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法治
㈠ 什么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当前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中、西部的区域失衡。
众所周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开放和开发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东新区，相继开放了13个沿边、6个沿江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建立了众多的特殊政策园区。
但显然，前期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南沿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为了“领头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中、西部的区域失衡。
“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牵动者承担着开发与振兴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广大区域的重任，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着中国走出去的重任。
同时，东部地区正在通过连片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
(1)一带一路与法治扩展阅读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中国“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WTO这一被大多数成员国一致遵守国家经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但是，近年来国际经贸机制又在发生深刻变化并有新的动向。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紧密联系的。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建自贸区，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在建的自由贸易区中，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沿线上。
因此，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
㈡ 一带一路秉持的理念是
“一带一路”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共建“一带一路”既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2)一带一路与法治扩展阅读：
共建“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出了新贡献，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深远。“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努力消除旧秩序里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之间的贫富悬殊，深度参与国际秩序调整，让世界向着更加和谐、美好方向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将有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绽放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花，必将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㈢ 一带一路秉持的理念是什么
一带一路秉持的理念
1.开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原则。全方位拓展医疗卫生领域对外交流合作，向发展中国家和友好邻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拓展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卫生发展的繁荣，共同构建包容、稳定、合理的区域和全球卫生治理体系。
2.双、多边并举，深化睦邻友好原则。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对接区域内现有合作机制与平台。一方面要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双边沟通，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卫生合作。
3.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原则。遵循国际通行规则，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活力，还要理顺体制机制，提升政府宏观谋划、政策支持和指导服务作用，尤其是管理公共卫生安全、灾害卫生应急救援等其他具有外部性效应的卫生合作领域，提升合作的软、硬件水平。
4.依法规范、法治管理原则。积极促进区域健康合作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卫生领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监管，并逐步实现与国际先进医疗服务管理体制的接轨，加强彼此的政策衔接，提升监管信息化水平。通过区域及双边卫生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法制化、标准化建设的探索，为全球卫生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5.分层分类、重点突破原则。巩固现有卫生合作机制和合作内容，并对不同区域、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合作需求和不同合作基础的沿线国家进行分层分类，统筹协调国内东中西部资源，先行启动一批条件成熟的优先项目。根据互利共赢的原则，在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域，重点突破和拓展创新合作的范围、层次、内容、形式。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国际上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国内与丝绸之路沿线省区及城市大开放、大合作、大发展格局。
㈣ 如何正确理解并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已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公平、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是推行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保障。近期，中国进一步倡导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这无疑又是一项颇富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构想。但对于何谓“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以及该项工作应如何具体推进和开展，各界尚存较多的困惑和疑虑。
为加强对这一重要命题的基础性研究，武汉大学海外投资法律研究中心组织人手，于近期撰写了《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研究报告》，全文将分期转载于本公众号，以飨读者。
报告将首先探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的基本定位，并就“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现有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在借鉴现有各类争端解决机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为推动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提供具体建议。
