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论法治

『壹』 跪求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论文800字即可，请务必与论语结合，100分悬赏！！！！！可追加

以德治国的材料。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专尊五美，屏四恶属，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贰』 那些名人说过关于法治的名言

名人名言
法律解释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的答案。
——拉伦茨

立法者三句修改的话，全部藏书就会变成废纸。
——基希曼

法律的真理知识，来自于立法者的教养。
——黑格尔

解释法律系法律学之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项科学性工作，但又为一种艺术。
——萨维尼

法律是人类为了共同利益，由人类智慧遵循人类经验所做出的最后成果。
——强森

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否则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
——哈耶克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伯尔曼

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
——陈弘毅

法律职业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
——费尔德

尽量大可能把关于他们的意志的知识散布在人民中间，这就是立法机关的义务。
——边沁

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形成了两极相对的反差。
——滋贺秀兰

法律显示了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故事，它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数学课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
——霍姆斯

宪法创制者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一张蓝图。
——波斯纳

法律提供保护以对抗专断，它给人们以一种安全感和可靠感，并使人们不致在未来处于不祥的黑暗之中。
——布鲁纳

民众对权利和审判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法律来说，是一个坏兆头。
——庞德

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铭是什么？那就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
——边沁

一项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里以恶行为前提，那么它本身就越好。
——拉德布鲁赫

无论何人，如为他人制定法律，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
——阿奎那

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机会。
——亚里士多德

宪法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国家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动的话语。
——劳伦·却伯

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不损害他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
——查士丁尼

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虽然可能因其缺陷而失效，甚至根本失效，但它绝不是一种荒唐的玩笑。
——德沃金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
——埃利希

自由是一种必须有其自己的权威、纪律以及制约性的生活方式。
——李普曼

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体系中生活比在无拘无束的孤独中更为自由。
——斯宾诺莎

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
——西塞罗

由于有法律才能保障良好的举止，所以也要有良好的举止才能维护法律。
——马基雅弗利

『叁』 《论语》中孔子、孟子、荀子对于法律的言论

需要说明的是《论语》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回弟子的言行。它较为集答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没有孟子，荀子的的相关言论。

孔子主张用道德引导民众、用礼来约束民众。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领导一个国家，如果仅仅用政令来领导，用刑罚来管理，结果是民众不敢犯法，因为一旦犯法就会受到刑罚处罚。若是如此民众只会想办法逃避刑罚处罚，而没有羞耻之心。假如以道德来领导，以礼来教化。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涵养，民众能从内心自觉的约束自己，如果做错了，自己就会觉得惭愧，而不是等到法律制裁，才会悔恨。

孔子所主张的德治是优于法治的更高境界，如同共产主义是较社会主义的更高境界。法治更多的是治理一种行为，而德治治理的却是人们的思想。行为本身由思想而来，若是能够将人们的思想教化，那么法治也就成为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肆』 论语的论解释

论，读lún
论是一种论文文体，按《韵术》：“论者，议也”。《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二曰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谬误。”如《六国论》、《过秦论》等。

『伍』 古代关于法制与道德的论述

法制与德制，是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一般而言，德制讲究以伦理劝导实施统治。法制重在政治事功。但这两种思想在汉代时即彼此糅杂，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宣帝曾多用刑吏，当太子（元帝）向他建议多用儒士时，他的回答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说明汉代统治者就已经自觉地把儒法结合起来实施统治了。给封建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坚强的的后盾。依儒家学说，天地君亲，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制约，但这种伦理约束，尚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于是又生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在礼教之上，虽以明显的等级约束，进而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条。伦理的法制化，将一切封建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触犯礼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法制的制裁。 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封建法律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伦理依托。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发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法律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轻松地“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而当作为社会细胞的家族出现罪犯时，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族内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于是灭九族、连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用上。“满门抄斩”就是以此为依据得以执行起来的。与此同时，这种儒法结合的统治方式，还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会的每个细胞组织之中，特别是封建集权统治的后期，国家将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长有权采取法律的手段惩罚族人，而法律这时保护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稳定：只要族长认为有错，就可以到宗祠里对族人实施惩处。私设公堂在封建社会里之所以不被看出犯罪，原因正在于此。

『陆』 《论语》孔子的法律言论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用政治手段来治理他们，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就只求免于犯罪，而不会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教化他们，用礼教来规范他们，人民就会知道廉耻，纠正行为。

