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立法体制的缺陷

1.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还存在哪些缺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在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下缺陷和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食品安全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不详细。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包括《食品卫生法》、《保健食品管理办法》、《保健食品标识规定》、《保健食品批准证书》、《进口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等20多部。已经初步建立了以《食品安全法》为主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但配套的法律、法规仍需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为例，其中第八十四条、八十五条、八十六条、九十一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的罚款金额为“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该规定会导致在实际的执法活动中，执法人员有较大的自由裁决空间，处罚的自由裁量度过大。
（2）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不完善。 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虽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受利益的驱使，企业往往对消费者隐瞒某些对其生产经营不利的信息。（2）食品安全知识普及。大多数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形成维护权益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公众对食品质量认证标志等基本知识了解不够，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危害性及严重后果认识不够。（3）责任追究机制。由于监督管理体制上存在多头监管、职责不明等缺陷，由此经常会发生监管失职、执法不力的情况。
（3）执法部门运作效率低。 我们国食品卫生安全监管主体单位有：卫生部、食品安全委员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农业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等，各监管部门之间信息不共享。某一执法活动涉及其他部门时，其他相关部门会因为怕受牵连或利益受损，也会害怕引起重复执法的嫌疑而退缩，不参加联合执法。

2. 我国立法体制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权限、立法权运行和立法主体诸方面制度构成的有机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经变化，逐步形成了现在的立法体制：（1）1954年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实行相当分权的立法体制。在中央，根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当时行使中央立法权的主要是中央人民政府，它享有制定和解释法律、颁布法令的权力，批准许多规范性法律文件。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没有规定政务院享有立法权，但实际上政务院也制定和颁布规范性法律文件，它还批准许多地方性法令、条例和法规。在地方，根据各地方政府组织通则，大行政区、省、市、县的政府可拟定法令、条例或单行法规；根据1952年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从最基层的民族自治乡往上，各级民族自治机关都有权制定单行法规。（2）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中国立法体制，变为实行中央相当集权的体制。根据1954年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有权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解释法律，制定法令；国家主席公布法律和法令。宪法除规定国务院有权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议案外，没有规定国务院有其他立法职权，但事实上国务院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议和命令，被视为国家法规，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令一起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中。1954年宪法取消了一般地方享有法令、条例或单行法规的拟定权，仅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立法体制上相对的分权与集权，在当时都有其原因并都发挥过有益的作用。但开始时连县政府都有拟定法令、条例的权力，未免分权过甚；以后又取消民族自治地方以外的所有地方的立法权，未免集权过甚。（3）1979年后，中国立法体制在朝着完善化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有多次改革。首先是1979年地方组织法揭开中国立法体制改革的序幕，规定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之后1982年宪法从多方面推进了这一改革，确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国务院行使行政法规制定权，并确定了国家立法权、行政法规制定权、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权的划分、归属及其基本关系。接着1982年和1986年两次修改地方组织法，把地方性法规制定权逐渐扩大到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这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还多次授权国务院和有关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规，形成了一个主要由国家立法权、行政法规创制权、地方性法规创制权、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创制权、授权立法权所构成的新的立法体制。同当代媒界普遍存在的单一的立法体制、复合的立法体制、制衡的立法体制相比，中国立法体制是独具特色的立法体制：（1）它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强调国家立法权属于中央并在整个立法体制中处于领导地位。国家立法权只能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行使，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不得与之相抵触。（2）它实行多级（多层次）并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一般地方，在立法职权上以及在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上有级别之差，它们并存于中国立法体制中。（3）它实行多类结合，即上述立法权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和有关方面享有授权立法权，有类别之差。中国立法体制中的各种立法权不是都可用“级”的概念表明它们的关系：其一，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与一般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不同，后者以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为前提，前者无此前提但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或备案；只有省、直辖市和国家确认的重大的市的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构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其二，行政法规一般能在全国有效，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不能在全国有效，因此行政法规比后者高一级；但后者不象一般地方性法规那样必须以行政法规为依据，有的还是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在这点上又不能说比行政法规低一级；把两者看成平级更不妥。其三，根据授权而行使的立法权更不可能以“级”或“层次”来表明它们在中国立法体制中的地位及其与别的立法权的关系。当代中国这种立法体制，是中央统一领导和适当分权，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相当灵活的民主集中制的立法体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法律，统率全局、国务院有重大的规范创制权，但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地方也享有相当大的规范创制权，但不得予宪法、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相抵触

