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将道德和幸福剥离开来
⑴ 康德说,“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就是道德”,这话如何理解
“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就是道德”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是,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幸福的判断,但是只能是一部分,无法代表全部。康德把人类是认识世界这一角度进行了调换,传统观念认为事物本身是永恒的,不发生任何改变的。是人类自发的用感性或者理性的能力去了解它们。康德的理论特别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
⑵ 道德和幸福是剥离开来的是不是康德的主要观点
可以算是主要观点之一,主要区别于亚里士多德、边沁、密尔等等那种以幸福为指向的伦理学.他们的共同基本观点是“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
但是康德认为道德是自身规定自身的,理性在道德领域表现为三条“绝对命令”,它和幸福无关,是遵循理性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⑶ “幸福和德行的二律背反”如何解释 康德的理论
指 :
“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原因”和
“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这两个相反的命题.
到底谁是谁的因呢?这里就起了一个二律背反.
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⑷ 康德的道德哲学
康德的知识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解决知识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上,康德颠覆了世俗:人们常常觉得知识是日常生活、习俗的积累,或者就是人类心灵的产物,经验论与唯理论展开了热烈而似乎无法停止的争论,康德说,我们的知识开始于经验,却绝不来自于经验。人能够为自然立法,知识的形成先天地决定于我们的理性。康德将这场哥白尼式革命的战火延续到了他的道德哲学的领域。日常的道德意识以及我们的道德直觉,或是以快乐幸福作为最终指向,或是将神的意志当作行为之决定根据,道德也就因此而成为或是对经验的总结,或者就是神的命令。康德则把道德的基础从经验的外在对象(物)转移到先验的主体(人)的意志中来,先确定先验的善良意志作为普遍必然的道德律令,然后再推至可能的道德现象。康德寻求着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准则,该准则向最终定言命令的转化和实现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呢?康德经历了三个过程:对情感的恰当区分;由尊重决定人类行为;由自由确立定言命令。
一. 性情感
康德道德领域里哥白尼式革命的意义不亚于他的知识论。L·W·贝克教授曾作过这样的评论,“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也能找到一种类似于哥白尼似的革命。我使用现代人中研究康德而深受欢迎的作家的话,把它称之为‘卢梭主义的革命’,因为正是卢梭,他写道:‘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就是自由’。卢梭从政治意义上理解这种行动原则,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他对平民参与立法的辩护。只有平民的主动参加,而不是被动的同意,国家权力才是合法的。康德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萌芽,卢梭的政治原则,完全变成了康德道德的论据,在康德之前,道德法则的起源,要到神的意志或者自然界的秩序或者人对幸福的追求中去寻找。康德反驳说,在这些之中只能建立明智的准则,而不能建立道德的法则。……因此之故,康德把道德法则的起源称之为意志的自主。”[1]康德绝不是单纯的唯心论者,因为他并不拒斥经验;康德亦不是单纯的唯物论者,因为他也肯定人类意志的作用。于是这场道德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条康德称之为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的定言命令:“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2](P421,38页)这条定言命令于理论、于人的行为要能够成为可能,康德首先要排除掉人类情感中感性的成分。