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将适当缩减篇幅并省略所有表格和注释。
二、“一带一路”争议解决现状与问题
（一）“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解决
民商事争议主要是指私人主体在民商事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违约和财产性侵权纠纷。由于民商事关系往往基于民商事合同，其中大都会约定争端解决方式，因此违约纠纷一般都可以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解决。有些侵权纠纷，也可以由双方在事后达成约定解决。通过合同和双方协商所不能解决的民商事争议，一般可以通过诉讼和非诉讼方式解决。
1.“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的诉讼解决
依据一国国内法，寻求法院等司法机构的救济是最根本的争端解决方式。“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都能提供基本的司法救济手段。但要想通过当地诉讼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仍存在较大难度和一系列的问题：
（1）沿线各国法律制度差异大。“一带一路”沿线既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又有信奉伊斯兰法律等政教合一的国家，还有一些国家的法律同时融合了这几种法系的特征。各国法律制度差异很大，对于从事跨国商事活动的外国私人而言，很难掌握甚至通晓当地法律。
（2）沿线多国政局不稳、法制不健全。有些国家由于战乱和恐怖活动频发、政局不稳等因素，例如伊朗、阿富汗、也门；有的国家则因为独立或分立不久，法治建设起步晚，发展慢，例如原南联盟分立的黑山、塞尔维亚等。有的国家虽然法制较全，但并不完善，如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法律体系整体比较完整，但也有很多法律规定模糊，可操作性差，且不同的法律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1]
（3）沿线多国民族主义和排外势力强烈。有些国家在司法程序中对外国当事人不公，如也门、印度尼西亚、土库曼斯坦等。以也门为例，该国政府部门对当地企业采取特殊的庇护措施，外国投资者却经常遭到地方部落索要保护费。在劳资纠纷处理过程中，外国投资者也很难得到劳动管理部门的公平对待。当外国投资者利益遭受当地投资伙伴侵犯时，警察等执法部门很少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2]
（4）执法和司法程序繁琐或缓慢，司法判决执行难。一些国家，如文莱，由于生活安逸，生活节奏很慢，反映到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上，行政审批等程序随意性较强、耗时较长。[3]司法判决执行难也是沿线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约旦、越南、阿塞拜疆等国尤为典型。以约旦为例，根据《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对约旦法律制度的调研显示，该国司法程序一般要经历3到4年，而从获得裁决到执行一般要等待12到18个月。[4]
因此，通过诉讼解决“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往往并非当事人的最佳选择。如何克服属地管辖和用尽当地救济的限制，力争民商事纠纷的域外管辖及替代性争议解决是构建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心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
2.“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
无论是从“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以和为贵”的理念，还是从民商事争议解决的实际效果来看，非诉讼解决争端的方式相对而言能够更好地解决“一带一路”民商事争议。2016年5月“中国-中东欧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上通过的《苏州共识》指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认同调解、仲裁等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为民众提供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途径。”[5]在各种非诉讼争端解决方式中，仲裁和调解尤受肯定和青睐。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大部分沿线国家（35个）都根据《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制定了本国的仲裁立法，这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仲裁解决民商事争议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6]对于仲裁立法，存在“双轨制”和“单一制”两种模式。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双轨制”，如新加坡，针对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分别适用《新加坡仲仲裁法》和《新加坡国际仲裁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用此制的还有俄罗斯、菲律宾、越南、缅甸、文莱等国。“单一制”则是指，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适用统一的法律。采用“单一制”的国家包括英国、荷兰、埃及、毛里求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老挝、柬浦寨等国。我国亦属此列，有关仲裁的法律即《仲裁法》，其中对国际仲裁进行了专章规定。
“一带一路”沿线仲裁和调解机构众多，专门的仲裁和调解机构主要包括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泰国仲裁协会、泰国商事仲裁协会、柬埔寨国家商务仲裁中心、越南国际仲裁中心、黎巴嫩仲裁中心、阿布扎比商务调解仲裁中心、迪拜国际仲裁中心、迪拜金融中心-伦敦国际仲裁院、开罗国际商事仲裁区域中心、德里国际仲裁中心、俄罗斯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阿富汗商业纠纷仲裁中心、蒙古国国际及国内仲裁委员会、克罗地亚经济商会调解中心、罗马尼亚国际商业仲裁法院，等等。此外，很多国家国内司法机构中还设立了可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的法庭，如匈牙利的调解庭和仲裁庭，它们做出的裁决与普通法院判决具有同等效力。[7]
中国的仲裁制度发展也很快。从中国商事仲裁网公布的消息来看，我国国内仲裁机构目前已超过160家。[8]最近几年，我国国际仲裁制度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革新：（1）涉外仲裁机构大量涌现。除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为“贸仲委”）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外，新兴的涉外仲裁机构（包括原国内仲裁机构的转型）包括北京仲裁委员会（即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即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国际仲裁院（即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及由广州仲裁委员会、香港、澳门地区的仲裁机构及法律专家共同组建设立的南沙国际仲裁中心等。（2）临时仲裁得到承认。我国《仲裁法》规定了严格的“选定仲裁委员会”的要求。因此，长期以来，我国是不承认临时仲裁的。2017年3月23日，《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正式颁布，标志着临时仲裁在中国境内的真正落地。[9]可以预见，临时仲裁将会逐渐在我国仲裁实践中得到推广。（3）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引入。国际上许多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国际商会仲裁院都已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办事处。这将有助于我国对这些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利用，拓宽纠纷解决的选择渠道。
