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绑架率
Ⅰ 什么叫做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是指人们以道德的名义，利用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胁迫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的一种现象。
对于“道德绑架”的理解，社会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分别代表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观点一（保守主义）：但是，如果一个人连道德底线都没达到，连道德义务都没尽到，用道德底线的标准、尽道德义务的要求对他进行道德判断就不仅不是道德绑架，相反是在捍卫作为一种“公共善”的道德。那些把什么都称之为“道德绑架”的人，等于连这样的道德底线和道德义务都要取消。
观点二（自由主义）：“道德”一词的存在，目的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与精神发展，并进而形成群体性的“宽容”、“理解”、以及“尊重”。其存在不同于并高于法律，没有任何强制性和规范性，是一种对模糊的“善”与“美”的渴望与追求，扎根于人的本性之中。且不论社会对“道德底线”和“道德临界点”的所在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定性——“道德底线” 一词本身概念极其模糊，哪怕一个人跨越了“道德底线”，但凡他的行为还在法律范畴允许之内，其行为就可以被接纳和理解。仅有对逾越法律底线的行为，社会才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其行为为“错误”。但在一般情况下用“个人道德标准”或是毫无明确定性的所谓的“社会道德标准（公共善）”，即“道德底线论”对没有违背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的道德批判(例如对“不给老弱病残让座”进行批判），从根本上即是“道德绑架”。所以，正因为“道德”本身并不存在“义务”属性，“道德义务”一词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本身不应存在。
拓展资料
所谓的“道德绑架”，可能是在用圣人或超人的标准要求普通人，用美德来要求道德义务，主要是源于群体思想觉悟低，资源分配不均匀所产生的不平衡心理。 比如，要求一个军人舍身救人，否则就要谴责，这就是道德绑架；要求一个富人掏钱支持希望工程，这尽管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一个人不掏就要谴责，这也是道德绑架，因为这并非他的道德义务；要求一个人代表团体去随机抽奖，如果抽不到就是损害了团体利益就要受谴责，这同样是道德绑架。“道德绑架”之所以发生，除去人的精神结构不谈，根源就是道德判断逻辑的混乱。网页链接
Ⅱ 什么是道德绑架
尊老爱幼，乃人类社会基本的伦理框架和行为准则。在现代社会，"爱幼"方面，几乎无可挑剔。为了孩子，有人声称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而对于生养自己的母亲，则需要"靠边站"。"孝"行为的下斜，必然导致孝行的失衡。失衡的标志之一，就是对包括父母在内的老年人的失尊、失敬。公共交通工具上，这种失衡更是屡见不鲜。站着的老年人，坐着的年轻人，成了一道独特的社会新景观。这种景观，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格格不入，和西方文明也风马牛不相及。它是当代中国人自己的"画作"。改变这幅和现代文明不相称的画作，是早晚的事情，问题是应该用何种方式来改变。郑州市人大常委会，正在酝酿自己的思路。
2008年7月2日，郑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审议了《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其中规定，乘客应主动让位给老人、孕妇等特殊乘客。不履行义务，驾驶员、售票员可以拒绝其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还可以对乘客处以50元罚款。很多市民听说后提出了异议。 地方人大颁布的《条例》，属于法规的一种。用法规的形式，赋予老人、孕妇坐下的权利，这种立法精神，值得赞许。但是，该草案用罚款和剥夺拒不让座者乘车权利来迫使乘客履行让座的义务，则大谬矣。以道德绑架的方式迫使某人就范，动机崇高，手段错误，每每尴尬收场。