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立法
① 生态补偿的存在问题
我国的生态补偿工作才刚刚起步。已实践多年、取得了很大成绩的退耕还林，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贯彻“生态目标不到位”和“给农民的补偿不到位”的问题。前者表现在护林环节上，农民出钱出力确保生态效益的动力不足，后者表现为经济补偿没有及时全部兑现给农民，加上后续产业开发未跟上，一些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贫困面增大的趋势。作为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生态补偿实践，“生态目标”不能实现，将影响到这一政策的成败。由于生态林的成长和生态效益发挥需要近十年的时间，生态效益又主要是公益性的，因此生态目标在其他目标中最为脆弱，很容易成为急功近利的牺牲品。而“经济补偿”落实不到位，不仅会使退耕还林难于持续或出现反复，还可能在一些地方加剧社会矛盾。这也说明，真正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种远比想象深刻的社会利益大调整和制度创新。
退耕还林政策只是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一次成功实践，还有许多方面都需要生态补偿机制。城市水源地的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江河上游水资源利用与中下游用水的矛盾，生态屏障的建设与投入的矛盾，喀斯特地区过度开垦导致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问题，草原过度放牧或过度耕种带来的风沙问题，以及自然保护区的保护问题等。虽然已有许多政策措施，但由于没能从机制上解决生态价值补偿问题，即使一些地方的保护与发展关系得到协调，也还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影响可持续发展。这正是人们纷纷呼吁解决生态补偿问题的原因。 生态补偿真正付诸实施，还面临不少问题。诸如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内容和建立的基本环节是什么；生态补偿的定量分析尚难完成，制定各地区域生态保护标准比较困难；生态补偿立法远远落后于生态问题的出现和生态管理的发展速度，许多新的管理和补偿模式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给予肯定和支持，一些重要法规对生态保护和补偿的规范不到位，使土地利用、自然资源开发等具体补偿工作缺乏依据；生态建设资金渠道单一，使所需资金严重不足等。生态补偿涉及公共管理的许多层面和领域，关系复杂，头绪繁多。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如何评估，生态环境保护的公共财政体制如何制定，流域生态如何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建设怎样进行，都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在建立我国生态补偿机制上面临的种种困难，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不迫切，应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中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系统的审视与研究，这也是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步骤。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乐山市委书记姜晓亭认为，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但从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看，现行的生态补偿政策还不尽完善。
“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的生态补偿政策，在实行中存在三个不明显。一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不明显，无论是天然林保护还是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短期内都是没有直接效益产出的，其中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的生态林只能产生生态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导致这些地区的农民增收困难；二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明显，三是调动地方生态建设的积极性不明显，一些地方出现生态好，地方反而穷的反差现象。
② 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首次提出了什么原则从而实现了立法理念上的重大转变
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首次提出了“保护优先”的原则，实现了立法理念的重大转变。
1、“保护优先”的原则的含义。“保护优先”原则所承载的功能是，遇到环境(生态)风险科学性不确定的情形，应以保护环境(生态)为优先原则。“保护优先”原则与同条中“预防为主”这一实质学理上的预防原则处于同一技术层面，且能形成功能互补，即以“预防为主”原则针对可在科学上确定的环境损害，以“保护优先”原则针对暂时无法在科学上确定的环境风险。因此，实际上这里的“保护优先”原则的学理表述应为风险防范原则。
2、新《环境保护法》有关“保护优先”原则的规定。
《环境保护法》第五条：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
3、2013年6月19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就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14种“严重污染环境”的入刑标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环境问题一定能得到改善。
③ 王健教授提出，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理论很多，概括起来有哪几个的理论
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新型的资源环境管理模式，是新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创新的重要内容。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有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产权理论生态资本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生态补偿机制的实现路径主要有：①加快立法进程，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法律保障；②全面开展评估工作，使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③加强生态服务功能研究，为补偿标准制定提供科学依据；④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为生态补偿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