“一带一路”沿线众多仲裁和调解机构为“一带一路”民商事主体纠纷解决提供了较多选择，但是目前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还存在以下问题：（1）仲裁机构进入他国市场的待遇问题。以我国为例，虽然众多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我国上海自贸区设立了办事处，但中国WTO 入世议定书（“附件9”中关于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均没有对仲裁机构法律服务作出明确规定。境外仲裁机构入驻后能否在华享受同国内仲裁机构相同的待遇，尚不明确。[10]（2）仲裁和调解机构选择多但仲裁制度并不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仲裁制度在适用规则、临时仲裁、友好仲裁、证据制度等重要问题上有很大差异。有些国家的仲裁制度局限性很大。以我国为例，我国如今仍然有很多仲裁机构不承认临时仲裁，未采纳友好仲裁。（3）裁决的执行问题。“一带一路”沿线目前还有伊拉克、土库曼斯坦、马尔代夫、也门等国没有加入《1958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为《纽约公约》）。即便是《纽约公约》的成员，有些国家在加入时也做出了“互惠”保留，只对同为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所做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如俄罗斯。因此，仲裁裁决在“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承认和执行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一带一路”混合争议解决
混合争议是指因国家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私人与国家之间的争端，主要表现为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
1．“一带一路”投资环境
本文所指投资环境主要是政治法律环境，不考虑“一带一路”很多地区所存在的恐怖主义、战乱、武装冲突、自然灾害等社会风险和自然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法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来自不同背景的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尤其是东道国投资管制行为和税收行为产生的征收风险和法律政策变动等带来的违约风险。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外资立法，及相关的执法和司法活动中没有为外资提供充分保护。
外资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1）有些国家没有专门的外资立法，关于外国投资的准入、投资行业、待遇等问题的规定散落在民法、商法、公司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中。如印度、阿联酋、巴林、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等。（2）有些国家虽有专门的外资立法，但并不是正式的法律。这类国家包括土库曼斯坦、罗马尼亚和不丹等。以罗马尼亚为例，除公司法外，其有关投资的重要法律文件为1992年《促进直接投资政府经济法令》、2008年《促进投资政府紧急法令》、2014年《关于设立鼓励对经济领域有重要影响投资国家援助计划的政府决定》和《关于设立鼓励对创造工作岗位镀金地区发展投资国家援助计划的政府决定》。[11]以法规、法令，甚至政府政令的形式调整投资活动，由于政策的轻率性和多变性，很容易给投资者及其投资带来风险。（3）外资法缺乏操作性。以也门为例，虽然也门有专门的《投资法》，但并未颁布相关的实施细则，致使有关规定和政策缺乏操作性，形同虚设。[12]
执法与司法方面的问题包括：（1）程序随意且缺乏透明度，以土库曼斯坦为例，由于该国法治建设慢，常以总统令、政府决定等调整外资活动，执法过程随意，透明度较低[13]；（2）执法和司法不公。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介绍，兹不赘述。
综上可知，通过国内司法途径解决“一带一路”投资争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近年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如通过商事仲裁机构解决投资争端。“一带一路”域内已有一些商事仲裁机构可受理投资争端，包括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14]、迪拜金融中心-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中心等。另外，我国深圳国际仲裁院2016年新版仲裁规则规定：“仲裁院受理一国政府与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议仲裁案件。”[15]此外，哈萨克斯坦也表示，将借鉴迪拜的做法，在阿斯塔纳建立具有国际大部分仲裁员参与的国际仲裁中心，其中专门设置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16]除了传统的法院诉讼、仲裁机制以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针对投资争端的解决还创立了一些有特色的制度。比如，埃及所创设的争议解决委员会，专门为解决投资者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争议提供建议。[17]另外，我国商务部于2015年1月1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一百二十条还建立了专门的投诉协调处理机制和外国投资投诉协调处理中心，负责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投资争议的协调和处理。这些可能成为未来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在构建具体制度过程中可以考虑并参考相关的制度。
2．“一带一路”与投资有关的条约缔结情况
从双边层面来看，“一带一路”域内已有53个国家同中国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有57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其中有49个BITs引入了国际仲裁机制，以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多边层面最具影响力的投资条约是《华盛顿公约》。根据公约建立的ICSID主要通过仲裁和调解解决投资争端。“中心”的管辖权须基于一国对公约的批准加入，以及一国对“中心”管辖的同意。我国虽然很早就加入了《华盛顿公约》，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保留了对ICSID机制的引入。近年来，我国在对外签订投资协定时，逐渐放开，越来越多地引入ICSID机制。至今为止，在我国对外签订的BITs中，共有14个引入了ICSID机制。从ICSID的仲裁实践来看，如2014年北京城建集团公司诉也门政府案，建设工程项目被仲裁庭认定为符合《华盛顿公约》项下关于投资的要求。[18]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争端，是可以通过这一机制解决的。“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是《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只有少数国家没有加入该公约，包括缅甸、老挝、泰国、巴勒斯坦、波兰、塔吉克斯坦、印度、马尔代夫和不丹。
