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律的作用

1. 比较法律与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表现

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一）道德的含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结合中国国情，我国法律与道德的现状：
1.一国范围内的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
2.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孟子《离楼上》中讲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
5.道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6.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
7.法必须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
8.法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2. 道德与法律作用的区别

从调节领域来看，思想道德既涉及人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又涉及人们行文层面的问题，调解范围相对广泛；法律设计的则主要是人们行文层面的问题，涉及范围较为具体。

从调节方式看，思想道德主要依据说服力和劝导力、社会舆论及风俗习惯和人的信念起作用；法律是通过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

从调节目标来看，思想道德着重于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提出善良与高尚的要求，法律则着重对人们的行为提出禁止与许可或允许的要求。

3. 道德与法律的作用谁大

没有所谓谁的抄作用大，道德和法律是相辅相成的。原因如下：违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

4. 道德与法律的联系与区别

道德与法律的联系：法律、道德都是行为规范，都是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而规定的行动准则。

1、法律需要道德的奠基和撑持

道德的产生先于法律，古今中外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无不是以特定民族和国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石，并力求与道德相适应，相协调的。一个真正的法律制度必然蕴涵着道德精神。法律的实施不仅靠国家强制力的保证而且要靠群众在舆论上的支持。

2、道德的实施需要法律的强制保障

人们道德自律的增强不仅要靠教育，而且要靠法治。为道德立法有利于促使人们逐渐形成道德自律。

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1、产生和形成的方式不同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

道德是靠传统习惯、社会舆论通俗约成的，是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

2、实施的范围不同

法律是对全社会成员的普遍要求，法律不仅仅是属于道德的事情，当然有些事情是道德范畴，也是法律范畴。

道德不是对全社会成员的普遍要求，因为有一些道德是特定成员提出的，如职业道德。

3、保证实施的方式不同

法律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国家的统治工具。

道德则是非强制的，它完全依靠传统习惯、社会舆论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

4、处罚的方式不同

违反法律必须受到法律的强制制裁。

违反道德将受到社会舆论和人的内心良知的谴责。

5、法律和道德的调整范围不完全相同

法律是具备一定权威性，是要求每个人都遵守的，如果制定过于严格的话，那么人们容易造成违法，并且也不现实。

道德的调整范围几乎涉及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生活上，有些东西无法确定一个统一的、可操作的模式。

5. 如何理解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的作用和关系

1、道德和法律是相互联系的，可以说，法律包含了最低层次的道德准则版。

2、道德所能约束的范围远超过权法律，即使法律再健全，对某些事情也无法约束，还是要靠道德约束，但法律的约束具有强制性。

3、道德约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而法律约束是滞后的。也就是说只要当一个人已经做出触犯法律的事情，才可能收到法律的制裁。而良好的道德修养和素质可以使人不去作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

(5)道德与法律的作用扩展阅读：

思想道德修养在生活中的主要任务：

1、积极推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

2、贯彻落实“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精神；

3、教育和引导高职生正确认识高等职业教育、认识自身、认识环境、认识时代特征；

4、对高职生进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公民道德教育；

5、提高高职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道德评价能力，培养高尚的理想情操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6、引导和帮助高职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道德观、成才观，确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念；

7、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6. 现实生活中道德与法律的重要性

是很重要的。道德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它代表着整个社会的风貌；而法律呢，是作到了约束人们的作用，消磨人们的犯罪意识。所以，道德与法律是十分重要的。