人类很有理由为自己的道德情感而感到骄傲,因为他们除了会为生理欲望得到满足而高兴、为体皮发肤之失而感到疼痛之外,还有悲悯、同情、义愤之情,这是动物不具有的。人类会倾向于赞叹那道德的、善的事情,也会不齿于那些不道德的、恶的行为。我们常常会觉得正是这些情感制约着我们的行为,但由此所彰显出来的是,我们为了得到他人的称赞而行善,因为怕为人不耻而不行恶。但究竟是我们称之为“善”、“恶”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情感,还是我们的情感之好恶决定了我们称什么样的行为为善,其余的为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是否是勇敢、坚毅的品质就必然意味着善,撒谎、放弃就一定是恶?我们又怎样去解释杀人者的勇敢和善意的谎言?我们陷入了困顿,也可能为自己行为的摇摆不定找到了辩解的借口。善恶之界定在情感的羁绊下显得如此模糊不清,它可能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着变化,情感的制约力量便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善恶的飘忽不定表达着行为的无法确定,行为法则的不可能。因此如若我们还希望发现能够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的道德规律,就决计不能从人类普通的自然情感中去寻找。按照康德的说法,我们的情感是有区别的,一种是与欲求对象密不可分的,一种仅仅与观念相关联。前者是欲望、偏好的原因,由之而来的愉悦就仅是出于对偏好的关切,感性的东西会左右它;后者是出于理性的关切,它将与感性无关。[3](第320-324页)我们的困顿就来源于感性的情感。道德感应该是理性对道德观念的关切康德是这样来定义 “道德感”的,“然而,他们对道德规律确实感到关切,我们把这种关切的内在基础称为道德感。”[2]( P460 ,85页)道德感不同于由欲望对象或厌恶对象而来的自然的愉悦和不悦之情,它体现为一种关切,一种对道德律的关切,也就是服从道德法则的直觉。如果我们说人皆有道德感,在康德那里就不单指的是羞耻善恶之心,还指的是服从道德律的倾向。因此纯粹的道德感先天地决定于道德律,而不取决于主体的任何经验状态。同情、愤怒皆可能为偶然,而道德感只可能为必然,如若我们的道德律能够成为普遍有效的。与此同时,道德律以命令的形式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追求的对象,什么是应该憎恶的对象,道德感便是促使我们去追求、去憎恶的一种主体的内在感受,而那依据道德法则能够成为必然追求的对象的,康德称之为善,依据道德法则会成为必然憎恶对象的,康德称之为恶。正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谈到的,善恶概念不在道德律之前,而是由我们那能够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的道德律决定我们的善恶概念,决定行为的善或恶的依据就是先天的道德法则。[4]〔P63,68页〕善恶不仅与人的苦乐感受、与人的利益无关,也与外部事物、与人的意志无关。道德感亦与外部事物以及个体的利益倾向无关,与主体的经验无关,它仅是道德律所激发的一种主体的内心感受。但道德感并不能够因此就成为道德律的决定依据。“不能把这种道德感错误地当作道德判断的标准,而必须把它看作是规律对意志产生的主观效果,而只有理性才对它提供客观根据。”[2](P460,85页)
通过人类情感中感性成分的排除以及理性成分的介入,康德找到了可能具备普遍必然有效性的道德律与主体感受之间的桥梁,或者说是满足了主体的情感需求。因此可以将道德感看作是道德律的结果,理性才是原因。“所以,对于我们人来说,作为规律的准则普遍性,我们为什么对道德感到关切,这是完全不可解释的。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之对我们有效,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它感到关切,因为关切是他律的,是实践理性对感觉,对一种基本情感的依赖。” [2](P460,85页)也就是说,退一步来看,即便道德感之体现出来的关切能够作为意志的决定性因素,但关切本身已指明了主体情感的倾向,它同主体欲望及外部因素的决定一样,只能够成为他律而不能实现自律。在康德那里,他律就意味着强迫以及该法则本身的不必然。康德其实提出了两个问题,什么能够使得行动必然地具有道德性,显然,由情感而来的关切是不能够的;什么能够实现道德律的普遍必然有效性?这是理性的职责。道德感的提出,兼有沟联这两个问题的可能。自然情感不仅不能保证道德准则的普遍必然有效性,亦不能实现行为之必然道德;道德感不能够决定道德律,但它体现了行为的必然道德。
18世纪的欧洲伦理学领域,盛行的是以洛克、休谟以及亚当·斯密为代表的道德情感论。事实上以道德情感为基础的伦理学,其基本性质是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是以愉快和幸福为唯一目标的。康德从根本上否定了经验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他在《关于美和崇高情感的观察》中写到,“情感绝非只有一种声音。”[5](第226页)既然情感本身都不能够一致,它又如何能够提供判别善恶的唯一标准呢?