④ 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
生态补偿是生态维护与建设的重要手段,它也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指调整生态补偿关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所组成的规则系统,构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我国现今建立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法秩序的任务之一,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是环境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选择了一个基本的环境法学研究方法,即以法学为依托,以生态经济学、自然资源学、环境管理学为背景,以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制度、管理体制作为切入点,通过研究这些基本的法律要素,以实现生态补偿法学理论研究突破与法律制度设计的双重任务。在结构上本文分六大部分。前言介绍了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的时代背景及选题意义。第一部分通过界定生态补偿的法律概念和分析生态补偿的法律构成要素,对生态补偿进行应然的法理判断,认为在生态型社会中,法学上的生态补偿指的是在生态维护与建设过程中,政府对生态利益受损者的利益填补与回复,生态补偿具有行政补偿的性质。第二部分研究了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社会基础,认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建立在生态外部性理论、生态资源价值观、生态资源共用品理论、公平理论的基础上,体现了法律生态化的趋势,在我国现今的政治、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状况下,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很有必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也很有意义。文章的第三部分完成对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构建。首先明确了生态补偿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认为现阶段的生态补偿立法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遵循科学的立法原则;其次确立了生态补偿的法律原则,即生态利益原则,政府主导、市场推进、社会广泛参与原则,公平补偿原则,灵活性原则,其中生态利益原则体现了生态型社会生态公平与生态正义的价值目标,是基本的法律原则;再次,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按照生态补偿机制运行的差异,研究了生态补偿经济平衡制度和生态补偿市场平衡制度,前者包括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税费制度、生态补偿基金制度,对于后者主要探讨了水资源交易制度、配额交易制度,出于区域生态利益平衡的需要,还设计了生态补偿区域平衡制度,如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特区制度;最后,研究了生态补偿的管理体制。第四部分提出了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如立法模式选择问题、突破点问题、公众参与问题、生态补偿政策作用问题。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⑤ 生态补偿机制的存在问题
我国的生态补偿工作才刚刚起步。已实践多年、取得了很大成绩的退耕还林，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贯彻“生态目标不到位”和“给农民的补偿不到位”的问题。前者表现在护林环节上，农民出钱出力确保生态效益的动力不足，后者表现为经济补偿没有及时全部兑现给农民，加上后续产业开发未跟上，一些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贫困面增大的趋势。作为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生态补偿实践，“生态目标”不能实现，将影响到这一政策的成败。由于生态林的成长和生态效益发挥需要近十年的时间，生态效益又主要是公益性的，因此生态目标在其他目标中最为脆弱，很容易成为急功近利的牺牲品。而“经济补偿”落实不到位，不仅会使退耕还林难于持续或出现反复，还可能在一些地方加剧社会矛盾。这也说明，真正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种远比想象深刻的社会利益大调整和制度创新。
退耕还林政策只是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一次成功实践，还有许多方面都需要生态补偿机制。城市水源地的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江河上游水资源利用与中下游用水的矛盾，生态屏障的建设与投入的矛盾，喀斯特地区过度开垦导致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问题，草原过度放牧或过度耕种带来的风沙问题，以及自然保护区的保护问题等。虽然已有许多政策措施，但由于没能从机制上解决生态价值补偿问题，即使一些地方的保护与发展关系得到协调，也还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影响可持续发展。这正是近年来人们纷纷呼吁解决生态补偿问题的原因。
生态补偿真正付诸实施，还面临不少问题。诸如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内容和建立的基本环节是什么；生态补偿的定量分析目前尚难完成，制定各地区域生态保护标准比较困难；生态补偿立法远远落后于生态问题的出现和生态管理的发展速度，许多新的管理和补偿模式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给予肯定和支持，一些重要法规对生态保护和补偿的规范不到位，使土地利用、自然资源开发等具体补偿工作缺乏依据；生态建设资金渠道单一，使所需资金严重不足等。生态补偿涉及公共管理的许多层面和领域，关系复杂，头绪繁多。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如何评估，生态环境保护的公共财政体制如何制定，流域生态如何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建设怎样进行，都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目前在建立我国生态补偿机制上面临的种种困难，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不迫切，应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中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系统的审视与研究，这也是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步骤。
