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22014
『壹』 2015形式与政策法治中国论文1500字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着眼科学民主立法；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着眼保障司法公正；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国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奠基石
法治以维护公民权利为宗旨，以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为要义。法治不仅要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且要维护公民的各项民事权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现实中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只有有法必依，坚持公正司法、规范行政行为，让政府真正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护航员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需要法律确定其地位，保障其权利；市场经济的各种活动需要法律来规范，各种矛盾需要法律来解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需要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法律保驾护航，离不开法律作用的充分发挥。没有法律和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确立了法治国家的目标，有利于全社会名正言顺地开展法制和法治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
（三）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任务艰巨。在此背景下，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稳定，尤为紧迫和必要。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实践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劳动者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权力产生的“暴利”、利用垄断地位产生的“暴富”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规则的缺失或者是对现有规则的漠视。社会公平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而公平正义只有通过法治的途径才能实现。
（五）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
仅仅是GDP的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力的富强，人权得到尊重，人民享受着良好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和健康的饮食的“中国梦”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
二、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中国
建设法治中国，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决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有着十分丰富内涵的真实目标。择其要者，下列三个特征构成了法治中国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典型的特征。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坚实的根基。建设法治中国，应当让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成为全社会奉行的基本准则，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严格落实，让人权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让每一个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重要的使命。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建设法治国家就是要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支撑和保障，让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和健全，让经济发展更加健康和有序，让社会运行更加稳定和和谐，让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让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与法治中国相伴而行。
三、我们应当怎样建设法治中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针，堪称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指南针。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
（一）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
任何权力规范和约束都应该也只能是自上而下进行。政治家要有倡导和推行法治的决心和信念，运用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厉行法治、自我限权、带头守法。
（二）着眼科学民主立法
立法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我们立法建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每一部法律法规制定的全过程。要使立法真正符合人民意愿，完善科学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认真倾听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广泛集中民智、汇聚民意。要使立法真正立足客观实际，从改革发展稳定最突出的矛盾入手，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研究和决定该立哪些法、怎样立，该制定哪些制度、怎样制定。要使立法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增强每一部法律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因此，我们要在继续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一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二要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国家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职权，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的重要职权，确保各国家机关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四是要改革现在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一套以法治为重要指标体系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即“法治GDP”，保证法律的实施。地方政府领导干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关键要看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识，是不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一旦建立起法治作为重要指标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法律的实施就有了保障，法治中国建设才会更加顺畅。
（四）着眼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1.树立司法独立理念
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现在如何认识我国的司法独立，学术界争论颇多。有的主张西化式独立，有的主张逐步独立等等。笔者认为，在当前不能离开我国的政治制度去谈独立，而要符合我国的国情。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必须明确党对司法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而并非是具体业务和工作的代办与干预。二是规范和完善人大司法监督，高度重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新闻媒体的监督。三是改革现有司法人事与财政制度。现行的司法管理体制是各级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受制于当地党委政府。要从根本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可考虑基层、中级法院法官由省级人大任命，高级、最高法院法官由全国人大任命，任命后即由最高法院统一管理的方式。其次，必须改变地方政府把持司法财政权的现象。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将法院的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为此，有学者建议应当吸取历史的教训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重视司法经费独立对于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四是正确处理好上、下级法院间关系，确保下级法院独立办案。上、下级法院并非行政领导关系，而是监督、审级关系，不同的审级设置是为确保当事人上诉权的实现，确保司法公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示、批示，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事先请示，都有违司法独立原则，应予根除。
2.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尤其是法官队伍建设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于司法公正。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的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质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导。一定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养，提高法官的业务素养，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五）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