3. 如何改革与完善我国当前立法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复（一）抓紧制定《制立法法》。使宪法等所规定的立法权限得以进一步明确、具体。界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范围，国务院的立法范围、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范围。对有关授权立法的问题也作出规定，如作出授权立法的机关、授权立法的内容限制以及授权立法的时限等。
（二）加强立法监督。我国立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大都与缺乏监督或监督不力相关联。各有关机关应充分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改变或撤销”之权，以保证法制协调发展。一方面，完善相关制度，健全有关机构；另一方面，加强监督力量，增加必要的人员，可考虑聘请一些专家学者作顾问，或直接参与审查，提供专家意见。
（三）加强法律、法规的审查清理。
（四）转变立法观念，完善立法技术。立法机关，尤其是法律、法规的起草者应下大力气调查研究，不能借口不了解情况，不熟悉业务而草率立法。应使立的法能够有效实施。

4. 求立法学论文_论中国立法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楼主，可以参考：

我国立法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我国的《立法法》是一部规定立法规则、确立立法制度的基本法律，涉及“立法权限”、“立法程序”、“法律效力等级”和“法律监督”四大问题。立法立法必须严格执行《立法法》的规定，坚决克服“立法不法”的现象。
立法是法治的关键和核心，其目的在于合理配置立法权力，有效规范行
政权力的运作，从而为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充分保障，实现公平、正义、自由、
秩序等价值目标。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不仅要求法的权威性和依法而治的法的工具
价值，而且强调立法对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追求、法的内容的合理性等法的实
质理性。法治已经演进为一个综合概念，它融汇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诸
多价值观念，包含着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权力制约、司法独立、立法等丰
富的制度意蕴，其核心则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几个世纪以来，法治理论与实践
对政府权力予以高度关注，这与立法权力作用范围的广泛性、与人们生活联系的
直接性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以来，立法权在很多国家的权力结构中极度扩张的事
实，不断提醒人们，对立法权力的制约是国家权力制约的重中之重。
在我国，立法尚处在初级阶段，立法法治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无论
是观念上还是制度上都面临着挑战。因此，立法是一场深刻的观念更新和制
度变革。当前，我国立法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在思想意识方面，有些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有些
领导干部的观念与立法的要求不相适应
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律传
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
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
又重新滋长。”由于我国缺乏依法治国、立法的传统，人们的民主法制观念
淡薄，特别是一些非常有害的观念或思想，严重阻碍着立法的实现。它们是：
第一，人治观念。有些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对立法重要性
的认识还不到位，有的是不重视，总认为立法不管用，按法定程序办事太麻
烦。因此，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立法还多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并没有真
正落实到行动上；有些领导干部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置法律于不
顾。第二，治民不治官的观念。有些领导干部往往把自己摆在了超越法律之上的
位置，总习惯地认为法律只管老百姓，忘记了自己同样需要接受法律的约束，从
而无视法律的规定。第三，法律工具主义观念。将法律仅视为一种治人的工具，
而不具有法律的目标价值观念。甚至认为，当对自己有利时就拿来适用，对自己
不利时就不执行。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立法观念的根植和立法方略的推
行。
因此，实行立法必须要大力培养和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重点是抓好各
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立法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的法治观念建设，切实地进行为依法
立法所要求的观念更新。
1．树立法治观念。为此，必须明确：第一，宪法至上。法治的实质是宪治，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体现，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灵魂。
第二，法律具有极大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而不允许有超越
