其产生后
，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就具有其自身属性，它们体现着人们对法律的要求。但是，伴随着这些属性，法
律也表现出背离人们愿望的情况，这便是法律自身属性上的局限性。它们具体表现为法律的滞后性、不确定性
和法律形式结构的僵化性。
1、滞后性。 法律是对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的肯定，统治阶级如果不是为自
己的特殊利益是不会轻易容许废除和改变法律的。法律作为肯定现存利益关系的工具，当变更某些利益关系时
，往往遭到现有利益者的反对。这些都构成了法律发展的阻力。同时，作为一种设定人们权利义务的制度，法
律也必须具有稳定性。这是树立法律权威的必然要求。如果法律朝令夕改，极度缺乏稳定性，人们将无所适，也就无法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后果，法律的安全价值也会丧失殆尽。鉴于此，亚里士多德告诫人们宁可忍受不
合理的稳定的法律，也不要随便任意改变法律。法律必须具有稳定性，它意味着法律是一种不可以朝令夕改的
规则体系。然而，法律所调整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却是不断发展的，而且社会关系的发展往往比法律
的变化快，立法者对此是极难作出敏锐反应的。这样便产生了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发展的矛盾。“法律必须是
稳定的，可是它又不能静止不动。因此所有的法学家都为了协调法律稳定性和法律变迁性而苦思冥想。”〔4
〕法律的发展跟不上现实社会发展要求的这种局限性，我们把它称作法律的滞后性。其实，法律的滞后性产生
的原因还可以追溯到立法者的认识局限上。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阶级倾向和阶级情感的影响，立法者在立法
时常排斥形式上不符合本阶级意志的东西，以致于犯“连脏水带孩子一起泼掉”的错误。我国过去较长一段时
期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便是如此，这体现到立法上往往会阻滞现实社会关系的发展。法律的滞后性
总体上是不利社会发展的。如果立法者总是只把成熟的东西才制定为法律，那么法律将只能在经验上被动地爬
行，这是不利社会发展的，国家、社会和人民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不确定性。法律具有稳定性，同时，法律也必须是明确的， 法律的稳定要求和明确要求共同构成法律
的确定性。“法律的确定性意味着法律规定了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将人类一定行为模式
固定化，法律化了。”〔5 〕法律的确定旨在使公民的权利义务明确无误，足以让人有所适从，从而正确评价
和预测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指引人们的行为。法律的确定性也常常被人们认为是法律的一大属性，有人还将
列为法治要素之一。然而，法律的确定性的法理基础是岌岌可危的。有人甚至这样说：“人们可以原谅一位外
行关于法律确定性的信念，却不能原谅一位律师所持的这种虚假观念。”〔6 〕为什么法律又不具有确定性呢
？我们可以从法律的语言形式和法律的历史内容来分析法律的不确定性。其一，法律是以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
，而作为法律载体的语言文字本身又是有限的，有歧义的，而且其真正意义往往只在使用中才能被理解，即有
人说的“意义即用法”，鉴于此，有人甚至认为语言文字“狡黠如蛇”。既然表现法律的形式——语言文字如
此不确定，其所表现的法律内容当然也就难以确定，有时甚至模棱两可，模糊不清。其二、让我们来看一看美
国现实主义法学代表人物之一弗兰克的看法。弗兰克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法律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
是模糊和多样化的。”〔7〕为什么？第一， 法律所调整的人类关系变化不定；第二，人们从来没有能够制定
出一整套预料一切，包罗万象的规则。弗兰克的观点虽然带有某些“规则怀疑主义”倾向，但其说法并不是完
全没有道理。总之，尽管人们还在不断朝法律的确定性方向努力，但法律的语方形式和历史内容又使得法律的
确定性只能在有限程度上达到，法律的不确定性在所难免。这无疑会损伤法律的安全价值和法律的权威。
3、僵化性。法律的僵化性是就法律的形式结构而言的， 它由法律的普遍性引起。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
作为抽象性规范对在其效力范围内的主体都具有约束力。它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律规范的抽象性，即法
律只注意对典型的、重要的社会关系作类的调整，而舍弃个别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和次要性。二是指法律规范的
一般性，即法律对象的普遍性，法律对其调整范围内的所有人或事具有同等效力。法律的普遍性是法治的要求
，它使每一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和权利，它也防止法律变为具体命令而为某些人开专断之门。
但法律的普遍性也带来了其不利的一面。“法律始终是一种一般的陈述”，它只是由一些抽象、概括的术语所
表达的行为规则，这就使得法律在形式结构上表现出僵化性：它只能规定一般的适用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
果。法律是普遍的，然而法律所解决的却是特殊的、具体的案件，用概括的法律规范去处理解决各种具体的，
千差万别的行为、事件、关系，这可能吗？柏拉图认为不可能，因而他轻视法律而主张人治。法律所规定的是
社会关系的共性问题，法律所要解决的却是各富个性的单一问题，把共性适用于个性，把个性归结为共性，这
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说把流变复杂的事实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是立法的一大难题，那么把形式结构僵化的
法律适用于具体的单一案件则又是司法操作上的另一大难题，这种概括的、抽象的法律与具体的、特殊的现实
生活脱节的缺陷，我们可归之为法律形式结构的僵化性。
三、法律运行过程中表现出的局限性
法律的运行过程就是法律功能的发挥过程。过程的功能是法律作用于个人和社会的能力。功能与作用从不
同角度表述同一过程，就事物本身而言是指它具有什么能力，就事物与它物关系而言是指它具有什么作用。因
而法律的功能也可以说成是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事物的功能往往又体现一定的价值要求，法律功能的发挥
也旨在实现法律自身的价值。如果法律达不到既定的价值目标，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那么我们说法律在功能
上是有局限的。法律的功能象其它事物的功能一样，受到其自身要素的性质、数量及其结构体系的决定，从而
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这也就是法律运行过程中表现出的局限性。下面从法律的规范功能、组织功能、阶级
统治功能上对此逐一加以剖析。
1、法律的行为规范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的行为规范功能是指法律对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行为的作用和影
响。它通过评价、指引、预测、保护、强制、思想教育等方法和途径来完成。由于法律自身属性上的局限以及
社会系统结构对法律功能的决定，法律的行为规范功能往往受到限制。具体表现在：其一，法律的不周延性、
不确定性使得法律评价、指引、预测人们行为及其后果的作用难以实现。法律的非全真性、滞后性也使其难以
