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著作

① 法家思想主要包括哪几方面有哪些著作吗

法家著作：《管子》、《商君书》、《韩非子》。法家思想：

法家主张富民强国，认为经济是国家、社会发展的主脉，只有经济发达了，人民吃饱了，国家才会强大。这些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人民吃饱了，国家的战斗力就强；国家的战斗力强，就不受欺负，民众就能够过上好日子，于是民众就富足了。可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发达，在古代却不一定代表着民间的生活就富足，例如宋朝时期，所谓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却也是民间起义最多的一个时代，起义原因就是吃不饱饭。

法家认为，如果决策的声音过多的话，会引起内部矛盾，会让内部的声音显得不统一，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决策人，这个人就是皇帝。虽然古代的各种思想都是以皇帝为主的，但是法家的这种君主专制的思想，确实霸道式的认为君主拥有一切的决断权。这种想法过于极端，古代出现过很多皇帝手中权力过于集中，但为人却不英明，而导致天下百姓苦不堪言的事情。

② 袁曙宏的著作及贡献

（一）著作
1、 《WTO与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转型中的政府——上海浦东新区政府体制创新报告》，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3、 《社会变革中的行政法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 《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5、 《全国“四五”普法统编教材——干部法律知识读本》中的《中国行政法律制度》（10万字），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6、 《行政法律关系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7、 《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出版，1997年修订再版
8、 《行政复议概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9、 《行政诉讼法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其他参与撰写著作20余本
（二） 论（译）文
1、 《论建立统一的公法学》，《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
2、 《论社团罚》，《法学研究》2003年第5期
3、 《论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
4、 《要强化依法行政观念》，《求是》2002年第17期
5、 《行政诉讼的五大难点》，《人民日报》2002年1月30日
6、 《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法论丛》2002年第5卷
7、 《新世纪我国行政立法的发展趋势》，《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8、 《论建立市场取向的行政许可制度》，《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
9、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法治理论的实践与发展》，《新视野》2001年第6期
10、 《论行政法治原则的地域化》，《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秋季号
11、 《政府形象论纲》，《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12、 《法治：中国21世纪的政治宣言》，《中国改革》2000年第1期
13、 《由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转变的十大标志》，《北京日报》2000年1月17日
14、 《法治规律与法治道路断想》，《法制日报》2000年11月12日
15、 《论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16、 《西方国家依法行政比较研究——兼论对我国依法行政的启示》，《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17、 《面向新世纪的行政法》（译），《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2001年第1期
18、 《依法行政是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法制日报》1999年11月15日
19、 《依法治国的局部实践（之一）－－南京依法治市调查报告》，《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20、 《依法治国的局部实践（之二）－－人民是推动本溪十年依法治市的根本动力》，《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21、 《依法治国的局部实践（之三）－－十三城市依法治市状况问卷调查分析报告》，《求是学刊》1999年第4期
22、 《研究邓小平行政法治理论，加强行政组织法制建设》，《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
23、 《现代行政法本质上是平衡法》，《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
24、 《行政处罚——一个重要的行政法学范畴》，《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
25、 《行政处罚的实施》，《法学研究》1993年第4期
26、 《论我国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中国法学》1991年第2期
27、 《改革和加强乡镇政府的部门行政管理工作》，《中国法学》1988年第1期
28、 《论行政法与经济法的划分》，《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29、 《论行政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法学研究》1986年第2期
30、 《法国行政法院的历史与现状》（译），《国外政治学》1986年第5期
31、 《我国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导刊》1985年第2期
32、 《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行政法学体系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1985年第4期
其他公开发表法学论文100余篇 1、 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依法行政比较研究》
2、 主持完成了司法部重点科研项目《依法治国实践研究》
3、 主持完成了司法部重点科研项目《依法治理研究》
4、 主持完成了国务院法制办重点委托课题《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方案（专家建议稿）的研究与拟定》
5、 正在主持完成司法部重大科研项目《加入WTO与建设法治政府》
6、 正在主持国家行政学院与欧盟合作的《中欧公共管理》子项目：《战略政策研究》
7、 主持完成了上海浦东新区政府重大委托课题《上海浦东新区创新政府体制和管理模式研究》。