⑥ 生态补偿条例的政策历史
我国在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政策体系上迈出了重要步伐。1998年修改的森林法提出，“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为保证退耕还林工作顺利推进，2002年国务院出台了《退耕还林条例》，对退耕还林的资金和粮食补助等作了明确规定。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作出明确规定：“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建立健全对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域和江河、湖泊、水库上游地区的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2010年12月25日，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其中第三十一条作了补充性规定，即“国家加强江河源头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水源涵养区水土流失的预防和治理工作，多渠道筹集资金，将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纳入国家建立的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在巩固现行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生态补偿的内容。
各地在推进生态补偿试点中，也相继出台了流域、自然保护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等方面的政策性文件。浙江省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是省级层面比较系统开展生态补偿实践的突出事例。 近10年来，中国先后启动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西南溶岩地区石漠化治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甘肃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等具有一定的生态补偿性质的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总投资达7000多亿元。同时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水污染治理工作，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安排用于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入的资金有2000多亿元。 杜鹰指出，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机制还存在着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科学、补偿模式比较单一、资金来源缺乏、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我国将加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立法建设。
⑦ 如何建立横向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
如何建立横向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
好的生态不是免费午餐
试想一下，如果四川水土流失严重，上海人将面对什么样的黄浦江？如果内蒙古沙尘四起，北京人还能见到纯净的天空吗？
“我们现在也注意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自然、资本、生态补偿以及生态服务定价或者绿色预算、核算等。这些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其基本的理念就是—环境是有成本的，并且应该把它加入主流的决策过程。它不仅关系环境本身，还事关决策。”巴基斯坦环境保护部原部长阿明说。
如何在自然资源定价的基础上，通过跨区域的合作方式，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解决共有自然资源的定价问题？在6月26日召开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绿色政策工作坊—横向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主题论坛上，这是与会专家关心和讨论的话题。
“青山绿水”与“金山银山”需要生态补偿守护
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科学确定生态保护者与生态受益者的权利和义务。加快形成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在《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引导生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之间通过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实施补偿。
“生态补偿在中国不是新事物，已经研究跟实践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了。”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说，所谓“上游青山绿水饿肚皮，下游吃香喝辣要减肥”。长期以来，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系统退化严重，环境污染触目惊心，资源环境压力前所未有，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绿水青山要守住，金山银山要建设。”王金南认为，生态补偿机制是“青山绿水”保护者与“金山银山”受益者之间的利益调配机制。
2005年，中国出台“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十二五”规划纲要则提出，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推行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加快制定实施生态补偿条例。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雨果有句名言，"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到来的想法"。”阿明说，“如果看一下环保领域，可以说生态补偿的理念已经成熟了，它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巴基斯坦，环保部门尝试把环境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通过对环境退化进行成本核算。阿明举例说：“红树林是有价值的环境资源和资产。在印度洋海啸之后，许多红树林都受到了严重破坏。为此，我们建立了面向未来的红树林这样的合作项目，来研究红树林这样的自然资源真正的经济价值。”他还了解到，英国政府每年的年度预算都有绿色预算，也就是跟环境相关的预算，研究哪些自然资产是需要考虑的、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并对成本和效益进行对比和计算。“关键是如何将这种理念和实践在发展中国家变为主流。”