同样，用法规来绑架道德，硬性要求乘客如何，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并且，这种错误比单纯的道德绑架性质上更恶劣。用权力意志，强奸了另外一些人的自由意志，尽管后者的自由意志可能是不道德的。问题在于，后者的这种自由意志，譬如说不想让座，虽然与道德伦理格格不入，但他并没有给其他人造成威胁。而法规声称有权对他罚款、剥夺乘客的权利，则是赤裸裸的暴力行为了。这种法规绑架，不仅违背了现代法治精神，而且是现代文明的倒退。如果立法者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知道这个审议中的《条例(草案)》，不是在调和社会矛盾，而是在制造新的社会对抗，无端增加人们的反感情绪:我让座与否是我个人的自由选择，凭什么要受到法规的威胁和恫吓?既然恫吓了，我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怎么样? 法规绑架道德，解决不了道德危机。现代社会的道德状况固然不容乐观。我们的社会道德取向，站在了两个极端:从极端的无私道德取向一步跨越到了极端自我道德的取向的边缘，缺少中和的地带。事实上，社会道德取向的最佳立足点刚好在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中间，甚至说略微靠近个体利益。我为社会的前提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的"为"，不是不要自我利益的"为"。也只有这样的"为"，才是可持续的"为"。反思以前"大公无私"取向的倒戈，恐怕正在于没有照顾到个体利益所致。如今郑州市审议的这个条例，如果再将乘客个人的利益牺牲掉，即便推行，也长久不了，因为这是违背社会规律和人类意志的规定，是不文明、不合法的规定。
Ⅲ 道德绑架有法律管制吗
首先，道德绑架之所以被称作“道德”绑架，就是因为法律“绑架”不了，才用道德来绑架的。我们经常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虽然这句话有争议，很多人也不认可，但是个人认为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你不违背法律法规，谁也管不了你，在法律准绳下你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要用“道德”去绑架你的时候，说明你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去说服你，只能站到道德高地，用道德去绑架你，想要利用舆论去压迫你，让你按照他们的意愿去行事，我个人也是极其反对道德绑架的。
最后，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反治喜欢道德绑架的人，那么对这样的人敬而远之吧。其实我遇到这样的人也不太会处理，示弱、绿茶、阴阳怪气……这些方法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还是很难的，如果情商不高，手段不到位，用这些方法还有可能东施效颦，让自己陷入一个不利的境地，所以最简单的方法，还是遇到喜欢道德绑架的人就敬而远之吧，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Ⅳ 容易被道德绑架的人影响该如何自救
被道德绑架过的人深知这种心里无法言语的伤痛，有过经历的人是最理解身在其中的处境和感受，所以要么是与同样遭遇的人站同一立场要么就是警言慎行，再去同样道德绑架别人几率小！
Ⅳ 你经历过哪些道德绑架
朋友们，你们经历过强制捐款吗？我觉得这比道德绑架还让人发指。
原来在一家工厂上班的时候，某个地区遭灾，很严重的，在此就不说是什么地方了，大家都非常熟悉，全国各地都捐款。
我不心疼这点捐款钱，而是这种行为让人愤怒，最终单位拿着我们的钱，以单位的名义捐出去了，这叫什么事儿？
Ⅵ 为什么农村父母都喜欢道德绑架
关于道德绑架这个事儿，几乎没什么办法，能够从外部条件入手解决，完全凭借个人的自我意识提高才能有所缓解。当然这道德绑架其实也分多种类型，比如为你好型、你该孝顺型、你该听话型，而在这其中，农村父母道德绑架占比率几乎达到100%，原因如下。
01.父母思想保守
对于农村父母来说，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从出生开始就在农村，所以他们目之所及就全是农村的规矩，脑中所想即使稍微先进一些，也会被扼杀在摇篮里。所以慢慢，大家的思想就会趋于一致化，道德绑架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当然，这自然是因为社会发展的原因，不过这也是造成农村父母为啥总道德房价的直接原因，不管外部原因是怎么样的，总要从根源上寻找。文化程度不高，所以造成见识也不多，思想素质上不去，这也是无可奈何。
