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次立法的内容

『壹』 香港《基本法》第23条内容是什么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对国家进行分裂活动的恐怖行为，颠覆中华人民共国人民政权。中央政府有权执行对香港戒严，到香港和平稳定后由特别行政区治理。

『贰』 阅读下面的新闻材料，概括这则新闻的主要内容。（20 字以内）香港特区立法会3 日表决通过了将作用于2

『叁』 香港立法会的制度

立法会议员透过委员会制度，履行研究法案、审核及批准公共开支及监察政府施政等重要职能。立法会辖下有3个常设委员会，分别是财务委员会、政府帐目委员会及议员个人利益监察委员会。 内务委员会在有需要时，会成立法案委员会，研究由立法会交付之法案。此外，立法会辖下设有18个事务委员会，定期听取政府官员的简报，并监察政府执行政策及措施。

『肆』 2019年才立法的香港国定法对2019年前的违法行为能定罪吗

中国的法律的时效问题一般还是从新从轻。

从新体现在对违法犯罪事件适用新法；从轻则体现在对罪犯的惩罚尽量采用较轻的法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伍』 香港基本法23条为何不立法

香港《基本法》第23条内容如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香港基本法23条为何不立法原因：
1、中国内地境内如有组织被中央人民政府定性为「危害国家安全」而遭禁制，政治人士和市民普遍认为。逗留香港的人，对香港作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实践参考。谘询文件引起市民忧虑的部分；
2、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均属违法，刑事条文泛政治化。检控「煽动叛乱」罪行不设时限，但建议的条文使反对「政府」等同於反对「国家」，有害无益。民主的制度容许市民监察政府。
3、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香港政府有权查禁该组织的香港分支而无需经任何调查，此文件过於严苛，不利於一国两制的实施，实属制造白色恐怖之举。知情不报者可被检控，也受法律约束，疑当局即可无限期地追究「煽动叛乱罪行」，不论国籍，其中「国家安全」被夸大，加上法案表决前夕代表自由党的行政会议成员田北俊辞职，基本法23条的立法过程引起香港各界反弹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文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通过，《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确保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得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

『陆』 香港立法会的会议

立法会在会期内通常每星期三上午在立法会大楼会议厅举行会议，处理立法会事务，包括：专提交附属法例及其属他文件；汇报及发言；发表声明；提出质询；审议法案，以及进行议案辩论。行政长官亦会不时出席立法会的特别会议，向议员简述有关政策的事宜及解答议员提出的质询。立法会所有会议均公开进行，让市民旁听。会议过程内容亦以中英文逐字记录，载于《立法会会议过程正式纪录》内。

『柒』 香港立法会的组成

由70名议员组成。在新增的10个议席中，5名议员由地方选区选出，5名议员由新增的区议会（第专二）功属能界别选出。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组成（非中国籍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国有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也可以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立法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除第一届任期为两年外，立法会议员每届任期4年。

(7)香港这次立法的内容扩展阅读

立法会在会期内通常每星期三上午在立法会大楼会议厅举行会议，处理立法会事务，包括：提交附属法例及其他文件；汇报及发言；发表声明；提出质询；审议法案，以及进行议案辩论。

行政长官亦会不时出席立法会的特别会议，向议员简述有关政策的事宜及解答议员提出的质询。立法会所有会议均公开进行，让市民旁听。会议过程内容亦以中英文逐字记录，载于《立法会会议过程正式纪录》内。

『捌』 请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内容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二十三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回、分裂国家、煽答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玖』 香港立法会的概述

《基本法》第六十六至七十九条就立法会的成立及职权订立规定。立法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法律；审核及通过财政预算、税收和公共开支；以及监察政府的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亦获授权同意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并有权弹劾行政长官。
《基本法》第四十九条及五十条订明，行政长官如认为立法会通过的法案不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整体利益，可将法案发回立法会重议，而立法会如以不少于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再次通过原案，行政长官必须在一个月内签署公布或按《基本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解散立法会。然而，经重选的立法会如仍以不少于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原案，行政长官必须签署公布法案，否则便须辞职。立法会获赋予这些新权力，是为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及立法机关能充分地互相制衡。
《基本法》亦详述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何种程度上享有自行制定法律的自主权。根据《基本法》第十七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属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后，如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但该法律的失效无追溯效力。