生态补偿与公众期待还有差距
如何以最低的资源、环境成本确保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将资源、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自然，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这绝非易事。
“生态补偿这一问题讨论了很多年，说来容易却做起来难。”王金南表示，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是明确界定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权利义务、使生态保护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制度。
王金南表示，目前，我们国家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必须关注为什么要补、谁补谁、补多少、怎么补、资金从哪儿来、效果如何等六大环节。“生态补偿目前存在管理多元化、政策碎片化，责任主体、分工不明确，管理交叉等问题。”他坦言，中国生态补偿与公众期待还是有差距。目前，中国各类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和资金已达到相当规模，但一些政策未进行梳理与整合，导致现有的各类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存在交叉或重复现象，对生态保护的引导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试着想找到过去十年市场在生态补偿中扮演的角色，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看到。”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说，就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来说，目前中国呈现双重市场失灵的特征，因此必须建立生态补偿的市场，并且保证它高效、正常的运转。
市场与政府须“双轮驱动”
“云南的抚仙湖有超过200亿立方米的蓄水量，其市场价值却少得可怜，使用价值也很低。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存在价值却很大，中国不能失去这样大规模的高质量湖泊。要保住这样的湖泊，政府必须作为。”齐晔认为，市场本身并非生态补偿最重要的工具，政府在资源分配方面，更应该扮演好创造市场、并保证市场公平的角色。
齐晔表示，在推动生态补偿过程中，要注意层次分明，让市场有所作为，还要让政府发挥其能力、承担起责任；需要设立机制，让不同的区域形成协同效应。“政府的角色是创造市场，并保证市场能够扮演其公平、恰当的角色，特别是在资源分配方面。”
在王金南看来，在生态补偿上，我国应建立市场补偿机制和政府补偿机制的“双轮驱动”机制。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如管理多样化、重复补偿等现象，政策没有形成长效机制等。他建议，今后要从国家、省、地区三个层次建立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加快推动生态补偿立法与技术规范制定，推动横向生态补偿，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
王金南建议，继续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偿力度，逐步提高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效果评估制度，完善生态保护补偿绩效考核机制；对于一些重大工程，建议适当整合渠道并将补助期限延长，确保相关居民顺利转产。
全球环境基金主席石井菜穗子说，应当通过市场机制补偿生态发展，通过国家、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实现生态补偿长效性。
“国家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四种不同的补偿方式：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还有共建园区。可能某些专家认为，从制度上建设来看，这样一种补偿很难实现一体化。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完全机制化的补偿办法还在形成过程中，在此情况下，我想采取多样化的办法，体现补偿的要求也有一定的作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二局局长尹艳林说。
给公众一个深入自然的理由
中国气象报记者 赵晓妮 杨春竹 通讯员曾居仁
6月底的贵阳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一派绿意，风一吹，云和水都在动。
“我们要给公众一个理由，让公众理解为什么要去自然，为什么要去森林，为什么要去湿地。”
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上，北京林学会副理事长王小平表示，需要挖掘生态保护和治理的价值，提高公众参与度，“挖掘、保护、恢复和发展”。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韩国生态旅游协会会长金星一亦有同感。讲起韩国的恢复森林政策，金星一认为有三个因素保证该政策的成功实施，首先便是强有力的领导，“历届总统都非常支持森林恢复，将水资源、森林资源保护作为政府优先的任务”；其次是在经济方面的协同增效，让所有资源都能够参与进去；第三是新村运动，“就是老少参与，所有人皆是其中的一员，实现环保和节能”。
当然，生态治理并非易事，比如太和江的恢复就经历了艰难历程。太和江横穿蔚山市，而蔚山是韩国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从1960年到2000年，城市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到2000年出现了很多工业园，人口急速增长，经济发展迅猛。
“但城市发展是有代价的，那里的河流已经变成了死河。”金星一说，“于是他们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恢复，我曾与一个官员聊天，他说他们投入了10亿美元进行修复和改造。”
2002年，蔚山市开始治理太和江，首先截污阻排，阻断污水流入太和江，疏浚8.8公里的淤泥带，拆除混凝土河堤，建成绿色堤岸，征收河两岸44万平方米土地，建成了沿江步行道、足球场、公园和自行车路。除了巨额资金，金星一认为，公众参与是推动太和江恢复成功的关键，公众负责清洁、植树、运营等。“现在我们看到鸟和鱼又回来了，人们甚至在太和江里举办游泳比赛。”他颇为感慨，“一条死河变成游泳举办地，成为最富饶的候鸟聚集地，十分不易。”