当今，许多法律得不到真正执行，公权侵犯私权的情况屡屡发生。如果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就会是恣意妄为的猛兽，就会祸害社会。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笼子有哪些？第一个是民主的笼子，通过统一的程序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特别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对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加以更加严格的硬约束。因此应当尽快制定《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规，为各种行政行为提供最基本的权力边界和程序规则，防止决策机关规避程序法滥用决策权，确保每项权力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第二个是法治的笼子，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仅要求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法律的授权制定规范；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还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凡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都必须积极履行，不能失职，不能不作为。同时，履行法定职责，必须依据法定程序。第三个是监督的笼子，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应当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将领导批示、指示及一切行使权力的表现形式纳入信息公开的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务、政务、司法、公共事务的信息公开，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要创造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条件，拓宽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的渠道，充分利用现代新兴媒体监督的便利，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时空监督，惟其如此，才能让所有官员在法律面前不越雷池半步，防止权力滥用和失控。
（六）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法治中国就是大家都尊法守法。
只有当法律成为国民必须信仰与敬畏的规则时，人们才可能在这条规则的底线上行走，道德才不会失守，底线才不会被击穿，秩序才不会崩坏，公平正义才能让人有所期许。也只有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才会形成。因此要把“促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作为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目标。一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培训。让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这无疑是对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引领和提升。二是要深化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建设法治中国，人民群众是基础力量。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为构筑法治中国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本论文转载于论文天下：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ct.free.10074028.2/
『贰』 标题 2011—2021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
多零年来，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全面发展
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e米量a量联晓电晓受晓受晓晓晓多晓电晓米晓受晓联晓受晓零晓电晓受晓米晓多晓晓晓受晓晓晓晓晓少晓少晓米米多
伟大成就。特别是受惠少量年受电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把
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同时，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推向了一个
新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将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这一基本方略，庄严地
载入了宪法。这就为我们国家跨世纪的发展，为我国社会
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为国家兴旺发
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根本保证。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受惠联惠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
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
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
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我
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
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任何
一个国家都有国体和政体。国体是指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
地位，它决定和体现国家的本质。同时，不论什么性质的
国家都要采取一定的政体来实现统治阶级对国家的管理。
世界上有各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的政
体。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根本的是由这个
国家的国体决定的。不同性质的国家，采取的政治制度就
会不同。由于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的历史
传统及现实情况不同，因此，同一性质的国家所采取的政
治制度又有差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
掌握了国家的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我国各族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把以
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
制度。受惠联零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
我们要建立的新的国家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权组织形式。
这种政体的建立，经历了长期实践过程。在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工农
兵代表大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需要，建立了参议会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解放战
争时期，采取了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人民政治协墒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我国实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受惠多电年底，中共中央提议并由中国人
民政治协墒会议建议，中央人民政府着手召开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并开始起草
宪法草案和选举法草案。受惠多晓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全国
开展了选民登记工作和进行普选。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
由人民选举自己代表的活动在全国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
年满受量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
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除依照法律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夹投
票的选民共有电.少亿人，选举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多米零
多万名。到受惠多联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召开了第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并选出了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
表。受惠多联年惠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大会还通过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产生了中央国家机关，奠定了人民
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
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我
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
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地行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地方国家权力
机关的职责。它们代表人民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力，讨论和
决定国家和地方的各项重大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维护自己利益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最可靠保证。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的
政治体制有本质的区别。西方国家实行的立法、司法、行
政三权分立制度，是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的需要和结果，其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形式。
我国实行的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制度。我国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优越性在于：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集体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
。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是由作为权力机关的
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组员、审判
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负责人员实行监督并有权罢免，以保证
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必须遵照
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这种制度，使政府、法院
、检察院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行政管理权、审判权和