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三，法大于权。任何人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
法、以权废法。第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树立权力制约观念。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必然导致腐败。
这是人类历史证明了的真理。
3．树立人权观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的执政党，必须把保护人民的权利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
最讲公平、最重视保护人民的权利。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人权，高举人权的旗
帜。
4．矫正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树立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目标主义并重的观念。
将法律视作既管老百姓又管政府的同时，结合法律目的，把立法、依法治国
的重心转向人民权利的保障及正义的实现，应是我国实行立法、依法治国的
策略选择。
二、在立法立法方面，有关立法立法空白
较多，所立之法缺陷较大
目前，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国家
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与改
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立法法制建设还比较滞后，立法管理
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立法质量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突出表现在现存的
法律、法规与规章之间缺乏协调和统一，使立法执法者难以适从；有些法律、法
规的一些条款太原则，不便操作和畸轻畸重；还有一些法律、法规对某些立法机
关设置的职权过大，尤其对自由裁量权，往往规定的幅度过大，并且没有顾及到
公民权利一旦受到侵害后的法律责任，容易造成少数立法执法人员毫无顾忌地滥
用立法权；立法程序法律制度很不健全，没有实现立法程序法律化，严重影响了
立法机关的立法。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法律体系，为立法创
造法律条件。
首先，必须加快立法步伐，改变某些领域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的状况。当前，
特别要抓紧制定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市场经济秩序、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和救济、
规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解决在建立商品市场、原材料市场、金融、资
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执法依据不足的状况；改变实施细则滞
后、法规不配套现象，尽可能使法律法规及规章同步出台，并加强立法解释工作，
使法律规范更加适应实际，操作性更强，以解决有法难依问题。
其次，注重立法质量，纠正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的倾向。法律、法
规的生命力在于其质量。近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许多法律文件修改过于频繁，并
且有些在实践中难以施行，问题的要害在于立法时，立法者对该法所调整的社会
关系缺乏科学而精细的调查研究，或者着力于通过立法解决本部门的编制、级别、
经费及其他种种具体问题。应当看到，一个法律文件制定得成功与否以至于最终
能否被有效地施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法是否正确而深刻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它所要调整的那部分社会事务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立
法必须提高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使法律充分体现民意，与社会生活相一致，符
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防止立法中渗入局部利益和部门利益而影响法律的全
面、公正和完整。同时，避免各种规范性文件在调整社会事务时发生重复、冲突
或疏漏，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再次，抓紧制定立法程序法，改变立法程序缺乏法律规范的现状。可以说，
离开了立法程序法，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立法。
最后，立法要依法。
三、在立法执法方面，现存的立法执法体制不顺，
影响了法律、法规与规章的执行效果
现存的立法执法体制不顺。具体表现为：第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从法
理上说，执法主体只能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企事业单位不
能拥有执法权，然而目前立法执法主体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并不少见。以
政企不分为例，工商部门管市场，又办市场；城建部门管理城市建设，自己也搞
城市建设，并进行自我质量监督；种子公司既是种子的生产经营者，又是种子生
产经营的管理监督者，等等。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局面，人为形成监督