Ⅶ 往往被道德绑架的是穷人，富人多的是办法报复那些拿道德去绑架他们的人，你说对不
首先抄要明白“道德袭”是什么。
所谓“道德”，即是当前社会现状下人们的普世价值观。
要明白这个，首先要知道，古往今来道德观一直是在变化着的。这基于社会结构的利益纠葛。
很明显的一个，古代有三从四德一夫多妻，包办婚姻父母之命；现在是男女平等一房一妻，非诚勿扰恋爱自由。
道德一直在变化着的。三年前的道德和现如今的道德都会有细微的差别，国内和国外的道德又不一样。
而题主所问的“道德绑架”则通常并不是普世所认为的道德，而是不基于当前社会结构、时代形势，基于人性，乃至于神性中最神圣的那一套道德体系。
用这种崇高的道德观来要求他人，便是所谓的道德绑架。只是道德绑架的要求往往太过苛刻，其中最令人恼怒者，乃是双重标准，即所谓的宽于待己严于律人。键盘侠为此中翘楚者。再因为键盘侠里仇富的人会更多一点，所以富人被道德绑架的概率反而更高。
Ⅷ 你们见过最严重的道德绑架是什么样的
中国式孝顺，要求孩子无条件服从父母，以“我生了你，你就得听我的” 之类的话要挟子女按照父母的想法做事，表面上把子女当成子女，但是实际则是当成奴隶或者宠物而已。
以“我为了你好”为理由，做我认为为你好的事
公交车让老人座，老年人以年长,岁数大为由，强迫年轻人让自己座
你是哥哥/姐姐，要让着弟弟/妹妹
战狼二强迫吴京捐钱（一个亿）
九寨沟地震强迫吴京捐钱（也是一个亿）
Ⅸ 道德绑架的观点交锋
公众指责：富豪挥霍无度捐赠冷漠
上海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开展，已迎来4000多位富豪。这些富豪们出手相当阔绰。顶级奢侈品展上富人的慷慨正好与他们平时对待慈善事业的吝啬形成鲜明反差。公众纷纷指责，富豪宁可挥霍不愿捐赠，不愿为社会多承担责任。
富豪喊冤：慈善信任机制尚不健全
富豪们除自身觉悟原因外，仍然害怕慈善公益捐款管理不善不透明，甚至被挪用、贪污。现实中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我国的慈善信任机制尚不健全，富豪不是缺乏爱心而是对捐赠监管制度缺乏信任，他们不相信一些慈善机构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捐款。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认为“道德绑架”是典型的媒体逼视，即媒体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的报道行为，并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他认为，在媒体的“道德绑架”下，被求助者的明星富豪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影响。
其次，媒体介入可能对被求助者的人格权造成侵害。
大众新闻业兴起早期报纸曾一度盛行偷窥之风，甚至1886年美国总统克里夫兰的新婚之夜，也有大批记者夜宿总统房门外，探听这对新婚夫妇的隐私。4年后，美国律师沃伦因自己的私人派对被报纸不真实描绘，和律师布兰代斯发表了《隐私权》一文，成为当代隐私法最初的渊源，他们提出每个人都应该有生活安宁的权利，而不被媒体打扰。而媒体的“道德绑架”，恰恰使被求助者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共形象考虑的影响，打扰了他们本可以安宁生活自由选择的权利。当然，公众人物应当行使一定的容忍义务，但容忍就要彻底放弃自己的隐私权吗？！
其三，媒体“道德绑架”干涉了被求助者自由处置财产的权利。
从财产权的角度来说，明星富豪们显然具有自由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即使他们热心公益，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选择，或者扶贫、或者捐助失学儿童、或者捐助环保事业等，如果他们有所顾忌，迫于某种压力而不得不去捐助某些本未考虑的事务，这显然是对自由处分财产权利的侵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袁雪石认为，捐助作为一种个人处分财产的权利，本身就是有选择性的。媒体“道德绑架”的做法却几乎要使被求助者无从选择，如果不出手散财，就会带来个人公共形象的损失。
如果媒体越过界限成了私人领域的“逼视者”、“窥探者”或是“审判者”，必然会造成媒体自身角色的错位。无论是处于善良的愿望也好，还是单纯为了追求更高的发行量、收视率或点击率也好，媒体对“道德绑架”都应慎重对待，以不损害被求助者的个人权利为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