“从机制和体制上我们能做什么呢？比如说绿色义工的组织、绿色假期、绿色志愿者等，这些活动由谁组织？”王小平提出，在倡导公众参与这方面，专业的协会组织在凝聚共识、聚合力量和行动方面不能缺席，要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情。
王小平说：“我们不能抱怨说，我们的森林这么好，为什公众不来。实际上，城市长大的孩子对森林有恐惧心理。今年通过森林大篷车进城市公园活动，可以帮助孩子和家长去学习和理解。另外，在法律层面，我们去年发起了一个中小学生课外活动的计划，要求中小学生每年要有百分之十的时间与自然相关。”他认为，除了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应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为公众提供便利，顺势引导，让大家感受到“我应该到大自然中去”。
专家畅谈：生态补偿应注重资源整合
中国气象报记者杨春竹 张静
在以“绿色政策工作坊—横向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为主题的生态论坛上，巴基斯坦环境保护部原部长阿明，艾卡特环境与投资集团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委会专家约翰·福格齐,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助理教授萨雅吉·博斯，哥斯达黎加火山山脉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菲利普·卡拉佐，全球环境基金主席石井菜穗子等嘉宾展开对话。
“生态补偿不仅事关环境本身，也事关各行各业的决策。”阿明认为，现在对于生态补偿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自然、资本、生态补偿以及生态服务定价或者是绿色预算、核算这样一些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基本的理念就是环境是有成本的，并且应该把它加入主流的决策过程。他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生态补偿的，这需要可行的绿色增长目标，需要重视环境，更需要谨慎保护环境，而不是出卖环境。
约翰·福格齐强调，中国是一个人口流动非常大的国家，因此必须有更好的稳定性、可持续性，这样才可以保护环境，同时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齐晔针对中国在生态补偿方面出现的双重的市场失灵这一问题开出的药方是，要有一个市场，并保证它高效、正常运转。同时，政府必须作为，要让市场发挥作为，要建立机制，让不同的区域形成协同效应，保证市场能够扮演其公平、恰当的角色，特别是在资源分配方面。
萨雅吉·博斯谈到生态补偿机制体制的时候，特别想到了中国的谚语—饮水思源。他说，对中国来讲，实行增加生态补偿的机制非常重要。城乡的人口流动，只要使用了良好的生态补偿机制，城乡人口的流动是可以解决的。中国目前处在一个过渡期，未来在GDP中服务业占的比重和消费会增加，所以生态补偿非常重要。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认为，要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做好生态补偿，建立生态补偿三大维度，建立国家层面的横、纵向补偿机制，明确如何补、谁补谁，补多少。如，以生态环境的正负外部性定标准，建立输血和造血双轮驱动，从政府、市场化受益者、生态善心者，实现补偿资金多渠道，同时，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的三方发展。今后，应从国家、省、地区三个层次建立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加快推动生态补偿立法与技术规范制定，推动横向生态补偿，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
菲利普·卡拉佐强调，应重视生态良性发展，注重整合资源，注重自然资源的利用，通过建立基金会，推动生态保护，组织土地所有者积极参加森林的保护，建议加强合作，在政策、法律层面上实现互动。
⑧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理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把“水土保持”定义为，对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造成水土流失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这些预防和治理措施主要包括：工程措施、农业措施、林草措施和自然修复措施。水土保持的种种措施都是生态建设行为，牵涉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存在着公共产品及外部性特征，需要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的生态补偿机制。法理学认为，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能够调整和平衡各种利益关系，能够确认和保护生态建设的成果。因此，十分有必要从法理学的角度探究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为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立法实践提供参考和理论支持。
一、水土保持中利益相关者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范畴，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任何一项权利都必然伴随着一项或几项保证其实现的义务，而不管这个义务是权利人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简而言之，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的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与其他组织、居民履行了水土流失预防及治理的义务，但同时也剥夺了其自身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权利。相反，作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受益区的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居民不仅享受到良好的水土资源环境，而且利用优越的水土资源发展经济取得巨大的效益，但却没有承担水土流失的预防和治理义务，这显然违背法的公平原则。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正是基于这一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考量，赋予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主体要求其生态功能区受益主体向其进行必要补偿的请求权，以调整和平衡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二、水土保持中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的对立统一