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国家在缔结与投资有关的条约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各国之间BIT缔约不充分，不能覆盖“一带一路”所有投资者及其投资。由于目前世界上不存在多边投资条约。BIT是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主要国际法维权手段。从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署BITs情况来看，“一带一路”各国之间的BIT仍然有很大的缔约空间。（2）有些BITs缺乏投资者诉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简称为“ISDS机制”）。以中外BITs为例，其中仍有少数缺乏ISDS机制，如中国与泰国，以及中国与土库曼斯坦间的BITs。（3）国际仲裁适用的争议范围有限。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之间的BITs来看，大部分BITs都规定，只有与征收补偿数额有关的争议可通过国际仲裁解决。有部分BITs则规定，除补偿数额争议之外，缔约双方同意的其他争议也可以提交国际仲裁。只有与缅甸、伊朗、土耳其、也门、希腊、塞浦路斯、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印度之间的BITs将国际仲裁适用的投资争端扩大到了其他投资争议。（4）ICSID机制的适用范围受限。由于“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未加入ICSID公约，ICSID仲裁机制不能完全覆盖到“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者及其投资。以上这些问题都为“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者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带来了阻碍。
3．“一带一路”投资争端仲裁实践
从“一带一路”国家在投资仲裁案件中的被诉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有不少国家屡遭投资者起诉。其中，被诉超过10次及以上的国家包括捷克、埃及、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俄罗斯、波兰、哈萨克斯坦、印度、斯洛伐克、土耳其。这直接体现出，这些国家对于外国投资者利益侵犯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国家频频被诉诸国际仲裁，一方面说明，这些国家国内法为投资者提供的救济是不充分或不被投资者所信赖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国际仲裁机制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争端解决方面比较畅通。
另外，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仲裁所适用的仲裁机制来看，机构仲裁远比专设仲裁多。而且，在各个仲裁机构中，ICSID被适用的最多，足见这一多边投资仲裁机制的重要性。其次，SCC、ICC和PCA被适用的情况也比较多。可见西欧发达国家所建立的仲裁机制颇受“一带一路”投资者的青睐。相反，“一带一路”域内的仲裁机构，如CRCICA，明显受到冷落。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域内的仲裁机制亟待完善，以取得“一带一路”域内投资者的信赖。
（三）国家间的经贸争端解决
国家间的经贸争端，主要是在贸易和投资协定适用和解释过程中产生的国家间贸易和投资争端，具体包括投资条约解释和适用所产生的国家间争端、国家因违反WTO和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的义务所产生的的争端，以及WTO和其他贸易协定的解释所产生的争端。
1.“一带一路”国家与国家间投资条约争端解决
对于投资条约解释和适用所产生的争端，主要通过投资条约规定的国家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State-StateDispute Settlement，SSDS）来解决。SSDS机制具体适用于三种情形[19]：（1）条约规定含义不明或缔约方对条约规定有不同解读时，所引发的条约解释争端；（2）缔约一方投资者遭受缔约另一方侵害时，所触发的外交保护争端；（3）缔约一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之前，先行确认缔约另一方行为违反条约的程序。
SSDS机制中的争端解决方式一般包括外交谈判和国家间仲裁。实践中，基于投资条约的国家间仲裁案件，目前已知的总共只有三例[20]。且三案当事人都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见，“一带一路”国家因投资条约解释和适用产生的国家间争端主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会选择诉诸国际仲裁。
2．“一带一路”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区域贸易协定和安排大体有两种类型。比较多的一类是国家之间基于友好关系，为加强经贸合作而建立的框架性和原则性的区域经贸协定及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欧亚经济共同体等。这些组织和协定主要不是以规则来维系，更多地是依赖于各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因此很少有关于争端解决的安排。[21]
另一类则是规则主导型的区域贸易协定，以中国与东盟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双方订有专门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协议》[22]（以下简称为《争端解决协议》）。《争端解决协议》规定的争端解决方式包括磋商、调解、调停、仲裁，且非常注重非诉讼方式。在仲裁程序中，争端当事方可以随时同意进行调解或调停。[23]另外，《争端解决协议》并没有设立实体性的裁决机构，而是采用了临时仲裁的形式，且仲裁没有上诉程序。裁决的执行方面，虽然规定了一系列针对不履行仲裁裁决行为的补偿和中止减让或利益规定，但补偿是自愿的，中止减让或利益需满足许多条件。[24]另外，由于缺乏负责执行监督的常设机构，执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争端方的自律。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贸易协定欠缺有强制力的争端解决机制。
3．“一带一路”国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成员方违反WTO义务而产生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争端。争端解决适用的规则包括《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即DSU）以及WTO协定各涵盖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争端解决步骤包括磋商、专家组审查、上诉机构审查、报告的执行及其监督。相比“一带一路”区域贸易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有如下优越之处：（1）上诉机制。这有效地避免了专家组审理的许多错误。而且由于上诉机构是常设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WTO争端解决裁决的一致性以及成员方的预期。（2）执行机制。WTO有专门的执行监督机构，对违约方实施报告中建议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督，这就保证了违约方的执行。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全球范围内最成功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一带一路”国家经贸争端的解决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关系深切。这一方面体现在，“一带一路”沿线有许多国家都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常用客户”。在WTO进行申诉超过十次及以上的“一带一路”国家包括印度（24次）、中国（17次，仅指中国大陆）、泰国（13次）和印度尼西亚（10次）。在WTO被诉十次及以上的“一带一路”国家包括中国（39次）、印度（24次）和印度尼西亚（14次）。[25]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订立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在争端解决部分很多都依赖于WTO。以中国为例，中国与东盟以及中国与新加坡间的贸易协定，在争端解决部分都规定，当争端当事方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就仲裁庭主席的任命取得一致意见时，应请求WTO总干事指定仲裁庭主席。[26]