检察权。而资产阶级议会是立法机关，总统不由议会产生
，而且对议会制定的法律有否决权，还可以解散议会。第
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对原选区或选民负责。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
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选出的代表。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
免由他们选出的代表。代表如果不按人民的意愿办事，原
选举单位和选民可以撤换甚至罢免，这种制度就能保证代
表要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利益。而西方议会议员选
出后，在任期内选民是不能撤换的。因此，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使
人民真正掌握国家的、民族的和自己的命运。党的十五大
再次强调，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
持和完善这个根本制度。这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制度、实现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建立到现在，得到不断
的发展和巩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进一
步完善选举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的改革，主要是
受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实行差额选举
选举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是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基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行使管
理国家权力的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对选举制度作了许多改革和完善，先后四次对选举法
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首先，扩大了直接选举的范围。受惠少惠年修改选举法时
，把直接选举代表的范围由乡、镇一级，扩大到在县一级
的范围内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人民群
众对本县人员的情况比较熟悉和料解，实行直接选举，有
利于发扬民主，能把代表人民利益的人选为代表，也便于
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县
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十分重要，它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基础，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
，是选举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的另一个重大措施，是实行差额
选举。受惠少惠年修改选举法时，确立了差额选举的原则。各
级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在直接
选举中，应当多于应选代表名额受/晓至受倍；在间接选举中
，应当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受/多至受/电。差额选举可以更好
、更充分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保证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
权利，选出他们认为真正能够代表他们意志和利益的人。
电进一步健全和夹强人大常委会的组织
我国是一个有受电亿多人口的大国，各民族、各地方、
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都需要
有适当数量的代表，人数太少了不行，一般每年开一次会
，不便经常进行工作。为料解决这个问题，要求夹强和发
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实质上成为代
表各方面的常务代表，人数较少，可以经常开会，讨论决
定国家的重大问题。为此，受惠量电年通过的新宪法进一步夹
强了常委会的组织，主要是：
第一，人大常委会组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这样就可以使绝大多数人大
常委会组员不兼任其他职务，是专职的。这样做的好
处是，从职责上讲，人大常委会要监督政府、法院、检察
院的工作，不宜兼执；从时间、精力上讲，人大常委会的
工作十分繁重，可以集中精力把常委会的工作做好。
第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受惠少惠年以
前只有全国人大设立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大都没有常
委会，而是由人民委员会也就是人民政府行使权力机关的
常设机关的职权。为了发挥地方各级人大作为地方权力机
关的作用，受惠少惠年修改地方组织法时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新宪法肯定了这一点。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有重要意义：(受)有利于地方各级人
大通过其设立的常委会开展经常性的工作，进一步发挥地
方权力机关的作用；(电)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在与宪法
、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前题下，根据本地情况制定
地方性法规，有利于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发挥地方的积极
性；(晓)由人大常委会任免法院副院长、审判员、检察院副
检察长、检察员，改变过去由地方人民政府任免的办法，
有利于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联)有利于夹强对代表的监督，在大
会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可以撤换由它选出的上一级人大
代表。因此，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常委会，是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第三，增设了常设的专门委员会。受惠量电年通过新宪法
以前，全国人大的常设专门委员会只有两个，即法案委员
会和民族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只在开大会时活动。为了夹
强人大工作，按照新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陆续
增设了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现有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
、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委员会、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等九个专门委员会。这些专门委员会在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定有关议
案。向大会或常委会提出的议案，一般先经专门委员会审
议，这样做的好处很多。(受)由于专门委员会各有分工，便
于分门别类地专门讨论问题；(电)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对有关
问题比较熟悉，研究有关的专门问题时，能够更深入、更
周到；(晓)提议案的单位和有关部门可以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有助于客观、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经过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有助于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作出
的决定能够更夹符合实际。
为了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审议、决定问题时
，能够充分发扬民主，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便
利代表、委员履行职权，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全
国人大议事规则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规定了会议
次数、召开的日期和程序。为了使代表和委员在开会前，
能够对会议审议的问题做好准备，以便更好地发扬民主，
进行审议，要求在一定期限前将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法
律草案告诉代表和委员。常委会审议法律案一般实行三审
制，重要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大会和常委会
审议工作报告时，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法院、检察院要派
人参夹会议，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常委会举行会议时，
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主任或副主任列
席会议，以便反映各地的意见，等等。通过完善民主的程
序，更好地发扬民主，使人大和常委会通过的议案，可以
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
总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
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事务权力的基本
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通过夹强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议案的审议、研究，形成为法律，变为国家意志，变
成全体人民和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通
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各级国家机构领导人的选举
、任免以及对各类国家机构工作的监督，实现人民的民主
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各项议案的审议过程，就
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所选拔、推箭的干部接受
人民群众检验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党对国家领导的过程。
因此，不断夹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的历史时
