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窝立法原则

❶ 新劳动法中员工是不是要在同一单位满十年才亨有十天年休假

不是这样的，只要工龄够十年就可以享受了。

一、还原网络设置
有时会因为网络的设置问题而导致了无法连接，可以尝试还原一下网络设置，在iPhone上依次打开设置→通用→还原
进入iPhone的还原设置页面中，我们可以看到页面中的“还原网络设置”，选中并且进行还原网络设置，然后重启手机，重新连接WiFi，再次打开App Store尝试一下问题是否解决？
二、重置WiFi
如果嫌上面的还原网络设置麻烦，你可以尝试一下WiFi重置，打开iPhone手机的设置页面，找到“无线局域网”，点击打开
在当前所连接的WiFi账号右侧，点击“i”设置图标按钮
这时，在打开的页面中，选择“忽略此网络”，然后重启手机，再次重新连接WiFi，看问题是否解决？
三、更换Apple ID
有时会因为Apple ID的问题而导致iTunes Store出现无法连接的现象，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借用别人的Apple ID来进行登录，若别人的可以连接，那么可能是自己之前注册Apple ID时候，有一些信息并没有填写完整，直接到官方地址进行完善即可：
https://appleid.apple.com/cn
四、重置日期
同样方法，在iPhone手机上依次打开设置→通用→日期与时间，将“自动设置”右侧的开启按钮进行关闭
这时，把当前的时间调整为去年，也就是2014年的相同时间，然后再次尝试一下iTunes Store，是否还出现问题？若依然连接不上，那么把刚刚的“自动设置”再次打开，再次尝试是否问题解决？若无，多重复尝试几遍。
五、重置访问限制
在iPhone手机上依次打开设置→通用→访问限制，点击打开它
如果访问限制目前处于开启状态，看下面的iTunes Store是否也处于开启状态？若是，则将其直接关闭
如果访问限制目前处于关闭状态，那么直接点击“启用访问限制”
设置访问限制的4位数字密码，同时也把列表下方的iTunes Store一并打开，然后停留大概5、6秒的时间
再次将访问限制进行关闭，点击“停用访问限制”，再尝试一下是否问题解决？
六、更换网络
如果当前使用的是WiFi网络出现的连接问题，可以将网络改为蜂窝数据，然后再次连接试试；同样道理，如果是使用蜂窝数据网络出现的连接问题，那么改为无线局域网试试。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行，那么可能是所在地的运营商网络问题，或者苹果服务器问题，隔开一段时间再尝试；或者看看身边使用iPhone手机的朋友，使用相同的运营商网络、无线网络试试连接，排查网络问题还是自己手机问题。

❷ 飞机上为什么禁止使用手机

对于“飞机上不能使用手机”这项禁令的合理性，有很多人深表怀疑。在斯蒂芬妮用手机拍到的奋进号穿透云层的照片在网上流传的同时，就有不少人提出疑问，难道美国的飞机上允许使用手机吗？不仅对公众而言，这是民航领域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在航空业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至今也没有得出让大家都满意的结论。为什么会有这条禁令呢？谣言粉碎机调查员得从20年前说起。

2001年，NASA对一架波音747和一架波音737进行了几周的测试。他们在乘客座位上，放置一台超宽频带的无线电发射机。实验结果非常明显，飞机的自动防撞系统当即出错，无视附近的另一架飞机。而且仪表着陆系统在进近过程中，也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分别发生了明显的漂移 [9]。虽然如此暴力的实验与日常情况相去甚远，但这至少证明了前面的理论结果是正确的：一旦存在与飞机组件工作频率相同的杂波，就确实会对飞行系统造成干扰。