③ 西游记是一部古典体现依法治国的思想著作吗

不是，西游记是体现庶民阶级勇于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巨著

④ 沈家本 依法治国

中西方法制的“冰人”： 沈家本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淳，别号寄簃。浙江归安(今湖州吴兴县)人。其父曾在清朝刑部任职多年，熟悉法曹，精通律例。得父亲之提携，24岁的沈家本进入当时的最高法律机关———刑部，任郎中，开始接触律例。其间，历经磨难的沈家本，先后考取举人、进士。在近三十年的刑曹阅历后，1893-1897年出任天津知府。1902年，受当时三位朝廷重臣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联合举荐，沈家本与伍廷芳一道出任修律大臣，他们的举荐理由是“刑部左侍郎沈家本，久在秋曹，刑名精熟。”

出任修律大臣的沈家本，在此后的十年间，亲历亲为，拉开了大规模修订法律活动的序幕。其间，沈家本改刑部律例馆为修订法律馆，建立了近代法律改革的组织机构。同时，大量招聘留学海外的法政人才，翻译西方各国的法律，尽可能地了解掌握更多的西方法律状况，完成了修订法律的前期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沈家本参照近代西方法律基本理念，着手删改旧律，包括禁止刑讯、废除重法、删减死罪条目、改革行刑体制、删除奴婢条例、禁止人口买卖、统一满汉法律、完善秋审制度等，努力实现着清政府提出的“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的法律改革目标。与此同时，沈家本以自己卓越的立法贡献，奠定了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并博得“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的美誉。鉴于此，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杨鸿烈称其为“媒介中西方法制的一个冰人(媒人)”。

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向近代转型时期的标杆式人物，得益于沈家本“参考古今、博稽中外”的“会通”思想。他说：“当此法治时代，若但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在法学不全又安能会而通之，以推行于世。”至于怎样实现中法与西法之间的会通呢？沈家本坚持认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为之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为之愚。”在改革的过程中，虚心豁达，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法律放置到同一个平台上，一体同视，择善而用，综合考订，并由此来推演中国近代法学的发展之路，这对于出身官宦之家、自幼熟读史书、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至深的沈家本来讲难能可贵，更是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忘记其开创性贡献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法治文明源远流长，其中不乏合理性的因素。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潮”，沈家本保持了坚定的述古立场。他对中国古代法律典籍进行了全面的考证与梳理，对古代法制之历史演进、历代法治之沿革得失，皆有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最能表现沈家本以法为业、博古论今的著作是《法学盛衰说》。沈氏在总结历代法(律)学与政治之关系得失后，提出“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他进而推论说，法学盛，未必政盛。但法学衰，则政必衰。而法学衰的一个根本原因，乃是立法者自己不守法，“法立而不守，而辄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沈家本自己的法制理想，则是“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将法学之盛衰与政治之兴盛关联起来，在清末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对于推进法制进步，意义尤为重大。

在清末法制改革过程中，有两次大的思想辩论，即“部院之争”和“礼法之争”，沈家本都直接参与其中，引经据典，宏论中外，阐幽发微，启迪智慧，将近代法制理念牢牢地植入古老的中国社会。“部院之争”发生在1906年官制改革中。当时，改刑部为法部，专任司法。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专任审判。沈家本被委以重任—-署大理院正卿，负责筹设大理院。但法部所掌司法范围，大理院所掌审判范围，两者如何划分，官制改革方案并没有正式解释。由此，(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在审判权限、人事任免、行政事务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论争。“礼法之争”是围绕《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的有关规定而发生，作为法理派代表人物的沈家本与礼教派的张之洞、劳乃宣，对旧律中一些根本制度如十恶、亲属相容隐、干名犯义、亲属相犯、无夫奸、子孙违反教令等问题作出了符合近代法制理念的删定。礼法之争，实际上是外来法律与传统法律的文化之争、新律与旧法的制度之争、个体权利与家族伦理的思想之争。