环境权是随着环境危机的加重和环境意识增强，逐渐被人们呼吁和接受，并被很快写入许多国家的法律，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生存权是人类最基本的的权利，任何人的生命都受法律的保护，但是维持生存的基础是物质条件。例如在边远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是当地居民的生存之本，它们靠开垦荒地和伐木为生，越垦越穷，越穷越垦，越伐越穷，越穷越伐，造成土地荒漠化和水资源的匮乏，水土流失相当严重，侵害了公民的环境权。这里存在着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冲突问题，是世界各国都无法避免的棘手课题。在利益的权衡之下，西方发达国家更多地强调环境权的保护，而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更多地关注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实际上，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应当寻求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之间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在法律上创设生态补偿制度，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调和剂，使人类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并行不悖。一方面，国家通过赋予公民在合理限度内使用水土资源的权利，充分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另一方面，水土资源又可以通过充足的补偿基金得到有效的修复、保育、维持和管理，并充分发挥水土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功能，从而使生态环境得到保护。通过建立这种机制，可以使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之间的冲突得到有效的协调和解决。
三、水土保持中的自然权利
英美法系缘于其自由主义的法律传统，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和诉讼主体资格。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权利主体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已扩展到动物、植物以及所有生命形式，乃至大地、岩石、河流、生态系统。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动植物、自然享有的权利，人类应当尊重自然的权利。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西方自然权利的新理念，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的生态补偿机制，制定和完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法律政策，是尊重自然权利的需要。
四、水土保持中的生态正义
（一）自然对人类有其承载力的限制
过去人们的眼光只停留在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治理，其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作为人的对象的自然资源是一个方面，而人本身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人的存在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对自然的关系状况。自然对人类有其承受力的限制，它不可能承受无限多的人口，也不可能承受无节制消耗资源的生活方式。人类只能在自然的承受力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因此，人类应当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向这一方向调整，不能将一切交给市场决定，而是运用法律制度自觉地和有目的地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引向与自然和谐的方向。自然对人类有其承载力的限制体现在水土保持中就是水土资源在一定的时空中的供给是有限的，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们应当不断地调整自身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给水土资源生态系统以恢复和修复的机会，这要通过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实现。
（二）生态正义
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了环境正义运动。这一运动有力地揭示了美国环境管理制度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不平等，它对于白人中产阶级所给予的保护要大于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而且还批评环境组织在环保方面更多的是关心树木和鸟类，而不是人们在生态方面的权利。美国环境正义运动中的一些学者还探讨了如何通过环保法实现环境正义的问题。他们指出，环境正义的理念是民权法理念在环境法中的运用，但是，民权的基本价值是为反对多数人的压迫而提供保护的，而环境法则是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多数人利益。
我国在生态正义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东西部的差距和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体现在东部发达地区存在严重的工业污染，而西部落后地区主要是自然环境严重恶化，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城乡差别体现在农村的环保所受到的关注不如城市；乡镇企业的排污所受到的限制和治理不如城市，农村许多地方电力缺乏，农村电价是城市的1～2倍，更无天然气等燃料，只能割草砍树作为燃料，植被破坏严重，导致水土流失。
生态正义包括三条伦理原则，即种际正义原则、代内正义原则和代际正义原则。种际正义原则也称生态可持续性原则，要求人类必须以一种不危及地球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方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能源。代内正义原则又称社会及经济平等原则，即个人可以在平等基础上按适当标准获取自然资源和能源，并允许其对需要的满足。代际正义原则也称为对后代负责的原则，即人们必须以一种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自然资源和能源要求的方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能源。