期党带领人民群众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叁』 《如何认识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的论文应该如何写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如车之两轮和鸟之双翼，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可以说，法律是固国之根，道德是固国之本。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时，同样应该重视建设社会主义德治。 第一，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补充。法律具有强制性，其背后有国家机器为支撑，因此是调节社会关系最强有力的工具。但是法律不可能渗透进社会层面的各个角落。于是，道德必然成为法律的补充，因为道德是依据社会舆论和人的内心信念维持的，它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与社会生活如影随形。因此，强调以德治国，不但不会削弱依法治国。相反会使依法治国更加有力和有效。而且，从法律制定的层面看，任何法律都离不开道德的预设，它虽然体现着阶级的意志，但也氤氲着道德的希冀。因之，依法治国离不开以德治国。 第二，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之“流”。当前，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其理论建构应该具有“源”和“流”两个来源。所谓“源”，即社会实践的需要；所谓“流”即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社会的实际需要就是理论形成之“源”，而以往的思想资料就是理论形成之“流”。马克思也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根据马克思所说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和恩格斯所说的“以往的思想资料”，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其重要的方面和内容就是“德主刑辅”。所谓“德主刑辅”转换成现代语言，就是“德治”为主。因之，“德治”思想就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不可疏离的本土资源，或说是当代中国法治理念之“流”。中国历史上传统德治思想，是精华与糟粕杂糅并存的。因此对于传统德治思想既不能生吞活剥，也不能弃如敝屣，而应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为大背景，使传统德治思想获得新的形态和生命力，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建设之需。关于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中，但是由于中国近代国力衰微，饱受列强欺凌，国人希冀借助西方治国理念以富国强民。因此，对法治的期盼和对德治的冷淡与日俱增，一些人将德治与人治划了等号。诚然，就封建社会而言，德治即为人治，但是也应看到，德治并非封建社会所独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亦有德治。有学者云：“德治有两种，一是人治下的德治，二是民主基础上的德治”，“德治与人治并无必然联系。如果一个国家在民主基础上实行德治，那就根本不会导致人治。”我们今天所需的以德治国，决非人治条件下的德治，而是要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德规范体系和价值观念，如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等等。以此“指导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作为社会公仆的党政干部的思想和心理，从而真正落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建设。”所以，德治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形态，不可一概而论。即使在西方法治国家，也没有否定道德的价值和作用。例如，“富勒、德沃金等自然法学家认为，法与道德具有不可分割的、必然的联系，主张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并与道德要求相一致，因此，法律一旦失去其固有的道德性，就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法律制度的东西。在2001年全国宣传会议上，江总书记强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于一个国家的智力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以德治国的价值“就是要努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良好的伦理道德基础，有效的运用伦理调控手段治理国家和社会。”这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过程中德治的特殊意义。 五、建设有中团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借鉴西方法治中具有普适性价值的经验，加快立法进程西方法治理念滥觞于古希腊，但作为一种文明则成型于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其制度性质，西方法治文明自然有其阶级性和特殊性的一面。但是，西方法治文明也包含有人类普适性和共性的特质，正如恩格斯所说：“很少有一部法典是率直地、十足地、纯粹地表示一个阶级的统治的。也即是说，在法治理念中，阶级性往往是隐含于普适性之中的。而法治理念中的普适性原则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应予以借鉴的思想资源。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研究中存在“移植论”与“本土论”之争。实际上，“移植论”与“本土论”都未能辩证地对待西方的法治文明。“移植论”过于强调了法治文明的共性和普适性，忽视了其阶级性和特殊性。而“本土论”则忽视了西方法治文明的共性和普适性的因素我们既要避免全盘西化，也要避免盲目排外，而要如鲁迅先生所云，采取“拿来主义”，“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对于拿来的东西，则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因此，对于西方法治文明，只有吸纳和借鉴有益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东西，才符合唯物辩证法。 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属于后发型，因此应该借鉴先发国家的法治文明成果。这样，我们可以少走弯路，实现跨越式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借鉴和吸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立法经验，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也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
『肆』 《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显示，多少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最多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源头：1事件出来没有及时的跟进答复处理，造成处理版滞后事件恶化 2 群众受到权蛊惑 3大的事件项目没有暗中充分征求社会意见 4没有一整套处理的方案，事件出来产生慌乱 5小部分群体制造混乱没有及时的监控 6群众的想法心思不了解 7做事以家长式的行事方式 8脱离群众比较远，活在不现实中 9 项目或行事时脱离常规和道德底线。10腐败造成的事件恶化。怎么避免啊，只要用心处理就好，考虑一下哦
『伍』 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对最近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作用 论文 2000字 求求求
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发展奇迹。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也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开创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成功道路，谱写了人类法治史上光彩夺目的辉煌篇章。
一、在创建新中国的进程中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国民党旧法统，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权基础。我们党领导人民，围绕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迅速着手创建社会主义法制，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彻底摒弃剥削阶级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原则。首先，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价值。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其次，创立了比较系统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国体和政体的科学内涵与阶级本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确立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则。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则，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坚决废除国民党旧法统，构建以“五四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的旧法统，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清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正式颁布，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体制。毛泽东同志曾说，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新中国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迅速制定颁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规，同时抓紧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构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确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旧的国家机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设的迫切任务。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的颁布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施行，新中国在法制的框架内实现了由多党合作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体系的平稳过渡，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研究体系，培养了10多万法学法律人才。在全面废除旧法统的同时，新中国也抛弃了旧的法学教育制度，在学习借鉴苏联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研究机构和队伍。从1949年到1957年，新中国建立了10个全国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毕业生达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轮训了10多万名司法干部。同时，各法学学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发表了很多著作和论文，一些法学刊物纷纷创刊。这些成就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法学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复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恢复和发展法治，确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权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上来，并围绕这一重大转变致力于法治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时期。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历史飞跃。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作出庄严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