“一带一路”国家在经贸争端解决中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目前“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并非WTO成员，包括哈萨克斯坦等13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完全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争端。
㈤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
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
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在各种社会调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不是当权者的任性。
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
而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拓展内容：
法制：
“法制”我国古代已有之，在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样的。
其一，狭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
其二，广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
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过程。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
任何国家都有法，但并非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
法治：
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
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
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谓先行者，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㈥ 一带一路法律问题有哪些
您好，
一、“一带一路”建设中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点合作领域。“一带一路”多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周期长、资金量大、运行维护不易，［2］其所涉地区还存在着复杂的宗教、民族矛盾，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滋生蔓延。［3］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法治状况和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我国市场主体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必将会面临诸多法律风险。
1.因沿线国家隶属法系不同而引发。“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依照其法系不同，主要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类，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国家属于伊斯兰法系。根据“一带一路”所含范围，蒙古、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除阿富汗外的中亚国家，缅甸、泰国、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俄罗斯以及法国、德国为核心的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属于大陆法系。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坦桑尼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以及欧洲的英国和爱尔兰等属于英美法系。阿富汗以及除伊拉克、以色列等少数国家外的绝大部分中东国家属于伊斯兰法系，均实行伊斯兰教法。
不同法系国家的法律分类与术语、法律表现形式、审判模式与技巧、法律适用规则等差异较大，同一纠纷在不同法系国家之间的处理方式各异，法律的适用性会被削弱。同时，因所属法系不同而产生的法律信息不对称，也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许多无法预测的风险。
2.因沿线国家法治状况和国民道德水平不同而产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领域的法律法规、税收规定与国内有很大不同，许多国家有关投资贸易的立法仍处在不断调整完善之中，相关法律的修订比较频繁，并且存在不同层级的立法主体，使投资者很难把握即时交易规则，导致贸易难度加大。一些国家的行政执法、行政监管十分复杂，执法透明度不高，对外国或外资企业在执法力度上有所歧视，甚至会基于本国政治、经济利益和安全的考虑，有针对性地对某些跨国公司或者海外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法律管制。这些因素的存在，必然会对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与贸易活动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与潜在风险。［4］同时，沿线国家的国民道德水平和守法意识参差不齐，还可能产生违约、欺诈等商业道德风险。
3.因贸易保护主义而引起。贸易保护主义有利有弊，利在于可以通过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弊则不利于本国工业的进步，易导致国内资源的低效配置，甚至可能失去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比较利益的机会。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实现贸易畅通和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释放合作潜力，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
当今世界部分地区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严重制约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关税壁垒和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认证、认可制度、安全审查、反倾销、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来限制投资贸易的自由与便利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都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法治程度都不是很高，可能会重拾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维护本国（地区）的狭隘利益。这样会消解沿线国家和地区为实现投资贸易便利化所做的努力，并可能由此引发投资贸易法律纠纷和风险。
二、“一带一路”建设中法律风险的类型化分析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法律环境和法律文化差异巨大，各国法治建设水平极不平衡，参与建设的市场主体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将面临不同的法律风险。