我国在水土保持领域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例如水资源属于公共产品，流域生态服务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受益的对象和范围难以确定，常常造成受益者不补偿，保护者不受益的现状。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中还存在着政策不能兑现，补偿不到位，农民利益受到严重侵害，丧失了进行水土保持的积极性等现象。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要建立在对这些不公平现象调整的基础之上。因而，借鉴美国生态正义的理念，坚持种际正义、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三条生态正义的原则，是我国水土保持生态功能补偿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⑨ 什么是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是国际上的通行作法。其主要内容就是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实现生态效益受益地区对生态效益贡献地区的经济补偿，同时也为重建环境保护提供长期的、稳定的资金来源。
⑩ 国外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政策法律
从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国家开始进行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的尝试，并取得了进展，获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其中，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在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方面的实践开展较好，相关的法律较为完善，其中的许多法律法规对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政策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下面重点对国外具有代表性的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的法律法规进行介绍。
一、美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相关法律政策
美国通过制定实施保护性退耕计划等一系列农业保护计划保护农业耕地，恢复其生态功能。1956年美国政府推行保护性退耕计划，鼓励农场主短期或长期退耕一部分土地，“存入”土壤银行，银行付给一定的补助，对按照计划退耕的农场主给予农产品价格补贴，引导农场主把退耕土地用于土壤保护。1965年又实施了有偿转耕计划，进一步细化了退耕休耕的生态补贴。1985年美国政府制定实施了“保护性储备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在美国农业部的监督下，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行为期10年的休耕或永久性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同时作为补偿，由农业部每年向该计划的参加者支付一定数量的补助金。
1985年《美国农业安全法案》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立法，该法案为之后相继出台的1990年、1996年、2002年《美国农田法》树立了样本。1985年以来，美国国会将部分日用品的物价和扶持借贷资金改变为农田保护支付，并在之后相继出台的1990年、1995年和2002年《美国农田法》中继续增加保护基金。
1994年，随着美国农业部水土保持局开始对湿地、水质和土质给予了同样的关注，自1985年开始实施的宽泛基金项目和土地休耕保护计划改变为诸如保留地安全计划、湿地保留计划等新的一些计划，对这些计划的基金资助水平逐步提高。每个计划的目标、方法和要求都各不相同，但都是由美国农业部管理，这些计划共同为农业部门的生态计划提供了发展潜能。
美国水土保持行政区法提供了一套建立水土保持行政区的机制，从而保护水、土和相关资源。在水土保持的过程中，美国政府通常会采用成本分担的方法和引入贷款项目，以弥补农民和土地使用者资源保护活动的成本。
美国很多州通过颁布农田保护法，并提供多种机制以保护农田。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为了有效的保护农田，要求权威机构在沿海地区收取契约费、开发权、地役税及土地的其他收益，用以防止农业用地水土流失，并将这些农业用地聚集成适当规模的地块，便于继续开展农业生产。在获取农业土地收益时，权威机构应赋予城市边缘地区以优先权，因为在城市边缘地区，城市化进展对农业用地的影响最大。
为保护矿区土地，亚拉巴马、阿肯色、佐治亚、爱达荷、衣阿华、马里兰、密西西比、新墨西哥、俄勒冈、宾夕法尼亚、田纳西、得克萨斯、犹他和威斯康星州纷纷制订了露天采矿法。这些州的露天采矿法建立了露天矿土地开垦基金，以保护和保存受到露天采矿活动影响的自然资源和开垦地区。马里兰州的露天采矿法有两个附加规定，用来解决喀斯特地形的脱水问题。这些规定保护了位于喀斯特地形的巴尔的摩、卡罗尔、弗雷德里克和华盛顿郡受到影响的地产所有者。露天采矿法要求有关机构在喀斯特地区的露天矿周围建立脱水影响地带，并采取计划使在这些郡的许可证持有者减轻或补偿对地产所有者的影响。
二、新西兰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政策
早在1893年，新西兰就颁布了土地排涝法案，为排涝委员会在排涝区建立排涝方案提供了依据，排涝方案的资金来源于向当地的土地所有者收费和政府支持。
到1940年，新西兰有10%的土地被严重侵蚀，每年有大量泥沙从土地上流入河流或海洋。为了应对生态环境退化，新西兰1941年颁布水土保持和河流控制法案，用以防止和减少砍伐森林和不经济的耕作方法引起的水土流失，促进水土保持，调度受影响区域的水流。该法规定“流域委员会应该建立征税区，向受益于工程的占有者征收土地税，征税的比例按照获益的程度来确定”，该规定明显具有生态补偿的含义。
基于1967年的《新西兰水土保持法》确立的《新西兰水权规则》确立了水资源的国有化（国家所有权），具体规定如果一个人希望取水、调水、筑坝、用水或者排放废水，需要得到水资源许可。
1991年新西兰颁布了资源管理法案，该法案基本认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未来地球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通过福利再分配实现代内公平，通过维持生态系统的生存能力以使未来人们获益，从而实现代际公平。该法案的宗旨是保持环境潜力来满足可预见的未来人们的需要；保证空气、水、土和生态系统的生命承载能力；避免、补救或者减轻任何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新西兰地区议会也积极制定关于水土保持的地区政策文件和规划。这些政策、规则和指导方针都认识到在可持续管理原则下保护水土资源的必要性，一些政策和规划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河流、土壤。比如要求设置缓冲区来减少化肥流入湖泊及河流，这些要求得到社团大力支持和地方当局的财政支持。生态修复工程的花费一般来说归地方议会负担。从中央政府获得资金的地方，依靠相关部（委）（农林部）的政策，资金将公平分配给得到批准的工程。否则，补救工程款也许由土地占有者作为自愿贡献支付，或者通过地区或区域议会，以土地税，或者恢复提供整个或部分服务的利润成本的特定比率来支付。因而，地方当局费率（土地税）可以包含每年维护堤防、防洪工程、成本费用、侵蚀控制和减少径流进入水道方面的费用。