重点抓立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具规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现行《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制定颁布了三资企业法等涉外经济法律法规。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规598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重要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机构、行政执法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文革”期间，我国法律机构基本瘫痪。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重建检察机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恢复整顿，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随着行政管理领域单行法律、行政法规相继出台，工商、税务、土地、卫生等行政执法机构恢复运转。同时，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级各类法律机构基本得以恢复和建立，全国法律工作人员超过了100万。
大力发展法学教育和研究，持续实施五年普法规划。“文革”结束后，受到重创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一个比较完整、以专门政法院校和综合大学法学院（系）学位教育为主的多层次、多途径、多形式的法学教育体系初步建立。各级法学会、各种法学研究机构、各类法学法制报刊应运而生。法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成果丰硕。为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施了4个五年普法规划，目前已进入“五五”普法阶段，通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提出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
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实行法治越来越重要而紧迫。1996年，江 泽 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下来，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治国理政模式的根本转变，意义重大而深远。
加强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法规。按照这一要求，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环节，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等各类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完善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陆续颁布，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与此同时，《宪法》修正案出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重新修订，《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综合性行政法律颁布实施。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规353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为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1993年3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后，我国规范行政行为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规范行政执法和制约行政权力的力度明显加大，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进展。1999年11月，为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标志着我国依法行政开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进转变。
积极运用法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主权，妥善处理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根据《宪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依据宪法和上述两个基本法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有力推动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2001年，我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开始更加主动和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处理涉外经济关系和经济纠纷，大规模清理、修订、废除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制定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法治在促进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确立党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位一体推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 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
确立依法执政，实现了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与法治的关系既是整个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建设及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执政经验和法治建设经验上，积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作出的一个战略性论断。胡 锦 涛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科学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2004年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颁布宪法修正案14条，修正条文数是现行宪法4次修改之最，并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制定《监督法》、《反分裂国家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访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行政法规180件。宪法及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社会法、经济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共七大部门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基本健全。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提出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为法治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指明了前进方向。2005年底，党 中 央在总结我国法治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2007年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以法治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适应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国 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明确提出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开始步入全面规划和整体实施的新阶段，在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了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国 务院又先后重点抓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复议、市县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颁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法治建设，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智慧和不懈探索实践的心血。其间虽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权威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共产党人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规划和加快推进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努力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
『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法制建设取得的成就
是这个吗?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1951年的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的土地改革；
1958年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 的“反右倾”斗争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
1978年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2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87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2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3年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铁路进藏：西藏铁路已经全面开工建设，实现了世界屋脊一小段西藏历史一大步
2004年第28届奥运会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2008:成功举办奥运