因此,仅仅将道德感这一概念提供给我们是不够的,关切不能够使我们的意志成为善良意志。换而言之,关切并不能决定行为的道德价值。其实, “关切”一词我们仍然可以作三个层次来理解。首先,是对对象的关切,这就包括了经验的对象、主体欲望,而对道德律的关切亦属于其中,只是较特殊的一类,它更接近于让行为体现出道德性,因此将它作为过渡性的第二层次亦未尝不可;第三层次,虽然康德还是使用了“关切”一词,但纯粹唯理性具有,由准则的普遍有效性直接规定意志,却已经脱离了感性层面上的“关切”的含义。我们毋宁可以使用另一个词来代替——“尊重”。尊重一词才真正不成为经验意义上的情感,而由那所谓准则的普遍有效性直接规定意志,按照康德的说法,也就是对道德律的尊重。尊重道德规律的同时,也有着对人的尊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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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康德的道德与人性说的到底是啥
康德的道德律为抄绝对命令,以假设上帝存在,即物自体不可认识,也即人的理性是有边界的。人的理性不可证明上帝存在与否。为证明至善,我们必假设上帝。这个上帝也可称佛、称道、称规律。人是有局限的,只有从上帝那里找到至善的动力。道德是至善,与上帝相同。人有追求道德至善的绝对命令,这个命令会自我遵从。人的意志的本质是自由,因自由而有承担的义务,意志本无善无恶,人性的善与恶,只是意志的表象显现。康德对道德的肯定,挽救了我们对人性的信心。人之初,道为善。
⑹ 如何理解康德的话:“讲道德的人往往不幸福,幸福的人往往不讲道德。”
如同北岛说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幸福是一种满足状态,不自律的人达到满足的机会更多,相比而言自律的人痛苦更多。
⑺ 西方哲学智慧 康德哲学
道德律,绝对命令
德国哲学家康德用以表达普遍道德规律和最高行为原则的术语。又译定言命令。“命令”即支配行为的理性观念﹐其表述形式有假言和定言两种。假言命令是有条件的﹐认为善行是达到偏好和利益的手段。定言命令则把善行本身看作目的和应该做的﹐它出自先验的纯粹理性﹐只体现为善良意志﹐与任何利益打算无关﹐因而它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康德把绝对命令表述为:“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实践理性批判》﹐第30页)。康德还推出一条实践原则﹕你的行动﹐要把你人格中的人性和其他人人格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康德的“绝对命令”﹐在于强调意志自律和道德原则的普遍有效性﹐它体现了康德伦理学的实质
⑻ 康德的那句很经典的话是什么啊,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康德经典语录如下: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版中唤权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
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它刻在康德的墓碑上,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每当想起这句话时,内心原本被压抑的美好的情操都会被调动出来 , 感到自己的人格得到了净化 。
伊曼努尔·康德是世界公认的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整个一生住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出生于德国柯尼斯堡,也逝世于德国柯尼斯堡。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是近代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深深影响着近代西方哲学。
他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他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三部著作。
⑼ 康德所言的道德律令的三条法则是什么
康德的道德律令体现在“普遍立法”、“人是目的”、“意志自律”三大道德法则之中。
(1)“普遍立法”,即个人行为的标准必须可以成为普遍规律;
(2)“人是目的”,即人的行为必须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当作工具。康德提出人是目的,强调意志自律和道德原则的普遍有效性﹐它体现了康德道德的人道主义和人文情怀。
(3)“意志自律”,每个有理性者的意志都是颁布普遍规律的意志,即道德主体不受外界因素制约,为自己规定法则。善良意志作为自己的主人服从自己的立法,从而实现真正的自由。
(9)康德将道德和幸福剥离开来扩展阅读
道德律在西方,智者安提卡、西塞罗以及托马斯,阿奎那等对此都作过探讨。早期称为“未写出的法律”,主要表现为“黄金定律”,即《圣经》中耶稣的箴言:“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法国伏尔泰认为,根据道德的自然规律制定的道德律是: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别人。
圣多玛斯以为,自然道德律的最基本内容和原则是“行善避恶”,这是人类原始而基本的伦理经验。除此之外,自然道德律也包括人类一些生存上的基本需要,例如:生活、繁殖、理性的生活、社会生活、基本人权……等。
台湾当代学者王臣端认为:伦理生活的最大规律,就是以人性作基础根据理智指导生活,并认为道德律的最大原则是“行善避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马克思主义反对从抽象的人性中引申出“共同”、“永恒”的道德律。
⑽ 康德的道德观
康德否定意志受外来因支配的源说法,而是认为意志为自己立法,人类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从后天获得。这套自然法则是无上命令,适用于所有情况,是普遍性的道德准则。
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纯粹基于义务而做的行为,而为实现某一个个人功利目的而做事情就不能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
因此康德认为,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动机。康德还认为,只有当我们遵守道德法则时,我们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遵守的是我们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则,而如果只是因为自己想做而做,则没有自由可言,因为你就成为各种事物的奴隶。
(10)康德将道德和幸福剥离开来扩展阅读:
康德认为,人类的认识从感性开始,经过知性,最后以理性告终。由于知性以感性为基础,它就不可避免地受感性限制,它获得的知识,一方面只涉及现象,不是事物自身的知识:另一方面又是不完整的,没有达到最高最后的统一。
理性是人类认识的最高能力,它要求知识的“彻底性”一一不仅要追求关于现象的经验知识,而且要超越经验界限,去追求“终极”、“完备”、“绝对”等等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