2005年，FCC打算放宽这项禁令。在某些特定的限制下，允许乘客在飞机上使用手机。比如与通信设备厂商合作，为手机的发射功率设定一些限制。他们还考虑为飞机开发一种专用的机载通信设备，以满足乘客的通信需求。但这个好心反倒又招来了新的争议，有人认为，此举是强迫用户只许使用机载通信设备，而这显然会给航空公司带来丰厚利润，有违商业公平性。2006年，FAA再次宣布，维持原先的意见，即禁止在飞机上使用手机，由各航空公司自行执行。2007年，FCC也维持原议[10]。IEEE Spectrum杂志（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出版的期刊）质疑说，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没有定论，根本是因为FCC和FAA不肯花钱做实验，总是把决定权推给航空公司。。

这场争论持续了半个世纪，目前还是没有一致的结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无论说绝对有干扰，还是说绝对没干扰，都是不负责任的。但如果从代价的角度来看，虽然这种干扰的概率很小，可是赌注却太大了。而关闭手机，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措施。所以，在尚无结论的情况下，选择这种保守的做法，是一个明智之举。何况在航空公司有明确规定的同时，大家还是要严格遵守，不要因此惹出别的乱子。

❸ 《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主要内容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网络的兴起，电信领域的创新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国际互联网的触角已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引发了各个领域的应用革命，创造了新的生活、工作模式。新技术的发展，提高了效率，方便了生活，造福了社会。然而，如同所有新生事物一样，互联网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十分稚嫩和脆弱的，这就为互联网犯罪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电子速度所实施的交易指令的快速性、数字化和交易的非物质因素，既是网络社会所特有的繁花似锦，也是网络社会最容易受到犯罪侵害的脆弱之处。据法国内务部打击信息犯罪中央大队的统计数据，法国与信息技术相关的犯罪案件数量1998年比1997年增长 33.49%，案件由1997年424件升至1998年的566件，1999年达到716件。1999年统计的犯罪类型主要有诈骗、侵害数据自动处理系统、假冒、电信欺诈、信息与自由、非法侵入蜂窝电话和其它犯罪（1）美国联邦调查局的IFCC网络从2000年5月8日至11月3日短短半年时间内就收到了19490件投诉。美国联邦调查局互联网犯罪中心所作的互联网犯罪分类涉及有拍卖、不交货、安全舞弊、信用卡、身份盗窃、谋利、服务和其它犯罪〔2〕。
面对迅猛发展的网络社会，面对日益增长的网络犯罪，国际社会早已开始着手与电子信息网络相关的立法工作，在初步建立有关电子信息网络标准化统一规则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开展预防和打击网络犯罪立法方面的工作，法国、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在立法原则、对网络犯罪的定义和分类、刑罚的设置、刑事程序法、管辖权、国际合作，以及预防措施等方面有许多值得我国相关部门进行深入研究和借鉴的内容。为促进我国网络安全，加快网络犯罪立法工作的步伐，增进在网络安全、预防和打击网络犯罪方面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确保2008北京数字奥运的圆满成功，研究、利用和共享这方面的资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对比。