1977年 恢复高考1982年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
1983年 中国第一台巨型计算机诞生 1952年 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
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射落了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2003年2月，非典爆发；
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2008年1月，中国南方大部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冰雪灾害；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
『柒』 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
『捌』 国务院部门透明指数的法治报告
中国社科院发布法治蓝皮书，内容涉及司法政府透明度报告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在省级检院中透明度排名第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2（2014）》（以下简称“法治蓝皮书”）；内容涉及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统计，对2014年反腐败行动障碍的预测，以及司法和政府部门透明度指数的报告。
虽然三大内容里提到了不少数据，但最突出的还是国家铁路局的透明指数为“0”；被查处贪官过半栽在了“59”岁；2014年两个月就查了腐败官员“79”个。
81个法院司法透明度的平均分为42.1分，及格率为18.5%。上海高院排名第一，最高院排在第21位。而在检察机关评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53分）表现优异，居2013年度全部测评对象之首，重庆次之；在省级人民检察院中，重庆（52.5分）则高居榜首。
省级人民检察院透明指数
重庆 52.5
湖北50
广东49
湖南44
山东42.5
不少法院不敢公开或滞后公开信息
报告称，有些法院对公开与稳定关系的认识还不到位，对群体性案件未能脱敏，不敢公开，认为公开影响稳定。同时，法院信息公开存在滞后现象。本年度预算和上年度决算以及“三公经费”公开也面临类似问题。法院联系电话的有效性也较差，与公众的互动渠道不畅通。
报告显示，公众旁听案件庭审的权利未得到有效保护。旁听是公众监督案件庭审最为直接的方式。可法院普遍对公众旁听权的行使设置门槛，如要求携带身份证，甚至要求联系主审法官；还有不少法院的工作人员对旁听事宜不熟悉，有的甚至直接拒绝公众旁听。
不少部门以落实保密规范自保。报告提到，在申请国务院部门公开人事方面信息的时候，项目组遇到众多部门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的情况。这些部门所依据的保密规范为《人事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该文件出台于20世纪80年代，已完全不能适应当前国家推行人事编制信息公开的政策和做法。 被查处贪官，“59岁现象”明显
据中纪委公开的数据，截至2013年12月，其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中，共披露有123人的详细信息。其中，51岁至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而以往官员“裸退”就“平安着陆”的惯例正在被打破。
部分公职人员希望在离职前捞一把
蓝皮书指出，公布信息的123人中，有31名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调查。而这31名落马官员中，“59岁现象”明显。“59岁现象”是指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法治蓝皮书》主编、研究员田禾告诉记者，由于在职和退休待遇相差较大，部分公职人员具有心理落差。另外，“临近退休，部分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往往希望在离职前捞一把。”
不少官员为晋升追求高学历
蓝皮书指出，被查处公职人员的最低学历为大专，最高学历为博士。其中，研究生以上60人，占48.8%。
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刘铁男，官方简历称其是经济学硕士、工学博士，还曾获名古屋市立大学“修士学位”，但后被指涉嫌伪造。在当前，确实也存在不少官员把高学历作为仕途晋升的砝码。
田禾表示，贪腐与受教育程度无直接关系，关键在于权力是否受到了有效的监督制约，是否有效防止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腐败公职人员中厅局级官员最多
在被查处的123名腐败公职人员里，厅局级（含副职）人数最多，为70人，占56.9%；省部级（含副职）、县处级（含副职）位列第二、第三位。此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民团体中涉案人员比例越来越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副主任、法治蓝皮书工作室主任、副研究员吕艳滨表示，从实际权力结构来看，厅局级官员是公职人员中坚力量，其直接掌握着大量与市场和资源有关的行政审批权，权力如果不受约束，贪贿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被查处人员年龄分布
31-40岁1人
41-50岁21人
51-60岁66人
61-70岁13人
不详22人
被查处人员文化程度
大学（含大专） 36人 29.2%
研究生及以上 60人 48.8%
学历不详 27人22%
被查处人员所在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15人12.2%
党委 26人21.1%
政府 48人39%
人大 6人4.9%
司法机关 2人1.6%
国有企业 15人12.2% 两月查处79官员，裸官监管需加强。
根据中纪委网站披露的数据，进入新的一年，反腐势头依旧未减。2014年至今，仅两个月的时间，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公开了约79名公职人员被查处的信息，涉及18个省份。但蓝皮书专家组认为，2014年，反腐败仍然会遇到诸多障碍。
由于中国相关的法规和管理体制尚不完善，加上中国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引渡、罪赃移交等方面存在制度差异，使得腐败公职人员外逃后能够得到某种庇护。田禾表示，需加大对“裸官”以及其他可能外逃公职人员的监管。摸清裸官的数量，加强裸官监管，要求其申报海外资产；要加强公职人员出入境管理，防止公职人员的非正常出境。
田禾指出，有关部门在2013年底就出台了申报海外资产的规定，将对贪官隐匿财产、规避制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2014年还将明确财产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的途径。此外，网络将继续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渠道。
蓝皮书预测，2014年继续对腐败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并将就如何进一步巩固反腐败工作的成果，研究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体制机制。田禾分析，随着中央惩治腐败力度的不断增大，持续推动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加快形成。
『玖』 政治研究性学习:我国法制建设
摘 要：中国社会保险法经历了初创与调整、破坏、重建、全面建设和发展等阶段。社会保险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保险概念的界定达成共识，制度框架已经明确；制度转型的任务基本完成，国家立法具备了较好的基础；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依据；社会保险法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立法开始提速。但社会保险立法存在理念落后，基本法律缺失，法律规范不统一甚至混乱，法律实施机制偏弱，缺乏法律救济制度等问题。。加快和完善社会保险立法必须树立科学的立法理念，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强化社会保险法律的实施机制，健全社会保险权利救济制度。
关键词：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权，立法，社会保险法律
社会保险权是社会保障权的核心内容，是一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客观上，只有完善的立法，才能使公民的社会保险权从应然的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进而转化为现实权利。制定并出台《社会保险法》，关系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实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已经被列入立法规划，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的现状，总结其利弊得失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有利于为《社会保险法》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一、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历程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不同形式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的政策构成的社会保险法制体系。社会保险法制在相当程度上指引和规范了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成为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指南。经过多年的改革和试点，中国特色社会保险体系框架开始形成，初步建立了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已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负责、单位包办、封闭运行的制度安排，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责任共担、社会共济的保险体制。社会保险的基金来源改变了过去国家包揽的状况，实行了国家、单位和职工个人三方合理负担，并在主要项目上实行了社会统筹。我国公民的社会保险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完全依附国家、单位转向责任共担，这表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转型过程中的艰难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保险方面的大量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已经成为国家立法的宝贵资源，社会保险国家立法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实践基础。
(三)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依据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保险的相关问题作了两个重要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该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保险立法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从根本大法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保障制度，昭示着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责无旁贷的责任，从以往的党和政府的决定、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把包括社会保险权在内的人权人宪，使得社会保险法的立法根基得以确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条款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原则依据以及宪法规范依据。