7. 道德与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德作用

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其作用与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否则它们就没有必要作为两种不同的规范体系而存在了。如果说道德在本质上属于自律性规范，其功能重在“扬善”，那么法律在本质上属于他律性规范，其功能重在“抑恶”（当然，这样界定并非要否定法律的扬善功能及道德的抑恶功能，而是强调其各自功能的侧重点之所在）。道德作用的发挥最终靠行为主体的内心信念、道德观念和良知，即道德只对讲道德。信奉道德的人起作用，而对那些没有任何道德观念的人则很难发挥作用，一个无任何羞耻心。良知感、善恶现的人，即使面对纷至沓来的批评。遣责仍会我行我素。因为社会（尤其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能强迫人们遵从道德，更不会采取外在强制措施去惩罚违反道德的人，所以道德只能约束具有善良意志的“善人”，而对那些没有任何道德意识、恶贯满盈、良知丧失殆尽的“恶人”是很难起到规范作用的。法律作用的发挥最终靠国家强制力做后盾，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最突出差别就是因其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特征；法律的产生和存在是与国家紧密相伴的，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当国家的法律得不到守法主体的遵从时，国家就会动用各种强制措施乃至开动国家暴力机器去对付各种违法犯罪主体，让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以保障权利主体权利的实现；正因为有国家强制力做保障，所以守法对公民来说是无条件的。
我们批判“人之初，性本善”，也不赞成“人性本恶”；唯物主义者主张人一生下来时人性非善非恶，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性首先在于它的社会性，人的善与恶是后天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由于在当今现实社会中，善与恶两种行为模式。两种观念均客观地存在着，因此在社会中存在的人在其一生中都会受到善与恶两种行为倾向及观念的影响，其结果可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实生活中的人，其人性中既有善的因素，也可能有恶的倾向，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单靠道德不足以抑恶，单靠法律不足以扬善，只有充分发挥法律与道德两种行为规范的功能与作用，法治与德治并重，才符合社会中人性状况的客观现实，符合现代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阶级差别的消灭，国家的消亡，法律也将走向消亡，其功能与作用终将为道德及善良习俗所取代。但这必须以人类素质的普遍提高。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阶级与国家的消亡为前提，是十分遥远的事。所以法治与德治并重为目前治国所必需。
强调法治与德治并重，还在于统治阶级的法律与道德总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双向互动。功能互补的。社会主义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之间更是如此。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伦理基础，任何良法都是以一定的美好道德价值判断为依托的；同时，良法的运行更有赖于“良吏”，司法与执法人员的道德水准及职业良心，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法能否从“书本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另一方面，法律所调整和维护的秩序。净化的环境又成为道德生成的深厚土壤；当社会的主流化道德及其原则为法律所肯定。吸纳并予以施行时，法律活动与道德生活也就融为一体了。
在实施法治与德治方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作用及功能，妥善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为此，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应反对以下几种错误倾向：一是要反对法律万能论。我们不能认为什么事都“一法就灵”。二是要反对道德万能论。我们也不能认为什么事都“一德就灵”。三是要反对将德治等同于人治。人治是一种重视并无限夸大个人作用、为集权与专制制度服务的治国主张，盛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其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同民主与法治的治国主张相对立。因此，那种认为提倡德治。重视道德。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人治，就是排斥民主与法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极端错误的。“良好的法律”是以一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法律。同时，有了良法还不够，还必须有“良吏”，法律的适用和执行离不开民众的基本法治观念、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另一方面，以德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更需要发挥法治的功能，因为弘扬道德需有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及社会风气，需要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及伸张正义；同时，法律实施的过程也是向世人昭示、传播法律中所蕴涵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的过程。

8. 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的作用主要包括

⑴、有助于当代大学生认识立志、树德和做人的道理，选择正确的成才之路。

⑵、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掌握丰富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知识，为提高思想道德和法律素养打下知识基础。

⑶、有助于梁当代大学生摆正德与才的位置，做到德才兼备、全面发展。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大学生亟需在学校的正确教育和引导下，不断学习，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思想道德修养课能帮助大学生从历史和现实的大量素材和生动事例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料，获得真、善、美的心理启迪，正确掌握思想道德修养的理论和方法，提高综合素质，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具体地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有助于学生实现从中学到大学的转折，更好地完成大学期间的发展任务。从中学到大学的转折，是大学生人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将经受多方面的新考验。它既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意味着发展的机遇。然而，由于当代社会背景以及个体特点及其经历的原因，近年来大学生在这一转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地影响大学生教育任务的完成及个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学习“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有助于大学生提高自我素质，增加应对现实中各种挑战的能力，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生活环境，完成大学期间的各项发展任务，成为社会发展的有用之才。

其次，有助于青年学生积极探讨人生的具体问题及其哲理，尽快选择并走上成功之路。随着大学生离开家庭并逐渐融入社会，他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有关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并引发有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相应思索。“思想道德修养”课程针对大学生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特点，从大学生在大学期间面临的具体问题出发，进而透过具体现象探讨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哲理问题，将有助于青年学子拨开市场经济的迷雾，避免西方资本主义价值取向的干扰，确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从而为自己的成才拨正航向。

9. 道德与法律作用的区别

区别主要在于：1，生成方式上的建构性与非建构性。法在生成上往往与有组织的国版家活动相关，由权威主体权经程序主动制定认可，具有形式上的建构性。道德则不是自觉制定和程序选择的产物，自发而非建构是其本质属性；
2，行为标准上的确定性与模糊性。法有特定的表现形式或渊源，有肯定明确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因而具体确切，可操作性强；道德则无特定、具体的表现形式，往往体现在一定的学说、舆论、传统和典型行为及后果中，其对行为的要求笼统、原则，标准模糊，只具一般倾向性，理解和评价晚生歧义。
3，存在形态上的一元性与多元性。法在特定国家的体系结构基本是一元的。而道德则是自由、多元、多层次的。