全面保护人们的权利和自由。这里着重谈一下法律形式结构的僵化性对法律功能正确发挥的影响。如前所述，
法律是普遍的，法律为所有人都设定一个硬性标准，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这一点上，法律形式上是正义的。
但是，社会生活千差万别，把普遍的硬性标准一律加于不同情况，又难免会丧失法律的正义价值。比如：违反
某规定将受到罚款1000元的处罚，这对某些贫穷的农民来说，无疑过于苛刻，而对某些富裕者而言，1000元的
罚款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这无异于赋予了那些富裕阶层某些特权。公平、正义要求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况不同处理，然而“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运用在不同的人上、运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等同的人身上
，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8〕。其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调整方式， 它是社会调
整系统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其功能又受到其它社会调整方式和整个社会调整系统的制约和影响。法律规范必须
与其它社会规范（如道德规范、社团规范、习惯等）相配合、相协调，其功能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比如：法
律是训诫，不是劝说，它通过强制性的外在法律形式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因而，法律只能对人们的外在行为
产生作用和影响，它不能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这就需要道德的辅助与补充。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律
不是万能的，法律的功能是有限度的，在某些情况下，它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公正性。
2、法律的社会组织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是由各种性质、对象、效力不同的规范建构起来的有机结构体系，它除了具有规范人们的一般行为功
能外，还担负着巨大的社会组织功能。法律的社会组织功能就是通过法律有计划的社会中各种不同的要素或部
分组合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社会关系客观上需要法律对之施以一定的调整，以摆脱单纯的偶然性和任意性
，在秩序中求进步。但社会关系对法律调整的需要又有质和量上有限度。如果法律对社会关系给予过多或过大
的干预，就会把管理变为限控，束缚社会关系的发展，导致社会系统的超组织性；如果法律对社会关系的干予
过少或不力，又会使法律秩序达不到社会的要求，使社会生活缺乏组织性。无论是超组织性还是缺乏组织性，
都不利于社会发展。现代社会由于社会事务纷繁复杂，法律的社会组织功能大多体现在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中
，因而社会关系对法律调整质和量上的需求限度常集中表现为国家赋予行政机关权力的质和量的限度。行政机
关权力过小，社会秩序将得不到有效维护，人民权利也得不到保障；行政机关权力过大，往往又会侵害公民的
正当权利，影响社会关系的有效发展。这一点在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我国以前的单一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控制得过多、过死，故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限制了市场的正
常运行，社会经济发展也受到一定限制。当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对经济的宏观
调控同样要适度。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始终应为其经济基础服务，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发挥其组织功能
，然而，人们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需要往往是难以恰当把握的，因而，法律在社会组织功能上也就常表现出
在某些领域的超组织性和缺乏组织性。
3、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共同意志的体现，当然具有阶级统治的功能。和法律的社会组织功能一样，法
律的阶级统治功能的发挥也应有个限度。它依一国阶级斗争状况而定，否则，超过限度必将产生诸多弊端。一
，法律的社会组织功能和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应有所侧重。在阶级斗争表现很突出的时
期，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应加强；在和平的大气候下，在阶级斗争表现缓和的时期，则应加强法律的社会组织
功能。如果在任何时期都不合时宜地突出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这不仅会破坏人类社会的整体文明，而且会阻
滞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其二，阶级统治的对象是敌人，而非人民，如果在广在的人民内部也实行阶级
统治，这显然又是错误的。其三、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应当是相对独立的，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应具有权威
性，任何集团、机关和个人无不处在法律的权威之下。但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又常常会突出法律的政治因素，
有些时候甚至会使法律从属于政治，这对法治是极其有害的。同时，法律作为一定价值的载体，总追求着法律
自身内在的价值，但统治阶级的意志必总与这些价值相一致，当无知、邪恶的阶级利用法律来为少数统治者谋
利益时，人类共同价值又将会丧失殆尽。
注释：
〔1〕《马恩全集》第4卷P122
〔2 〕E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厦出版社1987年版P137
〔3〕《马恩全集》第1卷P71
〔4〕〔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华厦出版社1989年版P1
〔5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P136
〔6〕张乃根《西方法哲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291
〔7〕张乃根《西方法哲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291
〔8〕《列宁选集》第1卷P250
（作者单位：中南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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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依法治国的不利之处

法治比较进步，犯罪比较少，限制了部分群众侵犯其他公民自由的自由。

I. 消极法治和积极法治主义是什么

重点在消极和积极上，都是法制，思维不同，对群众的引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