一、与电子信息网络相关的立法概况
与电子信息网络相关的立法从内容上看涉及面较为宽泛，大致可以分为：1、与民商法相关的电子信息网络法，主要是民商法原则在网络环境下的延伸，如电子商务合同法、互联网知识产权法、电子商务涉及的税法、网上支付的法律问题、安全与隐私权、电子证据、电子商务中的广告法律问题、电子商务的管辖权等等。2、与行政法相关的电子信息网络法，主要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电子信息网络安全方面的规则，网上统计调查法律规则，如政府网上统计规则和民间网上统计规则等。3、与证据法相关的电子信息网络法，既包括民事方面的电子商务证据，如数据电文、数字签名证据，也包括刑事电子证据的认定和保存规则。4、与程序法相关的电子信息网络法，主要是网络交易纠纷和网络犯罪的管辖权，侦察、监控规则，法庭辩论和调查规则等。5、与刑法相关的电子信息网络法，包括网络犯罪的定义、分类和刑罚。6、与国际公约相关的电子信息网络立法，主要是各国政府就已经加入或者将来有可能加入的国际公约，制定国内法。
从时间跨度上看，国际社会的立法经历了从统一标准化规则到民商事立法，再到网络犯罪立法的过程。而国内网络犯罪立法与网络民商事立法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
（一）主要的国际立法
1996年12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了《电子商务示范法》，该示范法主要是解决电子合同、电子提单等的效力问题，对各国合同法影响较大；1997 年欧盟提出《欧洲电子商务行动方案》，为规范欧洲电子商务活动制定了框架；1998年欧盟颁布《关于信息社会服务的透明机制的指令》；1999年又通过了《关于建立有关电子签名共同法律框架的指令》〔3〕；2001年欧洲理事会通过《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并实行开放签署，目前已有20 多个国家加入该公约。
（二）网络犯罪方面主要的国内立法
世界各国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对计算机安全与犯罪进行立法保护〔4〕。1970年美国颁布《金融秘密权利法》，对金融业计算机存储数据的保护作了规定，1984年通过《伪造存取手段以及计算机诈骗与滥用法》，并修改了美国刑法的相关内容，1986年美国相继通过了《计算机诈骗与滥用法》、《国家信息基础保护法》，明确了对网络犯罪的处罚，1987年颁布《联邦计算机安全处罚条例》。
法国自1978年起就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记名信息〔5〕进行法律保护,如关于信息、文档和自由的第78—17号法律，法国刑法典第226—16至 226—25条（侵犯信息处理或文档而对他人人身权利造成侵害的犯罪）；1980年关于司法档案自动化的法律；1994年关于在卫生领域以研究为目的的记名资料处理的法律，该法除规定了未经批准擅自处理信息的犯罪以外，还规定了几种专门的犯罪，如进行记名数据自动处理事先未向相对人告知访问全权、更正权、异议权，未向其告知传送信息的性质、接受数据的自然人与法人情况的，处5年监禁和200万法郎罚金〔6〕等。
（三）我国的立法情况
我国颁布的条例和部门规章有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997年《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办法》；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1997年《刑法》的有关规定；2000年《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1年《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管理办法》；公安部1997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分类原则》等。
从以上立法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在隐私权和卫生领域的信息网络安全立法和网络犯罪立法方面尚有欠缺。

二、对欧盟《关于网络犯罪公约》的借鉴
欧洲理事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宗旨是，通过敦促缔约国进行适当的立法，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以达成共同的刑事政策，加强社会防卫，打击盗版、网络欺诈、儿童色情和危害网络安全等严重的网络犯罪〔7〕。
1989年欧盟部长委员会通过了与计算机有关的犯罪第R（89）9号建议，1995年通过与信息技术有关的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第R（95）13号建议，1997年成立了网络空间犯罪专家委员会，从1997年至2000年网络空间犯罪专家委员会共举行了10次全体会议，15次草案专家组会议，公约草案修改27稿，于2001年11月8日正式通过。
这部长达4年时间完成的公约，是国际社会第一个防范网络犯罪的国际公约，公约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科学和国际协作的理念。以下几点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一）以人为本的立法原则
公约的实体法、程序法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从其打击的犯罪内容不难看出，体现了人文关怀，对人的关爱，对公众利益的维护。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采取的是积极的措施，而非消极的措施，所规定的内容是深受大众欢迎，并且能为公众所接受的。公约对法人刑事责任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保护公众利益的原则。公约规定无论是法人本身还是法人组织中的个人为谋取法人的利益，以法人的名义进行犯罪的，该法人及其自然人均须承担责任，法人的责任可以是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但同时并不排除自然人的刑事责任，这种处罚形式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公约在程序法中特别规定了适用条件和保障措施，这在我国一般的立法中是很难见到的。如公约第15条在条件和保障措施中规定，缔约国应确保在适用本节中提到的权利和措施时，必须符合国内法所规定的适用条件并提供相应的保障措施，以有效地保护人权和自由，同时应对这种权利和程序实施适当的独立监督，并应考虑其对第三人的权利、责任和合法利益的影响〔8〕。这种立法原则不仅对我国网络犯罪立法有所借鉴，对其它方面的立法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参考价值。我国在网络犯罪刑事程序法方面基本上属于空白，今后在制定对网络犯罪的侦察、监控等措施方面应当对公约的相关内容加以考虑。
（二）以科学为基础的定义
公约对网络犯罪的定义较好地综合了目前世界各国所采用的概括式定义法和列举式定义法的优点，将网络犯罪定义为：“危害计算机系统、网络和计算机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以及对这些系统、网络和数据进行滥用的行为”〔9〕。这种定义较之此前的定义更具科学性。我国刑法第285条至287条对与计算机有关的犯罪作了规定，这三条可以说只包含了纯正的计算机犯罪的一部分，而刑法第196条、363条和364条的规定也仅包含了不纯正的网络犯罪（即利用信息科学技术实施传统犯罪的行为）的一部分。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三）友善的国际合作机制
首先，公约在大多数条款中都规定缔约国可以依据国内法和本国的实际行使保留权。其次，公约在国际合作一章中，规定了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三个原则和一个程序，即国际合作的总体原则、引渡原则、多边协助总体原则和在缺少可适用的国际协议情况下进行多边协助的程序〔10〕。对于协助程序公约规定，在紧急情况下一国可以请求另一国协助，而当被请求国认为该项请求1、涉及政治犯罪或与政治犯罪有关；2、若提供协助可能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其它重要利益时可以拒绝提供协助。这种灵活、友善的国际合作机制，可以促使各个国家更加容易接受该公约。