三、澳大利亚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政策
在70多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采用各种技术、体制、法律、战略，以求达到保持水土的目的。近20年来，水土保持工作在政治方针和立法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国家范围内，澳大利亚水土保持工作的主体结构已经完成。截至1950年，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水土保持法规，并成立了一些水土保持机构，有些机构以高度完善的水土保持综合方法而闻名世界。
澳大利亚宪法有关于水土保持的补助政策、税收政策及银行、保险业优惠利率政策。宪法确立的补偿政策主要针对农业和水土保持项目。在水土保持行动和土地退化管理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宪法的第96条是联邦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联邦议会能向国家保证，在提高公众资金方面，无论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征税还是贷款，联邦议会均能显示出压倒性的优势。第96条提到拨款在农业地区的应用有着很长时间的历史，早在1930年就开始用于补贴小麦种植者。在1974年至1975年之间，还将拨款用于水土保持建设项目上，有条件的州将参加全国水土保持合作研究。国家还为全国水土保持项目建立资金，这是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在澳大利亚现在普遍用另一种方式替代补偿，即采用资源保护和工程的资金援助计划。
自1940年以来，宪法的税收权力（宪法第51条第（2）款）已规定允许扣除税收用于水土保持。这项权力可以更积极地用于从造成土壤退化的活动中设置包含高税率的差别税率。有关奖励金额方面的立法权（宪法第51条第（3）款）也可以对税收扣除或退税起到同样的作用，奖励金额可用于支付为促进水土保持而使用的设备或其他一些投入。宪法还规定银行（作为一个特定类型财务公司，宪法第51条第（13）款、第51条第（14）款）、保险业可以考虑提供水土保持贷款或给予土地使用者优惠利率，以帮助控制土壤退化、旱灾及水灾的影响。
维多利亚水法中有关于环境公益诉讼赔偿金的规定。在正常的环境公共利益的诉讼中，要求损害赔偿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申请人不会遭受可赔偿性的损失，如果某人由于违反环保法的某种形式造成土地退化而遭受财产损失或破坏，此人就有权获得防止或减少损失所采取行动而花费的费用，这可能包括预防保护费用，减轻环境破坏费用和恢复费用。当成功起诉犯罪时这种补偿可申请获得，而不需要受影响的一方进行另外的民事诉讼。
四、德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相关法律
德国的水域法、土壤保护法等法律都有关于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规定。1987颁布的《德国水域法》第八条“批准”第三款规定：“根据法律，当水域的利用会引起其他的不良影响和引起相关人员的反对的时候，只有通过设施避免和弥补不良影响后，才能发放许可。如果不能做到上述条件，但是为了满足大众利益，也可发放批准，同时应对相关人员进行补偿”。第18条“所有权和权限的弥补”规定：“当根据水域的数量和属性不能够满足所有利用的要求，或者会危害大众利益，尤其是大众供水时，许可、批准、原有所有权和权限的执行类、规模和时间，可以通过向当局申请弥补程序来调整或限制。”
1998年颁布的《德国土壤保护法》第10章“其他规定”中规定：“主管机构根据规定对固定土地所有者和居住者发布关于限制农业、林业用地的土地管理条例，如果该土地使用限制条例造成了当事人的负担和困难，主管机构应在符合各州法律的前提下进行调整，制定相应的经济补偿制度”，第25章“价值补偿”中规定：“如因恢复措施导致地块市场价值的增加，应区分地块的不同价值，即没有实施措施时的价值（初始价值），完成恢复措施后的价值（最终价值）。补偿金在安全和恢复措施完成后支付，金额由主管机构决定。如果补偿金额在安全和恢复措施完成的第4年底还没有确定，则终止价值补偿义务”。
五、欧盟水土保持法研究成果
欧盟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空气和水的保护就已经被纳入到欧洲环境政策中，近些年来水土保持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欧盟非常重视经济手段对于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重要作用。欧盟委员会建议环境政策应更多地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监管手段。市场手段包括补贴、税收、收费、许可证制度等。虽然经济手段（除了补贴）还没有用作土壤保护，并且在未来几年，特别是在欧盟排放许可证贸易体系及新的水资源框架指令下，水资源利用（没有包括污染方面）全部成本补偿机制可能更加普遍地采用经济手段。
欧盟委员会在2001年1月26日发表了“环保援助指导方针”，它陈述了适用于条约规定的援助，例如补贴可用到改善有污染问题的农业用水和排水渠设施的建设上，但必须注意补贴所能达到的预期结果，否则就如一些用于林业和农业的补贴，因为没能区分补贴效果，已经被控对环境有不好的影响。更好的土壤保护是建立在提高现有的各州之间的信息、培训、咨询、农业环境土壤保护方面补贴的基础上，只要这些措施不支持有害环境的行为，这一行动将受到欢迎，环境敏感行为的补偿也可能被视为这一类，当前农村保护政策一直是自愿性质，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同意因环境利益而放弃某些自身利益时，可以得到补偿。这有时是通过直接补偿，有时通过协商管理协议，例如，保护国家自然资源或具有特殊科学价值的地区可以达成共同管理协议。
环境税及土地使用权交易等在部分欧盟国家被作为生态补偿的有效手段。环境税以直接消耗环境的污染者支付为原则，例如英国按照在垃圾填埋场上处理每吨废物征收垃圾填埋税，另外征收使用矿物氮肥的特别税也有助于减少有害物质进入土壤。另外，英国还建立了允许垃圾填埋权在垃圾处理机构间转让的机制，再结合土壤板结税的征收，可以有效防止土地板结，进一步逆转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趋势。
六、日本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政策
日本对土地征用补偿的立法非常完善，依据日本《土地征用法》的规定，重要的公用事业都可运用土地征用制度，征用损失的补偿以个别支付为原则，而支付的财物，原则上以现金为主，补偿金额以被征用的土地或其附近类似性质土地的地租或租金为准。日本的土地征用补偿是根据相当补偿的标准来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完全补偿标准确定土地补偿费。具体来看，日本征用土地的补偿包括征用损失补偿、通损补偿、少数残存者的补偿、离职者的补偿、事业损失补偿。另外，日本的土地征用补偿方法除了现金补偿，还有替代地补偿，包括耕地开发、宅地开发、迁移代办和工程代办补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