『拾』 香港立法会的解释可不可以作为约束力的先例

一、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的法源规范并非仅仅只是基本法第158条

任何法律制度总是由一系列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法律规范所构成，这些法律规范可能来自于一部法律，也可能来自数部法律。基本法的解释制度及其机制也是如此。的确，直接规限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体制）的规范是香港基本法的第158条。但不能说基本法解释机制仅仅由香港基本法第158条所规限，如果考虑到解释机制所应当包含解释权力来源、解释主体的性质地位、解释案的提起主体、解释程序等等衍生因素的话，它还逻辑地应当包括香港基本法的其他有关条款以及被基本法所允许保留下来的香港原有的相关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1999年人大常委会第一次释法中特区政府提请解释基本法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为当时一些香港法律界的人士就批评特区政府向国务院提出报告请求国务院提请释法于法无据，他们认为基本法全文中没有明文规定这样的做法，根据第158条的规定，只有特区终审法院才享有提请权。“反对人大释法的人认为，无论是在第158条所设立的《基本法》解释权分布体系里，还是在《基本法》其他条文里，都找不到可以支持行政长官在这次事件的情况下请求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法理依据。……行政长官请求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权，便是邀请中央干预，‘自毁长城’”。[2]民主派大状汤家骅甚至指责特区政府的做法是“出卖法治的交易”。[3]其实，特区政府并非依据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而是依据基本法第43条和第48条（2）所赋予的职权，向中央政府提交《关于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协助解决实施有关条款所遇问题的报告》，请求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此外，根据基本法第17条的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后，如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该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另有规定外，无溯及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可以也应当通过备案审查的方式解释基本法。尽管实践中尚未出现备案发回的情形，但理论上、逻辑上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一旦出现备案发回的情形，势必需要附上为什么发回的理由，这个理由必然涉及到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根据基本法第18条第3款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可对列于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减，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增减列入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时，也可能在作出的相关决定里需要“解释”相关法律是否“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的问题。

二、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并非仅仅由香港基本法所规限

香港基本法是根据中国宪法制定的全国性法律，基本法的解释机制建基于和受制于中国的宪政体制。因此，基本法解释机制的法源规范体系还应当包括中国宪法、立法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国务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相关规范。比如根据基本法第158条，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但这项权力并不只源于基本法，而是直接来自宪法第67条（4），立法法也有类似规定。这说明，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机制来源于并受限于国家的宪政体制，它必须回应和适应国家宪政体制的需要，必须站在一国宪政体制的高度去审视和解构。[4]

如果不从中国宪法、国家体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和宪制责任等高度去审视基本法的解释制度，我们可能无法正确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2条第4款和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解释》中阐明自己的解释依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5]在香港法学界和法律界影响很大的前港大法律学院包玉刚讲座教授佳日思就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把中国《宪法》第67条第（4）项作为它解释的依据之一，而并非仅依靠《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的规定。……这对《基本法》的完整性有严重影响。……这将对《基本法》的发展以及香港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产生严重影响。”[6]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释实践证明，恰恰相反，如果按照佳日思教授狭义地、机械地理解基本法解释机制的法源规范，对《基本法》的完整性才真正造成严重影响。如果我们只是孤立地认为基本法的解释机制仅仅由基本法所规限，那我们也无法正确解答仅看基本法第158条那些原则性、概括性条款所留下的不确定性问题和引起的种种争议，比如非诉讼情形下的解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可以主动解释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特区法院自行解释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后还有无权力解释这些条款等等问题。

这里，我们还需要回到基本法第158条作进一步的分析。第158条的四款条文如下：

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仔细分析第158条的含义，本条第2款、第3款的内容仅仅只是针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诉讼案件中基本法的解释权安排、解释范围和解释程序等问题作出规定，而没有对非诉讼中实施基本法的情形作出规定。而根据本条第1款的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里的“解释权”是一个完整的、解释基本法实施中所有需要解释的问题的权力。而第4款规定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基本法前需要征询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的原则程序。需要细究的是，法律解释是为了正确实施法律而对有关法律或法律条文的含义、立法意图以及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定义等所作的说明，而法律的实施包括法律的遵守、法律的执行和法律的适用，显然，司法仅仅只是法律实施中的一个环节，但司法无法涵盖所有法律实施的情形，这样，在法院无管辖权或没有诉诸司法的情形下，基本法实施过程中需要进行解释的情况发生时，例如解决关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的理解争议[7]以及解决行政长官缺位时产生的新的行政长官的任期问题上的认识分歧[8]需要解释基本法时，第158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根本无法适用，只能根据第1款和第4款来展开解释程序。进一步的问题是第1款和第4款都没有规定由谁提请解释的问题。显然，必须从基本法的其他条款和立法法等法律寻求法律依据。2004年和2005年的两次人大常委会解释实践也表明，基本法的其他条款、立法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条款均构成释法的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

三、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并非仅仅受制于制定法

前已述及，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并非仅由香港基本法所规限，它的法源规范体系还应当包括中国宪法、立法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国务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相关规范。前述规范都是制定法规范，但既然基本法赋予了香港法院的终审权以及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考虑到香港的普通法传统，法院释法中创造出的先例显然具有判例的效力，从而构成解释机制的规范。因此，笔者认为，既往释法实践所创造出来的行之有效的释法先例或者宪法惯例也应当构成基本法解释机制的法源规范，不排除未来还有新的惯例可能成为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法源规范体系之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