三、关于我国网络犯罪立法的思考
伴随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网络发展的全球化，我国的网络社会不可能永远是一块净土，在巨大商机和利润的诱惑下，我国的网络犯罪也将会呈上升趋势。对此我国的相关部门应早作准备，未雨瘳谋。�

❹ 动物咬人人要负责任吗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
一、关于动物共同损害的处理
动物共同损害，就是数个动物共同造成他人财产和人身损害的情况。数个动物致人损害时，如果数个动物属同一饲养人或管理人，应直接按照民法通则127条规定处理。如果数个动物属不同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则应按照民法通则127条和130条共同侵权的规定，判由数个饲养人或管理人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在实践中，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损害并非数个动物共同所为，但数个动物都有致人损害的可能，而又不知损害为何个动物所为。对此，应如何处理？我认为，应按共同危险行为处理。所谓共同危险行为，即损害并非数人共同行为所致，又不知数人中何人为加害人，而个人的行为都可能造成损害的情形。对共同危险行为的责任，在一些外国和我国台湾民法中都规定共同危险人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如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第830条规定，“数人因共同侵权加害于他人时，各自对损害负赔偿责任，在数人中不知谁为加害者亦同”。台湾民法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数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不能知其中谁为加害者亦同。”我国民法没有关于共同危险行为民事责任的规定。实践中对共同危险的处理不尽一致。有的对共同危险行为的诉讼，作为原告没有明确的被告而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有的则以原告证据不足，判定原告败诉，等等。
二、买卖动物致人损害应如何处理
动物应买卖而进入流通领域后，致人损害的情况时有发生，对这类纠纷应如何处理，理论上和实践中，认识和裁判尚不统一。如有这样一起因买卖耕牛引起的赔偿纠纷案，案情是： 丁某到畜牧业自由市场上，用650元现金从林某处买回一台耕牛。买回第五天，丁某牵着牛去犁地时，刚犁完一圈，耕牛便站着不走，怎么也不听使唤，丁某发急，遂用鞭子抽打了牛几下，牛突然转身，用头将丁抵撞倒后，活活将丁某抵死在地里。事情发生后，丁的家属向法院起诉，要求林某赔偿损失。对此案如何处理，有三种意见：1，丁某死亡与林某有一定因果关系。林某卖牛没有言明牛会伤人，所以对丁某的被牛抵死有过错（过失），应承担民事责任。2，双方当事人均无过错，应按无过错责任原则处理。3，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耕牛买卖关系已成交，耕牛已经归了丁某所有，自家的牛伤自家的主人，与卖主林某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林某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也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处理。本案最后按第三种意见处理，这种意见并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先不说本案处理的是否正确，仅从本案的争议看来，有必要对买卖动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探讨。
确认买卖动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买卖动物所有权是否转移，二是买卖动物是否存在潜在危险。一般说，动物致害的民事责任，随着动物所有权的转移而发生转移。根据《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二款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和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家畜、家禽等动物买卖的民事责任，法律没有特别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从交付时起发生所有权转移之法律效力。