不力。第二，立法执法部门纵向集权，条块分割，部门壁垒，相互之间缺乏协调
配合，结果造成执法工作形不成合力，相互掣肘，办事效率不高。第三，管理系
统交叉过多，职责不清。如对个体户的管理，涉及到工商、税务、物价、卫生等
多家执法部门，由于对同种法律行为有多种不同执法依据的交叉，客观造成立法
执法者不作为、乱作为或难作为。与此同时，我国立法执法队伍建设虽然经过多
年努力，有了长足进步，但是整体素质仍然不高。目前立法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不
少，如越权执法、不作为违法、随意执法、乱施处罚等问题的出现，既有不懂法
而出错的，也有滥用权力而违法的。
因此，必须理顺现行立法执法体制，按照条块结合、适当分权、便于执法、
讲求实效的原则，走综合执法之路。要积极推行立法执法责任制。1997年，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立法，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
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立法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通过明确政府机关法定
立法执法职责，健全立法执法评议考核体系，落实立法责任追究机制，实现规范
立法执法行为的目的。立法执法责任制，要力求做到实际、简明、准确、可操作
性强。具体推行时，关键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清理立法执法主体，明确执法依
据和执法权限，切实减少立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的推诿扯皮现象，努力提高立法
效能；二是确定执法岗位，分解执法职责，严密执法程序，细化执法标准，切实
改变过去那种执法岗位不清，职责不明，权力行使层级之间“上侵”、“下夺”、
“左挤”、“右占”，相互扯皮、揽功诿过的现象，有效地规范立法机关内部管
理秩序，提高立法效率；三是架构执法评考体系，突出执法效能评估，完善立法
责任追究机制，将立法职权的行使与执法人员的年度考核奖惩紧密挂钩，实现行
政权的规范运作。
同时，要提高立法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其关键是要坚持“公开、平等、竞
争、择优”的原则，健全对立法执法人员的录用、考核、晋升、奖惩、辞职、辞
退等具体制度，突出严字，严格管理，严明纪律，赏罚分明，形成“能者上、平
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机制。
四、在立法监督方面，现行立法执法
监督体系乏力，存在缺陷
目前，我国对立法权力的监督制约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权力机
关的监督、审判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立法机关自身的监督、党的监督
以及新闻舆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的社会监督。应该说，我国
的监督体系是比较全面和严密的，它在实际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实践
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表明了立法
权力监督乏力和监督体系存在缺陷。这其中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监督机制上
的原因。立法方面，主要是缺乏监督的法律规定，以致使人民群众等一些社会监
督流于形式而得不到落实。监督机制上，主要表现为有些监督缺乏必要的独立性，
直接影响其监督作用的发挥。例如，作为立法系统内的专门监督的立法监察，由
于它与立法机关有着立法隶属关系，使得这种监督在实践中很难真正履行其监督
职责，以致弱监、虚监、失监现象相当严重。还有，立法复议也存在着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目前，有些同志怕麻烦、推诿等不愿受理立法复议申请的情况还在
相当程度上存在，在立法复议决定上，还存在该撤销或者变更而维持的情况，上
下级之间“官官相护”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等等。
因此，必须强化和完善立法执法监督制约机制，确保严格、公正执法。首先，
加强权力机关对立法执法工作的监督。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尽快
制定《人大监督法》。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选举和任免干部时，应该把是否具
备必要的法律知识，是否依法办事作为衡量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在听取他
们的述职报告时，应把他们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的执法状况作为重要的考察内容。
各级人大常委会要通过听取和审议所在政府和单位实施法律、法规工作报告以及
组织代表检查、视察、评议执法工作等形式，督促立法机关做好执法工作。其次，
民主党派的监督、社会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也必须努力落到实处，
使它们共同服务于人大监督这个中心，并形成监督合力。
综上所述，我国要实现立法，必须革除一切与立法的要求不相适应
的旧观念，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法律体系，必须理顺现行立法执法体制，提高执
法队伍素质，必须强化和完善立法执法监督机制。惟其如此，才能为解决我国依
法立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创造条件，不断推进立法的进程，实现依法治国的
宏伟方略。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http://www.drcnet.com.cn/ 12/04/2003