1.因直接投资产生的法律风险。由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同，一些国家的法律出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安全等方面的考量，会对合营企业中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范围和持股比例设定许多限制，或是要求合营企业中必须有所在国政府及其委派机构参与经营。即使有些国家没有此类法律限制，其政府也往往拥有对合营企业重大决策的否决权，从而极大地削减了合营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一些国家的法律出于反垄断和维护有效竞争的考虑，对外国投资者的跨国并购提出了特别要求，或建立了不透明的跨国并购审查程序，可能会大大增加我国企业海外跨国并购的难度。而且，当所在国一旦对特定的跨国并购项目持有怀疑时，有时甚至会借助“临时立法”的方法加以限制，从而形成较为严重的法律风险。由于跨国并购可能会导致垄断，进而扰乱所在国及周边地区的市场秩序，甚至打压所在国及周边相关产业，因此，还可能遭遇所在国及相关机构的反垄断审查风险。此外，跨国并购还可能面临目标企业的反并购风险、并购程序的合法性风险，以及被并购的目标企业隐瞒自身涉及的担保、诉讼纠纷等情况，使跨国并购后的企业陷入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法律僵局。
2.因市场准入产生的法律风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准入制度，其目的是促进市场的合理竞争和适度保护。“一带一路”建设中，一些贸易伙伴出于对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会通过设置严格的法律和市场准入门槛，以及苛刻的通关程序，来限制海外投资主体及产品进入其本国市场。例如，欧盟对于食品等商品所设置的准入标准就十分严格，符合中国标准的商品进入欧盟时，将会面临许多不确定性，从而隐含着巨大的准入风险。近年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从以往赤裸裸的诉诸关税壁垒，到今天各种隐形非关税壁垒的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可谓五花八门，由此引发的法律风险愈演愈烈。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就与美国对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和贸易投资保护政策有关。
3.因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法律风险。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竞争性资源要素在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及质量决定着一个国家或企业在全球化经济中进行资源配置和国际分工时的地位。［5］当前，国际投资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的规定甚至比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要求更高，这就要求一些国家对其现有的知识产权法进行有效调整。［6］“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投资贸易行为，必然会引发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如果对外投资与贸易各方对知识产权保护考虑不周，措施不到位，很容易造成知识产权资源的流失，甚至引发知识产权纠纷。我国企业在过去的对外投资贸易中，由于不熟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规则和方法，不懂得如何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和策略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教训十分深刻。
4.因国际金融交易产生的法律风险。国际投资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伴有企业经营管理权和控股权的投资。国际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不参加企业经营管理，也不享有企业的控制权或支配权，而仅以资本增值为目的，以取得利息或股息等为形式，以被投资国的证券等为对象的跨国投资。因此，国际间接投资实际上就是国际金融投资。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参与国际金融投资的情况越来越多。然而，国际金融交易和监管十分复杂，且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金融交易法和金融监管法，这就决定了国际金融交易风险较国际贸易风险和国际直接投资风险更大。同时，国际金融交易风险还具有影响范围广、破坏性扩张性强、控制难度大等特点。近年，中国平安、中信泰富的巨额海外金融投资亏损，蒙牛、雨润、太子奶和中华英才网等因签订对赌协议所导致的“对赌危机”都是因盲目进行海外金融投资所产生的法律风险。［7］
5.因劳工问题引发的法律风险。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权关注程度的增加，劳工标准作为工作中的人权，已逐渐渗透到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等领域。劳工权保护已成为国家的义务、企业的社会责任。“一带一路”建设中因劳工问题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主要有：一是因不平等招工，忽视所在国特有的民族问题、性别问题等，触犯平等劳动及反歧视相关的法律，将会面临行政罚款等处罚；二是漠视所在国法律赋予工会的权力，未能与当地工人及工会形成良好关系，可能会面临罢工和激烈抗议的风险；三是在雇工待遇和福利保障方面，如果触犯所在国的劳动法，可能面临处罚、诉讼，甚至导致并购失败等风险；四是企业在进行人员裁减或调整时，要特别注意所在国有关裁员力度、裁员补偿等方面的法律，否则也容易引发纠纷。
6.因环境问题产生的法律风险。随着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和生态文明价值凸显，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标准和法律越来越严。“一带一路”建设中，海外企业如果不能严格遵守所在国的环境标准和法律，将会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部分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履行环保社会责任存在缺陷，［8］中国投资者在海外已面临过多起此类事件。例如，在柬埔寨，当地政府曾因环境问题收回了中国投资者的森林采伐权。中石油和中石化在蒙古、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某些项目也都遇到了当地环境组织的抵制及政府环境规制方面的问题。［9］大量的事实、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只有遵循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思路，努力适应国外环境标准和法律，才能减少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法律争端。
7.因经营管理不善产生的法律风险。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和固有的商业惯性，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容易出偏，触犯法律，从而产生法律风险。一是可能产生商业腐败法律风险。欧洲等国家对企业腐败有严格法律规定，一旦发现企业有行贿、贪污等问题，将面临严重的竞业禁止和制裁风险，企业声誉可能毁于一旦；二是可能产生税收法律风险。同一主权国家都会根据其本国法律对同一纳税实体进行征税。因此，企业在境外经营时，既要根据属人原则向我国政府纳税，又要根据属地原则向所在国政府纳税。如果企业的纳税情况及避税手段不符合所在国的税收法律，则会面临复杂的税收法律风险。三是可能产生项目规划设计法律风险。如果某一项目的规划设计不符合东道国相关法律的规定，项目完成后，就无法通过东道国的验收，从而导致投资遭受重大损失。四是可能产生合同管理法律风险。现代的合同管理涉及合同的谈判、起草、签订、履行、变更、终止、违约处理等过程。在这一全过程管理中，任何一个疏漏，都可能引起争议或纠纷，从而产生风险，造成损失。
三、“一带一路”建设中法律风险的应对之策