其动物损害的民事责任，也就转移到新的饲养人了。买卖动物损害责任随着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这只是一般原则。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损害是由动物潜在的危险造成的。对此，则不能完全根据动物所有权转移来确定其民事责任。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因而，在处理买卖动物时，还应注意审查动物有无潜在危险。所谓动物潜在危险，是指个别动物所具有超出同类动物共同危险之外的危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动物危险性的认识程度，一般是由同类动物普遍具有的危险性决定的，人们对某类动物的危险性的认识和防范，与该类动物的共同危险性程度相适应。例如，狗类动物一般易伤人，属于人们普遍认识并防范的。但耕牛伤人，公鸡伤人等，则是超过了这类动物共同危险性的特殊情况了。这种特殊情况，就是动物的潜在危险，，亦称动物的隐蔽瑕疵。
动物具有潜在危险，出卖人出售动物时，应当向买受人言明，出卖人不向买受人言明，隐瞒其潜在危险，将其出卖他人，因而给社会或他人造成损害的，出卖人仍应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因为从交易安全出发，出卖人应当负瑕疵担保责任。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如法国、瑞典、日本等，都有出卖人负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定，德国民法还专门规定了“牲畜买卖”的瑕疵责任。因而，对前述案例，我认为，如果出卖人没有向买受人言明牛伤人的潜在危险，应由出卖人承担瑕疵担保民事责任。不能认为买卖关系已成立，动物所有权已经转移，即与卖主无关。但如果动物虽有潜在危险，出售动物时，出售人已告诉了买受人，买受人在饲养过程中致人损害的，出卖人不负赔偿责任。
三、动物致害双方均无过错，能否适用公平原则
对于动物致人损害，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根据《民法通则》127条规定，除了损害是因受害人自己过错和第三人过错所致外，饲养人或管理人不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责任。因而，对于动物致人损害，受害人和第三人有过错者，就应由受害人或第三人承担责任；受害人和第三人没有过错的，就应由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责任。对此，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
应当指出的是，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在主观方面虽然都属于无过错，但两者在适用范围和法律后果上是有原则区别的。无过错责任适用的对象由法律直接明确规定，适用特定原因引起的损害赔偿，属于特定的无过错。而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法律只作了概括规定，没有特定的适用对象，属于概括的无过错。特定的无过错责任，应当适用特别法律规定，不能适用概括的无过错责任（即公平责任）的规定。否则，象《民法通则》127条这样的无过错责任的特别规定将失去意义。这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同时，适用无过错原则与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法律后果不同。无过错责任由致害人一方承担民事责任，而公平责任则应根据具体情况，由致害人和受害人共同分担。因此，一定要将二者区别开来。
四、如何理解“受害人过错”和“第三人过错”
《民法通则》127条规定‘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表明，受害人过错和第三人过错是饲养人或管理人的免责条件。因而，正确认定“受害人过错”和“第三人过错”，对确定饲养人或管理人的民事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实践中，对受害人过错和第三人过错的理解，存在两种偏向，一是把“过错”仅限于故意范围之内，认为“过错”仅指故意挑逗动物行为。二是认为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但对过失的理解，其范围过于扩大化。