5. 论述我国的立法体制！！！

我国是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又很不平衡。与这一国情相适应，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集中行使立法权的前提下，为了使我们的法律既能通行全国，又能适应各地方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的需要，在实践中能行得通，宪法和立法法根据宪法确定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确立了我国的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

(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二)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四)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还可以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

(五)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还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六)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

这种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又是怎样体现和保证法制统一的呢?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明确不同层次法律规范的效力。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不得同法律相抵触。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不得同地方性法规相抵触。另一方面，实行立法监督制度。行政法规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地方性法规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规章要向国务院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规章。

6. 我国立法关于用益物权规定的缺陷！

尽管我国现行立法中规定了一些用益物权，但从整体上说，我国的用益物权制度还是比较杂乱的，还存在着相当多的缺陷，主要可以概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立法概念不准确。我国的民事立法，一直没有使用过物权及用益物权的用语。《民法通则》使用的“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学者们通常认为指的就是用益物权。〔16〕历史已经证明，用益物权是一个既准确，又严谨的概念，为各国物权法所通用。用“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这一中国独有、但却极不准确的非法律概念来代替用益物权，明显违反了立法的技术要求，导致了立法概念的模糊。法律规定如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是如此，在大量的有关典权的司法解释中，典权都被典当所取代。而实际上，典权与典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一为物权，一为债权。
其二，立法内容不完整。在我国《民法通则》中，涉及用益物权的规定少得可怜，被认为是用益物权规定的条文只有4条。区区几个条文，怎能容纳下用益物权的丰富内容！尽管在其他法律、法规中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规定，但这毕竟不是民事基本法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往往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这种规定的结果，不仅使用益物权的立法内容过于简单、原则、分散，留下许多空白点，而且往往使民事权利无形中带上了行政管理的枷锁，给权利人行使民事权利带来不便。
其三，立法体系不科学。从罗马法，一直到《德国民法典》，尽管各国设置的用益物权种类不尽相同，但各国民法无不都有自己完备的用益物权体系，以涵盖本国所有权与其权能相分离的各种形式。我国《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一些用益物权，司法解释中也确认了某些用益物权，但我国的用益物权尚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体系。有学者认为，最典型的用益物权体系，应当包括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德国和瑞士法中规定的用益权和我国古代法固有的典权。我们姑且不论这种主张正确与否，单就这些用益物权而言，我国的民事立法都未明文规定，更不用说完善的用益物权体系了。
我国用益物权立法的上述缺陷，严重影响了用益物权作用的发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解决资产闲置和资源缺乏的矛盾，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用益物权制度。

7. 中国立法制度改革的缺陷,如何改善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儿大，从立法层面上讲，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相关回规定进行立法工答作，这与其立法机关的职能相符合，依笔者看，目前中国存在的缺陷就是立法制度的滞后性，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很多立法都是矛盾非要解决不可的时候出台，没有前瞻性和长期性，但这也与中国固有的思维相一致，改革是渐进的过程，包括立法改革。综上，谈论这个问题有点大。

8. 简述我国的立法体制！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统一的单一制国家是历史形成的传统，这些因素决定我国的立法权限必须相对集中，不能过于分散，以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

同时，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情况很不相同，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需要不断完善法制，等等，这些因素又决定我国的立法权限不能过于集中，必须适应各种不同情况，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8)我国立法体制的缺陷扩展阅读

宪法、立法法和有关法律在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我国法制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各自权限范围，作了明确规定。主要内容是：

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1982年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的权力，是我国立法体制的一个重要改革。30多年来，我国的多数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

9. 最大诚信原则在我国的立法缺陷与司法困境以及如何完善

我国1995年制定的《保险法》，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存在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本文约5000余字，试从保险立法中“近因”原则的缺失；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合同陷阱的隐藏；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及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及缺陷；并从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对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现代化保险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议，以求抛砖引玉。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证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投保人为了预防危险，将一定的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如果危险事故发生或出现合同约定的条件，保险人则须按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则通过建立保险基金来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由此可见，保险是为了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一种商业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合同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保险合同具有“最大善意”、“双务、有偿”、“射幸”等特征。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发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发布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 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发布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发布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代理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代理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代理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起诉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三是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要在检查保险公司的义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商业保险合同中非主要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监管，对存在合同陷阱，规避法律法规和加重对方义务责任等情况的合同条款要依职权主动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一定经济处罚。同时对一些应用广泛，易引起歧义如“现金价值”一类的保险专业词汇，实行统一的标准化解释，并作为强行标准载入相关合同条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纷争的出现，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要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保险业制度的先进之处，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保险投资的相关法规，通过立法，据展投资领域，控制投资比例，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完善有关保险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及其相关组织的管理，规范保险中介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责、权、利；加快保险精算报告、保险机构资产管理及保险机构的接管等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