社会保险法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社会保险立法开始提速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险法一直被认为是劳动法的一部分，而劳动法尽管历史悠久，但在我国却是一个长期不被重视的、遭受“冷遇”的法律部门，至于包括社会保险法在内的社会法更是不在人们的视野中。然而，作为与经济并列的社会领域的事务也需要法律加以调整，公民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之外的社会权利也需要法律加以保护，于是社会法应运而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增多而逐渐受到重视。2001年，九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该包括社会法在内的7个主要的法律部门。自此，社会法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重要的法律部门，它承载着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尤其是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功能，引起了法学界和社会保障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曾经搁置多年的《社会保险法》，又被提到立法议程。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制定《社会保险法》列入立法规划，社会保险立法开始走上快车道。
三、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反思
由于社会转型、东西部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原因，我国在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为今后的社会保险立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着现实的迫切需要与立法相对滞后的矛盾。
(一)社会保险立法理念落后
当今社会，社会保险(保障)权利已成为人权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合理性，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保险立法的起点和归宿。从法理方面看，社会保险法无非是公民社会保险权的确立和实现问题，社会保险法是权利保障法，即社会保险立法的首要任务是规定社会保险权利的享有和保障。权利是目标与基础，权利处于基本的主导地位。然而，目前，社会保险权利保障的理念远未被学界和立法者所认同，社会保险立法更多地定位于事本位而非人本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原有的单位保障功能弱化而逐渐受到人们重视的，社会保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多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自己的逻辑基础和理论定位。缺乏先进的立法理念，必然导致在社会保险法的基本价值、原则、适用范围等重要问题上无法形成共识，导致社会保险立法基点不当，缺乏前瞻性、主动性和回应性，阻碍了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
(二)社会保险基本法律缺失，社会保险法治化程度较低
立法先行、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本经验。在社会保险制度建构方面，我国虽颁布了大量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文件，但非常遗憾的是，在名目繁多的法律文件中，却没有一部专门调整社会保险关系的基本法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其进行规范的社会保险制度理应是基本法律制度，根据宪法理论和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涉及社会保险的重要事项的立法应该由法律规定。尽管，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就把《社会保险法》列入当届人大必须制定的115部法律规划中，其中排列第41位的《劳动法》已于1995年出台，而位列第39位的《社会保险法》至今仍处于千呼万唤之中。社会保险基本法暂付阙如，对社会保险的规范主要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各部门的规章。在现行的社会保险的各项单行制度中，也鲜有专门的法律。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缺位，导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缺乏权威性、公平性、透明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难以定型；导致社会保险法律规范的效力层次偏低，体系功能弱化，与社会保险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法律地位极不相称；导致遵从社会保险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的相关法律制度无法及时建立起来，一些本应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保险关系一直游离于法治之外。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缺位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长期处于非法治化的、政府单方面主导而难以兼顾责任主体各方利益的不合理状态。这种不合理状态，既阻碍了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与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之治”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相去甚远
(三)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内容存在局限性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中，社会保险法规或政策的适用范围明显过窄，享有社会保险的对象是非常有限的，社会保险仅仅是一部分社会群体的“专利”，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第一，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险制度仅处于起步阶段，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被排除在社会保险制度之外。尽管我国开始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但制度尚未定型，大量的农民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制度内，无法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险权益。第二，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也比较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是针对正规用人单位“固定”的就业形式而设计的，没有充分考虑到劳动关系多样化、复杂化和就业方式灵活化等因素。大量的农民工、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等灵活就业人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制度，他们很难享有社会保险利益。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开始打破长期以来只覆盖城镇固定职工的格局，以不同的方式向农民工延伸，但总体上看，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基本上没有覆盖农民工，如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低，伤残得不到经济赔偿和治疗。”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的职工不能享受到社会保险待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些情况大大地破坏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平原则。
(四)社会保险法律规范的不统一和混乱
我国在保险法制建设方面，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少，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和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多，立法主体多元，层级无序，规范分散。如关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国务院统一发布了通知，确定了两个试点方案，允许地、市以上的政府根据本地情况自主选择，结果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选择不同的实施方案，造成这项本应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处于不统一的混乱局面。近年来，还有一些省市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定《养老保险条例》，进一步固定了养老保险地方化的格局。立法主体的多元直接造成全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不统一，制度定型难度加大。立法层级的无序导致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存在法出多门，互不统辖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这给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社会保险“有法难依”的困境。例如，农业部等五部委颁布的《减轻农民负担条例》中，把“合作医疗”列为农民负担不许征收，有些地方也将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视为增加农民负担。这些行政法规或政策性规定与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缺乏协调，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威信和可持续性。
(五)社会保险法律实施机制薄弱，缺乏合理约法律救济制度
法律责任制度是法律规范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法律强制力的直接体现。我国社会保险法在立法技术方面，缺少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和对不作为行为进行追究的法律责任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的缺失导致法律实施机制薄弱，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灵，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指引、激励、规范、制裁和保护功能。现有的社会保险法规不具有法律的权威，社会保险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突出。