这里的“过错”，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但从实践看，主要表现为故意。如第三人故意嗾使他人饲养的狗咬伤他人；受害人故意挑逗他人栓养的马或牛而踢伤自己，等等。但因过失行为刺激动物或使动物受惊而使他人或本人致害的情况，也不乏其例。如误触他人檐下蜂箱，而招致蜜蜂蛰伤自己；农村办婚事或丧事时，在牛群或马群附近鸣锣或鸣炮，致使牛群受惊而骚动，给本人或他人造成损害的；等等。
实践中，对过错中故意的理解和认定尚无分歧。但对“过失”的理解和认定，尚不统一。实践中，有不适当扩大受害人过失的情况。有的把受害人疏于防护、疏于看管等不能直接诱发动物损害的情况，也作为受害人过错（过失）处理。如某甲早已知道某乙所养之狗有咬人习性，一日甲欲通过乙之门口，当甲临近乙之门口时，未见乙狗狂吠，以为乙狗不在家，即放松警惕。当甲刚经过乙门口时，乙狗突然跳出赴向甲，将甲咬伤。此案中，甲明知乙狗有咬人习性而疏于防范，被认定其本人有过错。又如：小孩被鸡啄伤，则认为其父母有监护失职之过错，等等。出现这种认识的原因，主要是受到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李桂英诉向桂清鸡啄眼赔偿一案的函复”的影响。该函复认为：“该案从法律责任来看，李桂英带领自己三岁男孩外出，应认识到对小孩有看护之责任，李桂英抛开孩子，自己与他人在路上闲聊，造成孩子被鸡啄伤右眼，这是李桂英做母亲的过失，与养鸡着直接关系。”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函复，是在《民法通则》颁布前，当时尚无动物致害的民事责任规定，对动物饲养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尚无法律依据。因而只好归咎于孩子母亲监护上的过错。现在按《民法通则》的规定来看，这一函复有不当之处。而且在认定受害人过错上，也未免过于苛刻。因而目前认定动物受害人过错，不能再把“函复”作为依据了。那么，应如何认定受害人过错呢？我认为，在动物致害中，受害人过错是指受害人于损害存在故意和过失，而且这种故意和过失是诱发动物致害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受害人受到动物损害，是由自己挑逗、刺激等诱发动物的行为直接造成的。如果受害人的行为不足以诱发动物致害，则不能认为受害人在该损害中存在过错。把受害人过错限于诱发动物损害上，符合国际立法趋势。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直接把受害人“挑逗”或“挑动”而造成自己损害的，作为动物饲养人免责条件。受害人疏于防范，疏于监护等而被动物损害的，因其行为本身不能直接诱发动物损害，与动物损害没有必然因果关系，不能认定其有过错而免除饲养人或管理人责任。
同时，还应指出，对于“动物挑逗动物”所造成的损害，也应适用上述原则处理。 如自己饲养的动物挑动他人动物，致使他人动物给自己造成损害的，亦应作为受害人过错处理。
五、对野生动物致人损害应如何处理
这里所说野生动物是指自然界生存的野生动物，不包括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自然界的野生动物可分两种：一是一般野生动物；一是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一般野生动物，如果是因人为原因使其致人损害的，应按一般侵权处理。如张某等三人，见树上有一米高左右的椭圆形野蜂窝，即用石头惹砸，致使野蜂受惊，漫天飞舞，将蜂窝附近一头正在放牧的耕牛蛰死。对此，应直接按一般侵权处理，不能适用《民法通则》127条。
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致人损害， 也时有发生。如早在1990年6月2日《农民日报》曾报道： 89年冬至90年春神龙架自然保护区的华南虎先后跳入村民的猪圈、羊圈里，吃掉了80多斤重的一头猪，衔走了70斤左右的两只大山羊。由于黑熊、野猪、猕猴等破坏庄稼，许多村庄的农民防不胜防。最近《法制日报》报道：“据陕西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处统计，仅在1999年至2001年，全省就发生羚牛伤害事件125起，其中致人死亡15起”。陕西省宝鸡市马营镇折沟村，今年7月21日又发生了羚牛伤人事件（见2003年8月19日《法制日报》第三版《羚牛伤人法律埋单》一文）。对自然保护区动物致害与一般野生动物和饲养动物致害的责任是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不同于“赔偿”。对自然保护区重点保护动物致害的，应按这一规定处理，不适用《民法通则》127条。对于自然保护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问题，目前国家尚无统一规定，各个地方的规定和补偿标准亦不一样。因而，对于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应当根据各地具体规定和实际情况处理。