『柒』 孔子为什么反对"法治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时间： 2012-06-08 16:52责任编辑: 任子鹏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在中国法律演进史的初期，曾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且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的“大讨论”：是否需要把法律公之于众。率先提倡法律公开，并把这个理念付诸实践的著名人物是郑国的子产；23年之后，晋国的赵鞅等人又有同样的举动。孔子则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子产、赵鞅要把刑法铸在铜鼎上，让公众知晓，叔向、孔子则明确反对“铸刑鼎”，这就是争论双方的基本观点。
在2500年后的今天，我们都知道，法律公开是一个基本的法治原则。为什么在中国法律史的源头，一个小国的政治实践者(子产)就提出了如此“先进”的法治理念？为什么孔子反而要拒斥这种“先进”的法律措施？有一些教科书把孔子反对“铸刑鼎”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思想落后、保守，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这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症结，既低估了孔子的人格，也无助于同情地、语境化地理解孔子的思想倾向。
按照《左传》的记载，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郑国的政治舞台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说，即使在个人生活中，子产也足以为人楷模。譬如，他遵循各种礼仪，过着具有德性的日常生活，因而获得了孔子的高度赞赏。但是，作为政治人物，子产心中还有一个致命的隐忧，那就是郑国的生存危机。在相互倾扎的列国环境里，郑国虽然历史悠久，文化古老，却地域狭小，实力不足，始终处于强大的邻邦楚国与秦国的威胁之下，危如累卵。身为郑国政界的中流砥柱，子产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保障郑国的生存权。然而，当时的郑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都处于礼崩乐坏的大潮中：上层的肉食者们相互谋杀，离心离德，冲突不断；下层民众也就像一群无头苍蝇，漫无目标，一片混乱。在这样的国内形势下，郑国的国力日渐衰败，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子产出台了多项政治改革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铸刑书”：把法律刻在铜鼎上，让法律向所有人公开。根本的目标就在于以统一的法律来重建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实现由乱而治的转向。
获悉子产推行的这项改革措施之后，晋国政治家叔向很快就派人送来一封信，他在信中指责子产并认为：古代的圣王不制定刑事法典，主要是害怕民众滋生讼争之心；民众若有讼争之心，必然抛弃传统的礼义，纷纷引征刑法文本；为了毫末之利，必将争执不休。这恐怕不是国家长久之征兆。面对叔向的批评，子产在回信中写道：“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这就是说，我的才能很有限，不能为子孙后*虑，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拯救当下的危局。
没想到在23年之后，晋国的赵鞅等人又要“铸刑鼎”，这就引起了孔子的抗议。虽然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孔子对子产的批评，但在《左传》的“昭公六年”与“昭公二十九年”中，分别记载了叔向对郑国子产“铸刑书”的批评以及孔子对晋国赵鞅等人筹划“铸刑鼎”的批评。把这两个相去不远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关于是否“铸刑鼎”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子产、赵鞅主张制定并公布法律，叔向（叔向，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春秋后期晋国贤臣，公族大夫，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孔子反对制定并公布法律。
为什么孔子反对制定并公布法律？孔子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坚信自己的“职业伦理”的必然结果。我们也可以说，孔子在恪守“以伦理为业”，这才是孔子的命根子。孔子对于贵族的伦理先锋队的信心，强调“伦理先锋队”对民众的领导，类似于真正的政治家对于政治的信心，真正的学者对于学术的信心，真正的宗教信徒对于宗教教义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说，孔子的角色类似于一个布道的宗教领袖。与之对立的子产身处庙堂之高，耳闻目睹的尽是礼崩乐坏的现实，对于当时的“贵族先锋队”早已失去了信心；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另辟蹊径，把建立政治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超越于贵族与民众之上的法律。这就是双方各自的长处与局限。
是否“铸刑书”、“铸刑鼎”，表面上看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深层却体现了早期法家与早期儒家关于法律、关于国家治理的不同立场。同时，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峙，政治家伦理与思想家伦理的分野。如果说子产的选择，反映了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伦理的思维方式，那么孔子的态度，则体现了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伦理的思维方式。

『捌』 论先秦法家法治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影响

内在逻辑如下。仅供来参考：
势术源法结合。
1、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
2、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
3、法是指健全法制。
4、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
5、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影响具体如下,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强调严格守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家十分强调守法，把守法看成推行法治的核心。
二、法家强调建设“富国强兵”的先进社会，反对历史倒退思想。
“富国强兵”是先秦法家思想中的核心战略目标。任何思想文化，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反映着时代的特征和面相。
三、法家强调“法治主义”，反对“法律虚无主义”
法家对“法治主义”予以高度重视。由于儒家将周礼视为人类实施政治治理的最为经典的规则系统，因此儒家在设计其治国方略时，往往强调国家治理必须依据礼，建构了所谓“为国以礼”为核心、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内容的礼治主义。
四、法家思想树立了立法三原则。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在他的书中谈到立法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立法三原则，即“一、显、固”。
如果想要具体了解法家的法治思想,建议读一读相关著作,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玖』 《论语》的“论”是什么意思

《论语》以抄记言为主，“论”是论袭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孔子弟子编纂的有关孔子言行的记录。共二十篇。内容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和弟子间的谈话，涉及政治、经济、教育、道德和哲学等，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宋代把它和《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

(9)论语论法治扩展阅读

《论语》的影响

《论语》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时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元代延祐年间，科举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务运动，废除科举之前，《论语》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论语》进入经书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谷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这样是十三经。”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论语》中保留了一些人们对孔子师徒的批评讽刺，有的作了辩驳，有的没有回答。其驳议辩难部分对后世很有影响，如《答客难》等设为主客问答进行辩难的小赋，都从《论语》受到启发；其自我解嘲部分，表现了儒家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奋进精神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