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社会保险权需要法律救济措施。许多发达国家都建立有专门处理社会保险纠纷的机构，使社会保险方面的争议能够得到便捷、高效、合理的解决，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险权。我国不仅没有建立专门处理社会保险纠纷的机构，没有便捷、高效的解决争议的程序，甚至还出现过由某市社会保险局和市高级法院“协商—致”，下发文件规定劳动者依法要求用人单位补缴养老金案件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也不能受理的怪现象o。这剥夺了劳动者提起仲裁和诉讼的权利，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成为纸上的权利。
四、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展望
根据上文分析，我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既有成就也存在不足。这些不足让我们看到了加快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树立科学、先进的立法理念
社会保险(保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的思想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依据。从法理上讲，社会保险权属于生存权这一人权的基本范畴，其核心内容是公民在遭遇社会风险(年老、伤害、疾病、失业、生育等)时，可以请求国家和社会提供物质帮助，以确保每一个公民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保险法本质上是国家对公民社会保险权的保障和救济，社会保险立法的逻辑起点和归宿是公民的社会保险权。社会保险法是权利保障法并非仅是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法，更不是社会保险管理的权力分配法。这是现代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忽视甚至权利的被剥夺。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险权，维护社会公平，让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应该是我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基本理念。
(二)加快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
立法先行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或变革的普遍规律。自19世纪末以来，德、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大都通过社会保险(保障)立法，从法律上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只有通过社会保险立法，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利才能从应然的权利向法定权利转化，再从法定权利向现实权利转化，公民的社会保险权才能真正实现。考察西方的社会保险立法，我们可以发现，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存在分歧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社会保险制度安捧涉及政府、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分担和不同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许多社会保障立法事实上是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相互博弈与妥协的结果。对社会保险来说，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权威规范，更在于实现社会保障责任与权益的合理配置。出台由全国人大——民意机构审议的(社会保险法》，能有效避免政府单方面主导社会保险政策而难以兼顾责任主体各方利益的缺陷，从而确保社会保险的各项制度更为公平合理。此外，社会保险权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社会保障(险)的主要事项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还有，制定《社会保险法》可以使社会保险主体权利义务和职责明晰化，有利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定型，形成社会公众确定的心理预期，维系社会诚信。基于法律的国家强制力和巨大的权威性，可以使社会保险纠纷依法解决，社会保险制度有效运作并持续发展。总之，加快社会保险立法步伐，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已经成为完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三)在立法技术上应当制定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的立法模式有以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多部社会保险单项法律并存，相互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的分散立法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集多项社会保险项目为一体的综合立法模式。我国1994年在社会保险法的立法规划中，采用的是综合立法即制定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模式。目前，关于社会保险的立法模式存在较大争议，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应该采取化整为零的分散立法模式，即针对社会保险的不同项目(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等)分别立法，条件成熟时再制定社会保险基本法②。
本文认为，社会保险分散立法的观点值得商榷。第一，分散立法固然有比较灵活、便于修订等优点，但是，分散立法由于缺乏统摄全局的社会保险基本法的制约，非常容易产生社会保险各单行法律之间的重复、矛盾和冲突。因此，国际劳工局专家组在《展望21世纪：社会保障的发展》的研究报告中主张“分散的社会保障法律应综合并尽可能汇集起来，法律应当用最清晰的合理的语言来起草”的建议，值得我们在选择立法模式时予以重视。第二，从国外的经验看，固然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险立法都经历了从某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开始，立法内容逐渐扩展，从单一到综合的过程，但综合立法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美国就基本上是以其综合性的立法即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而著称的。智利也在1924年制定了综合性的社会保险法。而原先采用分散立法的国家如德国，为了使社会保险立法系统化和明朗化，于1970年进行了《社会法》的法典编纂。美国、智利综合性立法模式和德国的《社会法》法典编纂的经验，充分说明社会保险制度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的，这也是我们选择《社会保险法》立法模式时需要参考的因素。第三，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制度零乱、立法层次低、立法内容粗疏的情况下，必须制定一部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以规范社会保险各项目所具有共性的内容，解决当前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中急需解决的若干突出问题，为社会保险制度定型确立法律框架。实际上，即使采取分散立法，也不可能对社会保险的具体制度和事项做出特别详细的规定，反而会造成立法的分散、重复和立法资源的浪费。而制定综合、统一的社会保险法，规定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至于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具体模式、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计算办法等具体事项，可以留待行政法规或者法律解释等作规定，为社会保险具体制度的发展留出空间，这是目前非常现实、经济、有效的选择。
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应该以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律体系为目标，制度框架应该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公务员退休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脸、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项目。社会保险法还应对政府的社会保险职责、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社会保险待遇、社会保险经办、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律责任等重要问题做出规定。
(四)强化社会保险法律的实施机制，健全社会保险权利救济制度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功能和效用的发挥需要有强有力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权利救济措施做后盾。一方面，社会保险法要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建立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度，对拒绝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社会保险支付义务的，挪用、侵占、贪污社会保险基金的等行为，依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关于刑事责任，考虑到需要和刑事立法相协调，可以在社会保险法里作一概括规定，然后由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刑法解释的方式，对社会保险方面的刑事犯罪做出规定，从刑法方面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权利救济制度是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另一条保障线。国际劳工局在《展望21世纪：社会保险的发展》中明确指出：“人们对他受到任何社会保障机构的对待方式应有提出控诉的明确权利。假如此种控诉在社会保障机构本身范围内的控诉程序不能满意的话，应提交给一个独立的主管机构处理。”这充分说明，社会保险权利的救济，除了需要社会保障系统内部的行政救济外，还需要相应的司法机构。按照我国1994年劳动法的规定，社会保险争议属于劳动争议的一部分，争议解决必须在劳动争议的框架内，依据劳动争议的解决机制进行。2001年5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改变了过去在劳动争议的框架内，依据《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解决社会保险争议的具体规定，扩大了社会保险当事人权利救济的渠道，是我国社会保险权利救济制度的重大发展。社会保险是涉及面广，与社会成员利益密切的制度安排，由此产生的争议带有特殊权益争议的性质，争议能否得到合理快速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实现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为了保障人们社会保险权的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社会保险法需要规定社会保险争议的解决程序，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设立专门的社会保险审判机构，专门从事社会保险争议案件的审理，使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在遭到侵害时获得及时、便捷、有力的司法救济。
初二，要是觉得多了，就减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