作为传统法学的集大成人物，沈家本对于近代法学发挥了植基作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历时性作用。1910年，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法学学术团体———北京法学会成立，德高望重的沈家本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次年，第一本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杂志———《法学会杂志》发刊。当时的革命风暴已经形成，形势岌岌可危。但残缺的政局并没有影响法学的发展，也没有影响以学会和杂志为载体的法律人团体的生成。民国成立后，耄耋之年的沈家本为复刊后《法学会杂志》题序。行文的最后，他说：“余虽老病侵寻，不获于法学界有所贡献。而窃喜斯会之己废而复举也，因述其缘起如此。异日法学昌明，钜子辈出，得与东西各先进国媲美者，斯会实为之先河矣。”对中国法律的复兴、近代法律人的成长和近代法学的发展寄托的无限情思，跃然纸上。

⑤ 依法治国的篆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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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简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

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

⑦ 韩非子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

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韩国人。他吸收了先秦法家的治国思想，在总结各国治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依法治国”(《韩非子．有度》，下引只注篇名)的策略方针(诸如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等)，因而被世人称之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归结起来韩非的治国思想有三个境界。 在治国之道的选择上，韩非认为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国。“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制分》)在韩非看来，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国而不用人治。依法治国的提出是相对以礼治国而言的。因为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初期，是依靠礼来调解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但以礼治国并不排斥刑罚，而是以礼为主、以刑为辅;礼和刑分别施予不同对象，“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对宗法贵族施之以礼，对平民施以刑罚，这是礼治最明显的等级性特征;礼治社会没有成文法只有习惯法，且“礼和刑罚秘而不宣”，刑罚的裁决只是官吏根据风俗习惯来判定，呈现出随意性和不公开性。 韩非之所以主张依法治国，其一是因为宗法贵族内部已经“礼崩乐坏”，礼治已经丧失其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需要用具有强制力的法来调整;其二是在靠实力说话的时代，需要用法来明确规定赏罚的内容，以鼓励民众努力耕战进而富国强兵。韩非之所以把依法治国看成是治国的最高境界，是因为:法具有规范性。“一民之轨，莫如法。”(《有度》)“明主之法，揆也。”(《六反》)有了法，臣民会按照法的规定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进而会形成“以功受赏，臣不德君……以罪受诛，人不怨上”的局面(《外储说左下》)。法具有公平性。“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法律不偏袒权贵，无论是宗亲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法具有公开性。“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难三》)法具有强制性。法律是关于赏罚的号令，因而它具有强制性和严肃性。韩非认为“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将宁。”(《扬权》)“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饰邪》)在韩非那里，法律的强制性是与道德相比较而存在的，而法制作为治国的最高境界，也是针对德治和人治即礼治而提出的。 在执法过程中，韩非认为最高的境界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有刑法而死无螫毒。”(《用人》)法律是臣民行为的标准，执行法律的最高境界，是有赏赐和惩罚但却没有君主个人的喜怒，有刑法而没有君主个人的狠毒。其一，韩非认为执法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在《安危》篇中，韩非通过对危道和安术两个方面的论述，把严格执行法律看成是关涉国家安危的大是非:“危道:一曰:斫削于绳之内，二曰:斫割于法之外。”“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安危》)他以射箭为例:“释仪的而妄发，虽中小不巧;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用人》)在他看来，放弃了靶子而胡乱射箭，虽能射中小的东西但不能算技巧;放弃了法制而胡乱发怒，虽然杀了人但奸邪的人不害怕。因而，必须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其二是不能随便赏罚。法律是关于赏罚的标准，严格执行法律就是要恰当地实行赏罚:“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民不惩易为非。”(《难二》)“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饰邪》)“夫发困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难二》)韩非认为:打开仓库赏赐贫穷者，这就是赏赐无功的人;审查监狱释放轻囚，就是不惩罚有罪的人。其三，使用刑罚的最高境界是“不辟亲贵，法行所爱”。晋文公问狐偃刑罚的极限在哪儿?狐偃说不回避亲人和权贵，对所宠幸的人也施行法律。晋文公说，好!第二天，下令在陆圃围猎，以中午为时限，迟到的人处以军法。这时，文公所宠爱的一位叫颠颉的大臣来迟了，执法官请求按法治罪，文公流着泪犹豫不决。执法官说:请让我执法。于是斩了颠颉的头公开示众，借以证明法律的真实。韩非认为:法律是规定臣民的行为标准，是实行赏罚的标准，如果执法过程依据情理就会丧失法律的度量，法度的丧失，并不是法律本身的失误，而是有了法律之后又兼用智慧的恶果。(《制分》) 法律既是惩治犯罪的工具也是预防犯罪的手段。如何使臣民不犯罪、犯罪后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凡治之极，下不能得。”(《扬权》)韩非以为，治理天下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臣子无机可乘。那么怎样才能不给臣子留下犯罪的机会呢?“饬令，则法不迁;法平，则吏无奸。”(《饬令》)在韩非看来，一是要使法律完善;一是要保证法律规定的内容一定施行。法律的完善，就是法律的制定要从人性好利恶害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这样一种现实，而不看重、不指望“自直之箭、自圆之木”(《显学》)和“太上之士”(《忠孝》)，而是“不恃人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显学》)，“不侥幸期望乱臣不欺诈”(《守道》)，在法律制定的问题上，韩非主张“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其法易为，故令行”(《用人》)。法制容易遵守，因此命令得以执行。设的奖赏应该是百姓能够争取得到的，惩罚的举措百姓能够回避。如果不是这样，百姓就不会被驱使和震慑。人们在有法律、有惩罚措施的情况下所以会犯罪，在韩非看来是因为法律和惩罚措施不一定实行，因而人们有侥幸心理。他指出，“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于市，犹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于此，曰:‘予汝天下而杀汝身。’庸人不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犹不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则虽辜磔，窃金不止;知必死，则天下不为也。”(《内储说上》)韩非的主张是:要制止犯罪，就要在完善法律和发现、惩罚犯罪上下功夫。