进行任何一项投资贸易活动都存在风险，关键在于对风险的认知和管控。有效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风险，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入手。
政府既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者，又是该战略的组织者、引领者和实施者。因此，政府应是法律风险的宏观管控者。政府的应对之策主要有：
1.签署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实现沿线国家法制协同。为实行投资贸易便利化，消除投资贸易壁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加强法制协同，通过与投资伙伴国签订双边或多边协定，扫清因沿线国家法制不统一的法律障碍，为海外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目前，中国已同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卡塔尔、科威特等国签署了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关的合作协议。已同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签署了12个自贸协定。这些双边或多边贸易投资合作协议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力量，又是消解“一带一路”建设法律障碍的有效手段。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些双边和多边投资与贸易合作协定，尽可能通过签订项目合同、合营合同等方式，将合作各方的权利义务予以明确、细化，从而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2.建立海外投资贸易咨询、指导、服务机构及相关制度。一是探索建立促进“一带一路”投资贸易的专门机构，对相关投资贸易活动提供规划咨询、指导服务、跟踪监督；二是建立“一带一路”信息管理制度和“一带一路”大数据库，通过数据收集、编码、加工以及系统化，实现数据信息的同步化和全覆盖，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大的数据信息支持；［10］三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法律政策的有效对接。［11］在不同投资贸易领域，各国的管理制度和规范千差万别，在制度未对接到位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应提醒投资贸易方注意做好前期调研，主动适应制度性落差，防止陷入“制度陷阱”；四是政府相关部门应定期编制“一带一路”投资贸易国别指导目录、发布国家风险报告，指导人们理性开展海外投资贸易活动。
3.加强风险评估、预警研究，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风险管控专项培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和人员，组建专业化的法律专家团队深入“一带一路”支点城市和沿线国家进行科学调研，专题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可能涉及的投资、贸易和金融法律风险问题，全面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法治环境，充分评估投资贸易伙伴的资产经营、产业运营、法律资质、经营范围等方面的现状，制定出一系列法律风险防范策略和办法。通过各种有效便利的方式为海外投资实务部门和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管理培训。
4.优化创新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我国已由中国信用保险公司建立起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但是，该公司海外投资保险的险种非常有限，难以满足“一带一路”建设法律风险防范需求。因此需要通过创新保险制度，鼓励相关保险机构扩大其业务范围，提升其保险能力，以满足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保险需求。
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直接参与者，是法律风险的微观管控者。企业的应对之策主要有：
1.学习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避开法律“雷区”。长期以来，人们对发达国家的法律较为重视，介绍和研究较多，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法律关注不够。“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60多个国家中大多数都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的法律体制还不尽完善，人治多于法治，部分国家还有被殖民的历史，其法律制度比较复杂，我们对中亚、南亚和西亚等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知之甚少。因此，学习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和政策，就成为防范“一带一路”法律风险的首要前提。
2.自觉遵守所在国法律制度，严格依法经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出现的问题，很多都是由于没有遵守当地的法律和政策造成的。因此，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时，一定要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自觉履行法律赋予的义务，与当地政府和民众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这样才能有效促进投资贸易。
3.合理利用国际贸易规则，科学评估争端解决机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投资贸易冲突和摩擦可能增多。企业应从被动应诉，变为主动利用各种国际贸易规则和法律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沿线许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拉克、黎巴嫩等都不是WTO成员方，这些国家将不受WTO关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不是《纽约公约》缔约国，这就意味着针对这些国家的投资贸易争端，即使通过国际贸易仲裁取得了有利于我方的裁决，但其承认和执行仍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当纠纷无法避免，形成国际法问题时，一定要认真评估各种争端解决机制的利弊，正确选择和确定应对之策。
4.善于利用中介机构，加强尽职调查。企业要强化风险意识，改善信息管理方式，注意信息搜集、信息分类、信息分析和信息应用。加强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沟通，充分利用国外中介机构，对投资贸易方的国别环境、行业和项目进行尽职调查，提高自身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在海外投资后，应当立即聘请当地律师，与企业法律服务人员协同配合，做好法律风险防范工作。
（作者：李玉璧，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研究员；王兰，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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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玉璧.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国际比较及政策建议［J］.思想战线，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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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夏文斌.丝绸之路经济带视角下的向西开放［N］.光明日报，2015-06-25.