10. 道德与法律在实践生活中的作用

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法在道德基础上产生，人们对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便争论不休。中国历史上“王”、“霸”之争，便是一例。本文主旨在于阐明社会生活中“德本法助”的思想。 一、道德、法之联系与区别 道德是一定社会用以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是靠社会舆论、各种形式的教育、传统习惯、特别是人们的内心信念而起作用。它随人类社会产生而出现，用以调整经济关系枣食物的获取与分配，以防因有人不劳动或多占而致人饿死。后随生产发展、剩余产品出现，道德对不劳或多占的谴责不那么强烈了，其调整经济关系的作用也随着调整范围的扩大而不象原来那样突出了。到阶级社会，统治者把有利于自己的部分道德习惯上升为国家意志，把自己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合法化而出现了法。法是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的总和。 不能从道德、法的起源与概念可知，法源于道德，且最初二者皆以调整经济关系为主要目的，紧密联系，从不同角度调整社会生活。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道德与法的调节范围不同。法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对达到危害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程度的行为予以制裁；道德不仅要干预法之范围，且要广泛干预法不能触及的领域，可以说，其干预的是一切有关个人和社会的行为。 其次，道德与法的作用时效不同。法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随阶级对立的出现、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会随国家的消亡而消亡；道德则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只要存在人类社会，道德就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再次，道德与法的平等性表现不同。法学界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无论何人，同罪同罚。这固然体现了法的平等性，但其背后，又隐藏着不平等性。因为人的知识、智力水平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地域、民族的不同等，就决定着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不尽相同，同罪同罚的不平等性就很明显。相对而言，道德对不同知识、智力水平，对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及不同的地域、民族，要求也不尽相同，这种表面的不平等，却正是其平等性的体现。 从道德、法之起源及二者的联系、区别，可以看到：在社会生活中，二者的作用应是德为本、法为助。 二、道德、法与人的完善 上述谈及，道德与法是依靠不同的力量来实现的。道德主要诉诸社会舆论和个人觉悟，或者说更主要的是诉诸人的良心，靠人的内心信念来实施，通过舆论的监督，使人发自内心的反省，以达到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目的。法则依靠国家强制力，通过外在强制，通过违法后的制裁措施，使人震于法之威而服从法的规范。实际上，内心的反省与外在的强制，从人的自我完善而言，其作用恰象辨证唯物主义所讲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 社会是复杂的，人的成长道路是曲折的。无人监督下坏事的做与不做，更多地取决于个人平时所受的道德教育，而非慑于法威。可见个人的人格完善，道德教化是主导。子云：“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说明我国古人就已经认识到道德在人格完善和社会生活中的中心作用。 道德的主导作用还在于能防患于未然。古人云：“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道德教化能使人自觉抵制不道德行为发生；法则是不法行为发生后的制裁措施，治标而不治本。社会生活的中心目的应在于防止不法或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即要“防”字当头。 由此，道德与法在人格完善中的作用是：德本法助。 三、道德、法与社会稳定 社会的稳定是道德与法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不可偏废，但道德对社会的稳定又起着主导作用。 立法的目的在于行法制，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具体到我国，法制有四个基本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就是要求有完备的法可供遵循，就需要立法。立法者除熟悉法律业务外，还要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否则就会出现一些维护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法而带来社会混乱，历史上隋文帝、炀帝的作为可为借鉴。文帝晚年，因骄傲、猜忌心理的发展，规定“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甚而“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引起社会大乱。炀帝弑父杀兄，“敕天下窃盗以上，罪无轻重，不待奏闻皆斩”②，结果激起民变，隋政权亦被推翻。可见立法者的道德素养关乎国家的兴衰、社会的治乱，不可不重。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是要求一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实际上，执法者的道德修养就决定其是依法办事，还是以一己之好恶出罪入罪。 即：没有道德的保障，法制的实施是不可能的。 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德本法助是我国古人早已认识的道理。汉初君臣看到秦朝凡事“皆有法式”，“法繁于秋荼，网密于凝脂”③所导致的“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状况，认识到要治本必“行仁义、立学校、兴教化”，为此，西汉时期约法省禁，成就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 唐初君臣认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④是以唐初注重以德化人。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⑤出现了被封建史家誉为“太平盛世”的贞观之治。 中西比较，亦可得此结论。据1996年3月11&127;日《人民日报》载：美国的犯罪率与刑事案发率为中国的30倍。死于被谋杀人口比例是中国的5倍。&127;强暴犯罪率是中国的18倍。刑满释放后的重新犯罪率为中国的5倍以上。与中国相比，&127;美国一向被认为是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以上数字清楚说明，法不能决定社会是否稳定。通过道德教化而辅之以法，才是实现社会治平的真正出路。 四、道德、法与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以法律为边界”，厉以宁先生如是说，在此体制下，经济要有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法律，任何单位的经济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不能超越这个边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切活动都要根据法律。”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法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了，这就要求有健全的法，并严格依法办事。因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的力度要加强。有人就片面认为，市场经济时期，道德的调节作用无关紧要，可有可无。在此观念指导下，前几年出现了“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⑥的状况，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又说：“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倡公平竞争，反对尔虞我诈，反对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为我”哲学。它要体现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此就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因为“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离开了思想道德建设，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的调节作用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 总之，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体现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体现社会主义的特征。法制建设是市场经济的有力保障，二者相辅相承，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