⑧ 近代中国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由公众选举官吏”的著作是什么

洪仁干，他著有《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己未九年（1859年）洪仁玕到天京担任军师初时上奏天王洪秀全陈述他向西方学习草拟的建国方案。洪仁玕(公元1822—1864年)是洪秀全的一个族弟，在洪秀全创“拜上帝会”的时候，他就积极参加，随同洪秀全做宣传工作。他于太平天国后期才到南京。洪秀全封他为干王，任命他为军师，“总理朝政”。他一跃成为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向洪秀全呈奏了一篇文章，称为《资政新篇》。这是他的一篇施政纲领， 倡导向西方学习，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改革。 希望答案您还满意

⑨ 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主张依法治国是谁

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主张依法治国的是近代“法学泰斗”沈家本。
沈家本，字子敦。清光绪年间进士，早年入仕，历任天津知府、刑部左侍郎、法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资政院副总裁等职。任职刑部其间，广泛收集我国古代法律史料，并作了系统整理和考订；后奉命主持修订法律，改良清代律制，先后主持修订《大清律例》、《大清现行刑律》；同时参考泰西刑法，制订《大清新刑律草案》。使中国几千年的旧刑法体制有了改良；他主持制定的民法和商法草案，虽未得实施，却给中华法系以强烈震动，中华法系以此为标志终结，近代中国法制历史从此掀开第一页。
沈家本坚信以法救国，以法强国的主张。他认为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受列强欺凌，就是因为法律制度落后和不完善；通过修律，参照世界通行规则，加强权利保障机制，就能收回治外法权，摆脱列强的控制。
1931年6月9日，中国近代贯通古今中西的法学泰斗，在北京去世，享年七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