㈦ 一带一路的丝路精神是指什么
一带一路的丝路精神是指：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精神。
中国追求自身发展，同时注重与他国共同发展，中国欢迎各国“搭车”。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积淀了新时期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7)一带一路与法治扩展阅读
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尊重道路选择。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正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农业是重要领域，推动农业信息互通、技术互补、经验互享和模式互鉴，助力各国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我们新闻媒体的重要责任，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机遇，抓住、用好这一机遇有助于提升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
和平发展、携手合作已经成为当今各国实现共赢、多赢的时代要求。互联互通、融合发展已成为各国媒体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强新闻共享，积极探索可持续多样化的合作方式，当好文明互鉴的桥梁纽带，以法治的视角共同讲好和平安宁、合作共赢、成果共享的一带一路故事。
㈧ 我想知道一带一路的十大亮点要简单明了的回答
一是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认真落实中塔两国元首关于团结协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共识，派遣联合工作组赴塔吉克斯坦助力抗疫合作。向15个国家22个国际友城，17个国家26个陕籍海外侨社团组织，我国驻外使领馆，15个国家陕籍海外留学生以及4个友好组织等捐赠价值686万元的各类抗疫医疗物资。陕西省内医疗机构先后与40余个国家开展网络视频学术交流，向国际社会分享抗疫经验。落实“外防输入”要求，2020年累计承接209架次国际航班分流任务，为全国疫情防控大局作出贡献。
二是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纳入国家示范工程。陕西省市合力抢抓国家开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机遇，认真谋划、精心组织，积极争取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顺利纳入国家示范工程，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4300万元。集结中心对推动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由“点对点”向“枢纽对枢纽”转变、实现班列高效运行、提升服务国家物流干支通道能力等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目前，集结中心辐射和承载能级加快提升，全国首个铁路自动化无人码头、西安港综合口岸建成完工，“+西欧”联合开行模式持续拓展，全国15个省份的货源在西安港进行集散分拨，陕西省内合作开行城市4个。2020年中欧班列长安号全年开行3720列，开行线路15条，推出公共班列、定制班列、德国快线等创新产品，中亚方向班列在全国率先实现市场化运营，核心指标稳居全国前列。
三是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揭牌。历时一年多，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于2020年10月22日正式揭牌。基地将聚焦“交流、培训、示范”核心功能定位，开展与成员国间的农业科研交流合作、现代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培训、国际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实现区域间互利共赢。目前，基地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现代农业交流中心开工建设，现代农业国际合作多语种翻译服务中心揭牌成立，现代农业发展研究院正式组建，农业技术实训基地提升工程全面展开。疫情期间，创新开展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远程农业技术教育培训，累计在线学习用户2000余人，得到上合组织秘书处认可。
四是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加快建设。经积极争取，司法部同意在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法律服务委员会西安中心、“一带一路”律师联盟西安中心、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和国家生物安全证据基地，并于2020年12月1日揭牌。示范区将打造成为立足陕西、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法治创新聚集区和法律服务高地，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法治保障与法律服务。
五是国际航空枢纽加快建设。印发《西安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启动建设。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提速，西北保税航油业务全面开展。持续拓展航线网络，截至2020年底，通达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新开6条全货运航线，全货运航线累计达33条，开通首条洲际第五航权全货运航线“首尔-西安-洛杉矶”，2020年货邮吞吐量实现跨越式增长，达37.63万吨，排名跃升全国第十。
六是开放平台布局持续优化。设立6个首批协同创新区。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一期）、宝鸡综合保税区正式通过国家验收。中欧合作产业园起步区进展顺利，中俄丝路创新园建成使用。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物流基地一期工程、宝鸡阳平铁路物流基地建成投用。建成“海外仓”34个。
七是金融服务开放步伐不断加快。推动创建中欧班列长安号数字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稳妥推进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开展“优质可信企业跨境人民币业务便利化”专项行动。开展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和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试点，截至2020年12月底，分别实现试点业务金额12.13亿美元、2.97亿美元和1.27亿美元。
八是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培育。西安国际港务区获批国家级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西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和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加快建设，2020年西安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累计达到69亿元。推进“互联网+物流”建设，2020年共完成西安货达等55家企业网络货运线上服务能力认定工作。
九是人文交流合作持续深化。西安交通大学正式加入环太平洋大学联盟，长安大学加入“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达到44个，陕西已成为中亚国家学生首选出国留学目的地之一。成功举办2020世界文化旅游大会、第七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等重大活动，西安与厦门达成旅游战略合作，促进“海丝陆丝”联动，实现双赢合作。
十是“一带一路”项目支撑能力显著增强。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和储备力度，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示范工程为代表的“一带一路”相关项目首获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西安港综合口岸等4个项目累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2.2亿元。发起设立首期20亿规模的陕西省丝绸之路产业平台建设基金，为陕西省“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多元化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